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研究情況介紹

——３０年來陶淵明討論和研究的回顧論文作者陳言陶潛（公元３６５—４２７），字淵明，或曰名淵明，字元亮，東晉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歷仕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彭澤令，中年辭官歸隱，躬耕自資，最後寂寞地死去。陶淵明的時代，文壇上滋長了虛華浮艷的形式主義風氣，旨歸老莊的玄言詩和寄情閑適的山水詩風靡一時，而陶淵明卻能獨樹一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屈指可數的偉大詩人和散文大師。隨著陶淵明在文學史上影響的擴大，後世對陶淵明的研究也始終不輟。五四以來，朱自清、陳寅恪、朱光潛等先生，對陶淵明皆有較深入的探討，在史料、藝術技巧、風格諸課題上作過有價值的發掘與論析。魯迅先生運用唯物史觀，在魏晉文學的精湛研究中，也對某些學者曲解陶潛的論點，曾予以尖銳批評，提出許多精闢獨到的見解，為陶學研究的健康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新中國成立以來，陶學方興未艾。廣大文學評論工作者努力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分析古代作家作品，陶淵明的研究取得可喜成績，進入一個嶄新發展階段。回顧３０多年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發展過程，陶淵明始終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熱門」作家，在報刊上開展過多次討論，可謂盛況空前。茲將建國來歷次討論情況綜述如下。一、１９５４年開始的主要圍繞《陶淵明傳論》一書的討論１９５３年上海棠棣出版社的《陶淵明傳論》（張芝著）問世，這是解放後第一部陶學專著，在古典文學界引起強烈反響，招來一系列批評，持續達四年之久。１９５４年６月７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首先發表閻簡弼《讀〈陶淵明傳論〉》一文，指責著者「從血緣上判斷人的思想和行為是不科學、不十分可靠的。所以陶淵明的忠不忠於晉應該看他自己的言行，不必繞彎子從陶侃、孟嘉那裡找根據。而且只要細心地讀一讀陶淵明的詩文，就可以明了他之所以崇拜他們絕不是張芝先生所說的『不忠』與『附逆』；而恰恰相反，他是把他的這兩位先輩看成品德高劭的忠良的」。對此，張芝一度撰文反駁：「閻先生似乎認為要麼陶淵明忠於晉室，要麼不忠於晉室，而不能既不忠於晉室又抱有同情，但我認為恰是雖不忠於晉室（就桓玄事件言）而仍同情（就劉裕事件言），這才是陶淵明對於當時政治事件的具體態度。閻先生認為『同情』和『忠憤』只是兩個不同的辭彙，他不理解這是代表客觀事物的兩種不同態度。對問題一刀兩斷是容易的，但我們不是更要求恰如其分么。」［①］此後，報刊上仍不斷有對該書的批評。如劉國盈《試談陶淵明》指出：「陶淵明的這種懷古情緒，是極富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的，生活在動蕩不定、饑寒交迫的時代里的農民，他們最想望的就是能過那『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的沒有剝削、沒有戰爭的安逸生活，而詩人的詩篇恰恰反映了人民的這種願望。張芝先生《陶淵明傳論》一書中提出陶淵明的這種『懷古情緒』是『充分地表現了他的沒落情感』。據我看張先生的這種論證是不大充足的。因為我們不能根據這種思想是否能夠實現來判斷其進步與落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檢驗一下這種思想是代表著什麼人的情緒。」［②］易潤芝《試論陶淵明》批評「張芝先生沒有從認真研究陶淵明的作品入手，來評斷他的思想與價值，這確是《陶淵明傳論》的主要缺點」。［③］葉鵬《論陶淵明》指責「張芝又證明，陶淵明的苦悶和躬耕生活的真正政治原因，是桓玄政權的流產。張芝的這一論斷，說明了他始終還沒有跳出所謂陶淵明對某一政權的個人依戀的偏見」。［④］郭預衡《評〈陶淵明傳論〉》指出：「『傳論』中的陶淵明，是沒有任何偉大之處的。這種評價我們當然不能同意。陶淵明在歷史上的詩人地位，是個客觀事實，不是任何人能夠隨意歪曲的。首先，從政治傾向來看，陶淵明基本上是傾向勞動人民方面。……其次，從陶淵明的思想傾向看，他基本上是採取了儒道兩家思想的積極因素，而揚棄了某些消極因素。」［⑤］這個時期的陶學研究，除關於《陶淵明傳論》的爭論外，其他問題亦存在不同意見，如李周存《對〈論陶淵明〉的一點意見》就認為葉鵬關於道家思想對陶淵明世界觀具有積極影響的觀點是錯誤的，提出：「道家的落後的世界觀、人生觀無疑的給他的作品現實主義基礎以很大的腐蝕，對這位天才來說是很可惜的。我們可以假定，如果陶淵明不是受道家消極思想的支配，那末，他就可能不會在這時候寫的作品『與當時的階級鬥爭和民族悲劇不相稱』，而很可以寫出驚心動魄的人民性極其強烈的現實主義作品來的。」［⑥］俞啟崇《陶詩「忠憤」說新證——陶淵明愛國主義的新探索》批評葉鵬這樣一種論斷：「在陶淵明的全部作品中，看不到一點民族苦難的影子。」［⑦］指出「只有從愛國主義精神這個方面來理解陶淵明詩『忠憤』這一部分，我們才能鑽研出這些詩真正思想性之所在，才能理解這些詩為什麼感動並激勵著無數的人；也只有從這個方向去理解陶淵明，我們才能探索出構成陶淵明整個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忠憤』和構成陶淵明全部作品風格的有機組成部分——『豪放』、『慷慨激烈』的具體內容是什麼。陶淵明的愛國主義思想是他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⑧］針對繆＠①《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新釋——附論東晉南朝地方官俸及當時士大夫食量諸問題》一文，［⑨］張志明寫了《對於〈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新釋〉的商榷的意見》；［⑩］針對譚丕模《論陶詩》一文，［①①］汪浙成寫了《對〈論陶詩〉一文的意見》；［①②］還有古直《陶侃及陶淵明是漢族還是溪族呢？——與陳寅恪教授商榷所謂江左名人如陶侃及陶淵明亦出於溪族的結論》等，［①③］所有這些討論文章的發表，對推動陶學研究的發展，皆很有裨益。這個時期出版的陶學專著有《陶淵明集》（王瑤編注，１９５６年北京作家出版社）。為了方便讀者，該書所收詩文分別按時間順序編排，並對內容作了簡明扼要的注釋；書首《前言》對陶淵明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進行了比較全面而中肯的評論，不僅可為初學者指示讀陶門徑，對研究陶學的專業工作者亦頗有參考價值。二、１９５８年開始的陶淵明問題大辯論這次辯論起源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二年級學生在編訂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和講稿時否定了陶淵明，認為「陶淵明基本上是反現實主義的詩人」。這一評價在該校中文系的師生中引起各種不同反應。為此，該校組織中文系二年級全體同學和該校古典文學教研組全體教師、研究生等２５０多人舉行科學討論會。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２１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發表了他們的分歧意見，引起社會上更多人士的關心，紛紛投稿，截至１９６０年３月底，《文學遺產》編輯部共收到有關陶淵明的文章２５１篇，約１２４萬多字。參加討論的文章大體可分兩大類，一是對陶淵明基本上予以否定的，居少數，一是基本上予以肯定或全面加以肯定的，居絕大多數。持基本否定態度的如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二年級二班第一組集體討論《陶淵明基本上是反現實主義的詩人》提出：「我們認為陶詩中雖有少數較好的詩，但卻沒能反映出時代的面貌（哪怕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而大多數的作品是無意義的，甚至粉飾了現實。所以我們說陶詩基本上是反現實主義的。……陶詩不論在當代還是對後代，都是起著引人走向消極道路的促退作用。」［①④］趙德政《對於陶淵明辭官歸隱的淺見》提出：「陶淵明的辭官歸隱，不願與統治階級同流合污，絕不是原因，其原因應在於他爬不上去。如果能夠爬得上去，他不但不辭官，更不會隱居田園的，這充分表現在他幾次出仕幾次歸隱上。……陶淵明辭官歸隱正說明他不敢正視現實，也說明他作了現實鬥爭中的逃兵，他從此隱居田園，企圖逃避現實。因此，這隻有消極因素，而無絲毫積極因素。」［①⑤］張連喜《退隱是有「積極意義」的「反抗」嗎？》與趙文持相似批判態度。［①⑥］對陶淵明抱基本肯定或全面肯定的文章很多，如曹道衡《再論陶淵明的思想及其創作》認為陶淵明在反映社會現實方面，無可責難：「在他的作品中，是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階級矛盾的。問題在於反映的方法。陶詩是抒情詩，這必須結合抒情詩的特點來考察。……他寫的雖是自己的苦況，卻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廣大人民的生活狀況。」關於《桃花源詩》，該文認為：「這種光輝的主張（指『靡王稅』），顯然是古代遺產中民主思想成分的結晶，是勞動和被壓迫階級的思想感情通過進步知識分子的筆尖公開的流露，永遠值得我們尊敬。」關於陶淵明的寫景作品，該文認為「其中有一些，雖然是寫景，也寄託了作者的志趣。……體現了作者反抗現實的決心，當然會有價值。另外一些詩，則不一定寄託了多少反抗意識，但詩人用高度的藝術技巧寫出了大自然富有詩意的形象，能夠給予讀者以美感的享受。」該文最後的結論是：「陶淵明不失為一位偉大的作家。當然，他也有局限性，例如，在他的作品中，時常有人生無常的思想，有時也不免有消極的生活態度。」［①⑦］張志岳《讀陶三論》，一論歸隱，指出「陶淵明以一個中小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從依附門閥大地主政權轉變為堅決的不合作，歸隱農村，這是他走向人民的第一步，這在歷史上是有進步意義的。」二論「金剛怒目」與「靜穆」，指出「陶集中『靜穆』部分的作品，在實質上仍是反抗因素的作用來支配的，『靜穆』只是它的外表，當然，我並不是因此連它外表的『靜穆』也加以讚美。……陶淵明作品的現實意義是比較鮮明的，在某些方面也已達到了時代的高峰，和魏晉南北朝的作家相比，應該說是一個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三論陶淵明「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風格特徵，認為「主要表樸素、精練上，二是體現在情、景、理交融的手法上。」［①⑧］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５７級陶淵明研究小組、古典文學教研組《陶淵明的思想發展及其創作》在分四個階段全面地分析了陶淵明的思想發展之後指出：「陶淵明思想主流是進步的，積極的，另一方面又有較濃厚的宿命論思想；表現了逃避的、與世無爭的消極態度。陶淵明的人生觀是複雜的矛盾的。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不滿當時政治，抱有理想，想改變現實，而在黑暗現實面前又感到無能為力，從而想逃避現實的矛盾。全部陶詩差不多每一首都貫串著這個矛盾。我們從這些矛盾的後面，可以曲折地看到那個時代的影子。」關於陶淵明的影響，該文認為其「作品對後世發生著不同的影響。他生當社會動亂、政治腐朽的南朝晉、宋之交，而能『貞志不休，安貧苦節』，始終保持『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貧』的態度，過著困窮的生活，這就為封建社會的文人士大夫樹立了一個不與世浮沉、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榜樣。……陶淵明詩文對封建社會統治階級行列中的人，也有使他們『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貧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他所寫的那些歸隱生活和散發著消極的與世無爭的思想的作品，也成了後代逃避現實的文人的麻醉劑」。［①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試論陶淵明的作品及其影響》論述陶淵明的思想及其作品的人民性時指出：「他可以說是我國封建社會裡，一個有才幹，有自己的意志和理想，不屈服於現實社會的知識分子的形象。這個形象概括了西周以來包括屈原、賈誼、左思等一切正直的不得志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陶淵明作品的意義還在於對當時黑暗政治的深刻揭露，對當時封建社會的否定，提出符合人民願望的偉大理想。陶淵明不但在作品中揭露與批判黑暗的社會，而且在行動上與統治階級徹底決裂，不管是統治者的拉攏、誘惑，還是饑寒交迫的逼迫，都不能動搖他的意志，不能使他放棄對美好理想的追求，這正是陶淵明偉大之處。」關於陶作的藝術性，該文指出：「我們可以對陶淵明作品的藝術成就的理解有了初步的輪廓，無論是『遙逢沮溺心，千載乃相關』，無論是『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無論是傲首凌霜的，無論是金剛怒目的，都是詩人的真實本色。這本色與他的農村生活就形成他樸素自然的藝術風格與似若平淡而又難以企及的詩歌語言。」關於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該文指出：「陶詩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形式都創造性地繼承了前代文學的優秀傳統，它是六朝進步文學的代表，是反現在：一是體現在語言的樸素、精練上，二是體現在情、景、理交融的手法上。」［①⑧］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５７級陶淵明研究小組、古典文學教研組《陶淵明的思想發展及其創作》在分四個階段全面地分析了陶淵明的思想發展之後指出：「陶淵明思想主流是進步的，積極的，另一方面又有較濃厚的宿命論思想；表現了逃避的、與世無爭的消極態度。陶淵明的人生觀是複雜的矛盾的。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不滿當時政治，抱有理想，想改變現實，而在黑暗現實面前又感到無能為力，從而想逃避現實的矛盾。全部陶詩差不多每一首都貫串著這個矛盾。我們從這些矛盾的後面，可以曲折地看到那個時代的影子。」關於陶淵明的影響，該文認為其「作品對後世發生著不同的影響。他生當社會動亂、政治腐朽的南朝晉、宋之交，而能『貞志不休，安貧苦節』，始終保持『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貧』的態度，過著困窮的生活，這就為封建社會的文人士大夫樹立了一個不與世浮沉、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榜樣。……陶淵明詩文對封建社會統治階級行列中的人，也有使他們『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貧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他所寫的那些歸隱生活和散發著消極的與世無爭的思想的作品，也成了後代逃避現實的文人的麻醉劑」。［①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試論陶淵明的作品及其影響》論述陶淵明的思想及其作品的人民性時指出：「他可以說是我國封建社會裡，一個有才幹，有自己的意志和理想，不屈服於現實社會的知識分子的形象。這個形象概括了西周以來包括屈原、賈誼、左思等一切正直的不得志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陶淵明作品的意義還在於對當時黑暗政治的深刻揭露，對當時封建社會的否定，提出符合人民願望的偉大理想。陶淵明不但在作品中揭露與批判黑暗的社會，而且在行動上與統治階級徹底決裂，不管是統治者的拉攏、誘惑，還是饑寒交迫的逼迫，都不能動搖他的意志，不能使他放棄對美好理想的追求，這正是陶淵明偉大之處。」關於陶作的藝術性，該文指出：「我們可以對陶淵明作品的藝術成就的理解有了初步的輪廓，無論是『遙逢沮溺心，千載乃相關』，無論是『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無論是傲首凌霜的，無論是金剛怒目的，都是詩人的真實本色。這本色與他的農村生活就形成他樸素自然的藝術風格與似若平淡而又難以企及的詩歌語言。」關於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該文指出：「陶詩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形式都創造性地繼承了前代文學的優秀傳統，它是六朝進步文學的代表，是反對形式主義的中流砥柱，又是唐代詩歌高潮和散文革新的先驅，並對以後各個時代的文學發生了巨大的主要是好的影響，它在我國文學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②⑩］這次大辯論告一段落後，《文學遺產》編輯部將部分來稿彙編成《陶淵明討論集》（１９６１年中華書局），該書《前言》著重從五個方面對這次全面規模的大討論作了小結：（１）對陶淵明的總評價：「在討論開始時，有不少人認為陶淵明基本上是反現實主義的詩人；但也有人認為他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詩人。有人說他是浪漫主義的詩人；又有人認為他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詩人，而同時又是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的情調和色彩。有人稱他為偉大作家；可是也有人認為他只能算是傑出的作家。」（２）對陶淵明歸隱的分析與估價：「有人說陶淵明的辭官歸隱是消極的、逃避現實的表現。有人不同意上面的意見，認為陶淵明的歸隱在當時有進步意義，是一種對統治階級的反抗。有人從而再做進一步的肯定：陶淵明的歸隱是一種反抗封建統治者的手段。他的這種行動，對人民有利，對封建王朝不利。而有人卻提出，不應對陶淵明的歸隱評價過高，認為他的歸隱乃是一種個人明哲保身的消極思想和妥協行動，但也不能否認這裡面有不與封建統治階級合作的因素。」（３）陶淵明作品反映現實的程度和方式問題：「有人說陶淵明把災難深重的農村描寫得那樣恬靜、舒適，這是用地主階級的眼光給痛苦的農村生活披上一層美麗的外衣，掩蓋了農村階級壓迫的本質。但也有人認為陶詩反映了一部分社會現實。東晉與宋齊時期的社會動亂、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在陶詩中也是有所反映。……也有人認為，陶淵明反映現實的作品，由於時代的原因，採取了隱晦曲折的形式，在他的某種詩篇中看起來很平淡，甚至有些消極，其實卻正是他批判現實、反映現實的一種手法。」（４）對《勸農》詩的理解問題：「有人說《勸農》詩是一組反動的說教詩。陶淵明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來教訓農民應該好好地勞動。有人卻說陶淵明在《勸農》詩中提倡生產勞動和反對剝削的主張，在當時具有反對士族階級的現實意義。《勸農》詩的主題是勸人務農。它肯定了勞動的意義，提倡人人勞動，反對了儒家鄙視勞動的觀點，反映了陶淵明的進步思想。」（５）對《桃花源詩》的評價問題：「有人說《桃花源詩》是反動的作品。它可說是中小地主階層和失意於官場的士大夫的沒落、頹喪、消極思想感情的具體表現。它不僅起麻醉人民思想的作用，更嚴重的是將引導人民脫離現實，煽動人民從階級鬥爭的戰場上退卻。有人又認為，桃花源的幻想反映了人民擺脫災難的願望和要求，反映了人民在階級社會中發出來的美好理想，這理想應該是反封建壓迫和剝削的集中表現。對理想社會的歌頌和肯定，正是對現實社會的詛咒和否定。有人更認為，詩人根本否定了統治者的特權。『秋熟靡王稅』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君權。它根本否定了剝削，否定了貧富的懸殊。這個理想顯然是代表著廣大農民的呼聲。」這場大辯論對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某些評陶錯誤觀點進一步有所批判，對肅清封建主義、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在陶學上的流毒起了積極作用。但「文革」結束前的相當長時期內，由於「極左」思潮的干擾，陶學研究受到嚴重束縛，往往局限於探討陶作的思想性、人民性、進步性等少數課題，對陶淵明詩文的藝術風格、表現技巧、語言錘鍊、景物描寫等方面很少深入分析，對陶淵明的批判更多有過火之處，顯系苛求古人，有違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難以視為定論。這個時期關於陶學的出版物除《陶淵明討論集》外，還有《陶淵明詩文匯評》（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教師、５６級四班同學編，１９６１年中華書局）、《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同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同學編，１９６２年中華書局），二書把歷代有關陶淵明及其詩文的研究、評述資料，選取其較有代表性和較重要的，按詩文篇目和時代先後分別彙集成冊，對於進一步研究陶淵明的思想和藝術，批判地繼承我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遺產，都是有益處的；《陶淵明》（廖仲安著，１９６３年中華書局），對陶淵明的生活道路、創作歷程及其在文學上的成就、影響，作了簡要的評論，時有創見，頗受歡迎。三、１９７６年以來陶淵明研究的迅速進展「文革」結束以來，陶淵明研究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廣度上均有較大進步。有關陶學研究的新成果：專著、論文、集注、選本等如雨後春筍般地破土而出，紛紛問世，短短數年，成績斐然。１９７８年以後，由撥亂反正逐漸轉入新的開拓，思想活躍，在不少方面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計有：（一）陶淵明的政治傾向高文、何法周《試論陶淵明的政治傾向》認為其核心問題是「志在扶晉，為晉守節」、「封建社會的正統觀念、地主階級的忠君思想主宰著他的靈魂，支配著他的言行」。［②①］馮鍾芸《陶淵明的世界觀及其歸隱》也認為「在政權這個根本問題上，陶淵明的政治態度和思想感情是站在以晉室為代表的門閥貴族一邊。從這個意義上說，應該說是更深刻的門閥士族觀念。」［②②］不同意上述觀點的，王寬行、張如法《也談陶淵明的政治傾向》指出「陶淵明對晉室主要是持批判態度的，這是他政治傾向極為重要的一面；此外，陶淵明對晉室，主要是對安帝和恭帝的遭遇，又持同情和懷念的態度。」［②③］郝志達《淺談陶淵明的政治傾向》同樣提出其「政治傾向的主導方面，無疑是以揭露和批判東晉末年的黑暗腐朽政治為出發點，又以哀嘆東晉王室的復滅為歸宿。表現在詩人身上這種『批判』和『哀嘆』的心理矛盾，進步與消極因素的並存，只能從作家的世界觀去找原因」。［②④］（二）陶淵明的哲學思想逯欽立《關於陶淵明》認為「他成為一個服膺『自然』的玄學信仰者，而《形影神》詩便是一組批判佛道迷信而肯定『自然』的哲理詩。……是消了佛道迷信的毒，卻又放了道家玄學的毒。」［②⑤］楊廷福《〈形影神〉詩為范縝〈神滅論〉的先導說》則認為「陶潛的不少作品中提出了世界上事物沒有不變的『化遷』宇宙觀。然而從陶潛的『化遷』觀點和神滅思想，窮源竟委，則由來已久，也正是儒道的綜合」。［②⑥］馮鍾芸也認為「委運任化是他崇尚自然無為思想的深化而導致的結果，這種思想，固然受到老、庄玄學思想的影響，更重要的它是社會現實的產物，它和陶淵明的痛苦的政治經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凡引文篇名及出處見上的，概不重複，下同）鍾優民《陶淵明的世界觀》則提出「陶淵明哲學思想的核心應為素樸的氣一元論學說，『化遷』、『神滅』等思想是其派生的。……『復得返自然』包含有自然界的本來面目和天地萬物自然存在的涵義，與他萬物『受氣』而生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是一致的」。［②⑦］張德鴻《論陶潛〈形影神〉三詩的社會意義》也指出陶淵明「表露的委運任化、隨順自然的人生態度，當然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消極心情的反映，……但是，它在詩中不佔主要地位，掩蓋不了他反對宗教、批判社會的主旨」。［②⑧］（三）陶淵明的田園詩王運熙《陶淵明田園詩的內容局限及其歷史原因》認為陶的田園詩內容絕少談到農民，沒有出現真實具體的農民形象，所以不能進一步反映農民的痛苦生活和農村凋敝荒涼的面貌。［②⑨］李文初《陶淵明田園詩的評價問題》卻認為：「社會現實有其廣闊的天地，反映社會現實也容許有多種手段地途徑。陶淵明是通過親身的農村生活經歷來反映他對農村現實的認識的：這種認識，雖然沒有通過農民來表現，但同樣反映了當時農村的社會矛盾和嚴重危機。」［③⑩］諸春米《對陶淵明田園詩的幾點看法》認為：「陶淵明在田園詩中反映出來的思想感情是越到後來距離農民越近，距離地主階級越來越遠，到他晚年，他已成為一個很近似農民的詩人。」［③①］中山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陶潛的〈桃花源記〉和田園詩》提出陶的田園詩「客觀上仍然掩蓋了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麻痹了廣大農民反抗封建黑暗統治的鬥志，又把一些對現實有所不滿的封建文人引向逃避現實的道路，緩和了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從它的主要思想傾向看，並沒有觸動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對後來封建文人的影響也是消極的」。［③②］李翰《也談陶潛的〈桃花源記〉和田園詩》則認為：「陶潛並沒有『去尋找一條逃避現實的道路』，他以歸田不仕的形式參加了政治鬥爭。詩歌是他的武器。……瑕不掩瑜，陶詩的主流是好的。至於後人的眼光各異，棄其精華，取其糟粕，並增而廣之，那是後人的事，不應由陶潛負責。」［③③］（四）陶淵明的美學觀陳長榮《陶淵明詩歌意境的美學風貌》認為「『趣』——這就是陶詩給予人們的豐富而深刻的感受，它標誌著陶詩意境的重要美學特徵。……陶詩意境構成的特點表現為：物，我的同一，理想化的詩意憧憬，情、事、景、理的交融以及形似與神似的統一」。［③④］徐聲揚《「但識琴中曲，何勞弦上聲」——從陶淵明蓄無弦琴看陶淵明的美學觀》認為：陶的「美學觀，應該說是源於儒家的「為仁』與『中和』的。……正因他具有這種「為仁」和『致中和』的樸素美的思想，才能『寫其胸中之妙』。故當其吟興偶到，即在作品中表現出一種天機和暢，靜氣流溢的美感，出現一種文體有凈、殆無長語的詩篇。」［③⑤］（五）陶淵明的藝術風格王運熙認為陶淵明「能夠衝破玄言詩的束縛，以樸素平淡的語言表現農村的優美風光和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和體驗，使詩歌洋溢著詩情畫意，獲得了新生命」。葛曉音《陶詩的藝術風格》指出：「他超出了當時崇尚形似的藝術觀，比他同時代乃至以後幾代文人更早地發現和創造了渾融完整的詩歌意境，這種意境是在詩人淳真平淡的生活和心情中自然形成的。……陶集中無論行役詩還是田園詩都是寫意。歸鳥、青松、芳菊、孤雲，多有比興、象徵的意義。」［③⑥］馬秀娟《此公豈作詩，直寫胸中天》認為：「陶詩的『淡』是濃後之淡，『質』是巧中見質，『枯』是腴極似枯，這種質而綺、枯而腴、淡而美的矛盾的統一，構成了陶詩深遠無涯的意境，清新實麗的風采，沖淡清和的情致。」［③⑦］孫靜《談陶淵明田園詩的浪漫主義》指出：「陶淵明用『意』在現實生活中幻想出理想的樂園，也在創作中完成了理想境界的飛躍。在表面上似是描摹平實的實際生活中，實際上已經不知不覺地展開理想與願望的翅膀，飛入了一種精神化境。」［③⑧］（六）陶淵明的創作方法鍾優民《論陶淵明和他的詠懷詩》認為陶集大部分作品是現實主義的傑作，而「反映詩人思想發展和藝術實踐最高成就的《桃花源記》和《桃花源詩》」，則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高度結合，而浪漫主義又佔主導地位的珍品」。［③⑨］孫靜則進一步提出：「陶淵明田園詩的主要傾向是以理想為軸心，或者表現理想的生活境界，或者抒發堅持理想的精神，無疑是屬於浪漫主義的。……陶淵明的田園詩豐富了我國古典詩歌的浪漫主義流派。它創造了浪漫主義的一種新風格，其基本特點就是在平實的生活形式中含蘊著理想的境界，在表面的現實形式下含蘊著非現實的內容。即使是詩人用幻想的形式寫出的桃花源，也呈現著這樣的特點」。並指出「陶淵明的浪漫主義主要來自以『庄』為代表的這個浪漫主義傳統」。這段時間出版的陶學專著有逯欽立校《陶淵明集》（１９７９年中華書局），李華選注《陶淵明詩文選》（１９８１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唐滿先選注《陶淵明詩文選》（１９８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徐魏選注《陶淵明詩選》（１９８４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唐滿先選注《陶淵明集淺注》（１９８５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鍾優民著《陶淵明論集》（１９８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吳雲著《陶淵明論稿》（１９８１年陝西人民出版社），王紹齡著《陶淵明》（１９８３年中華書局），谷雲義編著《陶淵明》（１９８３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等。這些讀物或全面地論述陶淵明的時代、生平、思想發展、創作成就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或簡明地分析陶淵明思想和創作的幾個側面，皆能從不同角度反映陶學研究的新水平、新高度。四、全國首屆陶淵明學術討論會的召開，展示了陶學研究的光明前景１９８５年是陶淵明誕生１６２０周年，陶淵明紀念館落成典禮和首屆陶學討論會開幕式於８月３０日同時在詩人故里——江西九江縣城舉行，這是陶學發展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喜事。為了迎接這一盛會的召開；江西省有關部門早在１９８４年即撥款建館，《九江師專學報》特辟《陶淵明研究》專欄，於會前陸續發表了四組評陶文章，計２２篇，１３萬多字，關於這次紀念活動情況，《光明日報》、《文學報》、《江西日報》等報均有報導，如８月１５日《文學報》頭版消息載：「陶淵明紀念館座落在九江縣城沙河街東北隅的蔡家窪，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德珩題了館名。該館佔地１６００平方米，建築面積９００平方米，已於７月３０日建成正式開放，並展出一批珍貴文物與資料。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２日，九江還召開了陶淵明學術討論會。來自全國各地１３個省（市）的１３０多名學者、專家和有關人員參加了會議。討論會共收到論文５２篇，作者分別就陶淵明的生平、歸隱思想和藝術風格、美學觀及對後人的影響，在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展開了爭論。」具體說來，中心議題有以下六個：（一）陶淵明的故里何在近幾年來江西地區就此問題有過反覆辯論，童懷《陶淵明故里究竟何在？》曾有報導：「有人認為陶淵明的故里在九江市星子縣境內，紀念館理應建在星子縣。而九江市文化局的同志卻告訴我，目前傳為陶淵明故居的不僅有星子縣的玉京山、栗里陶村，還有九江縣的鹿子坂、潯陽舊城等等，究竟故里何在，聚訟紛紜，一時難下確論。」［④⑩］討論會上就此爭論甚烈，各方論點多數早已披諸報刊，如徐新傑《陶淵明故里辨》認為「詩人故里，應為現在的江西省星子縣，其故居則在城西五里玉京山麓的磨嶺村」。［④①］胡紹仁《陶淵明故里在宜豐證據確鑿》則提出「陶淵明之父陶回，封邑在今宜豐。陶淵明始家宜豐，後徙柴桑，義熙十二年冬，挾少子佟還宜豐；淵明逝於柴桑，歸葬宜豐」。［④②］戶亭風《陶潛故里今何在？》認為「陶潛故里先在潯陽郡柴桑縣的柴桑山，後移栗里之南村（今九江市郊廬山區的茅山頭一帶）」。［④③］鄧安生《陶淵明裡居辨證》則提出「陶淵明的故居……就它的地理位置和環境特點來看，應該就在九江市西十五里之白鶴鄉。這不僅與我們考證的陶侃的里居相符，而且與《歸去來兮辭》序中『彭澤去家百里』的說法也是一致的」。［④④］（二）陶淵明的思想張銓錫《陶淵明的悲劇及其詩的思想和風格》認為「陶淵明的一生表面上過得那麼平淡，但卻是一個深刻的、豪壯的悲劇。陶淵明的悲劇是理想和現實的矛盾，是偉大的詩人和渺小的社會的矛盾，是美與丑的矛盾」。［④⑤］聶之言《從陶淵明的訓子詩文看其仕宦思想的變遷》指出陶淵明「不希望兒子步入仕途，卻不可能給他們指出另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他囑諸子團結友愛，其中或許包含一些避免祖輩同室操戈悲劇重演的警誡意味，更多的還是流露他對社會危機四伏、人生道路維艱的無可奈何的哀嘆。陶淵明本人由仕而隱，對生活道路經過嚴肅選擇，仍未尋到真正使他滿意的歸宿。即令兒輩謹遵父教，同心協力，他們所駕駛的一葉小舟，也不可能穿過狂風惡浪到達理想的彼岸」。（三）陶淵明的審美思想李靜《偉大的『靜穆』》認為「勞動鍛煉了詩人，勞動也幫助詩人完成了作為一個偉大藝術家所必備的藝術氣質：極強的藝術審美感，也即是對自然、對人生審美態度。他用審美的眼光看待田園風光，參加農業勞動，陶然自樂，何樂不為；他用清新、質樸的筆調描寫自然界的運動變化，歌唱生之情趣，詠頌自然之美」。陳新《陶詩審美意義初探》則是「從審美角度，分別論述了陶詩禮讚自然中的審美解悟，勞動中的審美感受和生活中的審美的追求，以及詩人渾然一體的人格美。……詩人通過審美獲得自由的愉悅，進而達到了對自然和人生一致性的深刻理解；詩人在勞動中的審美感受和生活中的審美追求都是以實現自由為目的，陶詩的審美意義關鍵在於激發後人對自由的追求和對生活的熱愛」。（四）陶詩的藝術特色蘇者聰《淺談陶淵明詩歌的藝術特色》認為：「真實新穎，恬靜淡遠，樸素自然最能體現陶詩的藝術風格。」朱家馳《陶詩的言約旨遠與玄學的言不盡意》指出陶詩藝術特色是「言約旨遠，意味雋永，常以精粹的文字包蘊無限豐實的內涵」，並認為「陶詩言約旨遠的表現形式雖異彩紛呈，但沿波討源又無不與玄學『言不盡意』論密切相關。……玄學的『言不盡意』是玄學家對言意關係的抽象說明：陶詩的言約旨遠則是『言不盡意』經過詩人移花接木後一種自覺的抒情達意的藝術手段」。（五）陶謝比較研究袁行霈《陶謝詩歌藝術的比較》認為：「南朝詩歌一變魏晉古樸而開始追求聲色，而詩歌藝術的這種轉變，就是從陶謝的差異開始的。陶淵明是魏晉古樸詩歌的集大成者，魏晉詩歌在他那裡達到了高峰。謝靈運卻另避蹊徑，開創了南朝一代新風。……陶淵明屬於阮籍、左思等老一輩詩人的行列，而謝靈運則屬於沈約、謝眺等新一代詩人的隊伍。詩風嬗遞的痕迹是顯而易見的。」［④⑥］徐聲揚《『江西詩派實祖淵明』說探微》則稍異於這種認識，指出：「陶謝都朝著『變』的方向前進，但陶謝追求『變』的方位是不同的。我們知道，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指出『詩賦欲麗』，陸機《文賦》指出『詩緣情而綺靡』，可見魏晉時已詩重『綺麗』了。時至太康，詩壇上又出現一意追求辭藻的華美和對偶工整的趨勢。當然，其間有左思那種豪邁高亢的情調和勁爽矯健的筆調。此時，陶淵明推陳出新，獨創一種詩風，他向『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這個方向前進。……顯然，這不是『集魏晉古樸之大成』，而應是『變』的飛躍。而謝則是向『極貌以寫物』這個角度變的。陶謝其『變』不同，而『變』則一，兩種『變』都對黃山谷有很大影響。」（六）如何把陶淵明研究引向深入王瑤《陶淵明研究隨想》指出應該「充分了解與認識陶淵明對國內外的影響，不僅有助於對陶淵明的歷史地位作出科學的評價，而且對擴大我們研究的視野，開拓新的研究角度，也是大有好處的。……魯迅的論斷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辯證的、整體的思維方式，即是真正按照馬克思所說，把我們的研究對象——作為特定歷史時代、多種『社會關係的總和』的『人』的作家，當作一個複雜、豐富、生動的多面體，『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中介』（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並從這『一切方面』的內在『聯繫』中找出其主導方面」。［④⑦］鍾優民《開創陶淵明研究新局面的淺見》提出陶學尚有很多新課題有待深入探討，如陶淵明的美學思想及其在創作中的反映，陶淵明的哲學思想、經濟思想、政治思想、倫理道德觀念，陶淵明和其他作家的比較研究，陶淵明的藝術個性，陶淵明研究資料的進一步整理、國內外陶學研究情報的搜集等。陳忠《我們的評陶工作》介紹了九江師專古籍整理研究室計劃開展的幾項工作：編印多卷本的《陶淵明研究論文集》；把陶淵明的作品和研陶資料輸入電子計算機，以藉助現代化手段推動研陶；聯絡全國陶學工作者，力促早日成立陶學研究會。縱觀陶淵明研究，充滿生機，廣大陶學研究工作者，為爭取把陶淵明研究提高到一個新水平而努力。①張芝《關於〈陶淵明傳論〉的討論》，《光明日報·文學遺產》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０日。②《光明日報·文學遺產》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８日。③《文學遺產增刊》第１輯。④《文史哲》１９５６年第１２期。⑤《北京師範大學學報》１９５７年第３期。⑥《文史哲》１９５７年第９期。⑦《文史哲》１９５６年第１２期。⑧《文史哲》１９５７年第１１期。⑨《歷史研究》１９５７年第１期。⑩《歷史研究》１９５７年第１０期。①①《新建設》１９５７年第１０期。①②《新建設》１９５８年第２期。①③《光明日報·文學遺產》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４日。①④《光明日報·文學遺產》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２１日。①⑤《光明日報·文學遺產》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８日。①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１９５９年。①⑦《光明日報·文學遺產》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０日。①⑧《陶淵明討論集》１９６１年中華書局。①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１９５９年第２期。②⑩《北京大學學報》１９５９年第２期。②①《開封師範學院學報》１９７７年第６期。②②《北京大學學報》１９７９年第３期。②③《開封師範學院學報》１９７８年第４期。②④《南開大學學報》１９７８年第４、５期合刊。②⑤《陶淵明集》，１９７９年中華書局。②⑥《學術月刊》１９７９年第２期。②⑦《學術月刊》１９８０年第４期。②⑧《昆明師範學院學報》１９８２年第２期。②⑨《山西師範學院學報》１９７９年第４期。③⑩《暨南大學學報》１９８１年第４期。③①《河北大學學報》１９８３年第１期。③②《中山大學學報》１９７８年第１期。③③《中山大學學報》１９７８年第４期。③④《蘇州大學學報》１９８５年第１期。③⑤《九江師專學報》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合刊。③⑥《文學遺產》１９８０年第１期。③⑦《江西大學學報》１９８０年第２期。③⑧《北京大學學報》１９８０年第４期。③⑨《吉林大學學報》１９７８年第５、６期合刊。④⑩《光明日報》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３１日。④①《江西社會科學》１９８２年第５期。④②《九江師專學報》１９８４年第３期。④③《九江師專學報》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合刊。④④《文史》１９８４年第２０輯。④⑤全國首屆陶淵明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以下凡未註明出處的均同，有待於正式結集出版。④⑥《九江師專學報》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合刊。④⑦《九江師專學報》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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