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楊方： 「遺詔」能證明雍正繼位的合法性嗎(南方周末 2013-9-20)

作者： 侯楊方

雍正畫像。 （南方周末資料圖）

近來，雍正皇帝是否篡位的問題，又一次成了公眾與媒體的熱點，起因是遼寧省檔案館「首度」展出了用漢、滿、蒙三種文字書寫的「康熙遺詔」：「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繼皇帝位」，有媒體據此給出了答案：「沒篡位。」

首先要糾正的是，這件康熙皇帝遺詔並非「首度」公開，它也遠不止一份，在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起碼就收藏有兩份，並且在2005年、2010年公開展出過，當時眾多媒體也同樣炒作過一番，並以此證明雍正繼位合法；而更早在2002年6月，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文物陳列館就展出過這件遺詔，並一直常年展出，我也曾得以親見。這件遺詔曾於2009年借展於台北故宮，當時大陸、台灣眾多媒體也據此稱雍正皇帝得以「平反」。十多年來，圍繞康熙皇帝遺詔的炒作已經起碼有三四次了，每次的論點、論證方式均大同小異，即以此遺詔證明雍正皇帝繼位是合法的。

現存海峽兩岸的康熙遺詔有多個複本，它們都並非康熙皇帝臨終前親自手書，也不等同於現代法律意義上的遺囑，只是他去世後繼任皇帝用以昭告天下、宣示繼位合法性的公告，這件漢文本長達一千餘字的遺詔，主要內容來源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皇帝病重時公布的已經準備十年的上諭，只是加上了最關鍵的由誰繼位的內容。

同樣，以此件遺詔中沒有「十四子」被篡改「於四子」來當作雍正皇帝合法繼位的證據也非常可笑。這一極其拙劣的傳說，是雍正皇帝的政敵——康熙皇帝的皇八子、九子府中被流放的太監一路散播的，不僅無視在正式政府公文中「於」、「於」並不通用，清朝皇子一定要稱「皇某子」，而且遺詔還有滿、蒙文本，且正本是滿文本。它只能忽悠對清宮制度幾乎一無所知的人，但這個傳說一直被眾多媒體不厭其煩、煞有介事地反覆津津樂道。

這件遺詔無法證明雍正皇帝篡位與否，因為無論是否篡位，在繼位後命人撰寫這種遺詔都是輕而易舉的；而且無論篡位與否，寫這種官樣的遺詔，絕不會犯以「於」代「於」的低級文字錯誤。因此，用這件遺詔以及其中有無文字篡改來證明繼位的合法與否，完全是緣木求魚。但這種思維即使某位宋史權威也有過，他曾斷言，宋太祖沒有遺詔是宋太宗篡位的重要證據，而事實上，宋太祖的遺詔明明保留在《宋大詔令集》與《宋會要輯稿》中，但這與雍正皇帝繼位一樣，有無遺詔並非繼位合法與否的證據，因此這種論證是沒有意義的。

康熙為何不再立太子

既然遺詔不能證明篡位與否，那麼雍正皇帝到底是否篡位？

康熙皇帝早在21歲時就模仿漢制，改變了傳統的八旗王公推舉制，立當時尚在襁褓的嫡長子胤礽為皇太子，對他傾注了極大的熱情與精力培養；在三次親征時，皇太子即留守京城處理日常政務。胤礽的皇太子一當就是三十多年，而康熙皇帝也步入晚年，一些大臣展望未來，形成了以皇太子為中心的利益集團，父子間的關係越發緊張，直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太子出現了謀逆行動而被廢。

皇太子位一空，就招致康熙皇帝眾多成年兒子們的覬覦，引發曠日持久的立儲之爭，為了平息兒子們的激烈爭鬥，康熙皇帝甚至一度復立太子，但父子間的互信已經完全喪失，僅一年後太子再次被廢，此時康熙皇帝對太子徹底死心：「後若有奏請皇太子已經改過從善，應當釋放者，朕即誅之。」經過兩次廢太子的風波，康熙皇帝鑒於諸皇子「年俱長成，已經分封，其所屬人員，未有不各庇護其主者」，如果另立太子，必然又會導致爭鬥，甚至威脅到他本人的安全，因此在餘下的十多年中，他不再立太子。

但畢竟要選擇一位繼承人，自第一次廢太子後，康熙皇帝的身體大不如前，這個問題變得非常緊迫，大臣為此也非常焦急，擔心他突然去世，因此不斷催促他早立太子。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他又一次病倒，召集群臣公布了他自廢太子後就準備好遺囑，實質是對他一生的總結。他向群臣表明「立儲大事，朕豈忘耶」；「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內，朕言不再」。但他始終不明確心目中的繼承人，只透露：「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托之人，與爾等作主，令爾等永享太平。」

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自己當時也不知道繼承人是誰，還需要慢慢觀察；二是即使他知道也不會公布，因為這會讓繼承人成為矛盾的焦點，可能會成為廢太子第二，因此他只懇求大臣們念他是五十餘年的太平天子，「惓惓叮嚀反覆之苦衷」，能讓他平安度過晚年。

康熙皇帝仿效漢族的太子制度徹底失敗，從深層次講，是漢族制度與滿洲舊制之間的衝突導致的。

清朝開始沒有預立皇位繼承人的習慣，而是在皇帝去世後由王公貴族推選，擇賢而立，有競爭性，並且按照傳統，皇家子弟均參與軍國大事，這個傳統並非預立太子就能一下廢除的，因此太子成為眾矢之的，被兄弟們拉下馬也不奇怪。

經過兩次廢太子的挫折，一向乾綱獨斷的康熙皇帝既不願意恢復滿洲的傳統，將立儲大事交給王公貴族決定，也不可能再次仿效漢制立太子，因此他別無選擇，只好選擇了秘密立儲，即在自己去世前才會宣布繼承人選。

毫無疑問，選擇一名合格的繼承人是康熙皇帝晚年考慮的頭等大事，當時最有可能繼承皇位的首先是皇子中僅有的三位親王，即皇三子誠親王胤祉、皇四子雍親王胤禛、皇五子恆親王胤祺，以及一位後起之秀——皇十四子胤禵。胤禵於康熙五十七年被任命為撫遠大將軍，以「大將軍、王」的名義出征青海，成為一顆上升的政治明星，並成為皇八子黨的新希望。

雍親王之子弘曆，深得康熙喜愛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丁酉，公曆1722年4月27日，「皇四子和碩雍親王胤禛恭請上幸王園進宴」，《清實錄》對這一天的記載只有這麼短短的一句話，但這是決定歷史的一天，「王園」即是由康熙皇帝賜名的圓明園。這一天康熙皇帝應兒子胤禛的邀請赴宴，在圓明園中的牡丹台第一次遇見了胤禛的兒子弘曆。年近古稀的祖父一見年方10歲的孫子，非常喜愛，竟於13天後第二次赴圓明園，並將弘曆帶往宮中親自教育、撫養。康熙皇帝有一百多個孫子，此前只有廢太子的嫡長子弘皙有過這樣的經歷。

65年後，乾隆皇帝弘曆深情回憶當年他在祖父面前背誦《愛蓮說》，並解釋文義，深得祖父喜愛；甚至在與大臣討論軍國大事時，康熙皇帝也特地讓弘曆隨侍旁聽學習；康熙皇帝又讓皇子胤禧教他射箭，胤祿教他火器，並經常帶他去打獵，弘曆不負所望，各方面均表現優秀。康熙皇帝特意召見弘曆的生母，連聲稱她「有福之人」，並對在宮中撫養弘曆的溫惠皇貴妃稱：「（弘曆）是命貴重，福將過予。」康熙皇帝還特地要了弘曆的八字，看後非常欣喜，在上面批示：「此命貴富天然，這是不用說。佔得性情異常，聰明秀氣出眾，為人仁孝，學必文武精微。幼歲總見浮災，並不妨礙。運交十六歲為之得運，該當身健，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里最賢、最能，子息極多，壽元高厚。」康熙皇帝本人是一位在位超過60年的皇帝，什麼人才能「福將過予」？答案不言自明。

如果說，康熙帝以前還有所猶豫，那麼一個英武可教的孫兒自然會激發「自幼嘗以英傑自許」的他的惺惺相惜，這可能促使他下了最後的決心。當時胤禛已經44歲，在當時已經不算年輕。皇位繼承是最重要的問題，作為一名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康熙皇帝自然會考慮到更長遠的未來。當然弘曆只是胤禛得以繼位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其本人深獲父親的賞識。胤禛幼年時由父親親自撫養，這在康熙皇帝的諸多皇子中非常罕見；他多次代表父親承擔祭祀大典等重要任務。同時，他的競爭對手、同母弟胤禵與康熙皇帝極為痛恨的皇八子關係非常親密，屬於政治上的同盟者，他們是廢太子胤礽的死敵，而康熙皇帝一心想保全胤礽的性命，因此他不可能將皇位傳給皇八子黨的成員。

康熙遺詔並不能證明雍正是否篡位。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雍正合法繼位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剛從塞外回到京城的康熙皇帝又赴南苑行圍打獵，十幾天後感到身體不適，於十一月初七日回到了暢春園，並讓胤禛代行冬至南郊大祀。幾天後，他的病情惡化，於凌晨召諸皇子與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宣布：「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繼皇帝位。」隨後胤禛從南郊趕回，一天內三次請安。

另據朝鮮使者的記載，康熙皇帝在臨終前還召見過大學士馬齊，還囑咐「胤禛第二子（弘曆）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且他當面要求胤禛豐衣足食供養廢太子、皇長子，並且要封廢太子的嫡長子、他所鍾愛的孫子弘皙為親王。這些都在後來得以實現：雍正皇帝剛繼位9個月，即「召諸王滿漢大臣入見，面諭以建儲一事，親書諭旨，加以密封，藏於乾清宮最高處，即立弘曆為皇太子之旨也」；弘皙則在康熙皇帝去世第二天封為郡王，六年後成為同輩中的第一位親王，比已經被秘密立為皇太子的弘曆晉封親王還要早五年。

當然，以上這些敘事，很多來源於雍正皇帝主導編纂的《聖祖仁皇帝實錄》，因此未必客觀，但好在康熙皇帝為孫子弘曆算命的記載，來源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發現的原始檔案，朝鮮使者的傳言來源於《朝鮮李朝實錄》，這些都不是雍正皇帝可以控制的信息，後者還得到了事實證明，因此可以有很大把握地判斷，雍正皇帝的繼位，正是康熙皇帝本人的意願，是合法的，根本不需要一份官樣文章的遺詔作為證據，而篡位論者卻沒有任何可靠的直接證據證明他們的論點。

我們沒有辦法完全準確地復原歷史，但起碼可以給出一種更符合基本邏輯的描述，而不是只圍繞著無關緊要的遺詔團團轉，十多年來一次次地炒作，但辨別事實與論證能力卻沒有進步。試想，媒體如果在發表這一新聞前簡單地搜索一下，就會知道這僅是一個重複多次、了無新意的陳舊故事；如果多採訪幾位清史專家，有兩個以上可靠的獨立信息來源，而不是只聽一面之詞，也不會下如此草率的結論。一般人通常沒有時間與能力去辨別真假良莠，為了獵奇而一次次地複製轉發，不能給這個社會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與思維能力的訓練，因此新聞的核實才更加重要，因為它是陳陳相因、以訛傳訛傳播的源頭。現代社會不患信息太少，而患信息太多，它們大多是這一類被無數次複製轉發的冗餘信息，而真正原創的、有價值的信息與觀點卻少之又少，並且常常被淹沒在冗餘信息的海洋中。近十多年來，「康熙遺詔」一次次被「發現」與炒作的故事正是這一現象的最好體現。

（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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