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昕 | 說說我的出版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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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點

有一段時間，在逐利衝動的驅使下，出書的品質大大地下滑了。打開我們的暢銷書榜，瀰漫著一種享樂主義、利己主義、犬儒主義、活命主義的氣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精明」的商人自我作踐，使得人們和社會對出版的崇高印象發生了動搖，人們更多看到的是，出版人在為賺錢而疲於奔命。出版人的社會地位悄然下降了，出版人的尊嚴在許多場合也默默喪失了。因此，重新塑造正確的出版價值觀又成為了我們這個行業不得不面對的重大職業問題。

當然，做好出版工作除了要有正確的出版價值觀作為指導外，還需要我們對出版產業的特徵和規律有清醒的認識，妥善把握和處理出版產業發展中的各類關係和問題。從產業的角度來觀察出版有三個維度：內容、技術和資本。

我們在向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在走近資本的過程中，也在犯與美國同樣的錯誤，有的甚至更為嚴重。在經濟規模排名和利潤至上的驅使下，我們問題的嚴重性已不僅僅在於向娛樂業的過度靠攏上，有一些出版集團乾脆在多元化發展戰略的幌子下，把資金從出版主業中撤離，轉而投向房地產、酒店甚至期貨證券行業，他們也恨不得自己不屬於出版業。

本文作者

我常說，我是一個幸運的出版人。這是因為四十年前我有幸在中國近現代出版的發祥地上海投身出版事業並守望至今。上海出版界一百多年形成的傳統和作風熏染了我，老一輩出版家的學識、膽略、智慧浸潤了我，他們的言傳身教鞭策了我。還因為我親歷了改革開放的大時代，參與並見證了中國出版業所發生的巨變和進步。在上海這塊出版沃土上，在時代的風雲際會中，我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出版觀。

四十年的「三個時代」

我剛參加出版工作那會兒，在上海市出版局組織處任幹事，正趕上粉碎「四人幫」後平反冤假錯案，接待過不少前來找領導解決遺留問題的老出版家，如趙家璧、胡道靜、錢君匋、劉哲民等，聽聞過老同志講述他們醉心出版與文化的感人故事，這使我對出版工作有了最初的崇高感和神聖感。後來因為參與重大出版項目的機緣，親炙了上海出版界文化界的領導夏征農、王元化、羅竹風、馬飛海、宋原放、巢峰等同志的教誨，他們對出版的虔誠、理解和把握使我對出版的地位、價值和功能有了清醒的認知。此外，我還研讀了中國和海外著名出版機構的成長史與傑出編輯的傳記，進一步深化了我對出版工作的理解。2008年2月27日，我在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頒獎典禮上的發言是我對出版地位和價值的一次較為完整的表述：

三十年前，1977年，歷史給了我一個機遇，我成為了一名出版人；從那時起，我選擇出版作為我的終身職業。因為在我看來，出版是人類最神聖、最美好的職業，它是人類衝出黑暗和蒙昧的「火把」，出版人就是一批高擎火把的人，他們引領著社會精神生活的走向與品質，直接參与了社會精神生活的建構。還因為，出版是歷史長河與時代風雲的鏡子和明燈，映照著人類精神生活的波瀾壯闊，回首觀潮，總是心生豪邁和虔敬。

三十年的出版生涯，我深深愛著這份總是藏在幕後辛勤操勞的職業。我把「努力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文化脊樑」，作為自己一生的使命和追求，一天都不曾動搖或放棄。此次獲得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獎，我更加感到「文化脊樑」不僅是一份使命，而且是一種生命的價值。

三十年的出版生涯，我領悟到，人類精神價值的評判，一定是堅硬的「岩石」，而不是美麗的「浮雲」；做出版就是要追求「潛入歷史，化作永恆」，而不僅僅是一時的「激蕩血肉」，或「洛陽紙貴」。

「做高擎火把的人」，既是我從事出版工作的追求，也是我對自己做出版的要求。但矢志不移地堅守純粹的出版理想和追求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從事出版工作的四十年，是中國出版業發生巨變的四十年。這四十年中，出版業度過了三個時代。前十年是出版的純真時代，出版人頗為「任性」和「逸放」，不必追求高利潤，一門心思為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多出有價值的好書。其後二十年，出版業進入了管理的時代，在向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出版社開始對每本書進行盈虧核算，以是否盈利或者盈利多少來決定一本書是否值得出版。最近十多年出版業開始進入資本的時代，一些出版企業試圖把出版業當作一般的商業特別是娛樂業來經營，指望投資能帶來豐厚的利潤。於是，既往的學術文化追求、出版價值基線漂移了，進步主義的出版意識產生了危機，出版業有淪為大眾娛樂業附庸的危險，讀書也有可能成為輕浮無根的娛樂節目。

在這樣一個巨變的時代，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出版業有過迷失，上海也不例外。例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上海也有兩家出版社因為片面追逐利潤出了格調低下的書，受到國家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停業整頓的處罰。還有一段時間，在逐利衝動的驅使下，出書的品質大大地下滑了。打開我們的暢銷書榜，瀰漫著一種享樂主義、利己主義、犬儒主義、活命主義的氣息，市場上出現了偽書（沒有原版的引進版）、獵奇書（《水滸傳》被改名為《105個男人與3個女人的故事》）、跟風書（《十萬個為什麼》就有1000多個內容雷同抄襲的仿品）。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精明」的商人自我作踐，使得人們和社會對出版的崇高印象發生了動搖，那些美好的東西似乎煙消雲散了，人們更多看到的是，出版人在為賺錢而疲於奔命。出版人的社會地位悄然下降了，出版人的尊嚴在許多場合也默默喪失了。因此，重新塑造正確的出版價值觀又成為了我們這個行業不得不面對的重大職業問題。

重塑出版價值觀

那段時間，我經常在各種場合給大家講現代出版史上兩個對我影響至深的案例。一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出版業的歷史地位。上海歷代出版人都以上海曾經是中國的出版中心而自豪，但對上海何以成為全國的出版中心卻有著不同的解讀。我的解讀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之所以成為全國的出版中心，與上海當時擁有250多家出版社，出版總量佔全國三分之二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當時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生活書店、開明書店等一批著名出版社秉持啟蒙—教育—救國的使命，經過長期的努力，從教科書、工具書、大眾知識讀物、傳統文化、外來文化等方面，以一大批優秀的出版物為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提供了系統的高質量的文化知識資源，形成了完整的知識生產體系。這才是上海當時成為中國出版中心的根本所在。這一輝煌業績的取得完全是近代上海出版人堅持正確的出版價值觀，自覺努力的結果。當時各家出版單位的主政者和骨幹，如商務印書館的夏瑞芳、張元濟、王雲五，中華書局的陸費逵、舒新城，開明書店的夏丏尊、葉聖陶，生活書店的鄒韜奮、胡愈之，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世界書局的沈知方，良友圖書公司的伍聯德，無不以開啟民智、培育新人作為其從事出版的價值追求。正是因為他們將出版作為教育國民、塑造社會的大事業，同時輔之以現代資本主義的商業經營手段，把文化與商業作了有機的結合，才促成當時的上海成為中國的出版中心。

二是被譽為現代德意志文化高原的蘇爾坎普出版社在戰後德國文化建設中不可輕慢的地位和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被盟軍佔領並分為兩半，全國到處是廢墟瓦礫，但更可怕的是人們的思想頹廢、空虛，一片昏暗。在德意志民族這樣一個極其艱難的歷史時刻，以翁澤爾德為社長的蘇爾坎普出版人毅然站了出來，傾全社之力著力重建戰後聯邦德國的思想文化「大廈」，他們在六十年代推出了「彩虹計劃」，用赤橙黃綠青藍紫七種顏色標識出七個系列，試圖為戰後新一代德國人系統地普及全世界和德國的優秀文化，提升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文化水準。當時，他們這一壯舉被認為是在德意志民族昏暗的思想上空懸掛了一條絢麗的彩虹。以致多少年後，德國的思想界普遍認為，聯邦德國的真正紀元應該是1959年，因為在那一年翁澤爾德主持蘇爾坎普出版社開始了戰後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文化復興之旅。到目前為止，「彩虹計劃」已經出版了兩千多種圖書，其中有不少圖書被譯成十多種文字，介紹到全世界各地，版權收入成為蘇爾坎普出版社重要的收入來源，而蘇爾坎普出版社也成為當今德國最重要的出版機構之一。蘇爾坎普出版社在推出「彩虹計劃」的同時，還團結、培養了全德國幾乎所有的大師級作家和學者，包括黑塞、阿多諾、布洛赫、普萊斯納、霍克海默、哈貝馬斯等等無一例外均是蘇爾坎普的簽約作者。由此可見，正是堅守文化建設的使命，蘇爾坎普出版社才奠定了今天他們在德國出版界的地位。

現代出版史上的這兩個重要案例突顯了在大變動時代，出版人站在時代的潮頭，以編輯出版為志業，開啟和推動文化建設的抱負和偉績，成為民族精神之火不滅的象徵。它也說明，只有解決了出版價值觀上的根本問題，我們才能夠擺脫金錢、利潤、資本的束縛，堅守出版「啟蒙大眾、追求進步」的使命。

2005年，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由事業單位改製成為了中國第一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樹立正確的出版價值觀變得更為緊迫和重要。因此，我們在股份公司的章程中，把公司的使命陳述明確定為：「通過我們的選擇，提供能夠創造或增加價值的內容和閱讀體驗；通過我們的整理，傳播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通過我們的服務，與讀者形成良性互動；從而努力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文化脊樑。」我在各種會議上提出這一使命追求是集團的核心價值觀，應融入每個員工的血液里，規範到每個員工的行為中，引以為自豪，為之而奮鬥。

回望最近幾十年中國出版業的歷程時，會發現有一些問題和關係會反覆出現在出版人的面前，需要我們去回答去解決。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針對出版界出現逐利為上的苗頭，鄧小平同志就尖銳地講過要做多出好書的出版家，不做唯利是圖的出版商之類的話，向出版界敲響了警鐘。八十年代中期，隨著出版改革的開展，出版社日益成為自負盈虧的主體，出版界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係上也曾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過一場討論。最後，時任國家出版局局長宋木文同志把這一關係概括為四句話：「既要重視社會效益，又要重視經濟效益，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作為自負盈虧的出版社，如果不講經濟效益，也難以實現社會效益；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如果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發生矛盾，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在總體上，我們要爭取做到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這才統一了出版界的思想。但是，到了2005年出版業進行轉企改制以及上市時，片面追求產值、利潤而忽視質量的情況一度又十分盛行，似乎經濟效益、經濟規模成了主宰出版業的唯一力量。這對出版業多出好書造成的衝擊是顯而易見的。

為什麼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關係上的偏差會反覆出現，我認為問題出在出版價值觀的層面，在於我們不重視出版價值觀的研究和教育，沒有正確的出版價值觀作引導，以至往往離開了出版價值觀來討論具體的發展問題。這裡的教訓值得記取。

產業的根本是內容

當然，做好出版工作除了要有正確的出版價值觀作為指導外，還需要我們對出版產業的特徵和規律有清醒的認識，妥善把握和處理出版產業發展中的各類關係和問題。相比出版價值觀，這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過去我們總是習慣於把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混在一起談，以致既忽視出版價值觀的指導作用，又講不清楚具體的產業發展問題。

前已述及，在中國，出版業早已不再是單純的文化部門，它已經同時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產業部門。從產業的角度來觀察出版有三個維度：內容、技術和資本，哪一個都不能輕視。

維度一：內容是根本。出版產業從本質上說是內容產業，出版業是通過出售依附在各類載體上的內容來佔領市場獲得收益的。因此抓好內容創新和內容建設就成了出版產業發展的第一要務。抓內容建設首要的是抓規劃。出版是長線性質的，有的圖書往往需要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完成。因此做好長期出版規劃就變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每家出版社從較長一段時間看，他們向讀者提供的並不是某一本或某幾本書，他們所承擔的是向讀者提供某一方面或某一學科或某一領域的知識體系；就一個大的出版集團而言，可能就有一個向全社會全民族提供較為全面和完整的知識體系的任務了，所以，長期規劃還有個結構和布局的問題。長期規劃對一家出版企業的發展極為重要。

八十年代初中期，巢峰同志為上海辭書出版社制定了二十年的工具書出版規劃，選題幾乎涵蓋了社會科學所有領域，這些項目的完成使上海辭書出版社成為了中國當之無愧的工具書特別是專科工具書的重鎮，這個地位是其他出版社很難撼動的。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成立後，我們先後抓了四個「五年出版規劃」和一個「十年長遠出版規劃」的建設，規划出大眾出版、工具書出版、古籍出版、高等教育、基礎教育、專業出版六條產品線，完成了基本學科的結構布局，這也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能長期雄踞全國出版業前列的重要原因。

其次還要抓選題和項目，這是因為規劃還得落實到具體的選題和項目上。好的出版人都緊緊抓住重大選題和項目不放，近現代出版史上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遠的不說，就說一下陳翰伯同志。陳翰伯同志是抓規劃和重大項目的高手。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周恩來總理對恢復出版事業作了批示。陳翰伯同志那時剛剛被「解放」，擔任國家出版局的領導成員，但處境依然十分困難，被造反派認定是「舊勢力」的代表。可是他敏銳地抓住周總理批示的機會，頂住重重壓力，和陳原同志一起規划了一項規模宏大的基礎工程，就是後來周總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語文詞書編輯出版十年規劃，共列有160種中外語文詞典，包括《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現代漢語詞典》《辭源》《辭海》《新英漢詞典》等。後來經過全國出版界和學術界十多年的努力，這些詞典全部出齊，在中國當代出版史上鑄起一座豐碑。陳翰伯同志除了主持指導詞典編纂全局性的工作外，更是親自組織、協調、統籌了從1975年開始由一市五省協作的難度很大的《漢語大詞典》的編纂工作，可謂嘔心瀝血、死而後已。陳翰伯同志抓選題的還有一個做法影響了我一輩子。「文革」結束後，陳翰伯同志擔任了國家出版局的代局長，成為了全國出版系統的最高領導，諸事纏身，忙得不可開交，但對於抓選題、抓重大項目，他是絲毫不放鬆的。每年都要下到十多家直屬出版社抓一次出版選題，檢查重大項目完成情況。因為他深知，離開了一個個具體的選題和項目，內容建設就成為了空中樓閣。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成立後，我也是每年要下到集團所屬的20多家出版單位一到兩次，對年度選題計劃的編製和重大項目的完成情況逐一「過堂」，抓住不放。長年抓選題的結果當然是碩果累累，這些年我們贏得國家重大獎項方面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列入全國重大出版規劃的項目數量也長期居於全國首位。

內容建設最終要落實到出版物的質量上。質量是出版物的生命，搞好出版工作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宋木文同志說過，出版工作者不能忘記魯迅先生在《寫在〈墳〉後面》里的一段話：「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裡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裡，那錢上還帶著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他提醒出版人，在編輯出版時，「別忘了自己的責任，別貽誤了青年。對精神產品的生產，寧可少些，但要好些」。他還指出，在數量與質量的關係上需要妥善處理，說到：「我們強調要有一定的數量，因為好的質量是從一定的數量中產生的；但數量與質量之間有一定的平衡關係，增速過快，就會失衡，難以保持總體質量水平。」前幾年在盲目追求經濟規模的驅動下，我們在圖書出版的數量上呈現跨越式增長的勢頭，很快年出版總量突破40萬種，成為世界第一出版大國，但導致的卻是總體質量下滑的後果。我曾經參觀過一家出版集團的圖書精品陳列室，發現一位譯者竟然在一年多的時間裡翻譯了英法德意四種文字的二十多種社會科學名著，真是難以想像。顯然，以這樣的速度翻譯出版的圖書大多是剪刀加糨糊、拼湊抄寫出來的。這種粗製濫造的現象並不是個別的，可見問題的嚴重性。當然，這種現象很快就引起業內人士的擔憂，反對之聲四起，國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門對此也有反思。2014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全國範圍開展了提高圖書出版質量的活動，並把這一年定為出版質量年。

內容質量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包括思想政治質量、學術文化質量和編輯印製質量，哪一方面都不能偏廢。出版人擔負的就是一個質量把關人的角色。互聯網興起之後，人們可以自由地在網路平台上發布自己的作品，出現了「自出版」這一新的出版形式，以至一度有出版業將快速地「去中介化」（去編輯化）的殘酷預言。但後來的發展證明，面對互聯網上海量的信息和內容，人們更需要依賴專業的編輯出版人員對內容進行選擇和把關。

我們的社會已經逐步數字化、網路化和信息化了。在這個新的社會中，內容建設和內容創新對出版而言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這是因為數字化、網路化和信息化將一些原來互不相干的部門和行業之間的藩籬徹底拆除，使出版的跨界運營有了可能，但這裡的前提是要擁有成體系、規模化、大數據、高質量的內容，有了它就可能佔領更多的市場，贏來更多的商機，獲得更多的收益。

出版的技術進程

維度二：技術是手段。工業革命以來，經濟的持續增長都依賴於不斷的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的調整，出版產業當然也不例外。現代數字技術進入出版領域的時間，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然而真正給出版業帶來巨大影響則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隨著數字技術、信息技術、網路技術在出版領域的廣泛應用，出版的內容文本全部數字化了，出版社內容管理逐漸建立在信息化的基礎上，各項業務開始全面進入互聯網領域。例如，各個出版主體都從各自的業務出發，建立了各種類型的大型資料庫和在線平台，開發了以互聯網為基礎，以計算機、閱讀器、手機等為載體的各類數字產品，並通過電子商務進行交易。數字技術帶來的傳播方式的變化，還改造並創新了人類的學習內容和方式，出現了在線學習、廣域學習、主題學習、先鋒學習、自組織學習、多媒體刺激、學習的循環加速機制（瞬間反饋、即時評估、快速糾錯與提升）、最大限度地滿足個性化需求（按需定製，一對一指導）、趣味化學習、娛樂化學習，等等。與此同時，圍繞著人們學習和閱讀方式的改變，出版人根據不同的出版類型和需求，利用數字網路技術，在大眾、教育、專業三大出版領域建立起數字出版的商業模式及盈利模式。如今，在發達國家，在專業出版領域，數字出版已經基本替代了紙質出版；在教育出版領域紙質產品與數字產品在銷售上已捆綁在一起，難分你我；在大眾出版領域，電子書已佔到全部圖書銷售的二成至三成。

建立在現代數字技術、信息技術、網路技術上的數字出版，是自五百年前古登堡時代現代印刷術誕生以來出版領域最重要的技術革命，它給整個人類社會尤其是科學領域帶來的變化，現在我們很難完全預料。2014年，時任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的鄔書林同志在一次報告中曾舉里德·艾爾思維爾出版集團的實踐來說明大數據運用對科學發展所帶來的進步。他說到：「里德·艾爾思維爾公司利用自有的1100多萬篇全文科研文獻、來自全球5000家專業出版社的5300多二次文獻（文摘和引文）、6000多個國際學術會議產生的會議論文和被引信息、2400多萬條專利信息，以及OECD等國際組織的海量信息，通過專業大數據技術HPCC（高性能集群計算），2013年曾為英國BIS（Department of Business，Innovation and Skills）作了英國科研競爭力國際比較和人才流動分析，對英國政府在高科技人才流動和移民政策方面都已產生一定的影響。」這個例子有助於我們很好地理解出版在數字化時代所可能發生的重大變化。

令人遺憾的是，對於技術進步的重要性，我們相當多的出版人還是重視不夠，理解不足，以至最近幾年當標準電子書在大眾出版領域始終徘徊在二至三成之間，甚至有所滑落，而紙書業績還不錯時，有些同志又開始忽視甚至排斥從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的轉型。其實，數字產品謀變的工具很多，並不僅僅是標準電子書一種，想想看，我們今天有多少閱讀是在微信公眾號里實現的，就知道數字出版對傳統出版的衝擊還僅是剛剛開始。今天，內容呈現的方式和載體已經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只是由於技術還未能完全解決電子屏長時間閱讀對眼睛的傷害，所以在微信公眾號里閱讀的大多是文章，呈現出碎片式閱讀的特徵。不過，電子顯示技術的進步很快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但我並不贊同傳統出版將會很快消亡的論調。在我看來，傳統出版不會消失，它只是改變了形態；與其說人們喜歡技術，不如說人們更喜歡讀書本身。我還認為，對於出版產業而言，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網路的快速普及，並不是簡單地宣告印刷時代的終結、數字時代的開啟，而是伴隨著一個相當長的紙質與電子、印刷與數字共生的過渡期，這是因為紙質圖書的消亡並不是技術一個因素就可以實現的；過渡時期，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複雜的衝突、博弈、共生考驗著出版人的商業洞察力、戰略決斷力、技術行動力；這是一道產業轉身的「斜坡」，我們無法準確地預言斜坡有多長，有多斜，但是，有一點我們應該清醒，新的數字出版革命已經發生，新的數字出版業態已經出現，新的商業模式已經誕生，數字出版已如一輪紅日躍出了地平線，正冉冉上升，它賦予傳統出版以新的生命力。

數字出版之所以在與傳統出版的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並逐步地呈現出替代趨勢，從經濟學的角度觀察，原因在於數字出版與傳統出版的邊際成本不同。對傳統出版而言，其生產紙質書的平均成本隨著銷售數量的增加而逐漸下降，但邊際成本是一個大於零的固定值；對於數字出版而言，其生產電子書的平均成本也隨著銷售數量的增加而逐漸下降，但邊際成本趨向於零值。明白了這個道理後，對傳統出版而言，重要的是牢牢把握出版業內容提供的核心功能，挖掘出版業的核心資源，充分利用數字網路技術重構出版產業鏈，用互聯網的思維來改造傳統出版業務流程，創新出版內容的呈現方式，推動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的融合發展，促成出版業的新生。

在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融合發展的過程中，傳統出版也有自己的優勢，那就是歷史和傳統使其在內容創新和版權擁有方面有著深厚的積澱。這種優勢是不斷累積疊加的結果，不可能一蹴而就。可喜的是，傳統出版社在這十多年的市場經濟大潮中沒有中斷這種累積疊加，一直在持續不斷地努力。以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為例，《辭海》《漢語大詞典》《英漢大詞典》《十萬個為什麼》等一些老的品牌不斷得到維護，《中華文化通志》《中國通史》「中國斷代史叢書」「中國專題史叢書」「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世紀人文系列叢書」等一批新的品牌不斷湧現。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在努力構建各個重要學科的知識體系，為新一代的讀者提供相對完整的知識譜系。

不過，時代還要求傳統出版社更向前邁進一步。隨著大數據和「雲計算」技術的成熟，一個市場潛力巨大的數據服務領域開始形成，如何圍繞人的全面發展，在提供標準化圖書的同時，提供個性化的知識（數據）服務，是傳統出版社未來發展的重要領域，需要認真地加以研究和規劃。目前人們在討論數據服務時，一般講的都是商業和金融數據服務，涉及用戶數據、交易數據、支付數據、物流數據等，這些對於出版業的發展當然也是重要的，但是我認為對出版社而言，更為關鍵的是內容數據服務。

要實現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的融合，並逐步完成出版產業的轉型升級，還要求我們把傳統圖書市場的邊界擴展到閱讀市場，樹立讀者服務的理念。如此一來，數字化、網路化、信息化帶來的新的介質、工具、媒體、平台，剎那間都從挑戰變成了機遇。網路、手機、視頻、遊戲、微信等，從閱讀和服務的角度看，都可能是我們馳騁的戰場和舞台。

在講完技術對於出版的重要性後，我還想補充一句，我一直很欣賞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的一句話，作為一個技術狂人，喬布斯卻說，他寧願用所有的科技去換取與蘇格拉底相處一個下午。由此可見，從本質上講內容是最為根本的。

資本的「二重」屬性

維度三：資本是重要的推動力。出版業的發展在全球範圍都進入了資本的時代，中國也不例外。因此理解出版業的現代轉型不得不考慮資本的因素、資本的力量、資本的作用。資本力量介入出版業後，一方面加劇了資本意志與文化價值之間的巨大衝突，另一方面也加快了兩者之間的融合。我們看到的是，隨著資本的介入和企業間併購的開展，出版產業集中度大大提升，集約經營的格局開始形成，新的業務形態、新的商業模式不斷湧現，出版產業的空間和規模迅速擴大。特別是資本的力量還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技術，尤其是數字技術在出版業的廣泛運用。看看最近十多年視頻、遊戲、微信等新的業態的背後，哪個沒有資本的推手，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互聯網企業的崛起哪個不是藉助於資本市場的力量。

最近十多年，也是中國出版集團集中上市的年份，這是中國出版產業不斷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出版集團改善治理結構，提高管理水平，迅速做強做大的重要途徑。除此之外，出版集團上市還有諸多的好處：首先可以獲得實施兼并、收購和聯盟的啟動資金和後續資金，為進一步的經營提供必要的資金保證。其次，隨著公司上市後無形資產的增值（知名度上升，公司規範化，國有公司轉變為公眾公司等），將對互補性商業資產形成更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有利於開展兼并、收購和聯盟活動。再則，憑藉上市公司的聲譽及其機制，可以較為順利地調整業務結構，迅速擴展核心業務，並以較高的價值轉讓非核心業務和較低成本地「外包」業務。第四，通過證券市場的直接融資，擴大銀行的授信額度，帶動企業間接融資，為實施跨行業兼并、收購和聯盟提供多渠道的投融資保證。

需要清醒認識的是，一家出版集團是否需要上市、上市的目的何在，對於中國出版業而言，仍有值得探討的地方。出版集團通過上市進入資本市場，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真正做強做大主業，多出更多的好書，而不是為了圈錢，更不能為上市而上市。它是否上市和何時上市，需要根據其定位、轉型方向、擴張的方式來確定。只有面對一個更大的市場，追求更大的規模，甚至走向全球市場的時候，利用和進入資本市場才成為實現快速擴張的重要手段。同時，出版集團是否上市還取決於它是否能在主業的發展上形成新的商業模式，拓展出新的發展空間。我們看到，這些年來全球大型出版集團均在努力由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轉型，並探索和實踐著很多新的商業模式和贏利模式。一旦某種贏利模式取得突破的話，或者贏利模式需要大規模擴張的話，都會尋求上市或在資本市場上尋求資金支持。比如，約翰·威立出版集團和里德·艾爾思維爾出版集團利用數字技術創新在專業期刊領域形成大規模地滿足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個性化需求的商業模式後，都利用資本市場在全球掀起了一波併購浪潮。

當今世界，我們還必須正視資本意志與文化價值衝突的一面。美國著名出版人、《出版業》一書的作者安德烈·希夫林，曾對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紀頭十年這二十年席捲全球的跨國傳媒集團併購出版企業所導致的出版業的巨大變化，發出過警告：「一直以智性價值、審美價值和社會批判功能為本的美國出版業已經演變成大眾娛樂業的附庸。」如果我們對那一時期全球傳媒集團的併購過程作一分析的話，可以看到除了個別的例外，無不是以娛樂業為主體的傳媒集團憑藉資本的力量兼并各個具有品牌號召力的獨立出版社，資本大軍所到之處，無堅不摧，所向披靡。而傳媒集團併購出版社的直接後果就是出版的本質被扭曲了，出版成了單純盈利的工具，娛樂化開始主宰出版。安德烈還針對深得默多克欣賞的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著名編輯朱迪斯·里根策劃辛普森的虛擬自白《假如我殺了我的前妻，我會怎麼殺》一事，惋惜地說：「哈珀·柯林斯曾是美國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它被併購後的轉向也是最驚人的。如果你比較它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書目，會發現每十年都會發生一次蛻變，藝術史、神學、哲學、歷史書一路被拋棄，書目中越來越多短命的廉價暢銷書。現在，在他們的意識里，恨不得自己屬於娛樂業。事實是，朱迪斯的辦公室就設在好萊塢。」如果認真地比較下美國那些著名的出版機構在被傳媒集團併購前後的書目，我們會很容易發現他們在利潤第一的原則下所發生的向娛樂業靠攏的傾向。但是，平心而論，在我看來，美國的出版業並沒有完全沉淪，傳統出版人長期秉承的為人類文化傳承和創造的精神在美國主要出版社的書目中仍然依稀可見，圖書最基本的品質仍然保存著。更難得的是，美國出版企業制度安排中的非營利型出版社為有識之士在商業領域堅持出版的理想和理念提供了空間和保障，使他們能夠通過獲得資助和享受免稅政策生存下來，堅持下去。上世紀八十年代，蘭登書屋被媒體大王紐豪斯收購後，為堅持自己的出版理想，安德烈毅然辭去蘭登書屋所屬萬神殿出版社社長之職，率眾起義，另建名字叫「新」的非營利出版社，並一直堅持至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這些年來，我們在向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在走近資本的過程中，也在犯與美國同樣的錯誤，有的甚至更為嚴重。在經濟規模排名和利潤至上的驅使下，我們問題的嚴重性已不僅僅在於向娛樂業的過度靠攏上，出版有娛樂的功能，也不應該否定人生的娛樂訴求，出版一些滿足讀者娛樂需求的產品本並不是問題，只是要防止娛樂至上的傾向；問題更在於有的出版社借著與民營工作室合作之名行買賣書號之實，以至使不少的偽書、低俗之書充斥市場，更有一些出版集團乾脆在多元化發展戰略的幌子下，把資金從出版主業中撤離，轉而投向房地產、酒店甚至期貨證券行業，他們也恨不得自己不屬於出版業。

時代的潮流洶湧澎湃，滾滾向前。出版早已走出了象牙塔，在面向市場、面對資本的洪流中奮勇前行。問題並不在於我們要不要資本，而在於怎樣對待資本，是做資本的附庸和奴隸呢，還是利用資本、駕馭資本以達到出版更多好書的目的。而要真正做到後一點，只有在堅持「啟蒙大眾、追求進步」的出版價值觀前提下才有可能。

說說「人」

有必要強調一下，出版產業作為創意產業，最關鍵的因素在於人。沒有一批充滿理想又腳踏實地、熱愛出版又耕耘奉獻、高瞻遠矚又善於謀劃的出版家，沒有一支懂出版、知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出版人隊伍，出版產業的轉型、創新和發展是不可能實現的。最近十多年，有不少對出版工作生疏的領導同志從外系統調入出版行業擔任各地出版集團的一把手。在他們中，有的同志眼裡很少看到出版人才的重要性，在他們的腦子裡也沒有出版人才的概念，他們往往認為只要有健全的利益導向機制，不怕沒有人來從事出版工作，並指望靠強大的利益刺激來牽引出一個巨大的出版產業，這不得不令人擔憂。

出版人才是一種相當特殊的人才，他們不僅要有廣博的知識面（有編輯是「雜家」一說），還要有某一學科或某一領域深厚的學術基礎，同時還得具備精湛的文字水平。在出版社面向市場後，出版人才還必須對市場有較高的敏感度，善於捕捉讀者的新需求。出版人才的能力首先表現在對選題和書稿的選擇、挖掘、編輯、修改上，它的養成非一日之功，需要經年累月的實踐才行。因此，作為稀缺資源的優秀出版人才是一家出版企業最重要的財富，需要認真地發現、訓練、提升和培養。我在世紀出版集團總裁任上，只要發現有資質有潛力的優秀出版人才，都會悉心加以培養，不僅送其去著名高校進一步深造某一方面的知識，還會把他們放到重要的出版崗位加以錘鍊，有時還會鼓勵他們獨立創建新的品牌出版公司，並儘可能地提供最好的運行平台。因為一家出版企業特別是大型出版集團的成長極限，並非囿於資本和技術，而是受限於其出版隊伍的文化素質、業務水準和經營能力。如果能以開闊的胸懷、戰略的眼光，培養、吸引、擁有一批最優秀的有文化追求和理想的出版才俊，在出版業內部形成相互激勵、相互競爭、相互啟發的氛圍，我們的出版業又怎能不迅速而順利地完成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迎來出版的大繁榮和大發展，進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

（陳昕，原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