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員為什麼會腐敗？
（新華社/圖）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歷朝歷代都不乏貪官污吏，皇帝治貪同樣費盡心思花樣百出，可貪污腐敗為何依然不能制止呢？歷史學者張宏傑認為，中國歷史上的腐敗之所以難以根治，無關於教育水平、道德品質，而是因為中國歷史上的腐敗都是制度性的腐敗，而制度性的腐敗的根源是中國古代官員薪水太低。張宏傑以晚晴名官曾國藩為例詳細解讀了中國古代官員的收入和支出。曾國藩從副處級的翰林院編修起家，九年之內做到了副部級的禮部侍郎，後來他又由文官轉為武官，因功被授予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最後做到位極人臣的大學士。雖然仕途順利，但曾國藩一生卻清貧困苦，入不敷出。這與當時清朝官員俸祿低卻支出大有關。
曾國藩的財政赤字張宏傑給曾國藩算了一筆賬。曾國藩身居七品翰林，一個「副處級」的官員，一年的俸祿加上其他收入一共是129.95兩銀子，相當於現在25000多元人民幣，每個月的收入僅兩千多。學者張德昌說：「和同時期的其他階層的人比較，京官的收入並不菲薄。」但是，張宏傑提到，官員與尋常百姓的支出水平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由於封建等級觀念的影響，官員必須要保持他的尊嚴和體面，在衣食住行方面必須和尋常百姓拉開差距。曾國藩到北京後，租了一個含有18間房的獨棟四合院，這在當時屬於中等偏下的規模，僅租房一項支出，一年就需要花費160兩銀子。其次，交通壓力也十分沉重。清代交通不便，官員們多選擇乘轎、騎馬或者坐馬車出行。當時北京的高級大臣交通費支出非常昂貴，一年需要花費八百兩，因為按照清代等級制度的標準，一品大官出行必須八抬大轎，雇有兩班轎夫，還需前有引馬後有車輛及騾。
而在清代，不但不配公車，連交通補助都沒有，這些都得自己掏錢。出入官場的曾國藩當然買不起轎子，只能隔三差五就租一回馬車，這也是相當大的一筆開銷。僅在道光二十一年，他在這方面就花費了三十多兩白銀。張宏傑說，最大的開銷竟然來自買衣服，這和清代的官場體制有關。因為清代對官服的要求十分嚴格，又非常瑣碎。春夏秋冬，一個官員的帽子、衣服、鞋都有嚴格的要求。而官服所要求的材料多較為貴重，須用名貴皮料，諸如貂鼠、海獺、狐狸等動物皮毛。
清代不存在採購制度，官服要自己買，一整套官服置辦下來，需要花費五百到八百兩，所以許多官員都買不起官服，只能向官服店租官服穿。但曾國藩是一個十分守規矩的人，他固然節儉，但在官派威儀上絕不含糊，因此他在買衣服方面花了很多錢。除此之外，其他生活用度、文化生活等方面也需要花費。把這些零碎的支出加起來，張宏傑算出，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的總支出為608兩。而他全年收入不過129兩白銀，一年做官下來，赤字479兩，約合現在人民幣95800元。
清代京官彌補赤字的途徑主要靠家裡資助。很多人到北京當官的時候就知道京官是賠錢的買賣，很多人都要從家裡帶一大筆銀子到北京去當官。戊戌變法六君子的劉光弟中了進士後被授予京官，他一度是不想到北京當官的，因為他家很窮，拿不出做官的資本，後來因為他遠方的一個族叔每年資助他200兩，這樣劉光弟才勉強做了十年京官。在當時低薪制下，人們想當官，動機絕大多數是不純的。京官生活艱苦，是賠錢的買賣，那為什麼人們還是前仆後繼地去北京當官呢？張宏傑解釋說，這是因為當京官有兩大好處。第一，陞官快。因為京官經常和皇帝、各部尚書打交道，容易被賞識。曾國藩在京當官十年七遷，從「副處級」做到「副部級」，而在地方絕對沒有這個可能。第二，當京官被賞識，很有可能會被調去地方做官。在清朝，地方官反而比京官富裕很多，「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並不是誇張的說法。地方官有一種特殊的權利，即可以制定當地的稅收標準，比如朝廷要求每畝地收一兩稅，地方官可以要求當地農民每畝地上交十兩稅，而這九兩的差價叫做陋規，地方官可以收入囊中，朝廷也不會過問。因此，低薪制會誘導大面積的腐敗。採取普遍的低薪制之後，只有5%左右的官員會做清官，雖然生活艱苦但能堅持下去。而絕大多數官員會堅持不下去，把手伸向不該拿的錢。中國歷史上，關於廉政和俸祿之間的關係闡述得已經非常充分。早在先秦，管子曾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漢宣帝、唐玄宗、宋太祖等很多皇帝都指出低薪註定導致腐敗。既然統治者深知這個道理，為什麼中國古代還一直奉行低薪制？張宏傑認為原因有二：一是因為官僚系統的不斷擴張，導致財政無力負擔。每朝每代的迭代都會伴隨著官員數量的擴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官僚系統的擴張象徵著皇權的擴張；二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非常單一，缺乏多渠道的收入來源，傳統賦稅又只有農業稅一種，因此國家的財政收入實際上十分有限。
高薪養廉還要有配套措施在對中國歷史上的腐敗進行系統研究之後，張宏傑提出了高薪養廉的反腐辦法。他以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為例，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年收入為200萬美元，香港特首年薪為422萬港幣。新加坡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都以清廉而著名，反腐成果在全世界是比較突出的。張宏傑還強調，高薪養廉還應伴隨一系列配套措施，首先公務員系統要公開透明，比如香港所有級別的薪酬水平，具體的福利和津貼水平，都可以在公務員事務局上公開查閱，並且公務員沒有任何約定俗成的灰色收入；其次要設立強有力的反腐機構，比如香港有名的廉政公署，該部門不受其他政府部門約束，以此保持辦案的獨立。（本文參考歷史學者張宏傑講座及其新書《頑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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