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一個偽大師。

發表於 2009-07-12 23:36:10

季羨林老先生走了，以98歲的高齡。雖然早些時，為一些藏品曾與北大某些人鬧得有些不愉快，但這段小插曲不會對他其實無足道哉。比起抗戰時的生死存亡，文革中的種種磨難，季羨林老人並不在乎那點小事。

在錢鍾書去逝之後，季羨林才真正被中國文化「俗界」重點關注。但在中國文化「雅界」，他的地位早有公論。只不過他晚年的散文及《牛棚雜記》在中國文化「俗界」倍受推崇，所以他那大師光環才格外閃耀。大師是國家和民族的精神靈魂。儘管季羨林生前一再「辭」大師頭銜，但綜觀中國思想文化界，確實難以覓得相當的人取他而代之。

中國在唐宋之前，並不缺少大師。其中尤以春秋戰國時代最為驚人。老子、孔子、莊子、墨子、孟子等等，大師群體共同塑造了我們的中華文明。在同時代，世界上只有古希臘可與中國一比，古希臘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傑出大師。元明清之後，尤其清之後，中國大師基本就很難產生了。這是由於專制社會文化思想禁錮造成的。晚清到新文化運動中，伴隨中國社會變革，中國出現了章太炎、嚴復、胡適、金岳霖、王國維、傅斯年、梁漱溟等一批大師。可隨之而來的血雨腥風，中國的大師離我們遠去了。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文化「俗界」因為《圍城》小說才發現了錢鍾書，然後又因季羨林的散文發現了季大師。另外還有一個特殊的人物是沈從文。他的名字被中國文化界刻意隱藏了幾十年。但真大師的光環是無法遮蔽的。在沈從文晚年及去逝後，他的聲譽日隆。他不僅寫出了中國最好的現代小說，而且在歷史、考古方面留下令人驚訝的文化遺產：如《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龍鳳藝術》《戰國漆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

對照國外，從明清到當代，思想文化大師可謂層出不窮。笛卡兒、康德、羅素、懷特海、維特根斯坦、尼采、哥德爾、胡塞爾、海德格爾、薩特、波普爾、佛洛伊德、凱南、海耶克、米特蘭尼及狄更生、盧梭、羅曼·羅蘭、哥德、馬克·吐溫、海明威、米蘭·昆德拉等等，每一個名字都金光四射。他們不僅是本民族和本國的精神靈魂，而且還躍升為世界的全人類的精神靈魂。這些人從本土大師提升為世界大師，在整體上又比中國頂尖的思想文化大師略勝一籌。從嚴復、胡適、傅斯年到沈從文、錢鍾書、季羨林，中國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師更是少之又少。在北京思想文化領域，無論是「俗界」還是「雅界」都有一惡俗，即張口閉口引用「洋人」語錄。從另一角度看，這也是整體上中國頂尖大師整體上不及世界大師的必然結果。

思想文化上的狀況，最終會折射到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教育、文化等現實的層面。中國開明政治實現的艱難，經濟上亂象，科技領域的浮躁，教育界的殺雞取卵，文化方面的膚淺，與思想文化大師的產生互為因果。中國至今未有本土人士因在國內的貢獻獲得過諾貝爾科學獎、經濟學獎、文學獎，當真可以說人家評選不公平，漠視中國的存在嗎？為何中國人跑去美國能得諾貝爾大獎，而留在中國國內就沒有一個人？中國文學也有這樣的現象。一些跑去國外的華人在文學界嶄露頭角，然後他們的作品傳回國內大受推崇。儘管這些人尚未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但已在國際文學獎中受到關注。國外很多文學名著翻譯為中文，一般都能成為暢銷書。相反，中國作家，很少有作品譯成他國文字後變得暢銷，贏得世界聲譽。只有一個特例是高行健。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由於某些原因，卻讓一些人有些尷尬。

中國思想文化界有另一個人物也很特殊，他是金庸。金庸其實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兼作家。他主辦《明報》時，以他的深邃歷史視覺判斷中國的發展大勢，並為中國獻計獻策，留下一批精彩的時政評論。受意識形態所限，過去我們視《明報》為所謂「反動媒體」，內地國人對金庸這方面的了解很少。金庸最讓人熟知的是他的武俠小說。《天龍八部》、《倚天屠龍劍》、《鹿頂記》等被影視界反覆改編，令金庸的小說影響力持續不斷。但在中國思想文化「雅界」，一些人堅持武俠小說是低俗而不入流的。但金庸武俠小說實際與大仲馬《基度山伯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大仲馬能被譽為大師，金庸卻不能夠，似乎中國人對自己有些過於苛刻了些。金庸的武俠小說最偉大之處在於其中包含他的歷史視角。不僅小說的歷史背景與真正的歷史有相當高的吻合度，而且其中對人性、社會的思考，對社會有一定的教化意義。

中國思想文化界還有一個幾乎被今天這個遺忘了的大師，他的名字叫顧准。顧准早在1974年逝世，生前在「反右」和文革中飽受磨難，但從未放棄思考與探求。在文革艱難的處境下，他寫下了《從理性主義到經驗主義》《希臘城邦制度》等，還有思考深刻的《顧准日記》。他被譽為中國的「思想獨行俠」，「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有一次對他的批判大會上，他敢高喊：「我就是不服！」因此，不管又多艱難，他都堅持思考，敢于思考。這樣的風骨在文革時代，是很少見的。「人類，或人類中的一個民族，決不是當代的政治權威有權僭妄地以為可以充任其全權代表的。」這是顧准在文革時代留下的警語。

中國又有一個不好的現象，儘管大師特別稀缺，但我們對已有的大師認識、理解和繼承都特別有限或漫不經心。且不說顧准被淡忘了，錢鍾書離去沒多少年，我們不也正在對他忘卻嗎？季羨林老先生現在走了，再過若干年，是不是也要遭致「待遇」呢？

20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拜改革開放大勢所賜，一度特別活躍。如今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精神洗禮，想來可以從容地看待一些風雲人物了。王蒙、白樺、劉心武、李澤厚、劉再復、嚴家其、甘陽等人，不管後來的政治見解如何，但他們對中國思想文化的新啟蒙起了很大作用。這些人如果能在探求與思考中有新的發現，或許新一代的中國大師就有他們的名字。其實政治見解只是一時的紛爭，真正長遠的是超越當下時空的真知灼見。

接近於大師的中國人倒是不少，以「准大師」命名貼切不過。經過時間的梳理，我們不得不痛苦地發現，原來一些被無限拔高樹為大師的人物，只不過處於「准大師」級別。雖然稱他們為大師也未為不可，但比起真正的大師來，他們不免要在某些方面少了些許東西。魯迅、茅盾、巴金等都是明顯的例子。就魯迅而言，他的一些思想文化成就確實很了不起，但他的褊狹徹底傷害了他。魯迅在國內一度被神化，但在國際上幾乎沒有多大知名度。他的文本不足夠，思想深度也不足夠。魯迅的文章歷史受教材重視，是必選的，但學生一致的感受讀他的文章太辛苦。如果真文學大師，這種現象幾乎沒有。文學大師或許會有些難懂的文字，但必然有不少能淺近進入普通民眾心靈的東西。魯迅留下的文章不少，但適合收入教科書的卻很少。魯迅的思想基本是詛咒性質的，他讀中國史書，只看到「吃人」二字。這樣的牢騷，其實過於粗淺。真正的大師不僅有批判，更有建樹。推倒一座大廈很容易，但建造卻不容易。大師與准大師的重要區別，或許就體現在此。

與魯迅「刻薄」個性相近的一個人是李敖。李敖沒有魯迅那樣的運氣，被一個政客所利用在，而神化。但經過媒體的反覆炒作，李敖具有廣泛的知名度，也被稱為大師了。但魯迅的弱點也是李敖的缺點，令這位李大師難以達到一種上人的境界。李敖十分仇視蔣介石。憑心而論，老蔣對文人還是比較寬容的。如果李敖在文革期間在大陸，恐怕是另外一番結果，絕不只坐幾年牢那麼簡單。李敖以個人的私仇代替民族和國家的公仇，必然在一些問題發生錯判。李敖很看不起的是另一個特殊人物柏楊。柏楊已在早些年仙逝了。與李敖比較，柏楊更有大師風範。但柏楊也差了那麼一點。至於差在什麼地方，筆者也說不清楚。這似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在李登輝、陳水扁搞得台灣心氣浮躁之後，台灣學界也受到無形的影響。其實中國思想文化的重心在20世紀60～70年代，恰恰由於大陸的亂局而漂移到台灣。台灣產生了龍應台、洛夫、余光中、林海音等。台灣著名思想家殷海光曾是李敖的老師，故深得「刻薄」李敖的高度評價。台灣的很多重要文化名士如柏楊、顏元叔、龍應台、孟絕子、司馬文武等人，早年均以殷海光為師。殷海光是繼胡適等人之後，對台灣思想文化推動最大的人物。殷海光與蔣介石父子之間有很大矛盾，「反蔣」在他的精神世界占很大部分。殷海光因公開批蔣受到一些政治迫害，當時國民黨的做法就是組織文人寫文章反擊他，並將他軟禁了一些歲月。這令他心情很壞，最後鬱鬱而終。但他的言論自由並未被剝奪。其他除了胡適、殷海光等之外，對台灣思想文化影響很大的張我軍、雷震等名士。台灣僅兩三千萬人，卻產生了那麼多思想文化名士。上世紀最後二十年間，在思想文化上，其實是大陸從台灣凈「輸入」而沒有多少「輸出」。不因為別的，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方才發現，自己不僅經濟落後了，而且思想文化上也實在拿不出多少東西可供「出口」。文革期間高唱「東方紅，太陽升」，但那沒有任何意義。應當說最近這些年，大陸這邊才真正體會到思想文化積澱出來的力量。

大陸思想文化的發展，除了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國際互聯網給人們提供了發展機會。雖然一些新一代的准大師不一定直接受惠於互聯網，但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啟蒙之後，一些人又在互聯網信息時代獲得社會大環境的激勵，才思泉涌。

吳思或許還不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他的學術史考察，他更屬於20世紀80年代。不過，他發現「潛規則」並將其公之於眾，卻離那個時代有了一些距離。應當說，吳思差不多就是大師了。與吳思相象的還有袁偉時、朱大可、賀衛方、朱學勤、劉亞洲、秦暉、崔衛平、陳丹青等、鄢烈山（有些人一時想不起名字）。香港大才子梁文道與他們其實也具有相同的相似性。他們既是80年代，又已經離開80年代，走進了21世紀。不管他們政治傾向如何，但大師的智慧已經在他們向上顯現出來。

具有大師智慧的人現在我敢說比原來想像的要多。通過互聯網、博客、平面媒體，我就見到一些特別有味道的民間學者，如吳祚來、楊恆均、李劍芒、劉軍寧、吳稼祥、陶短房、一清、五嶽散人、郎遙遠、笑蜀、劉長鋒、於洲、衛金桂、陳慶之、葉匡政、梁丁、喬志峰、劉曉原、陸燕青等（不敢再寫的，我本人欣賞的名單還有三十多個）。我相信自己心儀的人中，必有人最終成為大師。我的名單中純文學界的人不多，不是沒想起來，而是因為中國文學界比起思想界，實在差了很多。這和體制可能有關。一些人雖然有才華但若與體制妥協或被體制束縛，最後還是被荒廢掉了。作家如果不能在思想上有所建樹，與時代共呼吸，那麼，作家要成長為大師就一定是很難的。

對中國，我依然有信心。

中國需要大師，但總有偽大師來毀壞中國的大師文化。中國最近幾十年中，郭沫若是我要首先批判的一個偽大師。

郭沫若有一定的才華，但一生的投機取巧，不僅辱沒了真大師，也辱沒了整個思想文化界。我並不是很在乎郭沫若曾經寫過一些馬屁得肉麻的詩文。「我向你高呼萬歲/斯大林元帥，/你是全人類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70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在特殊時代寫這樣的「詩」，可以諒解。如果面對迫害與死亡暫時說些軟話，不必苛求。不一定慷慨激昂就義就一定是偉大的。但是，如果一個文人為了私利攀附權貴，並打擊迫害同道，那就近乎無恥了。中國很多文人曾被郭沫若排擠、打壓。而郭沫若一生留下的文字，也以垃圾居多。他的所為甲骨文研究，有學者指出，主觀臆造的成分很多。甲骨文我不清楚，但對詩藝有所了解，有一定的發言權。郭沫若曾經被推崇的《女神》，沒有什麼藝術價值。這樣的人一度被稱作大師，只能說大師這頂帽子太便宜了。

另一個偽大師不需要我批判，他本人已經幾番自己跳出來否定了自己，這就是余秋雨先生。余秋雨的竄紅，是現代流行文化炒作的結果。原本沒有啥東西，但經過一番包裝、炒作，便大大有名了。可如果將自己打扮成所為大師，就有些可笑了。一個人就憑一些膚淺的散文文字和被邀請為一些文化活動的評委就是文化大師了？若如此，則又是大師帽子太便宜的另一番景象。在余秋雨之前，還曾有一個著名的文化偶像，那便是汪國真。汪國真現在鮮有人提及了，但汪國真被炒紅，一度變成所謂中國最了不得的詩人，些事至今仍被炒作界津津樂道。可嘆汪國真的詩實在太差，不僅比舒婷、北島、海子差遠了，而且連詩歌門檻都可以說沒有進去。這樣的所謂詩人居然被包裝成功，實在令人驚嘆炒作的力量。但虛幻的東西永遠難找到支撐點。肥皂泡破了，就一定也什麼都不是。余秋雨被包裝成著名作家，對他已經過譽了。忽然間又成「大師」，一時間真是令人錯愕。可這余大師雖然擁有的肥皂泡不少，但總歸要一個個破的。什麼「余秋雨大師工作室」、「故居」等，經不得《含淚勸告請願災民》、「詐捐門」等事件的社會質疑。在文革中，他曾是當時紅得發紫現在臭不可聞的「石一歌」寫作組成員。此事坦率承認，不失為一條漢子。然而，他來個死不認賬，堅稱自己從來沒有做過文革時期的御用文人，還刻意把自己描繪成一位文革受害者。然而，有人很快查出余秋雨在文革中的一些噁心文章，如刊登在1973年第三期、1974年第一期和1975年第十期《學習與批判》雜誌上，著名余秋雨的文章：《尊孔與賣國之間——從魯迅對胡適的一場鬥爭談起》《胡適傳——五四前後——》《評胡適的〈水滸〉考證》等。余秋雨的名字和羅思鼎（「石一歌」成員）等一起用粗黑體排在雜誌上。季羨林老先生則完全不一樣，他曾經不恰當地崇拜個某個人，不恰當地歌頌過一些不該歌頌的東西。前些年出一部他的人生全景書，則把曾經的糗事一併收錄。其目的在於讓世人看到完整的他。大師是敢正視自己一切的人，小人則總是企圖掩飾自己的一切過失。

在國學領域，偽大師之爭中還有一些人物，如文懷沙、于丹等人。這些人憑一些機緣出名了，但僅僅是出名而已，要稱大師還遠遠不夠。在文懷沙年齡造假一事上，我不同意李輝那種並不嚴謹的揭露方式，有意為文懷沙說話，看重的是他的機智和可愛的一面。真按大師標準來衡量，如果文懷沙自己以為他是一位大師，那我也要對他批評和質疑。但文懷沙說他不是什麼大師，「我當然不是『國學大師』，這還用他們問。國學是什麼？我不是『哲人』，我是沒轍的人。」自稱自己是沒轍的人，令人不由得不覺得這位文化老人實在有些可愛。他究竟是多大年齡，年輕時有沒姦淫作科，反而不值得計較了。于丹在電視上做講座，講了一陣子論語，這當然不能以此來作為晉陞大師的資本。于丹對傳揚中國古代文化，用淺顯的話語解釋《論語》、《老子》等古籍，是很有益的。但她的學識比起易中天來要差一些，有些地方講不到位，這沒有什麼。反正央視節目，我們不能對之要求太高。易中天遠沒到大師水準，于丹更不能夠。但如果于丹等人也像余秋雨一樣變著戲法充當什麼大師，那就同樣無聊了。

讓偽大師獲得太多的話語權，這是中國媒體低俗化的表現。真大師在潛水，偽大師蹦蹦跳跳，社會耳聞的儘是些浮躁的聲音。這對中國的教化和民眾智思的提升沒有益處。

我不希望季羨林走了，中國從此再沒了國家和民族的精神靈魂。真大師有時會跳出世俗之外，一門心思做學問，搞研究。他們至少是不刻意求名求利的。或許他就在什麼地方等著我們去發現，或許真要過好些年，才有一位大師脫穎而出，讓社會認識到他存在的價值。但我更希望的是中國同時有幾位乃至十幾位思想文化大師共同出現在這個時代。在中國最需要重建國家靈魂的時候，有了一批大師的帶動，國家就很有希望了。再進一步，就是盼望有中國的世界級大師出現。只有出現了世界級的大師，中國未來的富強才有最好的內在之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