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化的互補融合

東西方文化的互補融合

很多學者在思考中國近百年來因落後而總是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尋求根本原因時，除了政治、經濟等較直接的原因外，最終總是會落在科學這一要素上，更進一步的思索自然會注意到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直至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在人類發展史上一直處於前列的中國傳統文化，沒有能在近代導致科學的先進局面出現。文化是思維的結晶，文化的差異最終代表著思維上的差異。《易經》一直被推崇為中國文化的濫觴，上述問題的提出來，必然要引導人們思考在《易經》這一本土文化中體現出的人的思維方式對中國文化發展歷史的影響。

人類的文明發展猶如一場馬拉松比賽，各不同民族就如賽跑運動員，在漫長的賽途中你追我趕，在不同的時間段會分別處於領先地位，這也是十分正常的，畢竟自始至終都處於領跑的位置是不太可能的。近兩三百年來中國與全世界各國的發展狀況是由諸多歷史的與現實的綜合因素所決定的，所謂先進與落後是相比較而言，近代西方國家的崛起與中國的落後，正是這一時間段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影響國力的綜合因素我消彼長的路段。當然，這樣整體地理解人類發展史並未妨礙進一步更深入地探尋，西方國家為什麼會崛起呢？最後也還是必然會落到自然科學這一主題上來。問題的回答促使我們將目光落到兩千多年前，那時候由於農業與畜牧業為主體的經濟之成就，人類處於第一個社會繁榮高峰期，經濟的繁榮帶來文化上的活躍，以古希臘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古印度古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齊頭並進，雖然有著種種差異，整體上而言應當說東西方文明處於相同的高度，因而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東西方文明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但從那時開始，兩種文化分別選擇了不同的發展路線，正是這種不同的路線把東西方各國引領到後來不同的社會狀態和發展局面。形象化而言，這有如青藏高原上的雪水分別選擇了不同的路線流淌，最終形成了長江與黃河這樣兩條各具特色的江河。雖然起點較接近，但可以說後來東西方文化上的差異，在兩千多年前就已露出了端倪，它表現在思維方法的本質上。文化是人類思維的外在表現形式，不管變化和差異有多大，而人的思維從特徵上講不過就是三種：邏輯思維、形象思維以及直覺思維。分析邏輯思維可得知，它的主要基礎是因果關係，有兩類在嚴謹程度上不同的邏輯思維，其一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在我們所謂常識和生存經驗中體現出的判斷能力.其二就是在此基礎上深入發展，因而也更嚴密更精確的數理邏輯思維。可以說正是由於古希臘在數學幾何學上的成就，尤其是邏輯思維的規律性被整理成一門專門的學問——《邏輯學》，開創並引導西方人的思維以及文化走上了一條嶄新的路線。其在後來的文化上表現為數學思想的日益深化和系統性，並直接導致了數學、物理學和化學等學科的種種輝煌成果。由此而確立了自然科學體系並促進了人類科學技術的繁榮昌盛。在認識大自然的方法上，這一思維體系表現出的最大特點是將一切事物進行分解。人類所面對的物質世界被分門別類地解剖為許多細小的部分，隨著科學技術手段的不斷提高，學科門類越來越多，越分越細，不同尺度上物質世界的秘密被逐一得以揭示，人類對大自然的種種細節有了日益精確的了解。因而正是這樣的根本原因才最終導致了後來自然科學高度發展的局面。

兩千多年前處於相同起點的古代中國文化選擇了另一種發展路線.其在思維本質上表現出來的差異正好就在於重點並不在將邏輯思維向更深的數理邏輯方面發展，而是在形象思維和直覺思維能力方面表現出更大的傾向性，在當時起點上哪怕是很微小的一點點差異，卻導致了後來發展方向上的迥然不同。有些人在看完克萊因的名著《古今數學思想》後，難免不會流露出一種遺憾，在論述世界數學發展史時，幾乎完全忽視了中國人，偏激的人可能認為這表現出了作者的偏見或疏漏，其實不然。儘管中國歷史上也曾有幾位天才的數學家，也有某些十分精彩的數學思想，在歷史的長河中星星點點地閃現出光芒，但客觀地說，這些數學思想零星片斷，缺少相互聯繫，並且從未構成一種學術整體上的連續性,可能正是這一點使作者在論述人類數學主體發展路線時忽略了中國人。當自然數作為數學思想的基礎，在東西方各民族的文化中確立後，古中國的學者並未運用邏輯思維能力象西方人數代人相繼那樣在幾何學、代數學方面去鑽研，創造出函數、微積分學等連續而越來越深入的知識系統。那麼，他們在幹什麼呢？他們的思想從來沒有這種單一而純粹的發展傾向性。他們始終將另外兩種思維能力與邏輯思維結合在一起，運用它們整體地構建對整個大自然的認識。這種認識更多注意的是事物的整體性及相互的關聯，而不是局部的細節。因而在認識大自然時，其方法主要是整合的而非分解的。數學思想不是純粹而自成體系地發展，而是更多地與哲學思想相結合，甚至於依附於哲學。關於這一點從兩個方面可以了解。第一，以從哪怕是現今的眼光來看也十分深奧複雜的數學技巧，把一切自然數都分成陰陽兩類，編織成一個為預測目的而服務的卜筮成卦方法，即所謂的「大衍之數」的揲蓍求卦法。這種「四營十八變」中的同餘結構經專家學者研究分析，與現代數論中關於數的可除性的同餘式理論相吻合，這種數學技巧也曾在古代曆法上元積年的計算中得到運用。第二，除了非常實際的預測目的之外，自然數更多地被運用到對宇宙的認識這種哲學理論中。當然,就是預測活動本身也由這些哲學思想所指導。對自然數的理解以一種哲學方式理論化，將它與天地人整個時空體系相聯繫，數抽象地包涵了天地萬物，數能定萬物之象。數理哲學在著名的河圖洛書中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最基本的十進位之數在認識功能上幾乎達於極致,與我們生存的空間和時間緊密聯繫，並且以代碼的方式出現在這兩種數陣格局當中。理在數中，一切不可抗拒的事物之必然規律性被稱為「天數」或「天理」。古代被稱之為「數術學」的種種關於數的思想滲透到音律、曆法,氣象、天文、氣候、醫學、地理各項學科之中，結構成了中國古代一個充滿辯證統一思想的無所不包的哲學整體。這一哲學體系表現出的長處在於認識事物時,始終保持一種辯證統一的整體性，因而總是能體現出大體準確和完整。若借用物理學術語，可以說總是在以一種『場』的觀點來看待世間一切，而不是在用由質與能體現的『粒子』和『波』的概念來研究物質世界。有其長必有其短，最明顯的不足是，正是由於總習慣於用整體的眼光看事物,而沒能促進其運用種種分解的手段去量化剖析一切，因而對不同尺度上事物的結構、成分等具體細節無法形成清晰明確的認識，自然會表現出某種朦朧和不確定性而顯得神秘。在認識理論上，這種長與短與自然科學思維體系構成了一種明顯的對應。在自然科學思維體系中，物理學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基礎地位，隨著分科而學的趨勢，人們對物質世界的了解向縱深挺進，聲學、光學、熱力學、電磁學等學科日漸成熟而自成系統。對大自然的觀察與認識依靠工具的改進，方法也變得越來越先進。人類觀察力在空間尺度上大大地擴展，並不斷向更深的微觀世界和更廣的宏觀世界延伸。分科而學的專業分工方式，使人類對物質世界的種種細節有了具體而越來越精確的了解。隨著技術手段的不斷進步，現代科學事業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辯證地看問題，科學如此地成功和具有說服力，它的短處在哪裡呢？每當科學在某一領域取得較大的突出成就時，就會有人出來以這一成就為基礎來解釋整個世界。翻閱一下科技發展史，很容易找到這樣的例子。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知識和成就使他們相信整個宇宙是以地球為中心在旋轉運動，這樣一種主流的科學性的解釋（注意！並非宗教意義上的解釋）持續了一千多年，直到哥白尼出來才被突破，我們今天早已知道，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雖是對前者的突破，也是不完備欠準確的，已被更新的觀察事實所推翻。後來當熱力學取得巨大成就時，同樣，又有人出來運用這些成就解釋宇宙，斷言宇宙終有一天會『熱寂』或『冷死』，很多科學家至今仍深信不疑。事實上熱力學的權威性學者對宇宙中的熱最原始的來源也未曾有過最本質的思索和了解，就在用他們獲取的局部的學科新知識去試圖解釋整個宇宙。在自然科學體系內這樣的情況不斷發生，上世紀三十年代，科學家認識到比氫原子更複雜的原子核是在大質量恆星的爆炸力作用下聚合生成的，這樣一種局部性學科認識馬上被運用到宇宙理論上，由此一個稱為「宇宙大爆炸」的理論得以流行，很多科學家試圖用它來解答人類自古以來最大的疑問——宇宙是怎樣產生的？自然科學體系主要通過分解的方式在不同時空尺度上逐漸獲得種種認識之後，在解釋大自然而構建理論時，極易犯這樣的錯誤，用對時空的局部認識去頂替時空的整體理論，以蠡測海或者說瞎子摸象這些成語中所指的以偏概全的毛病，在科學理論中比比皆是，可謂通病。人類科技史明白顯示,不同時期科學理論的缺陷和錯誤總是須要後人來補充或修正甚至於完全推翻。那麼科學怎麼會進步的呢？回答是：依靠科學的精神！科學精神的實質是什麼呢？科學精神的實質主要就在於批判。科學從不樹立什麼神聖的權威，一切都可以批判，包括科學自身。科學正是依靠對體系內自身的種種不完備或錯誤進行批判和糾正，以獲得持續不斷的進步。

在回憶近代哥白尼、加利略事件時，人們總是很容易以一種簡單淺表的方式去理解，認為那是科學與宗教的衝突。這樣說又對又不完全對。說對，因為那確實是當時科學與宗教（更嚴格地說是西方基督教）在認識宇宙上的一種對壘。但今天的我們應對這一事件在更深的層次上有所認識。首先，哥白尼與加利略推翻的「地球中心說」，本質上是自然科學體系內的一種天體學說，因而這是科學自身的批判性否定。科學與基督教在思維方式上的對立表現在教會有一個固定不變的理論框架，即：上帝創造了人和一切。任何其他學說都只能為此大框架服務，基督教正是由於「地球中心說」對自己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有用，才從自然科學理論中欣然接受了它，拿來加以利用。而科學從來不為自己設立什麼固定不變的理論大框架，一切從事實出發，哪怕是自己體系內曾經建立過的任何理論都得接受時間與實證的檢驗。這就是批判的精神。可以說，有不有批判的精神正是科學與宗教最本質的區別所在。雖然存在這樣的區別，但須特別指出的是，科學與宗教（當然，另外還有藝術）同屬於人類的主體文化，是不同思維能力的結晶與外在表現，在根本上是不應該處於矛盾對立面的，當時與科學嚴重對立的更準確地說應當是文化上的專制，這種專制是由擁有權勢的教會來體現的。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正是專制而非宗教才是科學的死敵。專制總是與權勢形影不離地糾纏在一起，在不同的時間與地域，專制會由教會、政治集團或行會幫派等等擁有一定權勢的實體組織來體現。而不管由誰來體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不容任何與自己不同的觀點存在,並且總欲將其視為異端邪說的對方置於死地。沒有過於集中並被濫用的權勢，就不會有專制。試想當年基督教教會如果象東方佛教和道教那樣不掌有世俗權勢，也就不可能發生與科學的嚴重對抗。對於歷史上的專制，人們有切膚之痛的記憶，古代帝王的專制且不說，單就二十世紀，規模極大，影響極惡劣的中外專制對科學及一切文化的損害，就值得特別一提。人們只要再回憶一下希特勒統治下的歐洲和中國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人類文化所遭到的蹂躪，就會對專制乃科學的死敵有深刻的認識。專制現象有時甚至於在科學這樣的領域內也會發生，擁有一定權勢並佔據主導地位的人和組織利用自身優勢對不同的非主流的觀點進行壓制、打擊或者摧殘的事例人們並不感到陌生。至於給對方施加的名目，倒並不一定都是宗教裁判所的『異端邪說』那樣，可以用任何其他的大帽子黑帽子，現今在科學領域流行的則是將一切非主流的觀點冠以『偽科學』這樣的名目，而不管稱謂上的差異怎樣，其專制的精神實質是相同的。

自然科學歷程的發展路線是一條辯證的發展路線，它包含了許多的『否定之否定』。正是依靠對體系自身創立的種種有缺陷的理論不斷進行某種不同程度上的『否定』，或補充，或修正，或完全推翻，對自然的認識才得以持續不斷的上升和更為精確。此情形若用一種形象比喻的方式來形容會讓人印象更為深刻。當一個人登上以一級級呈螺旋形向上的樓梯時，他經歷的就必然會是這樣一條路線。如果他最初行進的方向是朝著太陽升起的方向，不久以後他也許會發現，不經意間他竟然已經面對著的是太陽落下去的方向。隨著一級級階梯的上升，這種方向上的否定將不斷出現，但當他再次面對東方時，方向上雖然相同，卻不再是出發時空間位置的簡單重疊，已經是站在比原來更高的層次上了。科學認識就是以這樣螺旋上升的方式提高的。我們已經理解了科學批判精神所決定的自身發展路線,但隨之必然要引發一個新的疑問：既然每一特定時期的科學認識都是不完備的，那麼我們時下所流行而佔主導地位的科學理論有些什麼樣的缺陷呢？我們應當怎樣去認識或者以怎樣的方式去補充使其更完備呢?

隨著交通與通訊工具的日益先進，地球相對而言變得小很多了，永遠旋轉著的地球無時不在提醒我們，『東方』與『西方』原來不過是一種相對性的簡單劃分，地球是一個完整的整體，而所謂東方與西方文化，其實都是人類整體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現代人的思維不應再被任何地域性或門派性所約束。有不少傑出的科學家開始意識到，東方哲學思維體系與西方自然科學思維體系並非不可調和的對立面，除了發現兩類思維在逐漸接近外，還表現出越來越多的相似性。東西方文化意識，思維方式以互補的形式融合已經是構建人類整體文化所急需。傳統易學雖未能導致近代中國產生自然科學思維體系,但八卦這一符號體系中其實蘊藏著很多自然科學體系沒有完全解決和極待解決的問題之鑰匙,以及許多精彩的數學和物理學思想要素。幾千年來中國本土人士為什麼發現不了其中蘊藏的那麼多數學和物理學思想要素，是因為缺乏自然科學文化底蘊。今天，科學的發展與進步為我們已提供了物質世界不同尺度上的諸多細節，以及許多科學的概念與方法，一個生活在新世紀的人，處於科學高度發達的文化大背景下，理應突破傳統文化的種種束縛，不再以神秘的或朦朧的方式，而以科學的理性對八卦有更新的認識,也就是應「以科學治易學」。而「以易學治科學」的具體工作，我以為就是應運用東方哲學體系中一些精彩的思維方法，如老子的陰陽對立統一思想以及莊子的相對性思想去幫助自然科學突破其創立的種種相對性概念的束縛，以整合的方式而非分解的方式構建完整的關於物質世界的整體理論——宇宙統一場論。

在自然科學體系得以確立的的近代，有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曾起過先導與奠定基礎的作用，那就是加利略。當人類還沒有對物質世界的種種細節有所認識時，自古希臘學者始，就不斷有人以哲學的方式提出了很多問題並試圖回答。在那種歷史文化背景下，這些回答事實上必然顯得蒼白無力和力不從心，直到加利略的出現才開始有了一種根本性的改變，他將無休止的無數「為什麼」擺在一邊，專心致志地研究物體是「怎麼樣」運動的。他甩開那種漫無邊際的關於宇宙的宏大問題的討論,而轉向局部的、具體的、簡單的以及有限的問題之研究，從而首開實驗科學的先河，開闢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學成功之路。這也是一條由分科而學不斷獲得物質世界種種奧秘的辯證發展之路。今天，當二十一世紀揭開嶄新的一頁之際，科學通過幾百年來的持續努力已獲取了無數局部真理，從極微小的量子到億光年這樣的天體尺度上的諸多細節雖不能說已窮盡，卻有著比任何時期的前人更豐富更充足的了解。處於這樣一個與古希臘人完全不同的文化層次上，新世紀的人類已不再是力不從心來回答前人曾提出的關於宇宙的宏大的問題了,通過對無數「怎麼樣」的了解，完全有能力將所有依靠分解方式獲得的認識整合起來,回答前人感到吃力的「為什麼」了。今天,站在無數次螺旋形上升的階梯,，新世紀的人運用『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統一的方法，將東西方人的智慧以互補的方式結合起來，構建一個更為完備的關於宇宙的整體理論——宇宙統一場論——自然已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長江黃河終歸大海，東西方文化也必將融會為一個完備的人類文化整體。

東西文化融合是中國的優勢

當今人類，面臨諸多困難，光憑西方文化一家的思路，已漸捉襟見肘。唯有採取東西方文化的融合互補，揚長避短，融匯創新，才能悟出新思路，出現新智慧，產生新辦法。

然而，幾百年來，由於傲慢與偏見，西方不屑於東方文化，以致近百年來,出現了一種不平衡。精通西方文化的東方人越來越多。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早已成為中國學生課本的重要內容。其它如西方的文學、美術、音樂、戲劇、電影、生活時尚、體育項目等，也早已成為中國人審美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大學生,有幾個不懂英文，不學習西方歷史與文化的？但反過來，西方的大學生，又有多少懂得中文與東方哲學、東方歷史的？真是鳳毛麟角，難得有幾個人，皆被尊稱為「漢學家」。

可以說，西方人擁有的各種文化，我們東方人都能擁有，並能把掌握到的西方文化同自己的東方文化進行碰撞、融合、再創新，形成巨大的智慧與力量。日本首先因此而迅速進入世界發達國家的行列，亞洲「四小龍」也獲得成功。尤其是新加坡，國家那麼小，卻有很高的國際地位。東方人把西方的科技、市場經濟、管理模式，同東方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集體主義、家庭倫理、紀律秩序、誠信守德、奉公克己、勤儉節約、吃苦耐勞等優秀文化相結合，結果一個接一個的奇蹟在東方出現了。

新加坡、東京、香港已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了，亞洲已成為世界經濟的繁榮區。出現於西方、先行於西方的社會主義實踐，卻在西方殞沒後，又在中國紮根繁榮起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採用東西方文化融合的戰略，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在，關於中國超過美國經濟總量的預測，也出現了。

為何有如此巨變？其秘訣之一就是東方人虛心地吸納西方文化，將它與東方文化融合而創新。可是西方人卻仍放不下文化帝國的架子，不肯認真刻苦學習東方文化。整個西方世界近百年來，學習過多少東方文化？接納過多少東方哲學思想？幾乎沒有。光吃老本，故其進步就很小。

十八大報告，到處體現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到處充滿東西方文化優勢的結合點，熠熠生輝。再看看西方總統的競選綱領，其中吸納了哪些東方文化的精髓與智慧？美國總統競選，還少不了指責中國。這是固步自封，光吃老本，對發展進步是障礙。

西方文明的差異與互補

前 言

王魯湘：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入，中國傳統文明要素在現實心理需求以及與西方思想要素的互動刺激之下，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東西方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深度交融，甚至有觀點認為,如今東西方文明已經來到了一個共同面臨文明轉型的時代，那麼究竟應該如何梳理東西方文明的發展歷程，在全球化的語境下，不同文明如何對話與共處？中國文明轉型的方向又是什麼？有關這些問題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了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孝遠先生。

朱孝遠，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先生早年曾務農、務工近八年,二十五歲那年考入上海師範大學，分別在歷史系、英語系和藝術系學習。畢業四年後赴美留學，獲得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歐洲中古史碩士學位和俄勒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92年他因鄉土情重,結束了在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的教學生涯，回到北大教學、研究至今。

王魯湘：談到文化，我們知道這一直是我們中國人很感興趣的一個問題，八十年代的時候，我們甚至還有一個全民的關於東西方文化的大討論，那麼怎麼來界定像文化這麼大的一個概念呢？

朱孝遠：這個文化確實概念太大，有的時候概念太大，就很難界定，但是文化首先是和自然狀態相對立的，相比較而言，因為從人的那個角度來說，基本上是生活在五種處境裡面，第一種處境我們叫做人的生物處境，要有生命。第二種處境叫物質處境，要吃飯，要有衣服穿。第三種處境，我們把它叫做社會處境。第四種處境叫做情感處境。第五種處境我們叫做文化處境。

王魯湘：哦，是最高層次的一個處境。

朱孝遠：對，文化處境。文化首先是它和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包括人和社會的關係，有人與人的關係，也包括人和文化的關係，所以就是這麼一個大的概念。

王魯湘：所以這樣的話，就涉及到我們今天講課的一個主題，就是東西方文明，那麼這個是我們過去使用的一個略小於文化和文明的這麼一個概念，就是它有一個地域，那麼這個東西方是怎麼區分的呢？它這根線劃在什麼地方？

朱孝遠：東方基本上是亞洲，那麼西方基本上是歐洲，但是文化又比它大，它是一種文化的概念，那麼你比如說，歐美這種地方有很多相似之處，所以西方文化也包括美國的文化，那麼東方文化也不僅僅是指中國，還包括中國周邊的那些地方，主要它不是以國家為劃分的，而是以文化上的一些基本的特徵，比如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它的文化標誌，文化傳統，宗教信仰等等。

王魯湘：你比如說，我們一般常常把東方文化就是大概的定義在亞洲，但是我們看一下亞洲這個文化它彼此之間差異性是如此之大，你比如說我們如果說亞洲的話，我們可以把以色列、耶路撒冷這個都划到裡頭，可是耶路撒冷產生的幾大宗教卻基本上是影響了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明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包括兩河流域的文明，我們發現兩河流域和埃及的文明從這個地理上好像是劃在亞洲地區，但事實上你看它大量的文明因子是在對地中海北岸的後來的歐洲文明在產生影響，所以在這裡頭，我們要使用東西方文明的時候或東西方文化的時候，怎麼去擺脫這樣一種複雜的糾纏。

朱孝遠：這就使我想起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裡的一個觀點，黑格爾呢，實際上就覺得東方文化裡面，主要就是中國文化，他覺得印度文化和希臘文化可以作以比較。而波斯文化和羅馬文化可以作以比較，但是他說中國文化沒法比較，所以他說中國文化是東方文化裡面東方的東方。

實際上研究文化只是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我們把它叫做國民性的層次或者民族性的層次，它基本上就是形而上的一些東西，文化表象、價值觀念、宗教信仰、社會倫理；

然後就是各個地方的制度,包括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

再最後就是人和自然的關係，包括那些膚色、人種、語言、地理環境，那個是海上民族還是農業民族，是游牧民族，吃的飯是什麼？人的壽命是怎樣？男女比例是什麼？所以這些人與自然的關係，會影響到人的一些社會的制度，而那個人的一些社會制度又會影響到國民性，這麼一些情況。

好，下面我們就請朱教授為我們演講，朱教授演講的主題就是《東西方文明的差異與互補》，大家歡迎。

英雄崇拜背後，西方強烈的悲劇意識從何而來？循序發展的同時,東方為何能擁有拯救世界的力量？對比剖析東西方文明特點、局限以及相處與互補。

朱孝遠：很高興來這裡講一下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和互補的問題，我就講四個方面來談一下自己的看法。第一，我要提出兩個問題,第二，我要講講西方文明存在的問題，第三我想講一下東方文明的特點，最後，我想就東西方文化的互補的問題，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提出兩個問題

首先就來談第一個問題叫"問題的提出"，每當我們對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進行研究的時候，我們總會為兩個問題大惑不解,為什麼非常強勢的西方文明，在極力表現出它英雄主義文化以後，總會產生一種非常濃烈的悲劇意識，我要提的第二個問題的就是，為什麼平穩的循序發展的東方文明平時不那麼起眼，但是在危機面前卻總能表現出非凡的克服危機、抗擊危機的能力，成為化解危機的世界性的拯救之力？

那麼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覺得從西方的古代歷史說起，在西方的文化里，一直存在著一種東西，叫做 「審美喜悅中的悲劇意識」，在希臘人那裡這種意識叫做Arete崇拜，Arete它這個詞的含義，就是指戰鬥時候的勇敢、英勇，你英勇了幹嘛呢，你英勇了就是要獲得你的榮譽，但是後來希臘人又認為，你這樣呢還有點自私，真正的英雄是利他的，所以呢，那個Arete崇拜就引申為品格上的完善、高尚。那麼希臘人為了實現這樣一種英雄崇拜，是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的，結果就造成很多悲劇性的後果。

在荷馬的《史詩》里，那些偉大的英雄是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那個阿伽門農，他把女兒祭了海神，打仗最英勇的那個人叫阿基里斯，他沒有得到榮譽，反而命喪黃泉，還有一個人就是想出木馬計的那個人叫奧德修斯，戰爭是勝利了,但是回家卻回不了家。命運把他在海上漂泊了十年，沒有一個人有好下場，這些故事告訴我們，你為了追求那個Arete，或者你要去當那個英雄，你就得像神一樣去過日子，但是人又不是神，神是不死的，我們知道希臘有很多神，有宙斯啊、雅典娜，海神波塞冬，他們不死好好的在奧林匹斯山上過日子，但是人要去像神一樣過日子，就要必死無疑，但是希臘人為了那個極限的審美喜悅，還是要這麼干。

於是它在哲學上，大概是亞里士多德概括的吧，就是說，「生命不在於它的長短，而是它的質量」，還有一句話，就是「時間不在於它的長短，而在於它的重量」。所以人去像神那樣活著，雖死猶榮。為什麼呢？這就是英雄主義能造成生命中的最強烈的那種審美喜悅，那麼為了實現這種喜悅，就往往要用一種武功裡面所說的化功大法，什麼叫化功大法呢？就是說你平時功力沒有那麼大，但是為了打敗敵人，你用一種化功大法使自己的功力突增十倍，結果你就勝利了，但是你勝利以後，你也就死了。雖然戰鬥勝利，但是必然死去，這就是西方審美喜悅中的悲劇意識。

有一個哲學家他的名字叫雅斯貝爾斯，他就認為這個問題說到底,主要就是一個理想與能力的問題，他說理想總是超過能力的，那麼你的受挫感就永遠沒有辦法滿足，他的辦法就是要麼你提高你的能力，要麼你降低你的理想，但是因為你的理想永遠不會降低,你的能力永遠不能匹配你的理想，所以這種悲劇意識，就永遠不會瓦解。

那麼還有一個哲學家叫做海德格爾，他卻不這麼看，他認為這主要是一個不平衡的問題，什麼東西不平衡呢？就是你的張狂和你的遮掩之間不平衡，他說了一句話，叫做「世界每分每秒在張狂,大地每分每秒在遮掩」。什麼意思呢？就是你的人生啊運作得很快，就像那個鑽井的鑽頭，鑽得飛快，但是你旁邊的保護系統也很好，你的冷卻系統也很好，那麼這樣呢，你也不會損害。

無論是海德格爾還是那個雅斯貝爾斯，他們開出了兩副藥方，都沒有辦法從本質上來解決那個西方人的悲劇問題。

但是很有趣，他們自己解決不了，就把目光對準中國，西方人一天到晚要問自己，中國有很多叫他們困惑的地方，他們要問問題,第一個問題，一談起中國就是說，中國的人口為什麼這麼多，還要問中國的歷史為什麼這麼長？還要問這幾年中國發展為什麼這麼快？還要問中國人為什麼生活的那麼悠然自得？沒有我們那樣的緊張感，這些大惑不解的問題，常常困惑著西方尤其當代的西方人。

二、西方文明存在的問題

崇拜英雄，雖死猶榮，充滿悲劇意識的西方，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從理念到實踐，西方文明的局限性體現在哪？

西方那個文明是存在一些問題的，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上述的英雄主義崇拜所造成的透支和泡沫。這要從西方的文化傳統和西方的人的實踐行為兩個方面來加以解釋。

（一）從文化角度解讀西方文明的問題

西方文化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征服性的高科技文化。你說從本體論出發，他把本體分成兩個，一個叫自然、一個叫人，然後，自然是無機的，人是萬物之靈，所以有機的人對無機的自然，就是一種征服關係，所以西方那個景區挺漂亮的，上面造個城堡，我們中國人用木頭造房子，他們是用什麼？石頭造房子，石頭造的城堡馬上就破壞人文景觀，變成一種征服感。

從認識上來說，西方文化有一種兩元對立，什麼叫兩元對立呢？就是容易把差異變成對立，什麼都要對立起來，對峙起來才能分高下，比如說靈與肉，比如說精神與物質，人間與天國,人與非人,本我與他我，從而就建立起來一種對應的關係，但這兩種關係是平衡的嗎？這兩種關係不是平衡的，是有一種高低之分的，比如說本我，我這個詞在西方是要大寫的，你就不必了，你是他我就應該小寫了，是不是，比如說，那個天國與人間，神肯定要征服人的了，那麼神要比人大，是吧，神要大寫，GOD，人應該小寫，是不是，所以呢這樣一種對應的關係，什麼都對應起來，兩分法，結果，就搞得非常緊張，產生一種征服的狀態。

第三個情況就是他們很容易把事情看作物質化，他們把自然認為是物質的，把人也認為是物質的，《人是機器》，這種書也是他們寫出來的，中國人從來不寫一本書叫《人是機器》，工具理性,主人對非人，就是這麼一種征服關係。他們的美學啊，西方的美學上來看，也是突出一種英雄主義，一種征服關係。

米開朗琪羅那個大衛，簡直就是作了一個男人的榜樣，拉斐爾筆下的聖母像畫的那麼嫵媚，那麼這樣一種東西都是放大了個人，目的是激起一般的人去當英雄。

它的神學也是一神教，強調神的意志，神定論、天堂論、原罪、地獄體現了一種神對人的征服，是不是，西方的天主教，本來它的教義裡面是有一種這樣的關係的，叫做合作論，就是你如果要靈魂得救要進天國，一部分是靠上帝的恩惠，還有一部分是靠你自己的努力，你做好事然後你就可以在上帝的幫助下，雙方合作可以完成你的得救。

但是後來出現一個人叫馬丁·路德，他覺得你自救，你做點好事就能得救，不是自救嘛，不行，你應該把那個得救完完全全的變成上帝來救你。

後來更複雜了，叫做「前定論」，說你得救不得救，完全是神的意思，他想使你得救你就得救，一切都定好的，那麼神的意願你是不能猜測的，因為你是低級存在不能搞清楚神的意願，也不要去猜了，一切都是前定的。

後來加爾文說得更加的有趣，加爾文這麼說，他說假如你得救，你應該感謝上帝，你要感謝上帝的恩惠，假如你不得救，你也要感謝上帝，你要感謝上帝的公正。所以這樣一來你就不要管了，這就是神對人的徹底征服。從這些例子來說，我們看出什麼，我們看出西方文化的價值核心是什麼？就是一種過於重視物質佔有和社會成就，過於看重了征服,它過於把世界理解成是物質性的、對立性的，而沒有看到人的存在的問題，沒有看到以人為本的問題，這就很容易造成悲劇，這是從西方的文化來看的。

（二）從實踐角度解讀西方文明的問題

我們再從西方的實踐來看，在強大的英雄主義的背後，西方那個社會是大量產生泡沫的社會，你比如說軍事上來看，打了太多的仗，確實是削弱了西方的實力，我們不要去說一戰二戰。也不要說殖民地，也不要說他們要爭奪世界霸權，我們看到這樣一系列的戰爭打下去，就感到在一個實力不足的情況下，需要去搞世界上的軍事霸權，實際上這種情況就已經出現了軍事上的泡沫。雖然就是像我們說的希臘人的這個東西就復活了，雖然你要什麼，你要去征服世界，但你用的不是真正的實力，你用的是什麼？是化功大法，是不是啊，結果就透支了。

第二個情況，西方的經濟過分的依賴了外向型的經濟，自己國內搞得不好，甚至國內的市場還被外國佔領了，你比方說美國的汽車市場，現在都被日本在美國開的公司佔領了，最近申請破產的那個通用汽車公司，它的問題就是國內搞不好，它有國內國際兩塊，國外的員工一共有兩萬人，卻成就了它生產總值的70%，國內的人口有26萬人，卻只佔了它收益的30%。然後每生產一輛美國的汽車，它要付裡面的員工的醫療保險費就要1600元，這樣怎麼搞得下去了，所以這種過分依賴於國際資源的外向型經濟，產生了很多的經濟泡沫。

第三種情況是過分強調榮譽和成就感,這使得人的生命透支,那麼社會給了他很大的榮譽和成就感，卻使人的生命透支，這樣一種社會權利的瓜分，過分的競爭，雖然你獲得了社會承認，但是你生命透支了。

還有過分強烈的消費慾望，叫做消費透支、財政透支，過分強調享受了超前享受，這就導致了信譽危機。

還有，就是過分強調使用與主流文化相匹配的人，這就使得第一流人才邊緣化，你去看西方歷史上有一些大偉人，第一個是蘇格拉底被人殺死，第二個人是但丁，但丁大家都知道，寫《神曲》的那位，但是他被他的祖國佛羅倫薩趕出去，一生都回不來，第三個人叫托馬斯·莫爾，第一流的思想家，被殺死。還有一些現代的一些西方的一些人，像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那些人，一天到晚被認為是一些和主流文化不那麼靠近的，也就是要強調人詩意地安居，不要完全去成功，顧你的存在的那些人，在西方文化裡面，是占非主流文化，這就使得他們這個文明裡面，使得很多第一流的人才沒法被使用。

那麼從西方文化的那種過分的「惟我獨尊」，或者說西方文化論,西方中心論，又使得西方文化缺乏一種開放性，以自我為中心，常常把自己的文化和別人的文化進行比較，只要你的文化和我不一樣，我就怎麼樣？我就不承認你，我就說你失去了文化的認同感，這樣，我們看西方文化是非常很開放的，其實不是，其實西方的文化它已經走向封閉，以自我為中心，忽略別人的存在。西方的知識界分兩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專門看東方好的批判西方的,還有一部分人是主流文化，還是覺得西方明明出現了很多問題，還不承認這些問題。

三、東方文明的特點

求索東方文明真諦，從本體論到認識論，從美學、宗教再到思維模式，東西方文明如何相處與互補？接下來我們就來談第三個問題，我們就來看看和西方不一樣的東方文化的一些特點。

與西方不一樣，東方那個文化應該說是一種高情感的文化，怎麼說高情感呢？就是什麼東西都是有機的，什麼東西都是有情的，「天人相合，天地有情」天地怎麼有情呢？天和地在一起，那就怎麼樣？那就要生萬物，就會生出陰陽兩氣，就會生出五行,所以中國的那種本體論，它是一種天人合一的本體論，以人為本，自然有情，人與自然是要取得一種和諧的，然後還要取得人與人的和諧，人與文化的和諧，在天地人那裡突出的還是個人字，天地生萬物，人於是要孝敬天地，孝敬父母，這是中國的本體論，沒有把人與自然完全對立起來。

第二就是認識論，中國那個認識論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要求二元中合，二元和諧。天與地要合一，人與事也要合一，物質與精神也要合一，靈與肉也要合一，那個靈與肉怎麼合一呢？我們說孔子大思想家吧，但是孔子確實是提出「食不厭精」的人。我們說倒霉的詩人蘇東坡吧，確實是大文豪，但是東坡肉就是蘇東坡弄出來的，所以吶，這個就是靈與肉完全是合在一起的。

中國那個文化，它是求真的、強調現實的，認識論上就是求真的,真就是返璞歸真，還自己的本性。這就是中國人的所謂的實踐理性。

在美學上那就更不用說了，中國的美學是特彆強調情境合一的，要產生一種情境，用美來陶冶性情，產生善，中國善怎麼來的？是用美來陶冶出來的。西方的美也有一種作用，用美來激勵你當英雄的，中國人的意念，它是把一切世俗的勞動，一切與改善有關的勞動，都沒有看作是個人的行為，至少是不能通過描寫個人來歌頌的,因為那是大家的工作，是整體的勞動，不歸於個人。所以這就是中國人的利他主義。

從這些情況來看,中國的宗教也是蠻有趣的,中國這個神學，首先它有多元神，中國人現在人死了以後，不是去玉皇大帝那裡，玉皇大帝那裡都是你在活著的時候成仙了，然後你才能夠登天，你要先變仙，所以中國人從佛家那裡借了一塊凈地，他就勞動神，勞動的實在太厲害，沒小孩了拜觀音了，沒錢了拜財神了，把神弄得特別地累，所以中國太利用神了，結果中國人離天非常近，中國和天就是999和1000的區別，不是兩元對立。

這樣，東方文化的核心是一種人本主義的核心論，它過分地重視了人的存在和生存問題，對個人的成就比較忽略，重集體輕個人,中國人的英雄也有，無非就是心靈高尚、成熟理性，無私為他敢負責任。這樣一種文化當然就可以培育東方人的行為，這種東方人的行為來看，首先要和平不要戰爭，六十年來中國本土沒有戰爭，這是中國崛起的前提。中國人民老是把錢存在銀行里，不肯取出來，利息沒有他還存在銀行里。中國也是搞穩定的，經濟上有兩個五個億，每年生產五億噸糧食，每年生產五億噸鋼鐵,那就保穩定。中國第二產業什麼造汽車呀，造電視機呀，造空調啊，保速度。

中國還有第三產業，第三產業就是服務業。一天到晚吸納人才，這叫保就業，結果呢，使得中國問題不大。還有中國有個「任人惟賢」這個標準，這是孔子說的，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一天到晚提拔人才，結果呢，東方文化就保全了實力，在出現危機的時候就成了拯救之力，資本主義爆發危機了，而伏爾泰那些人就到東方來說中國這個制度真好，向中國學習，還有西方要發展資本主義了，從理性的資本主義向任性的資本主義轉變了，然後就出現了殖民主義，也是靠東方，結果，現在西方人活不下去了，覺得人生有危機了，那個時候就想到中國的道家、儒家，超脫入世。所以我們看到了,它們那個文化和東方的文化，還是差異很大的。

四、東西方文化互補的思考

這兩種文化確實是可以互補的，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東方文化底座很大，西方文化搞技術搞了幾千年了，高精尖這是可以有互補的，中國是強調集體，他們強調個人英雄主義，這個是可以互補的，中國強調和諧，他們搞征服，這看來征服我們不搞了,但是和諧一定是世界的前景，中國文化積累性，西方文化裡面積累得不那麼成功，就要搞擴張，那麼你積累不成功，怎麼搞擴張呢，它要創新，所以它裡面創新性是有點意思的。中國人是內心修養，西方人喜歡外在發展，中國人重現實，西方人重未來。這樣，就看到一種多元化的文化了，最後一定會在東西方文化的互補中產生。

我在這裡下幾個結論，第一個結論我認為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偉大的強勢文明，做到這一點非常不容易。但是，這是存在著顯著的文化差異的，東方尤其中國那是一種高情感的實踐理性的文化，西方它是一種征服性的高科技的文化。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兩種文明之間，是可以互補的，可以交流的。

那麼第三，有人以為全球化一來，就會由一種文化變成世界文化,那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全球化它一定是在民族文化的基礎上產生的全球化，所以，今後的世界格局應該說是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一種繁榮的局面。按照我的理解，那就是說假如你把每一寸土地都弄得非常美麗，把每一顆人心都弄得非常高尚，按照我的說法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了。好謝謝大家。

五、訪談

王魯湘：在剛才朱先生演講中間，我腦中就不斷在出現一個好萊塢大片叫做《終結者2018》。這已經是第四部終結者了，前面已經有三部了，那麼這四部終結者，都有一句共同的經典的台詞，當英雄要出去征服，或者要出去拯救的時候，然後他會走到門口,回過頭來說我會回來的，幾乎所有好萊塢大片一定要有的一個要素，就是凱旋。那麼這種東西在中國的文化意向中間啊，沒有這個意思，但是它有什麼？有大團圓，西方的凱旋和我們中國的最後的這一個大團圓之間，到底它的這個本質差異在什麼地方？ .

朱孝遠：你說的那個電影我恰恰沒有看過，但是我看了兩個電視劇，一個叫《奮鬥》一個叫《我的青春誰做主》。這兩個電視劇一看呢，覺得中國人現在喜歡在電視劇裡面突出一個「我」字了,所以也可能是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有影響啊，但是從那個裡面呢,無論是那個談中國年輕人奮鬥的青春片啊，在裡面講到最後勝利的那個鬥爭，都不是技術性的，不是陰謀詭計，不是高科技，最後還原的是一個情，叫做人性回歸，所以這個是成了現在的一個大團圓的一個新的這樣一個東西。

西方的那個歷史上其實也有回歸，但是一直不是主流文化，有一個叫《青鳥的故事》，記得嗎？說有一個人跟著一青鳥去找幸福,走遍天涯海角，永遠找不到那個幸福，後來那個青鳥就把他帶回自己的家，覺得我的家，我的親人就是我的幸福，那麼這就是西方人的一種迷途了。

中國那個孔子儒家裡面，它是分等級的，它是先自己然後再家人,再你的鄰居，再整個社會，這叫做修身養性對吧，治國平天下，它是這麼由近及遠的，但西方的一個浪漫主義，最後由遠及近，身邊的東西不那麼看重。這是和他們的那個千年封建時代有關係,千年時代就發展出一種叫騎士文化，那麼騎士文化一來以後呢，騎士是國際性的一天到晚冒險，所以他們中世紀的文化無非就是騎士文學還有就是傳奇文學，結果這種東西一直被歌頌，一直被放大。覺得每個人都應該像堂·吉訶德那樣去行俠仗義，所以，這樣一種東西，覺得你的成就感最後到人間，不能在平凡的生活裡面去找到你的成就。

王魯湘：這實際上我們在描述一個在文學和生活中間的一個現象,但是這個東西反映他們的思維和他們行為的是一個模式,是吧，西方的思維是線性的，直線性的，不斷超越性的，然後他的行為也是，是不斷征服的，冒險性的，所以他是往前走，不回返，不回頭的。而中國是環形的。

朱孝遠：有這個意思。所以這就是中國宗教也是這樣，所以佛教傳到中國，能夠在中國立住腳跟，也是有原因的。它就強調一個因果論，你想你做了很多好事，結了善因，結果呢你就六道巡迴,最後你還能做人，說不定還能成佛，對吧，所以這樣一種循環論和中國文化時空觀念的循環論，它是完全吻合的。

王魯湘：您剛才在對東西方文化進行分析的時候，您定義東方文化是一種高情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種高科技的文化，這種狀態的話確實對我們這種以建立在客觀知識基礎上的這樣一種科技思維的發展，應該說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朱孝遠：它也有影響，中國現在實際上高科技那方面，中國是在向西方學習，然後中國在做人方面也就是，關於存在的方面,中國實際上是對中國的那個獨特的貢獻。在那個知識論上，我是把知識分成三個世界。

第一個世界，叫做感覺與經驗的世界；第二個世界，叫做直覺與藝術的世界；第三個世界叫做知覺與科學的世界。中國人的第一世界很強，就是他用經驗來概括，來概括出新的知識能力很強,它的第二世界很強，就是直覺與藝術的世界很強很強，那中國稍微不足一點的就是那個演繹法，那個就是根據幾個概念，根據幾個定律來得出一種科學的觀察，先假設後觀察，這叫知覺和科學的世界，這點它是不如人的。

王魯湘：那麼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這個所謂全球化我們不可否認，它是西方的而且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這樣一種文化，然後它的整個在全世界的一種強勢的推進，即使像我們中國這樣的泱泱大國，也存在過這個文化歸屬認同感的危機，那麼我們怎麼來看這個問題。

朱孝遠：那個亞里士多德的學生,那個亞歷山大,他就打仗，一路把波斯掃平，一路進攻到埃及什麼的都給他攻下了，但是一直攻到印度,再弄過來要攻到中國了，他就攻不下去了，然後他就死了。

所以這樣一個情況就是說碰到那個比較大的國家，尤其比較強盛的也是強勢文明，他就攻不下去了，雖然擴張就像水可以往低處流，但是你水碰到一個阻力它也流不過去了，那個情況是這樣。

但是另一個情況就是說那個西方的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一方面是刺激了民族文化的發展，一個也就在那個全球化進程的情況，融入了很多其他的文化，你剛開始的時候，可能是一種文化的擴張,隨著文化的擴張，但是你碰到文化以後，它馬上就融入了到其他的文化，就融入進去了，這種情況就像一個水在開始源頭的時候,它可能很清澈，流啊流啊它就流得什麼東西都有了，它就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所以現在實際上我們所享用的那種文化已經不是一種純文化了，而是一種混合文化。

那麼在這種處境下你怎麼解決文化認同感的問題呢，我覺得文化認同感它不完全是一種心理危機或者民族文化的危機，最主要的,就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它如何在世界上擔負起一個發展中大國的責任，怎麼來提升中國的一種軟實力。

六、提問

教育理念不同，理想人格該如何培育？東方與西方，文化如何超越國界？文化比較中，該如何理解國民性研究？

提問：你好朱老師，請問你是怎麼看待理解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朱孝遠：實際上那個最難理解的就是「天人之際」.「天人之際」,因為孔子是不那麼信天的，孔子說那個天是不說話的，但是四時就行走，萬物就出生，然後又說「五十知天命」。孟子對天的看法就更加有趣了，孟子說過一句話，他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荀子更進步了，說「天行有常，不以堯存，不以桀亡」 。

但是到了西漢那個時候，卻出現天人感應的學說，董仲舒「天人感應」 。

所以天人相應，司馬遷對此大概是懷疑的，但是他認為天人關係還是要追究的，為什麼呢？因為古代有個傳統，就是太史令同時也是那個觀天的官員，也是要管星象的，所以他要研究。

所以通古今之變有兩個含義，一個就是歷史是發展的、變化的，而且歷史是不能割斷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一個很大的抱負,當時一家之言不是一家之說，卻是說當時有道家、儒家、法家,要自成體系,凡是自成體系的東西就成「一家之言」,司馬遷要把史學變成一家體系成體系的，結果他就開了史學研究的一家之言，所以他這種東西還是和中國文化是結合得非常好的。

提問：朱老師你好，您在美國和中國都教過書，那麼您對於東西方高等教育的不同，您是怎麼去看的？

朱孝遠：丘吉爾說過一句話,他說大學呢不僅是傳授知識的,大學更應當是傳授智慧,大學不應當僅僅傳授技術，大學應該鍛造人格。那麼人格怎麼訓練呢？人格就要訓練你全面發展。

我們現在從西方的教育來看，它是比較注重能力的，我們是比較注重知識傳授的。所以西方現在老師不講課，我在西方教書很開心，老師就要引導學習就行了，自己不要講，當教練是不用跳高的，你明白這個道理嗎？我們就把西方的那個學生就在一起開一種叫做討論課，討論課裡面，他們亂說，說的都是錯的那你去糾正他們，結果學生能力是提高了，我們的知識也變成相對的了，對吧。

中國不是，中國到這裡你挺累的，你一天到晚講課是不是，因為中國的理念叫做什麼，叫做授業、傳道、解惑，所以這是兩種不同文化的處境裡面，不同話語裡面的那種高等教育，但是他們的理念就是一樣的。

那麼西方還有個東西，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西方的國家那個大學，宣稱自己是培養領導人的，那麼我們中國的教育比它和平的多，我們是培養各行各業的人才的，但是沒有提到要培養哪樣一種精英，所以從這一點上，我們感到還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這是文化傳統的不同。

提問：我想問的是，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下的文化基礎？

朱孝遠：全球化的文化基礎是文化的實力，過去搞藝術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話，叫做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國際的，是不是？你說這句話對嗎？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確實是不全面的，那個世界的文化的交流它從本質上來，是有兩個東西，一個就是它本身的優秀性，同意嗎？還有一個它的互補性。優秀性的東西，比如說梅蘭芳的京劇，齊白石的《蝦》，是吧，即使貝多芬寫的小曲子叫《致艾麗斯》 。

這種東西你一旦做極端的好了，它就有三個超越，第一個超越就是時間的超越，古代的人喜歡，現代人也喜歡；第二個就是空間的超越，中國人喜歡外國人也喜歡；第三個就是小題材和大題材的超越，你比如說那個《蝦》，那個京劇，那什麼是大題材呢？但是你一個東西做到了極端的精美，它就無所謂小題材和大題材,就成為文化的共享的全球的東西，對吧？所以我覺得東西要進行交流首先就是它的優秀性。

其次是它的互補性，有些東西我們沒有，而你有，那我怎麼辦，我只好管你借，向你學是吧，如果你要開放向人家學習。你比如說芭蕾舞這個東西就不是我們弄出來的，是吧，它先在義大利，後來跑到法國跑到俄羅斯現在又怎麼了，但中國把它引入了，還辦了一個北京舞蹈學院，來專門跳芭蕾舞，搞了個芭蕾舞系對吧,然後中國就弄出中國式的芭蕾舞，什麼《紅色娘子軍》啊，《白毛女》啊。所以我覺得，到了一個全球化時代，不會出現一元化的局面，反而是在多元化的情況下，出現多元的文化格局，刺激了民族文化的發展，也促進了共享文化的共存。

提問：朱老師您好，我想問您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然後對文化史有比較深的了解，那麼在方法論上,我們應該注意一些什麼問題呢？

朱孝遠：我覺得就是要注重對國民性的研究，國民性你知道嗎，就是一個民族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共同認同的文化標準，這個東西過去我們不注重，但是非常之重要，比方說中國駐德國大使，給德國人去看《梁山伯與祝英台》。他們看不懂，他就問那個大使，你們那個男的送女的，女的送男的，送了兩個小時，到底幹什麼。為什麼一句「我愛你」說不出來，這個問題從淺處說就是一個文化交流的問題。實際上從深處說非常重要，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中國或者世界上的那個，人文學研究或者社會科學研究,基本上是兩大類，一類我們叫做基礎研究，還有一類我們叫決策研究,那麼那個國民性研究就是決策研究，決策研究，它一定要建立在對基礎研究的基礎上，它才有力量。

你比如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人投降了，美國就不知道怎麼對付日本了，就請那個社會學家，去寫一本書，研究怎麼對付日本人，那個人後來寫了一本書叫《菊與刀》。然後美國人就把他的研究送到一個國家掌握的再研究機構去研究，研究出來發現一個很簡單的事實，認為那個天皇制度是不能由美國人廢除的，這個結論不是那個作者得出的。

還有那個英國搞了大英帝國以後，最難對付的就是那些殖民地，部落皇宮的反叛，它覺得弄不好，因為文化不同，就派了一大隊人類學家去研究部落，人類學家拿了英國政府的錢不好好為政府服務，就寫了很多人類學著作，回到了英國，英國政府很高興，說你們文章寫得多好多好，多麼重要，結果把那些人類學著作，送去一個由政府控制的再研究機構研究。研究出來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所有的部落首長、部落酋長都是世襲的，建議英國政府把那些部落首長的兒子弄到倫敦來，學BBC英語，看芭蕾舞，把他培養成英國的上流紳士再送去當部落酋長，這樣一來解決了問題。所以你不僅是這樣，更重要的你要研究世界文化，我就覺得要把文化提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這個地位實際上是關係到國家安全的，你真的把國民性研究透了，一個地方發生什麼大事，你就可以預知，那個國家會有什麼反應，世界上各個國家會有什麼反應它們都是從它的潛意識，國民性裡面，馬上就能猜出他們的國際性的反應，所以從這麼重要來說，我覺得我們研究世界文化，不僅是一個交流的問題，也是一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怎麼使得文化走向現代的一個應用性的問題。

王魯湘：非常感謝朱孝遠先生精彩的演講,朱先生的演講從歷史、現實，和藝術等多個角度給我們提供了理解文明和文化的多重角度，如今歷史的推動和現實的需求使得我們對東西方文明的理解不能再停留在表面,也許只有互相尊重、平等對話，才能真正理解對方，文明也在不斷地發展過程中間，更多的問題將留給大家去做進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