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度量衡的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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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度量衡的發展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度量衡的產生和發展與人類的生產和交換活動密切相關。人類從開始製造工具以來就有了量的概念，如選擇輕重適宜的石頭作砍砸工具；砍伐長短適度的樹榦製成木棒；按大體相當的量分配食物等。在有專門的測量工具之前，判斷物體的長短、輕重和數量，只有依靠自身的四肢和感覺器官。「布手知尺」、「手捧成升」、「邁步定畝」就是當時的計數和測量方法。原始公社末期，隨著畜牧業和農業的分離，從事畜牧業的原始公社和從事農業的原始公社之間，互相交換多餘的產品，開始有了偶然的商品交換。商品交換的價值，首先表現為一種使用價值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比率。人們在商品交換時，共同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使用雙方都承認的、準確的工具進行測量，以保證交換的量的適當比率。測量成為社會性活動以後，就有了計量的概念。早期的度量衡器具，就是隨著商品生產和交換的需要而產生的。中國度量衡器具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從採用原始測量方法的母系氏族社會，到採用比較精確的計量手段進行計量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經歷了六、七千年。歷史上，許多朝代對於度量衡單位的研究、度量衡器具的製作和度量衡管理制度的建立，都是比較重視的，史冊上都有所記載。如《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中說：「黃帝治五氣，設五量。」《世本》說：「少昊氏，同度量，調律呂。」《虞書·舜典》記載：「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這說明少昊、舜時就重視統一度量衡。商（約前十七世紀——約前十一世紀）、周（約前十一世紀——前二五六年）時代的度量衡器具有了進一步發展。河南安陽出土的兩支商代骨尺製作較細，尺上刻有10寸，每寸內刻有10分；其中一支長15.78厘米，另一支長15.8厘米（見圖）。

　　在西周（約前十一世紀——前七七一年）青銅器銘文里，有「金十寽」、「絲三寽」、「金十勻」等記載。「金」即銅，「寽」和「勻」是重量單位，說明當時已有計算重量的手段。春秋戰國時期（前七七○——前二二一年）各諸侯國先後確立，社會制度發生了巨大變革，對度量衡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形成各國的度量衡量值不統一，度量衡單位的大小和名稱不一致。如楚國的1升合今220毫升，秦國的1升則合今200毫升，韓國的1升合今170毫升。秦國的量器名稱為升、斗、桶，齊國則叫豆、區、釜、鍾。這一時期度量衡器具的發展是比較快的。如從湖南長沙戰國墓中出土的9枚木衡銅環權，其重量是以倍數遞增的，最大的（半斤）合今125克，最小的（1銖）合今0.65克。這種組合量值的環權的出現，說明當時衡器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周朝對度量衡器具的管理比較嚴格，據《禮記·月令》記載：「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仲秋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可見，當時已規定每年二月和八月要檢查兩次度量衡。在改革度量衡法制方面做出重要貢獻的是秦國的商鞅。他在輔佐秦孝公期間，推行統一度量衡制度：「平斗桶、權衡、丈尺」（注《史記？商君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9月第一版，第2232頁。），對後來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產生了很大影響。商鞅時期作為標準器的銅方升（見圖）

　　採用以度定容的方法確定容積，是一件珍貴的歷史文物。　　秦（前二二一——前二○六年）以後，中國度量衡制度的發展走向全國統一和日益完善。　　（一）秦漢時期的度量衡。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兼并六國，結束了戰國時期的混亂政局後，為了鞏固中央集權統治和發展經濟，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統一度量衡就是他的一項重要改革。他用當時的最高法令形式——「詔書」頒布秦國的度量衡制度，廢除其他各國的度量衡制度。詔書全文是：「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見圖）

　　詔書的大意是：秦二十六年，他完全統一了中國，百姓安寧，立皇帝稱號，命令丞相隗狀和王綰，制定度量衡法規，把全國各地不統一的度量衡制度統一起來。　　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詔書，不僅昭示於全國，而且鑄刻在度量衡器具上，作為標準器（圖，

　　秦權）發給各地使用。為了保證度量衡器具的量值準確，秦代規定，度量衡器具實行定期校準的法制管理制度。秦律令文書竹簡《工律》中規定：「縣及工室廳官為正衡石累、斗桶升，毋過歲壹」，即縣和工場所用度量衡器具，由官府校準，每年至少一次。從秦簡《效律》中可以看出，當時還規定了度量衡器具的允許誤差和對違反者的懲處辦法。如果超過規定範圍仍在使用，就要罰以鎧甲或盾牌。由此，秦始皇用秦制統一了全國的度量衡制度。　　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具有深遠的意義，既鞏固了政權統治、發展了經濟，又促進了度量衡器具的發展，為秦以後的度量衡制度奠定了基礎。　　漢代（前二○六——二二○年）是度量衡發展的興盛時期。漢興以後，劉邦令張蒼按秦制規定「度量衡程式」（注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二編），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四版，「張蒼定曆法及度量衡程式」。）。秦漢兩代的「尺」、「升」、「斤」3個基本量的單位量值一致，證明漢代未作新的規定。漢代的度量衡器具校準制度，也選擇仲春和仲秋季節，同於秦時。東漢（二五——二二○年）度量衡器具由大司農監製。東漢大司農平合的柄背上有一凸起的方框，內可嵌銅檢封，相當於檢定印，印文鑄「官律所平」四字，意謂經檢定合格。可見，當時管理制度比較嚴格。　　西漢（前二○六——二五年）末年的新莽階段，對度量衡器具的發展比較重視。歷史上有名的新莽銅嘉量，就是西漢末年王莽稱帝時（公元九——二三年）製作的（見圖）。

　　嘉量上包括5個容量單位，即斛、斗、升、合、龠；上為斛，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上為合下為龠，一器可以測5量。新莽銅嘉量既可作容量標準，又可作衡重標準，還可以導出尺度標準，將度、量、衡三項統一於一器。它和公元前三四四年商鞅在秦國頒發的標準量器——商鞅銅方升一樣，都是採用以度定容的方法來確定量器容積的。

　　從西漢到東漢，人們在尋求度、量、衡三者的量值統一於1個標準器上，做了不少試驗。據《漢書·律曆志》記載：「度者，本起黃鐘之長，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量者，本起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貫其龠，……權者，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黃鐘是一種律管，古樂理中用黃鐘定十二律的首律。）這說明，古代中國用固定音調的樂管來確定長度標準。所以有人說，度量衡三者的標準都可溯源於黃鐘。據《漢書·食貨志》記載：「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注《漢書·食華志》（第四冊），中華書局1962年6月第一版，第1149頁。）；《後漢書·禮儀志》記載：「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注《後漢書·禮儀志》（第十一冊），中華書局1965年5月第一版，第3125頁。）這表明中國在公元前二百年，已能運用金屬比重和固定溫度、固定容量的水作為重量的單位。　　以上說明，中國度量衡器具及度量衡管理制度，經過戰國至秦漢兩代的演變和發展，在理論化、科學化和法制化等方面，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　　（二）魏晉至明清時期的度量衡。　　魏（二二○——二六五年）、晉（二六五——四二○年）、南北朝（四二○——五八九年）（三八六——五八一年）時期，政權更迭頻繁，度量衡管理比較混亂。　　魏晉時期，度量衡基本沿用秦漢舊制，單位量值略有增長。從《晉書·律曆志》中可知，魏尺比新莽尺長了4分7厘，每尺長約合24.2厘米。　　南北朝時期，單位量值增長速度為歷朝之冠，而且制度混亂，各時期、各地區量值相差懸殊。以尺度論，南朝的宋、齊、梁、陳基本沿用魏晉制度，每尺長24.5厘米；北朝則不斷增長。如後魏的前尺長27.8厘米、中尺27.9厘米、後尺29.5厘米；至東魏，尺長已達30厘米。量、衡制度在南、北朝的增長率也不同。容量，南朝增長到1升為200—300毫升，北朝則增長到1升為400—600毫升；衡重，南朝增長到1斤約為250—375克，北朝增長到1斤為500—750克（注見《隋書？律曆志》（第二冊），中華書局1973年8月第一版，第402-412頁。）。南北朝的二百年間，度量衡單位量值的增長率是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總增長率的一半以上。由於度量衡單位量值的變化，給天文學家和樂律大師帶來了不便，他們在測晷影、制渾儀和造律管時，必須對前代的尺寸變化進行考證和換算，致使天文尺和樂律尺逐漸從常用尺中分離出來，免受常用尺變化的牽扯。　　在這一歷史時期中，新的衡器——秤得到應用。考析中外衡器的發展過程，一般都是先有天平，而後逐漸演變為秤。中國出現天平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到了三國時代（二二○——二八○年），天平中間的提紐漸漸從中間移至一端，並在衡桿上刻斤、兩數，形成提系桿的雛形。已出土的一些北魏、北齊的鐵秤砣證實，魏、晉、南北朝時期，桿秤已經得到廣泛應用。　　隋朝（五八一——六一八年）統一國家後，一直沿用北周的度量衡制度。隋煬帝時，雖改用小制，但僅用於調律定樂，民間仍用大制。隋代時間短暫，度量衡制度無大的變化。　　唐（六一八——九○七年）、宋（九六○——一二七九年）兩代的社會經濟處於繁榮時期，繼承隋代的度量衡制度。這一時期，度量衡管理方面的特點，一是：管理比較嚴格，對違反者的處罰嚴厲。唐初頒布的《唐律疏議》規定，全國度量衡事務由太府寺掌管，每年八月校正斛、斗、秤、度，加蓋印署之後方准使用。凡不按規定進行校正和製造、使用不合格的度量衡器具者，都要受到懲處。如「有校勘不平者，杖七十。監校官司不覺，減杖罪一等，合杖六十，知情者同罪」；「即用秤、斗、斛、度，出入官物，增減不平，計所增減，以坐贓論，入己者，以盜論……其在市用斛、斗、秤、度雖平，謂校勘而不經官司印者笞四十」。二是：唐代在度量衡單位和技術上作了一些改進，把過去24銖為1兩改為10錢為1兩。當時大小兩制並用，單位量值相對穩定。大制1尺為小制1尺2寸，1大斗為3小斗，1大斤為3小斤。官民日常用大制，調鐘律、測晷影、合湯藥劑及冠冕之制則用小制。　　宋代在度量衡方面也作了一些改革。如將宋以前的10斗為1斛改為5斗為1斛，10斗為1石；規定「凡歲賦，谷以石計」（注《宋史？食貨志》（第十三冊），中華書局1977年11月第一版，第4205頁。）。宋代將十進位的分、厘代替秦漢時錢以下的累、黍，使重量單位除16兩為1斤外，其它都用十進位；並將斛改為小口大底，以便「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注（明）陳繼儒：《寶顏堂秘籍？農田余話》（卷上）文明書局1922年石印本，廣集第四。）。宋時創製了兩種小型精密戥秤，可以稱出兩、錢、分、厘（十進位）和兩、銖、累、黍（非十進位）的準確量值，同時鑄造了一批成套砝碼作為衡重標準器，發給各地使用。　　元朝（一二○六——一三六八年）的量器的單位量值比宋朝增大43%。《元史》記載：「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元七斗。」元代出土的許多秤砣上都注有幾種文字，如「元貞元年大都路造」的斤半銅秤砣，背面鑄漢文「三十六斤秤」和八思巴文「斤半錘」字樣，其它幾面分別鑄回鶻文和波斯文。據分析，這是因為元代商業發達，市場繁榮，桿秤使用方便，又易於製造之故。　　明（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清（一六一六——一九一一年）時期，自然經濟仍佔主導地位，但商品經濟有一定發展，故對度量衡的管理有所加強，技術上也有所改進。從洪武元年（一三九九年）到嘉靖四十五年（一五二二年），總共頒布了17次有關度量衡的法令。當時對度量衡標準器的製造和管理比較重視。洪武年間（一三九九——一四○二年），規定由工部鑄造鐵斛、斗、升，交戶部作為徵收糧食之用，命兵馬司和管市司每三日校驗1次街市上的斛、斗、秤、尺，又命司農司按標準樣式製造鐵斗、鐵升轉發各地，逐級複製校驗烙印後頒發使用。官府還經常將標準的斛、斗、秤、尺懸掛於集市，供官民校勘。　　清代對度量衡標準的製造和管理也很重視。清世祖進北京第三年（一六四六年），即「頒定斛式，合工部制鐵斛」。聖祖康熙主編《律呂正義》，刪定《數理精蘊》時，對制定度量衡標準作了詳細論述。他還親自累黍定尺，即以100粒黍子縱向排列得出的長度為營造尺；又以一定的尺寸定容量，製成漕斛，再用1立方寸金屬的重量作為質量標準（稱為庫平）。由營造尺、漕斛、庫平組成的度量衡制，簡稱「營造尺庫平制」。清政府還制發了度量衡標準器，制定了懲處辦法。如規定「私自改鑄部頒權度者，應受笞刑一百；因私鑄權量而得利益者，按坐贓論罪；代鑄之工匠亦受笞刑八十；監督官吏知情不舉者，與犯者同罪，但死罪減一等；私用未經官府校勘烙印之度量衡器，雖大小輕重與法定製度相等，亦受笞刑四十」（注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78-279頁。）。　　明、清時代，雖然官府制定了度量衡制度，管理亦比較嚴格，但未得到徹底執行。因為歷代統治階層都以度量衡作為工具剝削百姓，他們不可能認真執行度量衡制度。清代官吏張熙給乾隆的奏本中說：「……度量權衡之制並經制定，而官司用之，入則重，出則輕，以為家肥，更甚者轉以為國制，行之在上……」可見，度量衡制度未能貫徹實施。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度量衡制度出現了混亂的局面。　　（三）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的度量衡。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後，歷代的閉關自守政策被帝國主義列強的炮艦打破了，中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社會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度量衡的發展受到阻礙。帝國主義列強的度量衡制度隨著它們的入侵紛紛傳入中國。　　1.海關度量衡制的產生。　　十九世紀中葉，帝國主義侵入後，中國設海關的行政權逐漸落於外人之手。在一八五八年訂立「天津條約」後，各國在通商章程中大都規定以他們的度量衡標準作為折算的依據。這就是後來命名的所謂海關度量衡制，所用的度量衡器具叫做「關平」、「關尺」。當時同中國訂約通商國家的度量衡制度主要有3個系統：英、美、丹麥、比利時等國屬英制系統；法、意等國屬法制（即米制）系統；德、奧等國屬德制系統。後來，德、奧、比利時改用法制。由於英國人控制中國海關大權，所以當時的海關度量衡單位的量值折算主要以英製為標準。　　2.營造尺庫平制的改進。　　清朝末年，清政府仍採用營造尺庫平制。為了統一度量衡制度，商請國際權度局（今譯國際計量局）製造鉑銥合金原器、鎳鋼合金副原器及精密校驗儀器。國際權度局製成原器和副原器並進行校準後發給證書，中國即以此作為國家的最高計量標準器。當時的農工商部設立度量衡局，負責辦理推行工作。清末重訂的度量衡制度，吸取了當時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和成功經驗，更具有科學性和實用性，是在原來營造尺庫平制基礎上的一大改進。當時擬定的標準器是：　　度——仍以營造尺為標準，其長度同米制的長度單位比較，等於32厘米。米制的1米等於營造尺3尺1寸2分5厘。　　量——仍以漕斛為標準。倉場衙門保存有乾隆十年鑄造校準的倉斛，其口小底大，容易取准。　　衡——仍以庫平兩為標準，即以營造尺1立方寸純水的重量作標準，庫平1兩等於37.301克。　　3.推行米制。　　十九世紀，許多國家都相繼採用米制。中國北洋軍閥政府也決定採用米制（當時稱為萬國公制），並計劃在十年內將米制推行於全國。為照顧人民的習慣，米制與營造尺庫平制並用。一九一五年一月，北洋政府以大總統名義公布了《權度法》，規定：　　一、權度以萬國權度公會所制定鉑銥公尺、公斤原器為標準。　　二、權度分為二種：甲、營造尺庫平制。乙、萬國權度通制。（注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321頁。）營造尺庫平制是過渡時期的輔制；米制是比較的標準。　　北洋政府還制定了一些法規，作為各地統一度量衡工作的依據。但是它的目的沒有實現，大多數地區的推行工作開始不久就偃旗息鼓，由度量衡混亂引起的糾紛依然經常發生。　　4.市制的興起。　　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組織了度量衡標準委員會，從事統一度量衡工作，決定廢除營造尺庫平制，改用米製為標準制，並在過渡階段以「一、二、三權度制」為市制。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國民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權度標準方案》，規定：　　一、標準制：定萬國公制（即米突制）為中華民國權度之標準制。　　長度，以一公尺（即米尺）為標準尺；　　容量，以一公升（即一立特）為標準升；　　重量，以一公斤（即一千格蘭姆）為標準斤。　　二、市用制：以與標準制有很簡單的比率而與民間習慣相近者為市用制。　　長度，以標準尺三分之一為市尺，計算地積以六千平方尺為畝；　　容量，即以一標準升為升；　　重量，以標準斤二分之一為市斤，一斤為十六兩。（注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331-332頁。）　　國民黨政府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六日又公布《度量衡法》。一九三○年十月，成立全國度量衡局（一九四七年改為中央標準局）統一掌管全國度量衡工作。局下設度量衡檢定人員養成所和度量衡製造所，負責培養檢定人員和製造度量衡標準器具。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八年，先後頒布了30多個法規，力圖統一度量衡。一九三五年一月頒布的《刑法》中，還專門寫入「偽造度量衡罪」一章（共4條），規定對違犯者處以有期徒刑或拘役、罰款、沒收等。　　歷代政府都重視度量衡的統一工作，但為社會制度所限，始終沒有達到全國統一的目的。特別是近代的度量衡制度、度量衡器具和單位量值，還十分混亂，具體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多種度量衡制度混用。當時頒布的度量衡法規，沒有得到真正實施。如通商口岸實行海關度量衡制；郵政採用法制度量衡；各國的商品來中國經銷，則用商品國的度量衡制度。二是同一種度量衡制度的量值不一致。如海關制，以英制和法制折算的海關尺、關平斤為標準，其長度和重量各異。如市制，關內的和東北的不同，關內1斤為16兩，東北則為10兩；關內1畝為6000平方尺，東北則為9000平方尺。又如英制，標準英磅為0.9072市斤，漢口合0.8797市斤，上海合0.9238市斤，青島合1.0666市斤，因地而異。三是舊雜制多，量值混亂。河南有一種尺，長57.98厘米；福州的一種木尺，長19.98厘米，兩種尺量值相差兩倍多。廣西賀縣通用的升，只有416毫升，不足半市升；甘肅有一種升竟達8400毫升，合8市升多，兩種升相差20倍。杭州用的舊炭秤，每斤只合0.57市斤，而河北藁城的線子秤每斤約合5市斤，差9倍。　　上述度量衡器具在長短、輕重上的差異，為世所罕見。近代度量衡混亂到如此程度，是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結果。度量衡單位量值的混亂，弊端叢生，剝削者利用「大進小出」謀取非法利益，加重了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　　新中國的成立為徹底改變混亂的度量衡局面、統一中國計量制度開創了光明的前景。中國的計量事業就在開國典禮的禮炮聲中誕生了。經過三十七年的發展，已從極為薄弱的度量衡基礎上，一躍進入了現代計量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