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派從2016年大選中得到了什麼？

06-07

他們吵了十一個月，今天忽然異口同聲了。過去24小時里，我的朋友圈裡充斥著特朗普支持者對「知識精英」的嘲笑，而自由派似乎一下子都陷入了深深的焦慮、無助和自我懷疑。是，基本的事實我們都已經知道：總統選舉中特朗普「山崩」式的勝利，共和黨多年後再次同時控制參眾兩院多數和白宮，更不用提目前最高法院至少有一個空缺，再加上三位年事已高的大法官和大選前曾經吐露退意的托馬斯，新總統在任期內很可能得到一次高院大換血的機會。

當然還有隨著銹帶翻紅，2018年中期選舉民主黨原本就搖搖欲墜的形勢更趨惡化，25個重選席位中可能會有三分之一不保。進步派關心的政策中，金融監管、移民就業、醫保、墮胎權、同性婚姻都可能面臨挑戰。而所有這些，都是大部分媒體、學者、知識人甚至外交官沒有料想到的。

好，現在就因為這些事情，你開始懷疑民主、懷疑大眾、懷疑知識，懷疑這個世界會不會向你期待的方向發展，懷疑平等、開放不再是人人追求的價值，懷疑其他人——那些跟你立場一樣或者不一樣的人——已經比你先一步自暴自棄，懷疑你所學的一切，懷疑這是個入冬寒夜的噩夢，只要縮回殼裡大睡一覺，早上醒來就會有熱巧克力、肉桂卷和你心心念念的整個社會進步藍圖在面前招手。如果你是這樣想的，那麼恕我直言，你不是一個合格的進步派。

請把你那些脆弱的小糾結放到一邊，像個能夠參與政治的成年人那樣，接受結果、清點損失，再問自己一個問題：進步派從這次出人意料的大選中得到了什麼？

這是不是民意表達制度的失敗？不是。這不是2000年大選，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方質疑投票過程的公正公開。希拉里贏得了更多的普選票，但在多個關鍵州落敗，這在美國大選中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當1969年尼克松叫出「沉默的大多數」這個名字時，他呼喊的並不是被公權力壓迫、被主流政治排斥的力量，而是手中有著實實在在選票的選民，那些沒有在68年走上街頭、以至於很多人都忘記了他們仍然有著政見表達渠道的人。憤怒的藍領？也許。但是憤怒沒有噴發為熔岩，而是轉化為了選票。這樣的結果，任何一個尊重程序民主的國家都應該接受。

如果說民眾對於選舉環節有什麼質疑，也集中在兩黨初選階段的制度設計上：民主黨方面有初選結束後DNC郵件門引發的爭議，共和黨初選中的力量分散也引人詬病。另一方面，初選投票率之低、封閉初選對於小黨和獨立候選人的壓制，都影響到了那些未曾鑲嵌在黨派固有政治版圖中的民意表達。CNN出口民調錶示，佔三成的獨立選民中48%投給特朗普（希拉里42%），初選中投給「極左派」桑德斯的新罕布希爾都幾乎翻紅。如果說政黨政治扭曲了民意表達，那麼這個過程在初選中就已經發生了。兩黨政治的封閉性不僅壓抑了新興的、多元的政治訴求，而且使得每一次政黨重組（realignment）都猝不及防。也許這次大選結果給民主黨上的重要一課就是，DNC此前對於民主黨左翼的整合併不成功，在未來可能發生的政黨重組中，DNC需要重新考慮如何吸納進步派力量的問題。

這是不是一次突如其來的失敗？我認為不是。當這次大選開始像脫韁野馬一樣狂奔時，媒體和研究者又驚又喜，紛紛開始追逐選情中「新」的、惹人眼球的要素：過分看重新媒體和社交網路的作用，過於強調候選人的個人特質，甚至像逐臭一樣津津樂道於人身攻擊和陰謀論。然而觀水有術，必觀其瀾，2016年的故事從來不可能一蹴而就。

當我們看到大多數註冊了黨派的選民還是根據黨派投票，當我們發現飽受爭議的社會議題的外衣下，經濟危機和經濟全球化的焦慮仍然佔據著民眾關注的核心，我們就應該意識到，這並不是一場娛樂大亨與政治精英的戲劇化對決，而是醞釀已久的政治對立的再次表達。歷史學家Nancy MaClean指出，七十年代以來基層保守主義運動的興起並不是一場頭腦風暴引發的狂熱，而是由保守派知識精英和金融財團驅動、有著周密層級組織、經過幾代人經營、與基層社區緊密聯繫的社會運動。

而與此同時，左派社會組織，無論是激進的社運組織還是相對保守的美國工會，卻處在持續的低潮中。2015年開始，美國成了主要發達國家中唯一人口總和死亡率上升的國家，其中銹帶白人在過去十年中的困境已經成了今年大選中反覆討論的焦點。而其中的解釋之一，就是隨著工會和教會這樣傳統的鄰里支持機制的衰落，白人的處境可能比移民更為脆弱。然而這樣的變化在美國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發生，Lizabeth Cohen在研究新政起源時就發現，20年代芝加哥工業區強大的鄰里支持系統實際上「稀釋」了底層民眾對於國家福利的要求，只有在大蕭條襲來，舊有的社會支持土崩瓦解之際，工人才開始積極尋求國家的力量。如何重建國家福利系統與社會基礎的聯繫，會成為更重要的議題。

這是不是文化多元主義的失敗？也許。當反對「政治正確」本身都成了校園中無法提及的禁忌，我們需要質疑的並不是教育者的善良意圖，而是為了維護這種意圖，是否不當運用了公共和社會權力？齊澤克曾言，實踐中的文化多元主義具有霸權的本質，禁止關於種族主義的言論並不是禁止種族主義，而是「一種想像我們超越了種族主義，想像我們是善良的文化多元主義主體而非種族主義分子的方式」。然而想像中的超越畢竟只是想像，當文化的熔爐變成了沙拉碗，我們才開始吃驚，文化多元主義為什麼、如何、在何時轉化為了身份政治？

70年代以來，身份政治的興起固然賦予了更多人權力，卻也割裂了政治共同體，帶來猜忌、仇恨，甚至群體之間的冷漠，融合成了一句口號，這不僅意味著投入在融合上的努力越來越少，對於融合本身的理解也越來越浮於表面。是，你們都有一個身份帶前綴的鄰居，然而你生活在紐約、也許一年也見不上鄰居一面，你真的能夠控訴一個郊區人沒有好好接納鄰居嗎？當表面的和善姿態取代了身份團體間的互相理解，當身份政治成了催票的快捷法門，口頭上的多元或對立就成了兩黨不得不飲的一杯毒酒。正因為如此，跨越群體的合作才彌足珍貴，在這次民主黨初選中有過合作的多個社運團體是否能夠進一步整合，是否能沉下心來、深耕細作培育進步派政治的社會基礎，可能成為未來選民重組的一個小風向標。

這是不是孤立主義的勝利？很可能是。美國現行的憲政結構決定了總統在內政方面受到的轄制遠多於外交，而孤立主義早已成為今年國際政壇的首要主題，從難民危機到英國脫歐，政治孤立、經濟反全球化日趨成為本土社會自我保護的手段。當特朗普說出美國不想再承擔那些不該承擔的國際責任時，他的確說出了萬千美國人的心聲。從歷史上看，美國的孤立主義政策常與經濟危機伴生，在孤立與介入之間擺動更是常事。然而，美國真的有可能擺脫「世界領袖」的責任嗎？並且，對於共和黨來說，孤立主義也是一把雙刃劍。經濟反全球化固然是民粹動員的常用口號，卻不是保守主義單方面的訴求。不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高層精英，經濟政策上往往與本黨底層有相悖之處，「狗哨政治」所維持的經濟保守主義與社會保守主義之間的聯盟，面對反全球化思潮的挑戰，可能會趨向脆弱。而對於銹帶的民主黨政客而言，反全球化訴求與福利國家、工會組織乃至激進社會議題之間卻可能存在著親和。

1948年，就在美國贏得二戰、成為無可爭議的世界領袖國家不久，霍夫斯塔得在《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一書中寫道：「美國人近來津津於後顧而不思前瞻，其心態日趨消極旁觀。……過去15年來人們之所以如此一味懷舊，其根源就在於有一種深深的不安全感。我們這個時代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繁榮不能穩定持久，蕭條如同深淵，從根本上動搖了國民對未來的信念。……然而，大家只是藉助過去來為自己壯膽，很少用作現狀的鏡鑒。美國歷史像一個豐富多彩的有價值的演出，像許多得到實現的諾言，人們只想看戲享受，不想分析並參加演出。」

今天，面對瀰漫在這個國家上空的深重危機感，與其自怨自艾，不如極目前瞻。這個國家已經活過了一次極其血腥的內戰、兩次世界大戰、無數次經濟危機、憲政危機，這個國家的人口、疆域、力量都已經遠超建國先賢的想像，其延續兩百多年的立國理想，不會因為一次合法的選舉就消滅。如果你不這樣認為，如果你覺得多數美國人的政治選擇沒能體現你心目中美國應有的面貌，在你抱怨「樹立正義，保障國內安寧，提供共同防務，促進公共福利」的聯邦不存之前，先問問自己：你為它做了什麼？！你為它做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