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場炫目 謝幕冷清：民國才女和她們的命運

　　　近年來，筆者有意無意間閱讀了大量民國時期女作家的作品，不由自主地為她們的才華所傾倒，也不由自主地尋找與她們有關的資料、傳記進行了解，對她們的創作、人生和命運進行思考。

林徽因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5年11期，作者：楚夢

　　近年來，筆者有意無意間閱讀了大量民國時期女作家的作品，不由自主地為她們的才華所傾倒，也不由自主地尋找與她們有關的資料、傳記進行了解，對她們的創作、人生和命運進行思考。

　　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所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民國就是這樣一個時代。民國女作家在這樣的環境下破繭而出，上世紀20至40年代，短短不到30年時間裡，湧現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女作家，陳衡哲、石評梅、廬隱、冰心、蘇雪林、凌叔華、丁玲、沉櫻、謝冰瑩、林徽因、陸小曼、蕭紅、梅娘、蘇青、張愛玲等，她們構成了民國時期一道亮麗、獨特、色彩斑斕的風景。這些才女們以文學為籌碼，在民國的舞台上瀟洒亮相，引起了無數人的駐足欣賞，引發了比她們作品更為精彩離奇的遭遇。

　　她們為歷史增添了豐富內容，也為後人留下了無限想像的空間。《小雨點》(陳衡哲)、濤語》(石評梅)、海濱故人》女人的心》(廬隱)、《繁星》《寄小讀者》(冰心)、《綠天》《棘心》(蘇雪林)、《花之寺》《女人》(凌叔華)、《莎菲女士的日記》《自殺日記》(丁玲)……無一不是那個時代青年讀者愛不釋手的佳作，不少作品至今仍然閃耀著光芒。

　　【革命者丁玲】

　　歌德在《少年維特的煩惱》的開篇這樣寫道：青年男子誰不善鍾情，妙齡女子誰不愛懷春？才華出眾的民國才女們，情感世界自然不會單調乏味。

　　蕭紅屬於典型的敢愛敢恨型才女，而她的朋友——丁玲情感生活的豐富與複雜，一點不遜於蕭。丁玲有跡可查的戀情共有四段：胡也頻、馮雪峰、馮達、陳明。

　　1924年，丁玲來到北平。不久便結識了青年編輯和革命青年胡也頻。胡也頻苦苦追求，特別是借了錢追到湖南，看望因遭遇不測而沉浸在痛苦中的丁玲母女，終於敲開了丁玲緊閉的愛情大門。可好景不長，1931年2月7日，年僅29歲的胡也頻被槍決於上海的龍華司令部。丁玲的第一段戀情便以這樣殘酷的方式結束了。

　　丁玲在與胡也頻相愛的同時，又愛上了文學天才馮雪峰。馮淵博的知識和不凡的談吐以及對革命前途的美好描述，讓丁玲神魂顛倒。性格開朗的丁玲竟提出要和兩個男人共同生活——他們果然在西湖邊共同相處了一些日子，結果胡也頻堅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從文。沈從文告訴他夫妻之間應怎麼相處，次日胡也頻接受勸說，又回到了杭州。這段「三人行」最終以馮雪峰離開杭州，胡也頻與丁玲和好如初而告終。(沈從文《記丁玲》)其實，丁玲一直鍾情馮雪峰，即使在馮雪峰結婚後，丁玲還向他發起過多次猛烈的愛情攻勢，但被理智的馮雪峰拒絕了。正如胡也頻犧牲以後，丁玲在寫給馮雪峰那封曾轟動上海灘的《不算情書》中所表露的那樣，如果當時馮雪峰勇敢一點，即便她已和胡也頻在一起了，她也會義無反顧地跟著馮私奔的。即使不私奔，只要馮願意，丁玲也會毫不猶豫地獻身於馮。

　　之後，丁玲又認識了英文翻譯兼革命者馮達，並且很快墜入情網。他們於1931年11月住在了一起，後來結婚，一起生活了三年。1933年5月14日，丁玲和馮達在家中同時被捕，馮達很快叛變了。國民黨為了感化丁玲，在獄中沒有苛待她，她被允許一直和馮達住在一起。很快，獄中的丁玲懷孕了，並於1934年9月生下一個女嬰。出獄後，丁玲離開馮達前往延安，從此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丁玲與馮達的這段戀情，是丁玲心中最為忌諱的傷疤，也是她長期以來在黨內遭受詬病的主因。

　　丁玲來到延安之後，愛上了比她小13歲的陳明，並不顧眾人反對，開始了「丁玲式」的強大愛情攻勢。終於，他們在人們的嘲諷和挖苦聲中正式結婚。陳明是最終陪伴丁玲走完人生之路的伴侶。

　　關於丁玲的感情生活，還有不少傳說，有的或許是捕風捉影，但並不全是空穴來風。丁玲曾經和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大人物有過親切交往。晚年的丁玲說：「他對我怎麼樣，我不管，我對他(毛澤東)一往情深。」(盛夏《毛澤東與周揚》)丁玲是把革命和愛情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女作家，她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或許在某種程度上，革命和愛情是可以兩不誤的。

　　【為愛而生的廬隱】

　　廬隱是一位特立獨行、為愛不顧一切的人。這樣的女人，即使放到現在，也不多見。

　　1916年，在北京求學的廬隱寄居北京舅父家時，與鄰居林鴻俊相識，基於相互同情發展為戀愛關係，這是廬隱的初戀。她把他們的戀愛經歷寫成七八千字的文言文小說《隱娘小傳》，可見對這份感情的投入程度。隨著接觸的增多，廬隱覺得林鴻俊思想平庸，兩人對人生的看法一天天相去甚遠，感情也日漸惡化，終於在1921年解除婚約。

　　之後，廬隱在投身學生運動時，認識了北大學生郭夢良，由於欣賞郭的才華和學識，廬隱不知不覺中愛上了這個在故鄉福州有妻室的男人。她寫信給郭夢良說：「只要我們有愛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緊。」不久他們便開始同居，1923年在上海舉辦了盛大的婚禮。可郭家卻長久不承認這樁婚事。與有婦之夫相戀、結婚，即便在婚戀觀念相對開放的民國也是十足大膽的行為，為社會所不容，廬隱因此遭受了許多白眼與侮辱。可是，廬隱仍以一己之力，對抗雙方家庭和整個社會的重重壓力，沒有一絲一毫的猶豫、妥協。她在《一個情婦的日記》里表達了愛情的堅定立場：「我是這樣一個熱情的固執的女孩兒，我愛他，我永遠只愛他，在我一生里，我只追求一件事，一切的困苦羞辱，我願意服帖地愛，我只要能佔有他——心和身，我變粉身碎骨都情願。」這與她的愛情觀和她對愛情的執著有關。她說：有人稱我為描寫男女戀愛的專家……我雖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辭。本來世界上最大的問題，也不過男女的戀愛而已。她認為愛情的條件有三點：一是彼此深切了解；二是性情合得來；三是有為了愛而犧牲個人利益的精神。(《廬隱自傳》)

　　1925年，丈夫病逝，留下不滿周歲的女兒，廬隱扶靈回到婆家。可換來的依然是白眼和冷遇。這個一向堅強的女人，終於支撐不住了，整日以淚洗面，以酒解愁。1928年，廬隱認識了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學生李唯建，比她小10歲的李唯建開始瘋狂追求廬隱。廬隱開始無論如何不肯答應，她還沒有從喪夫的痛苦中解脫出來，也不確定李對她是否是真愛。「我願你把你心靈的一切都交給我，我雖是弱者，但擔負你的一切我敢自誇是有餘的！」李的表白終於點燃了廬隱心中的愛火，他們於1930年東渡日本結婚，次年生下女兒。1934年廬隱再次臨盆，她本該去醫院分娩的，可他們為了節省費用，只花小錢請了一個接生婆，然而，接生婆不小心把她的子宮劃破了，導致失血過多去世。一個天才作家的生命，就這樣終結在36歲的路途上。

　　為愛而生，也為愛而死——廬隱可謂是民國時代愛得最堅決、最徹底、最純粹的才女。

　　【石評梅：始於熱烈，止於哀痛】

　　石評梅的愛情始於熱烈，止於哀痛。她的故事讓人敬意尤生，扼腕長嘆。

　　與其他才女一樣，石評梅的初戀也是無拘無束的。1923年秋，石評梅在北京女高師範畢業後，留校任該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國文、體育教員。她愛上了外交部職員吳天放，並與吳詩詞唱和，情意綿綿。可一日，石評梅發現對方已有妻室，吳天放並無離婚再娶的意思之後，石評梅不顧吳的威逼利誘(如公開石寫給吳的情書)，毅然決然地放棄了這份愛情。

　　初戀的打擊讓石評梅緊緊關閉了感情的大門，不再相信愛情。

　　高君宇是一位革命者，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1921年他們在一次同鄉會上認識，兩人往來不久，高君宇就墜入了情網——石評梅不僅相貌出眾，才華更是讓高君宇拍案叫絕。儘管石評梅也愛對方，但初戀失敗的陰影仍揮之不去，她拒絕了高君宇。高並未氣餒，他要用真摯的感情來打動石評梅。他在香山採摘了一片紅葉，在紅葉背面寫上「滿山秋色關不住，一片紅葉寄相思」，寄與石評梅。

　　雖然石評梅敬重高君宇的才華與膽識，但又不敢輕易允諾，又把紅葉寄了回去，並在紅葉反面寫道：「枯萎的花籃不敢承受這鮮紅的葉兒。」不久，高君宇又從廣州給石評梅寄了一對象牙戒指中的一隻，象徵兩人純潔而堅貞的感情。這一次石評梅鄭重地接受了那枚戒指。從此他們的手指上各戴一枚純潔如玉的象牙戒指，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正當石評梅準備把自己完全交給這位戀人時，1925年3月，高君宇因過度勞累，一病不起，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這個消息對石評梅猶如晴天霹靂，她後悔當初沒有接受他的求愛。她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題寫了他生前的詩句：「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我願死如彗星之迅忽。」

　　高君宇去世後，石評梅寫下了諸多懷念君宇，訴說衷腸的文章，可謂字字滴血、聲聲含淚。如《濤語》系列、《縱情寄向黃泉》《我只會獨葬荒丘》《腸斷心碎淚成冰》《夢回寂寂殘燈後》《墓畔哀歌》等。

　　1928年9月18日，石評梅猝患腦膜炎，醫治無效，9月30日亦死於當年高君宇病逝的協和醫院。她死後，友人們根據其生前曾表示的與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處，願死後得並葬荒丘」的願望，將其屍骨葬在高君宇墓畔。

　　【凌叔華、林徽因、陸小曼的「八寶箱之爭」】

　　林徽因與陸小曼的出名，與其說是她們的才華和美貌，還不如說是因為大詩人徐志摩。提到林徽因就必然要提陸小曼，陸小曼不僅人長得漂亮，還多才多藝，詩和散文都寫得很有靈氣，山水畫更是獨具特色。陸小曼與徐志摩的愛情不僅在當時轟動京滬，就算放在今天，也讓世上有情人羨慕不已。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父母之命還很難違抗，而陸小曼不僅在婚姻存續期間與徐志摩戀愛，還義無反顧與丈夫離婚。雖然陸的第一任丈夫王賡並非出身豪門，但也曾留學美國，回國後身居高位，可謂前途無量。陸小曼不僅離婚了，而且離得高調，世人皆知。徐志摩遇難後，陸小曼大病一場，卧床一月有餘，病癒後寫出了《哭摩》等痛徹心扉的悼念文章：「摩！別說是你，就怕是蒼天也不知道我現在的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傷！從前聽人說『心痛』，我想人的心怎會覺得痛，這不過是說說好玩而已，誰知道我今天才真的嘗著這一陣陣心中絞痛似的味兒了。」(《哭摩》)在所有悼念和回憶徐志摩的文章中，陸小曼的最為出彩，倘若她對徐志摩愛得不夠深，是絕對寫不出那樣的文字的。

　　與徐志摩關係密切的還有一個人，那就是凌叔華。凌叔華出身於廣東番禺的一個官宦人家，父親凌福彭與康有為同榜進士，民國後任北洋政界約法會議員。凌叔華很早就顯露出藝術天賦，她曾隨慈禧太后寵愛的宮廷畫師學習繪畫，還受到過被稱為文化藝術界「一代怪傑」的辜鴻銘的教育，很早便打下了古典詩詞和英文的基礎。她一度在自己居住的院內舉辦當時畫家名流的聚會，被稱為「小姐家的大書房」，這間書房比林徽因辦的「太太的客廳」還要早十多年，在當時名氣更響亮。

　　據說徐父很滿意凌叔華，想要她做兒媳，可由於陰差陽錯，她與徐志摩失之交臂。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國，住在上海新新旅館，同時接到凌叔華、陸小曼兩封信。次日早晨，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去看望徐志摩，陸小曼的丈夫王賡亦同時前往。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歡凌叔華，當父親到來時，說：「叔華有信。」然後把放在枕邊的一封信拿給父親。徐申如打開信，站在身邊的王賡也跟著看。這時，徐志摩發現王賡的臉色大變，於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邊——這才發現，凌叔華的信仍在，拿給父親看的是陸小曼的信，徐志摩當下便失了聲色。

　　序幕一拉開，故事的發展便逼得主角們不得不將劇情延續下去。不久後，陸小曼與王賡離婚並回到北京。自此，徐、陸的關係急轉直上，不久就結婚了。誰也難否認，正是這封「陰錯陽差」的信讓徐、陸不得不快刀斬亂麻，作出唯一的抉擇。凌叔華後來也曾公開澄清「拿錯信」事件，她說：「說真話，我對徐志摩向來沒有動過感情，我的原因很簡單，我已計劃同陳西瀅結婚，陸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韓石山《難忘徐志摩》)這恐怕是凌叔華為了挽回面子，欲蓋彌彰之言。

　　此外，徐志摩交給凌叔華的「八寶箱」也足以證明他們的關係非同一般。凌和林、陸因為「八寶箱」之爭，彼此友誼中斷，互不往來。「八寶箱」是徐志摩保管在凌叔華處的他的日記(包括陸小曼的日記)、手稿等重要資料，徐的日記是在英國所寫，因涉及林徽因，不想讓陸小曼看到，而陸的日記中又有罵林的話，不想讓林徽因看到，於是便委託凌叔華這位他最信任的朋友保管。徐遇難後，林徽因、陸小曼開始了爭奪「八寶箱」的戰鬥，最終由胡適出面，強迫凌叔華將「八寶箱」給了林徽因，從此給另外兩個女人留下了心底的傷痛。凌叔華一直覺得她對不起徐志摩，陸小曼覺得作為徐志摩的合法妻子，徐的遺物理應歸屬於她。正如韓石山先生所說，從情理上講，凌叔華是最有資格保管這批遺物的；從法律上講，陸小曼最有資格獲得這批遺物，可最終這批遺物卻交給了林徽因。胡適在處理這件事情上是有失公允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化人是多麼地縱容林徽因。

　　作為中國最早的女作家、女學者，亦是中國第一位留洋女碩士、女教授的陳哲衡，是一位相對理性和嚴肅的女性，可她和大學者胡適之間，仍然有著一段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凌叔華這樣一位理性的、把自己包裹得十分嚴實、把名譽看得十分重要的女教授，也發生了婚外情的故事。她在武漢大學時曾經愛過一位來自英國的洋教授朱利安，據說愛得死去活來，這段婚外情當時在武大鬧得沸沸揚揚，最後以朱利安倉皇逃離而結束。就連冰心這樣單純、樸實的女人，也曾經仰慕過言情小說家張恨水，還親自跑去南昌見張。據說因為張長得太土，冰心遂沒了愛意。

　　【才女們的結局：個人或社會的悲劇】

　　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有這樣一句經典名言：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然而，民國的才女們是不甘心做弱者的，她們要做強者。因為她們聰明、漂亮、知識廣博，她們要解放自己，像作品中的主人公那樣；她們要引領潮流，要為理想而奮鬥，儘管她們的理想還比較模糊。她們出場時是那樣地炫目，可落幕時卻又是這般地冷清，冷清得讓人不忍多看一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如此反差和逆轉？

　　蕭紅在當時是紅極一時的作家，可她幾乎很少有過快樂無憂的日子，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因為醫生誤診錯動喉管手術，過早結束了31歲的年輕生命。

　　丁玲雖然活了82歲，算得上善終了，但她還是不幸的，不僅因為她遭受了20多年的不公平待遇，還在於她復出之後，並沒有成為文學界的中心。

　　丁玲的性格中有一個明顯特徵：會利用一切的機會和條件，展現自己的才華、實現自我價值，她有著強烈的功名心。這種性格意味著如果有才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一定不會被埋沒，但最終卻會被毀滅，毀滅她的是別人更是自己。我突然發現，丁玲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難怪丁玲一直以革命者自居，一直鄙視從前的好朋友非革命者沈從文，在全國人民都反左時，她旗幟鮮明地反右。

　　從《水》開始，丁玲的創作便自覺地走上了革命文學的道路。以後，不管她的作品多麼地政治正確，其藝術水準都與她1920年代末期的成名作「莎菲系列」相差甚遠。丁玲曾經得到過革命陣營和黨內高層20餘年的寵信，而正當她志得意滿、繼續革命時，卻被革命大家庭所拋棄。這個打擊對丁玲來說是致命的，也是讓她不能接受的。她曾經困惑，自己這樣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者、領袖眼中的紅作家，怎麼突然就變成了反黨集團的頭目呢？她只好把責任歸咎於她的對手周揚，也怨恨了周揚半生。也有人說，是馮雪峰害了丁玲。然而，沒有馮雪峰也會有其他人出現在丁玲的生命旅程中，丁玲亦會毫不猶豫地加入革命陣營，當然仍然是用文學作為資本。李達軒教授說：「丁玲和她作品中的人物一樣，總是在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人格獨立，並思考著女性在社會中的獨立地位。」而在我看來，丁玲對光明的認識並不清晰，甚至是模糊的。丁玲最大的追求應該是永遠立於潮頭。

　　王蒙在一篇懷念丁玲的文章中為她鳴不平，認為丁玲早期的作品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深刻性，世界不應該冷待丁玲。關於她的作品是見仁見智的事情，但我同意王蒙對她的另一個評價或說觀察：「一朝革命，便視天下生靈為等待拯救、渴望指引、嗷嗷待哺的黑暗中摸索的瞎子。」我也同意王蒙對丁玲性格的分析：「她有強烈的創作意識、名作家意識、大作家意識。或者說得再露骨一些，她是一種明星意識、競爭意識……復出於文壇，而她已不處於舞台中心，已不處於聚光燈的交叉照射之下。她與一些藝術大星大角兒一樣，很在乎誰掛頭牌。」正因為如此，丁玲在復出之後，才那麼重視自己的名譽，才會發泄對沈從文專著《記丁玲》的不滿，並不停地諷刺和辱罵沈。李輝分析說：「其實，丁玲應該還有更內在更直接的原因，這就是她一再提到的對沈從文筆調趣味的不滿。她是一個政治性極強的人，但她同時是一個女人，一個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別是到這種年紀的女人，很難贊同將自己的私生活毫無掩飾地公開，更何況她認為有許多是『編造』的故事。」

　　丁玲怨此恨彼，其實她不知道，這是她的必然歸屬，除了政治大氣候的原因之外，至關重要的還是她的價值取向。她選擇了革命，便只能承認革命的方式，以革命者的身份接受組織的安排。

　　在民國那一批才女中，廬隱和陸小曼是敢於大膽追求愛情和幸福的典型代表。她們的身上沒有世俗，她們的字典里沒有世故。

　　陸小曼有不少毛病，愛交際、愛花錢、我行我素，但她也有她的優點，比如誠實、坦率，而在我看來，她最大的優點是不世故。徐志摩去世後，陸小曼從此遠離社交圈，閉門謝客，更加瘋狂地吸食鴉片和與翁端午同居，為此飽受詬病。胡適曾要求陸小曼離開翁端午，生活費用由他負責，但陸小曼拒絕了。她說，翁在她最困難的時候不離不棄，她不能拋棄人家，儘管她對翁沒有愛。由此可以看出，陸小曼是一個重情義、有個性的女子。徐志摩去世後，陸小曼不僅在文學上成果斐然，繪畫上也有不小成就——她是真正化悲痛為力量的。解放後，陸小曼戒除了鴉片，日子卻過得十分艱難，死時身邊沒有一個親人。編輯好的《徐志摩集》也不能出版。陸小曼的母親曾說，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韓石山先生說，志摩成全了小曼，小曼也成全了志摩；我要說的是，徐志摩成就的不止陸小曼，還有林徽因。

　　廬隱的經歷坎坷，命運屢遭不幸，結局凄慘。但她對愛的態度是真誠的，也是負責任的。這一點，她和陸小曼有著相同之處，不同的是，她不會像陸小曼般放縱自己，而是積極地去面對困難。為此付出了她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她最後竟然死於因無錢上醫院的難產。「我是一個心裡藏不下絲毫渣滓的人，雖然留下不少的傷痕，也曾經上過很多當，可是我對於這些傷痕與上當的往事，只如一陣暴風雨，只要事情一過，便仍然是清朗不染纖塵了。在文章里，我是一個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我卻又是一個爽朗豁達的人，我的宗教是什麼呢，求其心之所安而已。不願處以人難堪的地步，不願損人利己，不願無功受祿，不願以手段對付人……我不是求死後進天堂，而是求活著的時候，不受良心的責備。有人稱我為描寫男女戀愛的專家……我雖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辭。本來世界上最大的問題，也不過男女的戀愛而已。」(《廬隱自傳》)由此可以看出，廬隱無論是對人生還是對愛情，都是光明磊落、認真負責的——可惜紅顏薄命。

　　廬隱的不幸表明了，在中國社會，一位女作家，即便是才華出眾的女作家，她們的命運也不一定掌握在自己手裡。而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廬隱的純粹。她渴望浪漫，渴望美好生活，把愛放在首位，她的悲劇命運就在於她太純粹太天真。她是性格的悲劇，而非社會的悲劇。

　　梅娘的悲慘命運與她個人關係不大，是社會造成的。

　　解放後，梅娘便從中國文壇消失了(平反後又寫過一些文字)，她先後在北京、東北、上海間奔波，當過中學教員、電影製片廠編輯，後因被打成日本特嫌、右派，強迫接受勞動教養，被開除公職16年，當過20多年保姆。1978年，平反後的梅娘到農影廠工作，相當長一段時間，出版社寄給「梅娘」的信，傳達室都稱「查無此人」，因為整個單位沒人知道「梅娘」就是孫嘉瑞，更沒人知道當年名震文壇的「南玲北梅」。

　　凌叔華和蘇雪林都是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終其一生的，其結局在民國才女中應該算得上是最好的。她們的共同點是婚姻皆不美滿，尤其是蘇雪林，結婚不幾年便與丈夫分居，此後一直單身。這裡，我想主要談談蘇雪林。蘇雪林現在被大陸學者、作家提起，恐怕更多的是她與魯迅的結怨。

　　蘇雪林在《魯迅傳論》中分析魯迅的「性情與思想」，說魯迅本性多疑，而且「出乎常情地多疑」，在談及魯迅的「思想」時，蘇雪林認為他「陰暗空虛」，是一個「虛無哲學者」。在蘇雪林眼中，魯迅是一個難以對付的人：「人家無意得罪他老人家，他可以恨你一輩子。恭維呢，也不行，『是人家公設的巧計』，『用精神的枷鎖來束縛你的言行的』。」蘇雪林在「自序」中坦承：「我的那幾篇反魯文字，原來從魯迅學來，正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魯迅一輩子運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筆，叫別人吃他苦頭，我現在也叫這位紹興師爺吃吃我的苦頭，不算不公道吧？」論及觀點與思想的交鋒，我欣賞胡適的風度，他曾與多人發生論戰，有時甚至是水火不容，但他說話的方式始終那樣得體，語氣是那樣平和，讓別人輸得心服口服。如果非得要罵，也應該是在別人有還擊能力的時候——但蘇雪林的罵是在魯迅去世以後，這一點讓我無法對她肅然起敬。然而，憑心而論，蘇雪林指出魯迅的那些缺陷和問題，也不無道理。魯迅是中國現代最偉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尤其是小說，是難以逾越的高峰，但反過來，魯迅的偏執也是十分明顯的。

　　關於蘇雪林與魯迅的恩怨，有很多條理由，其一，是說初出茅廬卻已經名聲在外的蘇雪林參加一個文學集會，與魯迅打招呼時，魯迅對她的態度十分冷淡，得罪了她。其二，是說因為魯迅對女師大的不斷批評惹惱了蘇雪林，因為她是同情楊蔭榆校長的。其三，據說魯迅不喜歡《現代評論》，而蘇雪林恰好又在該雜誌發表過文章，因此導致了他們之間的隔膜。恩怨從何而起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評得是否有道理，方式是否恰當。儘管我不贊同蘇雪林批評魯迅的方式，但我還是要為蘇雪林說幾句話。國內有不少學者、名流指責蘇雪林不應揪住魯迅不放，認為是蘇雪林心胸狹窄、心理陰暗，想以罵魯迅博取名聲等，有的人還從蘇雪林的童年、婚姻關係上找原因。我不贊成文人之間的思想交鋒以罵的形式進行，然而，正如蘇雪林所說的那樣，她是仿效魯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不應只是指責蘇雪林的「罵」，而忘了魯迅的「罵」。

　　或許，蘇雪林真的遭受了打擊，包括童年的傷害，她的命運也很是讓人惋惜。且不說她的文學成就和學術成果，僅就她抗戰時期將50根金條捐獻給國家，足以說明她的品德了。

　　當我掩卷之時，內心深處有一股不可名狀的悲涼。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已經過去的時代，這是一群不可複製的人物。我們唯有在閱讀和想像中感受那種激昂和輝煌。她們的成就讓我們驚嘆，她們的勇氣讓我們欽佩，她們的命運讓我們唏噓。她們將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道永遠也抹不掉的亮色。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