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道家對唐前文學的影響

湯漳平

道家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假如我們要概括一點說，則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其一，道家代表人物的品格及思想所給予中國歷代作家的影響；其二，道家經典作品的文學特質對歷代作家產生的影響；其三，道家的審美觀對中國文學創作的影響。

當然，這些方面的問題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一個作家，當他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之後，這種影響必然會有意無意在作品中流露出來，在言行中表現出來，在審美情趣中反映出來。但是，由於各個時代有各種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因此這種影響有時突出表現在這一方面，有時突出表現在那一方面，這也是很正常的。本文以唐代之前中國文學為觀照對象，將這種影響作一簡略的回顧。

山川大地，歷史縱橫

道家與先秦文學

先秦文學中，《詩經》是幾乎與黃老道家同時代的作品，因此，真正受到道家影響的先秦文學作品主要是諸子散文與楚國文學。

（1）諸子散文

從文學的角度談，諸子散文受到道家文學影響的主要是寓言的創作。

在莊子之前，中國雖然已有了寓言的作品產生。但都是比較零碎地記錄於各種書籍之中，並未形成氣候，寓言的篇幅一般也都比較短，內容簡單。

莊子提出了寓言的創作理論，並自覺地運用「三言」作為他著述的主要創作方法，編寫了近二百篇寓言，開啟了以寓言故事作為說理的重要手段的先例，我們有理由相信，正是在莊子之後，諸子的寓言創作才大量出現。幾乎沒有一部著作中沒有寓言故事的。

問候天空的山

莊子之後的諸子中，受其影響最大的，首先還是道家系統或與之有關的這部分論著。如《文子》和《鶡冠子》過去被判為偽書，現已證明其為先秦古籍，其中便有不少寓言故事；《呂氏春秋》其中有寓言近三百篇，超過了《莊子》；到西漢時的《淮南子》則數量更多了。其次，是和道家關係密切的學派、如《韓非子》，韓非雖屬法家，但大量吸收道家的東西，他還作有《喻老》《解老》兩篇，可見與道家關係之深。《韓非子》一書中，編述的寓言達320多條，但韓非多采歷史和現實的有關內容編成寓言，與莊子多用神話故事和遠古傳說，海闊天空地講述道家之理不同。形成這種原因主要在於所要闡述的理論不同，韓非的文章目的是要宣傳法家的以法治國的道理，所以他不能不以尋常的事情來編撰寓言。

《晏子春秋》雖是一部以寫晏嬰的故事為主類似傳記的作品，但其中許多故事均系傳聞和編造，並寓以一定道理，同樣可作寓言故事看，《晏子春秋》中有寓言故事187篇。此外，《列子》一書，相傳為道家代表人物列禦寇所作，今世也已證明其為先秦古籍。其中僅八篇作品就有寓言和神話傳說近百條，這些寓言和神話故事風格近於《莊子》，所以後人常以「庄列」並稱。毫不誇張地說，正是道家文學影響了整個中國古代寓言創作的繁榮。

老子出關

其次是道家文學的語言風格對諸子散文的影響。先秦後期的諸子散文，多受道家作品語言風格的影響，尤其是《老子》韻文的影響。《莊子》便受《老子》韻文的影響，在行文之中，我們常可讀到成段成段句式相對整齊而有韻的文字。

《莊子》之後，如《鶡冠子·夜行》篇：「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窗乎冥乎，中有精乎！」 顯然模仿《老子》二十一章。其《世兵》篇，則大段整齊的韻文：「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縱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韓非子》亦如是，請看《解老》中形容「道」的一段文字：

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游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

其文字、句式．使人自然而然想到《老》《庄》之作品。又如《荀子》《文子》《管子》以及出土馬王堆帛書《經法·始爭》，睡虎地秦簡《吏道》，等等。可以說，戰國後期說理文章中，夾雜整段的文字用韻，大量使用排比句式，已成普遍現象，這應當是和道家作品《老子》開其先例有很大關係的。

聽道的蟾蜍

（2）楚國文學

戰國中期，南方之楚國文學崛起，轅轢北土，自屈原起，至楚之火，時間長達百年，並經歷了楚辭與楚賦兩個發展階段。究其原因，固然有眾多方面：楚國來源於北方，其王族一直保有中原文化之豐厚底蘊。到南方立國之後，又吸取了南方各族如蠻，苗、濮、巴、淮、夷等地之文化．從而積蓄了強大的能量，為楚文學的產生、發展和繁榮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除上述因素外，戰國時代南北文化的頻繁交流與融合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其中，道家文化對楚文學的影響特別明顯：

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講，道家文學不能成為楚文學的一部分，因為老、庄，無論從其生活的年代還是出生的地域，都屬中原地區，只是後來楚疆域擴張了，才把老子故鄉的陳與莊子故國的宋吞併了。況且老莊的活動地區也大都不在楚。但是，陳、宋諸國一向被視為楚國在文化方面比較接近的國家，它們都保存有較多殷人的習俗；從哲學方面講，道家思想獨盛於楚，楚人祖先鬻熊被先秦諸子視為道家的重要人物，和李耳同時的有楚人老萊子，他曾「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在古書記載中，先秦之隱君子，以楚人為多，孔子南行適楚．就遇到長沮、桀溺、晨門，荷蓧丈人，楚狂接輿等。《漢書·藝文志》所載楚人著有道家著作傳世的便有蜎淵（環淵）、長盧子、老萊子、鶡冠子等。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成長之屈宋，他們一方面受到正統的官學教育，而有積極用世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們也必然熟知老莊的著作，從而受到各方面的影響和熏陶。

丹光灑青山

今傳之《老子》，許多學者認為是李耳的楚國弟子整理出來的傳世之文本，因為其中有著許多楚地特有之方言詞，如發端詞之「夫唯」、文中愛用語氣詞「兮」，以及「躁」，「嘎」等字，據考證均為南楚之方言詞。作為中原文化與楚文化相融合的《老子》，無論在篇幅、語言形式以及思想等方面均對屈原的創作產生一定的影響，《老子》中的一些章節，談起來渾同「楚辭」作品，這是因為它也是用楚語楚聲創作的。正是在此意義上游國恩說：「老子是南方學術的鼻祖，同時又是楚辭的禰祖。」（《楚辭概論》）

《楚辭》中受道家思想影響的地方隨處可見。《天問》是一篇有關天一地一人（歷代興亡史）之間問題的詩篇，其結構與所探索的問題與《老子》有某種相似之處，與《莊子·天運篇》也有某種血緣關係。請看《天運篇》之開頭：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事？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乎？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這段話前為每句一問，後為兩句一問。《天問》則篇幅更長，多達172個問題，句式變化也更靈活，有一句兩問，一句一問，兩句一問，甚至三、四句一問諸種。

入山遠遊

《楚辭·遠遊》，從總體思想顯然受莊子之影響，希望擺脫黑暗社會的人身羈絆，尋求精神上的一種解脫，其神遊天地、甚至要「與泰初而為鄰」，顯然都可從《莊子》中找到痕迹，同時，其中所涵蘊的「精氣說」，馮友蘭先生早已指出源自齊稷下黃老學派。《離騷》中之神遊天地，雖最後又回到故鄉，但他在痛苦的時候想到解脫，想到神遊，這與《遠遊》也是有共通之處的．清末的廖季平否定屈原作楚辭，自然是錯的．但他認為「《遠遊》之類，多用道家語」，「其根源與道家同」則有一定道理。

在藝術手法上，屈原的創作顯然和莊子的創作有共通之處，作品中運用奇特而誇張的想像，大量採用古代神話與歷史傳說故事，以及寓言的運用等，這一方面與南方的神秘文化背景有關，另一方面，也不應否定他們相互之間的影響，庄、屈大致為同時代人，庄略長於屈，其思想及著述應能對屈產生影響，況且作為懷王身邊的重要大臣，又負有「人則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這樣重要的使命，屈原應多次出使北方，這一點史書雖有記載，但恐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同樣，《莊子》中也記載有莊子前往楚國的事實．這種雙向交流中. 應當庄對屈的影響較大些，因為庄年長於屈近三十歲。有人對《離騷》的結構感到困惑，其實讀一讀《莊子》的《逍遙遊》，應當有所啟發，「以文為賦」的《逍遙遊》之章法結構，「三言」手法的運用，應當對《離騷》具有借鑒作用。

漁父香

至於《卜居》和《漁父》與道家文化關係更為密切。《卜居》之語言形式，其一正一反的十六個問題的句式，在《老子》中已開其端，如第十章：

載營魄合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莊子》中這類整段反問句式在許多篇中均可找到，如《齊物論》一篇中，便有三段文章連用十個以上的反問句式。也很顯然，《卜居》中太卜所說的「知有所不明，神有所不通，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典出白《莊子·外物》篇寫的宋元君殺神龜之事。

《漁父》篇中就更明顯了，從文辭中我們可以看出屈原對道家學說是了解得十分清楚的，漁父顯然是莊子一派的道家人物，主張「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莊子》一書中也有《漁父》一篇，寫道家人物的漁父與孔子的對話：屈原的創作，反其意而用之，

這兩篇作品，宋·洪興祖早已指出是「皆假設問以寄意耳」（《楚辭補註》），清·林雲銘更進一步提出「惟以《莊子》所謂寓言視之」（《楚辭燈》），可謂知音者。

蝴蝶自在

屈原之後，在「好辭而以賦見稱」的宋玉、唐勒、景差等楚國文學家的共同努力下，楚文學又出現了新的氣象，產生了新的文學體式——楚賦。楚賦是由楚辭發展而來的，所以劉勰說「賦」這種文學體式是「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辭」的（《文心雕龍·詮賦》）。賦的特點是「鋪採摘文，體物寫志」，這種特點在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風賦》等作品中已表現得十分突出。楚賦的產生，為漢賦的繁榮和興盛奠定了基礎。

當然，在賦體文學的發展中．是屈原開其端宋玉成其型的。而道家文學在其中作用同樣十分明顯，屈原的《卜居》和《漁父》應視為最早形態的楚賦，它們和道家文學的關係前面已經談過。

宋玉的作品同樣如此。今存宋玉流傳的唯一楚辭作品《九辯》，雖主要受屈作之影響，但人們時常稱讚的開頭那段文字，寫法上就類似於《老子》中的一些章節，《九辯》在「悲哉，秋之為氣也」之後，便用一連串的比喻來描寫蒼涼的秋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僚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這樣的描寫，屈作中找不到，而在《老子》中卻可找到，請看第15章所描寫的「古之善為道者」：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宋玉在賦怍中描寫人物形象也常用此句式，如《高唐賦》寫女神的形象：「其始出也，樹兮若松樹；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凄兮如雨。」《神女賦》中也是如此：「燁乎如華，溫乎如瑩」；「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等等。

神女應無恙，還在巫山間。

《老子》和《莊子》的許多篇章，常見排比和駢儷的句式，有些章節注意用韻，已開賦體文學之先聲，如《齊物論》中之寫風便是如此。因此宋人項安世曾說：

予嘗謂賈誼之《過秦》，陸機之《辯亡》，皆賦體也，大抵屈宋以前，以賦為文。莊周、苟卿子二書，體義聲律，下句用字，無非賦者。（《項氏家語·詩賦》卷八）

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曾說：「用辭賦駢儷以為文者，起於宋玉《對楚王問》」，從總體上看，《對楚王問》依然同於諸於散文的問答體式，但注意句式排比，文中引用了莊子《逍遙遊》中的鯤鵬與鴳雀的寓言。這篇作品應為宋玉早期的賦作，它並不講究押韻，與定型後賦的句式也有很大差別，其用韻和駢儷句的使用，甚至還不及《莊子》中的一些段落。

宋玉的賦作，直到《風賦》《高唐賦》和《神女賦》，才在語言的表達方面形成獨特的風格，注意押韻和句式的相對齊整，即雜用三言、四言、騷體的句式，過渡之間用散句，這也是後代賦家普遍使用的典型的賦作風貌。在屈宋之前的先秦諸子中，戰國中期以前，三言、四言的句式，《老》《庄》作品中使用得最多。當然，和宋玉同時的荀子也是使用較多的，這是因為他本身便是辭賦家。

蜻蜓的天籟

從作品的內容看，許多地方同樣可以明顯看出宋玉賦受到《莊子》寓言的影響，除上面所說的《對楚王問》受《逍遙遊》之影響外，《風賦》一篇，令人想起《莊子·齊物論》中所寫的「天籟「與「地籟」，兩者在描寫上各有千秋，都可稱為寫「風」的上乘之作。《大言》和《小言》二賦也顯然受《莊子》一書中「小大之辨」的啟發，《逍遙遊》《齊物論》中都有「小大之辨」的各種寓言和具體形象：鯤鵬與斥鴳是這樣，蟪蛄、朝菌與冥靈、大椿則是小年與大年。

此外還有大知與小知等 ，《莊子·天下》篇寫到惠施時，有「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等，《釣賦》一文，很容易使人聯想到《莊子》中所寫到的「任公子之釣」；而文中所描寫的「玄洲之釣「、「堯舜禹湯之釣」、「大王之釣」，和《莊子·說劍>篇中的庶民之劍、諸侯之劍與大王之劍寫法上何等相似（《御賦》殘簡也有類似的寫法）。

宋玉賦作中在刻畫人物形象（如《登徒子好色賦》中的東家之子、《神女賦》中的神女，《釣賦》中玄洲的垂釣），描摹的各種事態景觀（如《風賦》之寫雄風與雌風、《高唐賦》之鋪寫高唐景觀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種創作手法和豐富的想像力，應當說也受到莊子的影響與啟發。當然，宋玉賦中，這種刻畫和描寫更加細膩，以至於達到精雕細刻的程度，這些方面，顯示宋玉在莊子散文的基礎上又大大向前發展，形成了賦體文學「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特點（《文心雕龍·詮斌》），從而使賦體文學在他的手中達到成熟的程度。

心齋現真景

當然，處於戰國中後期的屈原和宋玉，他們所受到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思想上，他們和老莊有同有異，其同者，如強烈抨擊社會的黑暗，追求人格的獨立，不願受俗世的污垢，及具有強烈的生命意識等。然而，他們和莊子最大的不同在於缺乏莊子心齋坐忘式的嚴格的身心修鍊。

有學者認為，屈宋的政治態度，更多表現在與當時在齊稷下興起的黃老學派有關，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而在文學創作方面，我們應當承認，道家，尤其老莊的文學特質對楚辭與楚賦的興起與繁榮，具有重大的作用與影響

道家與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

從兩漢至南北朝，時間長選八百年之久，其間，道家思想時起時伏，因而它在不同階段，對文學的影響也不相同。以下試分而論之。

(1)兩漢時期

兩漢四百年間，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社會思潮與統冶思想，大抵西漢初年至武帝時期，黃老思想佔據當時的統治地位。武帝之後，採用「獨尊儒術」，罷黜百家，道家思想一度受到冷落、東漢前期，陰陽讖緯的儒教神學興盛，至中後期因朝政混亂和經學衰微而儒學獨尊地位受到挑戰。

受社會思潮的影響，兩漢文學在不同時期呈現不同的面貌，道家思想的影響也各有不同。

青山帶不走，風流總逝去。

西漢前期，出現了一批思想家。他們在著作中注意總結秦朝滅亡的經驗教訓，提出冶國的方略。如陸賈《新語》，賈誼的《新書》等，這些作品在批判秦之暴政的同時，主張實行民寧清一的治國方略，這些政論散文中具有鮮明的黃老之學的理性批判精神，同時又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據說陸賈作《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而賈誼的《過秦論》，向來被作為政論散文的典範之作。陸賈、賈誼的文章，具有一種居高臨下、俯視萬物的氣勢，且說理透徹，具有很強的說服力，這應當說與他們兼采先秦諸子學說中的眾家之長，融匯合一，避免了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有關，而這，也正是黃老之學的特點。

黃老之學是戰國末朝從齊稷下學派中發展而來的，它兼采道、儒、墨、法、陰陽諸家之善，揚其所長，避其所短。當陸賈奏《新語》時，高帝的稱善和左右皆呼萬歲，我以為其中包含著對其說理的透徹性和文章的藝術性完美統一的讚賞。

在歷史散文的創作方面，司馬遷的 《史記》也是一部受黃老思想強烈影響的作品。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便是信從黃老之學的，他曾著有《論六家要旨》、這篇文章總結和剖析各種學派的長處和不足．特別推崇黃老之學。司馬遷秉承家學淵源，在撰寫史學巨著《史記》時，從其對人物的評價，事迹的描寫，《傳》後的贊語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他對黃老之學的讚譽之詞。

拔宅飛升淮南子

漢代重要的道家著作是《淮南子》、高誘在為《淮南子》作序時說：「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言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環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

《淮南子》在撰著中學習《莊子》的創作方法，如其《要略》篇所說：「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眾，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淮南子》的作者們自劉安至其賓客淮南大山、小山之流，均喜好辭賦，加上作品中師法老莊，故其著作多用寓言、神話及歷史傳說故事，想像豐富而奇特，與《莊子》一樣具有浪漫氣氛，並富有文采，語言多採用排比與對偶的句式，讀來朗朗上口。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說：「《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偉宏富，又能自用其才；雖使與先秦諸子同時，亦足成一家之作。」《淮南子》無論從其立意到文章的風格，都顯示其為道家文化之嫡傳。

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之後，儒家的學說成為正統的統浩思想，道家學說失去政治的扶持而影響力相對下降。然而，中國的士人，大抵從漢代始，便與政治上的「雜王、霸之道而用之」相類似，其學術與人格也是很難用一種行政命令加以規範的。歷代稍有思想的士人，必然都在學問上博學多聞，雜采百家之長。當其年輕時，懸樑刺股，寒窗苦讀，鮮有不思建功立業，有用於時的，此時「學而優則仕」的儒家信條便發生作用。而一旦到社會上去，發覺自己的理想與現實往往難於一致，加上在封建社會中，種種不台理的社會現實擺在人們的眼前，當經受種種挫折與磨難之後，心灰意懶，深感壯志難酬，於是乎自然要怨天尤人，乃至呼天搶地了。當此時也，或朝隱於市，或深居山林，方能體會老莊之道的博大，進而用來修養自己，升華自己。凡此種種思想觀念，自然也就發之於文。

問天

因此，儘管在儒學地位如日中天時．文人墨客的詩文之中，依然不時流露出道家的意緒來：如西漢末年，王莽時代的劉向、揚雄、劉歆，東漢初年至中期的馮銜、桓譚、張衡、王充，等等，他們都是有感於世風文風的不振，或直言切諫，或著文立論，他們所用以反對當時的俗儒的有力武器，也往往是道家思想中的精華。如求真求實、疾偽去虛以及「天道自然」觀，等等，我們在王充的《論衡》中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

東漢中後期，社會開始出現動蕩不安的局面，儒學的僵化更使得社會思潮發生多元化的傾向，因而此時的上人開始「叛散五經，蔑棄風雅」，揭露黑暗社會現實，抨擊封建禮法制度的文章與文學作品大量產生，這一思潮的出現，其間最重要的是，道家思想為魏晉時期從人的自覺到文學的自覺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礎。

兩漢時期的主要文學作品是漢賦。漢賦中有多種類型，一是騷體賦，它主要是承繼屈原騷體詩的形式，後人一律稱之為賦，其實是不合適的，騷體賦與漢代大賦其實是兩種文體，前者為詩，而後者為駢文與散文的結合體，難以稱為詩的。二是漢賦，它主要有以描寫宮廷、都城為主要對象的漢大賦和以自我抒情為主的抒情小賦兩類。抒情小賦雖也許多是以駢散結合的句式進行創作的，但直抒胸臆，文字活潑清新，具有詩的意境，它們倒是和詩更為接近。

授道

西漢前期賈誼的《吊屈原賦》、《鵬鳥賦》，是作者在政治失意之後創作的，因而有著更多的人生感慨，他將自己的不幸與屈原的悲劇聯繫在一起，感嘆於「橫江湖之鱔鯨兮，固將制於螻蟻」這樣一個悲慘的結局，其典故便出自《莊子·庚桑楚》。最突出表現其道家思想的是《鵬鳥賦》，從寫法到思想，我們都可以看到《莊子》的影響。賦作以寓言的形式，寫自己與鵬鳥的對話，其中大段引用的是道家的哲學思想：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

原本滿腔熱血為漢朝廷的興盛出謀獻策的賈誼，因受排擠而「俟罪長沙」，在悲苦和哀怨中他醒悟，只有道家的思想才可以達至真正的身心無憂、徹底超脫，無需尋求外界功名的慰藉。

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有以為是招屈原或招山中隱士，甚至以為是招淮南王劉安的種種說法，這篇賦作從其藝術創作手法、意境和氣氛的渲染、語言的表達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對《莊子》的繼承和仿效。

收入《楚辭》中眾多悼屈之作，從西漢到東漢的眾多作家，他們在悼屈的旗幟之下，何嘗不借古吊今，發泄自己對社會環境的不滿？否則為什麼他們都特別對《遠遊》感到興趣，篇篇不離要擺脫塵世、仙游天地？司馬遷的《悲十不遇賦》、董仲舒的《士不遇賦》中，也可以找到道家思想的影響所在。

山河盡在一卷中

董仲舒這位儒學大師，也準備「將遠遊以終古」。至於張衡，其《思玄賦》也是如此，他感慨於功業無成，因此就上天下地去周遊，要擺脫俗世的束縛。在遊仙賦作中，只有司馬相如的《大人賦》是個例外，他不是寫自己神遊天地，而是為諫武帝好神仙而寫的，但後來諫變成勸，武帝讀後，飄飄然有凌雲之志。

兩漢文學家還繼承道家敢於揭露和抨擊現實社會的醜惡的精神，以作品作為鬥爭的工具。司馬遷在其《史記》中如實地記載當權者的各種罪惡，「不虛美．不隱惡」。

梁鴻在《五噫歌》中暴露帝王的奢華，他是從年青時起就不求功名富貴，以隱居度過一生的士人，當然，如果不是因《五噫歌》引起皇帝的不滿，倒也不必逃亡吳地。東漢末年趙壹之《刺世嫉邪》，更是採用莊子的筆法，入木三分刻畫統治者的虛偽的嘴臉和自私的本性：「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他徹底否定現實世界，呼喚「無為而治」的「堯舜」時代。此外，張衡的《髑髏賦》，從作品題材到創作中表達的思想都是從《莊子》那裡來的，張衡創作此賦時，正是到達向外追求到向內探求的人生轉折點。

為了追求自身的解脫，漢代作家除了採用想像中的道家神遊天地的形式之外，還有的是對回歸自然的向住，張衡的《歸田賦》有感於：「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塵埃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賦作結尾表示：「感老氏之遺誡，將回駕乎蓬廬」，「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物外真家園

西漢的東方朔卻採取的是「朝隱」的辦法，他雖然不滿意自己長期不得升遷，卻還在朝廷當官，他自己認為：「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這真是一種創造，看來他是頗能體會道家的「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的理論的。

東方朔作有《答客難》，用以發泄自己的情緒，後世頗有仿效者，如揚雄作有《解嘲》，張衡作有《應間》，同屬一類。兩漢許多賦家在自己的賦作中探尋人生的哲理，上述的眾多賦作，如賈誼的《鵬鳥賦》、張衡的《思玄賦》、揚雄的《太玄賦》，馮衍的《顯志賦》，等等，其中可以明顯看到道家思想影響的痕迹。

東漢末年，社會混亂，許多文人尤其關注生命的價值，《古詩十九首》中許多詩篇便是如此，詩中流露出的人生短促，及時行樂的思想，應當說也是受道家思想的影響。

（2）魏晉南北朝時期

在中國歷史上，魏晉南北朝是個特殊的年代，其所以特殊，表現在：一、這是個戰亂頻仍，國家長期處於分裂的時期，時間長達四百年之久，而經歷了七個朝代：三國、兩晉、宋、齊、梁、陳（北朝為北魏，東西魏、北齊、北周），其間僅西晉是50多年保持國家的統一時期。這些朝代，一般都在40 ——50年之久，短者不過20 ——30年；二、這是個民族大融合的時期，在中原混亂的政局中，北方民族大批南下，入主中原，建立政權，匈奴、鮮卑、羯、狄、羌等少數民族先後建立起眾多國家，所謂」五胡十六國」，北方民族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和漢族融合；三、學術思想上的大融合。漢初推行黃老之學，武帝開始獨尊儒學，隨著漢朝的滅亡，魏晉時期以及其後的各朝，雖各有傾向，然而儒、道與後來傳人中國的佛學思想卻在相互排斥中又相互吸收，並融合形成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潮。

晴雪如幻

作為文人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作家隊伍，同樣受著上述社會思潮的深刻影響，而顯出其時代的風貌。魯迅和中國文學界都認為，魏晉時期是「文學自覺的時代」。

當然，文學的自覺首先得益於「人的自覺」。東漢末年，經學的式微，喚醒了土人的生存意識，他們衝決儒學名教的束縛，尋求適合自身需要的生活方式。建安時代的「七子」、「三曹」，生當亂世，均親身參預當時的賓士天下的大事、尤其是「三曹」中的曹操頗以天下為己任，面對社會現實，其作品慷慨悲歌，氣韻蒼涼。曹丕曹植，也是經常親自帶兵，出入於行伍之中，在他們身邊的鄴下文人集團，同時也是曹魏政權的謀土，共同參與當時的天下大事，這樣的一批人，當其為文之時，自然有與眾不同的胸襟和氣魄。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中說：

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建安風流

形成上述文風的原因，除客觀上的社會原因之外，與當時黃老之學的長期興起有關。曹操於統一北方的過程中，大力提倡黃老之學，重刑名法術思想，取兼收並蓄的人才觀念，追求清靜無為的政治理想，這些觀念，清楚表現在他的詩文之中。

同樣，社會的動蕩不安，人生的憂患短促，使建安時代文人在作品中表露出強烈的生命意識，並往往從道家思想中尋求超脫。三曹父子均有存世的遊仙詩，如曹操的《氣出倡》《精列》《陌上桑》等，曹丕有《折楊柳行》《丹霞蔽日行》《煌煌京洛行》等，曹植則有《升天行》《遠遊篇》《仙人行》，等等。

曹魏正始年間，「玄學」之風興起、在大將軍曹爽的支持下，一批對道家頗有研究的文士夏侯玄，鄧颺、何晏等人以道家思想對當時「尊儒貴學」之風進行改制，實行「無為而治」的治政方針。雖然這場「改制「之風因司馬懿發動政變而未竟全功，但在學術方面則開了一代之風。

何晏、王弼通過注《老》《庄》《周易》，在學術思想界掀起玄學之風，先從哲理上提出道家的「以無為本」的思想、並著重討論了一系列的理論問題，形成「清談「之風、有關「言」、「意」、「象」之間關係的論辯，以及形神之論等，《莊子》理所當然成了「清談」中的熱門話題。

正如聞一多所說：「一到魏晉之間，莊子的聲勢忽然浩大起來，崔譔首先給他作注，跟著向秀、郭象、司馬彪、李頤都注《莊子》。像魔術似的，莊子忽然佔據了那全時代的身心，他們的生活、思想、文藝，一一整個文明的核心是莊子 他們說『三日不談《老》《庄》，則舌本間強』。尤其是《莊子》，竟是清談家靈感的泉源。從此以後，中國人的文化上永遠留著莊子的烙印。」

分形

確實，正始年間的這股玄風，到「竹林七賢」們的身上，已經把老莊思想表現得淋漓盡致。司馬懿發動政變後，控制了曹魏的政權，再次試圖以「名教」來統一思想，控制人的精神，同時大開殺戒，導數「名士減半」的惡果。

這種高壓政策反而引起士人強烈的逆反心理，阮籍、嵇康是「竹林七賢」中的領袖人物，他們直接以自己的言論和行動來抗拒這股逆流。阮籍就十分推祟道家思想，他先後寫過《通易論》《通老論》《達庄論》，與何晏、王弼相呼應，尤其最後寫成的《達庄論》，將莊子置於六經之上。文中說：「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雲，致意之辭也。」他特別欣賞莊子的《齊物論》，並以「大人」「真人」「至人」自許，在日常生活中放浪形髏，不守禮法。司馬氏欲與聯姻，阮籍大醉六十日，終於使司馬氏無可奈何。他還寫有《大人先生傳》，嘲笑禮法之士為虱處琿中。

阮籍不採取直接對抗的辦法，而星我行我素，因此，司馬氏雖十分不滿，卻又找不到可以攻擊的借口。阮籍的詩歌創作，特別是五言詩，是那個時代的頂峰之作，作品顯示了對現實強烈的批判精神和憤世嫉俗的態度，這是與道家精神相一致的。同時他的一部分遊仙詩，表達他希望超脫現世羈絆、追求自由的理想。劉熙載在《藝概·詩概》中說，」阮步兵詩出於《庄》「，是很有見地的。王夫之也指出，阮籍詩「其托體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標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

江湖之內

和阮籍齊名的嵇康，則採取更為激烈的方式同司馬氏集團對抗，他直接用道家的「自然」人性論反對名教禮法。在《釋私論》中，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論，並在《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中說：「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他寫下《與山巨源絕文書》，公然宣稱自己「薄周禮而非湯武」，由於嵇康確如其所言「剛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因而發展到直接與司馬氏對抗並終於被羅織罪名被殺。嵇康的文章深受道家尤其莊子行文的影響，嬉笑怒罵，無所顧忌，充滿強烈的戰鬥精神。其詩則深得自然之趣，如「目送歸鴻，手揮五弦」（《兄秀才入軍》），常為後人所稱道。

「竹林七賢」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有類似的舉止言行，劉伶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寫有《酒德頌》，是一篇為酒大唱頌歌的奇文，在朝廷對策時，他大談上古時代的無為而治，因而被斥為「無用」。

嵇康雖然被殺，但並不影響晉代的士人繼續談玄論道，在這種玄學之風的影響下，玄言詩應運而生，其實何止是詩，賦作中也多玄理。所以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評論當時的創作是：「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鍾嶸在《詩品序》中也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庚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

同樣受玄風的影響，晉宋之間，產生了中國詩歌史上重要的山水田園詩：其奠基人便是陶淵明與謝靈運。

竹林七賢

陶淵明和阮籍、嵇康相同，深受道家自然人性論的影響並以之指導自己的言行。他厭惡官場的黑暗和虛偽，喻之為「樊籠」，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因而雖曾短暫出仕，卻很快便辭官回歸田園。他認為這是「復得返自然」。由於對「真風告逝，大偽斯興」（《感士不遇賦》）的現實極端反感，促使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尋求對現實的超脫。為此，他寫下了著名的《桃花源記》，希望尋找到一塊沒有壓迫和剝削，人人平等自由，和睦相處的理想社會。

《桃花源記》是老子和莊子著作中反覆提到過的「理想國」模式的當代化，是隱士情懷的唯美表達，它作為一種參照物，引導人們追求美好的理想和願望。陶淵明寫下一系列反映田園生活美好情景的作品，如《歸去來辭》《飲酒》《歸同田居》，等等。作品富於真情和理趣，形成平淡自然的美學意境，從而成為中國古代田園詩之祖。

與陶淵明大約同時由晉入宋的謝靈運，由於當時政治鬥爭十分複雜，他一直鬱郁不得志，於是縱情遊山玩水，並寫下了大量的刻畫山水之美的山水詩。他在對永嘉、會稽、廬山一帶山水的描寫中，展示出江南山水風光自然之美，且詩中不乏「玄旨」與理趣。

謝靈運大力創作山水詩，並帶動了南朝詩人對山水詩創作的興趣，最終在中國詩歌史上自成一派——山水詩派。應當說，山水詩從產生伊始，便滲透了道家的精神與審美情趣，至於其創作中的藝術表現方法，也與道家文學有不解之緣。山水詩派由南北朝入隋、唐，至唐代終於形成高潮。

仙游

此外，南北朝文學中受道家思想影響較深的還有遊仙詩，雖然遊仙詩從屈原的《遠遊》起，蜂擁效仿，但歷代遊仙詩的作者大都注重描寫想像中的神仙境界，缺少實證，而呂洞賓、張三丰的遊仙詩別具一格，他將個人丹道修鍊有機地融合在遊仙詩中，特別突出對性命的探求與超越，從而使遊仙詩的面貌大為改觀。呂洞賓、張三丰的創作從數量到質量，都是前代遊仙詩作者所不能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