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助美德養成

3月11日發生在日本的強震和海嘯，似乎已因國內的動車事故、國際上的利比亞動蕩、歐美金融危機等事件的接連衝擊而在頭腦中淡化，現在依稀記得的，是當時日本民眾面對災難時安靜而堅韌的表現。而時隔數月後的一則報道，卻讓我把目光再度投向日本：日本警察廳發布消息稱，從3月11日至7月10日，警方在岩手、宮城和福島三縣災區共回收保險箱5700個，其中現金數額高達23.67億日元；這些保險箱是在清理受災現場時拾得的，其中三縣警察拾得1740個，其餘均為市民以及自衛隊人員拾得；目前96%的現金共計22.7億日元已歸還失主。

看到這則報道，中國公眾首先想到的可能會是「拾金不昧」這樣一個詞語。這很自然，因為「拾金不昧」作為中國的傳統道德要求，至少一直根植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但在筆者看來，除了簡單地為上述新聞事實貼上「拾金不昧」的標籤之外，筆者還覺得，在當今的社會背景下，日本災後回收的保險箱數量之眾、金額之巨，物歸原主速度之快，還值得我們去思考和探究。

災區三縣回收的保險箱，約有70%是當地市民以及自衛隊人員拾得上交的，警察拾得的僅佔30%；與之相對應的是，保險箱中96%的現金已歸還失主。這是不是說明，日本民眾的道德水準已經到達了一個很高的層次？誠如是，又是什麼原因使他們能夠抵制巨額金錢的誘惑？

作為一名法律從業者，我試圖從法律的源頭去尋找日本人不貪不昧的動力和緣由。原來，日本早在100多年前就專門出台了《遺失物法》，且於近年作了進一步修改。該法規定，任何拾到東西不交公的人都可被指控，而主動上交拾得物的人，則可在物歸原主後得到相當於失物價值5%~10%的獎勵；但國庫或其他公法人（如警署、警察）不得請求酬勞金。該法同時規定警署為拾得物法定接收機關。此外，日本政府還將建立一個網路資料庫以方便市民查找失物。

知悉了這些情況後，對日本災後能夠回收幾千個保險箱或許就不會覺得驚訝了。因為對日本人而言，「拾金不昧」是必須遵守的一項法律義務。

在日本人心目中，拾金不昧僅僅是必須要遵守的一項法律義務嗎？

雖然有法律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但人性中的「慾望」也很容易發展成為「貪念」。在一片狼藉之中，日本地震災區的市民，完全可能是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拾得保險箱的，即便貪了昧了，也不一定為他人所知曉。然而事實是，絕大多數（筆者不敢妄言百分之百）人沒有貪昧。所以我們是否應該這樣理解：對於日本人而言，拾金不昧是法律義務與誠實美德的完美統一。另一組數據可以進一步證明這個命題的成立：新華社曾報道，2004年，日本報失物品多達740萬件，而交上來的失物則達到1070萬件；失物包括33萬部手機、73萬個皮夾和132億日元現金。這些物品大部分已成功歸還失主。

孟德斯鳩說過，法律是基本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從日本《遺失物法》的精神中，從日本政府建立失物查詢網路資料庫的配套措施中，從日本災後幾千個保險箱回收的新聞中，筆者得出一個進一步的結論：良法促成美德的養成，保證美德的延續。

之所以說日本《遺失物法》是一部良法，首先是因為它採取了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獎勵手段，肯定了拾金不昧的行為，起到了鼓勵人們從善的教化作用，體現了鼓勵誠實信用的道德導向。

另外，該法較好地平衡了道德要求和法律規範的關係。市井阡陌中的升斗小民能不能為堯舜，並不簡單地取決於法律的一紙規定。道德要求人們都是品行高尚的聖人，而法律是給俗人們設立的規則，法律規範只是表達社會所能容忍的俗人惡行的底線。日本《遺失物法》以法律的權利本位取代道德的義務本位，在當事人間合理分配權利與義務，將法律調整對象定位於普通人，在一定範圍內肯定其獲取利益的慾望；賦予拾得人以報酬請求權和一定條件下的所有權取得權，而不是要求每一個社會成員都以道德大師的標準約束自己，有效地保證了該法律的執行力，從而最大限度地使拾金不昧得到現實兌現。

日本《遺失物法》還對公權機構提出了更高的法律要求，即不得主張報酬權。這是因為公權機構的職責就是保護公民的財產，如果公權機構在這個時候享有報酬，將有悖於社會宗旨。所以《遺失物法》對此施加了限制，以起到進一步引導社會公眾美德養成的導向作用。

每一個社會現象及現象背後的法律，折射出來的是社會管理的智慧和水平。在建設美好和諧社會的系統工程中，法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良法有助於美德養成，這，就是從發生大災的日本折射出來的一條值得我們學習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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