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末百日維新失敗的幕後真兇！竟然不是慈禧與袁世凱！
公元一八九八年，亦即清光緒二十四年，正當戊戌變法如火如荼地展開時，慈禧太后突然出而訓政，重掌政權，光緒被囚禁在西苑瀛台，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此即是中外史家所稱的「戊戌政變」。政變的原因在當時和現在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是：譚嗣同策劃袁世凱帶兵入京包圍頤和園，劫制西太后，而袁世凱回天津後，向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榮祿告密，於是榮祿秘密進京，以迅雷不及眼耳的手段擁護西太后訓政，發動了政變。
歷史的車輪又過去了百年，事實真相到底如何？一個關鍵問題在於袁世凱是否告密，是否對政變的發生負有責任？根據台灣著名歷史學家高陽的考證，終於找到了戊戌政變從台前到幕後的真相。
（圖註：維新變法）
榮祿當時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下轄武衛五軍，袁世凱僅為五軍之一，在小站所煉之「新建陸軍」，僅七千人。榮祿駐節天津，警衛森嚴；袁世凱如何能殺榮祿？即令能殺榮祿，其他武衛四軍，豈能令袁世凱帶兵入京，而不加攔阻？即另不加攔阻，蘆漢鐵路行車指揮權握在英國人手中，豈能聽命於袁世凱？即令聽命於袁世凱，得以運兵進京，但至京城南面馬家埠而止，而頤和園在京城西北，警衛部隊則有步君統領衙門之巡捕五營；由光緒死對頭載漪所掌握由神機營改編的「虎神營」，以及頤和園護軍營等，豈能不節節抵抗？即令抵抗失敗，袁世凱能圍頤和園，而太后尚未被劫制，手無縛雞之力的光緒必已先遭不測之禍。
由是觀之，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當不會做此建議，因為此計無任何成功的可能。譚嗣同是奉命和袁世凱進一步討論如何煉成一支可以不受榮祿節制，而效忠於光緒的新軍。袁世凱實際無密可告，要揭發戊戌政變的真相，就要從掌握這一關鍵問題入手，戊戌政變是中日甲午戰爭的衍生物，而促使慈禧太后幽禁光緒，殺「六君子」，重掌政權的戊戌政變之爆發，則為伊藤博文無意中觸發了握在西太后手中的引信之故。要徹底了解戊戌政變，還得從甲午戰爭後中國政治權力的推移說起。
甲午戰爭，中國大敗，朝野上下都懷報仇雪恥之心，這一個目的是共同的，但手段和路線則有兩種。一種是通過變法圖強，是「帝黨」的主張，以翁同龢、張蔭桓、康有為等人為首；另一種是「以夷制夷」，為「後黨」的主張，以李鴻章為領袖。實現此主張的實際行動，就是李鴻章在聖彼得堡簽定了「中俄密約」。但非常不幸，李鴻章中了俄國財政大臣微德的圈套，由他的長子李經方經手，接受了俄的賄賂，此後李就受了俄國的挾制。
然而，甲午戰爭大敗後，李鴻章難辭其咎，其在中央的影響力大為衰落。相對地翁同龢與張蔭桓則逐漸形成政治上的中心勢力，尤其是財政、洋務。
欲問此種政治權力推移的由來，必先了解慈禧太后的心態。慈禧天生是個「政治動物」，她的政治見解由於先後天的限制不是最高明的，但她的政治手腕，在她以後的政治領袖，無一比得上她。因為她的性格中，有兩項與漢高祖相似的特徵：第一，永遠不會以私人情感來影響她在政治上所認為正確的決定；第二，永遠知道她自己權力的臨界限度在何處。
除此之外，她與民間一般富貴老太太無異：好虛榮，好享受，重感情，重義氣，痛恨忘恩負義和不守本分。
慈禧太后自垂簾聽政以來，平定了洪楊、捻匪，自以為功在社稷，享受園林之樂是她應得的報酬，在同治皇帝剛親政時就有重修圓明園的計劃，遭到恭親王的反對而作罷。到光緒親政時，慈禧挪用海軍經費修建了頤和園，她才決心交出政權，頤養天年，確實具有誠意。
（圖註：光緒與康有為、梁啟超合影。據稱這張照片是康有為利用相片合成技術偽造的。）
翁同龢是光緒皇帝的老師，是個品學兼優的君子，平日常教導皇帝「子孝母慈」，西太后一直對他印象很好。光緒與翁感情很深，情同父子，親政後一直信任翁。
此後不久，情況發生了變化，因珍妃的關係，導致慈禧與光緒母子失和。慈禧一改處衷，仍舊干預政務，當然也是出於「後黨」的挑撥慫恿。這種干預逐漸強化，到她六十萬壽，也是甲午戰爭時期，達到變相垂簾聽政的程度。光緒終於攤牌了：他通過為慈禧所信任的慶親王奕鄺，向慈禧表示，如果不能讓她放手辦事，他寧願請太后主持國政，不願擔負親政的虛名。結果慈禧太后讓步，當然光緒也提出保證：絕對尊重太后，特別重大的事故會報告太后，請求同意。
因此，光緒二十年十月，翁同龢入軍機，次年正月，李鴻章罷免直隸總督，由翁的好友王文韶擔任，與翁一直不和的孫毓汶退出軍機。自此，政府完成改組，進入了翁同龢的時代。
翁同龢當政後，重用張蔭桓，他的職務是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大臣。總理衙門這個機關簡稱「總署」，其性質相當於美國的國務院，在政府中的地位與軍機處同等重要。總署大臣並無定員，但一直以親貴主持，權力的掌握，以各大臣的資歷及能力為斷。翁同龢當政後，總署的實權握在翁同龢及張蔭桓手中，不過有時在禮貌上要徵得恭親王和慶親王的同意而已。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德皇威廉二世在俄皇尼古拉二世諒解之下，派遠東艦隊侵佔膠州灣，隨即借德國教士被殺為名與總署展開交涉。
（圖註：光緒與珍妃）
俄國同意德佔膠州，包含一項陰謀，是要借中俄密約彼此互助為借口，出兵旅順、大連，若中國將膠州灣租借給德國，俄國便可要求同樣的待遇，租借旅大。翁同龢張蔭桓洞悉陰謀，因而一方面奏請光緒皇帝命慶親王傳諭李鴻章，轉告俄使，說中國不願俄國因此而與德國失和，請俄不必出兵；一面與德國公使海靖積極交涉，達成協議，德國撤兵，中國令以南方一港口租借給德國。
可是，作為「中俄密約」簽定者李鴻章蓄意破壞中德協議，在總署公然要求俄國出兵「助華」，及至俄艦開到綠書旅順大連後，李鴻章要當地駐軍為俄艦辦理補給。結果，中國不僅喪失了膠州灣和旅順大連，還喪失威海衛於英國。李鴻章真是引狼入室！
因此，本來就與李鴻章不和的翁同龢張蔭桓決定奏請光緒帝降旨，不準李鴻章干預其事，要將這個資格最老的漢大臣趕出總理衙門。但恭親王不願讓李過於難堪，而翁同龢又不能堅持，所以李還留在總署。從此，李鴻章與翁同龢張蔭桓進一步結下不解之仇，勢同水火。
然而翁當政不久，犯了慈禧太后的忌。光緒帝最寵愛的珍妃的老師文廷式，被認為「離經叛道」，是守舊官僚和宦官集團的公敵，也為西太后所惡，而翁同龢卻對文曲予優容，導致慈禧逐漸對翁不滿。加上翁樹敵太多，包括李鴻章、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還有軍機大臣兼刑部尚書剛毅，聯合起來說服慈禧，於光緒四月二十七將翁同龢開缺回籍。
光緒帝自甲午戰敗後即決心變法，決心之形成由兩種影響：一是列強侵略的刺激；二是看了康有為的書，尤其是康所著的《日本變政考》，光緒由此非常醉心於明治維新。由於翁同龢是光緒的老師，感情很深，光緒信任翁，讓翁來推行變法。然而翁被罷黜，光緒帝據理力爭，慈禧太后提出一個條件：欲行新政，必當罷免翁同龢。光緒無法，只好接受，但允諾適時起用翁同龢。翁並未回原籍，而是呆在他的侄子江西代巡撫翁曾桂處，利用電信的方便，一旦復起，立刻由翁曾桂派人護送進京。
自此，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起，實施新政的上諭源源不絕，慈禧太后均未乾預，不僅翁同龢主張設立的京師大學堂積極進行，而且還將阻撓新政的兩尚書、四侍郎全部革職，以及京師裁撤詹事府等七個衙門，各省裁撤巡撫、河道總督、糧道等缺的激烈措施，慈禧太后也未反對。在此期間，那些守舊派和特權階級由於除舊步新，特權不保，再加上被裁衙門的官員由於下崗，被砸了飯碗，也怨恨新政，這些人迅速地聯合起來，組成一條反對新政的聯合陣線。其中的首腦，不是在天津的榮祿，而是刑部尚書軍機大臣剛毅。
（圖註：戊戌六君子）
以剛毅為首的反新政陣線，全力所追求是促使慈禧太后復出，重掌政權。但太后倦勤，不允。因為慈禧不覺得新政會威脅她作為太后的地位。因為：第一，罷黜翁同龢後，召親信王文韶入軍機，榮祿替她握軍權，足以保障；第二，慈禧控制了部分高級人事的考核權，可避免引進危險人物。同時，光緒每隔幾天必到頤和園請安，彙報新政事項，表示光緒對她還是尊重的。
慈禧此時所充分信任的，只有榮祿，因此策動榮祿來遊說太后，必然見效，但剛毅並不熱中於此，因為太后若復出，必引榮祿入軍機，那樣剛毅就會被壓下去。
那麼熱中的是誰呢？一個監察御使叫楊崇伊，他和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是親家，楊的兒子娶了李的女兒，楊又有一女作了李的兒媳婦，他們是雙重姻親，因此關係很深。
隨著新政推行，李鴻章大禍將臨，為了自救，楊崇伊去遊說榮祿勸太后復出。
為遊說榮祿勸慈禧太后復出，楊崇伊多次往來於京津道上，但榮祿不為所動。因為他以慈禧太后的意旨為意旨，太后無意於此，他自然要仰體她的老年頤養的心意，何苦勸她來受累？
加之列強只承認光緒為中國皇帝，若無故被廢，必會造成列強出兵干涉內政的口實，這也是深明國際情勢的榮祿所不願見到的。至於他自己，官拜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重兵，身名俱泰，同樣可以影響政府的決策，並不稀罕去當軍機大臣，若他進軍機，反不便掌軍權，自然一動不如一靜了。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李鴻章退出總理衙門，他最後的一點實權也被剝奪了，對於他，迫在眉睫的危機是：一方面他的政敵翁同龢在江西待命復起；另一方面日本前首相、明治維新重要人物伊藤博文即將訪華，光緒將重用客卿，那對李鴻章的聲望是無情打擊。翁復出後和張蔭桓當政，必會追究膠州灣、旅順大連和威海衛之失的責任問題，甚至牽連到李鴻章收俄國賄賂的事情，果真到那樣的地步，李鴻章就身敗名裂，無路可走了。
為此，楊崇伊的活動更加積極，在遊說榮祿無效後，他又寫了一個「為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局，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吁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的奏摺，請軍機大臣王文韶、廖壽恆代遞，王廖二人看光緒朝綱大振，怕禍及自身，不敢代遞。
（圖註：榮祿）
就在楊崇伊到處碰壁之際，忽然出現了一個意外的機緣，就是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凱奉召入京。袁在小站練兵，本職是直隸按察使，正三品，他想升一階變從二品，可以戴紅頂子。此時參預新政的譚嗣同正在籌劃能效忠光緒的武力，就向光緒皇帝推薦袁世凱，加以籠絡，任侍郎候補，正二品，升了兩階，袁喜出望外。
由於袁世凱進京，又有譚嗣同夜訪袁之事，剛毅、楊崇伊便想到了一個妙計，就是散布謠言。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康有為讓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策動袁派兵包圍頤和園，劫制太后。但前面說過，從當時的軍事布置，京城的禁衛警備，榮祿的兵力狀況，以及袁世凱部隊的駐防地區，都不可能讓譚嗣同有此非分之想。因此這個說法是對外唬外行的，騙不了平生閱軍事報告無數的慈禧太后，對太后要有另外一個說法，讓她相信康有為、譚嗣同正在策劃一個對太后不利的陰謀。
另一個說法是：康有為和張蔭桓已經跟日本人講通了，由巡弋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日本軍艦派兵進京，包圍頤和園，劫制太后送上日艦。這個計劃要得到伊藤博文的同意，而伊藤博文表示必須在光緒皇帝召見他時，親口向他提出次要求，才能照辦。這當然是剛毅、楊崇伊製造的謠言，目的是讓慈禧太后為保衛自己重新垂簾聽政，以維護守舊官僚的利益。
慈禧有榮祿在，決不會怕袁世凱造反，但有外國軍隊參與她不能不怕。而且朝鮮的大院君李罡應就是這樣被袁世凱劫到了中國，軟禁在保定蓮池書院，這是慈禧垂簾聽政時候的事，印象深刻，確信這是日本軍隊辦得到的。
謠言傳給慈禧太后，她也知道了 這一「密謀」，她不會輕信流言，必須證實。戊戌年八月初五，光緒在西苑勤政殿接見伊藤博文，這是證實流言的最好時機，慈禧決定出其不意，屆時到勤政殿去觀察動靜。
（圖註：袁世凱）
光緒接見伊藤博文時會談些什麼，能否證實流言的存在，這是決定慈禧是否出而訓政的前提，令人遺憾的是，由於諸多巧合，在慈禧心目中恰恰映證了流言，於是她發動了政變。
伊藤博文覲見光緒皇帝時，張蔭桓陪同，兼職翻譯。張與伊藤博文有舊，覲見時，兩人握手，神態親密，這都看在慈禧眼中。光緒在召見中詳細詢問了有關新政的事宜，希望伊藤博文能夠對中國的新政提出意見，這段談話後，光緒又和張蔭桓說了一陣悄悄話。
慈禧通過自己的觀察，懷疑張蔭桓和伊藤博文有私，似乎在證實有「結日本謀劫太后」的陰謀存在。殿廷深遠，光緒體弱，說話聲音小，慈禧也聽不清光緒說寫什麼，伊藤博文的發言和張蔭桓的口譯，都用英文，慈禧也不知說什麼。但慈禧太后所見的一切跡象都符合來自剛毅、楊崇伊的流言，這也是剛、楊等人根據可預見的情況精心設計的，非常巧妙，慈禧太后再精明，也夢想不到有這樣一個騙局。
戊戌年八月初五光緒皇帝會見伊藤博文，初六政變正式爆發，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御史楊深秀、專門辦理新政的軍機章京，被稱為「四京卿」的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先後被捕。僅幾天後，八月十三，剛毅到刑部，未加審訊，以口諭形式宣布處斬，並親任監斬官，殺六君子於菜市口。八月十四宣布康有為罪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譚嗣同、楊深秀等六人，「實系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迅究。旋有人奏，遷延日久，恐有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至株連，是以未俟復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
那麼剛毅為何不經審訊，急著要殺六君子呢？因為剛毅所設計的陰謀完全是刀筆吏羅織入罪的手法，一經對質，必然原形畢露。八月初十，光緒稱病，端王覬覦皇位，勾結剛毅徐桐等準備廢立，慈禧看事態嚴重，急召榮祿進京，授袁世凱直隸總督，榮祿進軍機位列首輔，剛毅在其下，這一變化為剛毅始料不及，深知局勢非他一人所控制了。
按剛毅的本意，榮祿既不主張太后訓政，而政變有他一手策劃成功，慈禧太后必因此而嘉許，賦其軍機領班的地位，孰料慈禧所信任者，仍為榮祿。剛毅一向深謀遠慮，面面俱到，此一失算，讓他陷入極其尷尬和危險的境地。
到此為止，慈禧始終不知道剛毅有此包藏禍心的陰謀，八月十一日她派御前大臣會同刑部審訊，限三日結案。當時除了極少數頑固守舊分子外，朝廷大多數人對剛毅的擅作威福不滿，榮祿進京後，情況起了變化。六君子中楊深秀、林銳、劉光第等都是極受士林尊重的正人君子，為了營救這些人，很多人有了榮祿的奧援，就上書慈禧，請派重臣公開審訊，即為對付剛毅擅專枉斷的有效手法。
榮祿進京後，剛毅一手遮天的局面被打破了，朝廷越來越多的人對剛毅不滿，要求公開審訊六君子一案，要求拿出證據。但是此案根本經不起考驗，整個過程漏洞百出，一經審訊，必將引起軒然大波，剛毅將自召其禍。
（圖註：剛毅）
為了自救，剛毅不得不下辣手，先滅口再說。雖有上諭殺六君子，但可肯定是先斬後奏的矯詔。且不說先另嚴加審訊，又不經審訊立即處決，出爾反爾，為清朝從未有之事；還有一項證據就是派剛毅監斬。凡欽命要犯行刑，定製由刑部右侍郎監斬，從無派本職大學士的軍機大臣監斬之例。剛毅之所以自己派自己，是怕刑部右侍郎監斬時，犯人臨刑呼冤，監斬官必須出奏請旨，那一來就殺不成了。
剛毅雖滅了口，但此案為之冤獄，天下皆知，剛毅矯詔之罪更為嚴重。倘或言路不服，翻起案來，剛毅欲辯無辭。因此他必須設法坐實確有「謀圍頤和園，劫制太后，陷害朕躬」這種謀反大逆的罪行，方能塞天下悠悠之口。
如何坐實呢？只有迫使袁世凱作偽證。因為此案中逃的逃、死的死，皆無可對證，但還有袁世凱在，他如果否認譚嗣同曾說過要他帶兵圍頤和園那樣的話，則全案盡翻。
相對的，他如果承認有此事實，則唯一的活口，便成唯一的證人，無人可以指責他作了偽證。
袁世凱豈肯被這個黑鍋，但剛毅自有法子。剛毅刀筆吏出身，又任刑部尚書，在康有為及六君子罪名前輕輕加上了「糾約亂黨」四個字，便成「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太后，陷害朕躬」。這唯一的「亂黨」就是袁世凱。這四個字加的非常厲害，倘或袁世凱不作偽證，剛毅立刻便從「糾約亂黨」四字上去追究，將袁世凱革職交刑部治罪。袁世凱當時實力還不強，只好屈服了。
至於剛毅不怕慈禧太后指責他擅殺之罪，這是有話可以辯解的：不殺譚嗣同等六人不足以顯示其「謀圍頤和園，劫制太后，陷害朕躬」之罪，如此罪不成立，太后即無出而訓政之必要。慈禧一直相信康有為有對己不利的「陰謀」，她為保護自己必須訓政，然不殺譚嗣同等六人，太后訓政無名。慈禧有此苦衷，只好隱忍了。
戊戌政變的整個背景，非常複雜，舊與新，滿與漢，官僚與知識分子，乃至還有國際背景的俄與英日，而一歸之於「後黨」與「帝黨」。
「後黨」的成員，各有圖謀，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都希望慈禧太后出而訓政，深知對慈禧有決定性影響者為榮祿，因為說服榮祿的工作，進行了一兩個月之久。但榮祿不為所動，其原因有二：第一，仰體太后倦勤，只求頤養天年的本心；第二，榮祿為八旗武官世家，祖父並皆陣亡，他受醇王識拔，久典禁軍，現出鎮北洋，成立武衛五軍，得遂所願，一意煉兵，以期抒發抱負，並不願入掌中樞。而且，自同光以來，朝有大政，必先諮詢重要疆辰，所以榮祿雖在北洋，仍能參預大政。相反，入掌中樞，並不能完全顧問軍務，則一動自然不如一靜了。
光緒實施新政的步伐越來越急，越來越大，內有翁同龢、張蔭桓，外有伊藤博文訪華，要重用客卿。在此情勢下，最感威脅者有兩人，一個是李鴻章。李退出總署後，變成赤手空拳，一方面懼怕翁張當國後會清算失膠州、失旅順大連、失威海衛的責任問題；另一方面伊藤博文有組織日、英、美、中四國同盟以對付俄國的可能性，俄國對次必不肯坐視，將加大壓力於李，破壞其事。但李已退出總署，無能為力，致陷於內外交迫的極大困境。
（圖註：翁同龢）
另一個是剛毅，他為翁同龢所識拔，因翁的大力推薦進入軍機處，但剛毅學問差常念白字，為翁所呵斥，剛毅懷恨在心，倒翁時剛毅就出大力，如翁復起，剛毅豈不懼報復？
因此，李鴻章與剛毅便有了一個相同的目標：阻止翁同龢復出。要達到這個目的，唯一的辦法是請慈禧太后出而訓政。但既已歸政，又何能無故垂簾？是故即令慈禧願意復出，技術上也成問題；如無必要理由，英國、日本將起而干涉，引起嚴重的國際糾紛。
何謂必要的理由？只有一個：光緒的作為將有顛覆宗社之虞。但推行新政，方得列強讚許之際，不可能有任何重大危機發生。那就唯有一個理由了，太后的安全受到威脅，必須出而訓政，保護自己。非此不足以服天下人之心，非此不足以杜列強之抗議。於是造作「謀圍頤和園，劫制太后」的傳說，而正好有袁世凱被提拔、伊藤博文訪華兩事，天助宵小，得以造作內外不同的兩種都以康有為為主謀的說法。對外言康有為勾結袁世凱；對內也就是對慈禧言康有為勾結伊藤博文；而伊藤博文表示需光緒親口一言，於是光緒召見伊藤博文時，慈禧親臨觀察。光緒與伊藤博文說話所語不可聞，但表面跡象與慈禧先被告知的「陰謀」大致相合，慈禧太后因而作了訓政的決定。
政變既已成功，善後需辦理。榮祿進京後，朝廷各部官員聯名會奏要求派大員公開審理譚嗣同等六君子，漸有紙里包不住火之勢，於是剛毅先斬後奏以滅口。但被殺者有言官二人，其事異常嚴重；就誣陷「謀圍頤和園，劫制太后」的大罪，以「語多牽涉，恐致株連」為理由，不審即行處決。
但如此大罪，試問證據何在？剛毅在罪名前加個「糾約亂黨」四字，並暗示袁世凱，如不就範，就以亂黨罪名抓袁世凱，袁為自保，只好作了偽證。
整個政變的關鍵時刻，在戊戌年八月初五上午十時光緒召見伊藤博文之時，而關鍵人物慈禧太后與伊藤博文，都在無形中作了剛毅的傀儡，伊藤博文泉下有知，必深悔有此訪華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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