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簡·奧斯丁與張愛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識

06-07

淺析簡·奧斯丁與張愛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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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奧斯丁與張愛玲這兩位作家是女性文學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存在，她們都在創作中體現出鮮明的女性意識。本文試圖從兩位作家的生活背景、婚戀觀以及她們作品人物著手，比較兩者的作品中女性意識的異同。關鍵詞：女性意識背景婚戀女性形象引言人類社會雖然千差萬別，但人類的基本生活需求、情感、心理和思維結構等等卻有著許多共通之處，這就使得反映與表現它們的文學有了超越時空的相似性。不同的國家、民族、時代的文學存在著共同的文學規律，這使文學有了「可比性」。通過對中西大量的文學作品和理論的平行研究，人們可以歸納出中西共通的文學現象和審美心理，並上升為一般和真理。①奧斯丁與張愛玲這兩位作家是女性文學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存在，兩位女作家對她們所處的時代來說，都是獨一無二的。英國著名女作家維吉尼亞·伍爾夫有句名言說：「在所有偉大作家當中，簡·奧斯丁是最難在偉大的那一瞬間捉住的。」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為張愛玲辟專章，稱她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稱《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由於是女性作家，她們作品的主人公無一例外也是女性，內容是女性的愛情與婚姻，她們和其他女作家一樣在作品中用女性獨特的視角刻畫人物，擅長描寫心理，對細節的把握得心應手。她們都在創作中體現出鮮明的女性意識。一、不同背景下的女性意識奧斯丁的一生大半生活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傳統思想與習俗比較頑固的英國鄉村，這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的眼界與思想，她的父親喬治·奧斯丁是漢卜夏郡斯蒂文頓教區的教區長，兼管鄰近的兩個教區，靠著兩個教區的收入，加上招收學生，養活九口之家，維持著農村中等階層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奧斯丁的生活圈子主要限於鄉村的中等階層，她本人過的基本上是中產階級婦女的悠閑生活，正如她書中描寫的那樣。較為悠閑富裕的生活環境使奧斯丁得以閱讀很多書籍，並能夠和她的姐姐卡桑德拉走親訪友，參加鄉村舞會和其他社交活動。凡此種種，既使奧斯丁擁有了寫作的基本條件，落後的教會家庭與相對閉塞、狹窄的鄉村生活也使她難以擺脫保守的道德習俗。相對於奧斯丁，出生於二十世紀的張愛玲所處環境要複雜得多了。張愛玲1921年生於上海，家庭門第顯赫，從小既接受了傳統文化的陶冶(古典文學的訓練，以及傳統文化風習的耳濡目染)，又接觸過西方文學藝術。四十年代的上海，東西方兩種文化、兩種層次的文明多面碰撞，多層次的矛盾衝突也時時纏繞糾結，這種社會歷史環境對當時很多知識分子都影響很大。作為一名有著清醒認知又具有非常敏銳眼光的現代知識女性的張愛玲有著更為複雜的情結。身處在20世紀40年代上海的獨特條件下，特殊的家庭背景，在香港求學時遭逢戰爭的經歷，這種種際遇加諸於張愛玲這樣一位現代知識女性之身使她把目光從社會收縮到自身、以對人性尤其是女性內心的透徹審視代替對當時各種社會潮流的盲目趨勢。對女性在命運的撥弄下所做的種種選擇進行解析，無論她們是主動或被動，張愛玲的筆觸所至都沒有導向道德上的譴責，而代之以深刻的心理剖析。這種對女性的理解包含著濃濃的嘆息與悲哀。深刻的心理透視也無疑折射出了女性千百年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慘境遇的社會歷史根源。② 18、19世紀之交的英國正處於經濟上升時期，在世界上的地位與日俱升。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尚處在潛伏階段，各種社會矛盾相較於經濟發展也都暫居於次要地位。此時的英國社會，尤其在鄉村的中上階層中，瀰漫著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呈現出一副歌舞昇平的寧靜安逸面貌。而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並起的風雨飄搖時期。出生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分別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度的國民的張愛玲和奧斯丁，且不說她們的家庭背景、生平閱歷已大大不同，單此時代背景，奧斯丁心中也不可能有張愛玲那樣互相激烈撞擊的複雜衝突。對舊觀念施加於女性的壓抑與禁錮也不可能體驗得像張愛玲那樣深刻。奧斯丁的女性意識的覺醒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萌生的，這也決定她不會成為一個社會的叛逆者，相反，對社會的順從構成了她性格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她的作品也便於含蓄的反諷之中呈現出一股輕鬆愉悅的戲劇氣氛。正如弗吉尼亞·伍爾夫所說奧斯丁「不僧恨，不怨憤，不膽怯，不反抗，不講道地寫作。……她的天才和她的環境配合得極其完美。」③ 總之奧斯丁處身的社會及其地位家庭環境，決定了其生活還是相對穩定自在的，最起碼社會對她的限制還沒有發展到無法生存的地步。而張愛玲的命運就不是那麼一帆風順了，儘管西方社會文明侵入了當時的社會，在此影響下，一部分進步女性萌生了獨立自主、自己把握命運的主體意識，但保守的封建勢力惟其腐朽，也更加頑固。當時的女性處於夢醒了卻無路可走的地步，對社會的迫害已承受到極限。張愛玲筆下的女性的變態與瘋狂也正是這種環境下的產物。

2009-2-27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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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戀中不同的女性意識張愛玲的小說主要以新舊文化交替的上海為背景，雖然當時資本主義商業文化已衝擊到人們的生活，在人們的精神生活方面，依然受長期形成的封建習俗禁錮。經濟是導致女性的人生悲劇的外在原因，但內在原因則是中國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張愛玲的許多小說中，通過心理分析，作者關注了受壓抑女性的女奴意識對婚戀的影響。在這種物化的婚戀關係中，女性顯然處於被動，這使她們根本無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軌跡，只能聽任命運的擺布。在婚戀問題上她們受著封建意識的奴役，生生世世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們生活在習慣了的掙脫不開的心獄裡，自覺自愿屈居於男性的腳下。④無論是有知識的如白流蘇，還是無知識的如霓喜；無論是為經濟的如淳于敦，還是為愛情的如葛薇龍，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傳的封建意識扼制了喉管，屈從於、甚至是期盼著男性世界的控制，從未想過做一個獨立自主的人，這就註定了她們在婚戀中的女奴地位。奧斯丁生活的時代，社會政治、經濟的巨大變化已影響到文化的深層，連遠離喧囂城市的寧靜鄉村貴族、地主青年在婚姻問題上也部分反映了文藝復興運動以來資產階級關於人性和人道的思想觀念。伊麗莎白的婚姻觀充分表現了奧斯丁所推崇的理想模式，在她與達西的交往中，始終堅持著自己人格的平等和尊嚴，把高尚的情操、情感的需要視為人生價值和人生幸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⑤這種婚姻態度的心理基礎正是對個人幸福的追求，對人格尊嚴、平等獨立的堅持。所以奧斯丁筆下的理想婚姻包括雙方相互的理解、尊重、平等和自由，正是這些品質，人們才有可能超越家長制的束縛，實現自我。⑥《勸導》中克羅夫特夫婦共駕一輛馬車的方式讓安妮設想到他們是怎樣處理日常生活的。「她冷靜地往旁邊一拽韁繩，車子便僥倖脫險了。後來還有一次她急中生智地一伸手，車子既沒掉到溝里，也沒撞上糞車」。從描述中可以看出，克羅夫特太太並不是盲從丈夫，而是設法改正他的錯誤，激發其鬥志。奧斯丁筆下的夫妻之間不是依賴與被依賴、統治與被統治的主從關係，而是平等互助、共同參與的關係，這種婚姻觀念和行為反映了當時文化突變在鄉村的影響，即鄉村貴族青年思想已開始和社會文化變遷的主流相合拍。綜上所述，奧斯丁對於女性價值、男女相知相愛的過程乃至於步入婚姻殿堂，都展現了不同於傳統習俗的看法。可以說，她自己也正是身體力行地實現她獨特的女性價值的。儘管她對金錢在婚姻中的價值給予了相當的肯定。然而，她卻更加不能容忍那種只認金錢的實利主義。⑦因此，在痛失一個心心相印的男友之後，她寧願獨身，也不願接受一個出於世俗考慮非常美滿的婚姻。與其說現實中的選擇是很沉重的，倒不如說這種生活中的沉重倒給了奧斯丁輕鬆面對生活的胸襟。她在自己的作品中用機智的筆墨、反諷的語言營造了一片笑語，一片春光。於歡聲笑語與明媚的春光中道出了她對於女性、對於婚姻的睿智思索。對比奧斯丁，張愛玲是一個很少幽默感的作家。奧斯丁在作品中在一定程度的順從中婉轉闡述了很多正面的見解，表達出了她自己不同於傳統習俗的看法，而且借情節的大團圓結局表現了自己進步思想的勝利，女性主體意識的勝利。而張愛玲同樣清醒的雙眼不但讓她看到了女性當時的被動處境，也讓她看到了女性處境改善的艱難性與不可能性。於是，她在作品中避免作正面的闡述，而代之以負面的解剖。也就是說她把奧斯丁那種對於世俗的「幽默的嘲諷」代之以女性在這種環境下的垂死掙扎，代之以冷峻深刻的心理透視，尤其是對於女性在兩性關係中的各種心理活動的刻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2009-2-27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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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人物的女性意識出於對傳統習俗的反抗奧斯丁在作品中也塑造了一系列正面的女性形象。這樣的女性，正是奧斯丁在深刻體察生活，細心觀察生活現實後所創造出來的如她自己一樣具有女性主體意識的、已迥異於傳統女性的新型女性。伊麗莎白無疑正是這樣的一個光彩四溢的女性形象。其他女主人公如凱瑟琳·莫蘭的純潔真誠，瑪麗·勞福德的熱情大方，愛瑪的活潑自信，范妮·普萊斯最後的反抗，安·愛略特最終走向愛情的堅貞和毅力等等，儘管這些人物身上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點與不足，但她們都已與那種傳統意義上的女性形象有了根本的差異，都閃耀著女性主體意識的光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奧斯丁在《勸導》中塑造了一位克羅夫特太太，她不是盲目服從丈夫，而是時時糾正他的錯誤，並激勵他的努力。為了更凸顯出這類女性，奧斯丁也在作品中刻畫了其他的女性類型。一類是溫柔恭順一味馴服的傳統女性。如伊麗莎白的姐姐吉英、《艾瑪》中的哈麗特、《理智與情感》中的姐姐埃利諾等，這一類女性通常善良賢淑，性格柔弱，頭腦並非不清楚，只是過分順從世俗，夏綠蒂·盧卡斯也可歸入這一類；還有一類女性如彬格萊姐妹、一味姑息丈夫的帕默夫人、伽苔琳夫人母女、以及班納特太太等，這類女性的言談舉止、思想意識乃至思維方式大都以佔有社會經濟地位的男性位置、男性角度為出發點，不自覺地站到了傳統與社會的一方，不自覺地背叛了自己身為一個女性的立場，她們一般頭腦不清、愚蠢乏味，即便學了一點鋼琴、繪畫等才能，也只是多了一些向男性搔首弄姿的資本而已。這後兩類女性在奧斯丁的作品中雖然也出現不少，但與伊麗莎白一類的女性一起出現就成了陪襯，尤其如班納特太太、伽苔琳夫人等，常常成為作者嘲笑與打趣的對象，她們的出現更襯托出新型女性的睿智與四射的光芒。與奧斯丁一樣，張愛玲的作品中也有一系列血肉豐滿的女性形象。與奧斯丁凸現正面女性不同，張愛玲多是從負面刻畫女性的無奈與被動、瘋狂與變態。《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作為一個上流女性的掙扎自不待言，就連《封鎖》中的一瞥、診所里《等》中的一顧都入木三分地勾畫出了幾個活生生的女性人物。鄭川嫦作為一個美夢幻滅的女孩子夭折了，她病中的悵惘畫出了她不為人注意的自生自滅；虞家茵收拾行囊離開了她投注了一腔真情的夏宗豫，情感的失落至少使她保存了自己完整的人格；葛薇龍為了養活一份愛情不得不做了別人賺錢的工具，於悲哀之中尚有一份欣慰；至於小艾（《小艾》）在苦難的童年過後總算還擁有了一個完整的家；就連《十八春》中被命運剝奪了幸福的顧曼禎也還曾經與世鈞相知相愛過……這些女性的命運都不能算是完美的，有的甚至很凄慘、很可悲，然而，這一個個人物形象又是那麼血肉豐滿、動人心弦。張愛玲敏感細膩的筆觸畫出了她們心頭的掙扎與無奈，她們堅韌的生存意志和強悍的生存本能。總之，在張愛玲的作品中，幾乎所有女性的命運都是被動與不幸的，她們本身或是充滿智慧或是生命力頑強，但最終都免不了命運的擺布，成為不完全的生命，她們要麼失去生存的依靠，要麼失去真摯的情感，要麼二者皆不可得。結局也無非三種，或安於做失語的奴隸，或苟且偷生，走向極端的就只能是發狂、變態。⑧如果說張愛玲是通過塑造一批不幸的女性來展現女性的不幸的話，那麼，奧斯丁則通過塑造出伊麗莎白等一批具有鮮明主體意識的女性人物，使男性與站在男性立場上的傳統女性黯然失色，以作品喜劇性的結局賦予作品鮮活明快的色彩，賦予她所在的社會、所處的時代以欣悅與期冀。四、結語奧斯丁與張愛玲兩位作家都把對女性命運的探索伸向了女性傳統的生存空間——婚姻和家庭，都把剖析女性在這一生存空間中深層次的生存狀態作為自己創作的重點。在她們的作品中，女性不再是一個扁平的性別符號，不僅僅只是一個攜帶有種種服務功能的綜合物，而是具有了自己生存價值的思考，擁有了實現自我，在外部世界獲得支配權的需要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