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三國訪問散記

秘魯、智利和阿根廷這南美三國，都不是很富裕。訪問期間，我強烈地感受到，他們對詩人、學者那種發自內心的仰慕、尊重、熱愛，以及對待歐美文學完全的「平視」而沒有絲毫的「仰視」的心態，對自己的民族文學很有底氣和信心。我想，不知我們何時能為聶魯達的好友艾青也建個故居-博物館，也不知建成之後，會不會跟這裡的聶魯達故居-博物館一樣，有絡繹不絕的參觀人群……

2011年九十月間，我應邀赴秘魯、智利和阿根廷訪問。與其說去講學，不如說去遊學。從旅遊的角度講，那可能是離北京最遠的地方。我選擇了北京——馬德里——利馬的路線，因為從美國走，即使不出機場，也要辦過境簽證。中途飛行24小時，在馬德里轉機，等了7小時。

首先邀請我的是秘魯里卡多?帕爾馬大學。這是一所民營大學。里卡多?帕爾瑪（RicardoPalma）是秘魯著名作家、《秘魯傳說》的作者。校長伊萬?羅德里格斯?查韋斯是一位人文學者、詩人，任職已達12年之久，最近再次連任。秘魯的教育部不管大學，大學是由全國大學校長委員會領導的。伊萬?羅德里格斯校長曾任該委員會主席達十年之久（連任兩屆）。作為一所民營大學，它所設的七個系都是實用性很強的學科。這所大學與我國河北師大合作，建立了孔子學院。中方院長是河北師大外語學院前院長潘炳信教授，外方院長是里卡多?帕爾馬大學翻譯系主任、烏克蘭裔的羅莎?菲利普丘科教授。在我所接觸的幾所孔子學院中，該校的孔子學院是相當成功的，其一是因為它在翻譯系開設了五年制的漢語專業，學生每周要上14學時的漢語課，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能用漢語從事翻譯工作；二是它幫助河北師大開設了西班牙語教學，真的做到了「雙贏」。也正是因為如此，校方在2011年9月24日至10月1日開展了「翻譯家之周」的活動。在這一周，要授予一位翻譯家名譽博士稱號，並請他給學生作關於翻譯的講座。

9月26日，羅德里格斯校長給我頒發了名譽博士證書和證章，我駐秘魯大使和文化參贊也出席了頒發儀式。在演說中，他們要求我介紹秘魯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並著重講講對秘魯當代著名詩人塞薩爾?巴略霍的翻譯。整個儀式隆重而又熱烈，大廳里座無虛席。羅莎?菲利普丘科教授會後告訴我，大廳外面還有三十多位同學無法進入。原來秘魯有法律規定，沒有空座位，學生們是不能進來的，因為秘魯是多地震的國家，過分擁擠會妨礙人員疏散。會後，校方舉行了晚宴，並由校長開車把我送回賓館。

當秘魯國立特魯希略大學研究生院知道我將去里卡多?帕爾馬大學時，他們也邀請我去作講座，並要為我頒發「傑出訪問學者」證章和證書。作為塞薩爾?巴略霍的譯者，我早就想去特魯希略訪問。巴略霍曾在那裡上過大學，而且他們可以陪我去詩人的家鄉參觀訪問。有著印第安人血統的巴略霍出生在秘魯北部山區的聖地亞哥?德?丘科。從特魯希略出發，汽車要開五個多小時才能到達，而且有三分之二的路是土路，一般的遊客是很難去那裡的。當年巴略霍離開家鄉時，徒步或騎驢，要半個多月才能走出大山。這次大學為我派了一部吉普車、一位教授和特魯希略文化界的一位記者，專門陪我去那裡參觀。本來還有一位省里的官員和一位大夫（因為是高山地區）也要一起去，後因臨時有其他活動而作罷。一路上，彷彿行走在青藏高原的大山裡，只有不時出現的一群群羊駝（而不是氂牛），使人覺得自己身處安第斯山深處。令人遺憾的是詩人的故居正在翻修（修舊如舊），暫時無法看到宅院的原貌，但卻給參觀者提供了一個為詩人故居的修繕添磚加瓦的機會。我和印第安兄弟們一起，鏟了幾鍬砂石，向偉大的秘魯詩人表達一份中國人的緬懷與崇敬之情。第二天早上，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該市市長鬍安?阿爾貝托?卡布列爾?阿里比奧竟在市政府專門為我舉行了歡迎儀式，宣布「趙振江教授為該市傑出訪問者」，並為我頒發了榮譽證書、出席明年故居-博物館開館儀式的邀請信和一尊詩人的雕像。儀式開始時，全體起立，市領導和數十名市民一起，共同高唱秘魯國歌。在「受寵若驚」之餘，我深知這是出於他們對自己民族的偉大詩人的熱愛，對弘揚民族文化的強烈願望，對文化人的尊重與仰慕。

在智利，我參觀了聖托馬斯大學和安德烈斯?貝略大學並作了講座。這兩所都是私立大學，當時公立大學都在罷課。作為聶魯達的譯者，我個人的主要興趣是參觀詩人的三所故居-博物館。我在三所聶魯達故居都受到了特殊的接待：專門的解說員陪同（一般的遊客只有解說器），而且還參觀了不對一般公眾開放的地方。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僅是豐富的藏品，更有那絡繹不絕的參觀人群。尤其在舉世聞名的黑島——其實它並不是島，而是在一片波濤洶湧的藍黑色海洋的岸邊，那裡有聶魯達最大的故居以及他與馬蒂爾德合葬的墓地。在黑島附近，已形成一片繁榮的市場，出售與聶魯達相關或不相關的琳琅滿目、花樣繁多的工藝品。在首都聖地亞哥的聶魯達故居，聶魯達基金會會長接待了我和我駐智利文化參贊李保章先生。我送他們一本自己和滕威合著的《山岩上的肖像——聶魯達的愛情?詩?革命》，會長先生回贈我一本《聶魯達詩歌獎獲獎作品選》。在故居圖書館，我有幸看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51年出版的《聶魯達詩文集》。詩文集是袁水拍先生從英文轉譯的。當年出了三種版本：仿宋宣紙線裝本、精裝大開本和平裝24開本，可見對聶魯達多麼重視。這固然是當時的政治形勢的需要，但聶魯達的詩歌成就也是不容置疑的。在回旅館的路上，我又回憶起北大中文系前主任孫玉石教授對我說的話：「上大學時，每天早晨起床的時候，我們（中文系1955級同學）都會高聲朗誦『讓那伐木者醒來吧！』（聶魯達的詩句）」。我又想：不知我們何時能為聶魯達的好友艾青也建個故居-博物館；建起來以後，會不會也有這絡繹不絕的參觀人群呢……

在阿根廷，邀請和接待我的是阿根廷作家協會和「船頭」（Proa）出版社。兩個單位在同一個地方：萊奧波爾多?盧貢內斯（阿著名詩人和小說家）故居。「船頭」是博爾赫斯於1922年創辦的雜誌，至今一直在出版。一本文學雜誌，在一個幾千萬人口的國家，能發行到兩萬冊，實屬不易。我不過是阿根廷民族史詩《馬丁?菲耶羅》的譯者，在阿根廷作協講座時，居然有六十多位作家、詩人和學者全神貫注地傾聽西班牙語美洲文學在中國的譯介情況，著實令人感動。在講座之前，阿根廷作協主席為我頒發了榮譽獎牌。

在阿根廷的那幾天，正好趕上諾貝爾文學獎公布今年的獲獎者。通過與阿根廷創作界朋友的交流，我發現他們對歐美文學完全是「平視」的，沒有絲毫「仰視」的心態，對自己的民族文學很有底氣和信心。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