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中華傳統美德，汲取為官治國理政的道德智慧

在中華民族璀璨的思想寶庫中充滿了為官治國理政的道德智慧，高尚的道德修養和品德操守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主旨和精神內核，更是為官者的座右銘。中華傳統美德包括做人品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等。其中，職業道德起著主導和引領的作用，包括官德、醫德、師德等。官德即為官當政者在治理國家過程中的行為準則和規範，是從政之基，肩負著引領主流價值觀的責任，是中華文化中最核心的內容之一。 在璀璨的思想寶庫中充滿了為官治國理政的道德智慧和廉政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古訓——古聖先賢的名言箴言縱觀歷朝歷代許多明君、賢相、清官、廉吏、哲人、志士所留下的詩詞歌賦、楹聯、座右銘和官箴等作品，有的告誡下屬和家人要安分守己，有的提醒自己要廉潔奉公，有的表達對美好道德情操的嚮往褒揚，以此重視道德人格的培養，提高官德修養。（一）帝王明君的官德思想。「為政以德」是許多統治者的治國理政思想。其淵源可以上溯到堯禹時期，舜的接班體現了「有德者居之」，商湯曾譴責「桀不務德」，周公曾力主「唯聽用德」。劉備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唐太宗說：「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 宋高宗曾下詔州縣刻戒石，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是虐，上天難欺。」朱元璋教子以德，使諸子做到「進德修業」，要求子孫後代「戒驕奢」、「恤民情」、「用仁義」、「安百姓」。康熙的德才觀為：「國家用人，當以德為本，才藝為末。」（二）清官廉吏的官德主張。歷史上許多清官賢相都認為「德」是為官者的首要必備條件。西漢董仲舒在《對策（三）》中向漢武帝建議：「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強調官德的安民作用。諸葛亮提出了「理上則下正，理身則人敬」的廉政思想。明代王陽明喜歡用一副「求通民情，願聞己過」的對聯告誡自己。清代林則徐有名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三）哲人志士的官德箴言。諸子百家中孔子認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孟子？里仁》中講：「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管仲把禮、義、廉、恥視為維繫國家的四大準繩，並強調用官時必須考慮「清潔於貨」，即 「清廉」之節。戰國時的墨子、孟子、荀子也都主張尚賢重德，強調「論德以定次」。西漢司馬遷把「修德」列為治國的三大方略之首，總結出「國君強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的經驗教訓，篇中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正下無之。」 南宋理學家朱熹在《四書》中的《大學》里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因此，最根本的是提高為官者的道德修養，即「一切皆以修身為本」。二、古例——古代明君清官的官德故事「以吏為師」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道德心理習慣。在燦若星辰的歷史長河中，中國湧現出一批批廉潔奉公的君主官吏和一個個膾炙人口的感人故事。他們在從政實踐中不斷加強自身道德修養，為吏治的建設提供了道德標杆，也對今天的道德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歷代開國皇帝大都經歷了亂世苦難，鑒於前朝腐敗，不斷警醒遏制，深諳清廉勤政的道理。漢文帝破舊的被子和道光皇帝打補丁的褲子說明了以儉治國；唐太宗的善於納諫和宋高宗下詔刻石說明了自警內省；朱元璋用「剝皮宣草」等嚴刑苛法說明了懲治貪污腐敗的決心和力度。歷史上的十大清官也是最好的例證。春秋戰國時期破除迷信、懲治惡霸的西門豹；西漢時期不畏強權、整治風氣的趙廣漢；宋代鐵面無私、執法如山的清官包拯；正直摯誠、百姓愛戴陳希亮；明朝為官清廉、直言敢諫的海瑞；正直剛毅、積勞成疾的況鍾；清朝體恤民艱、躬身踐行的湯斌。此外，不貪為寶的子罕、一錢太守劉寵、勇於拒魚的公儀休、無私無畏的楊震、西漢的劉向、唐代的高適、張柬之、姚崇，宋朝的文天祥、寇準、王安石、南宋岳飛、明朝的李東陽、袁崇煥、于謙，清朝的施仕綸、劉墉、紀小嵐、林則徐等都是古代官德的典範。三、古著——古代弘揚官德的文學作品傳統文化中儒墨道法家的官德思想和歷代各種官箴書、詩詞歌舞、戲劇小說、音樂作品等反映的思想主旨和精神內核都是弘揚道德正氣、提升人性境界。《詩經》、《尚書》、《左傳》、《史記》、《漢書》等中國古代經典文獻中的具體事例闡明德治傳統對中國古代官德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例如《尚書？伊訓》中云：「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周禮天官》「六廉」說：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潔，六曰廉辨。《貞觀政要》、《群書治要》、《資治通鑒》和張居正的進諫著作《帝鑒圖說》等都強調了修身正己立德的為官理政思想。許多膾炙人口的成語典故、許多愛國詩人如杜甫、陸遊、王安石、范仲淹、文天祥等寫下了不朽的弘揚美德的詩句，為子孫後代所傳誦。以四大名著為代表的古代文學作品都蘊含著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和豐富的道德思想。四、古制——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國家的統治效能和整個社會的道德狀況主要體現在官吏的道德素質狀況，是歷代統治者在治國理政中首要考慮的條件。帝堯禪讓時，官德就是繼承人最重要的指標。西周接受了夏商兩代後期由於官吏失德而毀政亡國的教訓，在選拔官吏時特彆強調道德品行，以「六德」與「六行」的標準選拔官吏，遵循「有德惟刑」的標準選拔司法官。秦漢的選官均是按德、才、能的順序進行素質考察的。秦朝的職官管理制度規定了「五善」與「五失」的考課原則，對官吏的道德品行進行考察。漢代把禮義道德教化的儒家思想置於治國的首位。選官的主要途徑是「察舉制」，其法定的主要標準為「四科取士」和「光祿四行」。隋唐以後，封建統治者更加重視德禮在治國中的作用，從官員的選任到考核檢查，無一不是強調官員的道德素質。其時，從官員的選任到考績到監察都高度重視官員的道德素質狀況。唐朝對官吏考績的法定標準為「四善二十七最」。宋、元、明、清各朝在職官管理制度、對官員的道德品行要求等方面與唐有諸多相同或相似之處，並突出嚴法治吏。（作者：張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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