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新民說》：從「天下大同」到「民族國家」

19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世紀初，面對西方的衝擊，儒家經世致用理想受到嚴重侵蝕，晚清的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新的思想和政治方向。梁啟超作為這一過渡時期的關鍵人物，既繼承了中國文化傳統，又從西方現代文明中尋找借鑒。他在《新民說》中提出了一套新的人格理想和社會價值觀，對20世紀中國的許多思想流派均有極大的啟發。

張灝先生是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五四之子」殷海光的學生，承接了五四精神的火種——以民族、國家之命運為終極關懷，又繼承了史華慈先生細微而複雜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採取了一種與列文森不同的研究路徑，熔思想性和求實精神於一爐，追述梁啟超從儒家經世致用理想到新的國家和國民思想之轉變，並以此為紐帶，從內部探索晚清儒家思想的變化，考察巨變時期的中國如何在思想文化領域從傳統逐漸邁向現代。

無論是梁啟超在晚清時期的宏觀構想，還是張灝在二十年前的國族關懷，直至今日，對絕大部分的中國知識分子依然有著持久的吸引力。在似乎遠離了一般意義上的國家危機的當下中國，一方面，世界局勢的諸多動蕩讓我們無所適從，對原本就心存費解的西方普適價值產生了種種懷疑。另一方面，在國內，大眾對樸素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缺乏邊界的濫用又催生出新的命題。在這個虛無與混亂的時代，我們試圖從來自上上一個混亂時代的先賢那裡尋找「真問題」，再從來自上一個混亂時代的前輩那裡尋求「真解釋」。

本文節選自《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第六章《新民》之「民族主義和國民理想」小節，感謝三輝圖書授權。

張灝

正如我們看到的，1902年梁著手撰寫有關道德革新方面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要發展他所稱的公德。公德的核心仍然是群的概念，這一概念在他流亡前的改良主義文章中即已佔有突出的位置，並且，幾乎在1898年他在日本重操雜誌活動之後，梁又再次提出群的概念，呼籲海外中國商人組織一個具有凝聚力的團體。重要的問題是，梁現在所謂的群是指什麼？首先，作為合群思想的一個重要含義，即團結一致的團體精神的進一步發展，群指一個近代國家的公民對他的同胞懷有一種強烈的團結意識，以及具有組織公民社團的能力。群作為上述意義的一種民德，必然不只對長期形成的、普遍的自私自利表示強烈的厭惡——梁將自私自利看成是傳統文化過分強調修身的一個結果，而且直接反對傳統社會中盛行的各種形式的原始情感。這些原始情感阻礙中國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央集權國家，「政權外觀似統一，而國中實分無量數之小團體，或以地分，或以血統分，或以職業分」。這些製造分裂的原始情感的盛行，有時甚至使梁懷疑中國是否仍停留在部落社會階段，而沒有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

不管梁對中國社會分裂的本質和傳統文化中缺乏公民團結是如何了解的，在他的文章中找不到像在後來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章中出現的那種情況，即將中國的家庭制度斥為一塊妨礙中國社會公民凝聚力的絆腳石。這在梁對中國傳統家庭制度的核心——「孝」的價值觀的態度中十分清楚。梁並沒有否認孝是發展新的政治忠誠的一個文化障礙，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固然他有時似乎認為孝可以作為新的群體認同和政治忠誠的一個基礎。但如果人們注意到梁生活在孝被看成是民族主義的一個十分有用的支柱的明治末期的日本這一事實，那麼梁的這一態度便不至過於令人驚訝了。

群作為與同胞懷有團結協作精神的公民美德，其本身並沒有表明它所指的政治共同體的屬性。我們必須注意梁在流亡之前的文章中群的概念的矛盾性。在那裡，群既指國群，同時也指天下群。現在要回答的關鍵問題是，梁的群的概念是仍保留了那種矛盾呢，還是已成為一個成熟的民族國家概念？

無疑，1902年當梁撰寫《新民說》的時候，群對他來說已明確地是指民族國家思想。但群從一個矛盾的概念轉變到明確清晰的國家共同體思想，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為，儘管民族國家思想在梁到日本後不久的文章中十分突出，但他並未馬上放棄康有為的三世理論，他仍期待未來太平世天下大一統局面的出現。但是早在1901年，梁就已明確地批評這種天下一統的思想是不切實際的。到他撰寫《新民說》時，他猛烈地抨擊這種思想阻礙中國發展成為一個近代國家。梁認為，世界主義、大一統和博愛理想在道德上是崇高的，但它們與梁現在所認識的人類社會進步所必需的競爭價值觀相對立。在這一問題上，天下遭到擯棄，而國家則被奉為忠誠的極點。梁說，人們的忠誠達不到或超越國家這個極點，都是野蠻的象徵。在這一問題上，民族國家對梁來說為「最上之團體」。

梁服膺民族國家理想得到了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核心的新的世界秩序觀的支持。在考慮到傳統的中國世界秩序觀是由儒家士紳設計出來的時候，一般必須區分兩個層次。就哲學層次來說，支配中國人世界秩序觀的是天下大同的烏托邦理想，正如王陽明所說的天下一家。但就政治層次或一般層次來說，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則為中國中心論的意象所支配。在中國中心論的意象中，中國被設想為由無數不同類型的附屬國圍繞的世界中心。不管這兩個層次之間有多大的差異，它們的共同之處，都是大一統的理想，在前者為天下一統，在後者為有等級的一統。

然而，在19世紀，中國中心論的世界秩序觀逐漸被西方國家在東亞的擴張所摧毀。就天下一統觀來說，由於它在儒學中主要被作為哲學上的最高理想，它與政治現實的關係肯定不如中國中心論的世界秩序觀那樣密切，因此它仍未受到多大觸動。晚清思想的一個有趣特徵是，在力圖適應因西方擴張而形成的新的世界現實中，在一些中國士紳身上出現了一種求助於天下大同哲學觀的明顯趨向。事實上，康有為的天下大同思想和譚嗣同的仁的世界觀就是這種趨向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到19世紀末梁成為思想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的時候，阻止他承認國家為「最上之團體」的，不是早已被西方擴張擊碎的中國中心論的世界觀，而是天下大同的道德觀。

我們已看到，梁到日本後如何終於逐漸擯棄天下大同理想而認同民族國家思想。然而，1902年新民理想形成的意義，並不局限在一個成熟的民族國家思想的出現，它還表達了一種新的世界秩序觀，這種新的世界秩序觀為中國人所久已認識但從未接受的政治現實增添了某種意義和合理性。

梁啟超

梁設想的這一新的世界秩序觀是與傳統的世界秩序觀相對立的。首先，他正視一個由許多不同民族和種族組成的世界。梁指出，整個人類可分成五個不同膚色的種族，即黑色、紅色、棕色、黃色和白色人種。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這些種族自然是在彼此相互聯繫中發展的。但他們不是和睦相處，而是經常致力於殘忍的種族間的生存競爭。對梁來說，這些種族間的競爭是無可指責的，它們是由世界的自然法則所支配的人類歷史的無情事實。這些競爭的結果，是人種可被劃分為兩個主要的變種，即有歷史的人種和非歷史的人種。前者指那些組織成團結一致的群體，並因而具有在人類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能力的種族；後者是指那些沒有結合成團結一致的群體而經常被其他種族征服的種族。在所有的人種中，只有白色和黃色可被稱為有歷史的人種，而所有其他種族均屬非歷史的人種。

梁接著強調說，有歷史的人種可進一步分為兩部分，即有世界史的和非世界史的人種。前者指有能力將他們的統治擴大到疆域之外，並通過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而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民族；後者顯然指那些在人類歷史中不能扮演這種角色的民族。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只有白色人種稱得上是有世界史的人種。但梁緊接著指出，不是所有的白色人種都能配得上這一稱號的，因為白色人種由三個亞人種組成——「哈密忒人」(Hamitic)、「泌密忒人」(Semitic)和「阿利安人」（Aryan）。

梁認為，雖然哈密忒人和泌密忒人對歐洲古代文明作出過貢獻，但近代歐洲文明則是阿利安人獨有的創造。歷史上，阿利安人由四個民族組成——「拉丁人」、「峨特忒人」、「條頓人」和「斯拉夫人」。並且，梁將近代歐洲看成是由四個民族間的對抗所支配的歷史。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勝的是條頓人，特別是日耳曼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他們在近代歐洲歷史上是作為最有力的民族出現的。根據對20世紀轉折時期世界政治發展趨勢的判斷，梁進一步評論說，最強大的民族無疑是盎格魯—撒克遜人。他說，看一下今日的世界地圖，人們將發現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已佔世界總領土的四分之一以上，統治著四分之一以上的世界人口，他們的勢力範圍日益擴大，而且，英語成為世界上使用最廣的語言。因此，梁下結論說：「由此觀之，則今日世界上最優勝之民族可以知矣。五色人相比較，白人最優。以西人相比較，條頓人最優。以條頓人相比較，盎格魯—撒克遜人最優。此非吾趨勢利之言也，天演界無可逃避之公例實如是也。」與傳統的世界秩序的意象相反，在梁的世界意象中群體間的衝突是天生具有的，而最終的結果趨向於被條頓民族主宰。

於是，梁思考那些盎格魯—撒克遜人和日耳曼人是如何變得如此強盛，以致主宰世界的。毫無疑問，民族主義在近代歐洲的出現是一個重要因素。但與當前世界秩序的形成更有關係的，是19世紀末發生的由民族主義到梁所稱的民族帝國主義的轉變。雖然梁最關心的一直是外國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但直到流亡日本他才深入探討帝國主義問題。1899年，他寫了一篇題為《瓜分危言》的長文。在這篇文章里，雖然他沒有使用「帝國主義」一詞，但他的分析以及對其所稱的「有形之瓜分」和「無形之瓜分」之間所作的區別，表明他對近代帝國主義具有相當成熟的認識。梁所說的「有形之瓜分」是指領土的征服；他所說的「無形之瓜分」是指權利的割讓，尤其是鐵路建築、內河航行等諸如此類的經濟權利。「無形之瓜分」顯然指的是經濟帝國主義。梁認為，「無形之瓜分」的結果要比「有形之瓜分」危害更大。

經濟帝國主義思想在以後幾年梁發表的文章中愈來愈突出。對19世紀西方工業國家外交政策的詳細考察，使梁愈來愈深信近代帝國主義的本質主要是經濟的。他評論說，西方在世界擴張的動力根本在於西方18世紀以來發生的驚人的經濟發展。這種工業和商業驚人增長的結果導致了西方經濟生產的過剩，需要在歐洲之外找到新的市場銷路。歐洲列強首先將北美和澳洲作為它們最初的銷路，然後轉向把南美和非洲作為經濟擴張的主要目標。隨著這些銷路的縮小，西方經濟侵略和帝國主義競爭的中心逐漸轉向亞洲。梁清楚地知道，亞洲一直遭受著西方的經濟剝削和殖民掠奪。但在第一階段，印度是主要的目標。而在第二階段，梁極為憂慮地評論說，帝國主義的擴張直接指向了中國。雖然帝國主義以各種形式出現，但梁認為經濟侵略是最基本和最令人可怕的形式，其根本原因在於最可怕的「無形之瓜分」。

與其經濟取向密切相聯的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民眾基礎。梁評論說，一個近代西方國家向外擴張時，不只是通過統治者或占統治地位的少數人的操縱，而通常是這個國家所有國民集體努力的結果。它不僅與統治者的政治野心有關，而且與全體人民的經濟利益聯繫在一起。換言之，梁將近代帝國主義的擴張看成是不斷增長的國力、舉足輕重的經濟和國家每個成員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這一意義來說，近代帝國主義與古代的帝國主義迥然不同。「今日歐美諸國之競爭，非如秦始皇、亞歷山大、成吉思汗、拿破崙之徒之逞其野心黷兵以為快也，非如封建割據之世，列國民賊，緣一時之私憤，謀一時之私利，而興兵構怨也，其原動力乃起於國民之爭自存。以天演家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例推之，蓋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故其爭也，非屬於國家之事，而屬於人群之事；非屬於君相之事，而屬於民間之事；非屬於政治之事，而屬於經濟之事。故夫昔之爭屬於國家君相政治者，未必人民之所同欲也；今則人人為其性命財產而爭，萬眾如一心焉。昔之爭屬於國家君相政治者，過其時而可以息也；今則時時為其性命財產而爭，終古無已時焉。嗚呼，危矣殆哉，當其沖者，何以御之。」

梁說道，要抵制這種不斷擴張的帝國主義，除了發展中國的民族主義之外，別無他途。正如富有侵略性的西方民族主義建立在民眾的基礎上一樣，中國的民族主義也必須如此。只有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才能抵抗一個外來民族合力推進的擴張。為動員全民族的集體力量，必須使它的成員認識到他們的生存和發展處在一個危急關頭，並因而有參與公共事務的願望。梁認為，民族主義的這一普遍特徵在國民概念中看得最清楚，國民概念將近代國家與傳統形態的國家明確區分開來。正如「國家」術語中的「家」一詞所提示的，傳統國家本質上分明被設想成一個家庭，即它被看成是某一王朝家庭的私有財產。但根據近代國民概念，國家嚴格地說是這一國家人民的公有財產。「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

對梁來說，近代國民概念包含了公民權利。國民不再是傳統專制制度下的臣民，他們是國家主權的主體。與傳統統治者的統治權被認為是來自天意不同，近代國家統治者的權力必須來自人民的意願。的確，正如梁所說，在近代西方國家仍存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區別，但重要的是人民既是統治者同時又是被統治者。一個近代公民不僅對政府有應盡的義務，而且在政府的組成和政策的制訂中有表達意見和選擇的政治權利。

在梁看來，公民權利包括了政治參與。在傳統國家中，人民是消極的；與此相反，近代國家的國民則積极參与政治生活。從這個觀點來看，民族共同體是一個其組成成員具有共同意志和目的的團體，國家不過是這種民族共同體的一種組織方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族國家思想涉及公民權利，民族主義與民主化密不可分。梁無疑受了19世紀末歐洲政治思想中一個十分普遍的趨勢的影響，這一政治思想將民主和民族主義設想為同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這種自然的結合，由於被梁讚美為世界上最強大民族的英國已將它們完美和諧地結合在一起這一事實而顯得更加真實和合理。

總之，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包括了以下顯著特徵：它是對組織鬆散和缺乏活力的社會的一個反動，在這個社會裡，人們沒有公民感和組成統一的公民團體所必需的團結一致的團體精神；它意指無條件地承認民族國家為最高的政治共同體；它意味著一個民族國家的民主化；它的產生最初主要是對外來帝國主義的一種回應。梁氏民族主義的這種反帝國主義取向需要予以重視，因為從長遠的歷史觀點來看，正是這個特點使梁在中國民族主義的開始階段處於主導地位。

作為一種明顯表達出來的意識形態和一種公認的政治運動，中國民族主義只有在19世紀90年代末和20世紀初才變得具體化起來。但正在民族主義形成的關鍵階段，它分化為兩股思潮：一派以梁為代表，將中國民族主義主要看成是迎接外來帝國主義挑戰的一個結果；另一派以孫中山和他的革命派為代表，主要將反滿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方向。固然，在一些新興的革命知識分子諸如鄒容、陳天華、楊守仁等人的文章中，帝國主義也是一個重要的話題。但這些革命黨人是在1902和1903年左右才開始撰寫有關帝國主義的文章的，比梁最初在《清議報》上發表的有關帝國主義的觀點至少晚兩三年。必須指出的是，雖然這些革命知識分子好幾年來一直關心帝國主義問題，但因為與孫中山聯繫的不斷增加——在1905年成立革命團體同盟會時，他們的合作達到了頂點，他們往往將注意力從反帝轉向反滿。雖然梁從1898年至1903年這段時期有時遷就反滿思想，但反滿至多是一個次要的和暫時的話題。

從歷史觀點來看，梁無疑代表了中國民族主義的主流，這不僅是因為中國民族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動力來自外來帝國主義這一顯然的事實，而且也是基於這樣的理由——只有以反帝為目標，才能使中國的民族主義能夠靈活地抵擋住克利福德·格爾茨所稱的「整合革命」；整合革命在發展中國家通常是與民族主義的出現同時發生的。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這樣一個國家裡，民族主義很可能導致民族意識的覺醒，就像後來發生的民族分離以及由各種原始忠誠哺育起來的離心趨勢一樣，使中國作為一個近代國家陷於分裂的危險。反滿自然是這種民族分離主義的一種形式，它暫時可作為政治上一個可資利用的戰鬥口號，但它肯定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長遠目標背道而馳。

[美] 張灝 著

崔志海 葛夫平 譯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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