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尚君：杜詩早期流傳考

杜詩早期流傳考陳尚君

　　在北宋詩文革新推動下，杜詩受到世人普遍的推崇。王洙（原叔）校輯二十卷本《杜工部集》問世，適應了這一時尚。嗣後，以王本為基礎，杜詩的補遺、增校、分類、系年、箋注、批點、集注、匯評等研究工作蓬勃興起，蔚為洋洋大觀。四十年代初，洪業先生撰《〈杜詩引得〉序》；六十年代初，萬曼先生作《杜集敘錄》（收入《杜甫研究論文集》第三輯及《唐集敘錄》）分別對宋以後杜詩的版本流傳及註解研究工作，作了較為系統的總結。從杜甫去世到王洙本結集近三百年間杜詩流傳的情況，洪、萬二先生雖曾論及，但因載籍零落，原本無存，均言之未詳。由於這一缺憾，一些研究者只能依據存世的唐人選唐詩來考察唐人對杜詩的態度，對杜詩在唐代詩壇的崇高地位及給予中晚唐詩人的巨大影響，未有足夠的認識。 　　本文試圖鉤稽各方面史料，考察王洙本結集前杜詩流傳情況。為敘述方便，首先考察宋人所見唐至宋初各種杜集的面貌，其次考述杜甫手稿、早期碑刻及各種選本入選杜詩的情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六十卷本杜集的編次、散佚情況，考察杜詩在唐五代社會各階層和各流派詩人間的流傳和影響。傳世各種杜集，歷代著錄較詳，洪、萬二先生已作系統介紹，本文不擬複述。 一 　　《舊唐書·杜甫傳》謂"甫有文集六十卷"，後《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均據以著錄。其實，不僅歐陽修、鄭樵未親見該集，《舊唐書》作者也無緣獲見（詳後），惟據他文迻錄而已。北宋仁宗時編《崇文總目》，僅載"《杜甫集》二十卷"。王沬在崇文院編目期間，利用"秘府舊藏"和"通人家所有"的各種杜集，於寶元二年（1039）結集為《杜工部集》二十卷。此集後於嘉祐四年（1059）由王琪增訂刊刻於蘇州，成為宋以後各種杜集的祖本。此本存紹興初年翻刻木十五卷（簡稱"二王本"），張元濟先生以另一宋刻殘本（張元濟先生定為紹興初年建康刊吳若本，元方先生《談宋紹興刻王原叔本<杜工部集>》定為翻刻吳若本。簡稱"吳本"）相配景印，刊入《續古逸叢書》。 　　王沬《杜工部集記》記載所用杜集凡九種。試分別加以考察。 　　一、古本二卷。列於各本杜集之首，當為唐時本。 　　二、蜀本二十卷。王得臣《增注杜工部詩集序》（附見蔡婪弼《杜工部草堂詩箋》，《古逸叢書》本，簡作《蔡箋》）謂僅十卷，疑誤。嚴羽《滄浪詩話·考證》指出："舊蜀本杜詩，並無注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體，其間略有公自注而已。"南宋初有南海蜀本及鎮江蜀本兩種新蜀本杜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謂"蜀本大略同（王琪本），而以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嚴羽亦指出新舊蜀本之異。所謂舊蜀本，或即王洙所據本，疑出於五代時前後蜀所刊行。韋穀《才調集敘》："暇日因閱李杜集。"是杜集蜀時流傳之證。據嚴陳二氏說，此本編年、不分體、詩文分刊。 　　三、《集略》十五卷。列於樊晃《小集》前，時代較早。 　　四、樊晃序《小集》六卷。《崇文總目》、《新唐書·藝文志》均著錄。南宋初，胡仔尚有收藏。紹興初，吳若在建康府學刊杜集；嘉泰中，蔡夢弼著《草堂詩箋》，均曾據以校刻。同時的晁陳二家書目不載。宋末王應麟《玉海》、元修《宋史·藝文志》均著錄，然前者系據《唐·志》，後者系拼合宋代各種書目而成，不能證明此集入元尚存。 　　吳若刊杜集時，收入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今存吳本殘卷，無樊序。明末錢謙益得吳本全書，據以撰成《杜詩箋注》（康熙靜思堂原刊本，簡稱《錢注》）。後吳本全書毀於絳雲樓火災，賴《錢注》保存了部分面貌，樊序亦得倖存（《全唐文》失收）。序署"唐潤州刺史樊晃"，前半述杜甫事迹，為今存記載其生平的最早文字；後半部分述編集過程： 　　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南。……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為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類為六卷，且行於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雲。 　　樊晃，兩《唐書》無傳。據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記》考證，晃為進士出身，歷任硤石主簿、汀州、潤州刺史。其刺潤時間，《宋高僧傳》卷十五《金陵元崇傳》載在大曆五年，柳識《琴會記》（《文苑英華》卷八三二）載大曆七年正月，浙西觀察使李棲筠路經潤州，曾約"刺史樊公"飲詠。杜甫逝世於大曆五年（770）冬。《小集》編成，當即在其後二、三年間。據序，杜甫晚年，江東一帶僅傳其"戲題劇論"之作，不足反映其全面成就。樊晃推詩流布起過積極的作用。 　　五、孫光憲序本二十卷。光憲，《宋史》、《十國春秋》有傳，唐末為陵州判官，天成初（約926年）避地江陵依高季興，累官南平。卒於宋初。此本當為其在荊南時序行。 　　六，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王得臣云："鄭文寶《少陵集》，張逸為之序。"疑王洙記有誤。文寶，《宋史》有傳，初仕南唐，廿四歲入宋，後仕宋近四十年。此集當成於宋初。萬曼先生謂此本系南唐本，疑誤。 　　七、別題小集二卷，不詳。 　　八、孫僅一卷。與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蔡箋》附）所述，顯非一種。疑為其別錄本。孫僅仕宋太宗、真宗二朝。 　　九、雜編三卷，亦不詳。以上三種，從各本排列次序看，當均為宋初本。 　　王洙本行世前，整理搜輯杜詩者有蘇舜欽、王安石、劉敞三家。舜欽《題杜子美別集後》（《蘇學士集》卷十三）云："天聖末，冒黎韓綜官華下，於民間傳得號《杜工部別集》者，凡五百篇。予參以舊集，削其同者，餘三百篇。"景祐中居長安，又於王緯處得一集，復增八十餘首。編為《老杜別集》，擬"尋購僅足，當與舊本重編次之。"後未果。安石皇祐二年（1050）《杜工部後集序》（《臨川集》卷八四）云："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斷為杜詩，編成《後集》。劉敞《寄王二十》（《公是集》卷廿四）詩序；"先借王《杜集外集》，會疾未及錄。近從吳生借本，增多於王所收，因悉抄寫分為五卷。"詩稱"近從霅上吳員外，復得遺文數百篇"。另有《編杜子美外集》紀此事。 　　三家所據各集，王洙均未取用，今存各種杜集，亦未引及三家所編（《蔡箋》、吳本、《錢注》所引"荊作某"，均指安石元豐間編《四家詩選》。四部叢刊景宋本《分門集注杜工部濤》引"劉敞曰"、"安石曰"等，研究者多以為系書賈偽托，不足據）。王洙本以外，宋人得逸杜詩僅四十餘首，三家所記，各有數百首之多。其詩存佚，為杜詩研究長期未決之謎。今按，舜欽所編，早於王洙，安石稍遲，但其時王沬本編成而未刻印，無由獲睹；劉敞所編，年代不明，疑亦在嘉祐前（劉敞卒子熙寧元年）。萬曼先生推測早於蘇王（洙），實誤，敞年輩略後於二人。三家鑒別伕濤，所據均為當時的通行本，即所謂"舊集"。舜欽謂"今所在者才二十卷，又未經學者編輯，古律錯亂，前後不倫。"疑即《崇文總目》所著錄老及王洙所用蜀、孫，鄭三本中的一種，所收詩數必然比王洙本要少得多。舜欽文中引集外詩《大曆三年白帝城放船》及《追酬高蜀州見寄》、安石引《洗兵馬》，今均見二王本，可證。元豐五年，宋誼為陳浩然《析類杜詩》作序（《蔡箋》附）述及："頃者，處士孫正之得所未傳二百篇，而丞相荊公繼得之，又增多焉。及觀內相王公所校全集，比於二公，互有詳略，皆從而為主序，故子美之詩，僅為完備。"正之名倖，為安石摯友。《析類杜詩》不傳，吳若曾引及，《錢注》提到"浩然作某"二十多處，有王沬本未收詩，可知安石所收杜詩未佚。舜欽與王洙有詩文交往，又同因進奏院事件遭貶斥。削籍後，居蘇州滄浪亭。既卒，妻杜氏抱其遺文歸南京，由妻父故相杜衍及歐陽修哀序成集，見歐《蘇氏文集序》及《寶真齋法書贊》卷九杜衍致歐諸帖，歐陽修亦曾董理杜集（見《蔡箋》跋）。嘉祐中，王琪在蘇州聚古今諸集校理王洙本，又得吳江宰裴煜相助，並提供逸文四篇詩五首為補遺。其時蘇集已編成，王琪、裴煜與歐陽修均有較好關係，蘇州刻書時尚有書簡來往。《別集》不被利用，是不太可能的。劉敞與上述諸人，也有較多的來往，所編湮沒不傳的可能性亦不大。韋驤《錢塘集》卷四有詩題作；《簡夫丈昔遺老杜別集而驤以外集當之久而亡去近承多本因以詩請》。驤，皇祜五年（1053）進士，徽宗時卒。可知蘇尊杜有為"當今一人"，惜未見其全集。潤州地當長江、運河交會處，為東南經濟文化的中心之一。樊晃得以就地採摭到大量杜詩，編為《小集》。 　　《小集》雖巳失傳，宋人輯校杜集時，多次引用該集，記下了若干異文，保留了部分面貌。現存各種杜集校語有"樊作某"者，吳本有十五首，《蔡箋》二十首，黃鶴《集千家注杜工部詩史補遺》（《古逸叢書》本，簡稱《補註》）十首，《錢注》五十八首，仇兆鰲《杜少陵集詳註》（康熙刻本，簡作《仇注》）三十九首。去其重複，共得六十二首，相當於原集的五分之一強。（以紹詩計，共九十八首。）今匯目於次：《城西陂泛舟》、《上韋左相二十韻》、《夏日李公見訪》、《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蔡箋》）、《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宇》（以上五首安史亂前作）、《悲青坂》、《哀王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吳本）、《送李校書二十六韻》、《行次昭陵》、《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常客游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至德二載甫自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椽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月夜憶舍弟》、《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新婚別》、《遣興三首》之一、《幽人》、《夢李白二首》之一、《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虔》、《後出塞五首》之三、《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木皮嶺》（《仇注》。以上廿一首入蜀前作）、《江村》、《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見寄》、《村夜》、《贈蜀僧閭丘師兄》、《病桔》、《入奏行》、《楠樹為風雨所拔嘆》、《喜雨》（春旱天地昏）、《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寄題江外草堂》、《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丹青引》、《嚴氏溪放歌行》、《發閬中》、《莫相疑行》、《有感五首》之二、《送陵州路使君赴任》、《奉寄別馬巴州》、《江亭王閬州筵餞肖遂州》（吳本。以上二十首在成都及東川時作《謁先主廟》、《入宅三首》之二、《秋興八首》之四、《復愁十二首》之八（以上四首夔州作）、《秋曰荊南述懷三十韻》、《山館》（以上二首流寓江陵、公安時作）、《白鳧行》、《上水遣懷》、《宿鑿石浦》、《早行》、《銅官渚守風》、《嶽麓山道林二寺行》、《送重表侄王琳評事使南海》、《人日寄杜二拾遺》（高適詩）、《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親友》（以上十首湖南境內作。《小集》原為"以事類"編次，今改作分階段編次，以便考述。凡見於《錢注》者一律不注出處）。雖非全貌，仍可看到樊編《小集》的若干特點：第一，包括了杜甫一生各時期的詩歌。以安史亂後到流寓成都、東川時期詩最多，湖南詩次之，安史亂前與夔州時期詩較少。值得注意的是，現存杜詩三分之一作於夔州，而巳知該集所收僅四首，比例甚微。所收杜甫大曆四、五年湖南所作詩，多達十首，以比例推測，數量當更多。樊晃編集時，去杜卒僅二、三年，地在潤州，距湖南有千里之隔。未睹正集，所獲如此豐富，足見當日杜詩流布之速。第二，兼收各體，偏重古詩。所收各詩以體分，計五古廿三首、七古十三首、五排十一首、五律九首、七律五首、五絕一首。今存杜詩，古詩不及總數的十分之三，五律則佔了將近一半。大曆間詩人，也以五律為最擅長。已知詩數雖不完備，樊晃重古體、輕近體，借杜詩以扭轉時風的意向仍十分清楚。第三、樊晃推崇杜南"有大雅之作"，從此集已知各詩看，有不少反映現實、憂國憂民之作，能夠反映出杜詩沉鬱頓挫的風格。與歷代著名唐詩選本及解放後各種杜詩選本作一比較，可見多數屬於歷來傳誦的各篇。樊晃別擇之精，令人嘆服。此集在唐宋兩代流傳較廣，對杜劉二編北宋中後期尚留存世間。 　　南宋初吳若刊杜集《後記》（《錢注》附）述引用書："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也。"後蔡夢弼《草堂詩箋跋》亦提及"晉開運二年官書本"。開運為後晉出帝年號，二年為公元945年。此本卷數不詳，宋以後公私書志均未著錄。吳蔡突出其為"官本。"顯然不同於私家輯抄傳寫本，其意當為官刊本。值得一提的是，印刷術在隋唐時期雖已開始應用，大規模刊刻書籍則始於五代時期，最著名例子是馮道主持刊刻九經，歷時二十餘年（932-953）方蕆事。開運官本杜集，可列為我國最早刻印書籍之一。杜詩為時人重視，可以想見。 　　各本杜集校語有"晉作某"者，吳本有三十二首、《蔡箋》廿一首、《補註》十五首、《錢注》九十九首、《仇注》四十六首，去其重複，尚得一百十五首。以組詩計，共一百九個二首。雖非全數，尚可窺見該集面貌之一二。今輯詩目如次。《錢注》所引最多，不另注出處。原集編次不詳，今分階段排列，以便考察。 　　安史亂前詩二首：《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夜宴左氏庄》。 　　入蜀前詩廿四首：《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塞蘆子》、《彭衙行》、《九成宮》、《垂老別》、《夏曰嘆》、《貽阮隱居防》、《昔游》（昔渴華蓋君）、《佳人》、《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虔》、《億幼子》、《一百五日夜對月》、《喜聞官軍已臨賊寇二十韻》、《鄭駙馬池台喜遇鄭廣文同飲》、《望岳》（西嶽崚嶒聳處尊）、《日暮》、《曲江二首》之一（吳本）、《曲江對雨》（吳木）、《玉華宮》（《蔡箋》）、《遣興五首》之三（同前）、《佐還山後寄三首》之二（吳本）。 　　成都東川時期詩三十首：《杜鵑行》（"君不見昔日蜀天子"）、《贈蜀僧閭丘師兄力、<<楠樹為風雨所拔嘆》、《觀打魚歌》、《相從歌"贈嚴二別駕》、《陳拾遺故宅》、《謁文公上方》、《棕拂子》、《寄題江外草堂》、《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丹青引》、《嚴氏溪放歌行》、《南池》、《釋悶》、《太子張舍人遺織成錦段》、《西郊》、《徐步》、《寒食》、《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贈別鄭煉赴襄陽》、《絕句漫興九首》之三、《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之五、欠麗春》、《水檻遣興二首》之二、《寄題杜二錦江野亭》（嚴武詩）、《春日梓州登樓二首》之二、《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吳本）、《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吳本）、《大麥行為（《蔡箋》）、《草堂》（同前）、《望兜率寺》（吳本）。 　　夔州詩五十八首：《寄裴施州》、《柴門》、《貽華陽柳少府》、《課伐木》、《催宗文樹雞柵》、《種萵苣》、《憶昔二首》（其一見《補註》）、《八哀詩》之一、之二、之五、之六、之七、《園官送菜》、《寫懷二首》之二、《往在》、《壯遊》、《同元使君舂陵行》、《虎牙行》、《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雨不絕》、《閣夜》、《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之三、之四、之五、《自瀼西荊扉且移東屯茅屋四首》之四、《謁先主廟》、《夔州歌十絕句》之五、之十、《秋興八首》之八、《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復愁十二首》之一、《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之三、《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之一、之二、之三、之四、《能畫》、《孟氏》、《遠遊》、《晴二首》之一、《熱三首》、《九日五首》之二、《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侄三首》之二、《別崔濞因寄薛據孟雲卿》、《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郡王衛公幕》、《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避飛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之一、《江雨有懷鄭典設》（《補註》），《園人送瓜》（《蔡箋》）、《牽牛織女》（同前）、《暇日小園散病》（同前）、《鷗》（《補註》）、《哭嚴僕射歸櫬》（吳本）、《樹間》（《仇注》）。 　　出峽後詩一首：《別張十三建封》。 　　從中我們可看到該集的部分面貌。第一、各類體裁、題材詩皆備。其中雖有《垂老別》、《佳人》、《壯遊》、《八哀》等名篇，廷是比例不高，看不出曾經選擇的痕迹，不似《小集》裁擇精審。第二，僅有詩，無文、賦。第三，與《小集》互見詩僅七首，異文相同者僅一例。二集顯非一線所傳。第四、收有嚴武《寄題杜二錦江野亭》。《小集》已知有高適詩一首。可見他人詩附入杜集，自唐已然，與其他唐人文集同一體例。第五，該集收詩，始於天寶末。以安史亂後到夔州期間痔為多，達一百十三首。其中夔州詩最多，有五十八首，約佔總數的一半。而安史亂前詩僅二首，出峽後詩，僅一首。所收各期詩比例如此懸殊，值得注意。 　　《草堂詩箋跋》述校讎之例．又有"唐之顧陶本"。顧陶，大中校書郎，纂《唐詩類選》二十卷，見《唐·志》。《蔡箋》所據為侗，萬曼先生存而未決，其實即指《類選》。證據為：吳曾《能改齋漫錄》五處引及此書，或稱"顧陶所編杜濤"（卷三、卷四），或稱顧陶《類選》（卷十一）， 《錢注》亦五次引及，或稱《類選》，或稱"頤陶本"，均與曾季貍《艇齋詩話》所引《類選》相合。曾氏引此集杜詩近三十首，實際收數當更多，南宋時或錄其中杜詩單行，亦未可知。另洋下節。 　　另外，見於記載的宋人所見唐五代杜詩抄本，尚有多種。蘇軾《東坡題跋》卷二記他與劉斯立曾於管城人家葉子冊中，得到古抄《杜員外詩集》，張耒《明道雜誌》記王仲至（名欽臣，洙於）·家有古寫本杜詩；《詩說雋永》（《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八引謂王錘曾見唐人寫本杜詩，同書及周紫芝《竹坡詩話》分別記載所見盛度收藏諱"流"字的吳越錢氏時寫本杜詩；黃伯思《東觀餘論》自述曾在洛陽上陽門外佛寺中得到舊抄杜詩冊帙；龔頤正《芥庵隨筆》謂王明清曾在宣城得到南唐李後主建鄴文房藏澄心堂紙抄本杜甫詩三帙。這些寫本，性質當與敦煌所出唐詩殘卷相類似，是杜詩在民間輾轉傳抄的見證。古寫木保留了不少逸詩，文字亦頗多歧異，宋人多已錄出，值得重視。 　　王洙本收杜詩一千四百零五首。後人續搜逸詩，得五十餘首。對此，前人多疑有偽。甚者如金王若虛《滹南詩話》錄其舅周昂語，以為僅三、四首可信，"其餘皆非真木"。實因不明王沬編集時，並未能搜羅完備，不應以諸"集外詩"後出而遽謂為偽。如《蔡箋》附錄朝奉大夫員安字所收逸詩二十七首，為王洙本以後數量最大的一批逸濤。安宇，四川仁壽人，以學自力登進士第，累官朝奉大夫知眉州，事迹附見南宋初員興宗《九華集》卷二十一《員公（安輿）墓志銘》。安輿為其兄，皇祐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與蘇洵、文同交甚厚。因知安宇亦為神宗朝人。諸詩北宋時已出。《李希聲詩話》（《王直方詩話》引，《宋詩話輯佚》失收）謂存"老杜遺詩二十九首"，周紫芝稱收杜逸詩古律二十八首，均與員出相侔。李引《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柳邊》，周引《巴西聞收京》二首，亦見員出。另《逃難》見陳浩然本（據《錢注》）、《遣憂》見顧陶《類選》（據《能改齋漫錄》），亦可證。杜詩在長期流傳中，有偽詩誤入，是不可避免的，需審慎地加以鑒別。以"語似不類"（黃庭堅語）、"淺近"（胡仔語）、"凡淺"（邵寶語）、"詞旨纖仄"（楊倫語）一類標準來考定偽詩，是不足為訓的。 二 　　別集以外，杜詩在北宋前還以多種方式流布世間。試分別加以考述。 　　一、手稿。 　　杜甫書跡，宋人所見有三：王洙曾得到《吹笛》詩稿，（《錢注》引），釋惠洪有《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稿》（《石門文字禪》卷廿七），《漫叟詩話》載奉彭雲曾聽徐俯說見到杜甫《曲江對酒》墨跡。記載均有可疑處，後皆無傳。《蔡寬夫詩話》載："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予家有其父閑所書《豆盧府君德政碑》，簡遠精勁，多出於薛稷魏華，此蓋自其家法言之。"以此推測，杜甫書跡亦當以瘦硬精勁為特色。李白《上陽台》帖近年自海外購回，使後人獲見詩人風采。元陶宗儀《書史會要》卷五謂杜甫工於楷隸行草，但其手跡，雖經海內外學者多方尋訪，迄未有得。現就所知，附輯幾條記載，以供進一步查訪。 　　《錢注》：明初胡儼自稱"常於內閣見子美親書《贈衛八處士》詩，字甚怪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後未見收藏。近人鄧之誠《骨董三記》錄消初許志進《謹齋詩稿·丙申年稿》："少陵《賀城陽王太夫人加壽鄧國太夫人》濤卷，後有山谷跋尾，為宣城蔣氏珍藏物。卷中題廣德元年冬十月，正史本集皆無之。"今杜詩有《奉賀陽城（按；各本杜集皆作"陽城"，新舊《唐書》作"城陽"）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未佚，鄧記誤。城陽郡王為衛伯玉，《舊唐書·代宗紀》載其大曆二年六月始封王，此卷顯屬後世偽造。又香港上海書局1963年版《杜甫》，卷首附影印石刻拓本《野望》與《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行草書，署"杜甫"，注出"四川省射洪縣"。香港書譜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二月出版的《書譜》總第八期亦影印二詩拓本，附梅萼華先生《杜甫和書法》一文，僅謂四川省射洪縣的題刻拓本。原刻今存何處，拓本傳自何人，均未作說明。洪業先生《再說杜甫》（收入《洪業論學集》）據一字之異疑偽，證據尚不足。今按：《永樂大典》卷三一三四引宋人《潼川志》載牛嶠光啟三年（887）《登陳拾遺書台覽杜工部留題慨然成詠》詩，有"工部曾刻石"句，王象之《蜀碑記》卷八載："《圖經》載杜甫題陳拾遺宅詩跋。"《圖經》當指北宋真宗時所修的《梓州圖經》。可見杜甫此詩在唐代確有題書勒石之舉。《野望》有"金華山北涪水西"句，亦作於射洪。石刻書法渾熟流暢，受王羲之影響很深，接近懷仁集王書《聖教序》的風格，為唐代最流行的書體。杜甫曾云："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引》）"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得房公池鶴》）可見其對王書之景慕。他推重的薛稷、李邕，行書亦深受王書影響。他論書重瘦硬通神，亦在石刻中有所反映。經向射洪縣委宣傳部詢問，承告知陳子昂故居文革間遭破壞，現正修復，但杜甫詩刻原石尚未發現，今後將組織人力尋訪。因石刻宋以後不見著錄，來歷不明，尚難遽定真偽。如確系唐刻，將是現能看到的惟一的杜甫書跡。 　　二、碑刻。 　　唐五代刻杜詩碑石，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宋著錄，但從唐宋人其他記載中，可考見的有十幾處。列目如次。（--）《嶽麓山道林二寺行》。唐扶《使南海道長沙》（見《侯鯖錄》卷一）："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原少恩。"即指此詩。唐扶詩長慶末年作。米芾《書史》載裴度（《寶章待訪錄》作裴休）曾書此詩於松板，末時尚存一"甫"字。（二）《古柏行》，長慶四年段文昌刻於成都，見王象之《輿地碑目》卷四及田況《儒林公議》。（三）、《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咸通十一年，陸肱刻於洛陽，見《寶刻類編》卷六。（四）《萬丈潭》，咸通十四年，西康州刺史趙鴻刻於同谷，見《錢注》。（五）《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見前引牛嶠濤及王象之引《圖經》。（六）《游修覺寺》，見宋祁《景文集》卷八《題蜀州修覺寺》注及趙抃《清獻集》卷八《留題修覺山》注。（七）《聞惠子過東溪》，北宋中葉在鳳翔出土，見《東坡題跋》卷二。（八）《過洞庭湖》，北宋末發現於湖中，王直方、李希聲，潘子真三家詩話均言及，見《輿地碑目》卷三。（九）《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九引《雪浪齋日記》。（十）《宴戎州楊使君東樓》，見范成大《吳船錄》卷下。（十一），押天字韻的七言缺題詩，在夔峽道中，見《竹坡詩話》。杜甫峽中七言詩僅《十二月一日三首》之一押天字，未知然否。以上除一二例僅稱石本、碑本，或出北宋時刻，多數為唐人所刻。刻石地域有洛陽、關中、秦州、兩川、夔峽、湖南等地，是杜甫行跡所到處，均曾刻石。其詩為世人推重，並不限於一隅。諸石刻異文，前人有引錄，因其離杜甫時代較近，最為近真。 　　《湖南通志》卷二六四《金石六》著錄"唐懷素書杜詩秋興八首。"稱"石刻在綠天庵"，"此帖亦近人臨摹，不知藍本所出。"香港中外出版社1976年出版《中國書法大字典》亦收此帖。帖末署"壬辰三月二日懷素書。"壬辰為元和七年（812）。懷素生於開元末葉，貞元間尚在世。此帖真偽尚待鑒定。如非贗品，可視為存世最早的杜詩寫本。 　　三、選本中的杜詩。 　　在完整存世的九種唐人選唐詩中，僅韋莊《又玄集》收有杜詩，論者多據以推論杜詩在唐代詩壇受到冷落，不為時人推重（馮至先生《論杜詩和它的遭遇》、曾棗莊同志《論唐人對杜詩的態度》等文均持此看法），其實未盡妥當。首先，見於唐宋各種書志的唐人自選詩（不包括同人倡和集），有四十六種之多，現能看到的完本僅九種，加上敦煌遺書中的四、五種殘卷，只及總數的很小一部分，不足以準確反映一代的認識。其次，選本除有一定的選詩標準外，還受時間、地域，人事諸方面限制。如《珠英學士集》、《搜玉小集》僅收初唐詩，元結《篋中集》僅收私篋所存七位友人詩作，殷墦《丹陽集》僅收潤州人詩，當然都不錄杜詩。姚合《極玄集》以閑淡幽遠為宗，專選王維一派詩作，以至李杜高岑韓柳元白皆不預選。令狐楚《御覽詩》目的在於"集柔翰以對宸嚴"，故只收貞元、元和間的"研艷短章"（毛晉跋）。韋縠《才調集》編選時曾閱李杜集，而杜詩竟不入選。馮舒《才調集評註》以為系"崇重老杜"，《四庫提要》駁其說，認為"實以杜詩高古，與其書體例不同"，持論近是。細審該集選詩，以閑適艷情之作為多，標舉"韻高"、"詞麗"，反映了西蜀小朝廷宴樂文學的欣賞趣味。杜詩鮮涉艷情，多言國事，韋糓只得割棄。再次，選本收詩情況與選老的認識有時並不一致。如顧陶《唐詩類選序》（《文苑英華》卷七一四）稱元白"擅名一時"，"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無所取"，宋人曾慥《樂府雅詞》不選蘇軾詞，則因另集有《東坡居士長短句》。姚鉉《唐文粹》收唐詩近千首（九六九首），僅收杜詩十一首，比例甚微，而該集自序稱"由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可見不能僅以入選詩數論定選者的態度。 　　《國秀集》等三種選本，不收杜詩，情況較複雜，有必要分別作一說明。 　　《國秀集》兼收初盛唐詩。據樓穎序，此集系芮挺章受"秘書監陳公"和國子司業蘇預（後避代宗諱改名源明）囑託而選，收詩止於天寶三載，後中途輟業，由樓穎續成，約成書於安史亂前後。其時杜甫詩名初起，未獲入選，似可理解。需提及的是，此集所收樊晃、嚴維、鄭審，年輩均晚於杜甫，而當時詩名籍甚的李白、岑參，皆棄而不取，芮、樓自作濤闌入，而指使編集的陳、蘇詩卻未編入，可見此集收羅未備，體例上有所迴避。蘇預與杜甫關係密切，開元末曾同游齊趙。 　　《河嶽英靈集》收詩止於天寶十二載，不收杜詩，今人多以其詩名初起為解，似尚可商榷。岑參比杜年幼，王季友、薛據行年與杜相仿，均得入選，何以獨缺杜甫？天寶中，杜甫與高李同游梁宋齊魯，與高岑鍺薛同賦登慈恩寺塔詩，詩名盛極一時。殷璠不收，顯然是有所缺失，不能說明杜詩其時未成熟或無人間津。失收原因，與殷氏所處地域有關。殷墦為丹陽人，曾集潤州十八人詩為《丹陽集》，《河嶽英靈集》亦編于丹陽（《全唐詩》卷六八四吳融《過丹陽》註："殷文學於此集《英靈》"），故集中對在江南吟詠的詩人如常建、李白、劉春虛、王昌齡、儲光羲、王灣等，極致推崇。據樊晃說，直到大曆年間，江東流傳的杜詩仍多為戲題劇論之作。杜甫弱冠游吳越，後從未涉歷。殷墦為條件所限，一不可能全面佔有材料，所見杜詩不合其"風律兼備"的標準，只能闕而不錄。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自序稱收詩"起自至德元首，終於大曆暮年"。恰是杜詩創作的高峰時期。不收杜詩的原因，論者或認為此集收詩專取錢郎為首的大曆詩人，或認為因杜詩"很少歌頌肅、代中興之作"。其實均未允當。高氏自稱"朝野通取，格律兼收"，立旨不似元結、姚合那樣狹窄，雖推許錢、郎，也收孟雲卿、蘇渙等復古詩人之憶集中純屬歌頌中興之作並不多，反叛者蘇渙不滿現實之作得收入，何況寫過"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北征為）一類頌功之作的杜甫呢？其真正原因在於，高氏此集，意在上承《河嶽英靈集》，編次、分卷，均沿殷氏舊例，收詩起始時間，也與《英靈》相接。《英靈》所收詩人李白、王維、岑參、高適、張謂、王季友、薛據等，至德後吟詠不絕，有的活到大曆中後期，高氏均不收錄。入選者均為至德後崛起於詩界的青年詩人。杜甫年輩與高岑相仿，開元間已"聲名頗挺出"（《贈韋左丞》），因而不在高氏選錄之列。 　　今存唐人選詩，僅韋莊光化三年選《又玄集》收有杜詩。該集錄詩三百首，一百四十三家，以杜甫、李白、王維置於卷首，顯寓尊崇。其中杜詩列為第一，入選有七首之多，也是集中之最。韋莊顯然視杜甫為有唐詩人之冠冕。入選諸詩，足以表現杜詩沉鬱風格，鑒擇尚不膚淺。惟僅選近體，不錄古詩，不免遭後人指責。 　　巳佚唐人選本，也有收錄杜詩的記載。宋趙令時《侯鯖錄》卷三云："劉路左車嘗收唐人新編當時人詩冊，有老杜數十首，其間用字皆與今本不同。有《送惠二過東溪》詩，集中無有。"此集性質當與敦煌殘本唐人選唐詩相類。惟集名已佚，無從索考。尤應提出的，是唐宣宗時顧陶所編《唐詩類選》。據該集自序，收詩"起於唐初，迄於近歿"，共一千二百餘首，二百餘家，分為二十卷，為唐人自選詩中規模最大的一種。此集宋代流傳頗廣，南末後失傳。《艇齋詩話》錄該集所收杜詩異文卅四例，共廿七首。（同書錄逸詩《風涼原上作》，各本杜集均不收，洪業先生據詩中既雲"余忝南台人"，又雲"海內方晏然"，疑非杜詩。今按此詩《全唐詩》卷一四一收王昌齡名下，"南台"作"蘭台"。唐高宗曾改秘書省為蘭台，王昌齡開元間任秘書省校書郎。此詩可斷為王作，今不錄。）錄目如次：《重過何氏五首》之三、《冬曰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一百五日夜對月》、《孟冬》、《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天河》、《遣興》（驥子好男兒）、《寄高三十五詹事適》、《酬高使君相贈》、《送梓州李使君之任》、《遣興》（干戈猶未定）、《不見》、《秦州雜詩》之二、《哭李尚書之芳》、《病馬》、《田舍》、《倦夜》、《題新津北橋樓》、《上白帝城二首》之一、《九日蘭田崔氏庄》、《至曰遣興奉寄兩院補遺二首》之二、《奉和早朝大明宮》、《少年行》、《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送韓十四江東覲省》、《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夢李白二首》之一。另《能改齋漫錄》卷十一錄《遣憂》一首。同書及《錢注》錄異文五條，與《艇齋詩話》重出。巳知廿八首詩，僅是有異文及文集不收者，《類選》實際收杜詩，當遠不止此。廿八首詩中，有五律十六首，七律五首，五排四首，七絕一首、五古三首，可看出顧陶的選詩傾向。大中以後，姚、賈詩風靡衍，以至晚唐多數詩人均重律詩，輕古詩，重五言，輕七言，五律尤為時人種尚。顧陶大中間為校書郎，無詩傳世，選詩顯然受到時風影響。所選杜詩，雖有不少憂國憂民的佳作，但如三吏三別，《秋興八首》及七言歌行均不收入，顧陶的鑒賞力似遠不及樊晃。 　　宋初選本，以《文苑英華》、《唐文粹》最著名。《文粹》成於真宗時，前巳述及。《英華》為太宗時編。錄杜文十二篇，詩二百四十六首。收詩數僅次於自居易（二百七十二首），超過李白（二百三十二首）。入選詩五律最多，達八十四首；五古、七古次之，各五十八首，其餘各體較少。雖收入佳作頗多，而三吏、三別未收，《秋興八首》僅錄一首，終為缺憾。其中《瞿唐懷古》、《呀鶻行》、《狂歌行》等詩，王沬本未收，是李防等所據本，有為王洙未及采者。 　　四、唐五代其他著作引杜詩。 　　唐五代人著作提及杜詩者甚眾，引及原文者尚有二十餘種之多，其中有正史如《舊唐書》，筆記如《摭言》、《劇談錄》、《劉賓客嘉話錄》、《蘇氏演義》等，小說如《明皇雜錄》、《雲溪友議》等，詩評如《詩式》、《風騷旨格》等，畫論如《唐朝名畫錄》等，文繁語長，在此不一一引錄。 三 　　最早記載六十卷本杜集的，是大曆中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南。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為東人所知。……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雲。"可知杜甫卒後二、三年間，其集已出，因世亂僅傳於其晚年寄寓的江漢一帶。樊晃身處江東，未獲親見，就地搜集，編成《小集》。"冀求正集"之舉，未存下文。宗文後重返成都，其後裔宋時頗蕃衍，未有家集傳世記載（參呂陶《凈德集》卷二四《杜敏求墓志銘》、《琬琰集刪存》卷二查籥《杜御史莘老行狀》）。宗武子嗣業奉父遺命於元和八年歸葬杜甫於首陽山，經江陵請元稹作《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文中竟未提到有集傳世，似非元稹失書，而是其時宗文宗武所持正集已不存。元和七年，元稹作《敘詩寄樂天書》稱"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指早年所得。自居易元和十年作《與元九書》謂"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元白頻通聲氣，元稹所得不會超過此數，而千餘首尚不及現存數。唐人讀過杜集者很多，韓愈、杜牧、羅隱、貫休等均在詩中提及，惜未有具體記載。晚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下云："杜詩"畏人千里井"註："諺云：千里井，不反唾。""。引詩見《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宋以後各種杜集均無此自注，注家多引《玉台新詠》、《資暇集》、《金陵記》以作釋。可知唐時杜集的點滴情況。《舊唐書．杜甫傳》載："甫有文集六十卷。"系從他處移錄，並非後晉時尚存。晉開運官本杜集南宋治杜者尚引用，絕非六十卷本，可證。以後蘇舜欽、王洙、歐陽修、鄭樵提到六十卷本，又系轉錄《舊唐書》和樊晃的記載。 　　杜甫全集的失傳，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項重大損失。應該感謝宋代學者在搜集整理杜集上所做的巨大努力，使"亡逸之塗"的一千四百五十餘首杜詩尚能存留後世。在唐代詩人中，杜詩存世數僅次於自編全集存世的白居易，確實顯示了其本身潛在的巨大生命力。然而，要研究杜甫一生詩歌創作的全貌和思想藝術發展的完整過程，研究者不能不因全集失傳和記載闕如而感到遺憾。 　　以下試圖綜合前兩節的一些結論，利肘有關的零星材料，對杜甫原集的詩數、編次及散佚狀況，作幾點推測，以供杜詩研究者參考。 　　蘇舜欽以為宋初杜詩已"墜逸過半"，王觀《芍藥譜·後論》、黃庭堅《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豫章黃先生文集尹卷二十八）謂杜甫一生作詩"數千首"，其實均是未見六十卷本的推測之詞。唐時書籍多憑抄寫流傳，卷次分合有一定的限度，卷數與詩數的多少有一定的聯繫。六十卷杜集中當然有一定數量的辭賦雜文，但杜甫不以文名世，卷數不會很多。今以五十卷為詩推算。樊晃編《小集》六卷，收詩二百九十首。以此推測，杜甫全集收詩約二千五百首。以現存的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杜牧《樊川集》、張九齡《曲江集》、陳子昂《陳伯玉集》、李賀《歌詩編》、權德輿《權載之集》等六種基本保持原狀的唐集為例，平均每卷收詩數在四十首到七十首之間。每卷詩數近體詩較多，長篇古詩及排律則少些。今存杜詩中五七言律絕詩超過三分之二。據此推測，六十卷集收詩當在二千五百首至三千首之間。綜合以上兩方面估計，已亡杜詩數在一千首以上，是不成問題的。 　　亡伕杜詩情況如何呢？天寶十一載，杜甫《進雕賦表》稱："自七歲所作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存此前作杜詩，僅三十餘首。我們雖不能肯定早年所作千餘首詩筆（筆指文）皆收入六十卷集，但可以斷定早期杜詩亡逸數量相當巨大。見於記載的亡篇有：《壯遊》："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此幼作而失傳者。天寶初，社甫與李白、高適同游梁宋齊魯，歷時一年多，僅存《贈李白》二首。李白存《沙丘城下寄杜甫》、《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及《戲贈杜甫》等詩，高適存《同群公題鄭少府田家》、《同群公題中山寺》、《同群公出獵海上》、《同群公十月朝宴李太守家》、《同群公題張處士菜園》、《同群公登濮陽聖佛寺閣》等，所賦無同題之作。杜甫《昔游》憶及與二人同游單父台，《遣懷》述同游吹台，有"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句，是凡登覽皆有賦詠。晚唐吳融《題兗州泗河中石床》（《全唐詩》卷六八六）註："李白杜甫皆此飲詠"。僅此次同游逸詩目已在十首以上。安史亂後杜詩，也有亡佚記錄。如趙鴻《栗亭》宋人註："趙鴻刻石同谷曰："工部題栗亭十韻，不復見"。蓋鴻時已無公詩矣。"（《古逸從書》本《集注草堂杜工部詩外集》附）鴻，咸通間人。栗亭在同谷，杜甫《木皮嶺》有"首路栗亭西"句，可證。仇兆鰲據郭受《社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及杜甫酬謝詩意分析，以為"公必先有詩寄郭．故受作此以答，但原詩未載集中。"可信。仇氏從《合壁事類》等書輯杜逸句，因原書題名多誤，未必可靠，但如《楊文公談苑》載杜句"狨擲寒條馬見驚"，當可信。《增修詩話總宅前集》卷十六引陶岳《零陵總記》錄杜陵《朝陽岩歌》，仇兆鱉因杜甫游跡未嘗至永州而疑為後人所託。今按，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辨證》卷五《五代史補》考證，陶岳為祁陽人，雍熙二年進士，約仁宗初年卒。岳時代較王沬為早，所錄當別有所據，尚難遽斷為偽。杜甫是否到過永州，其詩是否一定作於永州，均有待考證。宋初杜詩抄本較多，必有秘而不宣以至亡佚的。 從現存各時期杜詩中，也可窺見佚詩情況。早年詩大量亡失，巳見前述。《峽中覽物》詩自述："曾為椽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追憶華州司功任上詩作較多。但他從乾元元年六月出赴華州，至次年秋棄官，在華州一年有餘（中間曾赴洛陽）。存詩僅三十二首。棄官後往秦州，復經同谷入川，三月有餘，存詩達百餘首。這種內在牴牾說明，華州詩已大量失傳。再如，杜甫在夔州近兩年，存詩四百餘首，進入湖南後，亦近兩年，存詩僅九十餘首，懸殊甚明顯。從存世各階段詩精雜情況看，存詩較多階段，如立朝時及成都、東川、夔州時濤，均顯得精雜並存。而存詩較少的華州詩，則多數為名篇。早期詩尚未成熟，存詩除投贈干謁之作（此類詩頗受時人器重）外，也頗多佳作。另如安史亂起到陷賊居長安約一年半，存詩僅三十三首，數量較少，名篇卻超過半數。這些階段的詩作都可看到曾經審擇的跡象。杜詩存佚的這一狀況，與其原集的編次與散佚，有著必然的聯繫。 　　萬曼先生認為，杜甫年譜創始於北宋中期的呂大防，杜詩編年則始於北宋末葉的蔡興宗、黃伯思（萬先生系黃本於1136年，即紹興六年，誤將李綱作序之年作為黃本成書之年。據李序，紹興六年黃氏歿已十七年，成書當在北宋末），至南宋魯訔、黃鶴等人始蔚為大觀。蔡、黃（伯思）二本失傳，魯訔本雖不存，《蔡箋》及南宋坊刻《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貴池劉氏景宋本）均據魯氏編年。其實，黃、魯二人並非杜詩編年的創始者。據李綱序，黃伯思有感於"杜詩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梁溪集》卷一三八）魯訔《編次杜工部濤序》（《蔡箋》附）說："余因舊集略加編次，古詩近體，一其後先。摘諸家之善，有考於當時事實及地理、歲月，與古語之的然者，聊注其下。"可見二人所做編次工作，只是打破舊集古律詩分列的次第，完全按年次排列。而今存二王本、吳本及稍晚的郭知達《九家集注社工部詩》雖分成古體、近體兩大類，每體又分別按寫作年代排列。王沬、王琪、吳若、郭知達均未做杜詩編年工作，那麼，各本杜詩編年的依據何在呢？ 　　從以下幾方面證據推測，六十卷本杜甫原集曾經過杜甫本人的整理，編次方式應是以寫作時間為序或分體後再以寫作時間為序的。 　　證據之一是，樊晃在杜甫死後二三年間，即獲悉六十卷正集流行於江漢一帶，可知杜集編成行世與其去世差不多同時。如待其死後方由他人哀理成集，不會如此迅速。因此，杜甫生前已將詩文董理成帙，死後由宗文、宗武結集傳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證據之二是，現存杜詩自注中，有不少重加整理的痕迹。試舉若干條如下（均據二王本、吳本，後世杜集刊落較多）；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大雲寺贊公房》："時西郊官軍拒逆賊未已。" 　　《官定後戲贈》："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參軍。"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時任華州司功。" 　　《奉寄別馬巴州》："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 　　《憶弟二首》："時歸在南陸渾庄。" 　　《奉寄別章梓州》："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這類句式的自注，共有十九例，均為追述口氣，恐後人不明詩旨而加。 　　《新安吏》："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寄題江外草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倚杖》："鹽亭縣作。" 　　《舟前小鵝兒》："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 　　《聞高常侍亡》："忠州作。" 　　此類注共有十三處，也是後來追加的。 　　《傷春五首》："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說旱》："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日，奉此說。"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處士》："隴西公即漢中王瑀。" 　　前二條甚為明顯。據《舊唐書·睿宗諸子傳》，李瑀為玄宗長兄李憲之子，初為隴西郡公，安史亂起隨玄宗入蜀，始封漢中王。 　　《苦雨……》作於天寶間，注為杜甫晚年所加。今存杜詩中，在夔州有小胥抄詩的記載，湖南有整理書帙的紀事，沒有留下自編文集的記錄．上引諸自注說明杜甫晚年曾自理過詩文，具體年代巳不可考。 　　證據之三是，若干杜詩自注有準確的記時。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作。"《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天寶十五載五月作。"《三川觀水漲二十韻》："天寶十五年七月中避寇時作。"《發秦州》："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十二首。"《發同谷縣》："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諸注敘時間準確到月日，王沬、王琪是不可能臆加的，顯然出於杜甫之手。從中可看出杜甫對詩篇寫作年代極其重視，自編詩集，是可能按年次編排的。從秦州到同谷、從同谷到成都的各十二首紀行詩，從自注和二王本編次來看，在原集中顯然是按寫作先後排列在一起的。 　　證據之四是，王洙《杜工部集記》謂所編社集分古近二體，"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為先後，分十八卷"。今存二王本，古近二體都依寫作先後為序，雖在具體篇章的先後次第上，遠不及清人考證之綿密，但總的來說，編排處理是恰當的。王沬曾參考杜詩及《唐實錄》，考索杜甫生平，駁正《舊唐書》的錯誤，並未詳細考證每一首杜詩的年代。王琪僅在王洙本基礎上，用三個月時間做了些增補校理工作。二王本的編次，顯然有所承繼。據前文考證，王洙所據本之一的蜀本，巳為編年本，是杜詩編年唐時己然。二王本卷二《述懷》下註："此已下自賊中竄歸鳳翔作。"同卷《北征》註："歸至鳳翔，墨制放往鄘州作。" 　　兩詩間僅隔並非鳳翔作的《愊仄行》一首。從抵鳳翔到歸鄜州間杜詩，今存十餘首。王本的編次方式，與某些北宋人文集如王禹偁《小畜集》、蘇舜欽《蘇學士集》、歐陽修《居士集》、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集》等是一致的，與編年的蜀本不同。《述懷》注與二王本的編次不合，顯然不是二王所加，而是從編年本杜集中移錄下來的自注。今存唐人舊集，尚存唐時編年舊規的，有白居易、韋莊、韓偓三人詩集。《白氏長慶集》系白居易晚年手定，詩分四門，每門下又不同程度地按年編排。編年方法或明註："自此後詩，為畿尉時作。"自此後詩，江州路上作。"或注年歲："元和十二年作。"時年十五。"或僅注宮守，"時尉盈匡。""時為校書郎。"或注時事："時淮寇初破。"（引文分別見該集卷十二至十七）韋莊《浣花集》為其弟韋靄編。據夏承燾先生《韋端己年譜》考證，全書按作詩年代編次。今本雖經後人析為十卷，原序未變。如卷二首詩註："庚子季冬大駕幸蜀後作。"卷四首詩註："浙西作。"卷五首詩註："時在婺州寄居作。"卷九首詩註："及第後出關作。"均統括每卷作詩時地。韓侶集較複雜。胡震亨《唐音戊簽》卷七五謂其離朝入閩後詩"皆手自寫成帙"。嘉祐中其裔孫韓奕取其早年詩附後，故僅其自定本為編年本。《戊簽》分體編次，已非舊觀。《四部叢刊》影印舊抄本《玉山樵人集》分體後復刊落多數自注。惟《全唐詩》所據本尚存初貌。其編次或直書："此後庚午年。""此後在桃林場。"或僅記時間："丙寅年作。"或僅記地點："在湖南。"在醴陵，時聞家在登州。"或年次地點並述。各集編年記寫作時地的自注，與上引各例杜詩自注體例基本一致。孟檠《本事濤》謂杜詩"當時號為詩史"，恐不僅因杜詩善紀時事，而且其集以年系詩，天寶大曆間史事，歷歷可睹，故有此稱。 　　王洙編杜集時說："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摭，非當時第敘矣。"所謂"亡逸之餘，人自編摭"的各種杜集，最早依據應包括兩部分，一是杜甫生前已流傳於世的作品，一是六十卷本原集的散存部分。後者雖無存世的記錄，絕不至於完全湮滅，否則一千四百餘首詩能在二百七十年後重新結集，是難以想像的。現知部分面貌的唐五代杜集，僅樊編《小集》及晉開運官本兩種。前者曾經樊晃以"大 　　雅之作"的標準加以裁擇，兼收各階段詩，惟夔州詩較少。後者則不同，安史亂前和出峽後詩都只有一兩首，夔州時期詩獨詳，約佔半數，所收詩看不出別裁的痕迹。這一現象提供了前述杜詩存佚狀況形成原因的重要線索。如前考證，六十卷本杜集是經過杜甫本人整理的，收詩按寫作時間為序的文集。全集散出後，如果部分卷次得以較完整地保存下來，部分卷次則散逸不存，勢必出現某些階段所作詩保存較多、某些階段存詩甚少的現象。宋人重輯杜集時所能得到的杜詩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未經選擇的杜集殘帙，晉本收詩較多階段與今存詩較多階段基本一致，可能即屬此種。王洙所取用蜀本及其他幾種卷帙較大的杜集，可能也屬此種。王沬所編本在年次上錯誤較多，是因他重加編次又綜合各集造成的，但其所據有早期本為據，仍有值得重視之處。另一部分則經過前人的選擇，其中有樊編《小集》一類經過精擇的別集，有盾至宋初各種選本收錄的詩篇，有宋人所見的各種"人自編摭"的傳抄本，以及杜甫手稿、碑刻、法帖等。這部分詩數量雖較少，但經多次鑒擇，反覆流傳，保存了較多佳作。前述存詩較少而較精的幾個階段的杜詩，當因原集有關卷次失傳，僅靠各種選本得以部分留存。這一點，對於研究杜詩創作發展過程和分階段的成就，是值得注意的。 　　本節所述，多為推測疑似之詞。杜甫原集久湮，文獻無征，而要深入研究，不能不追溯本源。故不揣淺陋，略陳管見，以期引起進一步的探討。 四 　　作為盛唐詩歌集大成者的杜詩，在唐人心目中究竟處於怎樣的位置？對唐代中後期詩產生過什麼影響？長期以來，由於杜詩在唐五代流傳情況不明，研究者僅僅根據同時人稱述和唐人選杜詩的數量，認為杜詩在唐代中後期大部分詩人中受到了冷遇；因而對杜詩給予中晚唐詩歌的巨大影響缺乏應有的認識。有流布才能產生影響。本節擬綜合前文考述的結論，考察杜濤在杜甫生前和死後近三百年間，在社會各階層和各流派詩人間的流傳情況，作為進一步研究杜詩給予宋以前詩歌影響的基礎。 　　杜甫作詩始於少年時代。青年時期鋒穎嶄露，得到前輩作者崔尚、魏啟心、李邕、王翰的推許，他自己也認為已逼近屈原、賈誼、揚雄、曹植等歷史上偉大作家的牆壘。天寶年間，所作詩筆已逾千首，自謂"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進雕賦表》）。自期雖有誇大，多數仍應屬實。這一時期，他曾與北海太守李邕酬唱論詩，得到太常卿張大自的提攜，尚書左丞韋濟常在僚屬中稱賞他的詩篇，更重要的是與盛唐第一流大詩人李白、王維、高適岑參等人締結了詩交。從盛唐詩人的幾次盛會，可看出杜甫當時在詩界的地位。一是天寶初年與李白、高適同游梁宋及往北海訪李邕，歷時一年多；二是天寶十一載秋與高適、岑參、儲光羲、薛據諸人同賦《登慈恩寺塔》詩；三是乾元元年與王維、岑參同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詩。這三次盛會與著名的旗亭唱詩故事，是盛唐文學史上值得紀念的大事，後人多以此鑒定一時詩人的高下。與杜甫同時吟詠的七人，有六人詩收入《河嶽英靈集》。杜甫儕身其間，濤作並不遜色，其當時地位並不因殷墦失收而有所貶損。有的研究者根據時人贈社詩篇中很少讚揚其詩作的現象，認為杜甫生前在詩壇受到冷遇，顯然忽視了杜甫獲交眾多大詩人，首先是確立在詩歌交往的基礎上。杜甫在詩中給予前代和同時詩人以中肯批評和高度評價，開了以詩論詩風氣。杜甫以前，以詩品詩、相互推許的風氣尚未盛行，李白和王孟高岑詩作中對杜詩很少稱譽，相互間稱賞詩作的例子也不多。杜甫不持文人相輕的陋習，提供了文學批評的新方式。不能因此而得出相反看法，忽視了杜甫當時的詩譽。 　　安史亂後，杜詩沉鬱頓挫的藝術風格逐漸成熟，並取得與李白齊名的地位。入蜀後，其詩受到的稱譽日高。任華《雜言寄杜拾遺》（《又玄集》卷上）謂："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個，諸人見所作無不心膽破。"系述杜甫客居長安時詩聲。又說："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詞，吾怪異奇特相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為。"可知杜甫入蜀，其詩在長安仍有流傳。任華又盛稱杜詩風格雄偉，足使"曹劉俯仰慚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任詩僅存三首，另二首為《雜言寄李白》、《懷素上人草書歌》，贈詠三人正為唐人稱許的"又星酒星草書星"。（裴說詩）可謂卓識。其贈李杜二詩，題同，體同，遣詞造語亦相類，為一時之作，可視作《舊唐書·社甫傳》"天寶末詩人李白與甫齊名"的佐證。同時，社甫的幾位友人也留下了推許其詩的作品。在西川，嚴武稱杜甫"最能詩"（《巴嶺答杜二見億》）。在湖南，韋迢稱他"大名詩獨步"（《潭州留別社員外院長》），郭受稱道其"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社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三詩均見杜集附錄）。這一階段，杜詩在社會上流布已較廣泛。郭受同詩謂杜甫"新詩海內流傳遍"，今人或疑誇大不實，恐不然。杜甫《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叮囑："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泛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時關照："捋詩莫浪傳。。杜甫不願詩作流傳，應有所顧慮，從中可知杜詩當時確已"萬人傳"、"浪傳"了，否則何必反覆叮嚀呢？ 　　杜甫死後不久，六十卷集行世，因戰亂頻起，在江漢流傳未遠，即散佚不傳。同時的大曆十才子熱衷舉業，奔走權門，杜詩似未引起他們注意。元結、沈千運為首的復古派詩人，吟詠持續到大曆以後。其中孟雲卿、王季友、張彪與杜甫有詩歌往還；元結天寶六載與杜甫同應詔試被黜，但兩人直接交往卻不見記載。村甫在夔州作《同元使君春陵行》，可能因孟雲卿得見元詩。雲卿旋離荊州赴南海，元結在道州有詩文送之，有可能獲見杜詩。僻處江東的樊晃，為杜甫身後第一個知音，收集社詩，細加審擇，編成《杜工部小集》，為杜詩保存和流傳做了有益的工作。所收偏重古體，與元結一派看法接近。 　　貞元以後，李杜齊名，為舉世推崇和師法。從有關記載看，杜詩在中晚唐社會各階層都有流傳，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朝廷中，得到不少著名政治家稱賞。憲宗時名相裴度曾為杜詩書板，殘跡宋時猶存。封疆大員唐扶、沈傳師曾追和其《嶽麓山道林二寺行》。韓愈《順宗實錄》卷五載，永貞革新首腦王叔文當革新垂敗時，反覆吟誦杜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以抒悲憤。皇帝中也有杜詩愛好者。《舊唐書·文宗紀》載，文宗好作詩，常吟誦杜甫的《曲江行》（即《哀江頭》），從中了解到開天盛世曲江一帶的繁華。社會下層也能看到杜詩的傳布。高彥休《唐闕史》有潞妓鉛正殘闕杜詩事，即一例。佛門緇流中宗杜者亦不乏其人。懷素書《秋興八首》，其真偽尚待考證。晚唐詩僧貫休有《讀杜工部集》二首，齊已憑弔杜墳詩多達三首，皆可證。宋人整理杜集時可找到十多種古本，見於記載的唐五代杜詩碑刻也達十多處，均可見其流傳之盛。 　　更值得注意的是，杜詩在中晚唐詩人中流傳殆遍，影響巨大。 韓愈貞元十四年作《醉留東野》（《昌黎先生集》卷五）追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常恨二人不相從。"所謂"昔年"，當指其宣城讀書或京兆應試時，已熟諳杜詩。時距杜卒僅十餘年。韓愈詩文多次以李杜並稱，至有"光芒萬丈"之比，其詩力學李杜，於二人成就之外另闢蹊徑。宋人每以杜韓為法，由學韓而溯杜，可見其間關係。與韓並稱的孟郊，一生貧苦，經歷吟詠，與杜甫相近。宋初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謂"孟郊得其氣焰"。其存詩僅一處以李杜並提，未留下更多記載。 　　稍晚於韓孟崛起於詩壇的元稹自居易，從思想深度和藝術發展方面，給予杜詩以超過李白的評價，並在一定範圍內搜集了較多數量的杜詩。元稹認為杜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所獨專矣"（《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是集古今大成之作。白居易《與元九書》推重杜甫的"《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元稹《樂府古題序》（《元氏長慶集》卷二三）也認為："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他們的新樂府創作，從體例到內容，都受到杜詩的啟發和滋養。元好問詬責元稹推崇杜甫的排比聲韻之作，有"可惜微之識斌琺"之嘆，實為片面之詞。 　　韓白兩派以外的中唐詩人，也程度不等地受到杜詩熏育。劉禹錫刺夔數年，《竹枝詞》和一些古律詩風格神近杜詩，而集中無一語及杜。幸其門人韋絢撰《劉賓客嘉話錄》中，記錄有他平日研討杜詩的見解，如謂杜甫、王維、朱放所作九日詩，均用茱萸，"杜公為最優也。"又謂自作《秋水詠》，《石頭城下作》"有愧"於杜甫的《過洞庭》（今題<<清明二首》之二）。可見其學杜之勤。張籍樂府詩關心民瘼，渾成簡樸，逼近杜壘。五代馮贄《雲仙雜記》云："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語固誕妄，其對杜詩之推崇尚可窺見。今人方管《讀杜瑣記》（載《杜甫研究論文集》第三輯）揭示了李賀詩歌在遺詞造語及意境提取方面學杜的隱脈，見解頗允。李賀雖從未言及杜甫，而杜詩有《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餘下沔鄂》，晉肅為賀父，則其間本有脈絡可尋。 　　會昌大中間詩人以後世稱為"小李杜"的李商隱、杜牧最著名。二人詩諷均近杜甫。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樊川文集》卷一）云："李社泛浩浩，韓柳摩蒼蒼。"在歷史上最早把李杜韓柳並提，視為唐代詩文的最高成就。其《讀韓杜集》（同前卷二）對二人推崇備至："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商隱《樊南甲集序》（《李義山文集》卷四）稱時人目其所作為"韓文杜詩"，都已開了蘇軾以杜詩韓文顏書為古今"集大成"說的先聲。商隱雖主張"李杜操持事略齊"，（《漫成五章》，《李義山詩集》卷六）而善以詩言時事，寄慨寓憤，似更近杜甫。其詩擬杜之作甚多，七律尤得杜律精神。 　　晚唐詩人幾乎無人不談杜甫，只是學社的著眼點各有不同。羅隱、杜苟鶴、顧雲等頗師杜詩刺時憂民處（羅有《題社甫集》，顧詩有"杜甫歌詩吟不足"句），皮日休、陸龜蒙除這點外，還在長律、吳體等詩體上有所發展。韋莊編《又玄集》以杜為冠，入蜀卜居杜甫浣花故居，詩集稱《浣花集》，有祖述之意。所作喪亂詩，多受杜甫影響。閑適詩人司空圖、吳融、鄭谷等人，似更服膺杜詩的韻律，所作亦間有杜詩的遺風逸響。晚唐影響最大的是姚合、賈島一派詩人。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以為"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這是宋初姚賈詩盛行時的認識，可惜今存姚賈詩未留下明確記載。晚唐姚賈后勁李洞、曹松等，均有詩述及杜甫。杜甫五律閑適詩狀物抒情的細緻精微，對擴大他們幽微細碎情趣的表現，也能產生一定的作用。 　　五代詩風只是晚唐的延續。其時，中原的後晉有官本杜集行世；吳越的杜詩寫本入宋仍為人收藏；荊南的孫光憲曾序行杜詩，西蜀的韋縠曾得閱杜集；蜀本杜集二十卷王沬嘗據以輯校；南唐抄本社詩一直保存到南宋；自南唐入宋的鄭文寶有刊《少陵集》之舉。可見即使在戰亂的年代，杜詩仍在全國相傳不衰。其間未出現傑出的大詩人，故杜詩的具體影響可不予贅述。 　　宋初七十年間，以淺俗為特徵的白樂天體、以姚賈詩為代表的晚唐體和標舉學李商隱、以富麗典雅含蓄為特徵的西昆體，相繼為時所尚。除少數有識者外，杜詩不大為世人重視。蘇舜欽所說"不為近世所尚"，即指這一時期。仁宗初年歐梅倡導詩文革新後，杜詩的價值重新為世人認識。學習、整理、研究杜詩的風氣勃然興起，形成前所未有的盛況。杜甫很快就被推尊為"詩聖"，以後曆元明清各朝都未動搖其地位。 　　王禹偁《日長簡仲咸》（《小畜集》卷九）詩說："子美集開詩世界。"這是時距唐代不久的宋初人對社詩的評價，他清楚地看到了杜詩在唐詩發展中承先啟後的偉大影響。當然，我們無須諱言以下事實：杜詩在唐代的流傳，遠不及宋代的廣泛，杜詩為唐人推尊，也未達到宋代舉世尊為極則的程度。這是由於兩個時代的不同特點造成的。唐代印刷術的運用，遠不及宋代的普遍。書籍靠抄寫流傳，必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唐代詩人思想自由，多主張博採兼收，不象宋人那樣有意識地形成宗派，推尊盟主，以一兩個詩人為追仿的宗主。從本文提供的大量史料出發，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杜詩在唐五代的流傳極其廣泛，受到唐代有成就詩人的普遍推重，並對中晚唐詩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研究杜詩對中晚唐詩歌的影響，是一個很大的論題。本文只是在考察杜詩流傳情況時簡略述及，不可能展開論述，這是需要說明的。 　　一九八○年一月初稿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稿 　　作者附記：《日本國見在書目》有《杜員外詩集》二卷，為唐代杜詩流傳至日本之證。《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1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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