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何以成為東方？——一種觀念史視角的考察

伊斯蘭在今天的含義十分廣泛，對於穆斯林而言，意即為一個真正的信仰，並且這個信仰在世界存在之前已經產生了，所以亞當、摩西、耶穌等人都是穆斯林。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看，伊斯蘭不僅是指穆罕默德通過《古蘭經》及其個人的言傳身教所宣揚的那個宗教，更是指這個宗教所引領下的神學、律法、風俗、文化體系。因此伊斯蘭不僅作為一種宗教和信仰存在，更作為整個伊斯蘭教影響下的文明體系。　　伊斯蘭教是一種涉世性極強的宗教，政教合一、族教混同、兩世兼重是其根本特點。伊斯蘭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一樣，也是起源於猶太教，所以他們的哲學觀念和文化本質也一樣，都是一種擴張型的文化，從信徒人數和影響範圍來看，伊斯蘭教僅次於基督教，是世界第二大宗教。阿拉伯字母也是僅次於拉丁字母在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文字系統。中東是伊斯蘭教的發源地和傳播地。有學者認為，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熱點、局部戰爭和國家內部的教派爭鬥，都是起源於這兩種文明的衝突。　　一、 問題的提出　　伊斯蘭文化起源於阿拉伯半島，希臘文化、基督教、猶太教文化對伊斯蘭文化的形成都有重要影響。伊斯蘭教本身與猶太教、基督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古蘭經》中或隱或現地展示著猶太教的痕迹。伊斯蘭教崛起以後的文化寬容政策保存了西方重要的文化遺產，其中，作為西方文明源頭的希臘文化，在科學、哲學、藝術和建築上對伊斯蘭文化產生巨大影響，有的學者稱伊斯蘭教是希臘文化的泛希臘和拉丁地區基督教一位的第三位繼承者。伯納德·劉易斯認為，伊斯蘭教所吸收的希臘文化是因亞美尼亞人和基督教的影響而半東方化的後期的近東希臘文化，這種文化與其說是古典的雅典文化的再現，還不如說是上古時期希臘化文化的延續。從伊斯蘭文化對歐洲的影響來看，西歐文藝復興的火種正是得益於伊斯蘭大帝國對希臘文明的保存。正是伊斯蘭輝煌的文明成果照亮了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歐洲人的近代歷史才發生著扭轉以至崛起。　　總之，與遠離於歐洲之外的中華、印度等遠東文明相比，伊斯蘭與歐洲有許多的共同點，並且伊斯蘭作為近代歐洲發韌的源流之一，伊斯蘭為歐洲的近代進程提供了智識、科學以及技術發展的基礎。因此不管是從伊斯蘭的起源還是從其影響來看，伊斯蘭都與西方世界息息相關，甚至某些方面混同，可謂是血肉相連，密不可分。但為什麼伊斯蘭文明在現代社會卻被完全看作一種東方文明的典型呢?這個觀念始於何時，有何影響，這就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內容。　　二、觀念的產生　　「東方」觀念在希臘羅馬世界自古已有，基督教沿用這一概念來稱呼那些非基督教地區的文明或文化。因此從一開始，伊斯蘭對於基督教世界來講就屬於「東方」範疇而成為其心頭大患。　　按照英國學者齊亞烏丁·薩達爾的說法，從一開始，伊斯蘭呈現給基督教世界的就是「一個問題」(a problem)。他指出伊斯蘭教的產生是對基督教的神學體系提出嚴峻挑戰，比如伊斯蘭本身包容了對基督教及其合法性的承認：伊斯蘭對自身的記述綜合了亞伯拉罕、摩西、耶穌以及其他先知傳達的啟示，接受耶穌的貞女誕生說，並視其為重要的先知之一，並接受以重新敘述的形式接受《聖經》中部分內容。不僅如此，在實際的信仰生活中，在穆斯林的土地上，教堂可以得到開放，並為其提供必要的保證。但是，基督教並沒有理會伊斯蘭這個新生事物的一番好意，并力求在歐洲和近東地區樹立以基督教為正統的排他性地位。伊斯蘭在興起以後迅速建立了王朝政治，並從四面八方學習先進的文化逐漸形成獨樹一幟的穆斯林文明，這種文明的知性、進步的文化性質真正成為了基督教世界不可小覷的有力挑戰者。　　一種新的宗教、新的文明突如其來，迅速發展，並造就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形式，這不僅對基督教世俗社會提出挑戰，更是質疑了上帝對基督徒虔信的允諾。以主教、牧師等為主體的基督教領袖開始從《聖經》尋求幫助，以撫慰虔誠的信徒們迷茫的心靈。如保羅 阿爾韋聿就以預言的方式向信徒們保證，伊斯蘭的繁榮不會超過三個半時期，每個時期不過70年，即245年，斷言公元850年前後就是伊斯蘭的世界末日。另一西班牙僧侶更是篡改穆罕默德的卒年為公元666年，以附會西班牙曆法中的不祥。基督教教會內部的不懈努力終於有了些成果，那就是穆罕默德開始作為基督教的敵人、以及伊斯蘭作為反對基督教的險惡陰謀的形象被創造了出來。他們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把這種形象傳播給普羅大眾，而基督教社會內部這時面臨的危機正好給予了他們一個大好良機，「偉大的」十字軍東征在他們的謀划下開始了。　　1096年，教皇烏爾班在法國克萊蒙鼓動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他通過宣稱基督徒有權利統治基督出生地及曾經的羅馬帝國的領土這一口號，來作為對抗作為一個整體的伊斯蘭的戰爭檄語。十字軍東征煽起了一場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從歐洲到「聖地」，而這時的聖地是歸於伊斯蘭世界的。十字軍東征所表顯出來濃厚的宗教信仰特徵，夾雜著自以為是式的理想主義色彩，極大地控制了當時及以後很長一段時期內的大眾想像。與伊斯蘭世界在世俗和信仰上的爭奪和鬥爭成為了一種思潮，頻頻出現在西方世界的文學作品中。這個時期的小說、遊記關乎伊斯蘭世界的描述無不帶有一種傾倒黑暗、發泄仇恨的意味。如愛爾蘭聖方濟會的西蒙在他寫道的區巴勒斯坦的旅行中，每次提到穆罕默德的名字時，都要冠以如豬、野獸、惡魔之子、獸奸者等粗野的稱號，德爾貝洛把穆罕默德的名字在《東方全書》中稱之為「穆罕默旦」。這樣的作品在當時不僅數不勝數，而且都還非常有市場，十分暢銷流行，醜化穆罕默德，辱罵穆斯林幾乎成為了當時社會的一種時尚性的潮流。以至於被經典作家稱為中世紀最後一位詩人和近代第一位詩人——但丁的作品也難逃此劫，從其對穆罕默德的描繪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濁流影響是多麼深遠：　　我看見一個身體從下巴直到放屁的地方被劈開的鬼魂，甚至連桶底掉了中板或側板的木桶肯定都沒有他的傷口張的那麼寬。他的腸子垂到他的兩腿中間;人體的重要器官以及把壓下去的東西變成屎的臟口袋都露了出來。我正定睛注視著他時，他望著我，用手扯開他的胸膛，說：「你看我怎樣把自己撕開!你看穆罕默德被砍傷得多麼厲害!」在他前面哭著走的是阿里，他的臉從下巴直到額發全被劈開;這裡看到的所有其他的鬼魂生前都是散布流言和製造分裂者，所以他們都被這樣劈開……　　三、分裂的強化　　歐洲基督教世界正是帶著這樣的一種偏見開始他們的強勢崛起的過程的。齊亞烏丁·薩達爾認為伊斯蘭是推動歐洲向全球探險的主要力量。他指出不僅在現實世界伊斯蘭給了基督教莫大的壓力，如被逐出聖地，經濟上仰賴莫斯林國家等，而且基督教眾還強烈希望能到找到基督教君主祭祀王約翰以達成同盟共同對抗伊斯蘭。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基督教世界開闢新航路，獲得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資源，在現實世界的生產發展上去的突飛猛進，而在信仰、知識等觀念世界也逐漸找回了自信。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巨大影響，使基督教世界最終形成了對於非西方世界的整套看法。新航路的開闢擺脫了原來模糊的地理概念，「東方」這一概念不僅在地理位置上精確化，而且在觀念領域也開始具體化，首當其衝的就是有著鬥爭歷史、毗鄰關係的伊斯蘭。　　西方文化上的自我優越感既來源與作為「上帝選民」的觀念，也來源於對伊斯蘭世界在物質上的勝利超越：這一時期的奧斯曼帝國不僅是相對西方在很多方面明顯落後，而且連伊斯蘭的最高發展水平都難以代表，然而它卻在地域和文化留存諸領域扮演了這個角色。因此，歐洲對伊斯蘭那種博大文明的敬佩和畏懼並不能很好的轉移到奧斯曼帝國。當時的歐洲的知識分子，約翰 洛克、維柯、赫爾德、黑格爾等無不對奧斯曼感到失望。正是伊斯蘭在這一時期的被削弱，西方/歐洲基督教世界的優勢才贏得了這場戰役的勝利。　　這場勝利不僅是在現實世界，更多的是表現在思想觀念領域。東方在歐洲人視角中的那種浪漫的的異國情調，已經開始慢慢的被野蠻、落後、黑暗、專制、腐朽等代替，包括伊斯蘭在內的東方不再是西方歐洲學習膜拜的對象、探險獵奇的場所，而是成為了歐洲社會觀察自身的反光鏡，在這個反光鏡中充斥著東方的種種落後，映照出西方社會的理性、進步。甚至連中世紀伊斯蘭文明的光輝成就也被抹煞，如愛德華·吉本的觀點—認為「他們只不過碰巧趕上歐洲歷史上最黑暗、最疲軟的時期」—流行一時。可以說，過度自信的西方開始以有色眼鏡看待非西方世界的一切事物。因此富起來的西方不但沒有在自信中找到與東方共處交流的平等心態和妥善方法，反而在自我膨脹中強化著這種分裂。　　相對於西方物質世界明顯優勢的自信，伊斯蘭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在船堅炮利的壓力下，逐漸失去對原有文化的信心，力圖擺脫對輝煌過去的迷戀，開始在自我認知上的「東方化」過程。作為伊斯蘭世界代表的老大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在屢屢遭遇戰敗恥辱以後，逐漸覺醒，開始打出向西方學習的旗號，模仿西方制度，甚至在社會生活領域推行改革。當然，不能說這種改革就是拋棄傳統，割裂文明，但是這些改革從側面也反映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那就是西方在東方面前的強勢已經完全確立。凱末爾在推行服飾改革時說：「我們想要穿文明的服裝」，儘管這裡的「文明」不是廣義上的所指，但也能從中看出在面對西方強勢的時候，「東方」所表現出來的多麼強烈的自我認同。　　東方世界的這種強烈的自我認同既源於西方侵略掠奪的外在壓力，也源於自強求富的內在訴求。這種內在訴求被西方話語表達為「民族主義」，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安樂的強烈呼聲在非西方世界此起彼伏，遙相呼應。 在文化和觀念領域，對自我民族文化、傳統文明的自我反思也成為時代潮流，向西方學習的願望也在自我認同中得到表達。正是外在於西方而向他們學習的這種自身定位，以及對本民族文化的不斷反思更加加劇了自我在西方化潮流下的「自我東方化」。　　總之，自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對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優勢日益明顯，世界日益分裂為東、西方，並且兩者之間的對立與矛盾隨著歷史發展而逐漸擴大。這其中兩個重要的因素，一是西方世界對待非西方的侵略掠奪方式與盲目自大的態度;二是東方世界強是西方時的自我訴求，即「民族主義」的興起。東西方之間的經濟政治對立，加劇了文化認同上的相互排斥，伊斯蘭和歐洲文明的鴻溝越來越大，伊斯蘭和其他非歐洲文明日益「東方化」。　　四 對立的擴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新技術革命的影響和推動下，掀起了現代化的第三次大浪潮。這是一次真正全球性的現代化大浪潮，它使處於現代化「邊緣」的那些國家也都提出了 「現代化」的發展目標，伊斯蘭世界作為現代化啟動較早的地區又一次受到了大潮的猛烈衝擊。　　戰後伊斯蘭世界政治發展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相繼誕生了一批現代民族國家。這些民族 國家紛紛以政治的或文化的民族主義為立國之本，以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國家與民族的利益為根本宗旨，以發展民族經濟從事現代化建設為基本目標，在上層建築領域則以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的世俗化為基本方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傳統伊斯蘭教的社會基礎，降低了伊斯蘭教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致使傳統伊斯蘭的政治思想一度受到冷遇，甚至是某種程度上的衰落。這種西方化特徵十分明顯的現代化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社會的進步，但從長遠來看，全盤西化的現代化並不是歷史發展的主線。　　伊斯蘭各國的現代化在實踐中的受挫以及第三次中東戰爭中阿拉伯國家的慘敗，伊斯蘭再一次迎來本民族文化的復興時刻。很多有識之士把目光轉向固有文化的本源，并力圖以此為基點，重建伊斯蘭文化。60年代末開始，隨著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興起和迅速蔓延，伊斯蘭教在中東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漸加強。各國政府紛紛利用伊斯蘭教來加強自己政治的合法性基礎，各國政府的議會在制定、頒布並實施一系列內外政策時，均以伊斯蘭教為價值判斷標準，以爭取各階層穆斯林的支持。他們還在一些官方文件和大眾傳媒中儘可能地使用穆斯林熟悉的伊斯蘭語言，並依靠宗教權威機構來解釋各項政策的「合法性」。一些國家的政府還出巨資幫助宗教組織和宗教活動，就在推行「世俗化」最為積極的埃及、土耳其等國的政府也都十分注意利用伊斯蘭教來改變其「世俗」形象，而不再特彆強調和推行「政教分離」了。70年代以來，伊斯蘭文化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向伊斯蘭教的「回歸」，即返回到伊斯蘭傳統文化中去，抑制外來的西方文化的影響，建立起一種以伊斯蘭精神為主導的文化模式。為此，一些國家加強了對伊斯蘭文化遺產的整理和研究，在各種語言、文學研討會、詩歌節和藝術節中都將展示和研討民族文化藝術遺產作為重要內容。各種關於伊斯蘭教的書籍、刊物的出版數量大為增加，廣播、電視中有關伊斯蘭教的節目也大量出現。　　復興伊斯蘭努力的歷史與現實、東西方文化的衝突與對抗、世俗化與宗教極端傾向等方面闡述伊斯蘭的理想與精神，以創建一種全新的伊斯蘭文化模式。埃及是中東文化比較發達的國家，開羅大學是中東最高的學府之一，每年不僅為埃及也為中東其他國家培養大批人才。埃及還是阿拉伯世界最主要的電影生產國，其影視作品在阿拉伯世界和中東地區廣為流傳。埃及的政治影響也伴隨其培養的人才和文化產品的傳播而擴及到中東廣大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