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制度和生活的中國化

佛教制度和生活的中國化 出處：中國佛教文化網錄入： 管理員上傳時間：2007-11-19點擊次數： 414 　　佛教在印度享有崇高的地位。佛教僧侶或依寺院或游化托缽，遵循戒律，規範修持和弘法傳教。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僧尼雖然基本遵守印度佛教的戒律和教儀，但為了適應中國的國情，在若干方面也相繼產生了變化。在這一制度、教儀和生活中國化的過程中，東晉道安法師和唐代道宣律師、懷海禪師等人，都作出重要的貢獻。 　　 　　僧官制度的設立是佛教制度中國化的一項極為重要的內容。自秦代以來，皇帝自命為天子，中央專制集權制決定了君權高於神權和人權。漢代西來僧人就由政府機構大鴻臚(寺)接待，姚秦時更正式設立了僧官制度，由朝廷任命僧人管理全國佛教僧尼事務。此後歷代因之。中央專制王朝牢固地掌握著僧尼名籍簿冊、寺院僧尼數目以及僧尼行為模式和活動內容。這是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隨著佛教的發展，中央專制王朝的「沙汰沙門」行為時有發生，更有甚者還發生了三武一宗滅佛事件。滅佛的原因相當複雜，滅佛的影響也是多重的，其中一個重要影響就是推動禪宗走向山林。 　　 　　東晉時代傑出佛教學者道安，常年從事佛教的研究、著述和弘揚，四方之士聞風前來，法席極盛，形成了一個數百人的僧團，因此著手定製僧規。《高僧傳》卷五本傳云：「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規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又魏晉時沙門依師為姓，姓各不同。道安認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改姓釋氏。改姓不是中國化的舉措，但道安統一僧尼姓氏，規範僧尼內部生活和齋懺儀軌，這對佛教僧團的制度建設、獨立僧侶階層的形成，以及佛教的持續發展都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戒律是佛教徒修持生活的制度性規定。唐代律宗創始人道宣律師以《四分律》開宗弘化，為中國僧尼提供了行持的規範。《四分律》繫上座部系法藏部所傳戒律，其中規定比丘戒250條，比丘尼戒348條，從行為、言論、思想三個方面對出家僧尼的修行和衣食坐卧作出洋盡的規定，同時對違犯者也作出相應的懲罰規定。道宣強調《四分律》通於大乘，圓融戒、定、慧三學，並以大乘三聚凈戒為律學的歸宿。道宣的律學思想合乎中土學人對大乘佛教的精神需求，因而得以盛行流傳。後來，隨著傳戒的流行，更設立戒壇、戒場，開設律宗道場，並形成中國特有的授戒儀式「三壇大戒」，由此只有受足三壇大戒者，才被公認為合格的大乘出家人。 　　 　　唐代禪宗僧眾多半住在律寺，由於參學的人數不斷增多，住在律寺有諸多不便，一些禪師便率眾開闢荒山另建叢林，然而叢林沒有規章制度。百丈懷海禪師乃折中大小乘的戒律，制定禪院清規。禪院的最重要特色一是確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規制，實行「普請」(集眾作務)法，上下協力勞動；二是不立佛殿，只設法堂，表示遵循佛祖囑咐，以現前的人法為重。此外，還規定以具道眼的禪師，號為「長老」，住在方丈；參學人眾都住在僧堂等。「百丈清規」使禪宗叢林有了規範，這是唐代佛教制度建設的最大成果，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標誌著佛教制度、教儀和生活的中國化的完成。 　　 　　還應當論及的是在佛教制度、教儀和生活的中國化過程小，與印度僧人托缽為生不同，中國僧人雖游化可以托缽，也到其他寺廟掛單，但定居時，必須依照中國的習俗不得沿門托缽。這樣就有了自行舉炊之制，進而就有自籌資糧，集財蓄財，乃至經營田地山林，治理產業，其結果是帶來中國佛教寺院的發展，也帶來了世俗化。此外，中國僧尼的服飾、食法(使用筷子)、素食、坐姿、禮拜以及懺法等，也都作出了適應國情的調整，這些也是佛教中國化的具體表現。 　　 　　中國佛教通過以上五個方面的努力，從整體結構上實現了佛教中國化，完成了世界佛教史上的一項宗教文化創舉。（信息來源：佛學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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