特稿丨查理事件:歐洲的社會失范、種族歧視與文化多元主義危機

文/孟常

11點鐘,同事們聚攏在辦公室中間,為查理周刊的同行們默哀1分鐘。集體儀式的確會增添肅穆和沉重感,身邊有人開始小聲啜泣。

令人哀痛的慘劇。那麼多幽默的傢伙死了,或許死之前一刻還穿著騷氣的格子西裝端著咖啡杯的法國人。

眼淚橫飛,人們自發到廣場聚集、悼念,在社交媒體上刷出一個個「RIP」;各國首腦紛紛譴責,表態團結一致打擊恐怖主義。

連對國際議題一向缺乏報道能力的中國媒體都沸騰了,他們再一次想起了亨老師早已被拋棄多年、毫無解釋能力的「萬能框架」——文明的衝突,哎呀你看,又應驗了,伊斯蘭文明跟基督教文明的衝突;一個沒有政治光譜的國家民眾開始關心起「法國左翼刊物的諷刺傳統」,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也在爭論言論自由的邊界……

在這些眼淚、哀慟和憤怒中,在這些「正義」對「非正義」,「文明」對「反文明」的聲討聲中,我想說些不相關——或者說更相關的話。不是要為恐怖分子——對無辜者實施無差別傷害的人辯護,但相比起情緒宣洩,我更感興趣他們從哪裡來。

歐洲多元文化融合的失敗

他們是歐洲公民。由極端穆斯林勢力發動的歐洲恐怖襲擊,你在網路和電視上看到的長著一副中東面孔的年輕恐怖分子,他們其實是丹麥人、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數據顯示,加入ISIS的歐洲公民人數已有三四千人。他們不是駕著小船從義大利南部偷渡入境的北非難民,不是基地組織在當地山區用利益誘惑招募的沒受過教育的無產年輕人,也不是從中東國家跑來歐洲打黑工的非法移民——或許有些人的父輩是如此抵達歐洲的。他們是出生在歐洲的穆斯林移民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他們合法持有歐洲各國護照,是該國公民。他們跟每一個歐洲白人小孩一樣長大,吃薯條和義大利面,說著流利的英語或法文,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酒吧里勾搭金髮姑娘,在街角的空地上跟小夥伴們踢足球。或許,對於住在歐洲的人來說,他就是你每天路過那家kebab店老闆的兒子,是你在城市裡移民聚集區域市的市場上擦肩而過的路人甲。對於「人在天朝,求細軟跑」的人來說,這太奇怪了,放著舒適的日子不過,為什麼冒著流血犧牲的險跑去加入IS這樣的極端恐怖組織?拿著歐洲護照你去度假去週遊世界不行嗎,跟狐朋狗友聚在一起抽大麻不好么?只可能有一個解釋,他們並無法過上你想像中的歐洲生活。更進一步說,這些在歐洲社會出生長大、接受教育的穆斯林新生代,他們不僅從內部威脅著歐洲社會的安全(自由出入邊境),也折射著半世紀以來歐洲對於外來族裔吸納融合(intergradation)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全面失敗。這才是法國一系列暴恐事件背後,更本質的問題。

極端勢力的誘惑歐洲跟美國很大的一點不同,就是它從來不是一個移民社會。二戰後,由於經濟騰飛帶來對勞動力的巨大需求,歐洲各國都從前殖民地或周邊欠發達國家引進了大量勞動力,荷蘭是召喚了摩洛哥和蘇利南人,德國請來了土耳其人,法國是擠滿了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裔,北歐人發現勞動力都被丫們搶光了,就向剛剛解嚴的前共產主義東歐的難民們開放了邊境……他們是舉家移過來紮根了,在歐洲娶妻生子,久的甚至已到第三代。但是這些移民很難融入當地社會,有文化、習俗、自然也有公共政策的因素,他們跟當地社會隔絕,或多或少缺乏跟當地人平等的機會,也因此對所在國文化缺乏認同,他們大量聚集居住,形成城市裡一個個孤島式的社區,並不斷強化自我認同。在公共生活里,他們的聲音無法被傾聽,在政策制定上很難有足夠多的話語權,也很難對所在國形成主人公意識和歸屬感。

對於歐洲社會來說,不像美國有那麼多處理移民的經驗。美國社會的政治正確,很多歐洲人並不熟悉。對於歐洲人來說,故事剛開始時,移民無非就是生活里的清潔工、理髮師、送餐員,就像家裡來了客,隨著時間的發展,歐洲人慢慢發現,這些被「請」過來的勞工真的住下來不走了,他們在這裡繁衍生育(還生很多),成了周圍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故事的開頭不是太愉快,但日子還能過下去,歐洲人還能保持自己的耐心和寬容。隨著移民越來越多,情緒開始起了變化,再後來,經濟逐漸不景氣了,失業率飆升了,社會犯罪率也在上升,矛盾就愈演愈烈了。人們總是這樣,勉強可以同甘,共苦很難。日子變差了,責怪誰呢,政府肯定是要罵的,罵完了,就得怪移民啊,老百姓不考慮太深入話題的:是他們搶了我的工作!是他們的瘋狂湧入靠社保度日拖累了我們的經濟!我鄰居家那個摩洛哥小伙兒賊眉鼠眼的,自行車肯定是他偷的;一個街區之外那幫穆斯林野孩子二十多歲了都還沒工作在大街上遊盪,老子交那麼高的稅就拿去喂這些狗娘養的了。如果歐洲人懂中文的話,一定會用「蝗蟲」這個詞。(儘管數據表明,移民群體有更強的犯罪率,是因為移民中低收入群體的比率更大。換句話說,犯罪率跟低收入、低教育水平更直接相關,跟人種關係不大,而低收入低教育水平跟機會不均等關係更大……但這個循環的邏輯就如雞和蛋哪個先一樣解釋不清。)更重要的是,他們長著不一樣的模樣、有著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習俗且很難歸化、婦女很多不出去工作就在家生孩子,歐洲人對於歐洲被伊斯蘭化有著切實的恐懼。在這個大背景下,歐洲右翼政黨開始有市場了(原本在社會民主主義一片高歌下毫無機會),在政策博弈後,左派政府也不得不往右挪,各國都在某種程度了收緊了移民政策。說回到歐洲穆斯林移民。他們在當地社會無法真正融入,且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視和異樣眼光(是的,歧視毋庸置疑的存在),於是他們抱團取暖,從自身社區的族親、文化和宗教上找尋認同。一個奇異的現象就這樣發生了:相比他們的父輩,伊斯蘭教及其附屬文化對第二、三代新生代穆斯林的吸引力只增不減。本身日子就沒那麼好過,這時候經濟危機來了,工作更難找了(經濟衰退,他們只會比本地人更難找工作),尤其是年輕人。這時候,原教旨伊斯蘭的意識形態來了——我們都是兄弟姐妹,都愛真主穆罕默德。我們所遭受的苦難,是因為這個白人主導的不公正的世界,是因為他們fucked your life up,來吧,來加入我們自己的「community」(社區),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向他們展示我們的能量。當地社會沒能提供的歸屬感、榮譽感、被傾聽、被關注的需求空白,被極端勢力填補了。這是一個循環互動的過程。多來自社會底層——>跟當地不同文化、信仰——>跟當地社會隔離——>內部抱團、聚居——>被主流社會歧視——>抱團更緊密,內部認同更強——>社會經濟中的劣勢地位和機會不均等——>社會底層——>犯罪率高——>經濟危機——>當地人更多的反感和歧視——>更強烈的不滿……這是一些新生代穆斯林走上恐怖主義道路的辯護詞嗎?當然不是。不是所有心生不滿的人都會去加入聖戰組織,但正如「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成功後,搶來的地主家田產就是你的」對三代貧農有致命誘惑,在某些國家、某些時代,這樣蠱惑的口號可以最大限度的動員底層無產者,掀起一場革命,當下也可以。且不管這些意識形態背後的真實目的如何。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背景,是全球化背景下權貴資本的如日中天和日漸惡化的環境,也加劇了階層對立和貧富鴻溝(為什麼皮凱蒂那麼火),作為相對社會底層的移民群體,被剝奪感和痛感更強。只要規則有不完善、不公正的地方,極端的聲音和解決方案總能找到市場,它就是被人們利用來表達憤怒的方式。

英國是西方為ISIS輸送戰士的第一大國。而被小清新們美化為「世界上最幸福國家」的丹麥,也緊隨其後。那些穆斯林社區的年輕人,就拿著「世界上最幸福國家」的護照,去敘利亞戰死去了。在ISIS發布的一系列「斬首」視頻中,其成員都說著一口流利的英國口音,而已公布的照片顯示,ISIS成員中不乏跟伊斯蘭教毫無關係的白人,這還不包括多次被英美警方宣稱逮捕的」試圖奔赴敘利亞為ISIS而戰的白人公民」。他們也為了真主而戰嗎?還是說,在ISIS身上找到了對這世界發泄不滿的寄託?在憤怒和反恐的話語敘事之外,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

所有人內心都住著一個種族歧視主義者說幾件身邊的事。無事的周日下午,我會去離家不遠的一個球場踢球。那裡是北非移民聚居區,每周聚在一起的球友也自然以摩洛哥裔、阿爾及利亞裔為主。他們大多是出生在荷蘭的第二代,年長些的已有了小孩。在球場上交流呼喊時,他們互相說荷蘭語,但以阿拉伯語為主——換句話說,如果不交代環境,你會以為置身馬拉喀什的某個球場。某次踢完球坐在一起喝水,一個叫阿里的阿爾及利亞裔小伙兒告訴我,他們大多數人都是一起長大的。有荷蘭當地朋友嗎?我問。當然有,但不多,他說。後來有次移民群體在阿姆斯特丹遊行反種族歧視,數萬人參加,我抱著相機去湊熱鬧,卻意外在遊行隊伍里遇到了穆罕默德(Of course, everyone named Muhammad),也是我們一起踢球那伙人中的一個。我說你怎麼來了。他說雖然這遊行是因黑皮特而起,但作為一個外來族群在這個社會中所受的歧視,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在歐洲範圍內,荷蘭已經是移民問題上寬容的典範。荷蘭第二大城市鹿特丹的現任市長,Ahmed Aboutaleb,就是一個來自摩洛哥移民家庭的穆斯林。他本人不僅出生在摩洛哥,十幾歲時才跟母親移民到荷蘭,且至今持有摩洛哥和荷蘭雙重國籍。饒是如此,歧視仍然普遍存在。歧視隨著一個社會的成熟,會從顯性的政策性歧視轉移到社會生活的細節中去。這是進步,但人心不像政策,可以通過行政力量通過或廢止,人心如此微妙,接納排斥、親疏遠近,實非一時一日可以改變。

一個英國朋友,她在倫敦最「白人中心主義」的區域念的高中。她坦誠說,從英國人角度來說,平時大家私下聊天時的確會對移民(尤其是穆斯林和亞洲人)指指點點,說一些惡毒的玩笑,而也很少有穆斯林同學跟他們在一個圈子玩,那些花枝招展fancy的英國姑娘,嘴上不說,但很少會有人願意跟穆斯林移民小伙約會。在英格蘭更保守的北部,對移民的歧視就更普遍了,不僅是否允許穆斯林婦女披戴面紗曾引起巨大爭議,而且常會聽聞穆斯林移民在街上被警察和極端分子攻擊的事情,移民面孔的年輕小伙經常被警察作為犯罪嫌疑人盤查(跟美國弗格森黑人抗議中表述的遭遇類似)。我在丹麥丟過一輛自行車,丹麥朋友聽聞後的第一反應就是:肯定是東歐人乾的。他們還會痛心疾首的嘆息道,二十年前,也就是在東歐人湧入丹麥之前的歲月,丹麥是真正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世外桃源,後來東歐人來了,犯罪率嘩嘩往上竄……「我之前自行車都不鎖的,現在裝兩把鎖……」 說起移民,隨便拉個歐洲人都能給你祥林嫂上一陣子。還有個朋友,她是美韓混血,被一個丹麥家庭收養,在丹麥社會念書、長大。有次酒後聊天,她說丹麥人是世界上最惡毒、最種族主義的。我一驚,這個「童話王國」的國民,難道不是傳說中非常nice、包容的嗎?她說以前念高中,就因為她完全不同的長相,那些金髮碧眼的同學常年嘲笑、欺負她(想像一個移民極少的年代,一個保守的社會,一群金髮碧眼的白人中間有一個亞洲面孔),她像醜小鴨一樣長大,這段經歷是她心裡永遠的陰影。她說直到後來去日本交換,在大街上被人圍觀,被演藝公司約去做模特,她才第一次知道,自己長得「並不醜」(混血的她長著亞洲面孔,極其漂亮)。這些都是身邊聽來、經歷的故事。都是小細節,缺乏典型性,也因此並不「聳人聽聞」。說這些不是要批評歐洲白人的種族歧視,這樣的批評太輕鬆、粗糙、也流於表層,就如當地人批評移民坐享福利提高犯罪率一樣,是一體兩面的粗暴邏輯。更想說的是,一個社會內部不同族群、不同聲音的融合和博弈,是一個複雜而漫長的過程,而不是簡單道德上的善惡判斷。只要這博弈訴諸於和平,而非暴力。人們本能的不喜歡外來者,不喜歡跟我們不一樣的事物(無論語言、習俗、膚色還是宗教),尤其當這些外來者相對弱勢、乃至威脅到我們自身利益的時候。我常跟朋友開玩笑說,中國不是移民社會,所以中國人民沒有機會表現自己種族歧視的偉大傳統,只能搞內部歧視^_^ 一個社會真正的接受「他者」和不同聲音,需要長時間的練習,中國社會則缺乏類似經驗。

中國和歐洲面臨同樣的治理危機我不是在為恐怖分子開脫,也不是在簡單的控訴社會不公正,並呼喊一些「正義」口號。對於伊斯蘭極端勢力當然要下硬拳,他們是人類社會的公敵。我只是不安,當下的憤怒和討論,似乎再次偏離了那些真正緊要、本質的問題。伊斯蘭國的那些瘋子,增派軍事力量消滅就可以了,可如果敵人自內部生長呢?如果憤怒和不滿像病毒一樣蔓延、繁殖呢?把占人口近10%的移民都趕出國境線?正如有論者提到的,這一系列事件或會成為歐洲「反伊斯蘭化」運動的一個引爆點,極右勢力將藉此大做文章,德國德累斯頓街頭的民族主義者們也為其呼聲找到了更有力的現實依據。荷蘭民族主義極右政黨PVV黨魁,著名的「種族主義頭子」Wilders已經站出來發話了:哥都說多少遍了,可你們歐洲的領導人們就是意識不到:這是一場戰爭。穆斯林群體內部並非鐵板一塊,極端勢力無法代表整個穆斯林世界(事實上,我認識的穆斯林朋友都極其nice),普通穆斯林也是原教旨主義的受害者。而當極右翼獲得話語優勢,煽動懶於對穆斯林群體區別看待的庸眾,甚至訴諸暴力(不要忘了,2011年的挪威殺人狂布雷維克是極右反穆斯林分子),又會加劇歐洲溫和穆斯林群體的生存困境,讓原本就有失落和拋離感的人群進一步,給極端勢力的意識形態以發揮空間。

圖表:歐洲的伊斯蘭群體 (《經濟學人》)

歐盟各國現共有1500萬左右穆斯林,預計到2025年將達到3000萬。要知道,哪怕穆斯林占絕大多數的土耳其也才7000萬人口。社會內部族群撕裂,相互仇視,是社會不能承受的代價,奧朗德和默克爾明白這一點,所以在公開講話中一次次呼籲,恐怖分子堅決打擊,但請不要針對整個穆斯林群體。在這麼一個舉球悲憤、人人手舉「我是查理」標語的時刻,說這些話是「政治不正確」的,也有「理中客」之嫌。但我只是擔心,這一切又將落入西方社會習慣式的正義與非正義、文明與反人類的敘事。這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遮蔽了更深層次的危機。我說著歐洲,想著中國。有些話卻欲說還休。歐洲當下面臨的困境,中國社會陌生嗎?歐洲社會內部的爭論和所面臨的局面,都映射著中國的現實困境——也是此次查理事件在國內激起如此熱烈反響的部分原因。昆明火車站的暴恐事件是去年春天的事兒,還不遠。中國西部某省份所面臨之危機,甚至比歐洲還要嚴重。原本只是權力失范、權利缺失、社會經濟發展不平等的社會問題,動輒上綱上線泛政治化處理、扣帽子,反而激化族群矛盾,不加區分的打壓反而讓溫和紛紛轉投極端,幫助極端勢力贏得話語權。無論歐洲還是中國,如果不能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和普通伊斯蘭族群做出區分,如果不能在打擊極端勢力的同時正視社會內部失范帶來的族群撕裂,出了問題就上升到民族矛盾、就以安全為由對個別宗教進行粗暴的控制和干涉,媒體上搬出過時的亨老爺子來大談一番「文明對文明的戰爭」,懲罰還會到來。

作者為旅歐媒體人,現居阿姆斯特丹。歡迎關注微信公眾號」孟常君「(meng_chang_)瀏覽更多精彩內容。_」瀏覽更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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