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右翼民粹主義政治思潮評述

作者簡介：

周穗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與西方新馬克思主義。

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兩大事件，標誌著西方於2016年正式進入右翼民粹主義的政治元年。與1979-1980的撒切爾、里根一樣，這一次英美再度引領西方政治潮流。2017年，荷法德意等歐洲主要國家相繼進入大選的節奏，人們懷著忐忑的心情被動地等待著一隻又一隻黑天鵝飛出。隨著2016難民大潮效應的持續發酵，近期恐怖襲擊的頻繁發生，尤其是美國特朗普總統勝選的強力推動，2017註定是西方右翼民粹政治思潮肆行之年。況且，無論各國極右翼領導人勝選與否，西方政治整體淪陷於右翼民粹主義，將是一個持續多年的長期政治現象。

為什麼是西方？為什麼是現在？面對洶湧而來的右翼民粹主義大潮，美國著名政治評論家法里德·扎卡利亞提出的這一問題極具代表性，袒露了國際政治思想界幾乎所有人心底的疑問和擔憂。事實上，在特朗普勝選之前，幾乎沒人想過西方右翼民粹之風能強勁若此，中國學界對美國大選結果也集體判斷失誤，深刻表明人們對美歐民情的變化嚴重估計不足。在這之後，儘管關於民粹主義的現象學分析和政治預測已經鋪天蓋地，但總體上仍停留於就事論事或事後諸葛亮的現象層面分析。而敗選的美國民主黨人繼續糾纏於各種外在因素，至今不明白輸在哪裡。現在是分析右翼民粹主義的淵起、進行理論梳理的時候了。

本文探索今天的右翼民粹主義的起因和性質，檢討它的社會文化根源和理論基礎，分析它的走向及其未來發展，試圖對扎卡利亞的發問提供一種理論解答和思考進路。

一、西方右翼民粹主義的起源與性質

為什麼右翼民粹主義會強勁崛起和肆虐於當下的西方？這一場政治大風潮是怎樣發生的？鑒定當下西方右翼民粹主義的性質，是我們預判當代西方社會政治變化及其走向的基本依據。

所謂民粹主義，以精英主義為對立物，在概念上泛指一種反精英，反建制的社會文化思潮。民粹主義在歷史上源遠流長，典型代表有19世紀俄國「民粹派」和19世紀晚期美國的人民黨運動等。現實典例是1968年西方青年的「反文化」運動、1998年以後西方左翼領銜的反全球化運動、以查韋斯為代表的拉美左翼的民粹主義運動、新世紀以來美國的「茶黨」運動和「佔領」運動，等等。事實上，歷史上各種以基層「造反」為特徵的群眾運動，包括各種社會主義運動、極端民族主義運動、平權主義運動等，都包含大量民粹主義動員的成分。

各種民粹主義的共同特點是其平民性—以「人民」的名義取得所倡導的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資源。然而，民粹主義有左有右，政治光譜色彩斑斕，卻並不構成一種統一的意識形態。它缺乏普遍性的核心價值，不具有共同的政治主張和道德訴求。在現實世界中，美國的桑德斯和特朗普、希臘的齊普拉斯和法國的勒龐、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和「茶黨」的佩林，顯然是非常不同的民粹思潮和運動的代表。各種民粹訴求的前台和背後，有著不同的意識形態支撐和政治目標追求。因此，民粹主義是典型的政治「變色龍」，它可以與多種政治理論相結合，形成性質極為不同的民粹運動和思潮。

還要看到，這些多樣形式的民粹主義雖然不是理性表達，卻能宣洩社會情緒。民粹主義的共通的也是最大的效用在於，它是政治經濟危機的顯示儀、社會情緒的晴雨表，是非常規的民意表達方式。它反映了在危機面前一個社會內部的焦慮情緒及其潛藏的激化中的社會矛盾，表達了常規的民主管道和平台所無法表達的社情民意，並以極端化的形式向人們發出政治警示。

勿庸置疑，右翼民粹主義是時下西方民粹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右翼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結合是當前右翼民粹主義大潮的突出特點。換言之，今天的右翼民粹主義不過是右翼自由主義「借殼上市」，是一種受右翼自由主義即政治保守主義主導的民粹主義思潮和運動。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這次扛起右翼自由主義大旗的是非主流、非建制、非典型的另類自由主義右翼保守派人士。曾幾何時，民粹主義是左派的專利，當年歐美左翼領導的反全球化運動風起雲湧、獨步天下。然而僅僅十多年，潮流反轉，右翼民粹主義的潮水幾乎瞬間漫灌大西洋兩岸。這無疑是西方社會民情的重大右傾轉向。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右翼民粹主義在2016年西方政壇的異軍突起絕非偶然，有其內在的必然邏輯。簡單地說，今天西方的右翼民粹主義就是底層造反，對精英不滿，忍無可忍，要求改變現狀。而這一次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大變臉，昭示著保守的自由主義又一次在西方佔了上風。這股風潮表達了當下西方普通民眾對建制精英的多年積怨，是以非常規的民粹方式表達的危機預警。

右翼民粹主義從涓涓細流匯聚成今天的滔天大浪，不僅是對眼前中東難民潮和恐襲事件的短暫的應激反應，而且是對背後潛藏的長期危機的根本憂慮。說到底，是過去30年全球化進程中西方實力的相對下降，導致了西方社會一系列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危機。具體而言，全球化30多年的發展推動了全球各個領域的進步，也派生出許多新問題，客觀上對以往主導全球秩序的西方世界提出了新挑戰。這種挑戰一是由於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變動和重組引發的來自外部衝擊，二是由於西方國家內部形成的新的兩極分化和社會撕裂。更嚴重的是，在這兩大新挑戰面前西方精英民主體制的失靈，加深了西方危機的深度和烈度。

就外部挑戰而言，今天西方不得不面對在全球化中已經成長壯大的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崛起，也被迫面對伊斯蘭宗教極端勢力的恐怖主義威脅和世界穆斯林人口急劇膨脹帶來的文明衝擊和文化挑戰。30多年來，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民眾的文明自信在日益降低。除德國、荷蘭等少數富裕國家以外，「老歐洲」在信息產業革命和世界經濟騰飛中嚴重落伍，已經整體淪為二流國家。美國在冷戰勝利後並沒有守住「一超獨霸」的自身大好局面，反而在「反恐」的連年征戰中使自身硬實力和軟實力雙雙受損，美國人的「老大」地位和心理受到嚴重挫傷。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巨大變化導致的「世界重組」不再只是理論家的紙上談兵，已然演化成為嚴峻的客觀現實。

就西方社會內部而言，全球化30多年後財富的增長沒有惠及全體人民，相反造成了新的兩極分化。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社會極化現象進一步發展，財富向金融、信息產業的新技術權貴集中，作為西方社會穩定柱石的傳統中間階級、包括工人階級絕對收入水平不增反降。中間階級的絕對人數不斷減少，他們在西方各國人口比例中也呈下降趨勢。西方普通民眾承受了經濟危機的痛苦，面對著就業、教育、住房、醫療和養老方方面面日益沉重的壓力，歐洲民眾更是對長期存在的高失業率、治安惡化、政治腐敗醜聞等社會現實普遍不滿。更何況，從紐約到柏林，從倫敦到巴黎，伊斯蘭向西方發動的恐怖襲擊在資本主義心臟地區頻頻發生。「3.22」倫敦恐襲、「4.20」巴黎恐襲則意味著恐怖活動的新常態，恐襲今後將與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如影相隨。社會安全、經濟安全、政治安全乃至人身安全的威脅，已經使西方民眾的安全焦慮抵達臨界狀態。

在外部挑戰和內部危機面前，西方精英長期沒有對積壓的矛盾作出有力回應，遲遲拿不出調整社會再分配、緩解國內安全危機和國際範圍的世界重組問題的解決方案和政策措施。西方精英體制對危機的反應遲頓和對民眾痛苦的麻木不仁、無能失責，使西方民眾的怒火在2016年歐洲難民大潮的催生下以右翼民粹主義的形式集中爆發。靜水深流。作為對西方危機的深層回應，右翼民粹主義思潮應運而生。正是西方精英的無所作為，促成了西方右翼民粹主義的強勢崛起。右翼民粹大潮興起的實質就在於，西方民眾造了整個西方精英民主體制的反。

因此，我們合乎邏輯地看到了2016年以來西方政黨政治中浮現出來的兩個新景觀：一是自由主義右翼成了「人民」的代表；二是西方民眾對建制精英的整體厭棄。一般來說，在傳統的西方政黨政治中，左翼和中左翼通常是中產階級和中下層勞動人民的代表，而右翼、中右翼通常是資本和權勢的代表。而現在我們看到，今天的西方右翼民粹潮流中第一個景觀表現突出，西方中右翼、甚至極右翼政黨成了傳統中產階級和底層人民的代言人。奧地利大選中以不到1%的票數敗選的極右翼民粹候選人、自由黨的霍弗（NorbertHofer）對險勝的前綠黨領導人范德貝倫（Alexander van der Bellen）嗆聲：「你的背後有上流社會精英，而我有人民與我同在」。用西方媒體的話說，范德貝倫的勝利優勢「就像頭髮那麼細」。特朗普在2017年1月20日第45任美國總統的就職演說中宣稱：「今天我們不僅僅是把權力從一個政府轉交給另一個政府，或者從一個政黨轉交給另一個政黨，而是將權力從華府權貴的手中歸還給人民」，「2017年1月20日將再次成為人民變成國家主人的一天」。號稱「荷蘭特朗普」的極右派自由党參選人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在其推特中稱，「人民正在奪回自己的國家，荷蘭也會這樣做」。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勒龐則將法國大選形容為「全球人民起義」，她甚至得到了大量法國青年的支持。中間階級和下層民眾支持右翼，除了1979年英國工人投票支持了保守黨的撒切爾那一次例外，類似狀況在戰後幾乎沒有出現過。

第二個景觀更為顯眼，目前西方各國民眾都青睞「政治素人」，寧可選擇與傳統的兩黨建制派都無關聯的人物出任政職。西方民眾對傳統兩黨政治精英的厭惡，到了「說大人則藐之」的地步，反精英反專家反官僚在西方成為時尚。西方國家如今面臨著標準的「塔西佗陷阱」。在法國，脫離社會黨和「保衛共和聯盟」兩大政黨主流的馬克隆，成為本次大選的「黑馬」；在奧地利，傳統的中左社會民主黨和中右人民黨兩位候選人在大選第一輪就雙雙出局，根本無緣「決賽」；在美國，大選中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正統官僚政客都不受選民歡迎，與建制毫無瓜葛的、沒有政治經歷的桑德斯和特朗普頗得人心。環顧整個歐洲，中左中右主宰各國政壇的傳統政黨政治格局在塌陷。可以預見，在這一輪歐洲選舉季中，右翼民粹政黨上台、非主流政黨執政的新狀況將頻頻出現，並演化成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政治新常態。

從現象上看，在民主制度下生活多年的西方民眾如今被極化情緒所籠罩，彷彿「只有極端才是正道，一切中庸之道都是可恥的怯懦。」民眾對建制精英的不由分說的否定，是精英的失誤，也是精英的悲哀。最為諷刺的是，歐洲執政左翼社會民主黨人被民眾拋棄和唾棄。他們在過去十多年中擁抱新中間階級，依託多元少數群體，遠離傳統社會基礎。今天他們為「第三條道路」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價。「第三條道路」原來的設計是社會民主黨人使自己和幫助人們適應全球化的一套理論和政策，但在實踐中對其左翼傳統矯枉過正。被其漠視和背叛的傳統中產階級和底層大眾在長期沒有政治體制中的代表為其發聲的情況下，轉投民粹主義政黨。而西方普通大眾對過去十多年傳統主流的兩大政黨在政策趨同、理念趨中的情況下無休無止的黨爭已經徹底厭倦，對兩黨建制派精英的危機解決能力感到失望乃至絕望，從而將精英視為不堪取信的無能之輩，對一切建制派不表尊敬態度。今天的右翼民粹主義的一個特點是，它不是單一國家的思潮和運動，而是瀰漫整個西方世界的反制度化政治和思潮。

相對建制精英的麻木和無能，非主流的自由主義右翼得以引領西方右翼民粹潮流，關鍵在於它順應了右翼民粹主義所折射的西方極端民怨和民情。這一民情概括說來即是：西方民眾1）對自身經濟和人身的雙重不安全感；2）對國家發展方向乃至西方文明前途的危機感；3）對無能的民主建制精英的絕望感和厭棄感。奧巴馬執政八年，美國國家赤字翻了一番，「伊斯蘭國」崛起，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威脅有增無減。尤其是2016年歐洲難民潮和如今恐怖襲擊的常態化，已經使西方民眾的安全神經緊繃到極致。可以說，非主流的自由主義右翼號准了西方民眾的右翼民粹主義思潮的脈搏，表達了右翼民粹主義關於安全擔憂、危機意識、文明未來的強烈的民意訴求。因此有西方媒體稱，英國的脫歐和美國的特朗普上台就是一個世界級的反潮流運動。正是西方危機的深度和西方民眾的憂慮不安和要求變革的強度，揭示了右翼民粹崛起的真正根源。否則就不能解釋，為什麼卡梅倫賭贏了蘇格蘭脫英公投，卻在英國脫英公投的大賭注中敗北；為什麼美國大選中希拉里在選舉經費大幅超出、民調結果一路領先、主流媒體全線力挺、專家預測全面看好的情況下，竟然輸掉了一場勝券在握的競選。否則也不能解釋，右翼民粹主義緣何演化成了一個「泛大西洋現象」，肆虐於歐美兩個大陸。西方、現在出現右翼民粹大潮，是危機邏輯的演變結果，也是民情使然。

以特朗普為代表的非主流自由主義右翼能夠領航右翼民粹，還在於他們直指西方的「真問題」，打出了「變革」的大旗，並給出了不同以往的、顛覆性的解決方案。在總統大選中，特朗普在傳統建制派糾結和止步的地方起步，不僅提出反對「政治正確」、重張「美國主義」的驚世駭俗的口號，而且拿出了一整套復興美國的戰略構想：「讓美國重新偉大」的戰略目標；「美國第一」的戰略布局；「讓美國重新就業」、「讓美國重新安全」、「雇美國人、買美國貨」，讓美國企業「回家」等一系列戰略舉措。這套戰略覆蓋了政治、經貿、稅收、勞工、就業、醫保、移民和反恐等具體議題，並試圖從政策、法律和體制層面進行全面改革和重建。儘管這套戰略在競選和初期執政實踐中多有疏漏，但是它對解決美國的真問題刀刀見血，關切普通民眾的生存處境，關照美國大眾的民族主義的文化情感和愛國主義的大國情結，給人民以「變革」的希望，因此受到了「沉默的大多數」的歡迎。特朗普戰略打破了兩黨建制派主流長期無法突破的政治僵局，啟動了政治新議程；調整了美國社會發展的方向，開闢了國家發展的新道路。故此，人們把美國2016年大選稱作「特朗普革命」。低估或錯判這場「革命」的政治性質和文化價值，恰恰是兩黨建制派、尤其是左派敗選和失勢的重要原因。

所有這一切表明，西方非主流自由主義右翼主導的右翼民粹主義浪潮，是自下而上推動的一次大轉變。所以，根本問題不在於美國是否出了個特朗普，不在於本輪歐洲大選還能飛出幾隻黑天鵝，而在於危機依然存在，民情無法逆轉，潮流已經形成。即使沒有特朗普，沒有勒龐，不管誰上台、誰執政都必須應對新潮流，完成大轉變，實現大變革。實際上，少數西方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儘管提出問題的扎卡利亞沒有正確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但是他畢竟明白：特朗普可能代表更廣泛更持久的政治議程；認可美國政治學家賈斯汀·格斯特的判斷：特朗普主義的生命力將比特朗普本人更持久。英國《金融時報》經濟評論員沃爾夫（Martin Wolf）看到了時代的變化和西方尤其是美國相對地位的下降。他在「2017北京全球經濟論壇」上說：現在全球化的效益已經耗盡。2007年經濟危機凸顯了一種「權力轉移」的要求，而權力的轉移意味著「合法性」的轉移。與之相關的則是西方總體上，尤其是美國自信心的極大下滑。「亂紀元」、「強國競爭的新紀元」等未來預測目前頻現西方媒體。全球著名投資人，Rogers Holdings董事長羅傑斯甚至預計，世界格局可能在短短五年左右發生大變。有媒體指出，美國如今正遭遇「百年未有之變局」，前所未有的重大歷史轉折正在西方發生，大變革的時代已經到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勘定今天西方右翼民粹主義的性質及其歷史方位：其一，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是對西方危機的反映，表明西方遭遇發展方向選擇的重要關口；其二，右翼民粹主義的民情顯示西方政治天平向右傾斜，自由主義的「另類右翼」主導右翼民粹的走向和西方戰略的向右調整；其三，右翼民粹主義以極端的方式表達了民眾期望西方文明自我救贖的文化心態，標示了文化價值觀的悄然轉向。

二、西方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價值觀根源

美國總統大選選站前後，意識形態的博弈極為激烈，社會撕裂極為嚴重，達到創紀錄的水平。希拉里陣營把特朗普的支持者稱為「老白窮」，希本人在電視辯論中甚至脫口稱「特朗普的支持者大部分是垃圾」。特朗普的右翼民粹陣營則稱希拉里的支持者是「白左」、「智障」，媒體還發明了一個英語新名詞「Lunatic Libtards」，詞面是指「發瘋的極左自由派」，意謂「希拉里的腦殘粉」。特朗普當選後，哥倫比亞大學校園哀聲一片，好萊塢惡語相向，左翼媒體痛陳「美國價值觀的失敗」。特朗普右民陣營則歡呼反「政治正確」的成功、美國價值觀的勝利。這些現象級的極端對立表明，本屇大選的確是一次「價值觀對決」，啟動了關於美國（西方）未來文化走向的嚴肅思考。

特朗普的另類右翼及其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思潮是對美國價值觀的顛覆嗎？反「政治正確」是反對美國價值觀嗎？正確判斷特朗普和右翼民粹的價值觀及性質，需要我們釐清：什麼是美國價值觀？「政治正確」是否代表美國價值觀？當前美國的價值觀衝突癥結何在？

美國價值觀起源於美國初創時期和建國過程中的新教價值觀，是基於「五月花」新教傳統和西進以來牛仔們創立的鄉鎮民主傳統的、西方WASP主流人群的自由主義價值理念。所謂WASP，即是指美國傳統主流社會，即新教徒的盎格魯撒克遜裔美國人；他們信仰的新教價值觀，構成了美國文明的核心。與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美國至今仍有45%的人信仰新教，聖經價值觀成為了美國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美國的憲法、法律是其基本價值觀的世俗形態，是用政治語言重述的聖經價值觀。

1620年，早期的英國移民把清教思想帶到了北美新大陸。清教思想中聖經新約有符合社會進步的積極理念，即強調的個人自由、人人平等與自律勤勉。這些價值理念與清教徒在北美新大陸的奮鬥實踐相結合，構成了美國民族精神中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平等意識（senseofequality）和勤奮工作（hardwork）的價值觀。其一，清教徒（puritan）崇尚個人自由，曾飽受宗教迫害的他們在北美的創業和創製中放飛了他們的自由夢想，在把殖民地建成一座「山巔之城」（acityuponhill）理想社會的過程中形成了充滿樂觀主義的美式個人主義。他們相信經濟的成敗是個人的責任，相信憑著自己辛勤的工作和良好的素質，能夠實現自尊和正直，相信獨立的生命個體、價值獨立性和自立精神高於一切。這種個人主義是美國人絕對的價值共識。其二，清教徒相信人人平等，主張取消宗教等級差別，認為信徒們可通過個人與上帝的直接聯繫獲得靈魂的救贖。這種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在美國鄉鎮社會自治組織的過程中，在機會平等成為被美國大眾普遍認可的平等主義形式下，發展形成了建構美國民主基礎的平等主義。和個人主義一樣，平等主義的價值觀逐漸影響到了美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三，清教徒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選民」，篤信富裕和成功是上帝選民的象徵。他們通過自我奮鬥、白手起家、創造財富，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這種信念和新大陸艱苦的自然條件和創業的艱辛相結合，培育了美國人勤奮工作的價值觀。富蘭克林是美國價值觀的代表人物。他在《自傳》中陳述的勤勞、儉樸、節制等13條美德基本上是清教主義所宣揚的信條。富蘭克林通過個人奮鬥獲得成功的形象，集中體現了「美國夢」和「美國精神」，他因此成為體現美國人價值理想的道德偶像。

西方著名思想家曾對美國價值觀做過經典的研究和表述。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美國的民主》是世界上第一本專門討論美國人文化價值觀的名著。托克維爾發現，鑄成美式民主的獨特特徵的，是美國的獨特民情，即美國文化的內部傳統，也即他所稱的社會地位（身份）的平等和著名的個人主義。托克維爾所重視的、作為美國特殊歷史條件產物的平等意識的價值觀，因此成為當代人解密著名的「桑巴特問題」的最佳答案。羅伯特.N.貝拉（Robert N.Bellah）教授主持撰寫的《心靈的習性—美國人生活中的個人主義和公共責任》（1985），從文化價值觀的高度，系統地總結了社會習俗或價值觀在美國從殖民地時期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的作用，探掘了美國現代化的文化根源。這本書是繼《美國的民主》之後關於美國人自身價值觀研究的最重要書籍，至今被奉為美國社會學的當代經典。該書作者基於對美國人價值取向的大規模調查，歸納出美國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四大文化傳統或價值理念類型：功利型個人主義、表現型個人主義、《聖經》宗教和公民共和主義。該書作者將個人主義稱為「美國人的第一語言」，將《聖經》宗教和公民共和主義稱為「美國人的第二語言」。他們認為，美國文化傳統中的個人主義不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而是包含著社會責任的、積極進取蓬勃向上的個人主義。他指出，當代美國出現了當年托克維爾擔憂的個人主義的極端發展。這種極端個人主義（書中用「激進個人主義」表述）造成的社會後果非常嚴重。新資本主義破壞了社會組織的合作、規範和信任，導致了公民意識即社會責任感的喪失，瓦解了各個層面的共同體感和社會協作，造成了社會團結資源（如美國民間社團的自願服務傳統）的流失。他們認為，美國的個人主義傳統仍然是有價值的，不能忽略個體的個人的核心重要性。但是，必須矯正極端個人主義這種「被扭曲的個人主義的形式」，恢復傳統中對人類個體的社會維度的正確評估，運用美國文化內在傳統中的《聖經》宗教和公民共和主義，提供著維護社會團結、制止極端個人主義的資源。

綜上所述，我們得以了解：美國價值觀的核心理念是個人主義和平等主義，它內在地包含了自由平等民主團結的資源，在當代美國社會具體體現在功利型個人主義、表現型個人主義、《聖經》宗教和公民共和主義四大文化傳統中。從特朗普及其右翼民粹支持者的價值取向看，在他們希冀復興「美國主義」、重建「山巔之國」、維護自由市場、反對同性婚姻等熱望中，顯現著回歸傳統價值觀的突出文化特點。

主要由美國中產階級、下層中產階級白人、歐洲原住民構成的右翼民粹陣營信奉傳統的美國價值觀。特朗普在總統大選中打破政治禁忌，公開叫板「政治正確」，疾呼「『政治正確』，我們再也承受不起」，要求回歸美國人的價值常識，並基於此批評民主黨的移民政策、教育政策、就業政策、種族政策等，從而得到了大量對「政治正確」的話語霸權長期積怨卻敢怒不敢言的傳統民眾的熱烈支持，並最終挾右翼民粹的普遍民意贏下這場大選。希拉里則儼然以堅持「政治正確」的進步主義的旗手自居，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高調充當黑人、拉丁裔、女性和同性戀等少數族群、「弱勢群體」的保護者和代言人，給對手戴上反對主流價值觀的帽子，從而得到了主流媒體、文化界、高校精英、金融和科技精英的擁戴。兩人把一場選戰打成了「美國主義」與「進步主義」的價值對決。

三、「政治正確」與美國傳統價值觀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誰真正代表了美國價值觀？ 「政治正確」與美國的新教價值觀是什麼關係？

所謂「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原本是西方政黨潛在遵循的一種政治倫理標準，要求在政治上平等待人，尤其是要保護弱者。比如，在言語、政策、行為上不能歧視或侵害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不能出於種族、性別、性取向、身體殘障、宗教或政治觀點的不同而歧視任何人。

「政治正確」出現於1970年代後，開始只是西方政黨政治的遊戲規則，在20世紀後30年逐漸發展成公共機構、媒體、學術機構乃至整個社會必須恪守的道德準則和社會規範。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被要求採用中立用語(inclusive language)、文明用語(civility)來表示「政治正確」，比如美國和加拿大忌用一些詞語：「老人」不說是「Old People」，而說是「SeniorCitizens」(長者)；「黑人」不說是「Black People」，而說是「African Americans」（非裔美國人）；「窮人」不說是「Poor」，而說是「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處於經濟劣勢者）；「流浪漢」不說是「Bum」，而說是「Homeless Person」（無家可歸者）。對少數族裔的中立稱呼甚至已經寫進美國的聯邦法律，比如東方人﹝Oriental﹞、「講西班牙語的人」、「愛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已經分別由「亞裔美國人」、「講西班牙語的美國人」、「阿拉斯加州原住民」和「美洲原住民」取代。否則，就是「具有歧視性的辭彙」，就是「政治不正確」。

應當說，「政治正確」及其社會規範的形成，反映了美國在1960年代黑人平權運動和青年學生造反運動以後的社會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說，「政治正確」本身就是60年代進步運動的產物。自60年代始，美國和西方世界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平等主義浪潮，推動了性別平等、宗教寬容、種族和民族等領域的平等。不歧視少數群體、關照弱勢群體、容納難民、尊重女性權利等等，已經成為普遍的道德共識。事實上，經過多年對弱勢群體權利的保護，當下是西方社會實現平等和寬容的最好時期。由於「政治正確」的核心理念是平等主義，與美國價值觀一脈相承，因此它在原則上是正確的，可視為對美國價值觀的繼承和發展。

既然「政治正確」與美國傳統價值觀二者之間存在著平等主義共識，那麼基本理念並不對立的兩種觀點為什麼今天演繹成了兩種價值觀的激烈互懟、甚至可能引發政治衝突？筆者認為，從右翼民粹在整個西方世界大規模崛起的現象上看，它宣洩了歐美各國民眾對「政治正確」教條不滿的激烈文化情緒，因此是「政治正確」的理念和政策在現實中的價值錯置，導致了西方民眾對國家發展方向和價值取向的不滿和懷疑。「政治正確」在現實中的極端發展破壞了社會公正，打破了平等主義的價值共識，是造成當下社會政治衝突的潛在根源。這正是亨廷頓用「托克維爾法則」解釋戰後發生的政治動蕩的一個當下標本。

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認為，「統治藝術」與「身份平等」的不匹配，是戰後所有政治動蕩的根源。也就是說，如果「統治藝術」跟不上「身份平等」發展狀態的需求，會顛覆舊政治秩序；反之也一樣，如果「身份平等」的發展狀態不正常，同樣會引發政治動蕩。因此，以「托克維爾法則」反觀現實，目前美國的社會撕裂恰恰屬於後一種情況。所以，不是傳統的美國主流價值觀及其自由平等民主團結的理念有問題，也不是「政治正確」原則及其保護弱者的平等理念有問題，而是近些年來「政治正確」在實踐中出了大問題。傳統政黨越來越把這些原則視為政治禁區，使「政治正確」原則走向教條化和極端化，導致平等主義的極端發展。極端的平等主義打破了傳統價值觀與「政治正確」的平等主義共識，埋下了價值觀對立、社會撕裂和政治動蕩的種子。

極端化的「政治正確」在現實中導致極左現象泛濫，已經到了嚴重破壞平等主義原則的荒唐地步，引發公眾的不公正感。在美國，有關種族、族裔、性別的言論是非常敏感的話題，其「政治正確」的禁忌發展到嚴重過敏乃至荒唐可笑的地步。前哈佛大學的校長僅因為一句女性的數學天分不如男生的言論即引發學生抗議、被斥「女性歧視」而黯然辭職。在性別問題上，LGBT問題更是美國大眾關注較多的、更敏感的問題。「LGBT」一詞的狹義是指同性戀、雙性戀或跨性別族群，廣義代表所有非異性戀者。它出現在1990年代，表示極端重視並寬容性別認同和性傾向的文化多樣性。奧巴馬甚至頒布總統令，在高中以上學校全面推行「跨性別廁所」，讓同性戀等LGBT人群自行選擇上什麼性別的廁所！結果政令發布當月，芝加哥等城市強姦案倍速飈升。為了「尊重LGBT人群的平等人權」，他們不惜限制其他人的自由，侵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異性戀人群的自由平等人權。在移民問題上，「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s）在美國居然已成為「不得體的」禁忌之詞，主流媒體和學校知識份子只使用「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一詞。非法移民在美國現在起碼有1200多萬人，奧巴馬政府實際上對非法移民採取一種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縱容政策。紐約等城市已經成為非法移民的合法「庇護城市」（sanctuary city）。如果不是因為聯邦政府的經費問題，加州還試圖讓整個州成為庇護州。非法移民戶主家庭的平均福利是每年24721美元（2013 Heritage Foundation的統計），比納稅多年的合法移民的福利還要高。在族裔問題上，自由派政府的社會政策大幅偏向部分有色人種，新聞媒體也不敢批評犯罪的黑人，甚至對黑人蓄意槍殺警察噤聲。奧蘭多殺戮和倫敦恐襲之後，美英兩國的媒體只稱是本國居民所為，媒體不敢提及他們的穆斯林背景，惟恐涉嫌種族和宗教歧視，導致「政治不正確」，卻漠視那些失去生命的無辜亡靈。在高等教育資源的分配中，民主黨政客偏袒非洲裔、西班牙裔，片面強調按人口比例來分配公立大學入學人數，把他們塑造成無須付出同等努力就能獲得資源的特殊族群。希拉里在競選中更是進一步支持「亞裔細分」法案，把學業優異的華人種族入學配額降低到1%，激起華人的空前反抗，稱之為「新時期的排華法案」、「赤裸裸的種族歧視」。這種畸形的「政治正確」在平等主義的旗號下，破壞了美國價值觀的平等主義共識，踐踏了大多數人的自由平等權利，實際上造成了新的社會不公。這些所謂的進步主義者不惜讓國家赤字增高給窮人更多福利，不惜限制警察對非裔罪犯執法，反而是對辛勤工作的納稅人、對守法公民、包括遵紀守法的非裔的反向歧視。

「政治正確」教條化、僵化導致的最嚴重的問題，是政治精英脫離民眾，脫離現實，無視現實的嚴峻挑戰。希拉里在進步主義的旗號下，把自己定位為少數族群、自由派、華爾街、奧巴馬繼承者、非法移民救世者的角色。她視文化平等高於社會經濟平等，根本看不到西方社會內部的主要社會矛盾，忽略了美國主要的中產階級和勞工群體，忽略了社會大多數人的經濟被剝奪感和人身不安全感。在被希拉里支持者蔑視的「老白窮」背後，是全球化30多年後美國社會赫然顯現的階級分化。正如《心靈的習性》的作者正確指出的那樣，美國人歷來不喜歡使用階級語言，但是，當代美國確實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階級分化，特別是出現了一個下層階級。「全球市場經濟的壓力正在撞擊世界各國社會。這些壓力的首要後果，是在全球市場中贏家和輸家之間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其結果是不僅收入兩極分化，以及富人更富和窮人更窮，而且正在萎縮的中間階級越來越憂慮它的未來。」他特別說明，「在我們對有關種族的語言已經變得很敏感的時期，下層階級這一術語作為色盲有極大的好處」。「在美國的六個窮人中有五個是白人，而且貧困滋生毒品、暴力和不穩定的家庭，這些與種族無關」。民主黨建制派沒有注意到大多數美國人面對的現實問題，不去著力解決緊縮、失業或收入減少等結構性的經濟問題，而在社會經濟層面如此嚴重的階級分化和民生痛苦面前，僅僅強調文化層面的「少數族群」權利。「政治正確」論者以文化差異模糊階級分化，把非法移民和LGBT的尊嚴和權益置於退役老兵、無家可歸者和內城（inner city）空置區的貧窮黑人的福利之上。這種缺乏現實感已經到了何等程度！同樣，在國內安全問題上，傳統政黨罔顧伊斯蘭極端主義威脅的現實，只會教條地強調「政治正確」的宗教寬容的原則。對於歐洲普遍存在的難民及移民問題，歐洲政客不敢承認歐洲早已成為移民的大陸，不去正視伊斯蘭極端主義近年向歐洲滲透的現實，並據此去制定相應的政策，實際上是放任安全形勢惡化。對於美國的非法移民，民主黨人則採取保護態度，完全無視法律的尊嚴和民眾的意願。傳統政治精英不能正視西方的現實危機及其對人民的安全威脅，根本提不出解決問題的措施。教條化的「政治正確」錯誤的價值取向，無疑於西方的政治自戧。無怪反對者認為「政治正確」是貶義詞，是偽道學、過度敏感、矯枉過正的代名詞。從這一視角看，西方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也是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威脅的文化應激反應。

支持「政治正確」的政治精英由於罔顧現實、遠離民眾，從反面為特朗普式的另類右派準備了強大的右翼民粹主義意識形態支撐和廣泛的社會基礎。特朗普敢於挑戰「政治正確」的政治禁區，說出了美國民眾真實遭遇的困境和問題，如經濟不振與失去工作崗位、移民搶奪福利資源和工作機會、恐怖襲擊威脅與國外戰爭的死亡，等等。他提出的以「讓美國重新偉大」的價值願景和一系列「重新就業」、「重新安全」的改革許諾，理所當然地得到了民眾的響應。他在選戰中集中「就業」、「振興美國」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主題，打了一手價值觀好牌，迅速聚攏和鞏固了他的右翼民粹主義民眾基本盤。長期以來，政客和媒體都不敢冒著「政治不正確」的風險替這些普通民眾說話，使他們深感憤怒和無奈。在正常的民主渠道長期無法傳達意見的情況下，民眾中的右翼民粹主義情緒蓄勢而發，一瀉千里。這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國主義價值觀、反對「政治正確」走偏的價值取向、期待美國政治文化變革的人至少包括三個群體：

傳統的白人中產階級。他們構成美國社會沉默的大多數，是近年來被掠奪感最強、受「政治正確」價值桎梏戧害最深的人群，也是美國價值觀的天然擁護者。他們深感自身經濟地位的下降，認為全民醫保、泛濫的福利加重了自身的負擔，認為自己付出太多、所得太少。他們最反感華爾街金融精英的巧取豪奪引導整個社會一步一步偏離「自立自強，勤勞致富」的美國傳統價值理念；看不慣獨往獨來的「符號分析師」和「碼農」破壞維繫個人之間的共同體感和社會團結的《聖經》宗教傳統價值觀。

低收入的中下階層。他們是在全球競爭的壓力下全面喪失就業安全的人群，認為非法移民和移民在工作、社會福利和住房等方面，受到更多照顧，侵佔了他們的資源，影響了他們的自身利益，破壞了他們穩定無憂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方式。他們看不慣來美國白吃白拿的非法移民，痛恨獎懶罰勤、「越窮越光榮」的極左的「政治正確」社會政策。他們是最懷念過去的舊時光和美國傳統價值觀的人群。

社會上層的部分政治經濟文化精英。這些人的憂慮主要是在文化層面。他們對伊斯蘭教的社會影響越來越大的形勢感到擔憂，對西方人口結構的變化及其後果深懷憂慮。近年來穆斯林人口在世界人口比例中激增，並隨難民潮湧入西方大城市，非世俗化的伊斯蘭教價值觀的影響相應坐大。在西方國家內部，不同族裔的人口比例正在悄然發生變化。美國的移民比例尤其是拉丁裔、非洲裔的人口佔比在迅速上升，傳統主流社會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白人(WASP)正加快成為少數。過去白人為主的美國人口穩定結構，即將全面瓦解。美國人口結構改變，必然引發政治結構的重構和政治氛圍的改變，作為美國文明核心的新教價值觀也在不斷被削弱。因此，這批上層精英是政治上的「另類右翼」，即右翼民粹主義的核心人群，代表了向「美國主義」核心價值理想回歸的主要力量。

儘管各自理由不同，但社會各個階層都有支持右翼民粹主義的選民，他們共同團結在美國主義價值觀之下。右翼民粹主義導致西方各國政壇改變格局、重新洗牌，迫使西方重新思考價值取向、調整發展方向。導致戰後西方社會內部這樣一場空前的變局，固化僵化的「政治正確」難辭其咎。特朗普正是通過反「政治正確」教條，撕下了其裝扮的「主流價值觀」的偽善外衣，打破了其道德神聖感優越感的光環，打了一場價值觀的勝仗，從而動員和團結了渴望全面變革的美國人。從價值觀的角度看，「特朗普革命」的性質是西方的價值自救，可定位為一場復興美國傳統的自由平等價值觀的保守主義革命。

還要看到，「政治正確」教條的極化演變有其政治邏輯和深刻的哲學根源。從政治上看，美國（西方）民眾如此反感「政治正確」的真正原因，不僅在於它的矯枉過正侵犯了美國（西方）社會基本面的平等權利和自由底線，根本上還在於「政治正確」已經淪為政客吸引選票的工具。西方左翼建制精英任由「政治正確」畸形演化，並非因為他們完全不懂基本價值常識。他們是出於政治上黨爭和選戰的需要，把荒唐當正常，拿不是當理說。由於1968年運動之後左翼思潮壯大，部分政客忽然發現，移民政治在選戰中有極大的威力，移民和少數族裔及其家族傾向於把票投給左翼政黨，已成為左翼政黨永恆的選戰鐵盤。因此，相關政黨在「政治正確」的高調下充滿了精心的政治算計。它們不再通過為民眾謀福利、做好事的傳統方式來爭取選票，而是惡意操弄少數族裔、弱勢群體等政治議題，用各種僵化畸形教條變態的無限制的平等許諾討好和取悅移民和少數族裔。他們還有意識地利用人口變化的趨勢（年輕一代中移民已趨於人口多數）進一步製造社會分裂，打著「政治正確」的幌子謀取政治紅利。美國新一代青年越來越左，不僅與族群結構變化有關，尤其與左傾的自由派利用在媒體和大學的話語權長期灌輸變態扭曲的「政治正確」信條有關。打著進步主義的招牌漁利的現成例子就是「奧巴馬醫改」。這一改革等於攤了一個平均主義的大餅，給所有窮人包括非法移民免費醫療。這極大地加重了中小企業主和中產階級的稅負，也成倍地加重國家債務，把負擔推給下一代人。以往美國醫保體制的基本特點，一是勞動所得，二是完全的市場機制，政府參與輔助作用。與西方其他國家相比，美國人更傾向於認為，市場比國家更公平。實行該改革之後，主要責任從市場轉向國家，弊端立現，指定保險機構的保費、藥費、機構運行費大幅飈升。據彭博社2014年9月的報道，一個功能簡單的奧巴馬醫療網站花費已經超過20億美元，如果私營機構經營，只需花費政府1%以下的費用。因此，「奧巴馬醫改」根本沒有經濟上的可持續性，還可能走向拖垮歐洲的大政府老路。奧巴馬知其不可而為之，給民眾承諾以後無法兌付的福利，目的就是籠絡人心，永久鞏固自己黨派的選票基本盤。圍繞「奧巴馬醫改」的爭論已經成為一個死結，深深撕裂了美國社會。為了在黨爭中搞垮對手不惜搞垮國家、損害社會發展，有什麼真正的進步和政治正確可言？

美國的媒體和大學長期被自由派所主掌，其平等主義的輿論導向形成了對社會共識的深遠影響。在「政治正確」下浸淫多年，宗教自由、族群平等、婦女解放等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的思維定勢和政治傳統，不會輕易打破。但是，已經固化僵化的「政治正確」教條也成為社會共識的一部分，深入人心，很難改變。在西方國家處於轉型危機、社會已經難以承受極端的平等要求之際，左派仍在變本加厲地推動極化和扭曲的「政治正確」的極端平等主義社會政策，終於玩火自焚，在整個西方世界各國激起了右翼民粹主義在價值觀層面的強烈反彈。比如，美國傳統主流社會的價值觀相對保守，對於同性婚姻、變性、超性別廁所和更衣室這類越來越呱噪的現象，他們可以不歧視，但決不認同。然而，許多類似的荒唐離奇的「政治正確」已成禁忌，成為意識形態的藩籬，不容置喙，否則動輒被扣上「政治不正確」的帽子。這對普通公眾似乎形成了一種「民主制度下的專制」即「軟專制」。固化僵化的「政治正確」損害了民主制度的根基，毒化了政治氣氛，實際上已經觸碰了人們言論自由權利的底線。在左派動輒以「政治正確」上綱上線的淫威下，許多人多年不敢說真話，說實話。這也是美國大選中民調屢屢失真的原因之一。西方右翼民粹主義是對極化「政治正確」的遲到的反應和懲罰。在極左的「政治正確」推行了幾十年之後，歷史潮流終於向常態和常識反撥。右翼民粹主義的世界性思潮傳達了美國和西方需要全面改革的聲音。

此外，從哲學文化根源看，「政治正確」教條的極化演變與近年來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興起不無關聯。21世紀初年以來，「政治正確」籍尊重各少數族裔文化之名，形成了一條多元文化主義的「總路線」。所謂多元文化主義，是20世紀晚期出現的一種政治哲學思潮。它要求在承認並尊重差異的基礎上，保護黑人、婦女、窮人、殘疾人和同性戀等少數或弱勢的多元文化群體的平等權利和地位，並承認其價值。作為一種為少數族群爭取權益和文化地位的理論，其核心訴求是族群之間的價值平等。多元文化主義因此成為「政治正確」的哲學基礎。多元文化主義是冷戰後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替代物。口頭上避諱「社會主義」的美國左派知識分子，非常樂意把多元文化主義的多元平等訴求掛在嘴邊。在一個不平等變得越來越站不住腳的時代，多元文化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助力當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促進了社會平等。然而，作為一種要求群體價值平等的多元主義政治哲學，它要創造的社會不是非自由主義的共同體，而是一個他們能夠得到真正的平等尊重的現代自由民主社會。多元文化主義對自由主義民主的認同和對自由主義個人自由的批判之間，存在巨大的矛盾，理論上難以自洽。僅就其多元訴求而言，多元文化主義並沒有比羅爾斯的平等的自由主義提供更多的多元價值。尤其是多元文化主義把族群之間的價值平等引伸到文明發展的層面，強調「每一種文明都具有同等價值」時，這種極端平等主義就露出了歷史虛無主義的尾巴。多元文化主義的「文明價值等同論」等於說，殺人合理的神權政治倫理與現代自由民主的政治倫理在價值上是同等的。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人類文明幾百年的進步。而多元文化主義的這種極端平等主義的價值訴求，恰恰是為「政治正確」把少數族群文化價值視為高於一切的極端主張作哲學背書。多元文化主義實際上成為了極化的「政治正確」教條的哲學依據。而極端平等主義為特徵的多元文化主義的平等價值觀，在理論上是向具有前現代性質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平等觀倒退。

總之，將少數族群的文化權利、文化價值凌駕於一切價值之上的極端平等主義，有違「政治正確」原則的初衷。以極端平等主義為價值內核的極化的「政治正確」衝擊了傳統價值觀，干擾了法治公正原則，破壞了美國社會長期共存的平等主義共識，事實上是對美國價值觀的削弱和損毀。而多元文化主義內含的極端平等主義在西方政治實踐中求訴的直接民主，正在以大民主衝擊代議制民主。西方民主政治體制遭受削弱和動搖。

四、啟示與思考

從另一個極端出現的右翼民粹主義，是在價值理念上和政治方向上對西方社會的一次強行的矯正。其實，極左極右都不是民主社會的正常狀態。民主孕育理性與穩定，極端導致專制與動蕩。西方社會正處在兩個極端之間的巨大張力之中。變革，還是衰落？西方民主制正在經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當前，右翼民粹主義潮流已經席捲西方，西方向何處去？在充滿政治不確定性的未來，我們拭目以待。

西方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是一個社會歷史現象，是在全球化發展的特定階段西方社會內部對兩極分化、社會撕裂危機的極端反應。這一現象的實質是民眾對整個精英民主體制的理念與能力滯後於現實的強烈不滿和抗議。右翼民粹主義思潮作為民情的極端發展，標示著社會危機的深度和改革要求的迫切程度。右翼民粹主義發展成世界性風潮的重要警示是：政治精英必須保持對民情民心的高度敏感，必須具有應對危機、引導變革的宏觀政治戰略，必須及時調整和制定適應民情的相應社會政策。否則，將被潮流淹沒，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

西方右翼民粹主義是對極化的「政治正確」教條的反撥，說明平等主義的超階段過度發展，同樣可能導致政治動蕩。「極端」相近。趨左或趨右的極端化都是對民主和安全秩序的非理性破壞。政治精英不能忽略當代政治的「托克維爾法則」，注意保持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政治治理手段與平等主義發展狀況的動態平衡，以預防顛覆性的政治動亂。

西方右翼民粹主義的民情迫使西方調整國家發展方向，開啟西方文明的一次自我糾偏和自我拯救。西方正進入一個深度變革期，其傳統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態將發生重大改變，最近幾年將出現許多不確定性的突發事件。當下西方社會價值觀的對立和混亂，根源於西方整體實力在這一輪全球化的相對下降。誤判右翼民粹主義民情的性質和西方改革方向，會導致戰略失誤，作出錯誤抉擇。西方的歷史和現實說明：價值觀的強弱清濁，在一定程度上昭示著國運。價值觀的強勢話語權，要靠強國的經濟政治霸權來支撐和傳播。因此，一個民族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強實力，練好內功，才可能造就有凝聚力、感召力和自豪感的優勢價值觀和話語權。

本期編輯：孫博聞 本期審校：小庭白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