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曉勤：二十世紀中唐文學研究

　　 中唐時期，名家輩出，流派紛呈，成為唐代文學史上繼盛唐之後的第二個詩歌創作高峰，故千百年來一直為詩評家所重視。本世紀學界對中唐詩歌的研究，無論是綜合研究還是作家作品研究都取得了很大進展，下面分別加以介紹。

第一節 中唐詩歌整體研究

　　 一、中唐詩歌的總體評價和綜合研究

　　 本世紀人們對中唐詩歌的總體認識有一個由淺到深、由簡單到複雜的過程，甚至在某些時期，還有明顯的分歧。

　　 本世紀上半葉在本世紀上半葉，人們對中唐詩歌的認識和分析大多較為膚淺，但在吉光片羽之中也不乏珠璣之論。

　　 如胡適在其《白話文學史》中認為中唐是「唐詩的極盛時代」，而且「與開元天寶盛時的文學有根本上的不同」 ，「開元天寶是盛世，是太平世；故這個時代的文學只是歌舞昇平的文學，內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是個亂離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號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內容是寫實的，意境是真實的。」他還認為，「開元天寶的文學只是少年時期，體裁大解放了，而內容頗淺薄，不過是酒徒與自命為隱逸之士的詩而已。以政治上的長期太平而論，人稱為』盛唐『，以文學論，最盛之世其實不在這個時期。天寶末年大亂以後，方才是成人的時期。從杜甫中年以後，到白居易之死（846年），其間的詩與散文都走上了寫實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實，由天上而回到人間，由華麗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現。」胡適此論後來得到了蘇雪林、鄭賓於等人的認同，在本世紀上半葉的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蘇雪林《唐詩概論》在概述中唐詩歌時對胡適觀點作了進一步的申發：「這時候一般的人太平迷夢早已打破。而詩人飽經亂離之苦，對時代更有深刻的認識，文學的態度也就一變而為嚴肅、認真、深沉。而寫實文學便於這時代勃然以興。」

　　 鄭賓於的《中國文學流變史》中冊也認為，「大曆元和之際的風尚，和以前已顯然有了幾個不相同的區別：有衛道的古文詩人；有講究聲病嚴分近古的詩人；有致力台閣，專工贈送的詩人；有用方言俚語，通俗辭句來寫詩的詩人。」而且，該書對前人認為中唐詩人大多「復古」的說法不以為然，認為他們「乃是矯古」；對於王世貞所持「貞元而後，方足覆瓶」的見解更是不敢苟同，認為「站在詩的立場上」說，「我們之所謂盛唐，並不僅指開元天寶，實在也指大曆元和。假如沒有元白的盡量創作，......則唐代的』詩戲『便沒有終台，登峰而未造極。所以元和的詩業也是特別富於創造力量的。」

　　 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中冊）統觀中晚唐詩時也認為「在詩史上，這是一個光榮的時代」，並謂此時的詩歌「都以民間疾苦為題材」，詩人「作詩的態度也更嚴肅，更認真」，「這些，都表示新的風氣。」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論中唐詩壇時則更注重從詩歌體制演變和發展的角度來闡述問題，他認為，「五七言詩的格律，到了大曆間，是已經發展到無可再發展的了，其體式也已進步到無可再進步的了，詩人們只有在不同作風底下，求他們自己的深造與變幻。但大曆的諸詩人，除了顧況一人外，其他』十才子『之流，皆沒有表現出什麼重要的獨特的風格出來；他們彷彿都只在舊的詩城裡兜著圈子走。最大的原因是，沒有偉大第二詩人出來，其才情夠得上獨辟一個天地的。但過了不久，偉大的詩人終於誕生了。其中最重要者便是韓愈與白居易。他們各自開闢了一個嶄新的詩的園地，各自率領了一批新的詩人們向前走去。他們完全變更齊、梁、沈、宋，乃至王、孟、李、杜以來的風格。他們嘗試了幾個古人們所從不曾嘗試過的詩境，他們辟出了幾個古人所從不曾窺見的園地。但他們卻是兩條路上走著的；他們是兩個極端。韓愈把沈、宋、王、孟以來的濫調，用艱險的作風一手拗彎過來。白居易則用他的平易近人，明白流暢的詩體，去糾正他們的庸熟。韓愈是向深處險處走去的。白居易是向平處淺處走去的。這使五七言詩的園苑裡更增多了兩條奇葩；這使一般的詩的城國里，更出現了兩種重要的嶄新的作風。」

　　 五六十年代此時出版的文學史，除了北京大學中文系五五級學生和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編著的兩本文學史對中唐詩歌多有貶抑之詞外，其餘的文學史對中唐詩歌的評價基本上也是以肯定為主，但他們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代替以前的「寫實」文學和「浪漫」文學的理論，而且論述也更加深入了。

　　 如游國恩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第二冊中就認為，「安史之亂」以後，「在社會矛盾複雜尖銳的形勢下，詩歌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潮流形成了波瀾壯闊的局面」，詩人們「揭發了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殘酷剝削，對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對國勢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們的詩在當時就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而且「中唐時代詩歌的風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第二冊也認為「安史之亂以後的嚴峻、冷酷的現實不能不使詩人們對客觀世界作清醒的觀察和思考，所以唐代中葉的詩歌主流就很自然地沿著現實主義的道路前進，並得到了蓬勃的發展」，而且「這也是一個名家輩出、流派眾多的時代」，「韓（愈）孟（郊）詩派、劉禹錫、李賀、李商隱和杜牧，他們各以獨具風格的作品豐富了詩歌的園地。」

　　 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冊則認為「這一時期文學的主要特徵，是浪漫主義精神衰退了，現實主義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與成熟」，「在他們的作品、書信和序言中，都可以體會到當代詩人們面對現實、深入生活、同情人民的自覺的感情，以及他們對於詩歌改革的進步要求」。

　　 以上三部文學史對本世紀下半葉學術界的影響是很大的，它們對中唐詩歌的總體評價至今也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看法，就是九十年代新出版的一些文學史，在對中唐詩歌進行概述時，觀點也還與之相近，只是不再使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這兩個理論名詞罷了。

　　 八十年代以後到這一時期，學術界不再局限於對中唐詩風進行評價和描述，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不同角度對中唐詩歌進行綜合研究，使得中唐詩歌的整體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了較大的進展。相關的成果主要有：趙昌平《從王維到皎然》、馬承五《中唐苦吟詩人綜論》、周發祥《巴羅克與中晚唐詩歌》、盧燕平《從言志求善到言情求美――中唐詩的心理表現》、孟二冬《試論齊梁詩風在中唐時期的復興》、孟二冬《論中唐詩人審美心態與詩歌意境的變化》、孫昌武《中晚唐的禪文學》等。

　　 趙昌平文通過盛、中唐詩歌比較研究，揭示出了貞元前後詩風演變與禪風轉化關係。作者從王維的《清溪》詩與皎然的《渡前溪》詩的比較中看出了開、天間王、孟詩派及其流裔大曆十才子與大曆、貞元間江浙一帶以皎然、顧況為代表的江南詩人集團的創作風格的聯繫與區別，看出了皎然一派詩人由王孟之流的清麗、清空變為清逸、清狂的軌跡。又從這兩派詩人創作觀念的比較中看出了皎然等人不拘形相的新詩風，正與其「樂禪心似盪」、「大笑放清狂」的新禪風密切相關。文章還從王維到皎然時禪宗風氣的變化中探求到了皎然一派新詩風的形成與洪州禪的放蕩作風的內在聯繫，揭示出了貞元詩風「盪」的真正原因。

　　 馬承五文則對中唐苦吟詩人進行全面論述，文章首先對組成這一詩派的成員進行了資格審查，確認孟郊、賈島、盧仝、馬異、姚合、劉叉等六人為中唐苦吟詩人，韓愈與李賀不在其列。接著文章又從創作心理、藝術傾向和詞語句式等方面論證了這一詩派的藝術特徵。作者認為，這批詩人由於遭遇坎坷，面對著顛倒了的現實世界產生了一種逆反心理，喜歡「追求逆反心理的描述」。作者力求深入到這批詩人的內心世界，把握住他們與眾不同的心理結構和審美取向，從而揭示出他們在詩歌題材、表現手法、語詞句式等方面的獨特之處。文中對「以丑為美」問題的論述，用力頗多，但對現實生活中的「丑」如何化為中唐苦吟詩人筆下的「美」的問題，則論述得不夠。

　　 周發祥文擇要介紹了澳大利亞學者傅樂山、香港學者黃德偉等人用西方文學理論術語巴羅克研究韓愈、孟郊、李商隱等人詩歌的觀點。他們認為，韓、孟等人的詩歌具有巴羅克風格，即具有分裂的個性感，強化了人類形象，偏愛反襯與悖論的習慣等特點。他們還認為，用巴羅克風格特點來界定傳統上稱之為中晚唐的時期，將是一種動力，促使人們重新為中國文學分期，把各時期的風格作為編寫文學史的基本原則，並將掃除隔離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主流的障礙。

　　 孟二冬前文認為，與大曆詩人同時，以劉長卿、李嘉祐為代表的一群「大曆江南詩人」，在藝術上就更多地表現出對齊梁詩風的繼承；從理論上更為明確地倡導齊梁詩風的，則是皎然；自皎然以後，公開仿效齊梁詩風者更是屢見不鮮：文章從而肯定了這一文學現象的存在。另外文章還探討了齊梁詩風的復興在當時文學史上的意義。孟二冬後文則將中唐詩歌與盛唐詩歌作了多方面的比較，認為中唐詩人在審美心態與詩歌意境的創造方面，都與盛唐詩人大不相同。他們的審美心態，反映了中唐時代特定的社會心理因素；他們在意境的創造上，不同於盛唐詩人那種自然渾成的情韻，而刻意追求「筆補造化」的人工之美。

　　 孫昌武文主要探討了中晚唐禪宗主流洪州禪的文學創作及藝術成就，文章認為，當時的禪宗由強調不立文字轉而要求發明心地，著重言句，創造出大量偈頌與語錄。禪門偈頌從明禪歌贊、樂道歌到傳法偈、開悟偈、投機偈、遺偈以及頌古等多種形式，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語錄則在古代傳統語錄體的基礎上，在形式、表現手法、語言等方面均有大的發展。禪門偈頌和語錄是代替佛教三藏的新經典，也是文學創作，是獨具特色的禪文學。總之，中晚唐時期，禪文學產生了一定的成就，並對整個文壇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盧燕平文將中唐詩的心理表現與中唐詩人的審美觀點聯繫起來研究，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九十年代以後，還出版了兩部對中唐詩歌作系統、深入探討的論著，即吳相洲的《中唐詩文新變》和孟二冬的《中唐詩歌之開拓與新變》。

　　 其中吳相洲著選擇了自己體會較深的幾個切入點，從士人的行為風範、思想性格、精神境界、構思方式等方面，分析了盛唐至中唐詩風演變的原因，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視的見解。如作者將盛唐文人希望「為君輔弼」的大志及其種種表現歸結為以帝王師自居的行為風範，然後又分析這種行為在安史之亂後消失的原因，抓住了盛中唐士風轉變的關鍵。作者還注意到元白和韓孟兩大詩派士人在人生態度上一求凡俗，一求入聖的兩種對立的傾向，並著重論述了從蕭穎士、元結到韓愈一派士人以聖人自許，樹立名節，在矯世抗俗方面的共同特點，及其對詩風的影響，也是頗見悟性的創穫。另外，作者論「興會」從盛唐到中唐的變化，韓孟詩派強調「意」和「思」的作用；對中唐前期不同的風雅觀的細緻梳理，切實中肯地分析元白的「格力」、「骨格」說，以及元白、韓孟對哀怨文學的肯定，皆切實中肯，較有新意。

　　 孟二冬著則在中唐文化的廣闊背景上，對中唐詩歌的總體特徵及其形成原因，作深入系統的研究，對中唐詩歌的成就及其歷史地位提出了一些富有啟發性的論點。如作者對盛唐與中唐詩人的審美趣味、詩歌的情感基調、氣象境界、藝術風貌作了廣泛的比較，並由此說明中唐詩歌新變的主要特徵。作者認為，中唐詩歌以徘徊苦悶、哀怨惆悵、凄涼感傷為基調；氣象內斂，境界狹窄。中唐詩人或雕琢煉飾，追求麗藻與遠韻的統一；或崇俗尚質，追求淺切盡露的平易之風；或崇奇尚怪，追求「筆補造化」的人工之美。這都與盛唐詩歌形成鮮明的對照。作者還注意到齊梁詩風在中唐的復興問題。認為皎然在理論上的明確倡導，強化了向齊梁回歸的趨勢。刻意追求詩歌藝術的新變，是齊梁與中唐這兩個時期詩人們的共同之處。然而中唐詩人模仿齊梁卻不為齊梁所囿，如王建的《宮詞》、李賀的樂府，都能創變出獨具中唐特色的風格。另外，作者還從宇宙人生，心性與神思，禪玄與意境，直觀與幻象四個方面，說明宗教不僅直接影響了詩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自我，而且也為他們的詩歌創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們的詩歌在藝術想像、藝術構思、意境的構成、藝術形象的創造等方面，都具有新穎奇異的特點。

　　 二、中唐詩歌的階段性研究

　　 八十年代以後，雖然學術界對中唐詩歌的總體評價並沒有大的進展，但是，對中唐時期各階段詩風特徵和演變的研究，卻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如羅宗強將中唐分成兩個階段進行研究，他在《論大曆至貞元中的文學思想》一文中認為，「這是處於兩個高峰之間」的「短短的過渡期」，此時無論在創作傾向、創作思想還是在創作理論上都有自己的特點，即「盛唐餘韻」與「戰亂寫實」。大多數詩人「時不時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表現出盛唐詩歌的那種昂揚精神風貌，那種風骨，那種氣概，和那種渾然一體的興象韻味」；他們中的很多人還寫過戰亂中的民生疾苦，流露出不同程度的同情人民的感情。這兩點是大曆貞元詩人們創作中的兩點生機。文章還認為，當時創作思想的主要傾向，是避開戰亂的現實生活，追求一種寧靜閑適、冷落寂寞的生活情調，追求一種清麗的纖弱的美。他在《論唐貞元中至元和年間尚怪奇、重主觀的詩歌思想》中認為，貞元中至元和年間的詩壇上，除了尚實、尚俗、務盡這一詩派的詩人之外，還有另一批非常活躍的詩人，如韓愈、孟郊、賈島、李賀、盧仝等人，他們在個人風格上相異甚為明顯，但在尚怪奇、重主觀這一基本傾向上卻是一致的。他們所表現的，往往是自己內心的情狀，是自己心靈的歷程。他們所表現的世界，往往是非世俗所常有的，甚至是怪異的、變形的；而且他們所描繪的形象的奇特，著色的濃烈與強烈對比，選辭的怪僻和構辭的異樣，都在詩歌思想上開闢了前所未有的領域。

　　 此後對中唐詩歌風貌進行分期研究的還有王瑋的《貞長風概》、梁德林的《〈中興間氣集〉的選錄標準與中唐前期的詩歌風尚》、林繼中《由「雅」入「俗」――中晚唐文壇大勢》、尚永亮《論元和五大詩人的參政意識和政治悲劇》、周勛初《元和文壇新風貌》、高國興、庄鴻雁《「元和體」與中唐詩風》、朱易安《元和詩壇與韓愈的新儒學》、許總《論貞元士風與詩風》等。

　　 其中王文移用宋人洪邁提出的「貞長風概」一詞，來概括當時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來的一致風格傾向和當時文人士大夫的總體精神面貌以及當時社會歷史的發展脈絡和主導性的時代精神，文章認為其含義有三：第一，以深重的憂患意識，去感受當時的苦難，發而為文章，也同樣帶著杜甫那種沉鬱頓挫的總體風格；第二，儒學復古與文學復古的同步性；第三，他們基本上共同完成了由社會到個人，由外界到內心的心路歷程，殊途同歸。作品中有一片哀音低響。

　　 梁文則從高仲武所選錄詩人詩作來分析中唐前期的詩歌風尚，他認為，高氏提倡「哀而不傷」、「傷而不怨」，體現了一種中和美的理想，它是在安史之亂後需要恢復秩序的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他崇尚「理致清新」，也體現了中唐前期詩人的一種審美理想，這種對清新美的追求，主要繼承了盛唐山水詩人的藝術風格，則不過盛唐人在清新中蘊藏著濃郁的情思，而中唐前期詩人的許多作品，則顯得境界過於清冷，感情過於清淡，缺乏生氣。

　　 林文從宏觀上探討了中晚唐時期文學創作發展的趨勢，該文認為，「中唐，是中國文學史前、後分期的一個支點。」而「詩歌通俗化是中唐詩壇一個矚目的現象」；「淺切與俗絕正合於中唐以後日趨繁盛的世俗地主的審美興趣」；「俗文學侵入雅文學的路線，首先是以其生動性從心態上征服士大夫，進而成為他們樂於採用的形式，從而形成血緣關係」；俗文藝成為一股文藝新潮，「傳統文學在它的衝擊下偏離原來的軌道，從』志『的清空的抒情筆調中擺脫出來，轉向較為寫實的敘事筆調」。文章最後認為，「士族文化」藉助了中晚唐文壇由雅入俗這一斜面緩緩地向「世俗地主文化」滑落，這就是中晚唐文壇大勢所趨。

　　 尚永亮前文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等五大詩人進行比較，認為他們都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躍在歷史舞台上，而且都因為參政而一再遭受貶謫厄運。這是一個獨特的貶謫文人群體，它的出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與時代文化精神和君主專制政治有關，又與詩人們的參政意識和參政實踐有關。

　　 周文是一篇對元和文壇風貌進行重新審視的文章，該文認為，當時雖然以韓愈的「奇詭」一派和元白的「淺切」「淫靡」一派影響為大，但是韓門中人則自負才高，鄙視白氏之作；當時的名相裴度，實為文壇老大，代表唐王朝的正統文學觀點。他和韓愈政治觀點一致，但以為韓文「桀裂章句，隳廢聲韻」，故而更為重視劉禹錫的成就。柳宗元、劉禹錫在《平淮西碑》的寫作上就明確地提出反對韓愈的觀點，他們沿著盛唐的文學道路前進，所以李肇不把二人之作列入「元和體」中。

　　 高國興等人文重申了張碧波的觀點，認為：「元和體可分為兩類，一為次韻相酬、窮極聲韻的長篇排律；一為杯酒光景間的小碎篇章，並包括二人所謂艷體詩在內。」對於前一類，文章指出：「這些長篇排律還標誌著抒情詩中的敘事成分的加強」；對於後一類，文章認為：「這類詩不再是政治教化的工具和附庸，而詩瞬間心境意緒的抒發，是娛心遣興的手段，它更突出詩歌的審美愉悅性質，也更接近了文學的創作本質。」而且，「從內容到形式打破了詩歌的傳統規範和傳統模式，打破了詩歌創作的神秘性和典雅的貴族性。使其世俗化而為普遍接受和欣賞的文體，呈現出詩歌歷史轉折時期的特徵。」文章還指出，這種詩歌的世俗化傾向還體現在文學的其他領域，如散文的通俗化、變文的世俗化、傳奇小說的自覺化，「可見，代表著新的審美趣味和審美觀念的元和體的出現和中唐詩風的轉變不是偶然的。它是時代審美趣味的轉變和時代社會文化氛圍發展的必然結果。」

　　 朱易安文則將韓愈的新儒學和古文革新與元和詩壇的詩歌新變聯繫起來加以研究。文章首先從韓愈與元和詩人的關係入手，認為「韓愈的古文革新有可能啟發過詩歌的革新，而詩歌的革新同樣也會反過來促進古文的創作」。論文又指出，元和詩壇「尚怪」的背後，蘊藏著一種強烈的變革精神。閱讀元和詩人的作品，可以感到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自我價值感，前者表現為對社會發展的熱切關心和對現實的批判精神，後者則表現為積極用世精神和對儒家傳統價值觀念的重新認定。元和詩壇種種表象以及韓愈倡導的新儒學道統的形成，其深刻的文化背景是中唐士階層要解決自身面臨的問題，通過文化秩序的重建，去尋找唐代士階層失落的傳統價值和地位。許總文認為，與大曆時期一樣，貞元時期同樣處於大亂之後的相對穩定時期，嚮往中興成為人們的普遍心態，詩風也表現出對大曆詩歌繼承和延續的特點。另一方面，經過多次社會變革思潮，貞元文人又感受著大曆之後的新的時代氣息，求新心態的形成和蔓延，促使詩人各自個性愈益發展，在藝術上普遍表現出對大曆委瑣詩風的不滿，構成藝術風格多向發展與審美情調奇誕變奏，直接啟示了元和詩風的到來。

　　 另外，吳庚舜、董乃斌主編的《唐代文學史》下冊也將中唐分為大曆至興元、貞元至大中兩個時期進行論述，這反映了學界對中唐詩風的研究已比較細緻和深入。

　　 三、中唐詩歌的題材研究

　　 八十年代以後，學界還對中唐詩歌所表現的各種題材的詩歌進行了較有成效的綜合研究，而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邊塞詩、詠史詩、山水田園詩、貶謫詩、艷情詩等方面。

　　 中唐邊塞詩研究研究中唐邊塞詩的成果主要有華鋒的《中唐邊塞詩簡論》、董乃斌《論中晚唐的邊塞詩》、王昌猷、周小立《試論中唐邊塞詩》、戴偉華的《論中唐邊塞詩繁榮的原因》等。

　　 華鋒文指出，中唐邊塞詩的總特點是唐朝處於正義的防禦戰，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勇於慷慨從軍，是愛國主義的壯舉；謳歌這種防禦戰爭，體現了作者對時局的關注和對祖國的熱愛」，「因此中唐時期的邊塞詩，無論是慷慨激昂，還是蒼涼蕭瑟，基本上都是愛國憂民之作。」作者認為，反映久戍思鄉的作品，在中唐邊塞詩中佔有重要地位。這些詩不是沿襲《詩經》、漢樂府的傳統題材，而是由中唐兵役制所決定的。

　　 董乃斌文通過對現存詩作的翻檢和分析，發現中晚唐邊塞詩的數量決不少於初盛唐時期，至於反映社會現實的深度和廣度，也自有其異於初盛唐邊塞詩之處。文章認為，能夠緊緊追隨時代的變遷，真實地反映唐朝國力漸衰、邊疆虛弱而造成的領土喪失、邊民淪為異族奴隸的社會現實，也就是由反映外患而觸及內憂，從而尖銳地抨擊朝廷政治，對昏庸腐朽的統治者施以當頭棒喝，這乃是中晚唐邊塞詩在思想內容上最根本的特點。它在藝術形式、藝術風格上的許多變化主要便是由這個特點決定的。另外，中晚唐邊塞詩還寫到了一些前人未加註意或著筆較少的題材，這也是中晚唐邊塞詩的一個重要特點。它們在形式上也取得了相應的成績，創造了與時代氣氛相適應的多議論說理、多憂傷感奮的藝術風格。

　　 王昌猷等人文首先探討了中唐邊塞詩的產生背景，認為邊境上敵強我弱，吐蕃憑藉其強大軍力，佔領著西北大片土地，連年發動入侵，給邊地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威脅著唐王朝的統治，這種形勢決定了中唐邊塞詩的基調。許多詩人親赴邊關，身歷艱苦的邊塞生活，從而激發起真切的詩情，創作出大批的邊塞詩，賦予了中唐邊塞詩以深刻的現實內容。其次，該文分析了中唐邊塞詩內容的特點，認為中唐大多數詩人更現實地把筆觸轉向這時邊塞生活的各個方面，構成了中唐邊塞詩蒼涼、沉鬱的主調。另外，該文還探討了中唐邊塞詩的藝術特色，中唐邊塞詩被歷代研究者所忽視的原因。

　　 戴偉華文指出，中唐邊塞詩之所以很興盛，除了唐代邊塞詩所共具的創作條件外，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從時代看，中唐邊患日重，引起朝野之士的密切關注，邊塞戰爭自然就成為他們的日常話題；從詩人的生活經歷看，中唐以後，文人入幕成為帶有普遍性的社會風氣，幕府的軍營生活為文人創作邊塞詩提供了豐富的內容。而且，中唐詩人們不再是抒發激情，而是更多地在詩中闡明對征戰的態度，中唐後期的許多邊塞詩則是詩化的議論，使唐代邊塞詩的現實主義精神得到了發展和深化。

　　 中唐詠史詩、田園詩及其他詩歌題材研究 研究中唐詠史詩的論文主要有陳文華的《論中唐詠史詩的三大體式》、王定璋的《論中晚唐詠史詩的憂患意識和落寞心態》等。其中陳文指出，唐人詠史詩確實對前人體式有所突破，但決不是袁枚所說的「對仗之巧」，而在於能站在歷史的制高點，運用自己的史識，對古人往事發表評論，或褒或貶，或譏刺，或翻案，總之，議論性、現實針對性更強。這一點，在中晚唐詠史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至此，中國詠史詩才算完全成熟。論文還將中晚唐詠史詩概括為三種體式：一是「隱括本傳，詠其得失」的「傳體」，它的特點是「在隱括本傳外，略加議論，以明其得失」；二是「借古抒懷，諷時刺世」的「論體」，它的特點是「往往觸及時事，甚至干預政治」；三是「評史論文，獨抒己見」的「評體」，它的特點是「評判歷史是非，評說古人功罪」。論文還將這種「評體」分成早期、中期、後期三個發展階段，並指出其在各個時期「的特點。

　　 對中唐山水田園詩進行綜合研究的論文主要有：林繼中的《變遷感：中唐士大夫的心理壓力――中唐田園詩的透視》、《人的精神面貌在田園詩中的位置――兼論中唐田園詩蛻變之意義》等。林繼中後文指出，中唐詩人與前此的隱逸詩人不同，他們更多的是在想像之中將周圍環境理想化，或」改造「成田園似的環境，經驗被虛化，並進行」不是田園詩的田園詩「的創作。文章還指出獨步中唐的」隱逸詩人「不是錢起、秦系輩，而是長期處於中、下層官僚的韋應物、白居易等人。而在他們的創作過程中，人的精神面貌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使田園生活經驗心靈化，上升為士大夫的特有的審美情趣。

　　 對中唐詩歌表現題材進行綜合研究的論文還有張明非的《論中唐艷情詩的復興》、尚永亮的《元和貶謫文學藝術特徵初探》等。張文認為，艷情詩的勃興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中唐社會衰微、風俗頹靡的結果，同時，也標誌著以元白為代表的中唐詩人對文學功能、文學特質的認識較之前人有了明顯的進步。論文還從下列三個方面論述了元白對文學特質的正確認識：這首先表現在對文學具有情感性這一本質特徵的認識上；此外，他們在題材的處理上也往往注意突出情的感發作用；還表現在對詩歌審美價值的重視和追求上。尚文則認為，大量使用時空數量詞，將個體生命置於廣闊的空間和漫長的時間之中，以突出其沉淪色彩；一再借用傷禽、籠鷹意象，以表現個體生命受創和被拘囚的程度；頻繁採用登高望遠的形式，以抒發懷鄉思歸那失望與追求緊密相揉合的蒼涼情感，乃是元和貶謫文學基於深沉濃郁之悲傷意緒的主要藝術特徵，並由此構成了它基本的群體風格。

　　 四、中唐時期詩派研究

　　 中唐時期詩歌創作流派紛呈，故本世紀學界對中唐詩歌流派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陳貽焮對中唐詩歌詩派的綜合研究對中唐詩歌流派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開始於陳貽焮的《從元白和韓孟兩大詩派略論中晚唐詩歌的發展》一文。

　　 該文主要研究元和、長慶時期詩歌為何」大變「、如何變以及對後世的影響。文章首先從元白一派入手，認為」就當時和後世政治上所產生的影響，就我國詩歌發展史上所起的作用而論，元、白一派詩中真正顯示中唐詩歌』大變『實績的，決非所謂』元和體『的』千言律詩『、』和韻長篇『，而是發端於張籍、王建、李紳，大備於元、白的新樂府之類諷喻詩。「對於元、白新樂府運動在中唐興盛的原因，文章從社會、政治、文學諸方面進行了探討，其中尤其探討了當時的政局和思潮與新樂府運動之間的直接關係。

　　 接著，文章分析了元白有關詩歌理論的看法，在肯定的基礎上，也進行了批評，認為」元、白關於諷喻詩（尤其是其中的新樂府）的創作和理論，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那種寫作』諫官的詩『的想法和作法，動機雖好，卻算不上是成功的嘗試「，再如」白居易關於評價詩歌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是比較窄狹的「，」對最能反映時代精神、同樣富於重大社會意義的積極浪漫主義詩歌流派缺乏應有的理解「。

　　 文章還指出，元白詩派體現這一時期詩歌」大變「的不僅在於新樂府運動和有關作家作品，還在於白居易在開、天詩歌全盛之後，為了打破當時詩壇停滯、窒息的狀態，開創一種新詩風、新詩體，提倡」通侻（即「通脫」，簡易的意思）之習「，也正因為這個原因，白居易才在唐代以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此外，文章還認為元白詩歌」無論在內容上（采世俗艷談的愛情題材入詩），還是在表現上（情節的鋪陳和細節的描繪），都明顯地受到變文、』市人小說『和傳奇的影響「，所以元白的詩歌」也深為世俗人等所愛重「。

　　 對於韓孟詩派，文章首先同意羅根澤的看法，認為韓愈」是文章家，不是哲學家「，」古文運動「只是文體改革運動，而且」韓愈畢生所致力的，主要還在於文「，」他認為掌制誥寫大文章才是正事，作詩不過是』餘事『「。

　　 在評價韓愈詩歌時，文章也指出了韓詩藝術上不少的缺點，尤其對韓愈有些」以文為詩「的詩作進行了批評：「韓愈有感於時局的艱危，有慨於官場的黑暗，欲』回狂瀾於既倒『，鳴人世的不平，加之學識淵博，自視甚高，主觀意識旺盛，才氣縱橫，生性好奇，勇於開創，因而以其古文渾灝，溢而為詩，波瀾壯闊，滾滾不窮，變怪百出，可驚可嘆。但由於缺少較深刻的社會內容，又多封建性的糟粕，不少作品的思想性是不高的。同時在藝術表現上蓄意追求奇險，存在著形式主義傾向，往往不免有蹶張之病。」當然文章也肯定了其貢獻：「這主要在於他講究構思，擴展了詩歌的表現藝術，避免了詩歌往平易、油滑一途發展的不良趨勢。」

　　 對於孟郊的詩歌，文章認為，「孟詩的奇，主要體現在構思和藝術表現上。」而且孟詩有些詩在意境、色彩、情調等方面多少接近李賀歌詩瑰奇、神秘的風格。

　　 文章還強調了李賀在韓孟詩派中的重要地位，說「人知李賀得韓愈而聞名，罕知韓愈所開詩派得李賀而大盛」，又謂「韓孟詩派諸人，無一不奇，而風格迥異；李賀之奇，不僅在於想得怪，而在於浮想聯翩，構思精巧，意境綺麗。這正是他發展這一詩派的特長，在詩歌表現藝術上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總之，這篇長文無論在宏觀上還是微觀上，都提出了不少精湛的見解，使得中唐詩歌的整體研究在當時上了一個新的台階，而且對後來的中唐詩歌流派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其他學者對韓孟詩派的研究此後，中唐詩歌流派研究又向縱深發展了，但其中大多是關於韓孟詩派的成果。如劉曾遂《試論韓孟詩派的復古與尚奇》、陳新璋《論韓孟詩派的產生及其詩歌藝術風格》、孟二冬《韓孟詩派的創新意識及其與中唐文化趨向的關係》、蕭占鵬《皎然詩論與韓孟詩派詩歌思想》、蕭占鵬《審美時尚與韓孟詩派的審美取向》、蕭占鵬《佛教與韓孟詩派詩歌思想》、蕭占鵬《韓孟詩派的精神世界及其詩歌的深層意蘊》、許總《論韓孟詩派的思想傾向和文體觀念》、吳河清、曾廣開《論韓孟詩派的功利主義詩歌思想》等。

　　 其中，劉曾遂文把韓孟詩派的活動時間框定在貞元、元和至長慶的三十多年中，指出這一詩派比元白詩派早十年以上，因此對促成中唐創作繁榮較元白詩派著先鞭於前。文章標舉了韓孟詩派復古的五個方面的表現和藝術上尚奇的七大特徵。其中關於韓孟詩派在意境、格調上取法於古，在用韻上傾向於古的分析，較有特色。陳新璋文將韓孟詩派的產生髮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孟郊為代表，此外還有劉言史、張碧等人，時間主要在貞元年間至元和初；第二階段以韓愈為代表，重要人物還有盧仝、劉叉、李賀，時間主要在元和年間；第三階段以賈島為代表，主要時間在元和末年及其後的一、二十年間。文章認為，韓孟詩派詩歌風格的表現主要是變熟為生，化險為夷，以文為詩，少今多古。

　　 孟二冬文從作家的創新意識和時代的文化趨向兩個方面，對韓孟詩派的主導風格及其形成原因作了較深入的探討。文章認為，韓孟詩派的創新意識主要表現在：一，光大自屈原以來「發憤以抒情」的精神，並以「不平之鳴」的理論與創作，突破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二，根據詩歌藝術的內在特質，汲取佛教思想與佛教藝術的合理成分，重心性，造幽微，以期達到「筆補造化」的藝術效果。在對中唐文化進行了較全面的考察後，作者指出，韓孟詩派的詩歌創新，與當時書畫藝術變革同步發展；中唐興起的禪宗和復興的天台宗，以其重視主觀意念作用的「心性」理論，給韓孟詩人以啟發；中唐以來許多詩人對「變風」的追求，也為韓孟詩人的創新提供了借鑒。論文最後說，「韓孟詩派的詩歌創新，並沒有脫離中唐文化的發展趨向。他們順應時代的潮流，反映時代的風尚，並根據自己特有的審美情趣，把一些新的因素引入詩歌創作的領域，進一步強化並發展了它們，使之成為帶有一貫性和佔主導地位的傾向與風格，從而大大推動了詩歌創新的進程，加速了』元和詩變『的節奏。因而可以說，韓孟詩派在詩歌創新中所表現出來的獨特風貌，既是他們創作個性的產物，也是中唐文化孕育的結果。」

　　 蕭占鵬《皎然詩論與韓孟詩派詩歌思想》一文認為韓孟詩派的詩歌思想與皎然詩學思想有著相續相承的關係，韓孟諸人吸收發展了皎然詩學中的某些觀點，並於皎然詩學有所不取，在創作的過程中完成了自身的變化，從而與皎然詩學有了質的不同，形成了自身的獨特的文學思想體系。蕭占鵬《佛教與韓孟詩派詩歌思想》一文首先從三個方面指出韓孟諸人與佛教的密切關係，認為韓孟詩派詩歌思想受馬祖道一洪州宗開啟的「狂禪」的影響最為突出，其一是褒揚沖盪禮教、不拘細行的個體人格；二是衝破儒家傳統的「溫柔敦厚」詩教，樹立了追求奇崛險怪、以丑為美的詩歌創作觀念；三是韓孟詩派作家的某些作品，從論斷方式到表意，都類似狂禪的斗「機鋒」。總之，「韓孟詩派詩歌思想的基質，不是傳統儒家』應物斯感『的原始而樸素的反映論，而是強調』賞心『、』放心『、』化物自一心『。提倡詩歌創作中主觀的省察和主體的表現，而不是』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簡單機械的客觀再現。這種詩歌創作觀，從本質上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佛教尤其是狂禪』任心『說的影響。」蕭占鵬《韓孟詩派的精神世界及其詩歌的深層意蘊》一文，通過對韓孟詩歌深層意蘊的探索，揭示了韓愈和孟郊精神上的多重矛盾：首先表現我入世之心與獨立人格的劇烈衝突；其次表現為儒家價值觀念與流行價值觀念的衝突；最後表現為生命短促的意識與宇宙永恆的意識的矛盾。論文認為，出於現實世界的幻滅和主觀精神的無所寄託，他們便在詩中創造一個奇險怪異的世界，以期在險怪的審美體驗與陶醉中獲得片刻的舒愉與超越。這就是他們詩歌思想的深層意蘊。

　　 姚賈詩派研究九十年代以後，學界對姚賈詩派的研究興趣較大，產生了一系列很有學術深度的研究成果。

　　 這方面的論文主要有徐希平《「武功體」價值新探――兼論姚賈詩派心理定勢及內部差異》、張宏生《姚賈詩派的界內流變和界外餘響》、尹占華《論郊島和姚賈》、劉寧的《「求奇」與「求味」--論賈姚五律的異同及其在唐末五代的流變》等。

　　 其中，徐希平文認為「武功體」中除了閑散消沉的個人生活題材以外，反映現實，關心國運民瘼的內容並不少見，指出姚賈詩派表現的責任感與閑適情是中唐文士特定心態之反映，並認為「武功體」重「天格」，最重至情至性，詩律運用自如，形成了「清峭」的詩風，有別於尋常的苦吟奇僻。

　　 張宏生文則著重討論了姚賈之間的關係，姚賈詩風的異同，姚賈與後世詩風的關係。文章首先對「姚詩學賈」的成說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與其說姚學賈，不如說二人互相學習、互相影響更恰當些」。在談到姚賈異同時，作者指出「姚賈詩在詩歌內涵、體式以及創作方法上曾有不少相似之處，但在意象的選擇和風格的表現上，卻又很有不同」，「賈島的詩歌，往往喜歡錶現一些人們不大注意卻有些希罕、幽僻乃至怪奇的意象」，與「賈島相比，姚合作品中所表現的主要是一些常見的意象」。文章還論述了晚唐五代對姚賈的接受、南宋詩壇上的姚賈詩風。文章最後認為，「姚賈一派得到後人接受的本質」是因為「這一流派在形式上的追求給後人的啟發很大」，而且「姚賈的追隨和學習者，大多才氣不大。」

　　 劉寧文則在張宏生文有關研究的基礎上對姚賈詩歌創作之異同作出了進一步的研究。劉寧認為，張宏生以平淡自然來概括姚賈五律美感效果的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二人創作旨趣的差異。賈姚雖然都注重苦吟，但在藝術旨趣上，賈島更追求奇特的表現效果，藉此抒發內心的孤介奇僻之氣，而姚合則用力於創造平淡含蓄的意味，表現普通人生的感受，有平淡自然之趣。簡言之，賈島五律偏於「求奇」，姚合五律偏於「求味」。賈島的「求奇」反映了不平則鳴的寒士精神，姚合的「求味」則是文官階層閑適趣味的流露。賈姚二人在唐末開始被並稱而逐漸成為一個詩歌流派的標誌。唐末五代詩人，對賈姚的接受呈現出獨特的藝術取向。他們積極仿效二人的苦吟態度，但在藝術旨趣上則偏向姚合而遠離賈島，形成了以苦吟來創造含蓄意味的表現特色。從賈姚的個人創作，到姚賈詩派的流派創作，五律藝術發生了重要的流變。

　　 另外，許可在吳庚舜、董乃斌主編的《唐代文學史》下冊中也對姚賈二人創作之異同作了較為細入、中肯的分析。如作者指出，賈島詩的孤峭僻澀的風格曾對姚合產生過一些影響，這是姚合到後世能與賈島齊名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二人的詩風也有很不相同的一面。賈島善苦吟，因而在詩歌藝術上往往有驚人的創造，能進入較高一層的審美境界。而姚合的才華不及賈島，對詩歌藝術的追求也不如賈島那樣刻苦，所以他的詩很多都顯得平淡無奇，境界與格調也不是很高。賈島還算是韓孟硬體詩派的詩人，姚合詩與韓孟硬體詩派的關係就不密切了。賈島善於把他周圍很為平凡的環境，在筆下變化成一個奇美的詩的世界。姚合也與賈島相彷彿，只不過他的這種變化的本領要稍差一些，大約只能做到十之七八。

　　 中唐其他詩派研究八十年代以後，研究中唐詩歌流派的重要論文還有趙昌平的《吳中詩派與中唐詩歌》、馬自力的《論韋柳詩風》等。

　　 趙昌平文著重論述了大曆、貞元時期詩歌的一個流派――吳中詩派的特徵及其歷史作用，認為大曆貞元詩壇上以皎然、顧況為首的一批詩人在汲取吳楚民間謠曲滋養，繼承與變革南朝詩體的基礎上，開始了新的探索。他們的詩風既不同於「承盛唐』古雅益以氣骨『」，但又「片面追崇漢魏，故所作雖有氣骨卻乏興象，甚至刻板模古的」元結與《篋中集》諸子，也有異於「衍盛唐』清淡益以風神『之緒，然而品格不高，所作多缺乏真情態，又為聲律所縛，故往往遺風骨而求興象」、「涉於浮薄，陷於時俗」的大曆十才子。他們的詩作雖帶有大曆詩風的某些形跡，但與杜甫、李白有暗通之處，並唱出了元和詩變的先聲。他們的理論與創作成了開、天和元和這兩個詩歌高潮間轉換的樞紐。他們在創作上仿效吳中地區俗體詩，運用鄉土性題材、清激的音節、怪以怒的風格以及俗體聯句形成了自己的詩歌特色，他們上承鮑照、謝靈運創作中奇險深曲的筆意而著意開拓，效學吳體詩而化俗為奇，由此啟迪了元和韓孟、元白兩大詩派。相同的時代與活動區域，相近的理論與創作旨趣構成了中唐以皎然、顧況為首的「吳中詩派」。由於本文指出了大曆時期於十才子之外，還存在著一個長期為研究者所忽視的「吳中詩派」，並探討了這一詩派的理論和創作的特徵及其歷史地位，無疑填補了唐詩研究中的一個空白，故具有相當大的學術價值。

　　 馬自力文認為韋柳並稱在中國詩歌史上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他們的創作傾向代表中唐詩變前期詩歌的發展趨向，在詩風轉變過程中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他們的詩風承襲了自陶淵明以來的清淡一派詩歌的總體風貌，且有了新的發展，其總體特徵是「高雅清遠」。同中唐元白、韓孟兩大詩派相比較，可以看出韋柳有其獨特的風格，足與元白、韓孟並立於中唐詩壇，而自成一派。韋柳詩風在中國審美髮展史上也占重要地位，這種風格蘊含著中國詩畫的一種審美理想，具有藝術尺度的美學意義。

　　 五、中唐詩人綜考和資料整理

　　 對中唐詩人生平事迹進行綜合考證的成果主要有：吳汝煜的《中唐詩人瑣考》、吳汝煜《中唐詩人瑣考五題》、吳汝煜《中唐詩人瑣考之六》、陶敏的《中唐詩人事迹小考――〈唐代詩人叢考〉補正數則》等。

第二節 大曆詩歌研究

　　 大曆年間是盛唐詩風向中唐詩風演變的過渡期，而且這一時期詩歌的時代特徵也比較明顯，加上出現了以「大曆十才子」為代表的詩人群體，故而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關注。近一百年來更產生了一批確有開拓的研究成果，使得大曆詩歌研究整體上前進了一大步。

　　 一、大曆詩風及十才子詩歌綜論

　　 本世紀上半葉本世紀上半葉，人們對大曆詩歌的探討主要體現在一些文學史、詩歌史以及唐詩綜論等著作中，而且大多比較膚淺、簡括。

　　 如胡適《白話文學史》在論述大曆詩人時只探討了元結及其《篋中集》中諸詩人和顧況的詩作，鄭賓於《中國文學流變史》雖然也將大曆、元和詩人放在一起論述，但較之胡適要細緻和深入一些，他謂元結與後來的韓愈等人同屬於「矯古的詩人」，將韋應物與後來的柳宗元、劉長卿、秦系等人划到一派，稱之為「後期的田園詩人」，然後論述了「大曆十才子的台閣體」。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對大曆時期詩歌成就的評價似乎又稍高些，他說：「照老規矩是，一種文體，極盛之後，便難為繼。但五七言詩體卻出於這個常例之外。經過了開、天的黃金時代，她依然是在發展，在更深邃，更廣漠的擴充她的風格的領土。繼於其後的是大曆時代。大曆時代的詩人們很不在少數，其盛況未亞於開、天。」蘇雪林的《唐詩概論》則探討得更細、更深，如她將大曆詩人的作品分為三派：一派是與杜甫相鼓吹的人生派，如元結、顧況；一派是表裡王維、孟浩然的田園派，以韋應物為代表；一派以研練字句，工秀幽雋，借五七言律絕稱長的小詩派，以大曆十才子為代表。她對大曆詩人的總的看法是：「大曆詩人不為不多，不過天才都算在第二三流以下，其作品婉轉清揚纖綿秀麗如春鳥秋蟲，幽花野草，令人可愛，但只能說是』優美『而不能說是』壯美『。」

　　 本世紀上半葉對大曆詩人研究得最深入細緻的，要數聞一多。他從純文學的立場高度肯定了大曆十才子在中國詩史上的地位，他認為「大曆十才子是唐代最享盛名的一批詩人」，並認為「他們的詩是齊梁風格而經張說所提倡改進過的，雖時髦而無俗氣，境界趣味完全繼承了張說這一派」，「從時間來說，盛唐中唐之相接也依此為聯繫，並遠承謝康樂的傳統不斷，十才子的地位和價值也由此可見。」他進而指出，「十才子的詩有兩大特點：（一）寫的逼真，如畫工之用工筆，描寫細緻；（二）寫的傷感，使人讀了真要下同情之淚，像讀後來李後主的詞一樣。」而且探討了這種風格形成的原因：「這種風格的產生，是由於經過天寶一場大亂，人人心靈都受了創傷，所以詩人對時節的改換，人事的變遷都有特殊的敏感寫入詩中便那末一致地寄以無窮的深慨。」因此，「十才子乃是分擔時代憂患的一群詩人。」

　　 五六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後出版的文學史雖然也多述及大曆詩人，但對大曆詩歌的論述較浮泛，且對十才子的評價也不太高。

　　 如游國恩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認為中唐大曆前後的詩歌「呈現出一種過渡狀況」，而且，「由於社會的動亂和王朝的衰微，這個時期的詩歌多半都染上了感傷的色彩。」大曆十才子的「詩歌很少反映社會的動亂和人民疾苦，大多數是唱和、應制之作。歌頌昇平，吟詠山水，稱道隱逸是他們詩歌的基本主題。他們在藝術方面都有一定修養，擅長五言律詩，但大都缺乏鮮明的藝術特色，有形式主義的傾向。......其中僅錢起、盧綸的一些小詩藝術上尚有一定成就。」

　　 再如，中科院文學研究所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也認為，大曆時期「許多詩人走王維、孟浩然的道路，並沒有繼承李白、杜甫的優良傳統。.........詩人們著重在山水田園自然景物方面的描寫，反映現實不多，囿限於較小較窄的境界中。這是他們最大的缺點。」相對來說，劉大傑編著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的評價則稍辯證些，他雖然也認為大曆詩人「在作品的風格上，大致相同，沒有分明的強烈的個性表現，所以都不能成為第一流的詩人。但其中如錢起、李益，確也有些好的作品，我們是不得不注意的。」他又說：「在這一群人的作品裡，雖說沒有直接繼承杜甫的精神，在詩歌方面再開拓再創造，追求更大的收穫，但他們作詩的態度，都嚴肅認真。」

　　 在此時的文學史中，林庚的《中國文學簡史》對大曆詩歌的論述較為深入。如他認為，大曆時期「回想盛唐時代的盛況，自然有追慕舊觀的願望，於是表現為大曆十才子等歌詠昇平的詩風」，「大曆時代追慕盛唐，卻終於是有心無力」，接著從社會政治狀況說明了當時的作家「很難從現實里加強自己對於夢想的信心」，只好走隱逸的道路的原因，但是作者又指出，「從另一方面說，這時期的隱逸也是沒有什麼出路的。」

　　 八十年代以後八十年代以後，學界對大曆詩風的研究才比較系統、深入了，除了湧現出大量的論文，還出版了兩部專著――－即蔣寅的《大曆詩風》和《大曆詩人研究》。這些成果又基本上集中在對大曆十才子詩歌的綜合探討上。

　　 這一時期，從整體上研究大曆詩歌的論文主要有：卞孝萱、喬長阜的《大曆詩風淺探》、陳順智的《試論大曆詩歌的社會心理特徵――兼論盛中之變》、蔣寅的《論大曆山水詩的美學趣味》、蔣寅的《時空意識與大曆詩風的嬗變》等。

　　 其中卞文首先將大曆時期的詩人分成三類：一是錢起、郎士元、盧綸、司空曙、李端、韓翃、耿湋、吉中孚、苗發、崔峒、暢當、夏侯審等，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是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一是劉長卿、李嘉祐、嚴維、朱放、秦系、皇甫曾、李秀蘭（女）、章八元等，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是以吳、越為中心的江南地區。一是以韋應物、顧況、戴叔倫、戎昱等，他們的活動範圍，或南或北。該文對大曆詩歌總的看法是：「題材不夠廣泛，境界不夠開闊，現實性不夠強，從中很少看到當時社會的瘡痍和統治者的荒淫，也很難聽到民眾的、中小地主階層的聲音」，該文還評價了大曆詩人在律詩創作上的得失：「從唐代律詩的發展角度看，開元、天寶時期律詩的句法、章法、聲韻、格律，不如大曆時期工整細密，但大曆時期的律詩也有不及前者之處，思想意境一般顯得不夠高遠，氣勢一般顯得不夠雄偉，語言一般顯得不夠自然渾成，風格一般顯得纖小、卑弱。」

　　 陳文把大曆詩歌的社會心理特徵歸納為戰亂心理、自卑苦悶心理、茫然心理和孤獨落寞心理四種，並逐一進行分析。文章還指出，當自覺的革新運動成為詩壇主流的時候，作為大曆文學主流的低沉格調依靠孤獨落寞這一社會心理作為載體而得以發展保留下來，成為中晚唐詩歌的內在意脈之一。

　　 蔣寅前文認為，色調的灰暗冷落、氣質的清空幽寂、性態的輕淡虛靜，就是大曆詩人筆下的山水的風貌，也是他們對自然美的新發現。在和六朝詩人、王維的比較後，作者指出：「王維是寫眼中的山水，而大曆詩人則是寫心中的山水。」

　　 蔣寅後文首先指出，「大曆詩是唐詩盛衰隆替的轉折點，而其中時空意識的變化又是詩風嬗變的關鍵」，接著，他從五個方面進行論證，在「空間：外向與內向」一節中，作者指出：「盛唐詩人的心理傾向是外向的、輻射的，因此他們對空間的感覺就指向外在的，宏大的向度；而大曆詩人，他們的心理傾向主要是內向的，聚斂的，他們的空間感於是更多地指向內在的、幽微的向度。大曆詩人的精神活動主要是內省的、體驗式的，很少能超越自我，將自我放到宇宙、歷史的背景下取思索。所以他們不僅很少宇宙意識，實際上也很少真正的自我意識。」在「時間：歷史與現實」一節中，作者又認為：盛唐詩人「強烈的今昔對比使作品閃現出富於哲理意味的歷史感和宇宙意識」，表現出一種「蒼茫遼遠的境界」；而大曆詩人「總是立足於個人的觀念來把握自然與社會存在的時間流程，因此主體觀照的基本點就不是歷史的而是現時的，不是著眼於客觀歷時的動態存現，而是著眼於即時的靜態呈現。」在「心態：理想與哲學之喪失」一節中，作者也指出：「除了心理傾向的由外轉向內之外，大曆詩人還失去了盛唐人的哲學意識」，「對他們來說既無功夫也無興緻像初盛唐人那樣不時地對自然和人生展開渺遠的哲學思索，現實環境迫使他們不得不面對現實的生存問題。」總之，這篇文章能從哲學的高度，以時空意識為著眼點，處處又與盛唐作比較，較深入、細緻地分析了大曆詩歌嬗變的主要特徵及其原因。

　　 這一時期對大曆十才子進行綜合探討的成果更多，較具代表性的有：儲仲君的《大曆十才子創作活動探索》、儲仲君《試論「大曆十才子」的詩作》、陳慶惠《關於大曆十才子的評價問題》、葛曉音的《詩變於盛衰之間――論大曆十才子的詩風及其形成》、丁放的《大曆十才子詩歌的藝術特徵》、金啟華《大曆十才子及李益等詩人的詩論綱》、劉國瑛《大曆十才子的審美心理及其對創作的影響》、王定璋的《謝靈運與「大曆十才子」》等。

　　 其中，儲仲君《探索》文同意《極玄集》的說法，「十才子」的名稱是因為「唱和」產生的，並不是根據當時詩人成就高下加以遴選的結果。而且「十才子」並不是一個「游從習熟，唱和頻仍」的詩人集團，經考證李端、吉中孚、盧綸、耿湋、司空曙、常袞、崔峒、夏侯審、錢起、韓翃都參加了郭曖家的宴集，而李端又有其特殊的作用，其時約在大曆十二、三年之間。儲仲君《試論》文對十才子詩歌內容評價過低的現象提出異議，該文認為十才子的詩歌雖然沒有深刻廣泛地反映社會的動亂和人民的疾苦，但「這群詩人並沒有喪失現實感。他們對現實生活有認識，對人民苦難有體察」，而且有「許多感慨身世、嘆貧嗟卑的作品。他們雖然在某種公開場合不得不說些應景的套話，但內心深處卻對自己沉淪下僚、或屢遭貶斥的處境憤憤不平」，還指出了十才子風格之差異：「耿湋的詩沉著蒼涼，李端的詩清空明麗，司空曙看破世情，詩中總有一種悲愁抑鬱之氣，韓翃熱衷富貴，積極於進取，詩中還殘存著某些盛唐餘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盧綸。他的心胸比較開闊，筆力也比較雄健。」

　　 陳慶惠文認為，大曆十才子與同時代的其他詩人一道，參與了近體詩的最後成熟和鞏固階段的創作，並在擴大寫景詩的描寫對象，強調細膩描繪的表現手法，開拓送別詩的內容等方面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注重詩歌本身的藝術規律，注意辭藻和意境美的大曆十才子，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王維、杜甫與李商隱、杜牧、溫庭筠乃至婉約詞之間的一個連結和啟迪。

　　 葛曉音文在大曆詩歌與盛唐詩歌的深層次對比中探討了大曆十才子詩風的特徵和形成過程，該文指出「僅就』以閑雅為致『的美學趣味而論，大曆十才子離盛唐尚相去不遠」，但「精神實質卻大不相同」，認為「中興好夢」是其詩「貌似盛唐的主要原因」，而「風力內衰則主要是由於他們思想平庸，品格不高」，缺乏「濟蒼生安社稷的雄心壯志」。至於詩歌內容，她認為即使在「少數觸及現實的詩歌中，他們也很少正面剖視社會的瘡痍，而是更多地注目於帶有亂後殘跡的月露風雲」，山河破碎的現實「沒有激起他們忠憤激烈的濟世熱情，只勾起了他們低回感傷的身世之嘆」，其詩歌的基本主題則是「吟詠山水，稱道隱逸」。作者還探討了這種詩風形成的原因，指出大曆時四方多事，官場上送往迎來愈加頻繁，餞送必須賦詩已成例行公事，韓翃、錢起所擅長的送別詩已成了為達官貴人的酒宴助興的應酬工具。而且這類詩中的山水大都是詩人的懸想，不一定是親身經歷，又沒有真摯的離情別緒，所以最容易形成俗套。他們既無獨善之志，又無隱逸之實，詩中所稱道的隱逸不過是「跡向塵中隱」，形跡稍離市朝，養病移近郊外，都可算作隱居，因此那些稱道隱居的詩歌也不可能具有王孟高潔脫俗的格調。在論及十才子詩歌藝術時，作者又指出，歷來詩評家只注意十才子五七律漸近收斂、淡靜，皆尚清雅的一面，而無人論及他們的歌行古詩還有漸趨繁富、鋪陳麗藻的另一面。其實這兩種傾向都是詩人思想感情趨於貧乏的結果。這些論述遠較以前的有關論文深入。

　　 丁放文認為，大曆十才子詩歌的藝術特徵主要有三點：一、他們抒寫情感，不像盛唐詩人那樣，著重總體感受的抒發，而是偏重於作較精細的心態描寫；二、寫山水，他們不像盛唐那樣，多以雄偉奇險的自然為對象，而是以寫境界淡遠、深冷的山水詩見長；三、在具體一書手法上，無論是體裁的選擇，還是謀篇布局、遣詞造句，十才子詩都偏重於工整精鍊。

　　 金啟華文指出了十才子在詩風上的「大同」和「小異」，認為「大曆十才子是承前啟後的，使後來詩人從反面吸取教訓，從而創作產有個性的作品」。劉國瑛文從審美感受、審美情感、審美品格三個方面探討了十才子的詩心，細緻地分析了大曆詩歌的藝術特徵和美學張力，認為「清」是十才子詩的共同的美感特徵，但各人有不同的表現。如錢起詩清秀中時露工秀，盧綸詩清氣中多含健勁之類。

　　 王定璋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論述了大謝的山水詩與「大曆十才子」的山水詩的相似之處，指出大謝對「大曆十才子」山水詩三個方面的影響：首先，十才子對謝靈運及其山水詩及其推崇，幾乎隨處可見直接借用謝靈運詩句、語彙、典故入詩，使謝作成為己作之內容；第二，大曆十才子不僅從藝術形式上借鑒謝詩的審美經驗，而且還極為巧妙地化用謝詩的意境，取法其藝術手法；第三，十才子受謝靈運的影響更多的是從思想情趣和審美追求方面表現出來，尤其是從謝的身上汲取過多與佛教關係密切的影響。論文還進一步指出：「與謝詩相較，』十才子『之作倒像淡雅的潑墨寫意畫，雖然落筆疏淡遒勁，卻也精工妍煉，審美客體只有朦朧的輪廓，倒也神韻自在，形象雖稍嫌模糊，可極誘發人的幽思，意象是很鮮活通脫的。謝詩表現的是帶有主觀感情的自然之景，但在物我關係上，處理得不夠自然，顯得生澀板滯。』十才子『之山水詩在表現物我關係上，卻較為融洽渾成。」

　　 二、韋應物研究

　　 近一百年來，在大曆詩人中，人們對韋應物的研究可以說最為深入，所取得的成績也最大。

　　 生平研究早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就有學者對韋應物的生平進行了較為系統研究，薇園的《稻花香館雜記――韋蘇州應物年譜稿》是本世紀最早出現的一篇韋應物年譜，篳路藍縷，功不可沒。稍後，萬曼又發表了《韋應物傳》，也對韋應物一生的重大行事和仕歷進行了梳理和考述。到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學界關於韋應物生平的研究又有了長足的進展，其中以孫望的《韋應物事迹考述》、傅璇琮的《韋應物系年考證》、廖仲安的《有關〈韋應物系年考證〉的幾件事》等幾篇文章創穫較多。九十年代初，姜光斗發表《韋應物評傳》，在參酌學界有關考證成果的基礎上，對韋應物的生平行事和思想演變描述得更為細緻了。

　　 綜觀本世紀學界對韋應物生平的探討，又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上：

　　 一、生卒年的考定：關於韋應物的生年，學術界小有分歧。聞一多的《唐詩大系》和薇園的《韋蘇州年譜稿》都認為韋應物生於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而萬曼《韋應物傳》和後來孫望的《韋應物事迹考述》、傅璇琮《韋應物系年考證》等著作均認為韋應物當生於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關於韋應物的卒年，薇園不能確考，而是疑韋應物曾在蘇州刺史後任過婺州刺史，似曾活到八九十歲，未終老蘇州。萬曼也認為無法推斷韋應物什麼時候去世的。孫望認為，韋應物大概是在貞元七年任滿罷職的，此後一直寄住在蘇州的永定寺，大約不久（說得大膽些，也許是貞元九年左右），就死在蘇州了。傅璇琮推測，韋應物大約在貞元七、八年間（公元791――792年）卒於蘇州。

　　 二、家世的考述：萬曼在《韋應物傳》第十二節中專論「韋應物的家世」，但所論有限，發明不太多。後來孫望《韋應物事迹考述》開頭雖然也述及其家世，同樣也不夠深入。相對而言，傅璇琮《韋應物系年考證》對韋應物家世的考證，則顯得詳明的多。他據《元和姓纂》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及其他一些史料，將韋沖以下直到韋應物六代及韋應物以後四代子孫都作了排列和考述，為深入了解韋應物的家庭情況、家學影響，提供了比較詳細的資料。後來，廖仲安在其《有關〈韋應物系年考證〉的幾件事》中考證韋應物籍貫時，又在家世方面對傅璇琮文有所補充。

　　 三、任洛陽丞時間：薇園《韋蘇州年譜稿》認為韋應物於廣德永泰年間任洛陽丞，萬曼《韋應物傳》雖然未能確考韋應物何時赴洛陽丞任，但他認為韋「廣德三年已在洛陽做洛陽丞。」孫望《韋應物事迹考述》說：「大約在代宗廣德二年（公元764年），他就到洛陽謀到了縣丞的職司」，其根據是韋集卷六中有《廣德中洛陽作》。廖仲安《有關〈韋應物系年考證考證〉的幾件事》也認為韋應物到達洛陽丞任的時間是廣德二年。傅璇琮《韋應物系年考證》則據《資治通鑒》卷二二二寶應元年所載回紇兵入洛陽、肆行殺略，使洛陽遭到極大破壞的史實，再聯繫韋詩《廣德中洛陽作》中的「蕭條孤煙絕，日入空城寒」等描寫，又因為寶應二年（公元763年）七月壬子改元為廣德，故進一步考訂韋應物為洛陽丞，當在廣德元年（公元763年）秋冬間。至於韋應物離任的時間，薇園未能確考，謂韋應物罷洛陽丞後居同德精舍，大曆中，任京兆府功曹，不能確定其年。萬曼則認為韋應物任京兆功曹時在大曆十二年。傅璇琮認為韋應物為京兆府功曹當在大曆九年至十三年之間。孫望則認為韋應物在大曆十年（公元755年）春夏間，就出為京兆府功曹參軍事了。

　　 四、梁州之行和淮海之行的時間：韋應物《淮上喜會梁川故人》詩有云：「江漢曾為客」，廖仲安《有關〈韋應物系年考證〉的幾件事》認為韋應物約在大曆八年（公元733年）三十七歲時，曾客游江漢，而且考知其游江漢大約是經大散關、鳳州至興元（今漢中），然後沿漢水而東南行至武昌一帶。儲仲君《韋應物詩分期的探討》則認為，梁川即梁州，詩中所說的「江漢」就是流經梁州境內的漢水，梁州之行當在大曆七年至九年（公元722――744年）期間。至於淮海之行，孫望文說：大約在大曆八年（公元773年）的秋天便作淮海之行了。這次東遊淮海，一路經過淮陰、寶應等地，最後到了廣陵。為時大約一年。

　　 五、由江州刺史入為左司郎中的時間：薇園《韋蘇州年譜稿》認為，韋應物貞元元年在江州，時追赴闕，改左司郎中。萬曼《韋應物傳》也認為貞元元年秋，韋應物到江州，任刺史；江州罷郡後，似乎曾赴京一次。孫望《韋應物事迹考述》則認為，大約貞元元年初，正當韋應物調刺江州三年任滿的時候，他奉召回到長安；韋應物這次回長安，就在尚書省為左司郎中。傅璇琮文通過縝密的考辨，認為韋應物是在貞元三年應召由江州赴京為左司郎中的。李良熔《韋應物未罷江州刺史任》認為，貞元三年（公元787年）夏，韋應物未罷江州刺史，而是從江州刺史任上直接被召至京城任左司郎中的。

　　 六、任蘇州刺史的時間：關於韋應物任蘇州刺史的時間，薇園未能確考，而是雲在貞元元年後不久。萬曼認為韋應物守蘇州刺史的時間，大約在貞元四年七月以後到六七年間。孫望的看法與萬曼相近，也認為貞元四年七月以前，韋應物不可能刺蘇州，而貞元五年，應物已在蘇州，大約貞元七年末或八年初，應物便任滿罷官，寄居蘇州的永定寺了。此後，傅璇琮觀點也與萬曼、孫望相近，惟考證更細。

　　 七、其他問題：在一些小問題上，學界也有分歧，如韋應物入太學讀書的時間，薇園、萬曼、孫望、傅璇琮等人均認為在三衛落職之後，然廖仲安據唐代制度和韋應物詩中所敘，指出韋應物入太學當在為三衛之時，而不在三衛落職之後。玄宗西幸，他自三衛撤出，乾元元年，他又返京城，復入太學讀書。又如，萬曼認為，廣德元年（公元763年）以前韋應物結婚，且地點是在長安，而非洛陽。孫望則認為，至德三年（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應物結婚，是年二十二歲。廖仲安則考定為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

　　 性格、思想和詩歌的思想性研究卞敬業《唐代田園詩人――韋應物》是本世紀最早對韋應物其人其詩進行專門性探討的論文，該文在述及韋應物詩歌所表現的思想性時說：「韋蘇州詩中多表現其恬退性情及愛民思想。」

　　 薇園在其《韋蘇州年譜稿·前記》中則云：「觀其性情恬退，不慕榮利，而少年則豪俠不羈人也。......蓋棺定論，非陶靖節一流人，不能位置。」

　　 五十年代，北京大學中文系五五級學生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對韋應物詩歌持否定態度，謂其思想性不高，故把他歸於反現實主義詩派中。此書出版後不久，夏靜岩即撰文反對這種觀點，他通過對韋應物諸多作品的具體分析，認為韋應物也有「一種充滿著對人世有熱愛的作品」，而且歸隱後也參加農業勞動，作官時也得到人民的愛戴，有些作品「也反映了人民的情感和願望」。

　　 孫望《韋應物事迹考述》則從發展的角度，分時期地論述了韋應物的性格、思想的變化。他認為，少年時期的韋應物充當了唐明皇的爪牙，「這是他一生中生活的最庸俗而思想也是最不光彩的時期」。韋應物在武功折節讀書和在太學受學的時期，開始接受了儒家的教育，這對於他思想作風的轉變有密切關係；當然此後也還受到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響。在洛陽丞期間，應物一方面懷著濟世的抱負，然而位卑人微，無可施展；一方面又因個性傲岸，而在混濁的社會裡到處碰壁：就在這重重的社會矛盾和人事摩擦下，逐漸轉變成與世不協、消極退避，有時清靜自持、故示高潔的韋應物。在三為刺史期間，他雖然有著同情人民之心、有著一番抱負，但卻處處受挫，「佛道間雜的陰暗思想就應時而抬頭了，而且即時表現為消極退讓，遯世孤高的處世態度。」

　　 湯擎民在其《論韋應物的「興諷詩」》中著重談韋應物的「社會政治詩」，認為「韋應物是關心國家大事和王朝安危，注意社會政治情況，敢於揭露其中的醜惡面，同時又能同情人民疾苦的。」「詩人把他的無比關心和同情，融注入』興諷『一類的詩篇。」

　　 儲仲君《韋應物詩分期的探討》根據韋應物詩作所反映出來的主導情緒，將韋應物一生分為三個時期：一、洛陽前後，自就讀於太學到供職京兆府以前，這是一個積極向上的時期；二、長安－滁州，自就任京兆府功曹至罷滁州刺史，這是一個消沉失望的時期；三、江州－蘇州，自出任江州刺史，到寓居永定寺，這是一個滿足安逸的時期。

　　 姜光斗的《韋應物評傳》從總體上評價了韋應物的思想和詩歌的社會價值，他說：「韋應物是一位性格剛直、醇厚、關心民生疾苦、入世較深的詩人。在歷任地方官任上，他能不時反躬自問，把目光注向社會底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民生的疾苦。他的山水田園詩，有著較濃厚的生活氣息，表現了農民的劬勞、希望和辛酸，表現了詩人對官場生活的厭倦和對現實的不滿。在中盛唐之交，在杜甫和白居易之間，他的詩歌較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比起同時代的』大曆十才子『來，現實性要強得多。」

　　 詩歌藝術研究本世紀以來，人們對韋應物詩歌藝術的研究也存在著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

　　 卞敬業《唐代田園詩人――韋應物》是本世紀較早對韋應物詩歌進行較深入、細緻探討的論文，文章論韋應物在詩壇上的地位云：「蘇州詩平易沖和，隨在表現；而其真朴處，亦人不可及。」「蓋蘇州詩品清高，極為當時文人所推重。」論其各體的風格云：「蓋蘇州詩淵源於陶公，故以五言最為擅場，七言則較有遜色。五古氣質閑妙，渾然天成，所謂朱絲素絃，一唱三嘆。五律多簡遠，不作矜持語，而自然合拍。五絕則甚古澹，漸入化境矣。大抵韋詩多如行雲流水，不著一字，神在阿堵之中，而情寄八方之表者也。」文章又謂「其言情真朴處似淵明，其寫景清婉處則多似玄暉」，最後稱韋應物 「為唐之陶潛」。

　　 本世紀上半葉的各種文學史、唐詩論著雖然也都涉及到韋應物詩歌，但多簡括，不太深入。其中只有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見解較獨特：「應物風格雖閑遠，但與其說他近淵明，不如說他較近於孟浩然。真實的淵明的繼人，應是王維而非應物。他和孟浩然相同，往往喜用自然景物來牽合攏來烘托自己的情緒。」

　　 倒是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幾種文學史對韋應物詩歌的分析和評價，有一些新意。如游國恩等人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第二冊在論韋應物田園詩時著眼於韋與王、孟的區別：「他的田園詩不僅僅是寄託潔身自好、樂天知命的思想，而且還流露出對農民勞苦的關懷。如《觀田家》......，這比王維《渭川田家》、孟浩然《過故人庄》更接近勞動人民的感情，生活氣息也比較濃厚。」又雲其山水詩雖然「內容遠離現實，趣味也過於孤寂。但藝術上卻值得注意，詩中有人，語無虛設。雖然比不上陶詩那樣醇淡渾厚，卻能作到錘鍊而近於自然。」又如，中科院文學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也認為「韋應物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比較複雜」，「他的風格簡潔，能用極少的句子包括很多的內容，有時平淡，有時濃麗」，「但是他也有豪邁憤激的一面，這是不容忽視的」。

　　 從七十年代末開始，韋應物詩歌研究才真正取得了較大的進展。

　　 高海夫的《中唐詩人韋應物》一文對韋詩風格有其獨到的理解，認為前人所說的「澄淡精緻」，「其實主要是指韋應物的個人抒情之作與流連光景之什而言的」，他的詩「在藝術上也不是一味的』澄淡精緻『，工巧秀麗的」，「有些作品的語言」以古樸平淡見長「，此外，」韋應物還寫過一部分聲情慷慨、意象豪放、風格勁健的作品。「此外，姜光斗等人的《韋詩初探》、湯擎民的《論韋應物的」興諷詩「》也都指出，不能僅僅把他當作一個山水田園詩人，而著重從其作品的社會意義方面肯定了韋詩的成就。

　　 稍後問世的儲仲君的《韋應物詩分期的探討》則認為，韋集中那些仿陶體詩作恰好不是他的風格特色的代表，而他的另一些寄贈酬答詩和遊覽閑居詩，不僅顯示了詩人對幽靜景物之美的敏感，以及細膩而形象地加以表現的才能，而且全詩滲透了一種凄清寂寞之感，從而表現出對朋友的真切思念。又如《閑居贈友》、《月溪與幼遐君貺同游》等詩」表現的是韋應物自己寓居佛寺（善福寺）的閑散、清靜的生活，而不是虛擬的田園生活，詩中流露的是真情實感，而不是虛擬的高情逸趣，此乃其本色。「

　　 廖仲安在其所著《韋應物評傳》中更是認為：「韋應物對陶淵明的敬慕是無可懷疑的」，但韋應物效陶更多的是仿效其「風華清靡」的一面，韋應物從這一方面學陶，就與學謝靈運、謝眺很接近了。他的詩風達到流麗、尚未發展到富艷。

　　 張天健《試論韋應物及其詩歌》也認為歷代詩論家把韋應物視為高雅閑淡、只是宗謝摹陶的山水田園詩人，「不無偏頗」。文章指出，韋詩能多方揭露時弊，「善反諸己，省分知足」，關心民瘼。因此，韋應物不是出世的「幽人」，而是動蕩現實中的「憂人」。文章把韋應物置於盛唐到中唐的時代轉折過程中加以分析，既看到了盛唐時代給予他的鼓舞，又看到了中唐時代對他的影響，因此所論較為客觀。

　　 和前此諸文相比，胥雲的《論韋應物詩歌的淡美風格》認為，韋應物的主要風格是淡美，它是理想與現實、用世與退隱的矛盾統一體，「淡」是這種矛盾的折射和顯影，而儒家的仁政思想則是這種淡美風格內在生命力的底蘊。這種淡遠沖和的詩歌美學風貌既有大曆詩壇崇尚「高情遠韻」這一普遍美學趣尚的影響，又顯示其獨特的美學追求，他摒棄了大曆諸子嘲風弄月藻飾空虛的毛病，走風雅真淳之道，從而使其詩淡而真厚，風骨內蘊，形成其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定影響的「韋蘇州體」。

　　 葛曉音的《山水田園詩派研究》對韋應物的山水田園詩有較深入的探討，該書首先認為韋應物儘管以山水田園詩著稱，「實際上他的詩中多興諷之作，並不是一味恬淡忘懷世事的人。」所以他的山水詩雖然「主要是返璞歸真，體和自然」，「但也表現出正視現實的新趨向」，除了反映徭賦繁雜的詩歌以外，他的《觀田家》還將田家苦引入了田園牧歌，「這首詩可以看作田園詩主旨從中唐開始大變的一個信號。」而且，韋應物田園詩有很多是作於出守地方州縣時，他「實際上是以外郡為隱」，「這種郡齋或縣齋中作的田園詩，大多將小謝宣城郡齋詩的表現方式和陶詩的田園風味相結合，為田園詩派增添了一種新的境界。」對於韋應物的山水詩，作者則強調了韋應物中的渲染「禪境」、「淡化仙境」的高度成就。該書最後總結說：「在大曆詩歌風力衰退，敷詞益工的形勢下，韋應物繼承盛唐詩人關懷現實、追求理想的傳統，不僅創作了許多運用比興言志述懷、批判時弊的詩歌，而且在山水田園詩中再現了陶詩的真趣，以及王孟詩派所追求的高尚純潔的人格理想，這是他的詩歌高出於大曆詩人的根本原因。同時，他又在融合陶、孟、二謝表現藝術的基礎上，接受大曆時代藝術風氣的影響，形成了高雅閑淡的獨特風格，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淡化意象、尋求韻味、提煉仙境和禪境等方面，發展了王孟詩派的表現藝術，將盛唐山水田園詩優美清空的典型意境進一步引向蕭散淡冷，反映了中唐的時代相和普遍的審美趣尚，因而在中晚唐和宋代，特別受到白居易和蘇軾的推重。」

　　 另外，美籍漢學家斯蒂芬·歐文的《盛唐詩》對韋應物也有一些比較獨特的看法，如他認為「韋應物不是一位中唐詩人，他與盛唐風格和主題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然而，他的許多最優秀的詩篇是有』毛病『的盛唐詩，它們的美正體現於矛盾的不完美之中。」他還對傳統的批評家們歷來「主要傾心於韋應物的流暢風格和嫻熟文體，以及』無聲色臭味『的寧靜情調」表示異議，認為「韋應物詩的真正魅力應該是在於某些較紛亂煩擾的情緒，在於其融合了所失落事物清晰現象的失落感」。

　　 蔣寅的《大曆詩人研究》則視韋應物為大曆時期「地方官詩人中一個卓異的個體」，並認為韋應物能「自成一家之體，卓為百代之宗」，他首先對韋應物的雙重人格進行了探討，認為他「在觀念上志尚清虛，追慕淡泊寧靜的隱士生活，而在實際生活中卻留戀爵祿，耽於物質享受。當然，韋應物詩中除了追求靜穆散淡之趣外，看不到對物質享樂的慾望，可功名之心終逗露出他骨子裡世俗的一面。」他還指出，「韋應物以他對陶淵明的深刻理解和認同，自然地再現了陶詩的精神與風格，從而使陶詩的典型意義由生活的層面上升到藝術的層面。」他最後還著重論述了韋詩中「作為人生境界和藝術理想的散淡」，分析了韋應物異於大曆一般詩人的特殊性。

　　 作品考證和版本研究傅璇琮先生的《韋應物系年考證》在考證韋應物生平的同時，對韋集中的一部分詩作作了編年工作。姜光斗等人的《〈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的作者為韋應物考》認為，《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一詩非杜審言所作，該文通過對杜審言和韋應物生平的考辨和詩歌風格的比較，指出這首詩只能是韋應物所作。另外，李良熔的《讀韋應物詩札記》也對韋《觀田家》詩中的「西澗」和《寄李儋元錫》中的「李儋」、「元錫」作了考證，糾正了傳統的說法。

　　 對韋應物集版本版本流傳情況進行研究的學者不太多，除了萬曼的《唐集敘錄·韋蘇州集》中對之有較詳細的介紹，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韋應物系年考證》後亦附有前人藏書志中對於韋集的著錄與記載。

　　 三、大曆時期中小詩人研究

　　 近百年來，學界對李益、劉長卿、錢起、戴叔倫、盧綸、戎昱、李嘉祐、郎士元、李端、包佶、皇甫冉、張繼等大曆、貞元時期一些中小詩人的研究也取得了較大進展。

　　 李益研究在大曆、貞元時期的詩人中，李益對中晚唐的影響最大，也較突出地表現了大曆詩風格上的兩重性――既有盛唐的餘韻也有中唐的先聲。故近百年來，學界對他也比較關注，產生了不少研究成果。〖「李益研究」參考了趙以武《李益及其邊塞詩研究綜述》一文中的部分成果――編者按。〗

　　 一、生平考證： 早在三十年代初，容肇祖就發表了《唐詩人李益的生平》，對李益生平初步進行了探討。七十年代以後，卞孝萱先後發表了《李益年譜稿》和《李益年譜稿補記》，對李益生平作了更深入、系統的探討。譚優學也相繼發表了《卞著〈李益年譜稿〉之商榷》和《李益行年考》，觀點與卞著多有不同。除此以外，李鼎文的《甘肅唐代詩人李益》、馬仁可的《〈從軍詩序〉考實》、王軍的《李益生平及詩歌系年諸問題考辨》、關眉的《李益從軍經歷考辨》等也都對李益的生平行事作了考證。

　　 綜合以上各家的有關李益生平的考辨，我們可以看出，它們主要討論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少年居住地。學界對李益的郡望涼州姑臧，均無異議，但對李益少時的居住地，則看法不同。卞孝萱的《年譜稿》認為李益少時當家於鄭州，譚優學《行年考》則認為李益出生於姑臧，少時當亦成長與此。後來，卞孝萱先生又著文指出，李益「舊籍姑臧，家於成紀」，對其原來的說法作了修改。而王亦軍的《李益祖籍及出生地考》，則從李益的遠祖算起，直至李益，詳加論證，其結論是：「李益本人亦是在山東（按指華山以東）出生並在山東度過了他的童年時代」，「李益家住洛陽」，「從未去過姑臧」。這樣，學界對於李益少居何處，就出現了鄭州、姑臧、成紀、洛陽四種說法。

　　 （二）、是否曾「東遷」、何時「東遷」：譚優學《行年考》認為，公元764年李益17歲以前，「離開涼州，遷入內地，家於洛陽」。卞孝萱《李益及其邊塞詩》一文認為，公元762年至763年吐蕃入侵，家鄉淪陷，李益東遷，「可能到鄭州投靠李揆，也可能在嵩山腳下，潁水旁邊的河南府登封縣寓居」。王亦軍《考》則指出，李益少時不在隴上，其《從軍詩序》言「燕戎亂華」，說的是身遭安史之亂；而且「假設李益少時居隴上，是不可能遷入內地的」。

　　 （三）、《從軍詩序》之真偽：譚優學的《商榷》及《行年考》均認為，此序不見於《全唐文》等處，而「僅見」於張澍《二酉堂叢書·李尚書詩集》，「此序蓋張澍據《（唐詩）紀事》作者計有功論李益之言而屬綴成之」，「似非李益原作」。對此，趙伯陶《李益及其邊塞詩略論》一文，列舉了四條理由以證《從軍詩序》「是完全可靠的」：（1）張澍本之前120年，有席啟寓《唐詩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詩集》，其中就有此序，故非「僅見」；（2）張本是從席本經整理並重新排列而成，此序冠於集中在一起的47首「從軍詩」之前，而非作偽；（3）宋以後李益的集子有兩個版本系統，一名《李益集》，一名《李君虞集》，前一系統未收詩序，後一系統（如北圖現藏的兩個明抄本）有詩序；（4）《全唐詩》未收詩序，可能因成書倉促，僅用二年時間，屬漏收。此外，馬仁可的《〈從軍詩序〉考實》，王亦軍等的《李益集注·〈從軍詩序〉真偽考》等，也從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從軍詩序》的真實性，認為絕非出自張澍拼湊。

　　 （四）、開始從軍的時間：卞孝萱《年譜稿》認為，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李益33歲時，入朔方節度使崔寧幕府。趙伯陶《李益及其邊塞詩略論》及王亦軍等《李益集注·前言》均同卞說。而譚優學《行年考》因不相信《從軍詩序》的真實性，故另找證據，定在大曆九年（公元774年）李益27歲時，入渭北節度使臧希讓幕府。范之麟的《李益詩注·前言》從譚說。

　　 （五）、「五在兵間」的時間：容肇祖《唐詩人李益的生平》定李益貞元初入劉濟幕，貞元四年以前入韓游環邠寧幕。卞孝萱《年譜稿》認為，第一次為公元780年至781年，在朔方入崔寧幕府，第二次為公元782年入幽州朱滔幕府，第三次為公元786年至787年入鄜坊論惟明幕府，第四次為公元788年至796年入邠寧張獻甫幕府，第五次為約公元797年至第799年入幽州劉濟幕府。趙伯陶文，贊同此說。譚優學《行年考》則認為，第一次在公元774年至777年入鄜坊臧希讓幕府，第二次我公元781年至782年入朔方李懷光幕府，第三次為公元785年至789年入靈州杜希全幕府，第四次為公元790年至796年入邠寧張獻甫幕府，第五次為公元797年至第799年入幽州劉濟幕府。由於卞著與譚著出入較大，所以各自對李益從軍詩的作年、作地的看法，也大不相同。王軍《李益生平及詩歌系年諸問題考辨》的看法又與前兩文不大相同，他認為第一次是公元777年至779年入鄜坊郭子喟幕府，第二次才是公元780年至781年入朔方崔寧幕府；李益從軍曾兩至朔方，另一次是在貞元初（公元785年或786年）入杜希全幕府。此文還對《同崔邠寧登鸛鵲樓》、《送常曾侍御使西蕃寄題西川》二詩的系年，提出與卞、譚各不相同的看法。關眉的《李益從軍經歷考辨》認為，李益的首次從軍入幕，當以「卞譜」所云「建中元年入崔寧幕」為是；建中二年七月崔寧被召回，李益罷幕；建中三年，李益入幽州節度使朱滔幕；貞元元年，李益入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幕；李益貞元四年罷唐朝臣幕，入邠寧張獻甫幕；貞元十二年張獻甫卒，李益入幽州劉濟幕。

　　 （六）、「客游揚州」的時間：卞孝萱、譚優學均定在公元800年夏赴揚州，次年春客居揚州。上引王軍文則認為，「李益南行至遲當開始於貞元十年（794）夏，次年春與劉禹錫會於揚州水館」，「李益客游揚州應在入幽州幕府之前」。至於李益離開江南歸北的情況，卞孝萱認為「約在貞元末年返長安」；譚優學則以為「似是以貞元十八年或十九年離開揚州」，「乃北還洛陽而非長安」。王軍文則指出，北歸時間「至早在貞元十二年（796）以後。」

　　 二、詩歌研究： 六十年代以前，人們只是在文學史及一些唐詩論著中涉及到李益的詩歌，故所論皆較膚淺，缺少深度。李鼎文的《甘肅唐代詩人李益》是較早對李益的詩歌進行較詳細分析的文章，他認為在中唐詩人中李益「可以說是最能繼承盛唐邊塞詩派的一位能手」，在他的邊塞詩中，表現了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也表現了徵人思鄉的哀愁」。

　　 二十年以後，華鋒的《論李益的邊塞詩》專論李益的邊塞詩，認為李益的邊塞詩「歌頌正義戰爭，就比以前高、岑等邊塞詩歌頌戰爭，高出一籌。」他還將李益邊塞詩分為三類，認為「李益的邊塞詩及其用世思想，比盛唐的邊塞詩人都有顯著的超越」。

　　 卞孝萱、喬長阜等的《李益和他的詩歌》也將李益的邊塞詩分為三類：一、敘寫邊塞戰爭的實際，讚揚廣大將士的報國精神和英雄氣概，反映並同情廣大戰士的不幸遭遇和痛苦心情，揭露並抨擊唐政府守邊失策和邊將腐敗無能；二、抒寫詩人從軍生活和壯烈情懷；三、描寫邊塞風光和日常生活。指出其中一、三兩類具有較多的現實主義成分。又指出李益曾「從個人恩怨出發，站到藩鎮一邊，表示對中央的不滿，從當時唐朝總的政治形勢來看，這種態度是不足取的」，認為「這是李益政治立場的缺點」。

　　 此後，對李益邊塞詩進行探討的論文還有趙伯陶的《李益及其邊塞詩略論》、羅時進的《王昌齡與李益邊塞詩的比較探析》、祝德純的《李益邊塞詩格調新論》、呂慶端的《李益邊塞詩獨特的審美心理及其藝術表現》等。其中呂慶端文認為，受時代精神和詩人審美心理的影響，李益的邊塞詩在寫景抒情時已不像盛唐詩人那樣著重總體感受的把握，而是偏於較精細深婉的心態描寫，「詩人善於把握一時一地剎那間的感受，注重內心世界的傾訴，主觀感受的描繪，在瞬間感受中捕捉詩意。」他還指出，李益的七言絕句具有清婉神秀的藝術風格，注重創造一種蒼涼凄清的境界。龍建國的《淺論李益的七言絕句》從內容和風格兩方面著眼，認為李益抒寫離別之情的作品，寫得深婉悱惻，韻味雋秀；寫思戀之情的作品，寫得含蓄雅麗，情景俱佳；詠古抒懷之作，無不沉著清麗。

　　 三、作品考證、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紀對李益作品所進行的考證，主要集中在其邊塞詩的地名的注釋和對《徵人歌》、《早行》是的存佚的討論。對於前一個問題，卞孝萱的《年譜稿》認為李益邊塞詩中的「受降城」即為「中受降城」，「鹽州」為（今內蒙）「五原」。譚優學《行年考》則認為「受降城」為「西受降城」，而不在一般唐詩注本多注的靈州回樂縣（今寧夏靈武西南）。雷震華的《李益詩中的受降城在哪裡？》指出，「受降城」既非唐708年所築「三受降城」，也不是今靈武縣，而是唐回樂縣，在今靈武西南，今回樂縣東北18公里處，唐代為靈州治所。王曉核的《李益詩中的鹽州在哪裡？》指出，「鹽州」在今陝西定邊縣，這裡從西魏起，時叫鹽州，時叫五原。關於《徵人歌》和《早行》詩，長期以來，一些有影響的論著都斷言已佚。吳庚舜《李益〈徵人歌〉〈早行〉詩並未佚失》一文指出，兩詩即一般選本標為《暖川》、《度破訥沙》二詩，由於傳抄臆改或同詩異題，造成了後來的誤會。

　　 本世紀李益作品的整理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八十年代以後就產生了三個新的整理本，即范之麟的《李益詩注》、王亦軍、裴豫敏的《李益集注》、郝潤華輯校的《李益詩歌集評》，三種本子各有千秋，為進一步研究李益及其詩歌創作作了必要的資料上的準備。

　　 除了萬曼《唐集敘錄·李君虞集》對李益集的流傳情況作了較詳細的考證，趙伯陶文和王亦軍的《李益集注·附錄》也有所涉及。

　　 劉長卿研究本世紀學界無論是對劉長卿的生平還是詩歌創作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生平考證。關於劉長卿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傅璇琮的《劉長卿事迹考辨》、郁賢皓的《劉長卿別李白事迹小辨》、房日晰的《劉長卿籍貫為洛陽補證》、張君寶的《劉長卿生年辯證――兼考其貶睦州之年》、鄒志方《劉長卿與越中交遊》、楊世明的《劉長卿行年考述》等。

　　 其中傅璇琮文首先考辨了劉長卿兩次貶謫的時間和地點，認為第一次在肅宗時，至德三年（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因某事而由蘇州長洲尉被貶為潘州南巴尉，時節在春天；第二次是在代宗時，大曆八年至十二年間，公元733年――777年，因吳仲孺的誣害而由淮西鄂岳轉運留後貶為睦州司馬，時節在秋冬之際。其次，該文還考證了劉長卿任睦州司馬時的交友情況，並考證出其任隨州刺史很可能是在大曆十四年五月，其離開隨州大約在興元元年（公元784年）、貞元元年（公元785年）間；而其卒年當在公元786年至公元791年之間，故劉長卿並非卒於隨州刺史任上。再次，該文考證了劉長卿登進士第的時間，認為姚合《極玄集》所云劉開元二十一年進士之說難以成立，劉當在天寶中登第，至於具體在哪一年，不可考，據此，文章還否定了聞一多《唐詩大系》以及後來一些文學史所定劉生於公元709年的說法，認為其生年當在公元725年左右。文章最後還對籍貫、任長洲尉等幾點作了補充研究，認為洛陽、襄陽一帶可能是其早年的居住地。

　　 房日晰文以劉長卿詩為據，論證劉的故鄉是洛陽。作者還認為，從劉的詩集不能得出他早期的實際居住地在襄陽一帶的結論。張君寶文否定了劉生於公元725年左右的說法，他說劉《送薛據宰涉縣》詩作於長安，而薛據去涉縣在開元二十二年，因此如據公元725年之說，則是年劉長卿僅八、九歲，不可能與薛據有交往。文章又據劉至德元年至上元元年間所作《松江獨宿》、《新年作》等詩所云「一官成白首」、「老至居人下」等詩句，認為如至德元年劉長卿已五十歲，那麼其生年當在公元706年。劉貶睦州司馬之年，作者認為也不是在大曆八年至十二年之間，而只能在大曆十年秋與十一年之間。楊世明文也對劉長卿一生的重要行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也值得參考。

　　 二、詩歌研究。人們對劉長卿詩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詩歌所反映的思想性的評價和藝術性的探討。

　　 如卞孝萱、喬長阜《劉長卿詩初探》將劉長卿的生平和創作分為三個時期，並闡述了各個時期的特點，指出貶謫南巴是劉長卿創作的轉折點，認為劉詩的內容「前期主要是抒寫懷才不遇之感，反映邊塞戰爭的現實，具有一定的現實主義精神，思想性比較強。後期嗟嘆老邁，寄情山水，缺乏深刻的社會內容，思想性比較弱。中期則主要是抒發遷謫之怨和離別之情，內容比較廣泛，思想比較複雜」。他們還提出對「劉中期詩的內容，是應該基本肯定的」。

　　 房日晰《劉長卿詩的思想評價》則著重強調了劉長卿詩歌的積極思想意義，認為它「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安史之亂給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反映了當時中國人民對此次正義戰爭的積極態度，表現了作者的愛國思想。」他也寫了一些「反映安史之亂後農村荒涼殘破景象的詩篇」，表現了對人民生活的關懷和同情。作者還認為，對劉「抒寫自己對蒙誣受冤的激憤和抗爭」的詩作，不能像過去一些評論家一樣「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曲為之說」，認為它們具有「典型意義」，「不能僅僅看作是個人的憤怒與不平，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封建制度的揭露和批判」，認為劉長卿有一部分詩歌，寫個人懷才不遇，恨無知音援引的苦悶，可以說它代表了當時廣大的下層知識分子的呼聲，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房日晰的《劉長卿詩的藝術特色》認為劉詩獨特的藝術風格是「整贍流暢、淡凈煉飾」，而他協調這一風格的方法有二：首先「充分利用詩歌結構和意象跳躍的特點，通過跳躍的詩句，使整贍的句子由於感情的迅速發展，讀起來十分流暢」；其次「在一首詩中，既有極工的對偶句，又有結構自然，不講字句對仗的流水對句，使整散協調、節奏流暢」。

　　 楊世明的《簡論劉長卿和他的詩》則把劉的一生仕歷和創作分為五個時期進行介紹，大致勾勒了其思想性格和創作特色。他認為，劉長卿的詩歌風格是「清婉蒼秀」。這一風格，「代表著大曆詩歌的普遍傾向。」

　　 相比較而言，陳順智《劉長卿詩歌意境的審美特徵》對劉長卿詩歌藝術的研究更深入一些。文章認為，真正能代表劉長卿個性特徵、反映大曆時代審美風尚變化的，主要有三類意境：第一，為蕭疏闊大的意境。「在這類意境中明顯存在著盛唐詩境的痕迹，它保留沿襲了那闊大的外形輪廓，而抽掉其中熱情感人的意緒、省級勃勃的自信和誠懇執著的人生態度，代之以冷落、寂寞、猶疑與苦悶，闊大的境界中失去昔日渾沌的氣象、充實的內容，給人以淡薄、空疏之感。」第二，為氤氳繚繞的意境。「此種意境則因氤氳繚繞的氣象而給人以隔膜之感。這種隔膜正是詩人對於社會環境的隔膜心理和孤獨心理在力求與大化同體時的自然表現。」第三，為精細尖新的意境。這是他刻意精深地創造出來的巧句。「如果說劉詩尖新精細的意境打開了通向中唐詩風的門戶，那麼他的刻意精深則逗露出中晚唐詩歌主流的意脈。創造出來的巧句。」文章還進一步論述了劉詩上述三種意境在更為深層的結構上又有著共同的審美特徵。最後文章指出「劉詩意境的三種類型恰好揭示了盛唐向中唐的轉變、收斂的內在趨勢和邏輯過程」。

　　 三、作品考訂與文集研究。儲仲君的《劉長卿詩歌名篇系年質疑》對前人所作劉詩系年多有辯證。佟培基的《劉長卿詩重出甄辨》對劉長卿詩集中與他人尤其是與皇甫冉詩重出的情況作了較細緻的考辨。

　　 趙萬里的《劉隨州集》，對劉長卿集的版本源流作了回顧，謂明抄本可存「宋本之涯略」，且將之與正德刊本對照，進行校勘，作了校記。日本國高橋良行的《劉長卿集傳本考》追溯了劉長卿集自唐 至清各個朝代的編集、刊刻、流傳情況，詳述收藏於日本、中國大陸和台灣省的各種劉集版本，對研究劉長卿其人其詩都很有參考價值。對劉長卿詩集進行系統整理的新成果則有《劉長卿詩集編年箋注》，中華書局，1996年版。

　　 錢起研究本世紀的錢起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對錢起生平研究方面，而人們對錢起生平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一生重要行事和交遊考辨上。

　　 一、生平研究。傅璇琮《錢起考》是較早對錢起生平重要行事進行考辨的論文，該文首先對聞一多《唐詩大系》定錢起生於公元722年的說法表示懷疑，認為錢起當生於公元710年左右；其次糾正了錢起於天寶十載登進士第的舊說，認為在天寶九載，而且座主是李暐而非李麟；文章還考知錢起曾為藍田尉，曾與畢曜、蘇端、戴叔倫、韓翃、盧綸、秦系、劉彎等人有交遊。

　　 陳慶惠《錢起和他的詩》一文否定了錢生於公元710年和722年兩說，根據其《秋夜作》詩的情調認定此時詩人已經是三十五歲上下了，因而將錢的生年定在公元715年左右。至於其卒年，聞一多《唐詩大系》曾定在公元780年左右，但作者認為「應在公元780年以後，具體年份尚不能確定」。

　　 王勛成《錢起尉藍田年月考辨》認為錢起任藍田尉在乾元二年（公元859年）九月，罷尉在廣德元年（公元763年）二三月間。

　　 羅忼烈的《關於錢起〈湘靈鼓瑟〉詩的一些問題》通過對天寶九載、天寶十載進士第詩賦題和同年進士的考證，斷定錢起於天寶十載登進士第，座主為李麟，而且還辯證了《舊唐書》關於此時創作過程的一些錯誤記載。

　　 稍後發表的馬斗全《關於錢起的登第時間與座主》也認為傅璇琮《錢起考》中所說錢起天寶九載登第的說法仍須商榷，其結論是錢起天寶九載雖曾應試，但並未登第；次年即天寶十年再試，始及第；其座主亦非李暐，而是十年之主考官李麟。

　　 王定璋《錢起交遊考》、《錢起交遊續考》兩文對錢起詩中酬唱送別之作中的人名劉校書、李大夫、杜相公等人進行考證；其《錢起簡譜》對錢起一生重要行事作了排比。

　　 二、詩歌研究。陳慶惠的《錢起和他的詩》是較早對錢起及其詩歌進行全面探討的文章，該文認為錢起「也有熱切的功名心，但在擢第之前的為數不多的詩篇中，流露的幾乎十有八九是不遇的哀嘆和失望」，「性格軟弱，安於天命是錢起思想的基本方面，錢起思想的另一方面是追慕隱逸」。文章還認為錢起的山水田園詩與王維有一些相似之處，有「怡淡自然的風致」；就諸體而言，擅長近體，尤精七律，其晚年詩歌在數量上是多產的，然成就卻不如前期。王定璋的《錢起詩歌藝術風格初探》認為錢起詩歌「幽深婉轉，清贍流麗」、「圓潤精雅，工於造句」、「新奇研練、簡淡自然」。

　　 吳企明《錢起、錢珝詩考辨》繼岑仲勉《唐史余沈》卷二「錢起詩」條、郭紹虞《宋詩話輯佚·詩史》按語、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錢起考》之後對錢珝混入錢起集中的詩作作了進一步的考辨，並指出了確為錢起的詩，對其中某些作品還作了系年。王定璋《〈錢考功集〉考辨》則將混入錢起詩集中的儲光羲、韓翃、趙起、嚴維、白居易、楊居源等人的作品甄別出一些。顏邦逸的《〈錢考功集〉作者考辨》則對前引吳企明文提出商榷，吳文認為今存《錢考功集》中真正屬於錢起的詩只有89首，其餘80％以上都是錢珝等人之詩。本文則從《詩式》與《文鏡秘府論》中所引錢起詩、錢起交遊、錢氏家諱等方面重新進行考證，發現可確定為錢起作的詩歌共有201首之多，並從創作風格、慣用手法等方面進一步考察，確定《錢考功集》基本上是錢起詩集。文章還根據錢起《送沈仲》詩，糾正了《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疑《全唐文》作者之一沈仲為沈仲昌的錯誤。另外，王定璋的《錢起部分詩歌系年考證》、《錢起部分詩歌系年》、《錢起詩歌系年續考》、《錢起詩歌系年考補》等都對錢起作品進行了系年。

　　 戴叔倫研究在八十年代以前，只有一篇簡單介紹戴叔倫為官期間政治清明的小文章――莫乃群的《清明仁恕的戴叔倫》。八十年代以後學界才開始對戴叔倫其人、其詩進行較為全面的研究。

　　 一、生平與思想研究。傅璇琮的《戴叔倫的事迹系年及作品真偽考辨》是較早一篇全面研究和系統介紹戴叔倫生平事迹的論文，文章認為，戴叔倫生於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卒於貞元五年（公元789年）五月，將戴叔倫一生重要行事作了系年，還糾正了過去一些記載的錯誤，如《唐才子傳》卷五記載，戴叔倫是「貞元十六年陳權榜進士」，徐松《登科記考》延之，傅文則指出，其時戴已卒11年；文章還對張繼、皇甫曾、陳羽等人與戴的交往作了一些考證。孔英的《唐代詩人戴叔倫小議》也對戴貞元十六年進士的舊說進行了辯駁，認為戴叔倫根本不是進士出身。

　　 蔣寅的《戴叔倫任東陽令考――兼談〈唐東陽令戴公去思頌〉的新發現》，發現道光十二年刊《東陽縣誌》中有陸長源撰的《唐東陽令戴公去思頌》，為研究戴叔倫生平提供了直接的材料；作者還據此認為傅文定戴建中二年離東陽任不確，應在建中三年冬，離任則在四年初；此外本文還據此對戴在東陽令任上的政績作了介紹。蔣寅的《戴叔倫生平幾個問題的考證》，則主要考察了戴叔倫的「家世與家風」、「師事蕭穎士」、「避地寓饒州」、「未任新城令」、「牧撫州年月」、「撫州推問始末」等六個問題，都有助於對戴叔倫生平行事的進一步認識。

　　 此後，蔣寅的《戴叔倫兩居江西辯證》、熊飛的《戴叔倫交遊考》、熊飛的《戴叔倫年譜簡編》等也對戴叔倫生平及交遊作了一定的探討。

　　 二、撫州推問詩的真偽問題。八十年代中前期，學界曾對戴叔倫集中一組撫州推問詩的真偽問題進行過討論。

　　 上引傅璇琮文認為，這一組詩為偽作，理由是：一、有關戴叔倫事迹的材料對此沒有記載；二、戴在撫州政績受到朝廷褒揚，不可能有被追赴撫州推問之事；三、詩中說作者三十年來一直淹留鄱陽，與戴叔倫的經歷不符。

　　 此文發表後不久，相繼出現了好幾篇持不同看法的文章，如陶敏的《戴叔倫撫州推問詩的真偽問題及其他》、張賦生的《戴叔倫撫州對事及其辨對詩》、趙昌平的《戴叔倫作品真偽及有關行事商榷》以及上引蔣寅的《戴叔倫生平幾個問題的考證》。

　　 這幾篇文章都引用了權德輿的《同陸太祝鴻漸崔法曹載華見蕭侍御留後說得衛撫州報推事使張侍御回前刺史戴員外無事喜而有作三首》，指出其時確有戴撫州被推問一事。由於此戴撫州的行事、交遊與戴叔倫相同，被推問者不可能是另一撫州刺史，只能是戴叔倫。蔣文還從這些詩作被《文苑英華》、《唐百家詩選》、《萬首唐人絕句》選錄的情況說明這些詩不可能是偽作。對於戴叔倫被推問的原因，陶、張、蔣三文均認為很可能是由於戴在撫州作「均水法」，得罪了當地的豪強。《新唐書》及《墓誌》未載此事是「為賢者諱」、「略而不書」，不足為怪。這幾篇文章通過對撫州推問詩的的考辨，還糾正傅文中的一些錯誤，如關於戴任撫州刺史的時間，傅文原定在貞元元年至四年秋，陶、趙二文則考定其推問事發生在貞元三年歲末至四年春，而將其離任時間改定於貞元三年秋。張、蔣二文進一步提前至貞元二年秋。蔣文還考定戴蒞撫州任在興元元年。陶、張、蔣三文均糾正了傅文關於戴自撫州赴容州的結論，指出戴罷撫州後曾北返潤州，陶文還考知戴罷撫州後在洪州郭北龍沙創有別墅，常陪李兼等游宴。另外，這幾篇文章還對這次撫州推問的經過及推問詩所記戴生平行事作了一些考證。

　　 三、詩歌創作研究。和生平研究相比，學界對戴叔倫詩歌創作和藝術風格的探討則要少得多。

　　 上引傅璇琮文在論及戴叔倫生平的同時，對其詩作的社會意義和歷時地位作了較高的評價，認為「在大曆、貞元間的詩人中，戴叔倫是以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見長的」，他的《女耕田行》、《邊城曲》、《屯田詞》有著明顯的「對當時處於苛重的壓迫和剝削之下的勞動者的同情心」，「具有強烈的藝術效果」。這些作品大多「即事名篇」，採取七言歌行的形式，「可以看作是白居易所倡導的新樂府體的先導」。

　　 蔣寅的《論戴叔倫詩》是一篇對戴叔倫詩歌創作活動、藝術風格進行全面、深入探討的論文，該文將戴叔倫放在大曆、貞元詩風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認為，戴叔倫雖然和韋應物、劉長卿、李嘉祐、戎昱等人比較接近，但也有自己的個性，基，他是一個「儒者」、一個「寫實型的詩人」，他「用理性的眼光看詩和把握生活，用白描的方式再現它，因此他的詩十分」樸實「，」閃耀著強烈的現實精神「，真實地記錄了」世事的翻覆「，」展現了時代的面貌「。該文還從語義使用、意象使用和韻律形式三個方面對戴叔倫的五言律詩作了較為細緻的分析，總結出戴叔倫五律」溫厚和平，流利多姿，於平易中見簡煉，流利中見深沉的風格「 。另外，該文還考察了戴叔倫其他體裁的詩歌作品，對戴叔倫在詩歌發展史上的地位和影響作了較高的評價。

　　 四、作品考辨與文集整理。戴叔倫詩，《全唐詩》編為兩卷，但其濫收誤收情況之嚴重，在唐集中實屬罕見。這種情況，胡震亨即已發現，徐鵬在其《唐五十家詩集前言》中也已論及，前引傅璇琮、陶敏、趙昌平等人也曾進行甄辨。此外，還有富壽遜《讀唐詩隨筆·戴叔倫集誤收詩考訂》、蔣寅《戴叔倫作品考訂》都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蔣文還探討了戴集之所以如此混亂的原因。

　　 關於戴集的整理，蔣寅還有《戴叔倫的傳記碑文及其詩文輯佚》。其《戴叔倫詩集校注》是目前整理得較好的一個校注本。

　　 其他詩人研究相對說來，人們對大曆時期其他詩人的研究就顯得薄弱一些。

　　 一、盧綸：

　　 關於盧綸的論文主要有：王達津《盧綸·戎昱生平系詩》、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盧綸考》、卞孝萱、喬長阜《盧綸的生平和創作》、陶敏的《中唐詩人事迹小考·盧綸任閿鄉尉年》、儲仲君《論盧綸的交遊及其對創作的影響》、蔣寅《論盧綸詩及其對中唐詩歌的影響》等數篇。

　　 其中王文認為聞一多《唐詩大系》中謂盧綸生於天寶七年（公元748年）的說法不確，盧綸當生於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文章還對盧綸一生重大行事和一部分詩個創作的時間都作了系年考證，是盧綸的第一個行年簡譜。

　　 傅璇琮文也對聞一多說提出異議，不過他認為盧綸應生於公元737年（開元二十五年）或在此以前；然後傅文還對盧綸的先世作了一些考證；文章在對盧綸一生重大行事進行考證的同時，特別考察了他與吉中孚、苗發、夏侯審、崔峒等人的交往，對盧綸的一些詩歌也作了系年。卞

　　 孝萱、喬長阜文是較早一篇對盧綸及其詩歌進行全面論述的論文。文章首先把盧綸一生分為讀書避亂、宦海浮沉、從軍佐幕三個時期，發現盧綸的創作水平在各個時期不平衡，呈馬鞍形，其次認為盧綸的創作成就在」十才子「中最高，是」大曆十才子之冠冕「。

　　 陶敏文認為傅璇琮《盧綸考》中說盧綸赴閿鄉尉任時間無考是不對的，他據《華岳志》卷四盧綸題名，認為盧綸是大曆六年二月二日赴任的。

　　 儲仲君文從交遊的角度，從社會交往的取向、方式、目的、效果等方面，考察社會生活對盧綸以及與他相似的大曆詩人的思想、心理、藝術修養和詩歌創作的影響。文章認為盧綸的交往側重於政界，詩人朋友的圈子很小，其交往的人中，頗有些聲名狼藉的人物，且很注重親戚關係。這一類勢利之較很難產生友情，也很難帶來多少愉悅，相反，他往往會使人感到厭倦、感到屈辱。從以上情況看，大曆時期以盧綸為代表的兩京詩人，主要關心的不是詩歌創作，而是把詩歌看作獵取功名的工具：可以用來敲開進士試的大門；可以用來表露才華，贏得聲名；可以用來應對酬酢，廣交朋友；當然，也可以用來吟詠性情。這樣的創作思想自然不可能不對盧綸及其同時代人的創作產生影響：唱酬之風的興盛，使得詩人去追求格律的工穩，字句的煉飾，詩意的尖新。可以說，這是詩的格律之所以能在大曆時代完全成熟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大曆詩人講究體格、情韻、雅逸的原因之一。當然，其消極意義則更為明顯。這篇文章角度新穎，切入準確，不但對盧綸詩歌風格的成因有較深入的探討，而且對進一步理解大曆十才子詩共通的藝術精神也具有很大的啟示。

　　 蔣寅文也對盧綸詩作了較全面深入的探討，文章首先批評了盧綸詩嘆老嗟悲、自傷不遇、缺乏人生目的的消極傾向，然後又肯定了盧綸軍事題材的作品，認為」盧綸對軍旅生活的深刻體驗和廣泛熟悉，使他的軍事題材作品能擺脫程式化，給人以寫實的個性化色彩和新鮮感「。論文還肯定了盧綸的七律多傾向於寫實、造語工切、長於抒情的特點。文章最後論述了盧綸詩對中唐詩人的影響，認為」盧綸作為前輩名家，其詩中淺俗的一面恰與時人的趣味（起碼是宮廷）相符，是以為世人所接受，而《御覽詩》的欽定性質反過來又使這淺俗之風更加熾盛。在這交相作用中，我們可以看到歷來為人忽視的盧綸與』元輕白俗『的關係，看到盧綸與顧況類似的承前啟後的橋樑作用：他們同樣是元和詩人風格上的前導，顧況預示了韓孟一派的趨勢，而盧綸則成為元白一派的先聲。「

　　 劉初棠校注的《盧綸詩集校注》，是一部對盧綸詩歌作品進行全面整理的新成果。

　　 二、郎士元：

　　 關於郎士元的論文只有劉初棠的《郎士元考》、馬萬輝的《郎士元生平考》等。其中劉文對《唐詩紀事》、《唐才子傳》等書的有關記載作了一些補充與辯證工作，結合郎士元的作品，大致勾勒了其生平仕歷的輪廓，認為郎士元很可能卒於建中年間。

　　 三、戎昱：

　　 關於戎昱的有王達津的《盧綸·戎昱生平系詩》、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戎昱考》、黃圭的《略論戎昱的詩》、陶敏的《中唐詩人事迹小考·戎昱任虔州刺史年》、蔣寅的《戎昱的詩品與人品》等。

　　 其中王文認為戎昱雖系荊南人，天寶中家在長安，且認為戎昱當生於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曾於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避難移居隴西。大曆元年（公元766年）入蜀大曆四年，以灃州刺史崔瓘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大曆八年，入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李昌夔幕府。大曆十二年，戎昱人侍御史。大曆十三年，戎昱貶辰州刺史。可能於貞元元年，移虔州刺史。貞元七年（公元790年），移安南都護，或死於今年，享年五十六。

　　 傅文首先對聞一多《唐詩大系》定戎昱生於公元740年的說法表示異議，謂其確切的生卒年未可考知；然後考證出戎昱在荊南衛伯玉幕府，當在大曆四年之前，廣德元年冬之後的數年間；所謂戎昱在江陵曾見到杜甫，甚至說他是杜甫所器重的後輩詩人，可以說是毫無根據的；大曆初幾年戎昱已在荊南節度使幕府；大曆四年至五年四月間，崔瓘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戎昱於此時已離開衛伯玉的荊南幕來到湖南，並受到崔瓘的器重；此外文章還糾正了幾處舊籍記載之誤；文章最後說戎昱當卒於公元798年以後，確切卒年不可考。陶敏文認為戎昱任虔州刺史當在貞元十二年。

　　 上引王文、傅文都對戎昱的一些詩歌作品做了編年工作。

　　 傅璇琮《戎昱考》開頭曾對戎昱的詩歌做了一些評價，他認為是戎昱順著當年杜甫寫出」三吏「、」三別「的那條道路走，」又以沉痛的筆調，描寫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矛盾和苦難的人們「。黃圭的《略論戎昱的詩》採用述論的方法，對戎昱一部分與現實聯繫較緊的詩篇逐首進行分析介紹。蔣寅《戎昱的詩品與人品》認為：「他的全部作品自始至終都貫注著一股剛氣，一種骨力，顯出詩人多感激，重意氣的豪俠性格。」「他的一些詩因直抒胸臆展現出詩人的自我形象而顯得氣體剛健，風力遒勁。那挺拔的形象、人格，在一味嘆老嗟卑、委頓不振的大曆詩中不啻鶴立雞群，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可以說，戎昱是大曆貞元之際胸襟最豪邁、氣概最宏闊的詩人，然而同時也是功力最淺、技巧最粗疏的詩人，志大而不足起其詞，乃至於詩到晚境也未能形成自己成熟的風格，令人惋惜！」

　　 四、李端：

　　 關於李端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李端考》、楊振喜《大曆十才子之一――李端》、王定璋的《略論李端和他的詩歌》、蔣寅的《才子中的才子――李端》。

　　 傅璇琮文對新、舊《唐書》及《唐才子傳》中關於李端的一些錯誤記載進行了考辨，初步考證了其一生的重大行事。楊振喜文對李端的一生和詩歌創作作了比較簡略的介紹。

　　 王定璋文對李端其人、其詩作了比較全面、細緻的探討，文章首先對宋人葛立方《韻語陽秋》中所說錢起妒忌李端的公案進行考辨，認為此事是無端編造的；且認為李端約生於天寶三、四年（公元744、745年）間，此說與聞一多《唐詩大系》所定（公元743年）差近。文章還認為蔣寅《論戴叔倫的詩》中所說大曆詩人「人生態度消極、冷漠......很少有渴求建功立業、實現個人價值的願望和懷才不遇的憤懣，相反地，遁世隱逸卻成為百唱不厭的主題」的見解是片面的，說李端頗有一些推原禍始之類的作品，他的一些反映戰爭加於人民的痛苦和對生產的破壞的詩歌寫得沉痛深摯、感人肺腑。文章還指出，李端的一些古風歌行極有特色，其韻調的瀏亮，氣勢的流走，情致的含蓄，遣詞的自然，在中唐詩壇中佔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可惜歷代研究者似未注意；李端的七言律詩，構思縝密，屬對工整，韻調諧美，氣勢渾然，意境獨到。

　　 蔣寅文對李端的詩作了更為深入的探討，認為李端是大曆十才子中才思最敏捷的詩人，詩風最接近錢起；李端雖然寫過一些好詩，可是它們被大量的平庸之作所淹沒。文章還對李端的生平作了一些簡略的考證，認為李端約生於公元738年，卒於公元786年。

　　 五、皇甫冉：

　　 關於皇甫冉的論文則有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皇甫冉皇甫曾考》、黃橋喜的《皇甫冉里居生平考辨》、儲仲君《皇甫冉考論》、張瑞君《李嘉祐、皇甫冉生平事迹補正》等。

　　 其中傅璇琮文首先對皇甫冉的籍貫進行了考辨，認為應是丹陽人；然後對皇甫曾的生平事迹作了一些考證。至於皇甫冉的生平，傅文首先指出，聞一多《唐詩大系》所定的皇甫冉生卒年（公元723年――公元767年）均有問題，其生年當為公元716、717年，卒年當在公元769年、770年，享年五十四歲。由此可見，皇甫冉的生卒年只不過比杜甫晚幾年，不應列入大曆時期的詩人。文章還對皇甫冉一生重要事迹作了大略的考證。

　　 黃橋喜文對皇甫冉里居和生卒年的歧說作了考辨。文章經過考辨，認為「皇甫冉的出生之地可能在潭州，籍貫或可定為潭州人，後來遷居潤州丹陽，約在30歲之前，其應試落第東遊的時間，當20歲以後。」其生卒年舊有四說：公元714年――公元767年，公元723年――公元767年，公元716或717――公元769或770年，公元717年――公元770年，黃文對生卒年均作了考辨，其結論為「開元六年（718）至大曆六年（771）」。

　　 儲仲君、張瑞君兩文對皇甫冉的生平事迹也多有發明。

　　 七、張繼：

　　 關於張繼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周義敢的《張繼詩考辨》、儲仲君的《張繼的行跡及其他》、朱奕的《「姑蘇城外寒山寺」考說》等。

　　 其中儲仲君文考證出張繼的卒年在大曆十一年（公元776年）秋，其任洪州轉運留後的時間，當在大曆五年至十一年之間，認為張繼的後半生，是以他的全部精力致力於重建唐王朝經濟秩序的。

　　 八、李嘉祐：

　　 關於李嘉祐的論文則有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李嘉祐考》、儲仲君的《李嘉祐詩疑年》、張瑞君的《李嘉祐、皇甫冉生平事迹補正》。

　　 傅璇琮文對李嘉祐的籍貫、登第之年及其他一些事迹作了一些考辨。儲仲君文對李嘉祐現存130餘首詩逐首進行了考證，並分別歸入「天寶十四載（755）以前」、「至德元年至永泰元年（756――765）」、「永泰（765）以後」、「誤收」、「存疑」數欄，對其中絕大多數作品，都考出了具體的寫作年代。張瑞君文是對傅文的補證。

　　 九、韓翃：

　　 關於韓翃的論文則有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關於〈柳氏傳〉與〈本事詩〉所載韓翃事迹考實》。該文就《柳氏傳》與《本事詩》中的記載，對韓翃是否曾在侯希逸的淄青節度使任過職、所謂「事罷，閑居將十年」的情況、所謂「李相勉鎮夷門，又署為幕吏」的前後經過等幾件事進行考辨。

　　 十、耿湋：

　　 關於耿湋的則有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耿湋考》、陶敏的《中唐詩人事迹小考·耿湋未官大理司法》。

　　 十一、司空曙：

　　 關於司空曙的論文則有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司空曙考》、陶敏的《中唐詩人事迹小考·司空曙何時貶長林丞》、《中唐詩人事迹小考·常袞、盧綸、獨孤及、錢起、司空曙唱和詩系年》。

　　 十二、包佶：

　　 關於包佶的則有蔣寅《詩人包佶行年考略》。

　　 十三、暢諸、暢當：

　　 關於暢諸、暢當的論文則有黃進德《暢諸與暢當》。

　　 十四、吉中孚、苗發、崔峒、夏侯審：

　　 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盧綸考》後還附有《吉中孚、苗發、崔峒、夏侯審考》。

第三節劉禹錫研究

　　 本世紀學界對劉禹錫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產生了相當多的成果，本文下面從生平、思想、詩歌創作、文學思想、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等幾個方面，分別加以介紹。

　　 一、生平研究

　　 本世紀上半葉，只有子葵的《劉禹錫》對劉禹錫的生平作了系年。六十年代，敬堂和卞孝萱都對劉禹錫的生平作了更為詳細的考證，前者有《關於劉禹錫生平的一些問題》和《劉禹錫年譜（簡編）》，後者有《劉禹錫年譜》一書。七、八十年代以後，學界對劉禹錫生平的研究更為深入、全面，除了卞孝萱仍在繼續探討劉禹錫的生平，出版了《劉禹錫叢考》、《劉禹錫評傳》；董乃斌、吳汝煜、郭廣偉、吳在慶等人也對劉禹錫的生平事迹作了一定的考證。

　　 綜合這些研究成果，我們發現本世紀的劉禹錫生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上：

　　 籍貫和生地對於劉禹錫的籍貫和生地，學界有不同的看法。子葵的《劉禹錫》一文沿襲舊說，認為劉禹錫系彭城人。敬堂的《關於劉禹錫生平的一些問題》則否定了「彭城說」，認為彭城是其郡望，禹錫生於蘇州。卞孝萱的《劉禹錫年譜》及其《關於劉禹錫的氏族籍貫問題》、《劉禹錫年譜（增訂本）》等都認為劉禹錫應系「洛陽人」，舊史書說「彭城人」是錯誤的，而且劉禹錫生於蘇州嘉興（今浙江省）。郭廣偉的《劉禹錫生地考辨》不贊成卞孝萱《劉禹錫年譜》關於劉禹錫生於嘉興的說法，力圖證明劉生於甬橋。他的主要證據是劉禹錫的《子劉子自傳》中的一段話：父緒「後為淮西從事，本府就加鹽鐵副使，遂轉殿中，主務於甬橋」。卞孝萱後來又撰《〈劉禹錫生地考辨〉質疑》進行反駁，卞文指出，這段話不能作為劉禹錫生於甬橋的證據，一、四種重要的劉集版本只有日本崇藝館本作「淮西」，影宋紹興本、結一廬本及《全唐文》均作「浙西」為宜。二、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李希烈、吳少誠均未兼領鹽鐵使，不可能表薦劉緒為副使。三、甬橋屬淮西僅上元二年極短時間。王緯為諸道鹽鐵使，總管全國鹽鐵事宜，故有權在甬橋設「務」，且劉緒主務甬橋是在晚年，且時劉禹錫已登進士第，故郭文的駁論不能成立。

　　 世系對於劉禹錫的世系，學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指出：《元和姓纂》與其劉禹錫《自傳》有三點不符：（一）劉禹錫為中山王后，非長沙定王后；（二）劉禹錫祖先七代以前似久居北部，非世居吉州；（三）自傳又雲「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與行昌之官之名均異。敬堂《關於劉禹錫生平的一些問題》在述及劉禹錫先世的時候也同意岑仲勉的說法。

　　 但是，卞孝萱的《劉禹錫年譜》、《關於劉禹錫的氏族籍貫問題》、《劉禹錫年譜（增訂本）》以及《劉禹錫叢考》都認為，劉禹錫出於匈奴，是匈奴族後裔，他雖然在《自傳》中曾冒充漢中山靖王之後，但他又說「七代祖亮」，但此「劉亮」，不是《周書》卷十七、《北史》卷六十五之西魏劉亮，也是胡姓，所以劉禹錫也承認自己是胡姓。卞孝萱以上諸文都對劉禹錫的父祖和兄弟作了比較詳細的考證。另外，卞孝萱的《從〈寄湖南幕中親故〉詩探索劉禹錫的母系――兼評劉、柳、元、白作品注本的某些錯誤》和《劉禹錫叢考》還對劉禹錫的母系也作了一番考證，並從中看出劉禹錫與裴度的關係。

　　 郭廣偉在《劉禹錫氏族考辨》中，否定了卞孝萱認為劉禹錫「實系漢中山靖王劉勝之後」這一說法，文章認為劉詩《許給事見示哭工部劉尚書詩因命同作》中的劉尚書劉公濟乃河間人，非匈奴族，即使假定劉濟為匈奴族，也不能象卞文據劉稱公濟為從叔，就「說明他們同出一源」，「認為劉禹錫必然也』確系匈奴族『」。郭文還指出給劉禹錫祖先劉亮賜姓者不是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而是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泰）。另外，郭廣偉還撰有《劉禹錫「親故」考辨》一文，該文仍然是針對卞孝萱《劉禹錫年譜》提出商榷的，如卞孝萱云：「德輿在南方，故能識劉禹錫父子。」郭文則針鋒相對地說：「如果說：』德輿在北方，故能識禹錫父子『，有何不可？」其所詰難，大率如此。

　　 年齡由於學界對劉禹錫的卒年存在著分歧，所以劉禹錫的享年也就出現七十一歲、七十二歲兩種說法了。子葵的《劉禹錫》認為劉禹錫生於唐大曆七年（公元772年），死於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享年七十二歲。敬堂的《關於劉禹錫生平的一些問題》則援引白居易的《感舊詩》以證《舊唐書》所說白居易享年七十一歲不誤。卞孝萱的《劉禹錫年譜》也認為劉禹錫生於唐代宗大曆七年（公元772年），卒於唐武宗會昌二年（公元842年），享年七十一歲。

　　 生平行事研究子葵的《劉禹錫》是本世紀第一篇較系統、全面地對劉禹錫生平重要行事進行編年考訂的文章。此後，敬堂的《關於劉禹錫生平中的一些問題》，則對正史、筆記中記載的缺漏者為之補充，錯誤者予以糾正，其所發明處，多達二十九大條。同時面世的卞孝萱的《劉禹錫年譜》對劉禹錫生平的考證，比之前兩部著作又更加細緻，且亦多新見。八十年代吳在慶發表的《卞著〈劉禹錫年譜〉辨補》，在充分肯定卞著歷史功績的前提下，又對卞著中的某些考訂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劉禹錫事迹辨誤」有五條。

　　 交遊劉禹錫一生交遊廣泛，且與當時各政治集團關係複雜，所以本世紀學界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較多。如敬堂的《關於劉禹錫生平中的一些問題》就曾辨析了史籍所說的「劉柳排擠韓愈」事，認為此事並非事實；還重新審視了劉禹錫與武元衡集團之間鬥爭的實質；謂劉禹錫未與李冶遊，等等。卞孝萱除了先後發表了《談劉禹錫與元稹、崔群、崔玄亮的「深分」――兼評劉、柳、元、白作品注本的某些錯誤》、《劉禹錫與令狐楚》、《試釋「二十年來萬事同」――劉禹錫與柳宗元交遊小考》、《劉禹錫與韓愈――〈劉禹錫的交遊〉之一》等有關劉禹錫交遊的系列論文，還在其專著《劉禹錫叢考》中對劉禹錫一生中的交遊進行了詳盡、細緻的考訂，考證出與劉禹錫交遊的人物數百名。瞿蛻園箋證的《劉禹錫集箋證》一書的附錄中也有《劉禹錫交遊錄》，共考證出與劉禹錫交遊過的人物有五十五名。另外，董乃斌的《唐人看甘露之變》是對前引卞著《劉禹錫與令狐楚》一文的商榷，高志忠的《劉、白「初逢」之年考辨》認為劉禹錫和柳宗元的「初逢」之年，是貞元七（或八）年在符離時，不是在寶曆二年冬。

　　 二、思想研究

　　 劉禹錫不僅是一位文學家，還是一位思想家，他的哲學思想和文學思想都受到了學界的重視。

　　 哲學思想本世紀上半葉，專論劉禹錫哲學思想的論文並不多。子葵的《劉禹錫》從政治、倫理、教育、人生觀四個方面探討了劉禹錫的哲學思想，他認為：「禹錫之天人交相勝論，不偏不頗，不激不滯，唯心唯物，互相平衡，誠中庸之大道也。」又指出：「唐代思想，凝塞固滯；如韓柳等儒家，韓昌黎之思想為樂天，柳宗元之思想為厭世，而劉禹錫之思想則介乎二者之間。一方面對於社會朝政，評論深刻，因而屢被貶斥。一方面受佛教思想之陶融，間有如王維，孟浩然之作品，含有佛教之精神。」

　　 五十年代以後，哲學界主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觀點來研究劉禹錫。如趙紀彬的《劉禹錫和柳宗元的無神論思想研究》就頗具代表性。該文從中國無神論史的角度對劉禹錫的思想進行了評述，認為劉柳在中國無神論史上的貢獻和地位，不僅超過了荀子，而且也超過了王充和范縝，文章還著重分析了劉禹錫「天人交相勝」學說的唯物主義實質及其特點。

　　 七十年代中前期，由於受到「評法批儒」運動的影響，學界又出現了一大批論述劉禹錫法家思想的文章，就連文學界也有一些從「評法批儒」角度出發探討劉禹錫文學作品中法家思想的論文。如聞軍的《論劉禹錫的政治詩》就認為「他的一部分政治詩，表現了地主階級革新派的思想立場」，然後從三個方面論述了劉禹錫文學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法家思想，強調了其「鬥爭精神」和「批判精神」。蘇者聰的《論劉禹錫詩歌中的法家思想》則認為，劉禹錫詩歌中的法家思想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維護統一，反對分裂；第二，重視農業，抑制商賈；歌頌法家，揭露儒家。蕭滌非的《唐代法家詩人劉禹錫》也用「評法批儒」的觀點重新評價了劉禹錫及其詩歌作品，並從五個方面論證其不愧為一位傑出的法家詩人，但也有局限性。

　　 文革以後，學界對劉禹錫哲學思想的研究又重新走上了比較客觀、科學的道路，研究的角度也更多，論述也更深。和哲學界比較注意劉禹錫在唯物主義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太一樣，文學界則多研究劉禹錫與宗教的關係。如蕭瑞鋒的《論劉禹錫詩中的佛教烙印》從思想和藝術兩方面探討了佛教對劉詩的影響，文章認為，劉禹錫宣揚佛教思想的詩作，內容多瑕疵，這一點不能諱言，但佛教思想始終沒有成為詩人思想的主導方面。在藝術上，劉禹錫談禪語佛的詩多堆砌佛家語，顯得枯燥無味，而他的詩論則頗受益於禪學。楊鴻雁的《劉禹錫與佛教》認為，劉禹錫與佛教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客觀上是因為佛教已發展到了與儒、道鼎立而三的興盛時期，身處其時的劉禹錫幼時就與詩僧有過融洽的師生關係；從主觀上看，遭受了種種打擊後，他願意接近佛教。僧人成了溝通劉禹錫與佛教的橋樑。劉禹錫與佛教是相融的；他的人生觀受佛教的影響，有消極的一面；從詩禪相通的觀點出發，他對禪宗的思維方式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表示認同；作為地主階級的政治家，他有目的地容忍了佛教的欺騙性。但是，劉禹錫與佛教又是冰炭不容的，體現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孫琴安的《劉禹錫詩中所涉及的道教》則探討了劉禹錫與道教的關係，也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

　　 值得一提的還有吳兆華的《試論劉禹錫的醫學哲學思想》和劉朝謙的《人生樂園與自然之美――劉禹錫自然美論兼議》兩文。吳文指出，以往人們研究劉禹錫，多注意他在哲學方面的《天論》，文學方面的詩文，極少關注他的醫學思想。因此作者以劉禹錫的《鑒葯》等篇為例，從人與藥性、素質及自然界的關係，展現劉禹錫反對「循往以御變」的變化思想與「過當則傷和」的「度」的思想，這也正是中醫哲學的核心。劉文則較系統地探討了劉禹錫的自然美思想。文章認為，劉禹錫以美的物色為生命的寄託，又表現為以下幾點：一、以清靜幽寂的自然境界凈化心靈，從現實的困擾中解脫出來，享受生命自由真朴的快樂，宣洩被貶僻居的冷漠寂寞情懷；二、以奇異古特的山水勝處張揚劉禹錫的自我個性，傾訴他知音南尋的心聲；三、以山水的崇高美寫出他偉大人格追求，返觀宇宙本體與本真生命的廖廓蒼茫，自由縹渺。文章還探討了劉禹錫對自然美的經驗認識：首先，他認為「天下山水無非美好」；其次，劉禹錫已經知悟到對自然的審美觀照，具有強烈的情感性。文章最後總結說：「賓客對自然美從本質到主、客心物關係，觀照過程和觀照特徵等都有許多精湛獨到的經驗感受，事實上極大地深化了魏晉以來人們的自然美學認識。」

　　 文學思想研究八十年代以後出現了一批研究劉禹錫文學思想的論文，較具代表性的有：劉國盈的《論劉禹錫的文藝思想》、孫琴安的《劉禹錫的詩歌理論》、蕭瑞鋒的《劉禹錫詩論初探》、陳緒萬的《劉禹錫文學觀初探》、王運熙的《劉禹錫的文學批評》等。

　　 其中劉國盈文比較全面地評述了劉禹錫的文藝思想，他認為劉禹錫所說的「思有所寓」，表明了劉禹錫的寫作態度是以內容為主的，而且他也認識到文學和時代的關係、文學和作者思想感情的關係。通過對劉禹錫有關文藝思想的分析，他指出，劉禹錫認為，能寫出既有充實內容又有完美形式的好作品，必須做到以下幾點：一、加強作者的主觀上的修養，二、加強學習；三、注意吸收別人的長處；四、努力從民歌中吸取營養；五、在學習的基礎上，努力創新。文章也指出，當然，其中也有糟粕的成分，例如，他相信天才，還強調地理的決定作用。蕭瑞鋒文將劉禹錫提出的「坐馳可以役萬景」、「境生於象外」等論詩名言綜合起來考察，闡述了劉禹錫在藝術構思、藝術追求、藝術風格等方面的見解，使原來極為零碎的材料較為系統化了。王運熙文也指出，劉禹錫認為作詩必須以意為主，重視意境；他的《竹枝詞序》表明了他重視民歌新曲的創新精神；劉禹錫認為僧人能心地虛靜，修鍊入定，摒除世俗慾念，因而能體察萬景，創造出優美的詩境，這是禪學對劉禹錫詩論的影響；另外，劉禹錫還有一些評論古文的言論。

　　 三、文學成就研究

　　 劉禹錫的詩歌作品不但內容充實而且藝術精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而受到了歷代詩評家的關注和好評，近一百年來，人們更是從各個方面對之作了許多有益的探討。

　　 劉禹錫詩歌的藝術特色和淵源三四十年代的文學史和唐詩論著雖然也涉及到劉禹錫的詩文創作，但所論簡略。本世紀上半葉唯子葵《劉禹錫》中對劉禹錫散文和詩詞的看法較有獨見，如「其所作諸賦......，開賦體之先河。豪宕浩博，意味深長，風骨蒼勁，清疏雅秀，不亞於歐陽永叔之《秋聲》，蘇子瞻之《赤壁》，李泰伯之《長江》，及黃魯直之《江西道院》也。」又如：「禹錫之詩，沖淡溫雅，秀麗疎朗，其研練字句，亦力求工秀。」

　　 五六十年代新出版的一些文學史加強了對劉禹錫詩歌的分析，而且所論也較前此的文學史著作遠為深入、細緻。如游國恩等著《中國文學史》一改過去文學史多隻強調劉禹錫民歌體作品藝術成就的格局，依次分析了其詠懷詩、詠物詩、懷古詩、民歌體等四個門類的詩歌作品，最後認為，「劉禹錫的詩，律詩、絕句比古詩成就高，仿效民歌的樂府小章尤為著名。」中科院文學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則將劉禹錫專列一節，以示對劉禹錫的重視，而且該書對其民歌體詩歌的分析更加細緻，說「這些詩的特點是保存著清新爽朗的情調和響亮和諧的節奏，能大膽吐露內心的情感，藉助於比興手法或雙關語，使人感到真摯而又含蓄，比之一般民歌又要細膩、華美一些。」而且，「劉禹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近體詩尤其韻調優美，好詩很多」，其風格是「雄渾爽朗，節奏也比較和諧響亮」。

　　 七八十年代以後，學界對劉禹錫詩歌的藝術特色和藝術淵源探討的更細了。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韓望愈的《論劉禹錫和他的文學創作》、韓望愈的《談劉禹錫政治詩的思想藝術特色》、陳友琴的《略談劉禹錫及其詩歌創作》、吳汝煜的《談劉禹錫詩歌的藝術美》、吳汝煜的《劉禹錫――中唐獨樹一幟的優秀詩人》、吳汝煜的《論劉禹錫詩歌的藝術淵源》、蕭瑞鋒的《論劉禹錫詩的藝術風格》、蕭瑞鋒的《論劉禹錫詩的個性特徵》、蕭瑞鋒《論劉禹錫的藝術追求》、蕭瑞鋒《劉禹錫詩歌創作道路之我見》、尚永亮《雄直勁健――劉禹錫貶謫詩文的風格主調》、何念龍《蕭條異代 接武前賢――論劉禹錫對屈原的繼承》等。

　　 其中，韓望愈《論劉禹錫和他的文學創作》一文雖然還帶有「評法批儒」的痕迹，但對劉禹錫詩文的藝術特色也有一定的分析，如他認為劉禹錫「所寫下的大量政治詩文，善於抓取有形的事物，截取現實生活中的典型片斷，加以藝術的升華和概括，投向自己的政敵」，「劉禹錫的詩歌還具有積極浪漫主義色彩」。吳汝煜《談劉禹錫詩歌的藝術美》認為劉禹錫詩歌的藝術美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取境美，「劉禹錫所造之境，往往寓明麗於高遠之中，絢爛華贍而不失之繁縟，趣遠情深而又鮮明如畫。」二、含蓄美，「他的詩歌不事鋪述而講究』片言明百意『，不主淺露而強調』境生於象外『。」三、音樂美，「他的《竹枝詞》九首，每首的前兩句主要吸取了七絕聲律諧婉的特點，後兩句大體上保持了民間傳唱的竹枝詞在曲調上凄涼怨慕的特點，兼有兩者之長，做到和諧與拗怒遞用，又大量採用諧聲雙關、重迭迴環等藝術手法，使之更加符合天地自然之聲，因此表現出含思婉轉的韻味。」 吳汝煜《劉禹錫》在論列了劉禹錫、李賀詩歌的相近處後，指出其風格之相異點：「劉詩的語言注重來歷，善於融合典故和駕馭詞采，顯得沉著、流麗、精確；李詩務去陳言，隻字片語必新必奇，顯得幽奧詰屈、生澀。劉詩含思婉轉，民歌氣息很濃；李詩的音調凄艷悲惻，傷感低沉的情調很重。劉詩造境明麗清遠，風神俊爽，李詩則詭異譎怪，虛慌誕幻。」吳汝煜《論劉禹錫詩歌的淵源》一文從四個方面論述了劉禹錫詩歌的淵源，文章最後認為：「他以杜甫為榜樣，學慎始習，祖風宗騷，做到入門不失其正，故能恢宏氣度，骨力豪勁；在《國風》、《九歌》的啟發下，他比任何一位唐代詩人都更加重視從民歌中吸取藝術營養以豐富自己的才情；並從自己的審美理想出發，遠紹近取，轉益多師，在創作方法、創作道路、藝術風格和技巧等方面廣泛地向前輩作家學習，終於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詩風。」蕭瑞鋒《論劉禹錫詩的藝術風格》一文則從豪邁的情調、壯闊的境界、雄奇的想像和剛健的語言四個方面論證了劉詩「豪健雄奇」的風格特徵，其中一些論述頗為獨到，如他說劉詩善於「化低回哀婉之音為慷慨激越之韻」，又如他說「劉詩慣於以』莫『字總領全句或全篇，用否定的語氣來披示堅定的信念」，「使全句乃至全篇的語勢如行雲流水，語音如金聲玉振」。以此來論證劉詩語言的剛健爽朗的風格，應該說是較為細緻、準確的。蕭瑞鋒《論劉禹錫詩的個性特徵》認為，胡震亨對劉詩的評語「骨力豪勁」，道出了劉詩的個性特徵，具體表現為：不畏「衰節」，唱出意氣豪邁的秋歌；不畏「播遷」，唱出正氣凜然的壯歌；不服「老邁」，唱出朝氣蓬勃的暮歌。

　　 劉禹錫在唐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七十年代以前，人們對劉禹錫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雖然有所認識，但是不太深刻、明確。

　　 孫琴安的《試論劉禹錫在唐詩中的地位》是較早論述劉禹錫在唐代詩歌史上地位的論文，文章從詩歌內容和藝術成就兩方面著眼，「從劉禹錫現存800首左右的詩歌來看，在社會題材的廣度和當時人民痛苦的反映上，雖然不及他同時期的大詩人白居易；但是，就其詩歌的思想內容及其在當時政治上所起的戰鬥作用來講，卻並不在白居易之下，更在一般詩人之上。」「同樣，在詩歌的藝術風格上，他也顯示出了與唐代其他詩人不同的地方。......一般說來，劉禹錫的詩都比較明快，很少晦澀，無論是古詩、樂府、近體都有這個特點。而近體則寫得更含蓄精鍊。特別是他被貶期間，從民歌中吸取養料所寫的《竹枝詞》、《楊柳枝詞》、《浪濤沙詞》、《紇那曲》、《踏歌詞》等，更是新鮮活潑、格調明快，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風格。」文章最後認為，「用我們今天的評詩標準，從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的統一，從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來看，那劉禹錫的詩歌成就當在王孟、韓孟諸家之上。如果說李白、杜甫是盛唐時期最有代表性的詩人，李商隱、杜牧是晚唐時期最有代表性的詩人，那麼中唐時期最有代表性的詩人，就是劉禹錫和白居易，他們兩個人比較集中地代表了中唐時期的詩歌成就，這就是劉禹錫在唐詩中的地位。」吳汝煜《中唐獨樹一幟的優秀詩人――劉禹錫》則把劉禹錫放在韓愈、白居易、柳宗元、李賀等中唐著名詩人中進行對比分析，認為劉「走出一條與韓愈不同的創作路子」，「劉、白並稱，實不相肖」，強調劉禹錫在唐代詩歌史上的獨特地位。

　　 另外，八十年代以後新出版的幾部《劉禹錫集·前言》中也有關於劉禹錫在詩歌史、文學史上地位的論述。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劉禹錫集箋證·出版說明》中就認為，「劉禹錫詩上承大曆而予以新變，善用典實而透脫不滯，詞采豐美而筆致流利，特別是其中的豪健之氣，矯拔之致，讀來別有一種深長的韻味，在當時就贏得白居易』詩豪『之贊。在詩史上與樂天並稱劉白，其實劉詩拔戟自成一隊，對後來溫李詩派，有多方面的影響。」文章又認為，劉禹錫文章的成就「也可列入屈指可數的大家之內。......他的許多作品，往往具有想像豐富、說理透闢、比喻精巧、徵引貼切、論證嚴密而氣機暢達的特點。......在唐代古文史上，劉文能在韓、柳、白外別樹一幟。」又如卞孝萱、吳汝煜在《劉禹錫集·前言》也認為「劉禹錫在唐詩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對後世的影響也比較大。......李商隱、溫庭筠、杜牧、蘇軾、黃庭堅、陳師道、徐文長、袁中郎、唐寅、鄭燮等都曾經從劉禹錫詩中吸取過營養。特別是劉禹錫的《竹枝詞》，至近代仍製作不衰。」文章最後還說：「劉禹錫是一位富於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優秀作品在思想上是積極向上的，在藝術上是獨闢蹊徑的。」

　　 還有一些論文專門探討劉禹錫對後世作家之影響，如卞孝萱的《劉禹錫與晚唐詩人》、卞孝萱的《劉禹錫與江西詩派》、吳汝煜的《劉禹錫對蘇軾的影響》、吳汝煜的《談劉禹錫詩歌的影響》、卞孝萱的《劉禹錫與蘇軾》等。

　　 值得一提的是，蕭瑞鋒的《劉禹錫詩論》論述劉禹錫詩的的地位及其影響也頗具新意，如他認為，劉禹錫在中唐詩壇的地位雖然不是至高無上的，但較之韓愈、白居易、柳宗元等人，卻是「未遑多讓」的，而奠定他這一重要歷史地位的，當然只能是他所取得的多方面的詩歌成就，只能是他對唐詩發展所作出的獨特貢獻。其成就和貢獻又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一、對題材領域的拓展與發掘，二、對傳統主題的深化與反撥，三、對詩歌體式的變革與完善。在探討劉禹錫詩的影響時，蕭瑞鋒不但梳理了劉禹錫詩歌對中唐及以後中國歷代詩人的影響，還將視野拓展到域外，從橫向的角度進一步探討劉禹錫詩對東瀛日本的影響，認為劉禹錫詩為日本的漢詩作者提供模擬的藍本，從而最終肯定劉禹錫為「影響久遠的一代』詩豪『」。

　　 劉禹錫民歌體詩研究民歌體詩歌是劉禹錫詩歌作品中最為獨特、最引人注目的創作成果，故也備受學術界的關注。除了前文所引述的專著、論文中有一些相關的論述，七十年代以後，還有相當多的論文是專門研究劉禹錫民歌體詩歌的。較具代表性的有：陳祝義《學習民歌 革新詩體――讀劉禹錫民歌體詩有感》、李申《劉禹錫與民歌》、陳思和的《試論劉禹錫的〈竹枝詞〉》、蔡起福的《凄涼苦竹枝》、方心棣的《劉禹錫民歌體詩歌藝術初探》、鄧小軍的《劉禹錫的〈竹枝詞〉、〈踏歌詞〉研究》、蕭瑞鋒《論劉禹錫的民歌體樂府詩》等。

　　 其中陳祝義文認為，豐富的民間歌謠給劉禹錫的詩歌創作帶來了新的氣象，這首先表現在敢於衝破舊詩格律的限制，標新立異，別創新格；口語入詩，是劉禹錫學習民歌，革新詩體的又一特色。另外，劉禹錫吸取了民歌「比興」的長處，有時「托物取喻」，有時「借物發端」，有時也藉助諧音、雙關語。而且，「劉禹錫吸引民歌的養料和形式，為當時民間歌舞寫下了大量的樂詞，既有當地民歌新鮮活潑，爽朗明快，節奏明亮的特點，又比之一般民歌要細膩和凝鍊，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地方特色。」李申文除了探討了劉禹錫與民歌之間的關係，還對封建社會的詩評家貶抑劉禹錫學習民歌的行為表示不滿。陳思和文則專論劉禹錫的《竹枝詞》，稱讚劉禹錫「第一個在作品中唱巴人之聲，用巴人之語，詠巴人之事，在古典詩歌向民歌學習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績」。蔡起福文則以劉禹錫的《竹枝詞》為主初步探討了《竹枝詞》的起源、內容、形式、影響，認為「』竹枝歌『雖不是劉禹錫創，』竹枝『兩字入文人詩詞，也不是從劉禹錫始，但採錄改造竹枝之聲辭，使之成為富有民歌特色的一種詩體，這不能不歸功於他。」方心棣文對劉禹錫民歌體詩藝術的探討更細緻一些，文章認為劉禹錫的民歌體詩既具有文人詩的長處，又有濃厚的民歌色彩。民歌色彩與文人詩的韻味融合在一起，使得他的詩作既清新明朗又含蓄華美；既有鮮明的地方情調和濃厚的生活氣息，又有強烈的抒情意味，這在我國古典詩歌史上是別具一格、獨具特色的。文章還指出，劉禹錫民歌體詩具有以下特色：含蓄婉轉、富有情韻；烘托與渲染；含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神妙」之句；還很注意吸收民間口語，學習民歌悠揚婉轉的情調。鄧小軍文則將《竹枝詞》和《踏歌詞》放在一起進行比較，認為《竹枝》、《踏歌》在內容上的共同之點，是表現夔州地方特殊的民俗風土；其題材都是夔州之春，民間賽歌；主題為愛情，兼及客愁。在藝術上，兩詞都是民歌特色與詩人特色的一體化。其區別：《竹枝》的基本特徵是民歌本位，而融入詩人特色；《踏歌》的基本特徵是詩人本位，而融入民歌特色。文章又從抒情主人公形象、意象結構、情意結構、手法和風格等角度論述兩詞的基本特徵：一、角色化之民歌與詩人之踏歌；二、意象結構的遞進性；三、情意結構的多層性；四、電影式的藝術手法；五、巴歈融入唐音的風格。蕭瑞鋒文將劉禹錫的民歌樂府體詩的總體風貌概括為四個特徵：一、風景畫與風俗畫的融合；二、人情美與物態美的交匯；三、詩意與哲理的滲透；四雅聲與俚歌的並存。並對這四個特徵展開了具體深入的論證，提出了比較精闢的見解。

　　 劉禹錫詩歌題材、體式和聲律研究八十年代以後，還有一些文章對劉禹錫的各種詩歌題材、體式和聲律情況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從題材方面對劉禹錫詩歌進行研究的論文主要有：吳汝煜的《談劉禹錫與白居易晚年的酬唱詩》、蕭瑞鋒的《論劉禹錫的諷刺詩》、袁宗一的《論劉禹錫的詠史詩》、肖文苑的《劉禹錫的詠史詩》等。其中吳汝煜文對比了劉、白晚年酬唱之作，認為這些詩中，「白居易遠出世情，對政治採取超然的態度，明哲保身，怡然自樂。劉禹錫則不能忘懷世情，通常是酒入愁腸，難消孤憤。」這又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對待分司閑官的態度，白是「知足常樂」，而劉則「出於無奈」，為「一再遭到挫折感到苦悶」。二、兩人在對待老境的態度上雖然都「嗟嘆老境的凄涼和可悲」，但白「失去了積極向上的力量」，而劉 「對生活很熱愛」，「激勵老年人消除暮氣，振作精神。」三、在燒丹和宗教信仰上，劉某些詩「閃耀著卓越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光芒」，這是白所不及的。蕭瑞鋒文認為劉禹錫的諷刺詩，以其寓犀利於婉曲、化冷峻為幽野的獨特風格，在我國諷刺文學的歷史長廊里，居於引人矚目的地位。袁宗一文和肖文苑文都探討了劉禹錫詠史詩的思想藝術價值。肖文是從鑒賞的角度談的，重點是談藝術；袁文是從內容方面談的，重點在於剖析劉禹錫詠史詩在當時的現實意義。兩文的側重點雖然不同，但都注意到了劉禹錫的詠史詩的詩情與哲理相結合這一重要特色。另外，蕭瑞鋒的《劉禹錫詩論》一書也分別探討了劉禹錫的抒情詩、詠史詩。他認為，劉的抒情詩具有「風力遒勁」、「風義高偉」、「風神雋秀」等三個特徵。劉的詠史詩內容上有四個特徵：借古人之針砭，刺現實之痼疾；征前代之興亡，示不遠之殷鑒；慕前哲之高風，抒不屈之氣節；贊先賢之偉業，言濟世之雄心。形式上也有四個特徵：氣力雄健，氣該今古；因意遣詞，即小見大；即景騁情，妙造自然；章法多變，搖曳生姿。

　　 從聲律和體式方面研究劉禹錫詩歌的論文則主要有：師為公的《劉禹錫詩歌用韻考》、宋心昌的《論劉禹錫的古體詩》、宋心昌的《劉禹錫七絕論評》等。其中宋心昌前文認為，劉禹錫的古體詩可分為五古和七古兩大類。其五古主要學阮籍《詠懷》組詩，又受《古詩十九首》的影響，長篇五古為蘇軾所效法。其七古成就較五古高，以學杜為主。作品中除反映當時重大歷史事件外，還擅長刻畫各種舞物態，有的自寓身世之感。七古中的諷刺詩用筆靈活，善於變化。雜言在七古中也很有特色。文章最後認為，劉禹錫的古體詩在中唐詩壇上雖然談不上開宗立派，但由於筆力勁健，語意超邁，因此仍有自身的價值和意義。宋心昌後文論述了劉禹錫在七絕方面的四個貢獻：一、劉是第一個將懷古詠史納入七絕中的詩人，他首開這方面的風氣；擴大了七絕的題材；二、劉敢於在七絕中直接抒寫男女戀情；三、劉的七絕「隨物感興，往往調笑而成」，「有水到渠成」之妙；四、劉仿效民歌《竹枝詞》等，無論在內容題材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與前人的七絕大不相同。

　　 劉禹錫詩歌作品考辨高志忠的《劉禹錫詩文系年》是一部對劉禹錫詩文進行系年考證的專門著作，該書將劉禹錫創作活動分為三期：永貞前（公元805年）為一期，元和初（公元806年）至寶曆末（公元826年）為第二期，大和（公元827 年）後為第三期。全書每系年一詩一文，皆臚列內證、外證、旁證，結論較為信實。還有一些文章對劉禹錫詩歌作品的問題進行了考辨，如卞孝萱的《〈劉禹錫集〉中疑難問題初探》、毛西旁的《劉禹錫詩注釋中的一些年代錯誤》、戴傳志的《劉禹錫朗州詩文考辨――兼與卞孝萱先生商榷》、陶敏的《〈全唐詩〉中重出劉禹錫詩甄辨·續補》、陳建中《劉禹錫竹枝詞寫作地點考辨》、楊羅生《劉禹錫三首洞庭詩作系年考》等。另外，敬堂的《關於劉禹錫生平中的一些問題》中也對舊籍中關於禹錫詩文的幾個記載，作了一些補正，共涉及八個問題；卞孝萱的《劉禹錫年譜》中也對劉禹錫大部分詩文作品進行了系年；吳在慶的《卞著〈劉禹錫年譜〉辨補》一文，則對卞著中的詩文系年之誤進行了辨正，共論及劉禹錫詩文十七篇；吳在慶文還對前人都未系年的劉禹錫的詩歌作品共十四首進行系年考補。

　　 劉禹錫的散文成就專門對劉禹錫散文進行研究的文章也不多，如吳汝煜的《論劉禹錫的散文》、戴傳志的《略談劉禹錫朗州散文》等。吳文主要從劉禹錫在唐代古文運動中的地位、散文成就、淵源與影響等三個方面展開論述，指出劉禹錫從事古文寫作的時間不比韓愈晚。他是與韓愈不約而同地走到了提倡古文運動的道路上來的。劉禹錫的散文以論說文的成就最為突出，具有因小見大、巧麗淵博、富於卓識等特色。其他各體散文也多佳作。其文主要淵源於劉向與班固，而對宋代王安石、蘇軾及明代劉基均產生過重要影響。戴傳志文指出劉禹錫在朗州時期的散文「善用對話的形式來摹繪人物的語言、行動，刻劃人物性格，並通過典型形象來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語言方面的突出特色是凝鍊、清麗、詞采優美，蘊含雋永」。所論大致符合劉禹錫朗州散文的具體情況，但文中舉《陋室銘》為例似欠妥。

　　 四、作品集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紀劉禹錫作品的整理和版本研究也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主要成果有唐蘭的《劉賓客嘉話錄校輯與辨偽》、屈守元的《談劉禹錫詩文集的兩個影宋本》、《關於〈談劉禹錫詩文集的兩個影宋本〉一文的補正》、《記明範氏卧雲山房抄本劉禹錫詩文集》、陶敏的《〈全唐詩〉中重出的劉禹錫詩甄辨》、《〈《全唐詩》中重出的劉禹錫詩甄辨〉續補》（一）（二）等。

　　 本世紀新整理出版的《劉禹錫集》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劉禹錫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版。該書是為了適應當時「評法批儒」政治運動的需要而整理的新校本，系以清朱澂《結一廬賸餘叢書》中的《劉賓客文集》作底本，參照影印宋紹興本及《全唐文》、《全唐詩》、《文苑英華》等選本，進行校理出版的，然無校記。

　　 二、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版。本書亦以《結一廬叢書》本為底本，以校兩宋本，參以《全唐文》、《全唐詩》及《文苑英華》以下各選本，輯為校記。其箋證，或述作品之篇章結構、大旨，得詩人之用心；或釋字詞、典故，徵引弘富，為深入研究劉禹錫及其文學成就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三、《劉禹錫集》整理組點校、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中華書局，1990年3月版。該書以民國徐鴻寶影印宋紹興八年本為工作底本，以「董本」、「宋殘本」、「明本」、「趙本」、「朱本」等五種版本為主要校本，還參校了其他二十種本子，有校記。

　　 四、蔣維崧等《劉禹錫詩集編年箋注》，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版。該書的特色是對劉禹錫的大部分詩文作了編年，且按作年之先後編排作品。

　　 另外，還出現了一些選本，如吳鋼、張天池選注的《劉禹錫詩文選注》、吳汝煜選注的《劉禹錫選集》等。

第四節 李賀研究

　　 在中唐詩壇，李賀詩風獨特，成就突出，不但備受歷代詩評家的關注、讚許，而且也是本世紀學界一直關注的研究對象。即使在六七十年代，李賀研究也未停止（儘管這個時期的李賀研究已經被意識形態所左右、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八十年代以後，還出現了好幾部有關李賀的研究專著，如劉瑞蓮的《李賀》、傅經順的《李賀傳論》、劉衍的《李賀詩傳》、吳企明的《李賀》、楊其群的《李賀研究論集》等，這些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李賀的生平、思想、藝術成就作了新的探索。本文下面擬從生平行事、性格和思想、詩歌藝術、作品流傳和影響、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等方面，對近百年來李賀研究所取得的成績進行介紹。

　　 一、生平研究

　　 早在本世紀初，就有學者對李賀的生平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1908年田北湖發表了《昌谷別傳並注》，對新、舊《唐書·李賀傳》記載中的錯誤多有釐正。1928年萬曼的《詩人李長吉》一文也糾正了新、舊《唐書》之誤；王禮錫於同年同刊發表的《驢背詩人李長吉》，在肯定田北湖文功績的基礎上，對李賀生平詳加考證，且在文後附有一簡明《李長吉年譜》。王禮錫文發表後，產生了一些商榷文章，其中主要有李嘉言的《為「長吉生的考證」質王禮錫君》、致乾的《沒落的貴族詩人李長吉――鬼的呻吟，幻的追求》等。1935年，朱自清《李賀年譜》的發表，標誌著李賀生平研究進入了一個系統、深入的階段。一年以後，周閬風又出版了《詩人李賀》一書，對李賀生平作了一些補證，書後所附《李賀年譜》參考朱自清譜處甚多，然亦有發明。

　　 可是從三十年代中期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李賀生平研究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梁超然於七十年代末發表的《李賀生平行蹤的一點新探索》打破了這種局面，對朱自清譜中不詳之處作了補考。此後劉衍的《讀杜甫的〈公安送李晉肅入蜀......〉――研究李賀的一份重要材料》、《關於李賀的家世――讀杜甫的〈公安送李晉肅〉》在發現新材料的基礎上對李賀家世作出了新的考證，游志堅《讀朱自清先生〈李賀年譜〉札記》對朱自清譜進行了一些辨正、補考，楊其群的《李賀詩與八關十六子》、《李賀生卒年辨正》也都對李賀的生平有新的見解。

　　 綜觀以上成果，我們發現近百年來的李賀生平研究主要是圍繞以下幾個問題展開的：

　　 生卒年李賀的享年向有二十四歲、二十六歲、二十七歲三說，本世紀人們的看法也不外乎此。

　　 （1）二十七歲說。田北湖《昌谷別傳並注》首先對李賀享年二十四歲的說法提出商榷，認為李賀享年二十七歲，且認為李賀生於貞元六年，卒於元和十一年。此後持二十七歲說者甚多，但是在李賀生卒年的說法上卻不盡相同，其中鄭振鐸《中國文學者生卒考》、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朱自清《李賀年譜》等對李賀享年及生卒年的看法與田北湖全同；而萬曼的《詩人李長吉》雖也同意二十七歲的說法，但他認為李賀當生於貞元七年（公元791年），卒於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王禮錫的《驢背詩人李長吉》、《李長吉評傳》、周閬風的《詩人李賀·李賀年譜》及楊其群《李賀生卒年辨正》都認為李賀生於貞元七年（公元791年），卒於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

　　 （2）二十四歲說。本世紀持二十四歲說的學者也不乏其人，如何崇恩的《李賀生年考》就認為李賀只活了二十四歲，生年當為貞元九年（公元793年）；游志堅的《讀朱自清先生〈李賀年譜〉札記》也認為二十四歲說比較可信，然作者又肯定了朱自清關於李賀卒於元和十一年的說法，並認為杜牧《李長吉歌詩序》中「賀死後凡十有某年」之「十某年」乃「十有六年」之誤，由此推算李賀當生於貞元九年（公元793年）。

　　 （3）二十六歲說。三十年代李嘉言在《為「長吉生的考證」質王禮錫君》一文中就曾指出王說「二十七歲」不足為定論，謂尚有二十四歲、二十六歲諸說，則當時已有持二十六歲說者，後來於必昌的《李賀生卒年新證》堅持認為李賀當生於貞元九年（公元793年），卒於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享年二十六歲。

　　 家世 田北湖《昌谷別傳並注》說李賀「系出大鄭王房，食租於東都」；王禮錫的《驢背詩人李賀》中「長吉的家世」一節對李賀其父、其母、其妻、其弟均有所涉及；朱自清《李賀年譜》在同意田北湖、王禮錫所云「賀當出大鄭王」的基礎上，作了補充論證，而且還特地指出清華大學三三年度畢業生閻崇璩所作論文《李長吉年譜》「獨主賀出小鄭王后」，「然其說難自樹立」。劉衍《讀杜甫的〈公安送李晉肅入蜀......〉――研究李賀的一份重要材料》及其《關於李賀的家世――讀杜甫的〈公安送李晉肅〉》兩文均指出聞一多先生曾在《少陵先生年譜箋證》中雖曾據此詩推斷李晉肅與杜甫有「姻婭」關係，但沒有進一步論證，故劉衍在論證之後認為，他們之間是較遠的舅表兄關係，而且他們可能在孩提時代就有過文學上的交往或生活上的接觸。

　　 生地與籍貫田北湖《昌谷別傳並注》首先指出舊說李賀家居隴西，實誤，認為李賀寄家洛陽，「祖上有南北園在宜陽南山中，後人因其居地所在而稱之曰昌谷」。王禮錫《驢背詩人李長吉》中「里籍的考證」一節對田北湖對李賀的生地的考證深表同意，也認為李賀的生地在洛，故居在昌谷（洛陽後門外）。朱自清《李賀年譜》也認為李賀「居河南府福昌縣之昌谷」，而且對昌谷考證更細。後來學界對李賀生地的認識皆沿朱自清說而無異議。

　　 賦《高軒過》的時間 舊籍謂李賀七歲作《高軒過》詩，本世紀學界幾乎都認為此說不確，但是至於李賀何時賦《高軒過》詩，人們看法也不一致。如田北湖《昌谷別傳並注》認為李賀十八歲作《高軒過》，非七歲作。王禮錫《驢背詩人李長吉》也認為《高軒過》詩乃元和三年與韓愈初相識時作，是年李賀十八歲。其《李長吉評傳》又云：「《高軒過》非七歲所賦。且看』我今垂翅附冥鴻『等句的語氣，明明是窮途潦倒的話。七歲的孩子，方且』總角荷衣『與社會不生關係，何以就有失意之感？並且』書客『』秋蓬『也不是在家中的口氣。所以即不深考事迹，在語氣上也可證明他的錯誤。」朱自清《李賀年譜》則在對李賀、韓愈、皇甫湜三人行跡詳加考證之後，認為元和四年李賀二十歲時，在東都，韓愈、皇甫湜相過，賀為作《高軒過》詩。周閬風《詩人李賀·李賀年譜》認為元和四年李賀十九歲時賦《高軒過》。游志堅在其《讀朱自清先生〈李賀年譜〉札記》中則認為李賀初見韓愈應為元和四年，不是元和二年；《高軒過》應寫於元和四年六月十日後（按其所定李賀生於貞元九年的說法推算，李賀時年十七歲）。

　　 潞州之行朱自清的《李賀年譜》認為李賀於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秋曾至潞州，依張徹，時徹初效潞幕，元和十年，自潞歸，卒。後來，王禮錫的《李長吉評傳》周閬風的《詩人李賀》、傅經順的《李賀傳論》及劉衍的《李賀詩傳》基本上都沿用朱自清的說法。但是，梁超然則認為朱自清《李賀年譜》對李賀到潞州一事說得不夠清楚，故先後撰《李賀生平行蹤的一點新探索》、《李賀潞州之行新考》對此事進行補考，他在前文中通過對僧無可的《送李長吉之任東井》詩的考證，提出了四點新見：（1）李賀曾到過代州雁門的東陘任官；（2）李賀到潞州是與張徹相會，並非「往依張徹」；（3）李賀到潞州的時間不一定如朱自清所說在元和九年，而很可能在元和四年左右；（4）由於李賀在代州雁門的東陘生活了一段時間，所以寫了《雁門太守行》、《北中寒》、《平城下》、《長平箭頭歌》等等反映代、潞一帶生活的作品。後文則認為李賀到潞州大約在元和六年或稍前。吳企明的《李賀》雖然同意朱自清說李賀到潞州依張徹的觀點，但是在時間上與朱說不一致，認為「就在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六月下旬的某一天，他出發到潞州（今山西省長治市）去。」

　　 其他 有一些學者還對李賀生平中的其他問題進行了考證，如：對於李賀所任官職，舊籍說是協律郎，田北湖《昌谷別傳並注》首先指出，李賀所補官職應是奉禮郎而非協律郎。萬曼《詩人李長吉》中認為李賀實已舉進士，而人毀之；非如新、舊《唐書》之謂，賀不肯就也。王禮錫的《李長吉評傳》中則有李賀結婚時間的考證，他認為李賀早婚，結婚在十八歲前，《後園鑿井歌》「似是新婚時所作」。李嘉言《為「長吉生的考證」質王禮錫君》認為，王禮錫《李長吉評傳》中所說元稹「倡嫌名」說「不足信」，元稹無毀李賀之可能。洪為法的《李賀之死》則討論了李賀死的傳說，認為這不是荒誕無稽之談，文章從李賀一生之心理、思想之特點說明此事也可有正當的解釋的。另外，前人幾乎都認為李賀自潞州歸後即卒，而吳企明的《李賀》一書則指出，李賀在游潞州之後因淮西戰亂並未直接回鄉，而是「乾脆南遊吳會」，且「先後到過金陵、嘉興、吳興、甬東（今浙江省定海縣）等地」，並與沈亞之交遊，創作了許多描寫江南風物的詩作。「淮西戰亂稍為緩解，李賀就從江南北歸家園」，「回家後不久，這位青年詩人終因精神上和肉體上的雙重摺磨，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二、性格和思想研究

　　 李賀奇詭瑰麗的詩風，與其獨特的心理、性格和思想有很大的關係，所以人們在研究李賀詩歌的同時，也對李賀的心理、性格和思想給予較大的關注。大致說來，在本世紀上半葉，人們多注意李賀的社會觀、人生觀；五六十年代則著眼於李賀對國家、人民之態度；七十年代由於受到「評法批儒」運動的影響，人們多探討李賀的法家思想和無神論色彩；八十年代以後，學界對李賀思想、個性的研究走上了比較科學、客觀的軌道，人們除了較全面深入地研究李賀的思想，還分析了李賀的心理特點和性格特點。

　　 本世紀上半葉 萬曼的《詩人李長吉》是本世紀較早述及李賀的思想、性格的論文，文章認為，「長吉的人生觀，同許多詩人一樣，同是對酒當歌的作樂態度。......而且氣度窄小，拘拘於世祿厚薄。」

　　 王禮錫的《驢背詩人李長吉》有一節專論「長吉的癖性」，不過較之李商隱的《李賀小傳》、杜牧的《李長吉歌詩敘》並無多大的深入。

　　 江寄萍《李長吉詩》認為，「從李賀各種古怪的脾氣，和他倨傲的性格上看來，他多少是有點神精病的。」文章還分析了造成李賀詩歌中悲感的緣故：「一方面是身世的凄涼，一方面是因為天寶大亂之後，社會的種種現象都不安定，自己目睹的一切，自然不無感觸。陰險的世途，使他感到人生更深的痛苦。」

　　 相對說來，致乾的《沒落的貴族詩人李長吉》對李賀的思想的探討則要細緻、深入得多，他不同意王禮錫《李長吉評傳》中說李賀「是由貴族蛻化的小資產階級性的士大夫階級」的論點，他認為李賀「純粹是一位貴族詩人」，「他的立場，是地主階級的立場」，因此該文著重探討了李賀「對於當時統治階級和被統治的農人與小民的態度」。文章認為，李賀不但「沒有同情農人和小民的痛苦，在他的詩中，他還寫著他的生活是建築在對農人和小民的剝削上」，「他的意識，正是一般貴族地主的意識，他的詩歌，正是歌吟著一般地主貴族的要求，他的階級性是非常鮮明的。」文章還分析了李賀「鬼與幻的沒落意識」，認為長吉詩中的沒落意識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的形態上：1、聊以山野田園自慰，2、失意的感傷到鬼的呻吟，3、生命的悲哀，4、幻的追求。

　　 和前此人們多沿襲舊籍所說李賀「性孤冷落，不與人合」不同，周閬風的《詩人李賀》則開始探討李賀性格的社會原因，文章認為，「李賀的時代，不容他能優遊，這樣，就成了他消極的怪僻的性格。加以自己又因應舉而受人倡嫌名之說，阻止了他上進的路途，於是更為消極冷僻。這性格逐漸擴張下去，達到極點，因此也就更覺怪誕詭異。......所以，他實在並不是天生的鬼才鬼仙，而是時代社會所逼成他的。」

　　 五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以後，由於受到馬克思主義社會觀的影響，學界比較注重李賀對人民的態度的探討，而且由於當時人們對這一價值評判尺度認識和操作的差異，還形成了對李賀的思想評價以肯定為主和以否定為主的兩派觀點。

　　 一、肯定派。

　　 五十年代，陳貽焮的《論李賀的詩》是較早一篇對李賀詩歌的思想性給予肯定的論文。該文認為，「李賀的詩歌，採用了各種不同的題材，從各個方面展示了詩人和他同時代許多失意的、受壓迫的人們的悲慘命運、他們的痛苦的內心世界以及他們追求自由、幸福和美好的生活的強烈意願，都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黑美學價值，都是應該肯定的。」

　　 後來，為了針對北京大學中文系五五級學生所編的《中國文學史》對李賀從思想到藝術全盤否定的做法，學界湧現了好幾篇意在肯定李賀詩歌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的文章。

　　 其中，何其芳在《文學史討論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就主張，對李賀這樣寫有大量中間性的作品的作家，不能「因為從它們裡面看不到對人民的同情和明顯的進步意義，就可以一概否定」，「因為否定了這些作家和作品，中國文學史就為之減色不少了。」他在後來發表的《〈李憑空篌引〉和〈無題〉》一文中也同樣認為，「對於古代作品的思想性，我們是應該理解得廣泛一些的。李賀只活了二十七歲就死了。由於生活經驗的限制，他的作品反映的現實的幅度是比較狹窄的。然而從他的詩里我們仍然看到了封建社會和有才能的人的矛盾。李賀從人民的角度對當時的社會表示不滿的詩是極少的，但從他個人的被壓抑來表示不滿的詩卻比較多。這些詩往往寫得更動人也更完整。這些詩的思想內容是和我國古代的許多傑出的詩人有共同之處的。」

　　 葉蔥奇在《〈李賀詩集〉後記》中則認為，「他雖說是唐朝宗室鄭王的後裔，其實除了一個空虛的族望外，實際上是一個出身布衣的寒士。」文章在對李賀的階級成份有了這樣的認識後，進而強調李賀思想中的進步因素：「他雖然家境寒素，所任的職務雖然卑微，然而他卻時時往來京洛，對當時的國家大事、統治者的舉措、各藩鎮的跋扈，以及京師貴游們的動態，都有著耳聞目睹的接觸。以他這樣一個滿懷熱情、深有抱負的青年，一面被排斥壓抑在一個無聊的小職位上，一面眼看著種種叫人失望、憂慮、憤激的事情，怎麼能不叫他的作品裡充滿了悲愴、憤郁、怨怒、凄涼的意味呢？所以他的作品裡反映的是當時社會上活生生的現實。蘊蓄的是希望和失望交織成的意念與熱情。」

　　 馬茂元的《李賀和他的詩》也認為對李賀的性格和思想應該給予歷史的、辯證的評價，他說：「李賀處在動亂不安的社會，加以體質清羸多病，又有才華過人的優越感和政治上的不得志，因而生活情調憂鬱傷感，性格冷僻孤傲。他對空虛和幻滅的感覺特別敏感，表現在他詩里確實有一股陰森森的氣息。過去有人把他說成』鬼才『也不是毫無根據的。但是應該指出的是：他並不是安於這個幽靈似的境界的。他熱愛生活，追求理想，他希望自己的才能能為世用。這些都曾在他的精神領域裡掀起了激蕩的波瀾，迸發出年輕的火花。」文章指出，「對於李賀詩里所反映的令人難以捉摸的思想情緒，我們必須從他所處的具體的時代和生活環境去理解。在批判其消極的一面的同時，也必須肯定其積極的一面。」

　　 齊甘在《〈三家評註李長吉歌詩〉評介》中則認為「李賀的思想深處有一種排山倒海的力量，揮灑在他的詩歌中。例如《浩歌》。李賀不但對自然界表示要征服它的理想，他自己的抱負也很宏偉，例如《苦晝短》。」

　　 譚正璧、紀馥華《試論李賀及其詩歌》也認為：「李賀作品的大部分是典型地表現封建社會裡有才能有理想正直的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直接反映現實的作品卻不很多，但在這些不多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現實是比較廣而且有時是很』深刻『的。」

　　 二、否定派。

　　 五六十年代，首先對李賀思想全盤否定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五五級學生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他們把中國文學史上諸多作家劃分為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兩派，認為李賀是反現實主義的作家，在這種調子下，他們指出李賀詩歌的思想內容也是完全消極甚至是反動的：「他過著貴公子的生活，卻偏偏要寫詩」，「他的詩歌內容是空虛而無聊的，什麼《美人梳頭歌》、《許公子鄭姬歌》、《漢唐姬飲酒歌》等，只要一看題目就知道是什麼貨色。」這種全面否定李賀詩歌思想性的論調雖然遭到許多學者的反對（如上文所引），但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認同。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在《李賀詩集》出版說明中就認為：「李賀出身於貴族世家，往還於名公大人之間，生活的面並不闊大，很少同人民生活有聯繫。因之，他作品中所攝取的題材，多半局限在宮廷和豪門裡面。作品的人民性和思想性如何，還須深入探討。」

　　 吉林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材編寫小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稿（唐宋部分）》對李賀思想的評價，也與北京大學中文系五五級學生編《中國文學史》相近，認為李賀「出身貴族，僅二十七歲就死去。缺乏現實生活經驗，因而詩歌也缺乏現實內容。」說李賀詩歌「以陰冷凄清的筆調，堆砌些華美的詞句，內容空洞，充分反映了他生活的空虛。」又說他的詩歌中有「一種頹喪的情調，向鬼的世界尋找安慰，和現實隔離就更遠了。」

　　 持相近觀點的還有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該書也認為李賀「和廣大的勞動人民缺少聯繫，對廣闊的社會生活沒有深刻的體察和認識」，「視野不寬」，而且他的一些抒寫幽怪境界的詩歌「歌頌神秘、歌頌死亡，正是詩人對於人生感到空虛、幻滅的一種表現，影響是不好的」。

　　 文革之中 七十年代中期，由於「評法批儒」運動的影響，李賀被劃為「法家詩人」，故當時的報刊上幾乎清一色的都是分析李賀詩歌中法家思想的文章，如南京大學中文系學員楊啟順等在《法家詩人李賀》中就強調了李賀對「天命」論的無情揭露，反對分裂、要求統一的堅強決心，更認為李賀對秦始皇的讚詞，充分體現了他的尊法反儒思想。吳汝煜、鄭雲波的《李賀的法家思想及其同韓愈的路線分歧》則就三方面立論：（1）同情「永貞革新」，宣傳法家思想，痛恨代表大貴族、大官僚利益的腐朽保守勢力；（2）不避家諱、不受封建禮教的束縛，敢想敢說，頑強不屈；（3）關心國家統一，希望投筆從戎，為國家建功立業。文章還指出，「李賀後來不僅與韓愈沒有交往，而且還在詩歌上發表了許多同韓愈完全相反的政治見解，公開站到跟韓愈對立的路線上。」

　　 文革以後 文革結束後直到九十年代，人們不再用「評法批儒」的觀點來分析和評價李賀的思想，而是以比較歷史、辯證的觀念，對李賀詩歌所反映出來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特點，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

　　 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學界主要是肅清文革中「評法批儒」運動對李賀思想評價的不良影響，如孫望《漫談李賀及其與韓愈的關係》一文就對某些人在文革中「不僅把李賀捧上了』法家『寶座，而且硬給他與永貞革新派拉上關係」的做法深表不滿，他說：「事實上自二王執政以至失敗被貶的整個過程，十六歲左右的李賀正在吳越一帶作漫遊，他根本沒有參與這次運動的可能」，而且，「不能因拔高李賀而諱言他與韓愈的關係。為要虛構儒法鬥爭的歷史，而把韓愈樹為李賀與之鬥爭的對立面，更非所宜。」同樣，余美雲的《李賀詩歌的思想評價》也對「四人幫」橫行時李賀被捧為「法家詩人」的做法表示反感，文章既看到了李賀詩歌中積極的一面，認為「詩人突出加以表現的主要是抒寫個人受壓抑的痛苦與激憤以及反映社會現實兩個方面」，但是文章又指出，「也應看到，李賀由於家世的沉淪，貧寒的處境，四處碰壁的遭遇，以及唐王朝國力日益衰頹的客觀現實，使他看不見出路，因而他的詩歌充滿著悲哀和絕望。」

　　 然而，也正是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學界逐漸拓寬了李賀思想研究的領域，方法和視角都日趨多樣，而且越來越注重對李賀性格和心理特徵的研究。

　　 如陳允吉接連發表了《李賀詩中的「仙」與「鬼」》、《〈夢天〉的遊仙思想與李賀的精神世界》等文章，專門探討李賀詩歌中的「仙」、「鬼」意識，他在前文中認為，李賀的許多詩歌「深刻地表現了詩人彷徨生死之間，在苦心思索生命的奧秘，試圖尋找一條擺脫死亡的道路」，「李賀的靈魂深處，充滿著生與死的衝突所激起的痛苦。他慨嘆瑰麗神異的天國難以到達，就把注意移到棘草叢生的墓場，他無法肯定生命得到長存，就轉而歌唱死亡的永恆，歌頌操縱命運的神秘力量。他在詩中經常寫鬼，又經常寫墳墓，正是他心中生與死激烈衝突不可調和的產物。」在後文中他則通過對《夢天》一詩所表現的遊仙思想的分析來探討李賀獨特的精神世界，文章認為，李賀表現「滄海桑田」，並非意在肯定物質世界不斷運動變化的客觀規律，而是把它作為一種人的生命的否定力量，在詩歌中加以詛咒和悲嘆的。而這，從它所顯示的哲學思想的精神面貌來看，是屬於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

　　 同樣，對李賀詩中神鬼意識進行研究的論文還有王檣、史雙元的《「鬼才」自有「神仙格」――談李賀詩歌藝術中強烈的主觀色彩》、趙力的《李賀「鬼詩」的意義和社會價值》、陳維國的《黃塵草樹徒紛披 幾人探得神仙格――李賀神鬼詩探源》、廖明君的《死與生的探求――李賀「鬼詩」論》、《生命的渴望與理想――李賀遊仙詩論》、羅秉恕的《從〈楚辭〉的啟示略述李賀詩歌創作的「巫」心態》、陳友冰的《李賀鬼神詩的文化背景》等。

　　 另外，從佛教角度研究李賀的則有張國風的《李賀詩歌中的天竺佛影》，該文主要研究了李賀受佛教影響的可能性，還分析了李賀詩歌中一些和佛教有關的意象，認為李賀詩歌從佛教文化中得到過很多啟發。

　　 八十年代以後，從性格和心理角度研究李賀的文章也不少，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陳書良的《李賀詩歌的病態美》、張國風的《李賀詩歌的頹廢主義傾向――個性和心理對藝術風格的影響》、陳允吉的《李賀：詩歌天才與病態畸零兒的結合》、賈靖的《李賀詩的語言和心理》、孟修祥的《李賀的變態心理與詩歌創作》、楊旺生的《生命的探索》、陳友冰的《論李賀的抑鬱氣質和躁動心態》等。

　　 其中陳書良文認為李賀詩歌的病態美是生動的、也是獨特的：首先，李賀相當一部分詩歌無批判地、甚至是沉醉地描寫了陰森和死亡，其次，還表現於怪誕的境界、過分的傷感，還有一些宮體艷情之作。文章還分析了李賀詩歌中病態美原因和實質，說它「是李賀在憎恨現實，又無力改變現實，轉而厭棄現實的情緒支配下創作出來的」，「是在封建時代一個青年知識分子被誘惑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上，卻又被殘酷地摒棄於』龍門『之外，讓憂愁、貧困、疾病來摧殘其身心的痛苦的內心世界的表現。」

　　 張國風文首先分析了李賀的個性和心理特點及其形成原因，其次論證了李賀的個性和心理是病態的，最後認為病態的個性和心理造成了李賀詩歌的頹廢主義傾向。

　　 陳允吉文對李賀一生的經歷、思想、審美心理和創作特徵作了全面而又較為深入的探討。文章認為，「中唐社會所呈現的那種厄塞、衰頹的生活現實，乃是醞釀與萌生眾多病態人格的溫床」，李賀沒落貴族的身分、嬌寵的家庭教養、病弱的體質和近乎丑怪的外形造成了他的精神畸形和心理的變態。在現實生活中，他「一方面好自尊崇要求確立個人的獨立品格，另一方面又顧影自憐冀求別人的提攜和保護，這對矛盾現實出求仕過程中病態心理的主要特徵。。他在自大與自卑這兩個極端中間，始終沒有達到一種真正的平衡。」文章還認為，「李賀這個人的襟懷是比較儇淺的，他過多地注意自己的感覺，理性思考則異常的不成熟」，「不可能象杜甫那樣賦予其作品嚴肅的政治、倫理色彩」。

　　 孟修祥文則試圖用變態心理學的理論來研究李賀的性格和心理，他認為，「由於長期沉迷於以自我為中心的內心世界，對周圍的一切現象不能用客觀的眼光來看待，李賀看到的僅是他自身實感的投影。在真實的客觀世界中，他喪失了一般正常人的生活能力，形成了非本來的、非實存的生活方式，使其生命僅僅面向自己。」「當他看待外界時，也是帶著主觀的眼光，對那些真實的客觀的現實就視而不見。因而他筆下作為心靈顯現的詩作便呈現出變形、歪曲、倒置的意象。」「李賀所建構的鬼蜮世界來自於他的變態心理所造成的幻覺，這種幻覺因某種事物觸發，逐漸地或突然地消散和變形，成為一種夢魘般的形象。」文章還追溯了李賀變態心理所產生的根源：一、與他幼年時期的家庭環境有關，二、現實生活的挫折，三、與變亂衰薄的社會環境有關，四、宗教活動的影響，五、楚文化的熏陶。

　　 陳友冰文也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李賀的抑鬱氣質和躁動心態及其保護性抑鬱在其創作和言行中的種種表現，並分析產生這種病態心理的社會文化背景。文章認為其病態心理表現主要有三種：（一）李賀一跨入社會，就有種急欲成就功業、顯親揚名的緊迫感和焦灼感。這種心態使他經常失眠、面容憔悴、身體虛弱、躁動不安，不到二十歲，便出現鬢髮凋落變白等早衰癥狀；（二）這種抑鬱躁動氣質使他的心態極不穩定，有點神經質，在創作上則表現為一首詩中感情瞬息萬變，同一時間寫的詩章會對同一問題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結論；（三）這種抑鬱躁動氣質所形成的飄忽意念還使他的詩歌結構跳躍而少關連，意象朦朧而晦澀。論文還指出，李賀之所以沒有變成憂鬱型或狂躁型的精神分裂症，是因為人的機體內還有種保護性抑制。這種保護型抑制體現在李賀身上，主要是以下幾種形式：一是補償法，即通過現實中的偏好和幻想上的滿足來獲得心理補償，維持心態平衡；二是迴避法，即不去正視會給自己造成心理創傷的客觀現實，轉向內心世界，沉浸於能讓自己獲得安慰和心理滿足的幻境之中，從而實現心理平衡；三是宣洩法，即通過對某種心理壓力的直接宣洩來使精神和肌體獲得短暫鬆弛和緩解。這些心理學的研究無疑對更深入地理解李賀詩歌的思想和藝術大有啟發意義。

　　 三、詩歌藝術研究

　　 本世紀的李賀詩歌藝術研究，也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由單一的藝術特色分析到全方位、多角度探討的過程。而且，在五十年代曾經展開過一次關於李賀詩歌評價的討論，七十年代末，又由於《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的發表，在學術界、理論界掀起了一次對李賀詩歌藝術特色和表現手法進行分析的大高潮。但是，李賀詩歌藝術研究真正取得長足的進展，卻是在八十年代以後。近二十年來，人們不但對李賀詩歌的藝術特色和審美特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認識，還對李賀詩歌的藝術淵源和對後世文學的影響甚至與中外詩人進行比較研究，使得李賀詩歌研究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藝術特色和藝術手法 本世紀上半葉，人們對李賀詩歌藝術特色和藝術手法的研究，雖然還不太系統、深入，但也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如江寄萍的《李長吉詩》認為李賀詩的風格是「冷艷怪麗」，並指出，「造成他的詩的傷感色彩，一種是悲哀顏色的渲染，一種是悲哀音調錶現。」文章還分析了李賀的悲哀的詩、鬼詩、投筆從戎的詩、抒情詩、遊仙詩，說「長吉的遊仙詩並不似李白那樣有古老的道風，李白遊仙詩很像一個羽衣鶴氅成仙的道士，而長吉的遊仙詩，卻像一個幽閑冷艷成仙的道姑，在飄渺之中還含有艷麗的神情」。文章又指出，「從他的詩體上看，知道他是反格律的，並且是反駢偶的。長吉的樂府中很少有用律句的。有時本來是五言四韻的體裁，他卻用反駢偶的形式。這可見他的樂府是自辟蹊徑。」

　　 王禮錫在《李長吉評傳》中則指出，「他的詩體既不能歸之於昌黎以文為詩的一類，又不能歸之元白以語為詩的一類。他是冷，艷，奇，險，自成一家。」

　　 周閬風的《詩人李賀》認為李賀詩歌在藝術上既有優點又有缺點，他的優點是：一、用字造語，不肯苟且，所以字字有力，句句老練。二、他的詩，大都從實在生活中所體驗出來的，他的詩純是真情的流露，純是直觀的抒寫，總之是有感而發的，這是他較一般作家的優良處。三、在藝術技巧上，他的詩是達到了最高境。宛如臨空架閣，高妙怪麗，不是尋常的詩人所能企及。作者認為李賀的缺點是：一、從大體上看，缺乏熱烈的情感，奔放的豪氣，所以使人吟讀時，不能發生強烈的感應，產生出多量的同情。二、他的詩因為造語的冷艷詭怪，奇特百出，有許多處甚至難以使人領悟；這樣，就失去了他的詩的普遍性，而不能如元白等的深入廣大讀者之群中。三、在內容上，總覺得有理不勝辭之憾。

　　 錢鍾書在其《談藝錄》中論李賀詩歌藝術處甚多，如「李長吉詩」、「長吉詩境」、「長吉字法」、「長吉曲喻」、「長吉用啼泣字」、「長吉用代字」、「長吉與杜韓」、「長吉年命之嗟」諸節。作者認為，「長吉穿幽入仄，慘淡經營，都在修辭設色，舉凡謀篇步意，均落第二義。」又謂「長吉文心，如短視之目力，近則細察秋毫，遠則不能睹輿薪。故忽起忽落，忽轉忽斷，復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字，如明珠錯落。」又謂：「長吉賦物，使之堅，使之銳」，「而其比喻之法，尚有曲折」，「長吉乃往往以一端相似，推而及之於初不相似之他端。」

　　 五六十年代，學界開始運用新的文學理論來分析李賀詩歌藝術，使得人們對李賀詩歌藝術特點和表現手法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如林庚《中國文學簡史》先是將李賀與孟郊進行比較，說他們都是「憑苦吟的詩句」把「深沉的苦悶」「盡情地表達出來」，「但是他詩才比孟郊更尖銳、更深入、更濃烈，更神秘。」然後又指出，「他的詩隨處都是強有力的彩繪的筆觸，這彩繪的筆觸與神秘之感，彷彿油畫之與水彩畫一樣，是更形象也是更曖昧的。」這種分析使人對李賀詩歌獨特的詩境能得到更直觀的印象。

　　 陳貽焮《論李賀的詩》一文也在對傳統觀點的辨析中提出了自己的新見，如他認為，杜牧評李賀詩歌時所說「理雖不及，辭或過之」的「理」，「是指詩歌中形象思維的』思維（理）『而言，並非指抽象的概念的』道理『或』事理『」，又認為，「至於說到李賀詩歌有無寄託，我認為有些是的，但並非某些人所說的那樣』無一不為世道人心慮『。」他在《詩人李賀》中又總結了「長吉體」的藝術特點，謂「這種詩體的主要在構思與藝術表現上有所獨創，這方面的主要訣竅是：為某一史實或某一事物偶有所感，便從一點生髮開去，精鶩八極，神遊千載；既要從現實中解脫出來，力求想像的荒誕，又要緊緊地依據生活經驗，力求感受的真切和形象的生動，並設法將這對立的兩方面統一在同一詩歌意境中。」這種深入淺出的概括無疑是準確而傳神的。

　　 馬茂元《李賀和他的詩》則認為，「想像力豐富，是李賀詩歌的藝術特徵」，又指出，由於想像力的豐富，李賀在詩歌語言藝術上作出驚人的業績。這突出地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他最善於運用怪誕、華美的材料和辭彙，尤其是富有美學意義的神話傳說，別出心裁地創造出一種異想天開，從來沒有人說過的語言」；另一種情況是，「化腐朽為神奇、新鮮，化平易為驚險、瑰麗。把所有被表現在他詩中的客觀景物和主觀心情一律加以深化和美化。」文章還指出，「形象的鮮明和色彩的豐富是李賀詩歌最成功的表現。在唐人詩中，他是獨標一格的。......過去有許多人往往喜歡抽出他某些詩篇，以一點代替全面，拿來和相同時代的元、白、張、王相比附，認為風格相似，甚至說超過了元、白。這是沒有必要的。」

　　 此後十年中，由於政治因素的影響，人們對李賀詩歌藝術的認識停滯不前。直到1977年底《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發表，由於毛主席在信中說「詩要用形象思維」，並稱讚李賀的詩就是運用形象思維和比、興兩法以反映客觀事物的，遂於七十年代末湧現出一大批以此來分析李賀詩歌的藝術特點和表現手法的文章。雖然這些文章皆為應景之作，但是由於作者多為古典文學研究者，所以也有一定的學術價值，而且這些分析和研究客觀上也促進了李賀詩歌藝術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有些學者並未完全據此論李賀詩歌，而是自出機杼。如郭石山《李賀詩三議》就未隨波逐流，機械地套用「形象思維」和「比、興」等術語來分析李賀詩歌，而是認為「其藝術上的獨創精神，更是值得我們進行探索、學習和借鑒的」。該文指出，「李賀詩歌的最大成就，在於他藝術手法上的獨特創造」，並從四個方面進行分析：首先是詩人奇想聯翩，對神話進行加工再造；其次還表現為其使用比興時，感官感受的互為比喻，更見形象生動。這裡既有詩人豐富的想像，也有詩人高度的敏感；第三、還在於他想像翻飛，構思多層，含意豐富，令人尋味無已；第四、還表現為其詩歌語言所特具的驚人氣勢，顯示一種驚人的力量。

　　 從七十年代末開始，學界對李賀詩歌藝術的研究趨於多樣化，有從整體上對其詩歌的藝術特色進行新的研究的，有對其詩中某一審美特徵、藝術手法進行細緻分析的，有對其某一體裁、題材詩中的藝術特點深入探討的。

　　 從整體上對李賀詩歌的藝術特色進行研究的論文主要有：陳盡忠的《談談李賀詩歌的「辭」和「理」》、艾治平的《李賀詩歌的藝術特色》、房日晰的《李賀詩歌藝術上的瑕疵》、《再論李賀詩歌的藝術瑕疵》、張祖安的《李賀詩的格調》、王東春的《心物關係內化與外形――論李賀詩歌的審美特徵》、陳允吉的《詩歌天才與病態畸零兒的結合》、章繼光的《李賀詩歌的審美意象》等。

　　 其中張祖安文認為「李賀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格調，在他的作品裡，絢爛的色彩遮蓋了邏輯的力量；奇妙瑰麗的幻象紛至沓來，互相遞嬗，令人目不暇接，改變著讀者正常的思路，活在想像世界中的優美生靈和可怖生靈在他的內心騷動，通過生花妙筆，呈現在我們面前，使我們心驚目眩。」王東春文對李賀獨特的審美理想和方式，對李賀詩中愛用的審美意象進行了較為新穎的探討。作者認為，「李賀感興趣的是人類生活中普遍的、永恆的基本問題。那些事物能引起他對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的深思，那些東西就成了他創造靈感的一個來源。」陳允吉文認為「長吉的詩歌是苦悶的象徵，也是畸靈者人格不和諧的外化和投射在詩人所刻意摹劃渲染的直觀事物形象背後，總是隱藏著極其濃烈的感情。」文章還認為，李賀「善於藉助幻想和豐富多彩的直覺，把自己對於缺失的感受靈敏地轉換到它的相反方向，由之使這種補償以一種想像性的願望形態出現」。

　　 對李賀詩歌中某一藝術手法、審美特徵進行細緻分析的論文主要有：吳汝煜的《論李賀詩歌的比興手法》、郭在貽的《試論李賀詩歌的語言藝術》、陳書良的《李賀詩歌的病態美》、王檣、史雙元的《「鬼才」自有「神仙格」――談談李賀詩歌藝術中強烈的主觀色彩》、鍾元凱的《李賀詩歌的色彩美》、楊其群的《李賀為何不寫七言律？》、范之麟的《詩壇風尚對李賀詩歌風貌的影響》、張國風的《李賀詩歌的頹廢主義傾向――個性和心理對藝術風格的影響》、萬西康的《從李賀詩歌的用韻看中唐語音的演變》、陳允吉的《〈秦王飲酒〉中的「獰」――兼談美感趣味和心理特徵》、程亞林的《拓展詩境的語言結構――為李賀、譚元春一辨》、賈靖的《李賀詩的語言和心理》、楊振國的《李賀詩歌的通韻與晚唐韻部的合流（上）、（下）》、陶爾夫的《李賀詩歌的童話世界》、羅秉恕的《從〈楚辭〉的啟示略述李賀詩歌的「巫」心態》、治芳的《李賀詩歌的結構藝術》等。

　　 其中王檣、史雙元文從詩人獨特的創作方法入手，探索了其創作藝術形象的獨特規律，認為李賀以豐富的形象，竭力表現強烈而獨特的自我感受。這種強烈的主觀色彩在李賀詩歌形象上的表現是「通感」和「意象複合」；反映在李賀詩歌的結構上，是以變化奇突、浮想聯翩所引起的大開大闔、大起大落的跳躍性為其特徵的，表現為「錯綜交織的時空和人稱的變換」和「突兀奇譎的蟬蛻式的跳躍」；表現在語言上則是「奇詭清麗的詞句」和「化鹽入水的融典」。總之，文章認為，只要掌握了李賀詩歌獨特的創作手法和創作規律，就不會覺得李賀詩歌是不可理解的。

　　 楊其群文認為，李賀之所以不寫七言律，是「出於對時俗所趨但影響不良的元和體的憎惡，進而反對由於元和體的廣泛流傳而形成的一股中唐纖麗浮蕩詩風」。對此，范之麟文有不同的看法。他否定了姚文燮將這一現象歸於李賀是為了針對詩壇不良傾向，為「力挽頹風」，也不同意有人認為七律是應試詩，李不寫七律是對科舉制度的反抗的觀點。認為李賀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詩壇時尚寫作樂府，「在人們普遍寫作樂府、相當一部分人對寫作七律不感興趣的風氣下，李賀出於對樂府的愛好，出於便於抒發情思而避免受近體格律的束縛」才沒有寫七律。

　　 陳允吉文則認為，李賀大多數作品「注重在描寫個人的直覺和幻覺，這樣的現象主要是由於他本身生活圈子的隘和性格的內傾所決定的。他無疑缺少對現實生活中社會問題深刻的思索和高度概括的能力，但他特別善於捕捉瞬息之間所感受到的事物的直觀形象，也喜歡在詩中津津有味地描摹他主觀精神上浮現的各種幻景」。

　　 程亞林文從語言學的角度指出了我國傳統的語言結構原則「簡意」的局限性，肯定了李賀詩歌「衝破了傳統詩歌立意單純、語言暢朗的模式」，能「比較充分地表現了情緒的多面性、複雜性、瞬息性以及意象的同時並置性，拓展出新奇的詩境」。

　　 陶爾夫文則認為，李賀詩歌的「奇」、「詭」、「怪」，乃在於他所寫的大部分作品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詩歌，而近乎詩體形式的童話，或者是極富童話色彩、極富童話意蘊的詩。他的這種「童話」，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符合審美常態的童話，而是出自一個智能超常並帶有某種反常心理和特殊病理的乖張詩人所幻構出的撲朔迷離的童話世界。

　　 羅秉恕文說，「李賀與《楚辭》及其作者的關係，遠不只是化用和借鑒，而是深刻的認同與陶醉」，作者認為，「巫」這一原始文化範疇，可以將李賀詩風中諸如樂舞、女色、天上漫遊等主題及李賀的想像在詩歌創作中所表現的一些基本傾向貫穿起來。

　　 治芳文認為，李賀詩主要有四種結構：一為並列式，就是意象並列或意象並置。這些並列的意象無大小、輕重、主次之分，表面上看起來是無序的，雜亂的，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但它們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去形容、描摹、比喻、象徵或寫感受、經驗、人事、物象的。二為兩段式。就是全詩的意象結構一分為二，成為明顯的兩個部分，而且詩人有意要在分量上造成一種畸輕畸重的不平衡狀態，形成結構上的不對稱和不平衡之美，從而讓他的詩意和詩情以極為突兀的、不同凡俗的方式表現出來。三為交錯式。意象的排列與組合採用一種交叉的、錯列的方式，完全打破了時空關係的完整性和統一性，而讓服從於統一構思的意象在不同的時空中分別地、交錯地出現，被打散的意象群各具自己的時空性質。四為點睛式。是先用大量的篇幅（即眾多的意象）去鋪陳、渲染某一具體的人事、景象或場面，形成一個密集的意象群；只在詩的結尾時用一句、最多用兩句（或一至兩個意象）來揭示題旨，點出正意，表明詩人感情的傾向和指歸。這也就是古人所說的李賀詩八法中的「冷結」。文章最後還對「旁出」和「陡轉」二法進行了具體的分析。

　　 對李賀某一題材的詩歌進行深入探討的論文，主要有：趙力的《李賀「鬼詩」的意義和社會價值》、徐樹儀的《李賀的「馬詩」與唐代的科舉》、陳維國的《李賀神鬼詩探源》、廖明君的《論李賀的愛情詩》、廖明君的《生命的渴望與理想――李賀遊仙詩論》、陳友冰的《李賀鬼神詩的文化背景》等。

　　 其中趙力文探索了李賀「鬼詩」的寓意，並從消極與積極兩方面衡量其社會價值。徐樹儀文認為，李賀的《馬詩》二十三首曲折地反映了唐代用人制度的不合理，認為它們都與科舉制度密切相關。

　　 陳維國文對李賀的神鬼詩作了探源式的研究，較有啟發性。文章先否定了「模仿說」、「幻滅說」、「抒憤說」等三種成說，然後對李賀任奉禮郎前後的詩歌作了比較，特別著重分析了李賀有關祀神活動的詩，得出「李賀的神鬼詩和三年的奉禮郎生活有著直接關係」的結論。文章認為，「李賀長期』風雪值齋壇『與神鬼打交道的生活，必然對他的心理和創作產生深刻影響，使得李賀不僅在參加祭祀活動時，相信鬼神世界的存在，而且觀察事物時常自覺不自覺地帶上』巫覡的眼光『。」此外，文章還指出，唐代道教盛行，道教思想必然要影響李賀，「強化他作為奉禮郎職司的神鬼意識」。

　　 廖明君前文說，李賀作品中涉及愛情的作品幾乎四分之一，文章分析了李賀詩歌中所表現的愛情的渴望和愛的痛苦，還認為其遊仙詩中展現的是一個超越了痛苦的愛情世界。廖明君後文則指出，李賀在其遊仙詩中，藉助於對神話的改造，建構了一個夢幻般的充滿詩意的天國世界，使生命克服了生活的恐怖意識，超越苦難而獲得快樂，超越死亡而獲得長存，超越虛無而獲得價值和意義，從而表達了詩人對生命的肯定和讚美，以及對生命的渴望與理想。

　　 陳友冰文則從三個方面探討了李賀神鬼詩的文化背景：一、生活環境的幽冷荒僻和鬼神氣息，造成了李賀詩幽冷的格調和多言鬼神的創作傾向；二、當時社會瀰漫的宗教氣氛和李賀的職業特徵常使他帶著幻覺去看待人生；三、大曆以來文學觀念的更新和創作心理的變化，使他自覺地去追求「語奇而入怪」。

　　 四、李賀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詩歌成就及其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本世紀上半葉，人們對李賀詩歌的藝術成就及其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和貢獻的認識已經比較明晰。

　　 如梁啟超在其《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中把李賀稱為「浪漫派的別動隊」，說「他的詩字字句句都經過千錘百鍊」，「但他的特別技能不僅在於字句的錘鍊，實在想像力的錘鍊」，「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在文學史上的價值」。

　　 王禮錫的《驢背詩人李長吉》和《李長吉評傳》論李賀在文學史上的位置都比較精到、細入，在前文中雖然認為李賀是屬於韓愈一派的，但是他的影響「比之昌黎諸人大」，「而他反元白的色彩亦較重」，並認為「長吉是昌黎的副將，溫李的先鋒，元白的敵手」；在後書中，他又抬高了李賀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認為李賀是韓愈和元白兩大對立詩派中間「單刀匹馬沖圍突陣的勇士」，「這位詩人因為曾受過韓愈的幫助，所以從來論詩的人把他歸到韓愈的麾下，忽略他自成一派的地位。」

　　 當然，也有人對李賀的詩歌成就持否定態度，如致干《沒落貴族的詩人李長吉》文就認為：「長吉是個沒落的詩人，他的詩歌的內容，除掉悲傷與幻想以外，幾乎沒有什麼東西。他沒有盛旺的氣概，他是異常的貧乏而不充實呀！正因為他在內容方面貧乏不充實，所以他在詩歌上只能玩弄著形式的美。」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也認為，李賀那些「怪艷」 的作品「並不能提高作者在詩史上的地位」，有些詩句「誠然新奇可喜，但他的作品就全體看來，卻是太做作了，而且常常還要有晦澀和堆砌的毛病，所以終於不能算第一流的作家。」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對李賀詩歌的評價也不高：「他的詩句尚奇詭，絕去畦徑，但其大體，則近於王建、張籍。唯較為生硬耳。」

　　 總的說來，本世紀上半葉學界對李賀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貢獻多是持肯定的態度的。就是到五十年代中期也還是如此。

　　 如林庚在《中國文學簡史》中將李賀放在唐代詩歌發展史的背景下進行考察，認為李賀的詩歌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已顯現出晚唐詩的特點：「通過詩歌語言的魔杖，指顧之間，便出現了一個濃郁繽紛的世界，成為風靡一時的詩風。但是它卻是離開自然現實世界的神秘的語言。這藝術性與現實性的不能統一，就具體的說明了詩歌之要從高潮上走向低潮。」

　　 再如，陳貽焮在《論李賀的詩》一文中也認為，「李賀在詩歌藝術上的成就則更大。他想像豐富，構思精巧，表現新穎，風格奇殊，其中許多優長，尤其是他的那種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那種反對庸俗、追求完美的藝術表現的精神，對我們今天的詩歌創作來說，還是值得學習的。」當然，作者同時也指出：「另外一面，由於他的生活窄狹、體驗不深，在他的詩歌創作上也的確存在著過分追求所謂』美『的表現的不良傾向，這也是應該特別加以說明的。」

　　 而李嘉言則強調李賀於詞體產生所具有的積極作用，他先是在《詞的起源與唐代政治》一文中說「李賀既亦以』天若有情天亦老『句得名，所以李賀詩體在』多情『方面便先與詞有了不解的宿緣」，「兩《唐書》都說李賀做過協律郎的官，如果可靠，則李賀就先合乎作詞的第一個條件了。」「縱令李賀不懂得音律，只憑他那』掾郁凄艷之巧『，亦足可與詞結成總角之交。」「言情的齊梁體到中晚唐又該抬頭，碰巧李賀在這時又特加提倡，於是就促成了詞的產生。」然後，他又在《李賀與晚唐》一文中認為，以作詩的態度論，李賀、賈島雖然都和韓愈相近，但是以成就論，他卻「早已偷偷的逃出了韓愈的門牆，各樹一幟，並取得大眾的擁護了。」「二人在晚唐確都獨立成立了詩派」，「惟賈島一派多無名英雄，李賀一派都是名家，而且由於李賀詩的艷麗的外衣及傷感的內容，漸漸的發展，以至於詞的成熟，使詞的起源多一條路線可尋，所以李賀一派在晚唐確是不可忽視的。」

　　 但是，到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學術界卻展開了一場關於李賀詩歌成就評價的大討論，雙方一貶一褒，針鋒相對。

　　 這場討論的起因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專業五五級學生在他們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中對李賀詩歌從內容到藝術形式採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他們認為，「李賀是和新樂府運動相對立的。他繼承了苦吟傳統和險怪的風格而又向唯美主義方面發展。」又認為，「他的很多詩只是一些詞藻和斷句的堆砌，前後並不聯貫，甚至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他是晚唐唯美主義詩風的開路人。」

　　 這種觀念很快得到了幾所高校中文系所編《中國文學史》的認同。如吉林大學中文系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稿（唐宋部分）》也認為，「他無視現實生活，專門在詩的辭藻的穠艷上用功夫，是唐中期反現實主義流派中的唯美主義詩派，也為晚唐唯美主義詩風作了先導。」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組學生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也認為李賀詩歌是屬於反現實主義一派的，並認為其「千錘百鍊而成」詩句和「豐富的想像力」等藝術技巧，「更幫助他美化了那些悲觀消極的情緒」，「他從幻想的鬼境里，取來了漆燈、土花、磷火、紙錢......取來了血、死、哭、泣、淚......組成一幅幅冷艷的圖畫，表現出一種歪曲的不健康的美。引導人去欣賞它，迷戀它，而忘懷了現實。」殷晉培《必須剔除李賀詩中的糟粕》一文更是認為，在李賀詩中，富有現實主義的作品究竟太少了，李賀的大部分詩歌的思想性是比較貧弱平庸的，而且還摻雜了大量的糟粕。如他對現實的揭露不夠深刻，其反映是個人性質的，藝術上嚴重的形式主義和唯美主義亦是不容忽視的。

　　 北京大學中文系五五級學生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一發表，馬上就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他們大多對這種全盤否定李賀詩歌成就的做法表示異議。

　　 如何其芳在《文學史討論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就指出，該書忽視李賀詩歌藝術方面的獨創性是不妥當的。方牧在《關於李賀的評價》中也認為北大中文系1955級同學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對李賀的評價是片面的，不公允的」，「因為李賀除了有嚴重的唯美主義傾向的一面以外，還有另一面，這恰恰被忽略了。」這另一面，「就是他的艱深浪漫主義的一面。」文章又進而論述道：首先，從一部分詩里，我們所看到的詩人李賀的形象，並不是一個花天酒地的紈絝形象，而是一個年輕英俊、奮發有為的少年形象。其次，從中我們看到詩人的創作傾向並不是唯美主義的，而是洋溢著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再次，我們看到詩人的語言並不完全是一些看不懂和聯貫不起來的詞藻和斷句的堆砌，有些詩篇是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普通話，雖然他也用了一些典故。再次，我們看到的詩人的風格並不是跟新樂府運動相對立的，而是繼承了杜甫、李白、白居易、岑參等的傳統，接受了他們的良好影響。

　　 皇甫春在《論晚唐詩歌的評價問題――對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第四編中的一些意見》中也認為，「對李賀的評價，沒有指出他的詩歌中浪漫主義的精神，以及他對詩歌藝術上卓越的貢獻，僅以』空虛而無聊『的結論向讀者交代，這就十分不夠。」

　　 王孟白在《李賀和他的詩》中明確指出，李賀詩的才華及其影響深遠，是無可懷疑的；李賀詩的風格，乃是浪漫主義的風格；李賀短暫的一生，可以說是從事於藝術探索和創造的一生；「李賀的詩的藝術創造，有著獨立不倚衝擊傳統的精神，並且在反映封建社會制度和有才能的詩人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上，李賀的詩也具有深刻的悲劇性質。」文章最後說：「籠統地把李賀、李義山乃至於溫庭筠都稱之為形式主義和頹廢主義者，未必是恰當的。」

　　 另外，當時有一些學者雖然並未直接參加這場討論，但是也在李賀詩歌的評價方面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如葉蔥奇在《〈李賀詩集〉後記》中雖然十分看重李賀在藝術上的創新之功，認為李賀的作品，「一方面戲曲了古詩騷的精英，一面創造出他獨具的一種風格。對於當時輕滑、圓熟的一派，他極憎惡，對於一般應試的官體詩――律詩――尤其不屑一顧。」但是同時又指出，「我們讀李賀的歌詩，只應當欣賞他的清新奇崛的字句，濃縟絢爛的辭彙和憤郁激越的情感，而對於他的雕琢欠理紆僻晦澀和過於幽冷、凄苦頹廢的地方，則應當予以分清而有所抉擇。」馬茂元在《李賀和他的作品》中也認為李賀的詩歌「基本上屬於積極浪漫主義的範疇。但其中也還摻雜著若干消極的因素。」又如譚正璧、紀馥華在《試論李賀及其詩歌》一文中也認為：「李賀的作品在過分追求美的表現方面無疑是有唯美主義傾向的，但從作品的內容，從創作方法來看則應該屬於浪漫主義的範疇（我們這裡所談的爛漫主義當然與現在所談的革命浪漫主義不同）。他的詩中馳騁著那種瑰麗奇異飛躍的想像，用多彩的筆觸誇大地描寫神秘夢幻似的氣氛和離奇美麗的神話傳說世界；用較自由的形式來抒寫情感，都是具有浪漫主義特徵的，這種浪漫主義特徵是從屈原、李白那裡繼承下來的。」

　　 游國恩、王起、肖滌飛、季鎮淮、費振剛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大綱》持論也比較辯證，他們說，「李賀接受了韓愈』務去陳言『的影響，不屑蹈襲前人，不受格律束縛，藝術上富於革新創造精神，一方面他』嘔心『為詩，另一方面，他又吸收了楚辭、漢魏古樂府和齊梁詩歌的一些特點，善於通過奇特的想像，比物征事的手法和色彩濃重的語言，表現其』哀憤孤激之思『，因而在詩歌的構思、造意、遣辭、設色等方面都表現出新奇獨創的特色，形成了奇崛、穠麗、凄清的浪漫主義風格。在中唐詩壇，乃至在整個中國詩歌史上都可以說是異軍突起，獨樹一幟的。李賀詩有獨特成就，但也有嚴重缺點，由於生活狹窄和過分幽冷凄清和虛無頹廢，表現了明顯的消極浪漫主義，對晚唐詩歌有不良影響。」在第二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中，游國恩等人同樣給予李賀的詩歌以比較辯證的評價，唯用語與前書稍有差異，他們更明確地指出：「李賀詩一個很富於創造性的詩人。他在短促的生命中，為詩歌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對李賀詩歌的缺點認識也改變了：「由於生活狹窄和藝術上過分追求奇詭險怪，他的許多詩歌缺少思想而流於晦澀荒誕，不少詩歌僅有奇句，而缺乏完整的形象和連貫的情思脈絡。有的詩甚至有南朝宮體的氣味。」

　　 在文革中，人們除了強調李賀詩歌中所反映的法家思想外，對李賀詩歌的藝術成就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基本未作進一步的分析。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新華社公開發表了《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毛澤東主席在該信中寫道：「李賀詩很值得一讀。」此後的兩三年中，全國各地的報刊上湧現出一大批以「李賀詩很值得一讀」為題的文章，這些文章對李賀詩歌的藝術成就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大都持全面肯定態度，只有很少的幾位學者論及李賀詩歌藝術方面的缺點。

　　 如周觀武在《評姚文燮的〈昌谷集注〉――兼及當前李賀研究中的一些問題》中就對當時有些人對李賀成就極力拔高，缺點多方掩飾對做法大為不滿，文章認為，「李賀是一個不平凡的詩人」，「他的詩大都奇想聯翩，構思新巧，用詞奇詭，設色濃麗，極善於藉助翻飛的想像，大膽的誇張、優美的神話和奇特的比興手法，來馳騁自己的形象思維，詭幻幽麗，別具一格，在絢麗多姿的唐詩苑中，確是標出籬外的一枝奇花。」但是作者又指出，和白居易比較，李賀的缺點卻更重些：首先，李賀受梁代宮體影響較重。第二，他過分追求奇詭典雅，以至於雕章鏤句，脂粉塗飾，把意思深藏在奧詞僻典之中，晦澀難懂，帶有唯美主義的痕迹。

　　 又如，朱世英《「神寒」未必「骨重」――試論李賀歌詩的思想核心和藝術特色》也對當時人們一味讚頌李賀之風不以為然，認為「這類文章的觀點大多不是產生在學習研究全部作品之後，而是在開始閱讀作品之前就已經有了的，它不是實踐和獨立思考的產物」，而且「這類文章的論證方法是不科學的。它們不是注意探討那貫穿於全部作品之中的核心思想，而只是著眼於作品的個別部分」，所以該文在對李賀作品進行全面分析探討後指出，「從整體上看，李賀歌詩內容比較瑣屑，思想境界不高，藝術上也顯得高下不等，有奇而美、奇而雅的，也有奇而俗、奇而陋的。遠不是象某些人所宣傳的那樣，政治觀點明確，表現了尊法反儒的立場，貫串著憂國憂民的思想，也不是象某些人所誇讚的那樣藝術上非常精美，是所謂形象思維運用得最好的詩人，連李白、杜甫也望塵莫及。我們這樣說，並不想全盤否定李賀，實際上李賀詩歌的成就和價值以及它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文章認為，「李賀詩歌的價值主要在於它的獨創性和獨立性」，「就這點來說，李賀詩歌是非常有價值的，甚至可以說是無可比擬的。」

　　 八十年代以後，學界單純探討李賀詩歌藝術成就和評價李賀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的文章少了一些，而且這些文章的觀點也不盡相同。其中較有新見者有劉知漸的《李賀評價問題》、鍾元凱的《李賀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等。

　　 劉文雖然認為「李賀詩在藝術上是屬於浪漫主義的」，但是又指出，「李賀作品的浪漫主義精神，不僅不及屈原，而且也不及李白」，因為「李賀作品低沉陰鬱，讀後使人頹喪」；而且其創作道路也有兩大缺點：一是模擬和苦思，二是追求奇僻晦澀。文章最後認為，對李賀「不要否定太多，也不要把他說得太好。」

　　 鍾文認為，李賀以其獨特的藝術敏感和才能，為詩歌重新尋找出路。他的詩歌，對傳統的內容有所偏離，對詩歌的藝術表現有全新的開拓，既接受了市民階層的新鮮影響，又深入表現了文人的苦悶情緒。他正是以這種藝術典型的創造，成為晚唐詩人的先行者，激揚起新的詩潮來的。文章還認為， 「他的詩歌極主觀內向的審美理想，對官能感受和情調的注重，以及迴環往複的暗示方式，筆斷勢連、跳躍性極大的章法」，「在日後的詞里」「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成為文人詞的奠基者」，而且「李賀的某些篇章，已經出現了向詞境過渡的徵象」。

　　 藝術淵源和影響研究七十年代末以後，學界探討李賀詩歌藝術淵源和影響的專題論文開始多了起來，甚至有人還將李賀與國外文學流派、文學家進行比較。

　　 對李賀詩歌的藝術淵源進行探討的論文主要有：曹毓英的《李賀學習楚辭和古樂府的藝術成就》、許可權的《李賀與民歌》、吳企明的《李賀詩歌藝術淵源初探》、杜承儀的《李白、李賀藝術比較論》、房日晰的《李賀詩歌與屈原楚辭之比較》、房日晰的《杜甫詩歌對李賀詩風的影響》等。

　　 其中許可權文從內容、體裁、表現手法、詩歌形式、語言上等幾個方面，論述了古代民歌對李賀詩歌的積極影響。吳企明文結合中唐時代的政治情況、李賀的生平、思想，探討了李賀詩歌的藝術淵源和獨特風格形成的原因。文章認為，李賀並不是簡單地掇拾《楚辭》的字句，搬用現成的表現方法，而主要是從《楚辭》中汲取積極浪漫主義的精神，「意取幽奧，辭取瑰奇」；李賀還善於從漢魏南北朝樂府中汲取養料，融會古今，變化創新，不僅廣泛運用樂府古題反映現實生活，同時還大量寫作新題樂府，開拓、豐富並發展了樂府詩創作的領域。文章還指出，李賀學杜，有三個方面：一、李賀的樂府詩「即事名篇」從老杜來；二、李賀深得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神，因此造意以及意境，取自杜詩；三、某些詩的構思、章法以及意境，取自杜詩。杜承儀文從浪漫主義詩歌的基本特徵、藝術風格兩個方面對二李的詩歌進行比較，分析同一表現手法在二人詩歌中的不同運用及由此產生的藝術效果。房日晰後文認為，「杜甫對李賀詩風形成的影響，不在人們常說的杜甫的現實主義詩歌對李賀詩歌創作的某些啟示，也不在個別詞句的脫胎或承襲，而在於杜甫詩歌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與情調，對李賀詩風的形成有著直接而深刻的影響，這個影響對李賀詩歌帶有整體的根本的性質，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文章主要分析了杜詩對李賀詩歌兩個方面的影響，認為李賀詩中譎詭的意境與情調，也導源於杜詩。

　　 對李賀詩歌在文學史上的影響進行研究的論文主要有：尤振中的《昌谷詩影響概述》、吳企明的《長吉詩與詞曲――李賀詩歌影響論之一》、楊鴻雁的《李賀的創作與詞》、房日晰的《李賀李商隱詩的朦朧美比較》等。其中尤振中文認為，李賀詩歌中的艷詞麗藻、奇情幻語，影響到宋詞婉約一派，李賀詩歌對宋詩也有影響；在元代，學李賀成為一種風氣；明初，昌谷詩不為所重，但有明一代，昌谷詩仍然受到重視，並為某些詩人所取法；清代，昌谷詩受到眾多詩人的愛好；近現代詩人的詩詞也多學昌谷。

　　 另外，還有一些論文將李賀與國外文學流派和文學家進行了比較研究，如陳伯海的《李賀與印象派》、葛雷的《李賀與韓波》、吳伏生的《李賀與濟慈》、鄭松錕的《「非美為美」與「惡之花」及其他――李賀與波特萊爾詩歌美學比較談》、徐志嘯的《兩個天才而又短命的詩人――李賀與濟慈》等。其中陳伯海文認為，李賀的詩歌更勝過了印象派的繪畫，因為它不僅有濃厚的色彩感和明快感，還有高昂與低沉的音響感，有秋氣與嚴霜的寒冷感，甚至有沉重感。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詩篇的蒼涼悲壯的意境，贏得觸動人心的效果。這種類似於印象派的作風正是李賀詩歌特殊魅力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構成「長吉體」奇詭風格的必要組成部分。葛雷文從「時代美學的造反者」、「絕望中的追求者」、「理外有理的強者」等方面將李賀與韓波進行了比較。鄭松錕文則將李賀的詩歌與十九世紀法國著名詩人波特萊爾的詩歌進行了比較，著重探討了二人美學趣味的共同點：首先，兩人的詩歌都以憂鬱為主導，以非美為美，雖開一路先鋒，卻與當時審美習俗相悖；其次，他們都能以意象的升騰，造成巨大的時空差，以超然的審美哲理來觀照人生，從中引出生活的真諦，悟出「永恆」從而擺脫「憂鬱」的苦痛，使丑轉化為美。

　　 五、作品整理、版本研究和研究資料彙輯

　　 作品整理本世紀學界對李賀的詩歌作品重新整理的成果不多，1908年田北湖發表《校訂昌谷集余談》，謂其曾遍訪李賀歌詩，收集到十四種版本，且其中有宋刻本和金刻本，進行校訂。1922年吳闓生又刻印了吳汝綸的《評註李長吉詩集》。1959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重排出版了《三家評註李長吉歌詩》，以適應當時學術界分析、批判李賀詩歌之需，齊甘有一篇評介文章《〈三家評註李長吉歌詩〉評介》。

　　 本世紀第一個正式出版的真正意義上的李賀詩集新整理本是葉蔥奇疏注的《李賀詩集》，該書在舊注的基礎上用白話文作了疏注，其中「疏解」部分，對全篇的主旨、意趣，以及運筆、造句的精妙，或有關的歷史背景等均有較為簡明的交代，大大方便了讀者對詩作的理解。

　　 從六十年代開始，林同濟就斷斷續續地校閱了二十餘種李賀詩歌集的古今版本（包括宋、金古本），發現其中互異之字甚多，再加上未經注意的錯字和疑字，統共不下五百多條，遂於1978年和1979年相繼發表了《李賀詩歌集需要校勘》、《兩字之差――再論李賀詩歌需要校勘》兩文，一再說明此問題的嚴重性並提出了一些解決的辦法。後來因為林先生逝世了，其部分整理成果《李長吉歌詩研究》刊布在《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1期上，該文對李賀的許多詩作從命意到詞句校勘、注釋均有獨到的看法。

　　 1990年，劉衍出版了《李賀詩校箋證異》，該書本著「以期與李賀自編集原貌較為接近」的宗旨，根據北宋鮑欽止所云「李長吉外詩（即外集）二十三篇」之語，分別將這些詩編入四卷中，各卷之中次序淆亂的篇目，則依國內圖書館所藏、今存最早的宋刻四卷本進行調整。該書的「證異」以王琦《匯解》為底本，廣取李賀集宋元善本、明清刊本及其他文獻資料研究勘正，在文字上做了許多發疑正誤的工作。

　　 1992年徐傳武又出版了《李賀詩集譯註》，該書對李賀詩作進行了翻譯，並加以簡明的注釋，有一定的普及作用。書後附有歷代李賀研究資料，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八十年代以後，還有一些學者對李賀詩作的註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尤振中就先後發表了《王琦〈李長吉歌詩匯解〉拾補》、《昌谷詩札叢》、《昌谷詩札叢（續）》等成果，吳企明也發表了《〈李長吉詩歌王琦匯解〉補箋辨正》、《長吉詩注質疑錄》，楊其群則有《李賀詩疑點辨析》、《李賀詠昌谷詩中專名考》等。

　　 版本研究本世紀從版本方面研究李賀詩集的成果，主要有王國維的《蒙古刊李賀歌詩編跋》，吳闓生的《跋李長吉詩評註》，尤振中的《李賀集版本考》，萬曼的《唐集敘錄·李賀歌詩》，塗宗濤的《〈李賀歌詩〉宋本補議》，楊其群的《李賀集題正名》，韓文若的《朱軾〈昌谷集箋注〉評價》等。

　　 研究資料整理本世紀學界還對歷代的李賀研究資料進行了整理、彙編，產生了幾部各有特色的資料性著作。如，1975年，為了適應「評法批儒」運動中人們學習李賀詩歌的需要，江蘇師院和蘇州人民紡織廠合編有《法家詩人李賀資料選編》。陳治國於1983年出版了《李賀研究資料》，該書分「傳記·紀事」、「詩評」、「序跋」、「年譜」、「書刊文摘」等幾個部分，其中「書刊文摘」部分所收資料截止到1981年，在當時可謂搜羅頗豐，極大地方便了李賀研究工作的開展。後來，吳企明又出版了《李賀資料彙編》，該書收集歷代李賀研究資料更為完備。

　　 另外，八十年代以後還出版了兩種李賀詩歌索引，一是唐文編《李賀詩索引》，齊魯書社，1984年版；一是欒貴明編《全唐詩索引·李賀卷》，現代出版社，1995年版。

第五節顧況、張籍、王建和李紳研究

　　 顧況、張籍、王建和李紳等人都是中唐時期的著名詩人，他們在新樂府詩歌方面的創作成就和影響僅次於白居易和元稹。本世紀學界對他們的研究雖然還不太深入，但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一、顧況研究

　　 近百年來，學界對顧況關注得不夠，本世紀上半葉沒有一篇關於顧況的專題論文，八十年代以前，只有顧易生的《顧況和他的詩》一篇論文；八十年代以後，人們對顧況的關注才多了起來，然而，除了出版了兩部新整理的顧況詩集，較有分量的論文也不超過十篇。下面擬從生平、詩歌成就和作品整理等三個方面對之作簡要的介紹。

　　 生平研究關於顧況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顧況考》、趙昌平的《關於顧況生平的幾個問題――兼與傅璇琮先生商榷》等。

　　 其中傅璇琮文首次對顧況生平行事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文章首先對關於顧況生卒年的幾種舊說進行了考辨，作者認為，根據現有文字材料，只能大致推算其大致的生活年代，即其生當在唐玄宗開元年間，其卒當在憲宗元和元年前後；對於顧況的籍貫，文章在對蘇州、吳興、海鹽三種說法進行辨析後認為顧況應為蘇州人；文章還考知，顧況於至德二載（公元757年）登進士第，於大曆七、八年間，在滁州；所謂白居易到長安謁見顧況以及顧況「長安居大不易」的譽語，只不過是一種故事傳說，而不能看成實有其事。

　　 對於顧況的生卒年、在滁州與去饒州及其歸隱後的居處等問題，趙昌平文提出了與傅璇琮文不同的看法。其中，趙文通過對顧況之子顧非熊生年的考證，推知顧況約生於開元十五年；至於卒年，作者認為同治元年所翻刻及民國三十二年所刻雙峰堂本的《顧華陽集序》雲顧況「以壽九十四年卒」是正確的，從而定其卒年於元和十五年後。趙文又認為顧況大曆七、八年不在滁州而在永嘉，顧況《龍宮操》詩下的小注「壬子，癸丑」或為「壬申，癸酉」之誤，其經滁州當在貞元九年（或十年）時。

　　 詩歌成就研究六十年代以前，人們大多是在文學史、詩歌史和有關的唐詩研究論著中涉及到顧況的生平和詩歌成就，故所論大多比較簡略。

　　 顧易生的《顧況和他的詩》是本世紀最早一篇對顧況詩歌成就進行較系統分析的文章。該文認為，「顧況是從杜甫進展到白居易之間的重要橋樑之一，對於』新樂府『運動的理論和創作的形成與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在顧況的創作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仿效民歌來反映當時各種社會矛盾和現實；這些作品「無論在內容上、形式上很可能給白居易寫定《新樂府》五十首以一定的啟發和影響」。文章還指出，「顧況被某些歷史記載描寫得似乎只是一個玩世不恭的狂客，仙風道骨的高人隱士。但是我們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不僅關切現實，並且原是一個有志用世，企圖有所作為的人。」顧況的《遊仙記》和《莽虛賦》，是他厭惡當時社會現實、同情人民疾苦和隱遯出世思想結合起來的產物。這裡詩人寄託了自己的理想國。他的作品常常似乎信手拈來，卻又是那麼妙趣橫生，想像非常豐富，比喻非常奇兀新穎，韻律非常流宕，感情的刻劃非常真摯深刻，形象非常生動。但「有些作品過於粗率、淺露，了無意味，讀之索然」。

　　 二十多年後，王啟興發表了《顧況的文學思想和詩歌創作》。該文偏重於顧況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的社會意義，認為在那「詩道初喪」、「氣骨頓衰」的詩風轉變之時，顧況繼杜甫、元結之後，倡導「風雅」，強調詩歌應反映人民疾苦，針砭時弊，同時又不囿於傳統詩教。在創作上他自覺向民歌學習，從中吸取營養，以充實自己的創作。因此，顧況的詩歌不僅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而且有著獨特的藝術個性和藝術風貌，是盛唐後期、中唐前期一位承前啟後的詩人。

　　 和王啟興文相比，稍後面世的鄧紅梅的《顧況詩歌新論》一文，論述更深入、更全面。文章認為，顧況的一生，同時受到正統儒家、天師道、禪宗思想的影響，它們交互作用，不僅造就了他的人品，而且滲透了他的詩風。貞元五年以前，他大致是一個力求鍥入現實生活的人，這時期，特別明顯的是他寫了許多揭露生活中不合理、不如意現象的詩歌；貞元五年貶官，此後他的詩歌表達了自己對富貴榮達的再認識，從前用心追求，而現在已經厭棄；入道後的顧況看起來愉快而平靜，他在用眼睛捕捉、用心體味、用筆表現著靈氣盎然的山林煙霞之景。文章還指出，在元結們和「大曆十才子」活躍的中唐詩壇上，與韋應物一樣，顧況為解決「風力」、「氣骨」與「理致」、「意表」的矛盾，自己探索新路子，並且取得了獨特的成就。他的詩作極少平淡的構圖和平庸的調色，在他描繪的自然實景中折射著夢幻的光芒。他的歌行除想像過人而外，章法結構也縱橫有致，出人意表；顧況的詩歌不僅時露奇氣，而且常常狂態。

　　 另外，趙昌平的《「吳中詩派」與中唐詩歌》和葛曉音的《論天寶至大曆間詩歌藝術的漸變――從杜甫和岑參等詩人創奇求變的共同傾向談起》對顧況詩歌藝術都有新穎的看法。如趙昌平指出，顧況乃是「吳中詩派」的代表人物，對中唐詩風有深遠的影響：一方面，他興象風骨並重，故能得盛唐人風蘊；另一方面是「法變氣老」，由老成而開法變之漸。總之，復鮑、謝元嘉體奇險深曲，排?恣縱之古而與杜甫詩風相通，革十才子格調羸弱、窘於馳騁之弊而執韓、孟奇變之先鞭。葛曉音文則對顧況與天寶大曆詩壇復古思潮的聯繫進行了精彩的闡述，她認為顧況主要是從人世間的滄桑著眼，以普通的生活經驗揣度神仙眼中的世變。這就將杜甫善於以現實生活體驗輸入神話幻想的特點和獨孤及、畢曜、蘇渙及《篋中集》詩人強烈的人生如寄之感結合在一起，直接啟發了李賀的奇思。顧況正是隨著天寶以來詩壇上復古的潮流，綜合了杜甫和天寶大曆詩壇上其他詩人追求奇變的創作經驗，才成為盛唐與中唐兩大詩歌高潮的中介。

　　 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八十年代以後，出現了兩個顧況詩集的新整理本，一是趙昌平校編的《顧況詩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是王啟興、張虹校注的《顧況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萬曼的《唐集敘錄·華陽集》中對顧況集的版本流傳情況作了簡要的介紹；另外，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顧況考》中也述及顧況集的傳刻情況。

　　 二、張籍研究

　　 和顧況相比，本世紀學界對張籍的研究要系統和深入一些，其中生平方面的研究成果又稍多一些。

　　 生平研究本世紀張籍生平的系統研究，開始於卞孝萱的《張籍簡譜》該譜對張籍一生重要行事和詩作盡量作了編年，篳路藍縷，功不可沒。

　　 八十年代以後，人們在卞譜的基礎上，對張籍的生平作了進一步的研究。潘竟翰《張籍系年考證》就認為卞譜間有疏忽失誤之處，遂作了一些補正工作，如卞譜認為張籍約生於大曆初年（公元766年）前後，本文則認為張籍約生於大曆七年（公元772年）。遲乃鵬的《張籍、劉禹錫相替主客郎中前後事迹考》也認為，卞譜在張籍、劉禹錫相替為主客郎中前後一段時間的事迹上，有值得商榷之處：卞譜認為，張籍應在大和二年春任京職主客郎中後不久，又任分司東都之主客郎中時，繼劉禹錫為京職主客郎中；本文則認為張籍根本不可能於大和二年春不久，繼張籍為主客郎中。張國光的《唐代樂府詩人張籍生平考證――兼論張籍詩的分期》也在張籍的生卒年、里貫及生平仕履的某些方面得出了與卞譜相異的結論。張文據韓愈《張中丞傳後敘》所云「籍大曆中」「見（於）嵩」「籍時尚小」等語，假定其時為大曆十年，時籍九、十歲，定其生於大曆元年。至於其卒年，作者據張籍大和二年任國子司業，並終於此職，而賈島《哭張籍》詩置於其《技張司業》詩之後，認為張當卒於大和四年春以前。張籍之里貫，舊有和州烏江及蘇州兩說。卞譜取前說，張文則據前引韓愈《張中丞傳後敘》、王安石《題張司業集》稱「蘇州張司業」，及張籍《送遠曲》之「吳門向西流水長」、「此去何時返故鄉」，《寄蘇州白使君》之「題詩今日是州民」等否定烏江之說，認為張籍應是蘇州人。對於張籍任主客郎中的時間，張文定於寶曆二年，又定其調任國子司業在大和二年。而紀作亮《張籍籍貫考辨》則認為，韓愈所說的「吳郡張籍」乃謂其郡望，並引《新唐書·張籍傳》、《唐詩紀事》、《輿地紀勝》等史傳材料，駁蘇州之說而定張籍為烏江人。紀作亮後來發表的《張籍年譜》，是其張籍生平研究的一次總結。

　　 謝榮福的《張籍雜考二則》，是對潘竟翰《張籍系年考證》一文的補證，主要探討了張籍任廣文館學士及其起迄時間（元和十三年夏秋間至十五年秋）等問題。郭文鎬的《張籍生平二三事考辨》，則對卞孝萱的《張籍簡譜》、潘竟翰的《張籍系年考證》、張國光的《唐樂府詩人張籍生平考證》諸文進行補正。其中張籍任水部員外郎時兩次出使南方、大和四年秋張籍尚健在等觀點，均為張籍生平研究中的新說。朱宏恢的《從白居易張籍的酬唱詩看他們的交往》以白居易、張籍的交往詩為例，論述了詩人間的交往對於藝術風格形成和文學運動興起的重要作用。李一飛的《張籍王建交遊考》對張籍、王建二人的交遊情況進行了考證，同時對二人各自的生平事迹亦有自己的看法。

　　 樂府詩研究本世紀的張籍詩歌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樂府詩方面。錢鍾書的《談藝錄》中有一節「論張文昌」，文章認為， 「其詩自以樂府為冠，世擬之白樂天、王建，則似未當。文昌含蓄婉摯，長於感慨，興之意為多；而白王輕快本色，寫實敘事，體則近乎賦也。近體唯七絕尚可節取，七律甚似香山。按其多與元白此喁彼於，蓋雖出韓之門牆，實近白之壇坫」。

　　 五十年代以後，人們更是集中探討其樂府詩的社會價值和藝術成就。如，五十年代有李聽風的《談張籍樂府中所反映的唐代社會問題》、華忱之的《略談張籍及其樂府詩》、張國偉的《試論張籍詩的現實主義》；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情況也類似，如陳力的《試論張籍的樂府詩》、肖文苑的《論張籍的樂府詩》等，無論從選題還是論述深度，都無多大變化。

　　 不過，紀作亮《張籍研究》的出版，稍稍改變了張籍研究中長期停滯不前的局面。該書從「張籍的時代」、「張籍的生平」、「張籍的思想」、「張籍的詩歌」、「張籍的影響」等五個方面，對張籍作了比較全面、系統的研究的研究，而且也有一些比較深入的探討，如他認為，張籍對文藝有一些較為精闢的見解：（1）張籍論創作主張「破舊」、「出格」，詩以新穎見佳；（2）寫作時要「放性靈」、「感所懷」，詩以高韻稱奇；（3）詩應為知音而抒發；（4）詩應是無閑語。他還認為，「真」是張籍美學思想的內質，「妙」是張籍美學思想的外形。這些抉發較之當時學界一味探討張籍樂府詩的現實意義的做法還是頗具新意的。

　　 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1957年，徐澄宇選注的《張（籍）王（建）樂府》，選注張籍樂府詩五十四首。1958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明嘉萬年間刻本《唐張司業集》（八卷本）為底本，參照現存各本，細加校點刪補，編成《張籍詩集》凡八卷，收詩四百七十八首，逸句一條，聯句六首，附錄二項（張籍書二首，他人序跋三則），為目前最為完善的張籍作品集。

　　 另，佟培基《張籍詩重出甄辨》，對張籍與他人詩作近三十首的重出情況作了較為細緻的辨析工作，頗有功於張籍詩的整理。

　　 萬曼的《唐集敘錄·張司業集》對張籍詩集的版刻、流傳情況有較詳細的介紹。另外馬家楠著《張籍評傳》中也對張籍詩集的各種版本及流傳情況有簡要的交代。

　　 三、王建、李紳研究

　　 近百年來，王建研究取得的成就也很有限，其中以生平研究和樂府詩的研究稍微突出一些。

　　 王建生平研究卞孝萱的《關於王建的幾個問題》，是本世紀較早對王建進行深入研究的論文。

　　 八十年代以後，學界對王建生平的研究才較為系統深入。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譚優學的《王建行年考》、寧業高的《王建的生卒年》、卞孝萱、喬長阜的《王建的生平和創作》、李軍等《關於王建生平事迹的兩點考證》、遲乃鵬的《王建生平事迹考》、李一飛的《張籍王建交遊考》等。其中譚文對王建生平的研究比較系統，他據王建的作品及有關記載，勾勒排比了王建的生平事迹，否定了聞一多《唐詩大系》中為王建生於大曆三年、卒於大和四年的說法，認為王建應生於大曆元年，卒於大和五、六年後。寧業高文對王建的生卒年有新的認識。卞孝萱、喬長阜文帶有評傳性質（後來即收入《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續編一）》，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版）將王建的一生分為三個時期進行考察，以詩論史，兼及仕履、交遊。

　　 王建詩歌研究上引卞孝萱、喬長阜文對王建的詩歌創作也有比較詳細的介紹，他們在分期評述王建的詩歌創作情況之後，還專門探討了王建「詩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認為「王建的樂府詩成就最高，宮詞影響較大，其餘各體也不乏名篇佳作」，指出王建樂府詩的主要特色是「題材廣泛，思想深刻，愛憎強烈，傾向鮮明」，「在以客觀而嚴謹的筆調反映社會生活的同時，往往喜愛以奇特而鮮明的形象，強烈地表現主題」；說「王建是唐代第一個大量寫作宮詞的人」，「他寫了《宮詞一百首》，這在我國詩史上是空前的事，對後來宮詞的發展起了推動的作用，因而獲得宮詞之』祖『的聲譽。」但是他們又認為，王建的《宮詞》中「也有平庸之作」。李賀平的《試論王建的〈宮詞〉》則認為前人對王建《宮詞》的評價偏低，他主張把《宮詞》放到唐代七絕組詩的發展長河中去重新考察。文章指出，王建《宮詞》「不僅有相當高的認識價值，同時也具有深刻的教育意義」，王建以組詩的形式擴大七絕容量的藝術實踐，「對後世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陳節的《中唐民俗氛圍中的王建樂府》，指出王建樂府詩中明顯描寫中唐民俗事象的就有二十幾首，占王建全部詩作的四分之一強，文章分別論述了王建樂府詩對中唐婚俗、生產、信仰、喪葬、遊藝等民俗的表現情況。

　　 王建作品整理 1957年，徐澄宇選注的《張（籍）王（建）樂府》，選注了王建樂府詩七十六首。後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於1958年排印了《王建詩集》（十卷本），此書以南宋陳解元書籍鋪刻本《王建詩集》為底本，參校汲古閣本、席氏《唐百家詩》本、《全唐詩》本、清代中葉胡氏谷園刊本諸本，進行校勘，為目前較為完備的本子。吳企明的《王建「宮詞」札迻》，對王建百首《宮詞》首次作了注釋工作。其《王建〈宮詞〉辯證稿》認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的《王建詩集》對卷十中的王建《宮詞》一百首中與他人作品的混亂情況並未甄辨清楚，遂酌加訂，具體說明了那些詩是雜入王建《宮詞》中的他人作品，那些詩是應該補入百首《宮詞》中的王建詩。其《王建〈宮詞〉校識》則認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的《王建詩集》卷十中的王建《宮詞》一百首的校勘還未盡善，有許多很有價值的異文也未列入「校語」中，一些顯然錯訛的文字也未校正，故在增加參校本子的基礎上，對王建《宮詞》作了進一步的校勘。

　　 另外，欒貴明編《全唐詩索引·王建卷》、遲乃鵬的《有關王建一些重出詩考辨》、《關於王建六首詩系年的考辨》以及萬曼的《唐集敘錄·王建詩集》等，也具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李紳研究本世紀學界對於李紳的研究更少，專題論文只有卞孝萱的《李紳年譜》、寧業高的《關於一首唐詩的作者考辨》、文閣的《李紳詩美學思想探微》等為數不多的幾篇。另外，卞孝萱、盧燕平撰有《李紳》》，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版）一文，對李紳一生的行事和創作活動、詩歌成就都作了較為詳細的評述。王旋伯注的《李紳詩注》是一個普及性讀本。萬曼的《唐集敘錄·追昔游編》介紹了李紳詩的流傳情況。

第六節 孟郊、賈島、姚合和皇甫湜研究

　　 孟郊、賈島、姚合、皇甫湜等人都是中唐詩壇上韓孟詩派中的代表作家，他們的詩歌創作不但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流被後世，故一直是歷代詩評家比較關注的研究對象。近百年來，學界對他們的研究尤其突出，無論是生平行事研究還是詩歌藝術的探討，都取得了較大的進展。

　　 一、孟郊研究

　　 生平研究本世紀最早對孟郊生平進行研究的成果，是李士翹的《孟東野年譜》。稍後不久，華忱之發表了《唐孟郊年譜》一卷，使得孟郊生平研究更加深細了，而且譜中許多觀點和結論一直為後來學界所沿用。1941年，華忱之又發表了《孟郊詩文系年考證》。此後，除了華忱之將其《孟郊年譜》兩次再版、張金亮發表《孟郊去溧陽尉並非辭官考》，未見有人對孟郊的生平作新的研究。

　　 詩歌研究和孟郊生平研究比起來，關於孟郊詩歌創作的研究成果更多一些。早在1933年，陳石遺就在無錫國專作過一次題為《孟郊詩》的演講，陳石遺在演講開頭說：「余所以在此提出孟郊詩，有兩大原因：一為孟郊雪冤；二為挽救今日之文瀾；而後者之目的尤大。」他先將孟郊與杜、韓進行比較，謂「孟郊與杜韓同為唐詩中少有的』雅派『，可見東野詩派之正」，還分析了三人詩情之異：「論其情：則杜詩多憂國，有大臣風；韓詩多衛道，有大儒風；孟詩重複仇，有俠客風」，在演講的後半部分，他特地拈出孟郊詩中的五大人文精神以矯當時文風、民風之「頹靡」：（一）富有報國精神，（二）富有輕生精神，（三）富有為人精神，（四）富有慈善精神，（五）富有兼愛精神。此後，錢大成發表了《孟郊詩論略》、陳柱發表了《孟東野詩雜說》，對孟郊詩歌也作了較全面卻不太深入的探討。

　　 和上引諸文相比，四十年代聞一多對孟郊詩歌的分析則比較獨到，他認為，「孟郊一變前人溫柔敦厚的作風，以破口大罵為工，句多凄苦，使人讀了不快，但他的快意處也在這裡」，又指出孟郊在寫作見解和詩歌藝術方面的一些創格，如認為孟郊《贈鄭夫子魴》詩中所云：「天地入胸臆，.........驪珠今始胎」等語，「是寫作的最高見解，太白亦不可及」；《聽藍溪僧為元居士說維摩經》詩 「寫雪景，亦反映孟郊的心境，東坡等喜學此格」；《懷南嶽隱士》頷聯「在句法上創上一下四格，打破前例，使晚唐和宋人享受無窮」，同詩第二首頸聯「又是向丑中求美的表現，後來成為宋詩的一種重要特色」。他還指出，孟郊的「主要成就還在於對當時人情世態的大膽揭露和激烈攻擊」，「他在繼承杜甫的寫實精神之外，還加上了敢罵的特色，它不僅顯示了時代的陰影，更加強了寫實藝術的批判力量」，「所以，從中國詩的整個發展過程來看，......最能結合自己生活實踐繼承發揚杜甫寫實精神，為實現詩歌繼續向前發展開出一條新路的，似乎應該是終生苦吟的孟東野，而不是知足保和的白樂天。」

　　 五十年代產生了兩篇孟郊詩歌研究的專論，一篇是華忱之的《孟郊的生平和創作》，一篇是劉開揚的《孟郊詩簡論》。前文首先概括介紹了孟郊的一生經歷，說「他的一生主要扮演了一切被封建社會所損害的偉大詩人所共有的悲劇」，其次考察了孟郊詩歌內容的主要特色，分析了孟郊詩歌獨特的表現手法，認為孟詩「慣於用白描的手法，形象化的比擬，和苦吟出來的』唯一適用的字句『來誇張地突出他所要描寫的對象」。後文則針對宋代以後的詩評家多貶抑孟詩的情況，為孟詩翻案，文章首先認為，孟郊雖然寫過不少描述他的貧病饑寒的詩，但這「都是他自己的實際生活的寫照」，而且「確能感動大多數的讀者」；文章進而指出，「他的那些關懷人民生活的詩就更不應該輕視，而是有力地說明他並非什麼獨來獨往於高天厚地之間的一個』詩囚『。」

　　 八十年代以後，學界對孟郊詩歌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細緻了，產生了一些較有新意的成果。如張天健的《為孟郊詩一辨》、《苦吟詩人孟郊及其詩歌藝術》、馬承五的《孟郊詩歌的藝術特色》、遲乃鵬的《孟郊言貧詩管窺》、斯蒂芬·歐文《孟郊和韓愈的詩》、尚永亮的《論孟郊詩的風格及其形成原因》、施蟄存的《說孟郊詩》、劉斯翰的《「郊寒島瘦」別議――兼論中唐「苦吟詩派」》、張國舉的《孟郊在洛陽的家事、交遊和詩歌創作》、傅紹良《試論孟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論孟郊審美心理的基本特徵》、喻學才《孟郊與宋詩》、韓泉欣的《孟郊詩作年補考六題》、馬承五《「病態的花」的文化心理特徵――中西苦吟詩人比較研究》、鄭孟彤《漫談孟郊的山水詩》、房日晰的《孟郊賈島詩歌藝術比較》、《孟郊與李賀》、謝建忠的《道教與孟郊的詩歌》等。

　　 其中張天健前文針對歷代詩評家對孟郊「褒少貶多」的情況，就幾個人所非議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馬承五前文認為孟郊詩歌的主要特色是「奇」，這主要表現在「構思奇、抒情奇、比喻奇、語言奇」，但又「奇而不怪，峭而不險，主要是在質樸中見奇，在立意中求奇，因而特別新穎而富有情味」，作者同時又指出，孟詩的缺點是「有的說理議論過多，有的如佛道思想的教科書，枯燥無味，有些詩晦澀難懂」。遲乃鵬文則對人們一般都認為孟郊是「寒士」的傳統說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孟郊並非那樣貧窮，他從孟郊詩中看出孟郊家有一婢、一仆，還有兩頃地和一些耕夫，這樣的人家「怎能說成』饑寒『、』悲慘『！」而且他任官後「生活更加富裕」。既是如此，為何韓愈等人會說他「窮餓」呢，而他在詩中也自言如此呢？作者認為這是因為封建士大夫不以「掌握的財富的多少」，「而是以是否作官，以及官職的大小，品秩的高低」作為是否窮的主要依據。因此孟郊言貧詩的產生，「一言以蔽之，仕途失意使其然。」斯蒂芬·歐文文是由喻學才摘譯的，著者批評了傳統的批評家將孟郊稱為韓門弟子的說法，他認為孟郊在公元791年結識韓愈前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詩風。孟郊早期詩中下列五因素的增長是值得注意的：（1）生僻詞語的使用和驚人意象的創造，（2）奇巧古拙的誇張趨向，（3）習慣於用絕對肯定和絕對否定的限制方法，（4）個人的倫理位置：詩人傾向於估價各種好壞現象，（5）道德和倫理的隱喻。作者還指出，孟郊應進士考試以來的十三年的詩歌，具有如下發展趨向：（1）從樸素、生硬和強烈的尚古主義轉變為更為複雜和富有個性的象徵主義，（2）孟詩的想像的怪怪奇奇越來越佔據顯要位置，（3）孟詩完成了從偶然到普遍、從即興的情感到想像詩的轉變。他用想像創造自己的詩世界，（4）這個時期他第一次嘗試進行組詩創作的變革。作者還著重探討了孟郊詩歌中的「兩分法」，認為孟郊詩大多數都是用奮鬥和失敗、肯定和否定兩者之間的辯證張力創造出來的，這種「兩分法」給予了他後期富有活力的組詩以辯證的結構。孟郊組詩中的每一首都是前一首生出後一首，肯定、否定，然後又否定原來的否定。這是孟郊對組詩結構藝術的重大發展。尚永亮文則從中唐社會背景、詩人的主觀努力、其生活道路、性格特徵以及與韓愈的相互影響等方面，探討了孟郊詩歌奇、硬風格的形成原因。施蟄存文則指出，真正能代表孟郊詩風的不是家喻戶曉的《遊子吟》，而是《長安早春》、《寒溪》九首之九、《教坊兒歌》；孟郊詩的特點不是「古淡」，而是「寒酸」。 劉斯翰文對孟郊和賈島詩風著兒同中之異作了多方面的比較，認為孟郊代表苦吟詩人極想用世而最終賚志以歿的悲劇性的一面，而賈島代表苦吟詩人放棄雄心，躲開現實矛盾的懦怯的一面；郊島並稱，島不如郊。張國舉文在探索孟郊家庭變故方面頗有所得，作者根據韓愈《孟東野失子詩序》等資料，考定孟郊在洛陽定居的九年間，「老少連喪五人」，此點為華忱之《孟郊年譜》所未及，且對理解孟郊詩歌的凄哀苦澀的風格有相當的意義。傅紹良文根據王運熙關於孟郊是《篋中集》的直接繼承者這一見解，在中唐濃厚的復古風氣和大批寒士困頓失意的廣闊社會背景上，論述了孟郊詩歌的心理特徵和抒情方式，指出孟郊詩歌在情、境兩方面都有突破傳統的地方。喻學才文認為孟郊在中唐詩歌復古運動居於領袖地位，宋人學唐主要是從中晚唐入手，文章主要分析了宋人既受孟郊影響又不肯公開承認的原因。馬承五文將孟郊與波特萊爾僥倖比較，從「患難感：現實壓抑人類苦難」、「憂鬱感：靈與肉的折磨」、「幻滅感：人生悲劇與絕望心理」等三個方面分析他們的同異點。鄭孟彤文則認為，孟郊的山水詩也「純是苦語，略無一點溫厚之言」，而且也多是「硬語」，「這些橫空硬語，正是體現了孟郊觀察事物的細微，洞察能力的高強」，文章還指出，「運用組詩描寫山水，並在詩中常發議論，也是孟郊山水詩的一個特點。」謝建忠文視角獨特，頗具新意。該文探討了孟郊詩歌受到道教的深刻影響，著重論述了孟詩受道教影響的三個特徵：一是他對道教神仙之說的矛盾心態，二是儒道互補與儒道體用的接受方式；三是道教文化影響到孟郊審美意識向怪誕發展，這使他的詩歌具有相當的藝術創造性。

　　 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孟郊作品整理的成果主要有華忱之的《孟東野詩集》和華忱之、、喻學才校注的《孟郊詩集校注》兩種，版本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戴傳安、錢大成的《孟東野詩集版本考》、萬曼的《唐集敘錄·孟東野集》等。

　　 二、賈島研究

　　 生平研究比較系統、深入的賈島生平研究，是從四十年代初李嘉言的《賈島年譜》開始的，因為賈島事迹現存的史料並不多，所以該譜從其交友可考者約一百四十人的詩文集和有關史料中對賈島的生平、著作進行全面、深入而綿密的考訂，其中多有發明和創見。後來，岑仲勉發表了《賈島詩注與賈島年譜》一文，首先對李嘉言文中所說「賈島既非出自山東舊門之李黨，又屢舉進士不中，未能列入新興階級之牛黨，故徒出入牛李而終為兩黨所俱不收」的說法，表示異議，他認為李氏立論為無根之談，當時文人並不一定「死守一黨」，「方得躋身青雲」；他還認為賈島「推敲」事不可信；他在肯定了李氏考證綿密之優點後，對李氏譜後所臚列賈島同時代人事迹，如賈韓訂交之始、張籍歷官、元郎中與元稹等問題進行了辯正。稍後，李嘉言在《學原》第二卷第一期上發表了《為賈島事答岑仲勉先生》一文，對岑仲勉的質疑進行回應，重申了其《賈島年譜》中的部分觀點。

　　 1979年，王達津發表的《關於賈島》，使得曾經中斷三十年的賈島生平研究又續上了，但該文只是探討了「推敲」故事的真實性、賈島生卒年、貶為長江主簿的原因和時間等幾個老問題，未得出新的結論。稍後，姚誠的《賈島在四川的活動與遺迹》、蕭煜的《賈島籍貫是何處？》、閻尉鵬的《關於賈島的歸葬問題》等文，或對賈島的晚年的活動，或對賈島的籍貫和歸葬問題提出了一些看法，但也未取得新的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吳汝煜、謝榮福著的《李嘉言〈賈島年譜〉補訂》、郭文鎬的《姚合佐魏博幕及賈島東遊魏博考》、房日晰的《賈島考證二則》等文。其中吳汝煜等文對李嘉言《賈島年譜》中諸多問題進行考訂、甄辨，繼上引岑仲勉文後，又一次以可信的材料、縝密的論證，指出了李文存在的一些錯誤，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郭文鎬文也同樣值得重視，賈島東遊魏博一事，李嘉言《賈島年譜》漏考，本文不但補正了《賈島年譜》之不足，而且還兼及姚合，探討了姚合佐魏博幕與任武功主簿的時間問題，因而這篇文章對搞清中唐與賈島、姚合有關係的詩人的行蹤問題，頗多參考價值。房日晰文則考證了賈島曾有邠州之行，也補充了李嘉言《賈島年譜》的不足。

　　 詩歌研究和生平研究一樣，本世紀的賈島詩歌研究的高峰期也是在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

　　 1931年，王香毓發表了《讀長江集札記》，是本世紀較早對賈島思想和詩歌進行深入分析的文章。該文首先研究了賈島仕途不暢的原因，認為「以島之才力論，轉入仕途，宜有飛黃騰達之一日；乃於去浮圖之後，卒未嘗得志。故於時事，頗有譏刺之語，足以取怨賈尤。又值唐文宗患當時人士不通經術，下詔停試進士詩賦。島之顛沛困頓，以至於死，蓋有由矣。或以其行為不檢，實非。」又謂「島性情真摯，態度坦白，於其詩中往往見之。其詩皆即景生情，於苦吟之下，更能盡情寫出自己失意與窮苦。然非無病呻吟；正表現詩人之真摯性情耳。或以其為拘於眼前之物象，未為知言。」又謂「論島詩者，多以寒澀奇僻目之，固不盡然。......長江集中除工整險奇之詩而外，要不乏清泛之作。......其詩尚有雄壯之氣勢，亦未可以掩沒者。」

　　 稍後，段臣彥的《介紹一個苦吟詩人――賈島》分「略傳」、「苦吟」、「環境」、「思想－志趣－愛好」等幾個部分，對賈島作了較為簡略的介紹，認為賈島「有好神仙的思想」，「也是一個好讀書擊劍荊軻者流」。陳延傑的《賈島詩注序》在對賈島的生平和創作進行簡要的評述時，突出了賈島五律詩的貢獻：「島之五律，以細小處見奇，實能造幽微之境，而於事物理態，體認最深，非苦思冥搜，不易臻此。」謝若愚的《苦吟詩人賈島及其詩》也同樣是一篇簡要介紹賈島的生平和創作的短文，唯所論稍平。

　　 四十年代的賈島詩歌研究，以聞一多的《賈島》新意為多。該文首先探討了賈島「為什麼單做五律」的問題，接著探討了賈島詩中「為什麼老是那一套陰霾凜冽，峭硬的情調」，以及在每個朝代的末落的時期，文壇上都有回歸賈島的傾向等問題，對於這些問題，聞一多都有精彩、獨到的分析。

　　 從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除了一些報紙的文藝副刊上出現過幾篇有關賈島的文藝隨筆，並未產生出對賈島詩歌進行深入研究的專題論文。倒是六十年代出版的幾部《中國文學史》對賈島詩歌的評價，值得注意。如，劉大傑在其《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認為，賈島「在刻畫自然風物的幽深清峭的形象上，表現了優美的技巧」，「但是因為他過於刻畫，過於求新求奇，所以總是佳句多而佳篇少」。中科院文學研究所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也認為，「賈島在詩歌上的成就，除了一些好句而外，好詩不多。」並對此解釋道：「大約因為他太醉心於詞句的琢磨，反而忽略了全詩的完整的藝術境界的創造。因而他的不少的詩雖然對仗工穩，卻缺乏動人的情思，讀後留不下完整的印象。加以他的詩多是寄贈酬唱之作，極少反映當時社會生活，局度也顯得比較狹窄。」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則對賈島沒有在詩中反映當時社會現實、揭露生活中的腐敗現象表示不滿，因而認為賈島的詩「無論思想內容或藝術成就都遠不及孟郊」。

　　 相比較而言，李嘉言發表於八十年代、實寫於六十年代的《長江集新校·序言》則能不受當時政治因素的干擾，對賈島的詩歌作出了比較全面而公允的評價，他認為，「賈島詩中確實流露了不少哀愁悲苦藥餌情緒」，但「詩人靈魂所受的創傷是當時腐敗黑暗的社會政治所加給他的」，「他本有愛國思想，欲以正直自守，有所作為」，「但終無出路，終生貧困，終於使僻澀的思想作風佔了主導地位」，「他雖不同於張籍、白居易一派，卻因與張籍、白居易同一時代背景而發生一定的內在聯繫，他們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時代的面貌。」文章還指出，「簡單地說他缺乏時代氣息，是形式主義，反現實主義的等等，是不合適的。」

　　 八十年代以後，學界對賈島詩歌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細緻了，相當一部分論文都著眼於對賈島詩歌進行新的分析和評價，如胡中行的《略論賈島在唐詩發展史中的地位》、姜光斗等的《論賈島的詩》、趙劍的《賈島新論》、鄭孟彤、鄭元的《賈島的山水詩》等。

　　 其中胡文指出，賈島和韓愈「在詩歌創作上並沒有什麼師承關係」，「賈、韓二人的詩歌風格有著明顯的不同」，認為「在白、韓兩大勢力之間，賈島是以第三種力量的代表出現的」，他在 「糾正白、韓兩種傾向的過程中發展自己的風格」，而且「元和、長慶的後期，在賈島周圍已經彙集起一批志趣相投的詩人，......已經顯露出獨擅晚唐的勢頭了」，「晚唐絕大多數詩人是賈島的後繼者」，該文還認為「賈島詩歌風格的特點是幽僻清奇，這樣的藝術特色，既有利於表現他自己壓抑而不滿的矛盾心理，也符合長慶以後的時代要求。」姜光斗等文也對賈島詩歌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如他們認為，「全面地看賈島，他並不一直是孤僻的，還有激烈奮發的一面」，如《劍客》、《落第東歸逢僧伯陽》、《下第》、《病鶻吟》等，「這些金剛怒目式的詩，誰能相信竟也是那位』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的無本和尚、』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的苦吟詩人做出來的！」他們還認為，雖然「他的主導風格是幽細平淡」，「但風格的平淡並不等於感情的平淡，更不等於感情的枯寂。表面平淡，實質有境界，有韻味，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通讀《長江集》，你就會驚訝地發現，賈島所創造的藝術境界，真可稱得上豐富多彩，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蘇東坡的』郊寒島瘦『的一個』瘦『字，是概括不了賈島的全部詩作的。」趙劍文則認為，賈島的詩風不是「怪僻」、「奇僻」，而是自然沖淡，「表面上的狂詞滂葩，奸窮怪變，經過詩人特殊人格、情趣的化合和點染，審美經驗的篩選與組合，完全被藝術化了，融於通篇氣韻的古雅清幽、自然平淡之中，正是藝術的價值所在」，因此，作者也不同意把賈島納入韓孟詩派。文章還探討了賈島的審美情趣 ，認為賈島是以古典美學的和諧優美為理想的，因此他的作品帶有單純、寧靜、孤獨的色彩。文章把賈島詩中喜歡描寫病態美和醜惡的事物，歸咎於賈島天性的懦弱，把賈島詩的耽幽愛奇，以丑為美，說成是在「體驗著隱寓在表象背後的悲劇美」。

　　 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陳言傑的《賈島詩注》，是賈島詩歌的第一個注本，也是目前所見的唯一的賈島詩歌的全注本，儘管其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但篳路藍縷，功不可沒。1946年，李嘉言發表了《長江集考辨――〈賈島年譜〉附錄之三》，文章據明翻刻宋十卷本（四部叢刊）對通行十卷本作了一些校訂。一年後，岑仲勉又發表了《賈島詩注和賈島年譜》，對陳言傑《賈島詩注》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商榷。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嘉言校訂的《長江集新校》，該書考訂精確，指出現行版本的諸多舛誤，還對賈島集中的一些偽作，一一辨別，所以是目前賈島詩集最為完善的本子。佟培基的《賈島詩重出甄辨》則對賈島與他人詩歌的重出情況進行了清理，也有助於賈島詩集的進一步整理。

　　 《賈島詩集》版本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萬曼的《唐集敘錄·長江集》。

　　 三、姚合研究、皇甫湜研究

　　 姚合研究本世紀，姚合研究的成果很有限，且多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後產生的，內容涉及姚合生平、詩歌創作和詩集整理等幾個方面。

　　 對姚合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王達津的《姚合的詩和姚合生平》、吳企明的《〈全唐詩〉姚合傳補訂》、曹芳林《姚合在御史台時期及其交遊考》、徐希平的《姚合雜考》、謝榮福《讀姚合詩雜考三則》、郭文鎬的《姚合佐魏博幕及賈島東遊魏博考》、信應舉《關於姚合的籍貫問題――兼與吳企明先生商榷》、郭文鎬《姚合仕履考略》、郭文鎬《姚合從軍夏綏辨》、尹占華《姚合系年考》、徐希平的《關於姚合生平若干問題的考索――向鄺健行先生求教》等。

　　 其中，王達津文考訂出姚合當生於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和賈島相同；很可能死於會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武宗死後不久；文章還據《郡齋讀書志》和同時人的贈詩簡略排比了姚合的生平仕歷，其中認為姚合當先任郎中，後出任杭州刺史，回朝後才任諫議大夫的，任陝虢觀察使，在開成四年，此皆王文之發明。吳企明文對《全唐詩·姚合小傳》進行了訂補，認為姚合曾任諫議大夫，又曾任刑、戶二部郎中，殿中侍御史，於元和十一年登第，《唐詩紀事》雲「出荊、杭二州刺史」之「荊州」當為「金州」之誤，姚合併不是宰相姚崇的曾孫、玄孫，卒贈禮部尚書，謚號曰懿，是吳興人。曹芳林文考證出，姚合「從寶曆元年（公元825年）初至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初任監察御史」，「從軍在邊地夏州一帶」，「在傅良弼軍中作掌書記」，「從軍一年多」，「大和元年秋回歸洛陽」，「依然在御史台作官」。徐希平文考證出姚合曾以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還考證出姚合早年曾隱居嵩山。謝榮福文對姚合生平的考證則多與徐希平文觀點相左，他認為徐文說姚合曾分司東都無疑是正確的，但所任不是殿中侍御史，而是監察御史；本文還發現姚合早年曾寄家鄴城。郭文鎬《姚合佐魏博幕及賈島東遊魏博考》文考證出姚合於元和十一年及第後曾佐魏博幕，還對姚合任武功主簿的時間及其生年進行了考證，認為姚合任武功主簿在長慶間，三年時間，長慶四年謝職歸故里，推其生年在建中元年（公元781年）。信應舉文對吳企明認為姚合郡望吳興、籍貫亦為吳興的說法提出商榷，認為姚合世系所屬為姚崇之曾孫，望出吳興，籍為陝州。郭文鎬《姚合仕履考略》文帶有年譜性質，認為姚合生於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卒於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享年六十七歲；該文對姚合生平重大行事的考證也多新見。郭文鎬《姚合從軍夏綏辨》文則認為姚合併未從軍夏綏，上引曹芳林文系誤解姚詩及李頻《送姚侍御充謂北掌書記》一詩，後詩中「姚侍御」非姚合。徐希平《關於姚合生平若干問題的考索》文對鄺健行《中國詩歌叢稿·姚合考》一文諸多問題進行商榷：（一）、姚合是否曾「充渭北掌書記」，（二）姚合曾任侍御史之職，（三）姚合牧杭的時間，（四）姚合卒年。

　　 對姚合詩歌進行分析的文章則有曹芳林的《姚合詩初探》、徐希平的《「武功體」價值新探――兼論姚賈詩派心理定勢及內部差異》、張宏生的《姚賈詩派的界內流變和界外餘響》等。其中徐希平文對姚合詩風的探討頗為深入，且多新見。它首先探討了「武功體」的潛在影響與傳統評述之關係，認為「武功體」中除了閑散消沉的個人生活題材，反映現實、關心國運民疾的內容並不少見。文章認為， 「武功體」有兩種主要思想傾向：第一，積極進取精神與關注現實的責任感，第二，閑居遣懷、流連風物的獨善情懷。姚合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乃至招惹非議，均多由於後者，但它是「當時士人真實際遇和特定心態的反映，有著艱難人生與醜惡社會留下的烙印，折射出時代的暗影，同樣具有不可置疑的認識價值」，而且「時時透出其激蕩難平的心底波瀾，表明潔身自好的信念」。文章還指出，「武功體」重「天格」，其清峭的詩風有別於尋常的苦吟奇僻。張宏生文則討論了姚賈之間的關係，姚賈詩風的異同以及姚賈與後世的關係等等，也有相當的深度。

　　 對姚合詩歌作品進行整理的成果則有曹芳林的《姚合詩辯證》和劉衍的《姚合詩集校考》等。

　　 皇甫湜研究本世紀有關皇甫湜的研究成果就更少了，就目前所見，主要有梁孝翰的《韓門奇崛派皇甫湜文學之評價》、曹汛的《皇甫湜生卒年考證》、姚繼舜的《皇甫湜生卒年諸說辯正》等。

第七節 中唐其他作家研究

　　 一、李德裕研究

　　 李德裕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一直受到歷代史學家、詩評家的關注。本世紀初以來，學界不但對其生平和思想有進一步的探討，而且對其詩歌創作也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

　　 生平和思想研究本世紀學界對李德裕生平和思想的探討主要集中在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1935年，陳寅恪發表了《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考辨》，該文意在指明《資治通鑒》紀事之脫誤，及清代學者檢書之疏忽，文章通過對史書、筆記所載李德裕貶死年月和歸葬傳說的辯證，引證當時新出土墓誌數方，得出結論：（1）李德裕大中三年十二月卒於崖州；（2）其柩於大中六年夏由其子燁護送北歸，葬於洛陽。此文發表後不久，張爾田提出商榷，他在《與吳雨生論陳寅恪李德裕歸葬辨正書》中說陳文「合之論理，有不能成立者數端」，認為「此文有大功於義山者，乃在證明衛公歸葬在大中六年，實為異日補註玉溪生集者最重要之貢獻。其他諸說，則尚非今日所能論定。」至於李德裕貶死海南何地，在海南是否有後裔存留？對此問題，後來郭沫若曾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李德裕貶死在崖城，而且在海南有後裔。1985年，盧業時通過實地考察，發表了《李德裕在海南貶地考》一文，提出了與郭沫若不同的看法：（1）李德裕的真正貶地在海南北部的瓊山縣境內；（2）望闕亭在瓊山縣靈山區大林鄉多呂村；（3）李德裕在海南沒有後人留下，崖州多港峒李姓黎人只是在黎族社會不斷漢化過程中採用漢族姓氏而尊奉李德裕為其祖，並不真正是李德裕的後裔；（4）郭沫若及歷代主張李德裕貶地為崖城之說多屬傳聞和附會，不足為證。

　　 相當長的時間內，李德裕生平和思想研究沒有取得多大進展。八十年代以後，學界又出現了研究李德裕的高潮，發表了一大批探討李德裕與牛李黨爭、李德裕與會昌滅佛之關係的論文，如田廷柱《李德裕與會昌滅佛》、傅璇琮的《略談唐代的牛李黨爭》、《李德裕年譜》、趙呂甫《牛僧孺、李德裕史事辨誤》、周建國《關於唐代牛李黨爭的幾個問題》、袁剛的《會昌毀佛與李德裕的政治改革》、田廷柱《晚唐政治家李德裕》、曹旅寧的《論李德裕與會昌滅佛之關係――讀〈隋唐佛教史稿〉札記》、王炎平《辨李德裕無黨及其與牛黨之關係》、陳建梁《李德裕政風二題》等。其中田廷柱《李德裕與會昌滅佛》一文強調了李德裕在會昌禁佛中的作用，認為在禁佛的過程中，李德裕出謀劃策，奉制力行，指揮若定，成果卓著；其反佛思想尤為可貴，其力主禁佛的行動，無疑符合社會進步的要求，符合人民的願望，因而有積極作用。曹旅寧文則對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所說李德裕之所以積極主張滅佛，根源在於他不喜歡釋民，進而推論出李德裕因與道教相關聯而力斥佛教的見解進行商榷，認為會昌滅佛的發生具有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等根源，也具有歷史必然性，李德裕的所作所為不過是一個封建社會政治家順應時代、挽救封建國家危機的自覺行動。傅璇琮的《李德裕年譜》從分析社會政治、經濟等矛盾入手，依據牛李黨魁對待這些矛盾的不同態度，指出黨爭是歷史條件的產物，是兩種不同政治集團的原則分歧，並對李德裕力挽狂瀾的改革圖治精神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而且由於本書對元和至大和政治的詳盡敘述，可以稱得上一部齊備的牛李黨爭史，同時由於該書對中晚唐時期詩人們的交往和創作活動考察甚細，又可以說是中晚唐牛李黨爭背景下的一部文學編年史。

　　 詩歌成就研究對李德裕詩歌進行研究的論文，主要有鄭憲春的《論李德裕及其詩歌創作》、董乃斌的《〈會昌一品集〉及李德裕的思想和創作》、《李德裕的詩和詩中的李德裕》、周建國的《富有文才的名相李德裕》等。其中董乃斌兩文所探索的中心題旨是一個，那就是要通過對李德裕詩文思想藝術的分析揭示出這位政治家內心世界的更深層面，從而建立起對他的比較全面的認識和理解。文章認為李德裕是一個政治化了的封建文人，一生在政治鬥爭的漩渦中浮沉。他的寫作活動一大部分屬於封建王朝政治、軍事措置的性質，這些作品構成了《會昌一品集》的主體，反映的主要是晚唐的政治狀況和他的相業。另一部分屬於文學創作範圍，如賦、詩、和一些雜文。這些作品則較能反映他的思想、氣質、性格和內心活動的歷程，通過這些作品我們也能看到其內心的矛盾和苦悶。懷念平泉莊的詩作是李德裕現存詩篇的主要部分，它們大抵作於李德裕政治生涯的低潮期。其中既反映了他享受奢侈的物質生活的剝削者心理和佔有慾，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出與處的矛盾。另外，李德裕還有兩個文學觀點，一個是「文章與名節不可一概而論」，這種將文學創作與政治名節作一定區分的觀點在封建時代可謂相當明智通達，影響於他本人的詩歌創作，便在無形中解除了許多禁忌和束縛，使他能夠把平素不輕易表露的某些思想感情在詩中加以宣洩，從而使我們能夠較全面地看到他的世界觀和個性。其另一個文學觀點是「文章如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日新」，曾被清人沈德潛稱為「至論」。所謂「終古常見」，指的應是穩定性較強的文學形式，「光景日新」指的是反映時代和現實生活因而變動迅速的文學內容。文章還認為，李德裕被貶珠崖後的作品色彩穠麗、感情深沉，吐訴了無限眷戀京國而又無可奈何的心情。而正是這為數不多的好詩，才使李德裕在唐代詩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並使人至今難忘。周建國文也認為，李德裕作品的內容、體裁與其仕途上的榮辱進退有密切的關係，這種密切的程度在唐人中甚至可說是罕見的。文章還將李德裕的詩文分為三類：第一類即收入《會昌一品集》正集二十卷中的政治性應用文。這些文章數量之大，「為唐人文集所僅見」，而且質量之高獨步當時，其文以明快詳實，曲盡事理為主要特色。第二類是身遭貶逐時所寫的、系列詩賦，這些作品大多圍繞仕隱矛盾和宦海風波言志抒情，透露出思鄉之念和遷謫之感，表現了一種深厚的抒情風格。第三類是一些同僚唱酬或抒寫個人閑情的篇什，這些作品大多作於前期任方鎮大吏的時候。文章最後也介紹了李德裕的文學思想。

　　 詩歌整理和版本研究對李德裕詩歌作品進行整理的成果有佟培基的《全唐詩重出誤收考·李德裕》，對李德裕文集版本進行研究的成果則有萬曼的《唐集敘錄·李文饒文集》。

　　 二、薛濤研究

　　 薛濤是中唐時期多才多藝的的女詩人，且與當時許多文人都有交往，故受到後世學界的普遍重視。本世紀以來，人們除了對其生平和創作進行了較多的研究，而且對她與元稹的關係也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薛濤生年關於薛濤的卒年，學界一般認為在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前後。但薛濤的生年，史料記載和當代學者的說法都不統一，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這樣幾種：（1）公元758年（肅宗乾元元年）說。此論依據是：《唐音癸簽》稱濤「工絕句，無雌聲，自壽者相」，可知至少活到七十歲；明刻《薛濤詩》小傳有「大和歲薛濤卒，年七十五」之說，上推而得。（2）公元770年（代宗大曆五年）說。此論依據是：濤甫及笄時，韋皋鎮蜀，召令侍酒，遂入樂籍。及笄系指女子15歲，而韋皋鎮蜀起自公元785年（德宗貞元元年），上推15年即公元770年。（3）公元785年（德宗貞元元年或二年）說。依據各本傳及濤詩中稱 韋皋為「韋中令」、「韋令公」，而韋皋至公元801年（德宗貞元17年）方兼中書令，始可稱「韋中令」或「韋令公」，而濤侍酒賦詩必在貞元17年後韋皋兼中書令時。傳云：濤年始及笄，方15歲，以詩聞外。至韋公召見，或有一二年時間，則濤此時，亦只十七八歲。由此上推而得。（4）公元781年（德宗建中二年）說。參劉天文《薛濤生年考辨》。另，石岩的《薛濤小傳》認為薛濤大曆三年（公元768年）生於長安，卒年在大和五年（公元831年），享年六十四歲。

　　 與元稹之關係由於妓女的獨特身分，加上元稹又是一個風流才子，而且二人都有互相酬贈之作，所以千百年來人們都傾向於認為薛濤與元稹之間存在著愛情關係，但是本世紀以來一些學者又極力推翻此說，遂展開了熱烈的討論。（1）愛情說。此說以張蓬舟為代表。他在《薛濤詩箋》中認為：「她40歲時，元稹為東川監察御史，慕濤欲見，嚴綬遣往，與稹聚於梓州。似屬意於稹，但長稹十歲；稹愛情不專，數月後又遭移貶，她遂終身未嫁。」蘇者聰的《元稹在男女關係問題上「一往情深」嗎？》也認為「自元和四年至長慶元年，十幾年來，元稹與薛濤一直保持著這種不正常的關係」。 鄧劍鳴、李華飛的《薛濤與元稹的關係問題及其他》則更加肯定：「元稹、薛濤見過面是事實，兩人有過一定程度的愛情關係也是確實的」。（2）酬唱說。卞孝萱《元稹·薛濤·裴淑》則認為「元稹與薛濤未曾會晤，僅有唱和關係」。彭芸蓀的《望江樓志》也認為：「舊傳（元稹）嘗與薛濤會晤，實出附會。然唱和寄贈，事亦有之。」

　　 詩歌研究本世紀學界對薛濤詩歌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早在1929年，姜華就發表了《女詩人薛濤》，對薛濤的生平和詩歌創作進行介紹，文章認為，薛濤的藝術手腕到了《春望詞》一類的詩，可算是登峰造極了，是「真善美」的結合，稱此詩「質樸如白衣處女，婷婷獨立，毫無俗態，其表白其胸懷，蕩蕩然如一池清水」；但是對其集中《十離詩》卻不滿意：「以言藝術，淺薄無聊；以言內涵，卑污穢濁。」

　　 後來，有將近五十年的時間，學界基本沒有對薛濤詩歌作更深入的研究。1984年，胡榮錦的《論薛濤的詩》的發表，打破這種沉寂的局面。該文認為，據薛濤流傳至今的八十一首詩看，思想內容是較為貧弱的，對社會現實的反映也極其有限。這與她的低下的社會地位和個人的見識不高有關。但是，她的那些反映歌妓受壓迫和偶一為之的關心政治的詩作，也是有著一定的認識意義的。文章還指出，薛濤詩的風格不是單一的，它既有自然率直的一面，也有清奇雅正的一面。文章最後對薛濤在中唐詩史上的地位作了一個評價：「在爭奇鬥豔的韓孟詩風盛行的中唐，她的詩能以活潑清新的風格出現，更屬難能可貴。」

　　 此後學界研究薛濤詩歌的成果又多了起來，如劉長耿、孫順霖的《論薛濤和她的〈十離詩〉》、董淑瑞的《薛濤及其詩作》、賀新居的《薛濤簡議》、朱德慈的《薛濤詩歌藝術風格摭談》、王繼范的《試論唐代女詩人薛濤》、張而今《情思·才調·風度――談薛濤詩的審美魅力》、趙松元的《薛濤詩歌的「丈夫氣」再議》、咸力的《薛濤詩的歌唱性小議》等。其中劉、孫文指出，《十離詩》一反酬答唱和之常態，不失為一組頗能表現薛濤雙重不幸的真實情感之作。在藝術風格上，則繼承了古詩和漢魏六朝樂府民歌的傳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運用民歌的語言，平易凝練，通曉流暢，詞采清麗，情意深婉；而其藝術特色還在於大量藉助比喻和隱喻。但是此詩也有一些欠妥之處，如修辭單一造作，形式千篇一律。董文則對當時諸多文學史著作沒有給予薛濤一定的詩史地位表示不滿，謂薛濤反映身世感嘆的詩，是其身世之苦、心靈之聲的寫照，她的痛苦與向往常常以直抒己懷或借物抒情的方式表達出來，處處流露真情，娓娓動人；說她的唱酬詩寄寓對大自然的熱愛、個人清高的操守和對友情的珍重。文章認為薛濤詩歌的藝術特色是：情真、洒脫、艷麗。賀文也探討了薛濤詩歌的思想境界和藝術性，認為其藝術性有三點：第一，語言平易但不淺露，詩意含蓄但不晦澀；其次，狀物細緻；其三，感情深細。朱文從六個方面分析了薛濤詩的藝術風格：（1）「暢」：濤詩平白如話，曉暢和諧，讀來一氣直瀉，婉轉悅耳，似潺潺流水；（2）「常」：遣詞造語，如話家常，不用奇字、僻字，不作拗折倒裝的句式；（3）「藏」：含蓄不露，於平淡中寓深意；（4）「長」：造境上善於融化情景，將主觀情感與客觀對象巧妙地溶化為一體，從而更強烈地表達自己感情的真實；（5）「香」：細膩與溫馨；（6）「朗」：有朗健的骨格。王文通過評說薛濤的詠物、酬唱、贈別等各類作品來展示薛濤的人物和品格，認為《十離詩》「是對唐詩發展的一個貢獻」。張文則從情思、才調、風度三方面探討了薛濤詩歌的藝術魅力。趙文是對朱德慈《試論薛濤的風格特徵――兼難「無雌聲」說》進行商榷的文章，朱文首先從薛濤詩的某些用語論證薛詩具有明顯的女性特徵，其次認為體悟入微、觀照精細、格調柔婉、情韻哀憐是薛詩的典型個性，而這又是極女性的；本文則認為薛濤的吟詠情性的詩篇，絕無脂粉氣，亦絕無塵俗氣，而且其活潑大膽的性格則主要形成了她與眾不同的藝術思維與表現方式，所以剛柔相濟之美的丈夫氣 ，才是薛濤詩的主導風格。

　　 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本世紀對薛濤作品整理用力最勤的無疑是張蓬舟，1929年，他曾合薛濤、曼殊之詩及其事迹為一集，題為《浪漫二詩人》，於1933年刊行於上海的南京書店。後來他又利用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機會，搜集、整理了薛濤的作品，於1983年出版了《薛濤詩箋》，該書箋注簡明，搜羅薛濤有關史料和後人研究材料甚豐，為目前較為完備的薛濤作品集。另外，陳文華編集的《唐女詩人三種》中也收有薛濤的詩歌作品。

　　 對薛濤作品進行辨正的論文成果則有：彭雲生遺作、陳剛整理的《〈十離詩〉辨正》、許永馳的《〈謁巫山廟〉是薛濤的作品嗎？――與張蓬舟先生商榷》、鄧劍鳴等《〈薛濤詩箋〉中幾首詩真偽辨》、佟培基的《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薛濤》等。

　　 薛濤詩集版本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傅增湘的《明本薛濤詩跋》、張蓬舟的《薛濤詩箋·版本源流》、萬曼的《唐集敘錄·薛濤詩》等。

　　 三、張祜研究

　　 張祜是中晚唐間著名詩人，其人、其詩一直受到學界的關注，本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張祜研究趨於細緻和深入，其中吳在慶和尹占華成果較多。

　　 生平研究譚優學的《張祜行年考》是本世紀較早對張祜生平和創作進行系統研究的文章，該文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了生平和行事：（1）張祜的名、字、籍貫及生卒年。（2）元微之短沮令狐之表薦。（3）「錢塘論」、「爭解元」之失意。（4）「累蒙方鎮論薦」及「遍干諸侯」。（5）文壇朋輩之交遊。（6）塞北嶺南之廣泛遊蹤。（7）祜之妻孥及身後蕭條。文後還列有一簡明之《張祜年表》。此後不久，吳在慶相繼發表了《令狐楚表薦張祜時間考》、《張祜卒年考辨》、《關於張祜生平及詩歌系年辨偽的幾個問題》、《張祜生年辯正》等文章，其中對張祜生平行事的看法與譚文頗不相同。如他認為，張祜《寓懷寄蘇州劉郎中》詩與令狐楚表薦事無關，又據張祜《庚子歲寓游揚州贈崔荊四十韻》及《寄獻蕭相公》詩，考定表薦事在元和十五年秋；聞一多及譚文都認為張祜卒於大和六年，武漢大學《唐詩選注》定其卒於大和十三年左右，吳在慶則認為張祜應卒於大中八年（公元854年）；關於張祜的生年，聞一多雲生於唐德宗貞元八年，譚優學雲生於德宗建中三年，卞岐《張祜生年考辨》認為應生於貞元十八年，吳在慶在經過多方考辨的基礎上，認為聞一多的說法比較可信；對於元稹是否可能讒毀張祜這一問題，以前有人曾否定過，吳在慶在多方論證後認為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吳在慶還提出張祜曾三入長安，而其寓京三年之時間乃其第三次入長安的大和末期。此外，高玉昆的《張祜何年進京》、喬長阜的《張祜生卒年和三入長安考》、尹占華的《張祜系年考》也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詩歌研究譚優學的《張祜行年考》中也涉及到張祜的文學觀和詩歌創作，如他曾列專節論「張祜之文學觀及為文態度」和「祜詩略論」，他認為，「祜詩之佳者，首推宮詞，微婉而多諷，藝術造詣，臻於化境；次則體物圖貌、描繪山水之作」。又謂，「祜詩無僻字僻典，無詭怪陸離之狀，純熟工整，流轉自然。均眼前事，眼前景，人人習見，而祜為之，情趣盎然。」

　　 對張祜詩歌進行專門研究的論文則有：朱碧蓮的《「千首詩輕萬戶侯」――評張祜的詩》、陳廣宏的《中晚唐間著名詩人張祜》、張立名的《張祜詩芻議》、吳在慶的《論張祜的詩歌》、尹占華的《張祜詩辨偽》、張浩遜的《張祜宮詞淺論》等。其中朱碧蓮文首次對張祜詩歌的思想意義和藝術成就作了比較深入、細緻的分析，文章首先針對元稹評張詩為「雕蟲小巧」的做法進行反駁，認為「張祜的詩是有一定的思想意義的，儘管詩集中不乏應酬奉和之作，也寫了自己的流連倡家的荒唐行為，但那只是唐代落魄文人所難以避免的局限性，並不能因而抹殺她的詩歌所具有的思想性」，其次對白居易認為徐凝的詩為先，張祜的詩為次的評論也進行了辯正，認為「總的看來，張祜的詩優於徐凝」，文章最後對張祜詩歌在中晚唐詩壇上的地位作了總的評價：「在晚唐形式主義甚囂塵上，詩風日益萎靡不振的背景下，張祜卻能以如此質樸的五古，歌詠時事，關心朝政，』諫諷怨譎『，鋒芒畢露，自不失為佼佼者。他雖然不能與杜牧、李商隱並列，然亦相差無幾。在政治態度和性格作風上，他與杜牧大同小異，特別在某些反映個人壯懷及描寫時事的詩歌中，兩人有共同的愛憎，詩風接近，無怪張祜晚年與杜牧成為莫逆之交，他們志趣相投，詩酒酬答，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囿於偏見的元稹和白居易難以認識祜詩的價值，只有深深了解張祜的杜牧才能真正懂得他的詩。」

　　 另外，吳在慶的《試論張祜的傲誕狂盪》探討了張祜的性格，文章首先從筆記小說中看出張祜的形象是傲誕的，探討了張祜詩歌中所反映出來的「傲誕狂盪」的性格特點：1、對某些權勢者的蔑視與譏諷怨刺；2、耿介的性格，高潔的情懷，凌雲的氣骨；3、憤世嫉俗，終窮獨醒。文章還分析了張祜這種性格產生的原因以及對其人生的影響。

　　 四、中唐其他中小作家研究

　　 本世紀以來，學界對中唐的一些中小作家，也給予了一定的關注，雖然研究成果和取得的進展不是很大，但也為今後的進一步研究作了必要的鋪墊。

　　 盧仝研究關於盧仝生平方面的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劉曾遂的《盧仝不死於「甘露之變」辨――兼考盧仝生卒年》、姜光斗等《盧仝「罹甘露之禍」說不可信》、劉曾遂《盧仝生平事迹雜考》、孔慶茂、溫秀雯《盧仝行年考》等。其中，姜光斗等文從諸多方面對盧仝死於「甘露之變」的傳統說法進行了駁正，認為盧仝大約卒於元和七年或八年，並不死於元和九年的「甘露之變」中。劉曾遂的《盧仝事迹雜考》考證出：（1）盧仝早年曾寓居揚州，大約三十歲時才離開揚州；（2）盧仝曾隱濟源王屋山（大約三十歲時隱居此處，大約四十多時移居東都）；（3）盧仝無「兩征不起」之經歷；（4）遷居洛陽及與馬異結交，等。孔慶茂等文則是一篇盧仝的簡明年譜，其中對盧仝一生的重要事迹的考證多有自己的看法。

　　 關於盧仝詩歌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項楚的《盧仝詩論》、孔祥禎《談盧仝和他的政治諷刺詩》、王驤《試評中唐詩人盧仝》、董乃斌《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論盧仝、馬異、劉叉的詩》等。其中孔祥禎文對前此學界不是謂盧仝詩「怪誕」、「險僻」，就是說其是「反現實主義」詩人的研究現狀表示不滿，遂結合盧仝的生平身世對其政治諷刺詩作進一步的探討，文章認為，盧仝政治諷刺詩的矛頭是指向當時皇帝的昏庸，宦官的跋扈，藩鎮的作亂，官場的黑暗。這類詩的特點是真切、大膽、深刻潑辣，而且富有創見。有些詩浪漫主義色彩很濃，有些短詩又很自然、流暢、清新。從整體上看，盧有怪僻鬆散的詩，但所佔比例極少，絕大多數的詩想像奇特，語言古樸自然，感情真切。因此，不能用「怪僻」二字概括其全部詩歌，他更不是「語言奇譎怪僻」的一格宗師。

　　 權德輿研究關於權德輿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葉幼勛的《復傅沅叔年伯論權文公集書》、林家英等的《權德輿的為人、為文、為詩》、李文衡的《權德輿文藝觀淺論》、王達津的《權德輿與中唐詩的意境說》、吳汝煜的《權德輿詩人名考證》等。其中，林家英文認為，在日益趨向沒落的中唐時代，權德輿的為人從政，堪稱是盡職秉公、剛正不阿；體察民病、寬仁溫厚；他的詩，是其抒寫情性、坦露內心世界的精神寄託；在藝術表現手法上，多用白描手法，力求語言的清淡、省凈、流暢、自然的同時，也注意錘鍊富有表現力的語言。王達津文則認為，在中唐時期，首先明確提出意境說的正是權德輿，他他認為權氏已經看到意的高低決定詩境的高低，外界之境也有助於詩境，首先是使意更深遠。境不僅是物象的鋪陳，而是有廣遠空間，含深意的境界，最後可以使人得意忘筌。

　　 李翱研究關於李翱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恩溥的《李翱年譜》、馬積高的《李翱生平仕履考略》、陳尚君的《李翱卒年訂誤》、李光富的《〈李翱年譜〉訂補》、郝潤華的《李翱與〈李文公集〉》等。李恩溥文雖極簡略，然為李翱的第一個年譜，有拓荒之功。馬積高文較之李文更加系統，且對李翱一些重要行事進行了比較深細的考證。李光富文則對李恩溥文進行訂補，在生卒年、籍貫、世系、行事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郝潤華文則對李翱的文學創作和文集的版本流傳情況作了較全面的介紹。

　　 項斯研究關於項斯的研究成果則有：卞岐的《項斯籍貫考》、楊叔威的《說項斯的詩及其里籍問題》、卞岐的《唐詩人項斯的三首佚詩》、《關於項斯佚詩的真偽》、徐光大的《項斯籍貫生平考探》等。

　　 其他另外，有一些文章還涉及到中唐時期的其他作家，如儲仲君的《李嘉祐詩疑年》、張瑞君的《李嘉祐、皇甫冉生平事迹補證》、郭殿崇的《唐徐州詩人劉商考》、湯擎民的《劉軻生平及著述考略》、張全恭的《唐文人沈亞之生平》、楊勝寬的《〈全唐詩外編〉所收沈亞之逸詩的真偽問題》、郭殿崇的《關盼盼妾屬甄辨》、吳汝煜的《張仲素考》、曹汛的《茂陵才子馬逢》、陶敏的《〈全唐詩〉令狐楚卷及李逢吉詩整理》、姜劍雲的《令狐楚作品傳統及散佚考述》、冀勤的《關於歐陽詹的生卒年》、儲皖峰的《論鄭嵎津陽門詩》、曹汛的《石貫詩事》、周勛初的《盧言考》、瑞需的《梁肅》、張天健的《剛腸俠詩話劉叉》、成志偉的《讀坎曼爾的〈訴豺狼〉》、肖興之的《關於〈坎曼爾詩簽〉年代的疑問》、王宗堂的《舒元輿簡論》、陶敏的《羊士諤生平及詩文系年》等。

　　 本文是《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第五章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