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養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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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西方文化從源頭就非常注重理性和智慧，那麼中國文化的源初時期則更重視道德和生命。「養生」是先秦諸子共同重視的學說。「養生」的對象廣義上是指百姓，狹義上則是指個體生命。在莊子那裡，養生的目的是為了達到逍遙。莊子的養生學說對後世影響非常大，道教很多修養方法是從莊子養生學發揮出來的。《莊子》內篇中那些神奇而完整的養生學說，是很引人注目的。《莊子》的養生學說與其他養生學不一樣之處，在於它是以「逍遙」為終極旨歸。筆者概括為幾點： 首先是喪我。逍遙自得的行為自然地具有一種審美境界，如庖丁解牛「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養生主》）；逍遙的不同層次在審美境界上有如人籟、地籟、天籟，「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天籟「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齊物論》）。人籟是人取物雕琢成簫管之類，使合於律度，吹奏之時更有待於人與物「吻吮值夫宮商」，這種人為的音樂是莊子所不取的。地籟是自然萬物相摩相盪之音，如風吹擊地面眾竅而發出的聲音。天籟則不需待於外物，無從知其由來，這種境界只有「喪我」才能達到。 「南郭子綦隱機」的寓言中提出了「吾喪我」的命題。「喪我」一方面是指行動上的不物物，另一方面是指認識上變換主客兩分的對象化視角，消解人的主體性，使人與萬物齊一。只有「喪我」才能去此物物之心，不物物且不物於物。人的是非觀念以及對事物的判斷來自「成心」，「成心」是人在有意識地認識外物中所形成的比較穩定的看法，是把自然對象化之後所獲得的認識。莊子否認知識在體道中的作用，所謂「道隱於小成」，就是說道渾沌無形，如水瀉於平地，東西南北無所不可，若是從具體之物去認識道就會有所偏差，所以惟有「喪我」才不拘囿於「我」所處的環境而得任道逍遙。 「喪我」而齊物我。人對物形成自「我」觀之的主觀判斷，眾說紛紜的是非、生死，在莊子看來並非必然如此。莊子用一個很有名的寓言「莊周夢蝶」來說明這個道理：「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生死是道化的不同狀態，道忽而化為此物，忽而化為彼物，沒有一物是永恆不變的。自道觀之，物之生死譬如大夢，生者以生為覺，以死為夢，焉知死者非以生為夢，而以死為覺？故不能以此物為是，而以彼物為非。一切知識起於人對物、對自己的認知，這些認知遮蔽著本真大道。所謂「目擊道存」，也是說「喪我」才能全面地體認大道和生命。 其次是解懸。《養生主》中用四則隱喻來全面闡述養生之道，第一則隱喻是「庖丁解牛」。庖丁順著牛體的性理來解牛，使解牛技術精進而達到藝術的境界。第二則隱喻是「公文軒見右師」。右師天生斷足殘疾，公文軒見到右師的時候，覺得非常驚訝，不知他的殘疾是天生還是人為所造成。只有等到他得知右師是天生斷足，心裡才能夠釋然。第三個隱喻言「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當澤雉生活於自然之中，它的神氣自然飽滿高昂，人們見了不會覺得奇怪。而一旦被關進籠子里，受到人為的束縛或傷害，這時如果它能夠保持原來的神氣，人們就會以為「善」了。第四個隱喻是「秦失吊老聃」。秦失哀弔老聃而不拘守喪禮，「三號而死」。他認為老聃之死是將隨造化而化為他物，造化使其為人之時則安於為人，造化使其為物之時則安於為物，這樣才符合自然之道。既然老聃之「來」和「去」都是安時處順，無悖於物情，於是就可以「哀樂不能入」了。 對《養生主》這篇文章也有很多種解讀。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郭象提出來：「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也就是「適性以養生」，以隨順物理和周圍的境域來保全自己的生命。每個人清楚了解自己的情性以及所處環境，不做違反情性和環境不允許發生的事情，這樣就可以怡然自得了。郭象的解釋與「適性以逍遙」前後相承，構成其理解《莊子》的一家之言。以「適性」為養生的方式，則強調物在某一境遇內調整自己的存在狀態，而不希望破除生存境域的束縛而獲得徹底的自由自在。它包含著安命不爭的意思。然而物各自稟其性情，顏回適顏回之性，盜跖適盜跖之性，顏回將為盜跖所賊害，又怎麼談得上養生和逍遙呢？所以只有「解懸」才是真正的養生之道。 人處於自然和社會兩重複雜關係之中，莊子以庖丁為善於養生的人，以刀比喻生命，以牛體比喻人生存於其中的複雜關係，而養生就像刀入牛體，依照自然之理而行就能夠自如地對付各種繁難複雜的關係，從而獲得生命的主動和自由，否則將勞心傷神、疲於應付。如果說有待於自然和社會關係是「懸」的話，那麼養生就是「解懸」。人心之所以有種種的疑問，是因為心裡有「懸」而不得其解的原因。「解懸」而順其自然，沒有任何人為的殘身損性，惟其這樣，公文軒見到右師，就會知道他是天生而然；人們見到澤雉神氣飽滿，也就不會覺得稀奇了。解「懸」如同解牛，對處於社會關係中的人來說尤其是這樣。秦失正是懂得了生死乃物化的必然、於大道無所虧損的道理，所以才「三號而出」，而那些像哭其子那樣的老者，像哭其母那樣的少者，因為不懂得順自然而變，才放縱哀樂內傷其心，遭到了如莊子所說的「遁天之刑」。天，自然之意也。「遁天之刑」即是逃離自然，背離物情。 再次是無用。《逍遙遊》中以大瓠和不龜手之葯的寓言說明物皆有用，只看人如何用而已，又用大樗之樹等寓言來說明無用之用的道理。《人間世》又以櫟社樹、商丘之木、宋荊氏之楸柏桑、支離疏等寓言反覆論述有用者殘身損性，而無用方得保全性命。所以當世人紛紛著述立言闡述有用於社會之道時，莊子獨自標揭「無用之用」。君待於民，猶如舟待於水，水以其能載舟而為舟所待，民以其有用於君而為君所待。如果水無所用於舟，臣民無所用於君，就不會產生對待關係，而各自得以獨立自足了。無用是為了不為人所待，從而瓦解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求無用」是為了擺脫為人所待的危險。 對於逍遙之人來說，他們對外惟不用於天下，對內求無可用於天下。「用」意味著物物，「有用」則將物於物，都會導致虧損物性，殘害生命。不用於天下才不會傷害物性，無可用於天下才不會損身殘性。然而不用和無用也只是理想而已，人既無法不用物而生存，任何物也不可能完全無用。 人不能獲得絕對逍遙，因為他不得不用於天下，又不得不有用於天下。支離疏以其形殘而不必被征為武士、役夫，並且享受國家給予殘疾人的補貼，「受三鍾與十束薪」，但他平時必須「挫針治繲」、「鼓莢播精」，才能夠維持自己的生活。因此莊子主張應盡量減損「用」和「有用」的程度。《天地》篇里「子貢見漢陰丈人」的寓言是這種思想的最好演繹。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於是建議丈人用一種名為「槔」的機械，卻遭到了漢陰丈人的斥責，以為「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而機心利器將使人越來越背離大道，並且「神生不定」，有害於養生。 莊子的養生論散見於全書，以達乎生命的逍遙和保身、全生、養親、盡年為目的，所謂至人、神人、聖人、真人云雲，只是藉此寄寓養生的最高境界，並不一定是真正存在的。但正是對終極逍遙的執著嚮往，才使《莊子》全書呈現出一種真正的藝術精神。-------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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