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老城牆----梁思成的眼淚】

北京的悲劇在於，由於共產黨人的遠見，它在戰火中奇蹟般地保存下來；然後在和平建設時期卻被逐漸毀掉。 ——《城記》

如同當年的許多巨變一樣，那是一場同時代人共同參與的歷史活劇。 ——《破解城市命運》

梁思成要把北京城牆變成一個環城立體公園：「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納涼游息。還有城樓角樓等可以闢為閱覽室、茶點鋪。這樣的環城立體公園，是世界獨一無二的……」可惜這個浪漫的夢想在1957年粉碎了。

「如果這一片古城可以存留至今，那將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規模最宏偉、氣勢最磅礴的歷史文化名城，就連今日之巴黎、羅馬也難以企及。」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和徐會長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1953年的一個夏夜，林徽因與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著名歷史學者吳晗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衝突。其時，關於北京古城牆是否需要拆掉的爭論正在展開。

那是當時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席間，鄭振鐸感慨道，推土機一開動，我們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遺物，就此壽終正寢了。林徽因則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回憶道，雖然那時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事情的起因是1953年5月，北京市委就朝陽門、阜成門和東四、西四、帝王廟前牌樓影響交通的問題向中央請示：擬拆掉朝陽門、阜成門城樓和瓮城，交通取直線通過；東四、西四、帝王廟牌樓一併拆除。而梁思成極力反對將這些古建築拆除。

但5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方案。並指出進行此項工程時，必須進行一些必要的解釋，以取得人民的擁護。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

據著名建築及城市規劃學家吳良鏞的回憶，梁思成一次當著吳晗和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的面，對周恩來說：「我對這兩位領導有意見，他們不重視城樓的保護」。

當年在國務院工作的方驥回憶起梁思成與吳晗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的衝突，吳晗站起來對梁思成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梁思成當場失聲痛哭。

此後，1953年8月20日，吳晗主持會議，討論北京文物建築保護問題。梁思成、鄭振鐸、林徽因出席了會議。

鄭振鐸態度強硬地說:「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聯繫，由中央決定，不應採取粗暴的態度。」

梁思成

梁思成說：「北京市的發展是要在歷史形成的基礎上發展，一定要保存歷史形成的美麗城市的風格。」

但吳晗卻說：「在處理中應尊重專家的意見，但專家不能以為自己的意見必須實現。」

由於梁思成的堅持，周恩來不得不親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思成與周恩來懇談了幾乎兩個小時，並極富詩意地描述了帝王廟牌樓在夕陽斜照、漸落西山時的美麗景象。

周恩來回答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主持拆除了歷代帝王廟景德坊和東交民巷牌樓的孔慶普回憶了梁思成當時的落魄。

「歷代帝王廟牌樓是我們拆的, 1954年1月8日，我們開始準備拆卸。10日，梁思成先生來到現場，當時我們正在搭腳手架。他就在旁邊看。梁先生說，北京的古代牌樓屬這兩座構造形式最好，雕作最為精緻，從牌樓的東面向西望去，有阜成門城樓的襯托。晴天時還可以看到西山，特別美，尤其是傍晚落日的時候。為爭取保留這兩座牌樓，他曾給周總理寫信，總理很客氣，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唉！也難說！這裡的交通問題確實也不好解決。他還問我，牌樓的木件腐朽程度如何？我說，經初步檢查，木構件大部分腐朽很嚴重，拆卸時儘力小心吧。梁先生最後說，感謝！感謝！這次來主要是向牌樓告別。」

據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的回憶，拆歷代帝王廟的牌樓，梁思成痛哭了好幾天。

但毛澤東後來卻說：「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1957年11月14日，吳晗終於將梁思成的痛苦演變成了政治問題，他寫了一篇抨擊「右派分子」認為文物保護「今不如昔」的文章。梁思成此時因為彭真的保護而逃脫了成為右派的命運。梁思成曾對彭真說過：「在這些問題上，我是先進的，你是落後的。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對的。」

梁思成知識分子的天真躍然紙上，落後於先進，不過是他人的說法罷了。彭真對梁思成的回答卻頗有意思，他對梁思成說：「你若是個皇帝，一定是個暴君！」

在建國後，北京最初的城市改造中，執行者是吳晗。吳晗1909年生，浙江義烏人。1931年，吳晗因寫成《胡應麟年譜》被薦至清華大學史學系當工讀生，專治明史。期間受顧頡剛、胡適、傅斯年等提攜。1934年清華畢業，並留校任教，專講明史，正是這一年，吳晗因《胡惟庸黨案考》而在學界一舉成名。吳晗本是梁思成的校友。 在所有現有的評價當中，吳晗一向以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犧牲品而被正面評價，然而，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樊樹志卻認為，他熱衷政治，喜歡從政。從某種程度上，在樊樹志的眼中，吳晗作為政治家，其中難免投機者的性格。事實上作為明史研究專家，吳晗決計不可能不知道北京明清建築的意義，吳晗在對相關文物的拆除上幾乎做出了最為固執的決定。這也許也是梁思成無法理解吳晗的原因。事實上，潛心中國古典建築數十年的梁思成怎能理解吳晗本身作為政治家角度的話語。 吳晗曾因《胡惟庸黨案考》而出名，上世紀40年代吳晗寫過一本書叫《朱元璋傳》，把朱元璋寫成一個大獨裁者，大搞特務政治，殺人如麻，疑神疑鬼。在眾多學者的眼中，吳晗以朱元璋的獨裁影射當時民國的獨裁統治。但上世紀60年代，吳晗改寫了自己的《朱元璋傳》，將朱元璋寫成一個農民起義的領袖，一個好皇帝。對於其成名作《胡惟庸黨案考》中所提到的胡惟庸黨案吳晗在修改後的《朱元璋傳》中一筆帶過。 1976年，毛澤東說要寫寫海瑞，於是吳晗作《海瑞罷官》，本是應景之作，誰知卻被姚文元這樣的政治投機分子所利用，最終成為文化大革命開端當中悲劇的主角，原本或許是想進行政治投機，卻未曾想到被投機分子所利用。吳晗畢竟改不掉身上的知識分子的氣息。而梁思成在彭真的保護下度過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後，最終沒能逃過文化大革命，1972年，梁思成逝世。 吳晗與梁思成兩個人的命運似乎由一段歷史與一個王朝聯繫起來，卻在城市的現代性與歷史承接上產生了劇烈的矛盾。擔憂最終因為一場運動而同樣講述著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劇故事，是緣分的使然還是歷史的嘲弄？

城牆是古代防禦工事，是封建帝王統治的遺迹，其歷史任務已經完成，理應拆除。 梁思成：故宮不是帝王的宮殿嗎？天安門不是皇宮的大門嗎？這一切建築遺物雖然曾為帝王服務，被統治者專用，但都是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傑作，今天已屬於人民大眾，成為民族的紀念文物了。 但是，城牆限制和妨礙城市發展。 梁思成：現代城市為防止過度密集和擁擠，採取大城市用園林地帶分為小區域的辦法。城牆正可負起新的任務，承擔現代大都市的區間隔離物。而當國防上需要時，城牆上還可利用為良好的高射炮陣地，古代的防禦工事在現代還能再盡歷史任務。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牆。人民政府所規劃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於舊城區，政策方向早已確定，舊時代政治、經濟上的阻礙早已消除，我們不應該被心理上的一道城牆所限制、所迷惑。 城牆阻礙交通。 梁思成：只要選擇適當地點，多開城門即可解決。同時在城市道路系統設計上，控制車流，引導其彙集在幾條主幹道上，正可利用適當的城門位置導向。 拆除城牆，可取得許多磚，可取得地皮，利用為公路。拆之無害，且有薄利可圖。 梁思成：牆除1米厚的磚皮外，內皆灰土，總數約1100萬噸，以20節18噸車皮組成的列車日運一次，需83年才能運完。這一列車，83年之中可運多少有用之物？廢物體積如十一二個景山，安放何處？北京城外並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廣闊的平原，何苦要費巨大的人力取得這一帶之地？拆除城牆的龐大勞動力又可積極生產許多有利於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費人力，同時毀掉一件國寶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擾，簡直是罪過的行動。

80年前，梁思成開始了對中國古建築苦行僧式的田野調查；70年前，梁思成為保護敵國的古建築殫精竭慮；60年前，梁思成為保護祖國的古建築而淚灑會場；兩年前，奈良市民為這位異國知識分子樹立銅像；去年，在梁思成的預言中，北京成為中國交通最擁堵的城市；今年，是梁思成逝世四十周年，他的故居被夷為平地。他拋棄了民族仇恨保護了異國的城市，卻無法阻擋自己的城市在現代化與國際化名義下對歷史的「再造」。梁思成一生思考著城市的發展，惦念著中國的古代建築，但他不斷地被城市所誤解，被淹沒在各種規劃和建設中。世間已無梁思成，何人再思城中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