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改革的成敗（3）

五、禍發蕭牆由張居正個人主導的這場改革的成功，也預示身後隱伏的危機，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對派開始發難，張居正滿門查抄，家屬餓死十多人，凡被認為與張結黨的官員，統統被削職。至於他一腔心血建樹的新政，更是付諸流水。 廢除新政，首先從放鬆馳驛的限制開始，恢復權貴乘驛的特權，繼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與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至不振。」（36） 張居正改革連同他本人全遭覆滅，恰如明人筆記《野獲編》所述:「身後一敗塗地」。 為什麼苦心經營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卻一朝顛覆，毫無招架之力，從客觀上說有兩個原因: （一）、皇帝態度的變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君主專制的時代，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張居正的威勢是因為代行皇帝的權力，反對派不足 與之抗衡，但這只是為時不久的特殊條件。新政初期，神宗是個不甚解事的少年，張居正是他的老師，處處聽從張的指點，對改革自無二議。隨著年齡的增長，神宗已成長為統治階級的最高代表，至上的皇權刺激他無限膨脹享受一切的慾望，對張居正規勸戒游宴，節賞賜，卻珍玩和勤讀書的說教已有所不滿，這一裂隙早就被反對派窺視在心。帝權和相權本是一組相依相剋的矛盾，權高振主，遭到皇帝的忌恨，往往成為宰相的悲劇，張居正也不例外。在皇帝年幼時可以忍受的，到成年卻成為削奪相權的口實。張居正暴病身亡後，反對派的發難首先得到皇帝的支持，落井下石的，乘機報復的，群起而攻之，禍延所有支持改革的官員，不到一年改革派被清洗殆盡。 十年新政，毀於一旦，皇帝態度的變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執政者面臨社會危機的時候，苦於謀求出路，保全統治地位，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從而約束自己的貪慾，一朝改革初見成效，危機解除，貪婪的階級本性又促使他們擺脫改革所帶來的節制，進而廢除改革。在皇帝一言定法或廢法的時代，政以人舉也必將以人亡。成於斯者敗於斯，這是專制主義政體下政治變遷和社會改革的普遍現象。作為改革家的個人命運與新政連為一體，往往以喜劇開場而以悲劇而告終。雖然他們鞠躬盡卒為王朝解除危機，但終將成為王朝統治的犧牲品，這幾乎是地主階級改革家難以逃脫的命運，商鞅車裂，王安石鬱鬱而終，張居正也不例外，重蹈了他們的覆轍。 （二）、改革思想的局限是致禍之由 張居正以近民便俗為改革的依據，是超群出眾的見解。但他在接受國事委託時又表示:「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37）高度讚揚「政必法祖」（38）的精神，給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變法，「法祖」是反對改革的旗號，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譽青史，但這旗號到張居正手裡卻變成新政的法寶。固然，皇帝年幼，首輔出身的門第不高，需要藉助祖先亡靈來穩定統治，這是不得已的方式。但是寓革新於法祖這種思想模式的出現，並不決定於改革家的個人品格，而是隱藏在這思想後面階級關係的制約。16世紀的地主階級經過漫長的歲月，已經邁過它的黃金時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的歷程，使得統治階級的眼光愈來愈趨向保守，即便像張居正這樣傑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這個階級局限，提不出遠大的政治理想。凋零的現實給了他今不如昔的教訓，國初的興盛局面又常常令他心醉神往。「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39）其後「法之不行，人不力也。」（40）他把明初的法制看得盡善盡美，只是由於不肖子孫違背祖制，才逐漸敗落。所以他努力的目標是「守成業而致盛治」（41），「日取祖宗之法修飭而振舉之」（42）。這就是按照舊規章，繪製新藍圖。所以「法祖」對他而言又不僅是方式，更是一種社會理想。「寓法祖於革新」的思想較之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氣魄，革新精神大為遜色。這種守成的社會理想，前進而又懷舊的精神狀態，使他襲用進取不足的旗號，致使他在與反對派的鬥爭中沒有鮮明的旗幟，甚至給對立面提供口實，御史劉台就此責難改革說:「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以祖宗法正之。」（43）洋洋洒洒反對新政，用的就是法祖的名義，這就在實踐上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打擊不法權貴是新政致力最多的重頭問題，其出發點是為了「嚴治為善愛」，告誡他們「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長保爵祿。」（44）貫徹封建法制，打擊不法權貴，是為了地主階級的長治久安，也是為了保全權貴們永遠的榮華富貴。改革體現的是以朝廷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其中也包含權貴的利益。這種性質決定改革與反改革的分歧，是在同一階級內部的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之爭，它們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這兩者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激化，也可以在一定條件下緩解。隨著地主階級的日趨保守，能夠體恤王朝整體利益的社會力量愈來愈加單薄，即使地主階級中最有為的政治家，其革新精神也相應地減弱，所以改革是觸動不深的社會改良運動。這也決定了改革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強，往往是淺嘗輒止，半途而廢。以清丈土地為例，補稅的範圍只限於自置田地中非法佔有的部分，對大批欽賜的田地，不納糧稅的不在清丈之列。凡是清出的土地，一經交稅，就可以合法所有，這雖然增加了國家的稅收，卻不能解決土地高度集中的弊病。清丈也不徹底，欺隱舞弊的弊端，猶如鼠穴，此塞彼通，難以堵絕。所以《野獲編》說:「勵精之始，力杜*門，以後又漸濫觴。」 權貴的不法行為經營日久，盤根錯節，對他們打擊而又虎頭蛇尾，不能真正剷除，只會刺激他們的不滿和仇恨，以致貽留後患，一朝反撲，反遭其害。張居正身後罹難一大罪狀就是「假丈量遮飾，騷動海內。」他的一番苦心招來的卻是殘酷無情的打擊，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六、末世英雄的悲歌 作為一個改革家，張居正不愧有傑出的才幹和堅強毅力。他治學，人謂:「最稱嚴核」（45）；他治家，人謂:「教子極嚴」（46）；他治國，人謂:「有才有識，故能擔荷宇宙，勿徒以權臣相擬。」（47）風雲際會中形成他剛毅、深沉、傲然、機警的品格，在改革中充分展示了他卓而不群的風采。然而，他驕橫、專斷、偏狹，喜奢華，且好聽阿諛奉承之詞，致使他用人選才失誤，加速新政的破滅，是改革失敗的主觀因素。 張居正生前起用了一批得力的改革派，其善用文官武將的佳譽已經載入史冊。但他在用人方面唯一也是最大的失誤，是沒有及時物色一個能肩擔重任的後繼者。他並非是沒有深謀遠慮之人，但他從沒有想到由於他威權獨攬，氣勢奪人，以至沒有第二個能孚眾望的繼承人取代他的聲威。剛愎自用，偏聽偏信，使他自蔽視聽，不能客觀地考察人選。更使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正當58歲精力猶旺之時，一場宿疾痔瘡的複發，三個月即告病危。彌留之際，匆促接受司禮太監馮保的建議，保舉原禮部尚書潘晟入閣，潘本是平庸之輩，還未上任即遭彈劾而辭職，繼任者是一向受到張居正垂青的張四維，此人家資萬貫，倜儻有才，但品行素來不端，可他攀附權勢，曲意奉承，「歲時饋問居正不絕」（48），極盡逢迎拍馬之能事。一朝大權在握立即轉向，起用一批被張罷職的官員。首先發難攻擊張居正的李植，就出自他的門下，廢除乘驛之禁也是他的授意。繼任的申時行也是張居正的助手，他以一手漂亮的文字博得張居正的歡心，於萬曆六年入閣，協理政務。但他的為人正如明末著名戲劇家湯顯祖的評價:「柔而多欲」（49），是個貌似寬厚，實則利慾薰心的偽君子。張四維回鄉奔喪，他繼任首輔後，擬旨宣布張居正「誣衊親藩」、「專權亂政」、「謀國不忠」（50）等幾大罪狀，就是出自他的手筆。在他主政期間一切新政全都報廢。如果沒有這樣的兩面派和偽君子竊居要職，推波助瀾，新政尚可延續時日。張居正英明一世，卻毀於偏好奉迎，沒有洞察埋伏在身邊的異己分子，以致禍發蕭牆，遭此敗北。 張居正熟讀經書史籍，對歷代改革家的厄運並非無動於衷，明人史書記載說，他晚年「亦自知身後必不保」（51），但他仍然矢志不移推行改革，一再囑告下屬:「諸公宜及仆在位，做個一了百當。」（52）充分表現出他的堅強意志和自我獻身的精神。雖然他有過人的膽識和魄力，駕馭群臣有使「百僚皆惕息」（53）的威勢，但他無法變更改革蘊有的脆弱性質。這是時代和階級註定的局限，不以他個人剛強性格為轉移地呈現在新政之中。 可以說，張居正的失敗也是他的成功招致的必然結果，這是封建專制主義時代改革家很難倖免的悲劇。他以一農家子弟，登上宰相的寶座，推行皇親貴戚難以容納的新政，自是困難重重，他也不是沒有沮喪的時候，在遭受困擾時，他仰天長嘆:「奈何積習成風，因循難振」（54），種種努力無異是「顧涓流徒煩於注海，而寸石何望於補天。」（55）自述「仆以孤焰，耿耿於迅飈之中」（56）。一個威權盛極一時的最大當權派，力圖推進一些改良，其處境竟然像是狂風中的孤焰，搖搖欲滅。明知改革如涓流入海，寸石補天一樣無改於發展的頹勢，但他一如既往，不改初衷，即如孤焰置於風口，也要以那微弱的光芒照亮王朝復甦的通途。這就是一個地主階級英雄人物的自白，也是一個末世英雄的悲歌。 張居正不惜摩頂放踵為之點燃的革新之火，為衰敗的王朝贏得一度光華。明末有人說他是「救時宰相」（57），這是褒獎，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時者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那發生在衰老機體上驀然一現的迥光，並不能招還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滅了。 在他身後迄於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種社會矛盾急劇地發展，一發不可收拾，再也沒有一個能人志士力挽狂瀾。這表明地主階級當權派再也無能醫治封建社會的痼疾，即便是有識者也不過尾隨張居正的後塵，夢想「循居正成規」（58），要求各衙門按照萬曆十年前的規章行事，作一東施效顰。當初大罵張居正是禽獸被廷杖致殘的鄒元標，竟然拖著一條拐腿，為張居正的昭雪奔走呼號，試圖召回失去的新政，然而無可奈何花落去，古老的帝國大廈終於被歷史的巨浪衝擊得分崩離析了。 歷史就是這樣令人悲歡啼笑，當年誹謗新政的又何嘗料到日暮途窮時夢想追回改革的盛景而又時不再來呢?唯有一代勇士燃起的點點星火，長留中華民族的星空。歷史嘲諷的不是張居正改革，而是斷送改革的封建專制主義體制，這是公正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