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林：吳南生訪談 「中國改革之路沒有走完」(時代周報 2010-8-26)

本報記者 王曉林 發自廣州

1979年元月，57歲的吳南生再次回到了汕頭，這裡是他的故鄉，也是他命運的轉折之地。

1942年，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遭受破壞，廖承志被捕，南委副書記兼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被捕後英勇犧牲，省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被捕後立即叛變，形勢非常危急。年僅20歲的吳南生臨危受命保護南委書記方方等多位領導人，幾經艱險，陸續把他們安全地送往延安。隨後他自己也到了延安。

等他再次回到汕頭，已是1949年隨解放大軍南下而來，但短短三年後的1952年，他再次因工作調動離開汕頭，這次重回故地，已睽違25年。

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吳南生此次回鄉並非省親，而是帶著省委交給的任務—率工作組前往汕頭傳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當時的汕頭地委，包括現在的汕頭、潮州、揭陽、汕尾四個市委的工作範圍。

但故鄉已經面目全非，昔日與香港並肩的商業口岸如今破敗不堪，那些熟悉的樓房搖搖欲墜，成千上萬的返鄉工人和知青無處為家，只得在街道兩旁臨時搭建竹棚而居，城市主要馬路污水橫流，入夜，經常停電，一片慘淡。

這一切深深地刺痛了吳南生，而這讓人壓抑的蕭條也絕不僅出現在汕頭，剛從「文革」走出來的中國，正處於歷史抉擇的十字路口，一場充滿了中國特色與嶺南智慧的深刻變革也於無聲處悄然孕育。

吳南生終於在知天命之年，成為堪稱中國近代最具想像力的政治經濟改革嘗試的重要親歷者之一。

1979年，吳南生負責籌辦廣東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兼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並同時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

30年後的今天，吳南生向時代周報回憶起當年創建特區的諸多坎坷，仍感慨良多，與一味地話說當年不同，他更多關注的是特區故事究竟能對今天中國深化改革鏡鑒幾許？

「要殺頭就殺我吧」

時代周報：關於特區的構想，有過許多報道及說法，特區概念究竟是源自地方的訴求，如廣東省自身的努力，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壓力，是中央授意廣東來做改革的嘗試者？

吳南生： 1979年年初，廣東省委分工派我到汕頭去的任務，就是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從大的背景來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場大辯論，是決定了國家命運的。如果沒有這樣一場大辯論，仍然搞「兩個凡是」，那我們也沒有辦法。經過那一場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大辯論，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了改革開放的路線。沒有這個，我們也不可能辦特區。

改革開放，應該說是這個時候絕大多數的老同志、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包括海外廣大的僑胞的共同願望，希望中國趕快改革開放，因為中國實在是窮得不得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那種登峰造極的封建主義，是自有歷史以來所沒有的。由於有了這場「文化大革命」，大多數老幹部也比較覺悟了，改革已是一種共識了。

1979年2月21日，我在汕頭髮了一封長達1300字的電報，給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同志、省委第二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的楊尚昆同志並報省委，提出了先走一步的想法，當然那時還沒想好叫什麼。2月28日下午，我從汕頭回廣州。當天晚上，習仲勛同志就到我家中，我們是鄰居，這一晚，我們談了很多。仲勛同志很贊成我的意見，他說，過幾天開常委會議，你講，我支持。

3月3日，省委開常委會議，我在彙報工作時說，現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難，國家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了，我們應該怎麼辦？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我提議廣東先走一步。先走一步的那個「子」怎麼下呢？我想先划出一塊地方，用各種比較優惠的政策來吸引外資，把國際上先進的東西引到我們這個地方來。經過觀察、比較、實踐，選擇出我們要改革開放的最好方案。

這個地方，當時我提議可以設在汕頭。如果省委同意，我去辦，要殺頭就先殺我！

仲勛同志就說，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開工作會議，趕快準備一下，向中央打報告。

這時葉帥在廣州。會後，仲勛同志和我立即向他彙報。老人家很高興，說：好啊，你們趕快給小平同志彙報。

時代周報：中央的態度是怎樣的？

吳南生： 1979年4月8日，在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習仲勛同志在中南組發言。他說：現在中央權力過於集中，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接著他提出：「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方面，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

1979年4月下旬，習仲勛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他再次提出，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在四個現代化中先走一步。習仲勛還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當然是借用的話)，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廣東要求「先走一步」的建議。省委也寫了書面報告。」

當時鄧小平十分贊同廣東富有新意的設想。而他聽說「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稱還定不下來時就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

其後，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了這一重大問題，決定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福建的廈門等地試辦，並定名為「出口特區」。同時，決定由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同志主辦這件事。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是華國鋒同志主持的。習仲勛同志回來後，5月3日向省委傳達時說：我講的，華主席很重視，政治局很重視，紫陽也很支持。華主席說：要進行體制改革，廣東可以搞一個新的體制，試驗進行大的改革。上述這些都可以說明中央是完全支持的。

「要有理論準備，要立法」

時代周報：這麼大的一次嘗試，難道當時你們沒有預計到風險嗎？有沒有想過如何規避風險？

吳南生：當然有。「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遊街、批鬥、關押、監護勞動七年，宣布「解放」了，給點工作做，實際上還是靠邊站，直到打倒「四人幫」，我才參加省委。你想想，我能不準備遇到風險嗎？不過，這時我已經快60歲了，也無所謂了，捨得了！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蘇聯計劃經濟那條路真的不能再走下去了。別人明不明白我不知道，我自己心裡明白，辦特區就是要改掉那種蘇聯模式、自以為是的計劃經濟，走市場經濟的道路。

搞成功了向全中國起一個突破的作用，挨整了，我們就說是我自己搞的，要殺頭就殺我吧。

從多少年的錯綜複雜的政治生活中，我知道很多事，知道會有很多的阻力，甚至遭遇到重大的打擊。我很喜歡《孫子兵法》中的幾句話：「進不求名，退不避禍，惟民是保」。把這寫起來藉以自勉，也聊以自慰。

第一件要做的是理論上的準備。

廣東的理論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學者們都很支持改革開放，在理論工作方面做了很多研究，1979年8月15日，我已經邀請廣東的多位學者一塊研究特區條例，同時座談、研究有關改革開放的理論依據。在當時，這點很重要。實踐要有勇氣，理論突破也要有勇氣。

理論上要闖關，我們只好向老祖宗求救。1980年4月14日，我在向省人大常委會作《關於我省設置特區和制定特區條例的問題》的報告中，非常明確地講出了我們的理論觀點：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從來都不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是絕緣的。按照馬克思原來的設想，社會主義經濟應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批判資本主義的不合理的因素，同時繼承它的合理因素，並利用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財富來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所以，列寧就特彆強調要吸引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和有用的管理經驗。列寧講過：「要樂於吸取外國的好東西：蘇維埃+普魯士的鐵路管理制度+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總和＝社會主義「。

從列寧的話來看，社會主義肯定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

有了這些理論上的準備，我們才有勇氣面對「左」派的挑戰。當然，找出這些理論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現在看來都有些可笑了。現在我們中國要求別人承認我們是市場經濟國家，這種變化多大呀。

時代周報：第二呢？

吳南生：第二是立法。

中央決定試辦特區之後，海外的朋友對我說，你們中國是沒有法的，無法可依，無規可循，要人家來投資，誰敢來呀？我感到當務之急就是要起草擬定一個由國家最高立法機構審議批准的有權威的法規，特區要同國際市場打交道，我們不能在試辦特區問題上開國際玩笑。

可我在這方面一點也不懂，其他人也不懂，國內無法無天幾十年了，毛主席就說過他是「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怎麼辦？還得請海外朋友幫忙，當時主要是通過香港南洋商業銀行董事長庄世平、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等老朋友收集世界各地出口加工區和自由貿易出口區的資料，我們對這些資料進行了分析研究，適用的就搬過來，要修改的就修改。《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只有2000多字，但起草到公布用了一年時間，寫過13個草案文本。

葉帥當時在廣州，「條例」在省人大通過後，我向葉帥報告，老人家很支持，他是全國人大委員長。

1980年8月26日，葉帥親自主持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時任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的江澤民同志代表國務院向會議作關於《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說明，會議批准國務院提出的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設置經濟特區，並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至此，中國的經濟特區正式誕生，並有了法律保障，與此同時，我們還用前述辦法起草制定了《海關法》、《投資法》、《土地管理法》、《勞動工資法》等一系列單行法規。

特區條例公布讓人對這個國家看到了希望，幾天之後，最困擾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大石後、樹林里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人民覺得生活有希望了！

這真使我們高興和意外。

還有第三：我和同事們約法三章：只做不說，多做少說，做了再說。總之一句話，要趁那些反對辦特區的人糊裡糊塗弄不清楚搞不明白時把經濟搞上去再說。要知道，當時全國都還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復辟，罪大惡極呀。

「市場經濟仍需不斷規範」

時代周報：經濟特區30年間取得不小成就，但中國改革之路 顯然沒有走完。廣東省委領導提出了，特區過去30年，你們幹了什麼？恰逢30年，你們能幹什麼？今後30年，你們再幹什麼？那從您的角度，您能說幾句嗎？

吳南生：中國辦特區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就是：特區要闖出一條改革經濟體制的路子。

簡而言之，現在回過頭看，特區最大的功勞就是突破，引進了市場經濟，使中國經濟進入了世界經濟大循環，這是特區對中國最大的貢獻，也是特區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但，確確實實，中國的改革之路並沒有走完，從經濟改革方面來說，不斷規範市場經濟是一個大課題，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要不斷規範它，否則也會使國家、社會陷入混亂的。

我想，在紀念建立經濟特區30年的時候，我們應該認真考慮整個改革事業，認真注意鄧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小平同志說：「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達到上述『三個要求』，時間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更長些，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我們能夠也必須達到。所以，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能利於實現這三條來檢驗。」

你注意到了嗎？他講話的時間是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討論通過這一講話時間是1980年8月31日。最巧合的是：全國人大發會批准和公布《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時間是1980年8月26日。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大起動的時間！都剛好是30周年！

你說得很對，經濟特區三十年取得不小的成績，但中國的改革之路顯然並沒有走完。

吳南生

1922年出生，廣東潮陽人。1936年參加革命工作，1944年赴延安。1949年後，歷任南昌市副市長，中共汕頭市委副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等。1975年後，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省委書記。1979年初，負責籌辦廣東省三個經濟特區，兼任省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同時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書記、深圳市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