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丨日本人眼中的明清易代

文|[日]增井經夫

節選自《大清帝國》

感謝：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

清代，是此前中國的集大成者，僅以此視角來解說清代的社會、經濟情況和思想、文化動向等，或許沒有什麼意義。一直以來，我們的做法多是將清代歷史作為王朝歷史之一加以看待，並以清王朝為中心就其政治性問題展開各種記述。

就明清易代而言，我們就不應只將其看作一次中國王朝政治史的波動，還要更多地考慮當時民眾的動向，並且環顧同時代歐洲、日本等的情況。

來自「他者」的觀察

在島國日本，由於外國的信息過去流入甚少，所以人們似乎超乎尋常地熱衷於收集這種信息。當然，在鎖國時代的日本，對這類信息的收集是秘密進行的，江戶幕府還是對此做了許多且十分詳盡的記錄。

特別是中國明清政權交替過程中發生的一些大事件，以及後期記錄中出現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等，當時幕府對它們的關注非比尋常。這些記錄多是由來到長崎的中國商船或荷蘭商船帶到日本的。

江戶幕府當年曾收藏有《華夷變態》這樣一部集著。這是幕府命儒官林春齋及其子林鳳岡，將1644~1724年這80年間的海外消息逐次收集、編纂而成的一部中國逸聞集。

《華夷變態》書影

在當時，「華夷變態」這一標題指的是夷狄佔領中華王朝的意思。可到了1685年前後，記錄內容便發生了改變，開始轉為以謳歌大清盛世、安寧太平為主調了。

這種千方百計收集中國信息的努力，最終發展為一項固定的工作，即長崎奉行須將中國每年定期舉辦的節日慶典、房屋建築、婚喪嫁娶等風俗習慣通過圖解的方式刊行出來。其代表是1799年問世的《清俗紀聞》。該書是由當時的奉行中川忠英派長崎畫師深入華人旅舍，詳盡採集十八世紀的江南風俗所繪成。

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各國的市民階層（即資產階級）不斷壯大，後經過資產階級革命而站在了領導者的地位上。在亞洲各國，自由、進步的趨向也在日漸盛行，從商業的活躍、財富的積蓄，到有產階層的奢侈之風、娛樂人生等，都呈現了一種擴散式的發展，所以舊勢力逐漸產生了改革的壓力。

換句話說，這種趨勢正是社會的禁錮有所鬆動的體現。在中國，曾在明末盛極一時的市民文化，在進入清代後，也被完整地繼承了下來，且在封建統治的高壓之下，頑強地生存、發展著。

僅僅遵循政治的蹤跡記述歷史，往往會有很多遺漏。民眾特別是工商業者在社會中所佔的比重增加後，不僅會引導社會的流行與發展趨向，而且會大大刺激思想與文化的發展，這是十八世紀普遍存在的一種世界性的現象，中國也好日本也罷，都不例外。

滿洲崛起與入主中原

縱觀中國歷史，北方民族揮師南下征服中原農耕地域的例子屢見不鮮。這主要是因為北方民族的軍事實力，即其軍隊機動性好這一優勢。就傳統軍隊而言，其最為有效的攻擊能力來自騎兵。騎兵軍團的那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勢，會讓農耕民族感覺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懼。

但我們不能說滿族當時的軍事力量特彆強大。雖然女真族一直以尚武著稱，但就軍事而言，他們不具備可凌駕於中原地區的明軍之上的實力。可以說，強大的民族向心力和新興民族的十足幹勁，為滿族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機會，同時也使其克服了重重困難。

由於滿族崛起之際，蒙古、女真、契丹都已對中原地區實施過佔領，當過中華帝國的主人，所以滿族自然也將目光投向了中原之地，認為只要不斷擴展自己的統治勢力，滿族亦能統治中國。他們將漢民族作為優等民族的意識逐漸淡化，恐怕是其最主要的原因。

十七世紀初，努爾哈赤基本統一了女真各部，登上了帝位。與此同時，他針對明朝列出了七大恨，開始公然挑戰明朝。

努爾哈赤去世後，在薩爾滸之戰中立下軍功的末子皇太極成為他的後繼者。討伐蒙古的察哈爾之際，皇太極獲得了自元代傳下來的中國的傳國玉璽，正式登基稱帝。

皇太極駕崩，九子福臨成為清朝第三代皇帝順治皇帝，是年他年僅五歲。大明政府因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而覆滅，駐守山海關的吳三桂降清，並徹底打敗了佔據北京的李自成，從而使順治皇帝未折一兵一卒便幸運地進入了北京城。

太祖努爾哈赤之時，有部下向他進言，獻上四策：雖太祖當年並未立此大志，但本族能在滿洲地區收穫廣大疆土，此乃上天所賜，若欲繼續擴大疆域，必須賞罰分明，利用漢人，珍惜所佔土地，提防蒙古。

而後，清太宗皇太極全面採用了這四項政策。他還沿用了漢族統治者的六部官廳，創設了蒙古八旗，甚至後來還組建起了漢軍八旗，為清朝確立起一個滿漢蒙大一統的統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明朝的覆亡及其庶民化傾向

在將蒙古人驅逐出去，恢復了漢族人統治的中華帝國後，明王朝的統治在經過了兩個半世紀，至其晚期，已經是積弊累累、困難重重了。所謂的北虜、南倭之患，只是明王朝的困境，而非明代社會面臨的困難。

不過，無論哪一個王朝都需依存於農民繳納的租稅，這一事實意味著一個王朝面臨的困境很快會轉嫁到農民身上。所以，明王朝治下的社會也同前朝各代一樣，農民暴動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般頻頻發生。

中國曆朝歷代皆有的農民暴動在明代又呈現了新的特點：此時農民身上所背負的，不僅有來自統治階級的重壓，還有來自在商品經濟中發展起來的工商業者的重壓——這在當時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

而且，農民階層也不再盲目地發起暴動，其中出現了想通過自身力量實現某種主張的事例。這一時期，農民不再像過去那樣，只是為某些野心家所利用，他們已經開始自行發聲，去爭取一些他們希望得到的東西了。

由於北方邊境受到滿族的威脅，明朝將全部的精兵投入到了山海關的守備之中，可長城之內也並非一片太平，在四川、河南、湖北、陝西等地，當時被稱作「流賊」的起義大潮已呈現出銳不可當之勢。

1634年，以「闖王」自稱的李自成以西安為根據地擴展勢力；他於第二年正月稱帝，定國號為「大順」、年號為「永昌」，揮師進攻北京；同年三月他佔領了北京，迫使明崇禎皇帝自殺。

李自成進入北京城後，那些坐視崇禎皇帝自殺的明朝遺臣，隨即擁戴李自成坐上了皇帝的寶座。而後，看到大順王朝僅在北京存在四十天便被多爾袞率領的清軍趕出北京後，這些明朝遺臣又身著喪服，將清朝軍隊迎進了北京城。

19世紀早期水彩畫：清朝將軍

無論是當時的社會還是後世，對於明廷遺臣這種沒志氣的姿態，都很少施以譴責與批評；而那些明廷遺臣自身，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同樣是恬然自若的。

這足以表明，在明朝末年，所謂道義的內涵已然出現了變化，即不再急於求死以堅守氣節，而是選擇繼續活著以觀事態發展的人變得多了起來。且相比於貴族和武將出身的人，這種新的道義觀在庶民與文人的身上更為明顯。

不難想像，這也成了明代社會已大幅度地向庶民化方向傾斜的一個有力證據。如此一來，取明朝而代之的清朝政府將軍事統治貫徹始終，便也順理成章了——這不只源自北方民族的自身統治特徵，也是出於對這種傾向施以控制的需要。

四千餘年中華傳統的集大成王朝，

二百七十餘年的繁華與沒落，

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時代？

一本日本清史學習、研究者的必讀參考書，

而對於中國讀者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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