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的悲劇源於一個軍事化時代文人的處境, 源於他自身的弱點。

06-07

小聚秋聲裏。近黃昏，籬花搖暝，庭柯雕翠。殘葉辭枝良未忍，耿耿護林心事。正嗚咽，風蕭易水。三十六年真電掣。剩畫圖，相對渾如寐。誰與攬。澄清轡。故人各了平生志。早一抔黃花嶽麓，心魂相倚。為問當時存者幾？落落一人而已。又華髮星星如此。剩水殘山嗟滿目。便相逢，勿下新亭淚。為投筆，歌斷指。

——汪精衛．金縷曲

一九四一年六月，南京偽國民政府首腦汪精衛，赴東京，與日相近衛文麿等人交涉——共建所謂「東亞新秩序」。其間，汪會晤了支持孫中山革命之日本浪人宮崎寅藏的遺孀。宮崎夫人拿出汪精衛、黃興、章太炎等七人三十六年前在東京的合影。汪手持舊照，萬感交集，寫下了這首《金縷曲》。

時在清朝末年，汪精衛正是一翩翩少年，在東京擔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筆，熱心革命，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一九○六年秋，革命黨人在江西萍鄉、湖南瀏陽、醴陵等地，發動反清起義，犧牲慘劇。汪，黃等人聞訊，哀慟之至，決心回國親身參與行動，圖謀再舉。臨行前一日，在《民報》社的庭院內，留下了這張合影。

時間匆匆走過三十六年。在中國現代史上，這是亂石穿空、驚濤裂岸的三十六年。汪精衛正像其所自喻的「精衛」一樣，一頭扎進中國現代政治的大風大浪之中，與此波詭雲譎的歷史相始終，以其政治生命的成敗，探知著歷史的深度。

一九一○年春，汪精衛在什剎海謀殺清攝政王被捕，四海揚名，成為革命者捨生求死的象徵。民國初年，享有崇高政治聲譽的他，功成身退，堅持「不做官吏」，赴法留學，以淡泊名利傳為美談。二十年代前期，孫中山倡導國民黨聯俄聯共，汪精衛隨即「左傾」，在孫逝世後，一舉登上國民黨的黨政軍最高領導地位。之後，汪以一文人政客，縱橫捭闔於軍人與地方實力派之間，時進時退，一度在國民黨中形成汪主政、蔣主軍的局面。

一九三八年三月，國民黨於抗戰中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賦予蔣介石總攬黨政軍權的總裁地位，汪居副總裁職。然而這一年底，汪就去國離職，公開議和，隨之被重慶中央開除國民黨籍。一九四○年三月，主持「和談」的南京偽國民政府成立，汪精衛出任偽行政院長、代國府主席，從此成為「漢奸」的代名詞。遙想當年「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為人崇拜、仰慕，奉為革命偶像的時代。真可謂「雙照樓頭老去身，一生分作兩回人」。如今汪精衛重拾舊照，回首前塵，恍若身在夢中……

汪精衛是一個悲劇的政治人物。他的悲劇性，部分的源於一個軍事化時代文人的處境，部分的源於他自身的弱點。清朝末年，汪精衛以一個青年憂國知識分子，憑藉書報宣傳與自我犧牲精神，一躍登上中國政治的高峰。然而，他真正活躍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時代，卻是中國政治日益走向軍事化的時代。從北洋軍人內部的直皖、直奉戰爭，到國民黨的「北伐」戰爭，再到國民黨內部的蔣桂戰爭、蔣馮戰爭、中原大戰；從第一次國共戰爭、到國共聯合進行抗日戰爭。民國時期的中國，充斥著各種形式的戰爭。可以說，戰爭塑造了民國史，塑造了民國時期的政治。

汪精衛以一個沒有任何軍事背景且從未真正掌握過軍隊的文人，投身政治，適逢中國經歷空前嚴酷的戰爭、軍事化和國家社會重組的時代。汪一生懷抱以文人羈勒武人的理想，始終未能成功，又謀力挽狂瀾，出而和談，拯救東亞於戰火，可歎毫無實力，既脫離了國民黨和國家，又不見重於日人，終至於身敗名裂。

汪精衛一生以文人、書生自詡。他在政治活動中，也帶有許多文人的特徵。首先，汪的性情浪漫，富於理想，對生活常抱「美」與「詩」的感覺。他以「革命」登上歷史舞臺，一生以革命黨人自居。從他獄中詩作對於自我犧牲的熱烈讚頌中，不難體會到汪本人的浪漫性格。事實上，革命在社會政治變革之外的另一個涵義，就是人生意義的發揚，是生命的抒情。知識分子而投身革命者，往往具有浪漫的性情。

革命作家蔣光慈就曾說過：「浪漫派嗎？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誰個來革命呢？」「革命就是藝術，真正的詩人不能不感覺到自己與革命具有共同點。詩人——羅曼蒂克更要比其他人能領略革命些！羅曼蒂克的心靈，常常要求超出地上生活的範圍之外，要求與全宇宙合而為一。革命越激烈些，它的懷抱越無邊際些，則它越能捉住詩人的心靈，因為詩人的心靈所要求的，是偉大的，有趣的，具有羅曼性的東西。……惟真正的羅曼蒂克才能捉得住革命的心靈，才能在革命中看出有希望的將來。」

汪精衛自始至終都保持著這種革命者的激情，保持著對人生的杜鵑啼血式的浪漫想像。在他的詩中也反復出現「杜鵑」的意象：

鵑魂若化知何處，馬革能酬愧不如

秋色陌頭寒，幽思無端。西風來易去時難。一夜杜鵑啼不住，血滿關山。

果然火德耀南華，一變嵐光作紫霞。四萬萬人心盡赤，定教開遍自由花。

昏啼到曉恨無涯，啼遍春城十萬家。血淚已枯心尚赤，更教開作斷腸花。

杜鵑是悼亡的儀式。作為一個政治人物，這種嘔心瀝血的人生想像，將政治化為了生命的抒情。柳亞子曾說過，舊南社的代表人物是汪精衛，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是廖仲愷。「汪先生是詩的，廖先生卻是散文的」。此言專為回應曹聚仁《紀念南社》一文。曹文中說：近十年來的中國政治，是陳英士派的「武治」和南社派的「文治」。南社的缺點就只是「詩的」。南社的文學運動，自始至終不能走出浪漫主義一步。「由南社文人走上政治舞臺的分子，有革命的情緒而無革命的技術，在破壞上盡了相當的力，在建設上顯不出過人的本領來」。例如汪精衛，他在同盟會裏，在南社裏，都是「第一等角色」，然而「政治的手腕卻不行」，這便是「以詩看待政治的過錯」。

其次，汪精衛的政治行動方式，也帶有典型的文人特徵。他長於激勵感發，短於韜晦謀略。政治手段以宣傳鼓動為主，從未獲得可以真正依靠的軍事基礎。汪早年在日本就以立憲派論敵和革命派宣傳家揚名，無論以《民報》主筆與《新民叢報》論戰，還是在新加坡主持革命派喉舌《中興日報》，汪都能以滔滔雄辯，為革命派大張旗鼓。

一九○七年，汪隨孫中山到星洲（新加坡）、安南、香港等地，「組織同盟會分會百餘處」，並為革命宣傳、籌款。為避人耳目，同盟會支部均以演說社、書報社名目活動，汪是演講的「台柱」。當他還未到場時，全場已座無虛席。當他踏上講臺時，「滿堂即鴉雀無聲」，「每逢講至精彩熱烈處，掌聲如雷而起。」還有人說：「汪君之演說，題目既簇新，而事事頗得肯綮，因此極得聽眾信仰，謂南洋華僑之覺醒，實出於汪君之力，亦不為誣也。」胡漢民回憶汪精衛在新加坡時的演講也說：「聽者任其擒縱，餘二十年未見有工演說過於精衛者。」

一九二八年《國聞週報》上曾有署名「客觀」的作者說：「有深知汪之為人者雲，汪氏特長在煽動，一小時之講演，引得群眾感情激昂，幾若有捨身從彼之慨。……然考其實際，則辦事初無十分調理，即使今日之所是，明日又從而非之，他日又變。」

再次，中國的文人往往鄙視政治，而又對政治懷有不可遏制的激情，這一點，在汪身上表現的十分突出。汪既以政治為救國手段，為實現理想的途徑，又將政治視為權力鬥爭，不時標榜自己清高自重和不甘以政治自污的心情。參加了汪偽政府的雷鳴，在為汪精衛所做傳記中，反復強調了汪對文學的熱愛和對政治的厭倦。他說，汪精衛若生活在一個清明盛世，發揮其全部才華於文學生涯，或將能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大放異彩，「可是中國需要先生的政治領導，更甚於其私人生活的文學經營。」這種解釋很符合汪精衛的自我想像。

儘管投身政治，汪卻很少積極肯定政治本身的價值，而常常表現出對於政治的刻意疏離，認為政治是污穢的，追逐權力是骯髒的。他一生依賴「革命」話語，以「革命黨」而非「政治家」自居，將投身政治解釋為一種為救國救民而讓渡自我、甚至犧牲自我的行為。他在民國初年離開政治十年。二十年代重返政壇之後，曾對吳稚暉說：「自去年以來，如蛆蟲之浮沉於糞窖中，忽忽不知旦暮」。可見彼時汪對政治的厭惡之情。

他的詩中有「終留玉潔冰清在，自與嫣紅奼紫殊」，「如此獨醒還獨醉，幾生修得到芙蓉」等句子，流露出遺世獨立、清高自賞的情緒。一九二六年三月，汪在「三二○」事件中受到打擊，「病中」讀陶淵明詩，「攤書枕畔送黃昏，淚濕行間舊墨痕」，發出「人生何處不籠樊」的感慨。一九三四年五月，曾加入改組派的楊玉清去巴黎留學前，請汪精衛寫格言，汪提筆寫下《易傳》中的句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

汪精衛一生動輒稱病辭職，公開標榜「合則留，不合則去」的處世態度，恥於承認自己的權力慾望。一九二九年六月，汪精衛在法期間，曾在致王懋功的一封密函中說：

十八年來，國柄皆為武人所挾持，所謂文人，在實際上，不過為武人之幫閒……弟亦文人，所自覺比較其他文人乾淨些者，則弟始終保持「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精神。當其與武人共事時，盡心合作，及覺其不能共事，則決然捨去，決不受其羈縻。例如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之事，蔣公並未驅弟，弟去之後，其挽留懇切之函，至今尚盈於篋笥，然弟則捨去不顧。又如十六年九月中，桂方李、白諸公，未嘗不擁弟，然弟發覺其潛與譚、程等合謀倒唐，擅專軍事，則弟又捨去不顧。此弟之比較其他文人戀棧阿附、甘為傀儡者，略為乾淨些也。

這種「文人」認同和對政治的矛盾心情，使汪在政治鬥爭中將行將卻，動輒去國離職，有害於扎實的經營培植自身的實力，從而影響了其在政治鬥爭中的能力。

最後，汪精衛的性格，也帶有顯著的舊式文人特徵。他多情、脆弱，而易衝動，不乏捨生忘死的勇氣，但缺少強韌的意志和圓融折衝的智慧。汪為人多情，春花秋月、孤松衰草、風雨山河，凡觸目之景，無不感懷而傷情。但多情常會使人忘我而衝動，為情緒所控制，喪失清醒、冷靜的判斷力。汪在曾仲鳴死後，悲憤至極，公開發表《舉一個例》，引述國民黨國防最高會議記錄質問蔣介石，為什麼蔣能求和而他不能。這種為宣洩個人憤怒而公然洩露國家機密、破壞抗戰利益的行為，就是感傷之情不能收攝而使個人悲憤情緒控制了政治決策的表現。

擔當大事者，需要有強韌的功夫，能百折不撓。汪則恰恰相反。他的性情悲苦而脆弱，一遇挫折就悲觀失望，缺乏堅忍不拔的意志和從容努力的決心。又常常表現出強烈的僥倖心理，見到機會就躍躍欲試，因而政治主張以「多變」著稱。這種脆弱性格和僥倖的心理，在波詭雲譎的政治鬥爭中，最容易使人喪失立場而迷失方向。

參加過一九三○年擴大會議的張知本說：「汪精衛聰明有餘，但穩重不足。有一次在保和殿開會，汪擔任主席，南京飛機投彈，汪竟抓了皮包就跑。其實他只需宣佈『現在停止開會』就好了，但他慌張的什麼都顧不得，我想起來還覺得好笑。」又說：「戴季陶氏曾經批評胡漢民欠一個『厚』字，汪精衛欠一個『重』字，也就是說胡太刻薄，汪太輕浮，我覺得這批評非常深刻。」胡漢民是汪精衛早年摯友，後因政見不合結怨。當胡被蔣拘禁後，汪竟在香港《南華日報》撰寫《哼，也有今天》一文，加以諷刺。張知本說：「我覺得此種幸災樂禍的態度，未免胸襟過窄，有失政治家之氣度。」

《國聞週報》一署名「客觀」的記者，曾評論汪精衛說：「胸無城府，以書生驟躋高位，又好談兵，輕燥實所不免。」又說：「時人譽蔣為英雄，汪乃欲以一書生羈勒武人，以口舌筆墨取蔣而代之，汪不自量力度德，宜其敗也」。左舜生晚年曾評價汪精衛說：「大抵汪之為人，富感情而易衝動，經不起刺激，偶然也喜歡弄一點小聰明，多少帶一點黨人的積習，但本質則仍不失為一讀書人。」汪精衛是一個生長在國家危亡、文化斷裂時代的讀書人。他一生不能忘情於政治，這種體驗，其實是中國很多憂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宿命。

陳寅恪在《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一文中，曾論述梁啟超為何與中國五十年腐惡政治不能絕緣，說：「先生少為儒家之學，本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覺之任。其不能與當時腐惡之政治絕緣，勢不得不然。」又說：「此中國之不幸，非獨先生之不幸也。」汪精衛嘗言，其「革命之決心」所由起，在於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目睹芸芸眾生辛苦憔悴，為人踐踏，無異於牛馬草芥，由此而陷入沉憂之中不能自拔。憂憤鬱結，「以成革命之決心。」一個生逢亂世而又生性敏感的知識分子，將個人生命中的抑鬱感傷與國家興亡、民生疾苦聯繫起來，由此獲得生命意義的充實與發揚，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對於他早年投身政治的救國動機，我們是可以不懷疑的。

然而，人是複雜的，汪精衛有理想，有抱負，也有缺點。汪精衛長期依靠的、親汪將領張發奎曾認為：「對於那些為他犧牲與戰鬥的軍人的態度，顯露了汪精衛的軟弱無能。」張常對汪說，第四軍是為他打仗的，他應該照顧第四軍。可是作為行政院長，汪「不敢對蔣先生進言」，「他一闊就變臉，變的官氣十足，忘了他從前的理想」。張發奎認為，胡漢民就比汪精衛堅強，他對蔣的態度要堅定的多，講話也更直率。

政治更是複雜的。梁啟超在《新民說．論私德》一文中，曾慨歎「革命」本身對於「革命者」人格的戕害。因為「革命」是要以絕少數人與佔據絕對優勢的社會力量相抗衡，為了勝利而不做無謂的犧牲，「則時或不得不用詭秘之道，時或不得不為偏激之行」，其中「根性薄弱」者，必隨流而沉沒。因此一個本來「極樸實光明」的青年投身革命之後，不出幾年就可變成一個「刻薄寡恩、機械百出」的人。其起初一念的愛國心，絕對是純潔的，以後就不過是假借「愛國」之名「足以炫人」罷了。投身政治亦然。汪精衛無疑是梁啟超所說的「根性薄弱」之人。在他的性格中有脆弱、多情、衝動、好名、僥倖、偏執等許多缺點。這些缺點在殘酷的政治鬥爭環境中，不斷被激發，為他最終的傾覆埋下了伏筆。

汪精衛有救國救民的願望，也有鮮明的黨派立場與階級立場。在他對中共的恐懼中，包含著對社會革命的恐懼，和對蘊藏在整個中國底層社會中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的恐懼。而這偉大的力量，才是中國能走過戰爭，走向和平，走向汪也為之嚮往的獨立自由國家所依靠的真正力量。汪精衛作為一個政治家，與此龐大的歷史力量背道而馳。奔走一生，既找不到與軍隊結合的方式，又找不到與民眾結合的方式，復將最後之希望，寄託於幾個日本軍閥政客的「覺悟」之上，最終落下了其悲劇人生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