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個新道統
和傳統政治學說相比，自由主義在中國，可謂其生也晚。
以洛克的《政府論》（1690）問世為標誌，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大體成形於17世紀的英國。其後，洛克同胞斯密的《國富論》（1776）從經濟層面豐富了古典自由主義。這兩本書解決了三大問題：一是高張了人的權利，指出君權並非神授，而是來自世俗同意；二是限制政府權力，不讓它恣意妄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三是經濟發展要靠市場，靠自由競爭，能夠自由運用知識、智慧、財富的經濟狀態，是最佳狀態。
兩百年之後，自由主義登陸中國，首創者當推北京大學首任校長嚴復。準確地說，嚴復是系統輸入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第一人。1902年，嚴復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他的中譯本取名為《原富》。1903年，他翻譯出版穆勒（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論自由》。嚴復幾經選擇，將中譯本取名為《群己權界論》，強調群體與個人的權利界限。
嚴復給中國帶來自由的經典定義：「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願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須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界限。」嚴復高度評價個體自由的價值，特別看重言論自由。他還強調實證方法和經驗論，推崇西方立憲民主制度，倡導「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
不過，嚴復在自由之上又加上了國家富強的目的。他說，人民有了自由，國家才會富強。於是，國家富強成了第一位的東西，自由成了第二位。自由到底是一種工具還是一種價值？在二者必擇其一的時候，有些人就選擇了工具而放棄價值，這就在自由主義問題上導致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長期的緊張和衝突。
敏銳的嚴復，看到了自由主義與傳統中國文化的衝突。他一針見血地說：「自由一言，真中國曆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也。」除嚴復之外，自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40年代，鄭觀應、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蔡元培、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丁文江、梁實秋、羅隆基、儲安平、殷海光等人，從不同角度為推動自由主義發展做出了努力。
1949年，大規模革命切斷了自由主義思潮的進路，自由主義歸於沉寂。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思想解放大潮興起，自由主義久旱逢甘霖。蕭功秦說：「自由主義是伴隨著中國知識界對極『左』時代文化專制主義的批判與反思出現的，自由主義與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同步產生。」這話不錯。「文革」慘劇之後，社會各界對個人價值和權利的迫切呼喚，昭示了自由主義思潮長期冬眠之後的復甦。
有一點要說明的是，在80年代反覆開展「反自由化」運動的壓力下，當時社會上沒有人明確舉起「自由主義」的旗幟，自由主義思潮在壓力下萌芽潛行。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些大學開展的人大代表競選活動和生存了一年多的西單牆大字報，較多地表達了自由主義的呼聲。
儘管如此，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思想與自由主義思潮仍然有一段蜜月期。當時，雙方有共同的階段性目標：打破個人崇拜，衝決思想禁錮，擴展個人自由，呼喚民主法治。當時最響亮的口號是「思想解放」，這也是當時大多數中國人的共識。但在這個口號下面，實際上涵蓋了各種不同的主張。自由主義思潮認為，思想解放的目標是實現自由、人權、民主，最終建立憲政民主國家。
80年代，圍繞 「清污」、「反自由化」等問題，鄧小平思想與自由主義逐漸產生分歧，但二者仍然共同致力於擴展私營經濟，促進市場經濟發展，推動中國融入世界。其後，在政治改革等問題上，鄧小平思想與自由主義漸行漸遠，自由主義思潮逐漸遭到擠壓，被邊緣化。
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自由主義主張遭受嚴厲批判，陷入低谷。在低谷中，知識界對於「畢其功於一役」的激進自由主義思潮進行了反思，認識到中國政治改革的長期性和漸進性。理性溫和的自由主義漸漸上升。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批判了「左」傾原教旨主義政治教條，啟動大規模市場化改革，思想解放重新抬頭。自由主義思潮歷經磨難，獲得新生機。自由派知識分子堅決反「左」，支持改革開放，支持經濟領域深入變革，並且在全球化、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私營經濟、保護私人產權、加入WTO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與最高決策層再次形成共識。與此同時，「左」傾思潮卻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公開反對現行路線方針政策，給執政者造成極大困擾，自由主義與執政者的緊張關係有所緩解。
整個中國的政治光譜當中，自由主義對於新老左派否定改革開放、頌揚「文革」的主張，對於反全球化、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潮，發揮了制衡作用。自由主義認為，「文革」必須否定，改革開放是救治中國的唯一坦途，全球化是歷史大趨勢，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十分必要。
正是在 「二度暖春」的背景下，1990年代後期，諸多學人以學理形式公開亮出了「自由主義」的旗幟，自由主義打破「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局面，高調登台。
儘管自1995年起，劉軍寧、王焱、賀衛方主編的《公共論叢》叢刊就提出了自由主義並開始相關討論，但社會上普遍認為，開頭炮的是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李慎之影響大，而且他的話說得斬釘截鐵。
1998年5月，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劉軍寧編輯 《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李慎之為之作序《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文中說：「值此北京大學慶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際，最緊要的是要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
同年，李慎之為《顧准日記》作序，為顧准思想定位，說顧准「追求的是自由主義」。
1999年4月，李慎之在《回到五四，重新啟蒙》一文中說：「中國的傳統文化自從秦始皇一統天下的兩千二百年來，一言以蔽之，就是專制主義。救治專制主義的唯一出路，就是啟蒙，就是以近三百年來作為人類歷史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取代專制主義。」
朱學勤說，李慎之的文章，是自由主義「擠出門縫」的標誌。
1998年12月，朱學勤發表《1998：自由主義學理的言說》一文，對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主張作了簡練概括：「自由主義究竟是什麼？它首先是一種學理，然後是一種現實要求……它的變革觀是漸進主義的擴展演化，與激進主義的人為建構相對而立。它在經濟上要求市場機制，與計劃經濟相對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少數人專制，也反對多數人以公意名義實行群眾專政。在倫理上，它要求保障個人價值，認為各種價值化約到最後，個人也不能化約，不能被犧牲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不熟悉思想史的人略感頭疼的是，經過幾百年演變，自由主義內涵日趨複雜。古典自由主義高揚個人權利，強調自由競爭，擁護「看不見的手」，要求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權力。新自由主義在堅持政治、經濟、文化自由的同時，考慮到政府應該發揮效能，主張必要的經濟干預，同時強調社會公正。新自由主義學者羅爾斯提出了財富分配的公平與正義原則，回應了時代的挑戰。因為有些人指責自由主義只關心財富的產生，而不關心財富的分配。古典自由主義學者諾齊克則用 「持有正義」反駁了羅爾斯的「分配正義」。諾齊克說，只要財富是合法得到的，就不能被剝奪用來無償補貼弱勢群體。諾齊克贊成「最弱意義的國家」。另一位古典自由主義學者哈耶克主張尊重人類社會的自由自發秩序，實現「法治之下的自由」……不同的人接觸到自由主義不同側面，不免眼花繚亂。
面對自由主義紛紜複雜的分支，徐友漁一語道破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他在《重提自由主義》一文中說：「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對個人價值和尊嚴的肯定，對個人權利和利益的尊重與保護。」
劉軍寧則論述了自由主義的另一「命門」，即自由主義與私有財產權同生共死的重要關係。他在 《私有財產權：憲政的命門》一文中說：「財產權是民主的前提條件……財產權與民主的相關性，根本一點在於，財產權改變了公民與國家的關係……財產權開闢了屬於公民的私人自治領域，在這一領域之內，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
劉軍寧還有一篇文章《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繼續申明此意。此文引用了英國的一個故事。18世紀中葉的英國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講中，這樣形容財產權對於人的神聖性：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於對抗國王的權威。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房子甚至會在風雨中飄搖，但是英國國王不能踏進來，他的千軍萬馬也不敢闖進這間門檻已經破損的房子，因為這所房子是私人財產。
引用這個故事意在說明，財產權為個人創造了不受國家控制的領域，限制了政府的權力和專橫意志。財產權是抵制權力擴張的牢固屏障，是市民社會和民間力量賴以發育的溫床。哈耶克說：「哪裡沒有財產權，哪裡就沒有正義。」英國學者奧克肖特說，一旦生產資料歸於單一佔有者手中，奴役就在眼前。所以，財產權是一切政治權利的先導，是憲政民主的基石。
任劍濤在 《什麼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共同底線》一文中提醒說，一些中國學者熱心引進新自由主義，有意無意地忽視古典自由主義。他們對公正問題的偏愛，超過了對個人自由的重視；對社會不公的批評，超過了對憲政制度建設的興趣。他們想把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嫁接起來，尋求一條非左非右的吉登斯式的 「第三條道路」，從而減少對立面，躲避攻擊。任劍濤說：「他們對於中國還處於一個缺乏基本自由，缺乏捍衛基本自由的基本憲政制度安排的現實狀態視若無睹。」任劍濤指出，「所謂共同的底線，只能是由古典自由主義提供的個人自由與權利這一底線」，而不是新自由主義或者民主社會主義提出的各種各樣的調和式觀念。
任劍濤認為，發達國家已經建成了穩定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古典自由主義所要求的個人的權利與自由早已實現並有確實保障。在此基礎上發展新自由主義，將自由與平等這兩大制度主題結合起來，是題中應有之義。而中國情況完全不同，古典自由主義在現實中基本等於零。「我們需要強調，」任劍濤說，「當今我們中國只能對接古典自由主義，而難以對接新自由主義。原因很簡單，一個缺乏對自由理念的普遍認同，缺乏穩定有效運作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安排的國度，直接引用新自由主義的平等觀念與制度軌制，只會損害公民的個人自由。」
秦暉與任劍濤的意見有所不同。秦暉在《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理論商榷》一文中，也肯定自由主義的基點是個人權利，追求的是人類普世價值。他說，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思想資源來自四方面：一是哈耶克的「消極自由」論；二是西方經濟學的新制度學派，尤其是交易成本理論；三是民國時期倡導第三條道路的羅隆基等人，而羅的思想又來自羅素、拉斯基等「有社會民主傾向的自由主義者」；四是海外新儒家與「後新儒家」思想中的自由主義成分。
秦暉認為，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追求存在不同的偏重。他說，中國今日的市場經濟，不公正現象相當突出。因此，具有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也具有發展的合理性。他的意思是，針對中國的具體情況，社會民主主義強調公正平等和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應當結合起來，在中國目前形勢下，自由主義不必與社會民主主義刻意劃清界限。在談到儒家時，他說：「儒家傳統中缺乏對構成自由秩序基礎的個人權利的尊重，這是國人應加反思的。」另外，各派新儒家都是心性之學，缺乏制度思想。
秦暉說：「中國自由主義者必須要能夠解決中國當代面臨的種種問題，尤其是關鍵性的一些問題，這才是最重要的。」秦暉要求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依法深化產權改革，推動私有領域不斷擴大。
就當下中國形勢而言，自由主義有哪些主張呢？
自由主義反對愈演愈烈的腐敗、反對壟斷。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導致腐敗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權勢集團對權力和資源的壟斷，以及對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的過度干預。因此，自由派知識分子要求分權制衡，建立小政府、有限政府，減少政府干預。同時，把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納入法治框架之內，開通正常的談判、博弈、妥協的渠道。
自由主義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推動民主發展，擴大公民政治參與，保障人權，發揮社會力量對權力的監督制衡作用，推動問責制、預算公開、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實現權力的授予、更替和運作的程序化、透明化，以及政策制定的程序化、透明化，建設民主憲政的法治國家。
自由主義認為阻礙中國進步的不是跨國公司，而是內在的陳舊的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
自由主義不贊成毛澤東晚年思想和「文革」，認為這並不是解決中國當下問題的正確途徑。
自由主義反對「群眾大民主」式的民粹主義，提倡程序民主和代議民主。
自由主義也不贊成義和團式排外的民族主義，提倡中國融入世界，擔當起責任大國、平衡大國、理性大國的角色。自由主義贊同全球化，支持中國加入WTO。
朱學勤說：「因為自由主義同時抵制上述種種危險傾向，在兩面陡壁的夾縫中反覆述說，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壓力的同時，又必然在側面遭遇來自知識界內部一部分朋友的誤解甚至猛烈抨擊。」
新左派學者說，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與新的資本勢力有著天然的聯繫，自由主義為之代言，扮演著哺育新階級意識的乳母角色 （即新的資產階級），而蒸蒸日上的新階級又為自由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資源，鼓舞自由主義成長。
令新左派感到尷尬的是，近年來，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到基層民眾之中，一點一滴持之以恆地致力於推進基層公民社會建設和基層社會的民主試驗，積極推動社會公益與慈善事業的發展，幫助基層民眾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自由派知識分子說，這些貢獻，不是囫圇吞棗地給自由主義扣上「與資本結盟」的帽子就能抹殺的。
80歲的資深學者資中筠在《炎黃春秋》2010年10月號發表文章《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呼籲中國知識分子放棄「頌聖文化」，繼承古典責任，發揚「士」的擔當精神，以天下為己任，重名節，講骨氣，捍衛道統。
何謂道統？「道」即法則，「統」指法則傳承的頭緒脈絡。前者是邏輯，後者是歷史。「道統」這個詞是南宋朱熹提出的，但這個概念的內涵由唐代韓愈首創，指的是從堯舜傳到孔孟的聖人之道。在歷史上，不少知識分子曾經挺身而出衛道。至於「士」的名節骨氣，更是代代傳誦。東漢末年反宦官的陳蕃、李膺、郭泰，明末反宦官的東林、復社，都是代表。
當然，世移時易，質文代變，韓愈有韓愈的道統，今天有今天的道統。資中筠說，譚嗣同、秋瑾的犧牲，已經不是為了維護原來儒家的道統，而是為了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那麼，今天的道統何在？ 資中筠說：「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平等、憲政、民主，這可以說是今天的道統，這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無關西化或外部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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