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莎劇世界安身立命

朱生豪（1912年2月—1944年12月），浙江嘉興人，曾就讀於杭州之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和英文系，是我國系統翻譯莎翁戲劇第一人，32歲時因肺結核早逝，生前共譯莎士比亞著作三十一部半，在我國莎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

嘉興海寧的徐（志摩）家大院修得恢宏大氣，而距離僅30公里之遠，南湖邊的朱家宅子卻只是棟兩層小樓。如今，一層大堂用作朱生豪圖片展廳，二層是幾間舊屋子，窗檯前的櫸木桌曬掉了漆，幾把舊靠椅搖搖欲墜，角落裡的銅床幔帳破舊不堪。

朱尚剛說，80多年前，父親朱生豪在最後歲月蟄居的寓所也是如此，一桌一椅一床，再加上油燈一盞、舊銅筆一支、莎翁全集一套、中英詞典兩本，就是他的全部家當了。經歷了漫長的孤寂、坎坷的生活、動亂的戰火，然而，再惶恐的日子，只要能翻譯，他就永遠抱著一絲希望。

朱尚剛接待《環球人物》記者的地方，在這棟小樓一層的會客廳。6月梅雨季，泡一杯清茶，朱尚剛的思緒迅速飄到了一個世紀之前……

生性寡言，筆下生花

1999年，我為父母所寫的傳記《詩侶莎魂》印發。兩個月前，新的修訂本出版了。實際上，書中上百萬字，幾乎全部出自史實資料和他人之口。

父親病逝時我才一歲零一個月大。我只知道父親是搞翻譯的。小時候，母親常搬兩把凳子，坐在弄堂口給我講《哈姆雷特》，我知道了莎士比亞，知道他是英國最偉大的劇作家。而父親就是把他介紹給中國人的翻譯者。

第一次對父親有大致了解，是我在閣樓翻到1947年世界書局出版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前言《譯者介紹》是母親寫的，在她溫柔的筆觸下，我能感覺到父親是個隱忍又孤寂的人。

後來「文革」來了，大家閉口不談文學，我也不問父親的事。1977年，文化回暖，開始有記者來採訪，廣播里聲情並茂地朗誦父親的生平事迹，整個嘉興都知道，父親是個大翻譯家。幾個大學同學勸我寫一本父親的傳記，我便著手收集資料。

零零碎碎的評價多半來自父親的同窗舊友。1998年夏天，我坐火車去北京，見到父母在之江大學的老友黃源漢，她印象中的父親害羞少言。唯獨有一次，父親主動叫住了她。事情是這樣的：父親母親在一次社團活動中相識，聚會後不久，一天上完課，父親想讓黃源漢轉交給母親一個藍色封皮的小筆記本，才主動找她說了話。彭重熙也是父親的同學，解放後在四川工作。他回憶父親「在生活方面，落落寡歡，好月夜獨步江上，高歌放嘯。」

不過，父親卻有一支生花的妙筆。在好景緻的杭州，山上的紅葉歌鳥，江邊的晨暾晚照，都被他一一記下。他喜歡在錢塘江岸散步，與江潮塔影作詩對話。

除了與紙筆為伴，詩社是唯一能讓父親活躍起來的地方。在一些重要的社團活動中，他居然還成了骨幹，常常以詩會友。母親回憶，父親讀詩有自己的態度，古代詩人中，最受他推崇的是屈原和陶潛；也傾心於西方雪萊、濟慈、拜倫等浪漫主義詩人；最愛的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從頭到尾讀了好幾遍，深為其中人物命運感慨。

在之江大學讀書時期，父親寫了大量詩文。這些古體詩，為父親後來的翻譯風格奠定了基礎。比如，父親翻譯的莎劇中，流傳最廣的譯詞就有《哈姆雷特》中復仇王子的內心思慮，「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表白讀來讓人纏綿悱惻：「今夜沒有你的時光，我只有一千次的心傷。」後世讀者最推崇《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最後一句話，直譯是，世界上的戀情沒有比得上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父親翻的是：古往今來多少離合悲歡，誰曾見這樣的哀怨辛酸！後來，翻譯家許淵沖對此大加讚賞：「多有才啊，好得不得了！」

「早知一病不起，拼著命也要譯完」

父親的翻譯事業是從一部《暴風雨》開始的。那時他剛從之江大學畢業，因為才學出眾，被推薦去了世界書局從事英文翻譯。英文部負責人詹文滸先生建議父親翻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準備了一年後，他決定以最喜歡的莎劇《暴風雨》開篇。

為何父親如此鍾情這部劇作？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他專門寫了篇《譯者題記》：「（《暴風雨》）其中有的是對於人間的觀照。」初入職場的父親發現，「有的人淺薄得可以，卻能靠著玩弄權術踩著別人飛黃騰達，而那些老老實實勤奮工作的人卻總是吃虧」。他不得不重新審視周圍的世界，對各種不良風氣，深感厭惡卻無可奈何，便把希望寄托在飄渺的想像中，「我真想在海濱築一間小屋，永遠住在裡面」。《暴風雨》中普洛斯彼羅領著女兒米蘭達生活的那個遠離邪惡的海島正是如此。

父親在開始翻譯前，斟酌再三，最終沒有採用莎劇原文的詩歌體，而是決定譯成散文。後來，研究翻譯理論的羅新璋稱其文體為「散文詩體」。《李爾王》中有這樣一段：Fathersthatwearrags，Domaketheirchildrenblind。梁實秋翻譯：父親穿著破衣裳，可使兒女瞎著眼；朱譯：老父衣百結，兒女不相識。父親講求音律，更傳意趣。

「中國學派」有一套傳統的翻譯理論。嚴復提出「信雅達」，傅雷重「神似」，父親的翻譯原則是，保持原作之神韻。羅新璋後來評價說：「神韻之說最令人矚目的範例，就是以全部生命，傾畢生精力翻譯莎士比亞的朱生豪。」

這種「神韻」在一些雙關語中最難處理。父親譯《威尼斯商人》時就碰到了這樣的情況：小丑蘭斯洛特奉他主人之命請夏洛克吃飯，說：Myyoungmasterdothexpectyourreproach。蘭斯洛特說話常用錯字，把approach（前往）說成reproach（譴責）。梁實秋這樣譯：我的年輕的主人正盼著你去呢——我也怕遲到使他久候呢。父親的譯法是：我家少爺正盼著你賞光哪——我也在盼他「賞」我個耳「光」呢。他對這個以「雙關」譯「雙關」的微妙處理很滿意，還得意地向母親作了報告。「比起梁實秋來，我的譯文是要漂亮得多的。」

那些年，日本帝國主義勢力步步深入。而翻譯對父親來說，已不僅僅是讓自己愉悅的靈藥，更是一腔讓中國文化和世界接軌的家國抱負。正在中央大學讀書的老友文振叔，聽說日本人因為中國沒有完整的莎劇譯本而譏笑中國文化落後，給父親寫信大力支持他。父親也憋著口氣。1937年抗戰爆發後，最先完成的七八本譯稿在炮火中流失，他咬著牙又從頭開始譯。翻譯成了他在顛沛流離中依然奮發的最大動力。

因時勢所迫，父母從上海回到嘉興，搬進了南湖邊的那棟二層小樓。1943年冬天，我出生於此；也是在這裡，父親患上了肺結核。母親記得，有幾次父親躺在床上，口中念念有詞，背誦著莎劇原文段落，十分投入。父親將總共三十七部莎劇分成喜、悲、史、雜，直至去世，共譯三十一部半，留下五部半沒來得及動筆。他最大的遺憾是，「早知一病不起，拼著命也要譯完。」

「他譯莎，我燒飯」

如今，和譯稿相比，父親的情書似乎更火。因為戰亂，父母不得已分離十載，父親寫了300多封信。母親原本是不願將這些隱私公之於眾的，只挑了幾封隨身攜帶。1953年，母親去浙江臨安工作了半年，留我一人在嘉興，她離家時必定要帶上這些信。後來在「文革」中，部分信件不幸遺失，剩下的母親就更視為珍寶了。他們在信中議論詩文，交流讀書心得。而那些談情說愛的文字，顛覆了父親在朋友同學眼中一貫內向寡言的形象。

在給心愛人的情書中，父親變得活潑、豐富、青春又幽默。他寫道：「醒來覺得甚是愛你。」還有「不要愁老之將至，你老了一定很可愛」，「我願意捨棄一切，以想念你終此一生」。

但我總覺得，說是情書，其實這些信里並沒有那種慣常的溫柔繾綣。父親自己也戲謔：「情書我本來不懂，後來知道凡是男人寫給女人或女人寫給男人的信，統稱情書，這條是《辭源》上應當補入的。」父親對自己始終認識得很清醒，「我們都是想浪漫想飛的人，但在現實面前卻飛不起來」。

1942年，父母在苦戀10年後匆匆完婚。之江大學老師、一代詞宗夏承燾題下8個字：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多年後，有人準備寫一本《宋清如傳奇》，母親聽了說：「寫什麼？值得嗎？」說完又加上一句，「他譯莎，我燒飯。」

好不容易終成眷屬，卻在不過兩年的光景里又陰陽相隔，留給母親半個多世紀的守望和相思。很長一段時間，在我面前，母親對父親幾乎隻字不提。她後半生都在趕著做這幾件事：出版丈夫生前的譯稿；教書育人；撫養我長大。

「世人知有宋清如，皆是因為朱生豪。」但母親其實是完全獨立的。她是那個時代新女性的典型代表，是「不要嫁妝要讀書」的校花，甚至被施蟄存先生評價為「清如先生都比生豪先生要略勝一籌」。

1997年6月母親離世。我在一個紙箱子里發現她寫給父親的《招魂》，一紙我從未見到的《生豪周年祭文》草稿。在那娟秀的小字中，母親終於道出了思念：「誰說時間的老人，會醫治沉重的創傷？我不信這深刻的印象，會有一天在我記憶里淡忘。」

「更希望他（朱生豪）永生於讀者的記憶里，如同永生於我的記憶里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