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繩人的戰爭記憶與認同取向（下）

一九九五年的反美軍基地與二零零四年的護墻運動都涉及美軍的暴行或失誤，容易讓人與當年沖繩島戰役因美軍的登陸而爆發慘烈傷亡作一聯想。然而，一個巴掌打不響，沖繩戰是美日之間的戰爭，兩國交戰始於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襲珍珠港，沖繩社會如何面對戰前與戰時日本的責任，則是另一個極爲棘手、卻也難以迴避的問題。

近年來有另外兩宗在沖繩爆發的事件正是直接涉及日本在沖繩島戰役中的責任問題，使此一長期被視爲禁忌的敏感問題終於浮出水面。

首先是發生在一九九九年的和平資料舘篡改事件。沖繩和平祈念資料舘是沖繩紀念沖繩島戰役最重要的設施，也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沖繩社會對戰爭與和平的認知，因此其一舉一動也備受矚目。資料舘於沖繩回歸日本三年後的一九七五年開設，當初的紀念內容集中展示在沖繩戰期間日軍司令牛島満的遺像和日軍遺物。直到一九七八年，受到縣民與研究者的廣泛批評後，才逐漸改成以沖繩民衆視角的展覽方式。

問題發生在資料舘新舘開幕一年前的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沖繩兩大報社之一的《琉球新報》報導了正在籌備中的資料舘中有關戰壕復原模型在未得到監修委員的同意下遭到篡改的消息。報導一出，縣首府那覇市職工會與縣職工會率先召開緊急動員大會，對行政當局作出強烈批判。

引發廣泛批評的是題爲「戰壕慘劇」的模型，包括「住民的避難生活」和「看護傷兵與強制自殺」兩部分。前者原來的設計是持槍的日本士兵命令一名母親封住嬰兒的口（以免嬰兒嚎哭，讓敵人發覺），後者則是日本士兵手拿裝著砒霜的牛奶瓶，旁邊則有護士和被蓋上毯子的屍體，描述戰敗前夕發生日本軍人強迫住民自殺的情景。然而，更改後的內容變成前者持槍的士兵不再持槍，後者強令自殺的日本士兵則不知所蹤。

除此之外，和平資料舘八重山分舘也發生性質相似的問題。相關的照片展覽説明文中，在未徵詢監修委員與專門委員的情況下，當局將原文中的「強制離開」改成「避難命令」，被視爲有意弱化政府責任。

根據沖繩媒體的追查，後來被證實「篡改」指示來自新上任的縣知事稻嶺惠一。稻嶺在同年三月的一次相關會議上，指出「以批判國策為內容的展覽合適嗎？」、「縣政已經輪替[1]，展覽內容有所變更理所當然。而且是縣立資料舘，展出批判國策的內容通嗎？展覽的責任（不僅僅在監修委員），縣政府也有必要跟進」。儘管稻嶺事後做出澄清，但是媒體仍緊跟不放，最後縣政府以折衷的方式作出妥協，問題才告一段落。

四．「集體自殺」問題與教科書風暴

值得重視的是，這次和平資料舘篡改事件從八月十一日事發開始至十一月十二日落幕爲止，得到了媒體、學界、反戰和平團體，以及左派在野黨的高度關注，沖繩兩大報紙《沖繩時報》和《琉球新報》也針對該問題共作了一百六十次的報導。社會議論的焦點也從尊重歷史、追究行政部門責任，擴大到如何正視歷史，尤其是日本在二戰的責任問題上。

繼和平資料舘篡改事件後，近年來涉及沖繩島戰役中的日本責任問題，並引發更大規模的和平示威集會，要數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召開的聲討刪改教科書問題的超黨派縣民大會。事發於日本文部科學省於同年四月發表通過已審定的歷史教科書，其中有關沖繩島戰役期間日本軍曾強制縣民集體自殺的記述遭到刪除。

消息傳到沖繩，輿論頓時譁然，由於日本政府包括時任首相的福田康夫多次以政府不適合干預教科書審定委員會的工作為由，表示政府無能爲力。然而政府的「卸責姿態」反而高度刺激了沖繩社會的「忍耐極限」，最後導致參加這次集會的縣民人數創下一九七二年沖繩回歸日本以來的歷史新高，達到十一萬人。

觀察這波反對刪改教科書的和平運動，其特徵與意義包括以下兩點：

其一，「歷史認識問題」首次透過這場反對運動中呈現出來，成爲繼美軍基地問題與沖繩經濟自立問題外，沖繩民衆對日本政府最爲不滿的三大問題之一。同時，清晰地揭示了所謂的「歷史認識問題」並不局限於日本與鄰國之間，也存在於日本國內。

其二，這場讓日本政府深感錯愕、尷尬的沖繩民衆的反對運動，不僅高度刺激了沖繩人民的戰爭記憶與和平意識，與此同時，運動參與者的動機已遠遠超出了反戰、和平的範疇，不僅夾雜了許多沖繩民衆長期對日本政府不滿的能量，也呈現了沖繩人與「日本」錯綜複雜的情感關係與自我認同意識的變化。

五．沖繩和平意識中的國族認同因素

其實，沖繩與日本本土的關係一向微妙。沖繩社會也一直存在「我到底是不是日本人？」以及沖繩應與「日本」維持何種關係、保持何種距離的問題。這些問題事實上並非最近才發生的事，而是自從一百三十年前琉球國被日本吞併後，沖繩社會菁英乃至一般民衆就一直不停探索的問題。

沖繩原稱琉球，曾是一個擁有五百年歷史的半獨立王國，為明清二朝之屬國。一六零九年日本薩摩入侵後，琉球也向日本稱臣，同時保持與中國的宗屬關係[2]，直至一八七九年為日本吞併爲止。其後一百三十年間，沖繩人在摸索自我身份認同的道路上歷經三次罕見的跌宕起伏。

首先是日併琉球後，當時的琉球菁英發起了國內抵抗、國外向中國求援的運動，直至清朝於一八九五年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爲止。其後，向現實低頭的琉球菁英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呼籲新沖繩縣民積極投入向日本同化的「做日本人」運動，避免遭受日本人的歧視。

到了一九四五年，經歷了沖繩戰後，沖繩為美國所佔領，同時脫離日本。在一九五零年前的戰後初期，沖繩各政黨紛紛彌漫著要求脫離日本而獨立的氣氛。不過，在意識到美國將長期統治沖繩後，自五十年代開始，沖繩的左派社會菁英發動了要求「回歸祖國日本」的民間運動[3]。不過，在回歸前夕該運動有所動搖，並出現了規模較小的「反回歸」浪潮。

在實現了「回歸祖國」的願望後，原來積極參與回歸運動的工會組織等左派人士進入了漫長的反省時期，並在回歸十周年的八十年代初掀起了一場提出「自治論」的思潮。

沖繩民衆在過去國族認同上「三起三落」的陰影也反映在當今沖繩人複雜的認同結構上。筆者與琉球大學與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主辦的調查，顯示了沖繩是一個複合型認同結構較爲明顯的社會，與台灣有一定的相似性（參照二零零七年的調查結果）。

從以上沖繩社會在近代以來尤其是戰後的激蕩與變遷中，不難發現戰後沖繩民衆一波接一波的和平運動受到當時社會國族認同坐標的影響。事實上，在「回歸祖國」這場五、六十年代沖繩的日本民族主義運動中，「反戰」與「反美」連接在一起。在和平運動中，對日本的戰爭責任有了較清晰的認識則要等到一九八零年代「沖繩主體意識」浮現之後。

進入一九九零年代後，建基於「自治論」與經濟自主的「自立」方向成爲官民一致奮鬥的目標。該論述主張在「日本」的框架下，強化沖繩的自主性，接近中國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模式。筆者相信在可預見的將來，沖繩社會的反戰意識與和平運動仍會在此思潮的影響下展現其獨有的特徵。

[1] 沖繩在戰後左派勢力發展迅速，成爲日本左派勢力最強的地區之一。左派在日本稱爲「革新」。因政治光環關係，大田縣政被稱爲「革新縣政」，而稻嶺縣政則一般被視爲親自民黨的「保守憲政」。

[2] 一六零九至一八七九年之間，由於琉球一方面向中國朝貢，一方面又接受日本的控制，因此沖繩的史學家稱此一時期為「兩屬時代」。

[3] 發動「回歸祖國」運動的主要左派組織包括沖繩教職員工會、沖繩社會大衆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