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辛亥百年祭暨國慶絮語

2011年辛亥百年祭暨國慶絮語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祭，又是中國人唏噓感嘆、嚴肅反思的日子！哪怕是在國慶長假盛大、熱絡的旅遊熱潮之中！

武漢辛亥革命紀念館

一

或曰，近三十餘年來的現代化轉型進程，「痛苦而悲壯」；想來，1840年以來，170餘年間，哪一天中國人不「悲壯而痛苦」呢？似乎，這「痛苦而悲壯」還看不到頭。

先別問「何以如此」！這熱絡的人潮，似乎讓人耳邊飄來了沈從文先生的一段話:

長長的歲月中，世界上多少民族墮落了、衰亡了、滅亡了。這地方的一切，雖在歷史中也照樣發生不斷的殺戳，爭奪，以及一到改朝換代時，派人民擔負種種不幸命運，死的因此死去，活著的被逼迫留髮剪髮，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種種限制與支配，然而細細一想，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與歷史毫無關係，從他們應付生存的方法與排泄感情的娛樂上看，竟好象今古相同，不分彼此。

這「竟好象」蘊含的不明不白，卻頗能引撥人的心弦。興許，中國的凡夫俗子、「弱勢人群」，真與家國大事無干，儘管也有「不因聲音小就不說話」 的人士。這「聲音小也要說話」的勁頭 ，或許很有點「進亦憂，退亦憂」[1]的味道，私心以為，這「進退雙憂」的人物，主要是能居「廟堂之高」、側身於「社會主流」的「強勢人群」中，像范仲庵那樣的「脊樑」；他們自然和那些偉大、壯麗的光輝事業，巨大的種種意義有聯繫；這一點，也是「好象今古相同，不分彼此」。

然而，「應付生存與排泄感情」，有啥講究？想來，不過與其它動物一樣，每天都必須耗散一份「太陽能」罷了！消耗太陽能，就有意思？A．愛因斯坦為人類做出重大科學貢獻，應該總是依據現代科學看世界吧；且看他如何說 :

要探究個人或一切生物存在的意義或目的，宏觀上看來，我始終認為是荒唐的。

這愛翁的話，總會令人想起非洲大草原上，角馬、斑馬和羚羊的大遷徙：「痛苦而悲壯」！「悲壯而痛苦」！說這是所謂「生命的衝動」？似乎等於沒回答。

然而，話題轉回人類社會，正是「弱勢人群」（庸眾），在「痛苦而悲壯」、「悲壯而痛苦」的流程中，用他們的血肉所鑄成的這類毫無目的、毫無意義的一切，卻被有心人詮釋為「偉大」、「壯麗」、「光輝」、具有種種「巨大的歷史、文化、道德和人性的意義」；而西方也另有一種智者的判斷，大意是說：社會的每一進步，都以弱勢人群的巨大犧牲為代價（這話會讓人想到「強制拆遷」之類的「悲壯與痛苦」！）；於是，中國詩人舒婷激越地呼出「偉大的罪孽」，「血腥的光榮」！

辛亥革命，一百年；鴉片戰爭，一百七十餘年了，至今，一撥又一撥「居廟堂之高」的社會精英，華屋香舍中的富人，消逝了，或被清除、被消滅了。死了多少人！新的共和國，鳳凰涅磐，真是在血與火中誕生；用鮮血染紅的人民的國土上，也依然會長出新的「違法亂紀的貪官」、「為富不仁的富人」，他們同樣也會登上顯豁的地位；可能，這大大地「料想不到」！甚至，怨尤早知如此，何必要花大力氣去折騰「新桃換舊符」！

不過，竊以為，必須群居的人類，在他們的社會裡，雖然一定不能缺少近於「完善、合理」的各式道德規範、法律憲章，以及勸人博愛、行善的教規、箴言；然而，人們只可能是按自己的條件，去適應、遵守這些個規矩；於是，才會有歷史經驗所表明的那樣：人類社會，總歸會出現「違法亂紀的貪官」、「為富不仁的富人」；他們是現有的一切社會的「天然成分」；否則，就不會出現那樣多的社會學、政治學理論。興許，到了「天下為公，世界大同」或「共產主義」時，他們才會絕跡。

只是而今，中國的部分「貪官」、「富人」（據說數量不小），這些善於在群體生活中為自己取得好處的精英，卻攜帶著在中國轉型期中所撈到手的財寶，寧願「去國懷鄉，改換門庭，」，另謀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去了，這是不是「中國特色」？是不是中國現代化的又一道「風景線」？中國依然像解放前殖民地林立的上海灘，只是冒險家好「渾水摸魚」的樂園，不是平安享福的天堂？……

往事偉大、光榮，慷慨、悲歌，歷代各異，獨具流彩，自放光輝，總是某種意義上的豐碑；卻無不源於「飲食、男女；趨吉避凶」這一亘古不變的人們的本性。人們「應付生存與排泄感情」的方式，還會有差別嗎？！人世間也才會是「陽光之下別無新事」真是耐人琢磨！

二

或曰，這「悲壯而痛苦」的轉型期中，中國已有了新的傳統；新的傳統，自然是170來中國人在「悲壯而痛苦」時期中所遭遇的空前尷尬與失落的「結晶」，也會展現出，中國人在怎樣使用他們的智慧。這，也耐人琢磨！

何謂傳統？首先想到的，是習慣、和習以為常的一些觀點！已經處於全球化語境中的我們中國人，不去回顧一、二？佳節（國慶、重陽復辛亥百年）陡發少年狂，漫記數端如後：

首先，是按西方設置的評價標評定是非。五四先賢，心懷民族危亡的急迫感回國；西方文化也隨之潮水般湧入中國。似乎，從此外國各學派就有了常駐中國的代表；議論中國的事務，多半以西方的觀點為起點，議論的歸宿，似乎也得能夠回歸到某西方學派的結論。真像魯迅翁1905年所言：「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2] 為中國找一條出路，幾乎就是中國人在中國擺弄西方概念、觀點，評價西方思想派駐中國代表的言論！由此思維定勢，有了如下的「新傳統」：

「迫於西方有形無形的壓力和優勢地位，埋頭於對自己文化政治弊病的恭自反省，對西方設置的評價標準唯謹唯從，以符合或基本符合這些評價定是非。」而且，「在西方文明衝擊的大勢下，這種相對落後國家的巨大損失和災難，西方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由此產生的後果，就是中國人無可奈何地把西方對以往歷史的解說奉為正論。」進而，「即使在今日實現復興希望之時，這種以西方標準度量中國現實的傳統思想和心態，依然長守不墜，更何談對以往的歷史作一公正評價。」[3]

其次，是中國人有了「民族劣根性」，長期受到猛烈攻擊。老殖民者來了，興起一個「東亞病夫」的徽號，繼承於小日本的「支那狗」之後，有了阿Q及其「精神」，再後來，中國人就有了從祖先遺傳至今的「民族劣根性」；這種「劣根性」，像「楊梅」病毒一般，其惡之「毒」，之「下作」，幾乎就不可能用人話去詮釋！如今，只要怨憤在胸，任何中國人都可以指斥對方「素質」低下，乃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在作祟；甚或作時評、寫論文，也以鞭笞「劣根性」為求得「深刻」的「終南捷徑」。中國人在全球對話的年代，真的要頂著已經昭聞天下的這頂「劣根性」帽子，子子孫孫都背上了某種「原毒」！「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了？

再次，「思而不學，信口胡吹」。五四先賢在世時，天下混亂，真是百廢待興！證據就是：似乎誰都可以提出一堆問題，在學術上開啟一個「方向」或「領域」，然而往往只能是「但開風氣不為先」，卻還能成為「東方一世主」。其實，正如後輩們所見，「先賢們的知識結構亦多盲點[4]」；魯迅翁早年也就提到，當時為國事「操心」的人「近不知中國之情，遠復不察歐美之實」。於是，一經回顧「五四」，就現出了「思而不學，信口胡吹」的「五四流風」，和學界「以小常識去解決大問題」的習慣。如今，此種嚴重缺陷，「蔚然成風」成為傳統，擴而大之了！敢於對迅翁說三道四的人，竟然自稱「不讀魯迅的書」，即是一例。

最後，養成了有背於情理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乖張心態。一般的說法是，以迅翁為代表的五四先賢，特別關注「尊個人、反庸眾，張精神、反奴性」；他們鞭撻「自欺、自騙、自賤，戕害個性」的所謂「民族劣根性」；對於那些處於「奴性狀態」，又「麻木不仁、不敢正視現實、直面人生」，起而響應「啟蒙者」的號召，不跟著去「戰鬥」的庸眾，這群知識精英，就抱有這種據說是「憂患之情」，由「哀而怒」，發脾氣了；他們對庸眾的「啟蒙」，就成了對庸眾的「怒而鞭撻之」了。怎麼有「戰鬥性」，就怎麼干！只要自覺有理，就可以將任何「東西」，教訓、褒貶、痛罵一番！

然而，那些認同中國需要這種「啟蒙」的後輩，似乎也覺得需要對「啟蒙方式」做出若干說明；比如：即使「說話隨意，有時偏激」，也是「可以貼近康德的話語的」。據說，中國「需要穿透麻木世界的聲音」，因為「按康德的理解，啟蒙是對人類的不成熟的穿越」！[5]

抬出康德的理解，能證明「隨意、偏激」合理？

私心以為，試圖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來解說迅翁他們的「戰鬥精神」中，哪些難以為人釋懷之處，本身就是一串嚴重的誤解；迅翁的原話是讚頌破落貴族反叛者、詩人拜倫的：

「故懷抱不平，突突上發，則倨傲縱逸，不恤人言，破壞復仇，無所顧忌，而義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獨立而愛自繇，苟奴隸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視，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此詩人所為援希臘之獨立，而終死於其軍中者也。」（墳·摩羅詩力說·五；註：衷悲，衷，短襖或短衣，緊貼於身者；衷悲，與「滿懷悲哀」差不多吧！疾視，即怒視。繇，即「由」。筆者將「苟奴隸立其前」改為粗體。）

問題在於，迅翁他們的「啟蒙對象」，即使具有「奴性」，但終歸不是「啟蒙者的奴隸」，怎好按奴隸「處置」，想罵就罵？而且，這是一種科學的、理性的作為嗎？誰能確定，自己的見解，或若干人的見解、共識，就一定是真理呢？意見不一，就將對方當敵人，不予寬恕，鬥爭到底，這算合理嗎？那些有「奴性」的人，就非得「聽話」，跟著「啟蒙者」走？這不又是一種奴性表現嗎？迅翁就奚落過那些「見風就是雨」跟著跑的人物。再說，「啟蒙者」和他的對象之間，還有一點平等的關聯沒有？沒有了平等，還說什麼自由之類呢！

至為遺憾的是，而今同胞們動輒惡語、穢言相向，猶如生死較量，似已成常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振振有詞地成為「理由」之一；今天的「啟蒙者」們，不需再琢磨？

三

對於五四先賢，人們內心不能不飽含虔誠的敬意，也不能不儘力體諒，他們的時代給他們提出了苛刻而不合理的要求。人們經常議論的那些五四先賢，多傾力擁抱了他們的時代，獻出了他們的心力，為後備於無路處，走出了一條路來，儘管布滿了荊棘。

於是，後輩們面臨這樣一種狀態：中國的事，全都要以西方理論為皈依，對內，則掃蕩一切，實際上是為實現西方觀點，進行「方生」與「方死」的決死鬥爭，相互仇恨到了極點，不共戴天，勢不兩立：對被掃蕩者，一個也不寬恕，…… 迅翁早年的願望，要將「沙化之邦」，轉為「人國」，至今已逾百年，或許，按迅翁行藏，只能是空話吧。

據說，1871年之後，人們就認識到，戰爭因為有了科學，越來越可怕；嚴重影響社會結構，百姓為它付出沉重代價，但卻找不到制約國家間的機制以避免戰爭。在歐洲為此不知所措時，美洲有了「新體驗」：不將「弗吉尼亞人」、「馬薩諸塞人」，代之以「美國人」，就不會有國內的和諧與和平。

如今我國在國外有了」戰略夥伴「，也成為主持公道、正義及和平的中堅，「互諒互讓、共贏，尊重對方主權」，對外事的這類申明，讓人感動。

同是中國人，就非得惡言相向，不共戴天？現實和未來，正在考驗中國人的智慧！

[1] 這是范仲庵《岳陽樓記》中的話；相關文字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當代有人說，「憂其民」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也體現了一種民本思想」。

[2] 引自迅翁的《墳·文化偏至論》；如無說明，以下引文如無說明，均引於此文。

[3] 這是許多年以前，讀書時抄錄的一段話。在此謹向原作者致深深的敬意。

[4] 假如，要是迅翁讀過弗洛伊德（1855-1938），不知他是否還會寫出阿Q；要是五四先賢們了解馬克斯·韋伯（ 1864-1920）面對西方「現代性的突出特點是理性化和官僚化。他對官僚化的負面作用滿懷憂心」，認為：「民主還有可能嗎？」，先賢們還會那樣青睞西方的「民主、自由」嗎？

[5] 自「比如」之後，是借用孫郁先生的文字；他的原話是：「如果按康德的理解，啟蒙是對人類的不成熟的穿越，那麼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大概都帶著稚氣。他們自身也難說都成熟的。只要我們看那時說話的隨意、有時的偏激，都可以感到他們並非什麼聖人。」（引文見孫郁著 《走不出的門》第111頁）筆者以為，五四先賢，或許都在伯仲之間；就「隨意、偏激」而言，迅翁更不好「例外」，似也當列入上述「陳、胡、錢」的「序列」中。

成都，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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