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與欣賞》講稿（專題一：李白與李白的詩歌2）

南山區教師繼續教育《閱讀與欣賞》講稿

專題一：李白與李白的詩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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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與唐代詩歌精神特質（轉）

若要給李白來畫個像，非寫意筆法不能顯其神貌，白描則不可。鋪七尺長卷，筆落酣情，非一氣呵成不能現其風采，氣韻頓挫則不可。唯其超拔飄逸與雄奇豪邁，方能稱之「謫仙人」，他用手中如掾巨筆奏響了唐代詩歌的最強音，若聞天籟，令人思之，慕之，拜之，神往之，傾倒之。他選擇了眾星璀璨的「詩唐」，非但沒有淹沒於群星交會的輝煌，反而成為眾星爭輝中的焦點。在他身上，濃縮了唐代詩歌的精神特質。李白二字，真是叫人心潮澎湃，難以平復，只覺有一股熱流在身軀中滾動，直至頭腦昏眩仍無法抑止，於是只能聽任在激情中感受詩的王朝古老而又至今生機勃勃的生命律動，在亢奮中朝拜宛若天人的李太白，情之所動處難免言有偏頗，但情真意切方能盡我所言。

唐代詩歌有著獨具魅力的時代風格與時代精神：博大，雄渾，深遠，超逸，充沛的活力，濃郁的激情，不息的生命力，嶄新的生活體驗，以壯闊為美的審美情趣，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這一切合起來就成為唐代詩歌與其他朝代詩歌相區別的特色。唐代詩人們以王者的姿態開闢出異彩紛呈的塊塊疆土，這樣一個時代培育出來的人物，或者說，出現於這樣一個時代的天才，往往是極其富有魅力的。李白的魅力便是那麼的動人，象具有不可思議的魔法。他以一種震撼的力量征服了當時的以及後世許許多多代讀者的心。賀知章在長安初次遇到李白，誦《蜀道難》，呼之為「謫仙人」，解下腰佩金龜換酒與之暢飲同歡；杜甫在赴長安應試途中與李白相遇，竟然放棄考試，跟隨李白漫遊了許多地方，別後仍念念不忘，贊之曰「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還有一個叫魏萬的人，為了一睹李白的風采，從嵩宋出發追尋李白幾千里，終於廣陵相會，言李白詩曰「鬼出神入」。李白的魅力，既是屬於他個人的，又是屬於那個時代的，至於李白被汪倫「千里酒家，百里桃林」的文字遊戲所騙應邀，臨別卻仍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贈與踏歌相送的汪倫，更可以看出唐人所普遍具有的浪漫氣質。只有輝煌的時代，才能為輝煌的人物提供張揚個性的條件。

李白的詩里洋溢著一股涵蓋天地的雄渾之氣。「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這種博大壯闊的情懷可以說是唐代詩歌的基調。莊子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以盛大為美似乎已成為唐代詩人創作精神中的支柱。或儒或道或俠或禪，種種表現之下，有一個基點，那就是詩人們內心中無比崇高的對壯美的嚮往。無論是理性冷靜的儒學家，還是超脫凡俗的道學家，無論是豪邁勇武的仗劍俠士，還是玄而又玄的帶發禪師，一旦出現在唐代這個特殊的歷史舞台上，就全都不可避免的固執起來，他們可以在自己的詩歌中屏棄某一種風格，如儒家沒有道家的「無為」思想，俠客沒有禪師的出世之心，可是卻卻不能違背這個時代如此統一的審美觀。這樣一種環境所造就的詩人，筆下自會大氣，千載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壯。他們並不是沒有愁，李白就經常把愁字掛在嘴邊。「白髮三千丈，緣愁是個長」，「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但只要將李白的愁與柳永的「多情自古傷離別，更哪堪冷落清秋節」，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比一比，就會覺得李白愁得有力，愁得健康，愁得有氣派。「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這是一種豪情萬丈的愁，愁中自有一股浩然之氣，愁中自有一段唐人風流。

正是這種俯仰天地的慷慨大氣之情懷，形成了唐代詩人共有的一種昂揚奮發的精神狀態與氣質風貌。「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日出入行》）「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贈裴十四》）李白的眼光簡直可以說是凌駕於寰宇之上的，他的心胸能容納整個宇宙，並且以這種氣魄看待社會與人生。正如皮日休所說，李白是「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劉棗強碑》）李白以及他那個時代的詩人們把建功立業，實現理想抱負作為一生追求的目標。英雄主義與浪漫主義是當時社會氛圍中的主旋律。社會政治與詩歌文學融會到了一起。李白抱著宏偉的抱負，欲「濟蒼生」，「安社稷」，「使寰宇大定，海縣清一」，然後悄然隱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功成——名遂——身退」成了李白為首的唐代詩人們共同嚮往的理想人生模式。在他們的詩歌中，這種傾向是毫不隱晦，顯而易見的。最具典型意義的是李白的《古風其十》：「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這簡直就是一份人生理想的宣言書。雖然李白的一生在政治上只有短暫的輝煌，但卻從沒有放棄過他的雄心壯志與理想抱負。以至於六十一歲時還請求參加李光弼的軍隊，去討伐安史叛軍。其實他能不試而舉併名動君主，在旁人看來似乎是「平步青雲」，雖只是個無實權的「供奉翰林」，但足以顯親揚名了。李白卻在朝廷的生活中體味到了官場的複雜，直至「五噫出西京」。與其說政治上的失意委屈了一個李白，不如說是成就了一個文學上的李白。作為唐代的靈魂，他已經超越了世俗對文學，政治，經濟等等的劃分，他的具體的人生道路，或是布衣或是卿相，或是文人或是將軍，已經沒有太多的意義，他留下的是一個獨立的人格形象，足以光耀千秋，澤被後世，這已經夠了。唐代的時代畫卷中有不少同類的形象，他們共同鑄造了唐代精神的靈魂。

唐代詩歌之所以氣象萬千，在於唐代政治的開明與開放。一旦政治對思想的禁錮和束縛減弱，社會環境寬鬆，那麼人的思想就會自由起來。不但是個人的思想沒有了箍箍，各種流派的思想的交流也更加自由與深入，最後互相的滲透同化，這種情況表現在詩歌創作方面就是豐富多彩，表現在人的個性方面就是博大精深。在李白的身上，就兼備了儒道俠禪各家的特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儒家的傲岸堅強；「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道者的避俗離濁；「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俠者的任性狷狂；「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禪者的玄思獨絕。真是難以想像，在一個人的身上，怎能呈現出如此豐富的景觀，且並不是流於表面，而是從心靈深處透出來的一種融合萬物，順應自然的美。也許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也或多或少的受著各種流派的影響，各種思想在我們的頭腦中交鋒，有的被殺死，更多的是在衝突中走向融合。或者說，根本不存在各種思想流派的分別，他們本來就是構成熱的整個思想的各個零件，就象萬物組成了世界的自然和諧。人為的硬生生的割裂並不是一種客觀的態度。所以說，李白的思想不勝在多樣而勝在健全，唐代詩歌的精神特質不勝在豐富而勝在完整。

李白生在唐代，幸矣；唐代擁有李白，甚幸矣。用余光中的《尋李白》作為這次對唐代與李白的激情巡禮的結語是再合適不過了：「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嘯成了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中學語文網中網輯）

中國兩個頂尖詩人的氣質與詩歌風格之比較（轉）

「詩者，吟詠性情也。」（宋"嚴羽《滄浪詩話》）這一句話道出了詩歌作品與創作主體內在的本質的聯繫。詩歌創作，從來就是一種情感活動。「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毛詩大序）情感表現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源於個人性情的差異，氣質的不同。氣質是性情的外現。古人很早就發現了個人氣質對作文的深刻影響。曹丕說：「文者，氣也。氣之清濁有體。」（《典論"論文》）這就告訴我們，不同氣質的人，必有不同面目之文。因而形成作家的個人風格。人們常說「文如其人」，根據就在這裡。所以孟子有「知人論世」之說。清人徐增在《而庵詩話》中也說：「詩乃人之行略，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一字不可掩飾，見其詩如見其人。」明代田藝蘅《香宇詩談》更舉例道：「詩類其為人，太白做人飄逸，所以詩飄逸；子美做人沉著，所以詩沉著。」這「飄逸」與「沉著」一語道破了李、杜二人的氣質差別。正因為李、杜二人在個人氣質上截然不同，所以反映在他們的詩歌創作上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風格。當然，所謂「詩飄逸」「詩沉著」只是就二人詩歌的總體風格而言。下面將通過對二人詩作的分析來揭示李、杜的不同氣質作用於其詩歌創作的具體表現。李、杜二人的詩歌，向來被看作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兩種藝術形態的雙峰並峙。的確，杜甫的詩歌，現實感太強了。由於深受儒家忠義用世思想的影響，他的目光始終關注著天下蒼生、社會國家。不論是「三吏」、「三別」，還是《麗人行》、《兵車行》；也不論是《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還是《登岳陽樓》，杜甫所寫的無不是那一個時代的民情世態，發的無不是深沉懇摯的家國之慨。所以，他被稱為「詩史」是當之無愧的。故從詩歌創作題材選擇這一角度來看，杜詩的題材顯然是比較集中的，穩定的，貼近現實生活的。而李白身受自由靈幻的道家思想的影響，其詩歌與之明顯有異。李詩以濃郁的浪漫主義為基本特徵，其題材是廣闊的，多變的，甚至是離奇的。天上人間、陸上海底、神話歷史、夢幻現實，莫非其筆觸所及。如組詩《古風》多詠史之作，其中詠懷了秦始皇、魯仲連、嚴子陵、燕昭王等各類歷史人物；《遠別離》寫的則是帝舜與其二妃的凄美傳說；《日出行》寫的又是魯陽駐日的神話故事；《夢遊天姥吟留別》是寫夢景的絕唱；《蜀道難》更是將歷史與現實以及上古的神話傳說融為一體；《子夜吳歌》是思婦的題材，《長相思》更是纏綿凄絕的情詩。而那些結合神話傳說來寫景抒情的佳作在李白的作品中真是比比皆是，為詩歌抹上了神奇瑰麗的浪漫色彩。總之，李詩題材較之杜詩明顯豐雜多變。這正體現了李白好動多變的個性，不同於杜甫之沉穩持重。作為「詩史」，杜詩的長於敘事描寫是顯而易見的。杜甫善於將深刻的歷史事件、人生經歷用遒健形象的筆墨描寫記錄下來，主體的情感就滲透在其敘事的字裡行間，顯得比較深沉含蓄。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成功地截取了茅飛、群童抱茅以及夜雨屋漏等幾個耐人尋味的場景，進行細緻藝術的刻畫表現，最後才發出一聲長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事顯情發，嘎然而止。《石壕吏》更是以一個目擊者的身份娓娓道來。始終未發一句感嘆，最後只寫道：「天明語聲絕，獨與老翁別。」無限悲憤化為一個凄慘的離別情景，而其藝術感染力有增無減。《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詩人在「世亂遭飄蕩」，身經家國災禍，目睹哀鴻遍野之後的滿懷牢愁哀思的集中抒發，但詩人也不願空口指責，而是讓觸目驚心的事實說話。「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不是比橫眉怒目的斥責更理直氣壯么？而詩人胸中那股抑鬱不平之氣，對統治集團內部黑暗的強烈不滿，及對國家命運、蒼生疾苦的滿懷憂慮之情，在詩人筆下表現得異常深沉婉曲。憂愁鬱結，卻往往欲吐還咽，柔腸百轉，真正體現其「沉鬱頓挫」的獨特風格。李詩則是以其強烈的抒情性而動人心魄的。不同於杜甫的深婉含蓄，李白特別喜歡直抒胸臆。他的情感往往象火山爆發一樣，直接從筆底傾瀉出來。又象滾滾江河一瀉千里，給人無限雄渾廣闊之感，強烈地激蕩讀者的心靈。如《蜀道難》一開首就是一聲驚嘆：「噫噓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猶如平地驚雷，令人頓時為之精神一振。他的《將進酒》《行路難》更是直抒胸臆的典範。歌哭笑罵，略無掩飾。而其意氣之激越，氣勢之宏壯，情感之強烈，情緒波動之激烈，與杜詩之穩健深沉恰好形成鮮明對比。李詩濃郁的浪漫色彩，使李白獲得了「詩仙」的美譽；而杜甫則是人中蛟龍，曰「詩聖」。這又是李白豪邁恣縱的習氣與杜甫堅毅冷靜的性格的不同反映。從二人的氣質類型來看，李白當屬膽汁質，而杜甫無疑是抑鬱型的人。從李、杜二人詩歌不同的命意傾向與表現深度來看，李詩更多地表現的是一種突發性的情感，詩人對於內宇宙及外宇宙的把握是感性的，靈感式的。而杜詩的理性色彩要比李詩濃厚得多。所以杜詩之精思獨造，為李白所不及。尤其是在剖析當時的社會現象，以及唐王朝的衰敗原因上，杜詩更是精深獨到。如其《麗人行》，揭示的是統治階級內部的腐朽墮落；而「三吏」、「三別」則揭露唐王朝的黑暗統治。杜詩對政局國勢有著全景式的觀照和把握，他總是力圖探究揭露社會、國家興壞成敗的深層根源。而李白對於勞動人民的苦難，往往只是流於同情，很少探究其社會根源。如《宿五松山荀媼家》，當貧寒的山家跪進彫胡飯時，他只寫道：「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餐。」完全是即時的一種同情感激之情的抒發。《丁都護歌》對艱苦服役之徵夫亦只慨嘆其「拖船一何苦」，「掩淚悲千古」！而別無他辭。所以在對現實人生的觀察體驗與思考上，李白顯然不及杜甫仔細和深刻。因此，杜甫是一位具有仁者之懷的睿智的思想家，而李白始終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天才詩人。這是由他們各自不同的個性氣質決定的。從詩歌的意象選擇與運用來看，李詩的意象特別的富於變幻和具有多色調。這一方面源於李詩意象範圍的開放性；另一方面，李白詩歌意象的奇幻色彩還主要地得益於他的恣意的誇張和奇特卓異的想像。如他寫時光的易逝，人生的短暫就說：「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木暮成雪。」其感染力比經典的「逝者如斯夫」（孔子語）要強烈得多；他寫山峰之高就說「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黃鶴之飛尚不得過」；他寫雪花之大就說「燕山雪花大如席」；他寫樓台之高就說「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李白似乎特別喜歡以巨額的數量詞來作量的誇飾。「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白髮三千丈，緣愁是個長」、「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里」、「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此類句子在太白詩中真是俯拾皆是。同時，出身豪富，素喜揮霍的李白還特別喜歡物質珍奇的鋪張誇耀。他一喝酒，就要「斗酒十千恣歡謔」，「烹羊宰牛且為樂」，「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值萬錢」；他所飾用驅使的器物也莫不是人間珍品：「寶書玉劍掛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朝天數換飛龍馬，敕賜珊瑚白玉鞭」，「龍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劍，落日明珠袍」，「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蓋非此不足以顯示其人身份品格之高貴，非此不足以渲染其人氣概之壯偉超邁。世間萬物盡可任他縱情驅使享用，卻沒有任何外物可以驅使高貴的詩人。這就是天才的李白，自由浪漫的李白。相形之下，杜詩雖也多有高妙的想像，然其意象還是顯得比較質實，這與他始終關懷現實的精神是分不開的。同時，相對來說，杜甫不象李白那樣使氣豪縱，他更注重精神上的自娛自適，自我滿足。而對於物質方面的享受則視之甚淡。這在他的《江村》一詩中得到了充分的流露：「多病所需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甚至在宴請好友時，面對粗陋的酒蔬，他也只是報以歉然的一笑：「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客至》）在至交好友面前，他並不諱言自己的慵怠與清貧。實際上更主要的是詩人更看重人與人之間那一份相知相得的融融情味，而非表面上的殷勤與物質的鋪張。這顯然與詩人恬淡的心境直接有關。杜詩在思想上以精深取勝，而在語言運用和表現技巧上則以功力見長。杜甫是很注重學力的，他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又說「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可見他在詩歌的語言運用上非常注重推敲錘鍊。所以，杜詩中往往有許多警策之句，和出人意外的字語。如「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之「垂」、「涌」二字，筆力千鈞，寓意無窮。「身輕一鳥過」之「過」和「林花著雨胭脂濕」之「濕」，令後人為之折腰不已。李詩震撼人心的不是語句的警策，而是情感的熱烈與想像的奇特。所以，李詩最動人的是那些激情磅礴，氣度超逸的篇章。杜甫的詩是靠深厚的功力做出來的，李白的詩是天才的妙手之得。最後，從詩歌形式來看，李白最擅長的是靈活機變的歌行，最不出色的是格律謹嚴的七律；而杜甫獨具藝術匠心的往往正是他的近體律詩。這與二人的性格特徵有很大關係。李白的自由放逸的精神，使他不願拘束於嚴謹的格律，一旦遭格律限制，他就放不開手腳。他的創作完全是情感的噴發，隨心所欲，興之所之，詩之所之。而杜甫注重功力，故寫起律詩來中規中矩，得心應手，毫不費力。概而言之，李、杜二人的詩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沈雄為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絕者，子美也。」（明"王世貞《藝苑卮言》）而其最本質的原因，乃正在於二人氣質的不同。「太白飄逸，故詩飄逸；子美沈著，故詩沈著。」可謂深得個中三昧。而千古執著於李、杜優劣之辯者，其癥結即在於他們沒能認識到個人氣質之於其人作品的內在作用。還是嚴羽認識深刻，說：「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滄浪詩話》）

李白詩歌中的英雄主義色彩（轉）

李白詩歌是波瀾壯闊的盛唐詩潮中最引人矚目，動人心弦的。他的詩，最充分地，最集中地體現了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其飽滿的青春熱情，爭取解放的蓬勃精神積極樂觀的理想展望，強烈的個性色彩，匯成了中國古代詩史上格外富有朝氣的歌唱。而他對英雄主義的禮讚更是令人矚目。

其一：李白詩歌中英雄主義精神是他強烈的任俠作風的表現。

李白生平浪跡天下，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常欲一鳴驚人，一飛衝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他尚武輕儒，脫略小節輕財好施，豪盪使氣。這就養成了他崇尚英雄的性格。反映在詩歌中，他從無數古代英雄的風度，氣派中吸取力量，把現實的理想投影到歷史中去，從而在詩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畫廊。他歌頌草澤，際會風雲的英雄，如《梁甫吟》，寫太公望：「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壯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八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歌頌視功名如草芥的義士，如《古風》其十寫魯仲連「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歌頌愛才若渴，禮賢下士的英主義，如《行路難》其中的：「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槐，擁彗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傷，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台!」讚美傲岸不馴，堅持布衣尊嚴的名臣，如《梁甫呤》中的酈食其: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淮公.入門不拜騁雄辨,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群雄!他筆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動蕩變亂的非常時期在歷史舞台上叱吒風雲的人物,而且與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渾然而不可分.例如他存贈酬友朋的詩中說:風水如見資,投竿左皇極.

其二：李白對英雄的崇敬和禮讚是他自身濟世經國，建功立業偉大理想的折射。

李白一生理想遠大，抱負高遠。「濟蒼生」，「安社稷」是他最大的願望，即使在遭讒毀，貶謫之時，他也懷著「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蓋」政治理想，而不是避世隱居。所以，大量的歌頌古代英雄名臣的詩篇出現在他的筆下。他對諸葛亮君臣如魚得水，無比羨慕，並表示「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他深情的呤詠著張良，謝安。他一方面又說：「留侯將綺里，出處未雲殊。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安史之亂起，李白視形勢如楚漢之爭，並以張良，韓信自況；入永王磷幕府後，又以謝安自比，直至六十歲投軍時，還以西漢大俠劇孟自許：「豐道謝病還，無因東南征。五夫未見顧，劇孟阻先行」。生在盛世的李白對亂世英雄致以禮讚，當然不僅僅是發出思古之幽情,因為這類人物,是他「心雄夫」的氣慨和熱情的寄託,是他在歷史中建立輝煌功業，積極創造自我價值的人生願望的表現。同時這也成為時代理想的人格化寫照。

(袁紅 )　　　　　　　　　　　　　　　　　　　　　　　　　　　　　　　　　　探索李白詩歌的風格特點　——一位豪中見孤崛的詩人

　　在大唐多若滿天繁星的詩人中，李白是唯一被人們譽為既有俠肝義膽，又有仙風、道骨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傳奇的一生，豪放飄逸的詩風，確實給人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以至使我們一說起李白，就可以想見一個飄然不群的詩仙形象。　　迄今為止，無論是研究者筆下的李白，還是活在一般人心中的李白，都不外乎此。其實自賀知章稱李白為謫仙人起，李白的形象就定型了。這種定型化了的歷史人物形象，增加了李白的傳奇色彩，使後世騷人望塵趨拜。然而這種定型化了的詩仙形象，也使人們與李白產生了一種近乎膜拜者與偶像之間的距離，一種霧裡看花、雲中觀月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隔膜，限制了我們循著詩人外化了的思想情感軌跡——詩歌，走入李白心靈的殿堂。其實，李白的性格既有洒脫不群、追求自由的一面，又有執著、深沉的一面。它的情感中感傷亦如影子一樣與歡樂相隨，詩人與社會的矛盾以及詩人性格自身的原因，使李白一些看似充滿歡樂、飄逸洒脫的詩篇中，夾雜著失望的悵惘、焦慮的痛苦與孤獨的感傷。無論是希世之嘆，亦或是出世之望，乃至對現實的抨擊，其中往往寓藏著這種心態。有人認為：李白的詩豪中見悲，有極為深沉的悲感。這種認識從較深層次揭示出李白詩歌的個性特徵以及流露於詩中的李白心態。　　讀李白的詩，常常在豪放、樂觀、洒脫的感受之餘，品味道一種孑然特立、漂泊無依、四顧茫然的孤獨悲哀。李白的詩有時看似樂觀洒脫，實則在詩仙那瀟洒的一笑中，飄曳的紫霞仙裳下掩藏著一種孤獨的痛苦心態。　　孤獨感伴隨著李白的一生，到其去世都不曾擺脫掉。李白作於臨終前的《臨路歌》云：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左袂。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很顯然，這位以背負青天，摶扶搖直上九萬里的大鵬而自負的浪漫主義詩人，是帶著終生的孤獨與遺憾，離開他既憎惡然又執著的熱愛著的世界的。　　李白的孤獨意識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懷才不遇、生不逢時，是李白詩歌的常調，與這中常調相伴隨的則是政治上的遭棄感和無歸依感。李白少時就有很強的功名事業心，「以當世之務自負」。這強烈的濟事觀念，顯然是來自儒家的治國平天下的思想。不過，李白不是一個普通的本分的讀書人，它的豪俠性格以及作為浪漫主義詩人所特有的非凡氣質，即豐富的想像力和脫離實際的異想天開，是來自儒家的濟事思想，溶入了來自詩人自身的主體精神的催化劑，自然地膨脹為天下捨我其誰的自大、自負與功名唾手可得的狂妄。然而，李白的自大與自負，又常常與現實相忤，是詩人陷於政治前途無依無托的心境。　　（二）如果說政治上的遭棄感和無歸依感的孤獨心境，是詩人的理想、詩人的性格與環境的衝突所造成的話。那麼，李白陽春白雪、曠世無知音的寂寞與孤獨感，則只能說來自詩人主體、詩人性格的本身。這是詩人孤高傲世、目中無人、不願與世同流的孤獨，我們姑且稱之為自我放逐的孤獨。自我放逐的孤獨，尤其能顯示出詩人性格的力量與光輝。李白具有十分強烈的自我意識。豪俠、浪漫的個性，加之天賦才華，良好的教育，使他常常有自命不凡的特異感和優越感。尋找知音，又反映了李白強烈的希世之年；而知音安在的感嘆，也反映了世無同類的孤獨之感，當然也流露出陽春白雪的驕傲。　　（三）李白的一些詩里，還表現初一種天地過客的悲。「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正是因為詩人認識到生命與宇宙的不可逆的自然法則，才可能在這有限與無限，遷逝與永恆的強烈對比中，感悟到這種蒼涼的孤獨意識。　　李白雖為詩仙，卻非一味地飄逸，它的內心深處，常有無法派遣的孤獨意識。這種孤獨意識，直接影響到它的詩歌，給他的詩帶來崇高感和悲感。雖然李白詩風格豪放已成定論，然而孤獨意識給其作品帶來的崇高感和悲感，使其相當一部分作品具有了豪中見孤崛，豪中見悲的風格特點。李白死因（轉）

唐代詩壇巨星李白，於寶應元年（762）離開人間，卒於今安徽當塗，享年六十二歲。然而，李白究竟是怎麼死的呢？

　　李白族叔、當塗令李陽冰《草堂集序》曰：「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暇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又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為序。」唐代李華《故翰林學土李君墓誌序》云：「姑熟東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李白〕年六十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去李白歿時二十九年，作於唐德宗貞元六年（791）的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也說：「君名白，天寶初詔令歸山，偶游至此，以疾終，因葬於此。全白幼則以詩為君所知，及此投吊，荒墓將毀，追想音容，悲不能止。」古代文獻所謂「疾亟」、「賦臨終歌而卒」、「以疾終」，都明白地告訴人們，李白是病卒的。

　　李白一生嗜酒成性是出名的，因有「醉仙」之稱。玩讀李白詩作，就能聞到一股濃濃的酒味。詩人的《將進酒》有「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敘贈江陽宰陸調》有「大笑同一醉，取樂平生年」。《贈劉都史》有「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訓岑勛見尋就元丹邱對酒相待以詩見招》有「開顏酌美酒，樂極忽成醉」。《月下獨酌四》之三有「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這樣，學人自然將李白的死因與醉酒致命聯繫起來，晚唐詩人皮日休曾作《李翰林詩》云：「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也即指出，李白是因醉酒致疾致命的，就連升天的靈魂都帶著醉意。

　　現世學者郭沫若由「腐脅疾」得到啟發，從醫學角度進行研究推測，認為李白六十一歲曾游金陵，往來於宣城、歷陽二郡間。李光弼東鎮臨淮，李白決計從軍，可惜行至金陵發病，半途而歸。此為「腐脅疾」之初期，當是膿胸症。一年後，李白在當塗養病，膿胸症慢性化，向胸壁穿孔，由「腐脅疾」致命，最終死於當塗。

　　李白愛酒，也愛月、愛狂，所以又有人把他的死因同「水中捉月」掛起鉤來，這便產生了富有浪漫氣息的「溺死說」。五代時王定保在《唐摭言》中云：「李白著宮錦袍，游採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此後，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曰：「（李）白晚節好黃老，度牛渚磯，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悅謝家青山，今墓在焉。」元代祝成輯《蓮堂詩話》也說：「宋胡璞，閩中劍南人，曾經採石渡題詩吊李白：『抗議金鑾反見仇，一壞蟬蛻此江頭，當時醉尋波間月，今作寒光萬里流。』蘇軾見之，疑唐人所作，嘆賞不置。」那麼，宋代大文豪蘇東坡持何看法呢？宋朝陳善《捫虱新話》記道：「坡（蘇東坡）又嘗贈潘谷詩云：『一朝人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可見，李白醉入水中捉月溺死的說法古已有之，流傳廣泛。

　　當代富有詩人氣質的學者安旗在《李白縱橫探》一書中，神奇美妙地描繪了李白臨終的情景，寫道：「夜，已深了；人，已醉了；歌，已終了；淚，已盡了；李白的生命也到了最後一刻了。此時，夜月中天，水波不興，月亮映在江中，好像一輪白玉盤，一陣微風過處，又散作萬點銀光。多麼美麗！多麼光明！多麼誘人！……醉倚在船舷上的李白，伸出了他的雙手，向著一片銀色的光輝撲去……船夫恍惚看見，剛才還邀他喝過三杯的李先生，跨在一條鯨魚背上隨波逐流去了，去遠了，永遠地去了。」的確，多少年來人們寧肯相信這位才華橫溢、命運多舛的唐代大詩人，是跨鯨背仙游羽化而去的。

　　看來，李白的死因與醉酒有關，那麼究竟是病死的還是溺死的呢？清人王琦云：「豈古不弔溺，故史氏為白諱耶？抑小說多妄而詩人好奇，姑假以發新意耶？」也就是說，兩種可能性都難以排除。再看唐代項斯《經李白墓》「醉死此江邊」句，以及正史《舊唐書"李白傳》的記載：「竟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似乎意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