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藝術空間：【薦】三種脈絡,三個方法 --談謝英俊建築與台灣空間生產之辯詰（上）／黃孫權

註：

自本周起，隨著我們下半年重點項目《評論展 －謝英俊及其團隊實踐1999-2013》的臨近，我們將陸續推出關於謝英俊工作實踐的相關評論文章，在讓大家細節的了解謝老師及其團隊實踐的同時，提前獲取參加本次評論展的評論人的觀點。希望這些提前發布的內容可以為即將來臨的觀展提供更好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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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展-謝英俊及其團隊實踐1999-2013

開幕預展：2015.9.26（周六）14:00-18:00

正式活動A（八小時馬拉松論壇）：2015.9.27（周日）14:00-23:00

正式活動B（謝英俊講座）：2015.10.18（周日）14:00-17:00

地點：解放碑鄒容路50號半島國際大廈28A LP藝術空間

全程策劃：BLOOM綻

評論人：黃孫權、李一凡、王德志、張原、楊宇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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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脈絡，三個方法

——談謝英俊建築與台灣空間生產之辯詰[1]

（上）

黃孫權

「一切真正為人棲居的地方，都有家這個觀念的本質。記憶和想像彼此相關，相互深化。在價值層面，它們一起構成了記憶和意象的共同體。因此，房舍不僅是個人的經驗，是敘事里的一條線索，或是在你自己敘說的故事裡。透過夢想，我們生活寓居場所共同穿透且維續了先前歲月的珍寶。因此，房舍是整合人類思想記憶和夢想最偉大的力量之一…沒有了它，人只不過是個離散的」^[2]（Bachelard,1969）。

「我住進來了，但靈魂還沒進來」（瑪家農場好茶村邱爸）。

「住在那種灰白精舍的房子里，連生小孩的慾望都沒有」（曾參與瑪家設計人員對長治百合園區的批評）。

圖╱921後邵族重建部落，第三建築工作室提供

謝英俊的建築工作這幾年獲得極大迴響，無論在台灣、中國大陸與海外。在台灣921地震後，邵族的重建工作成功使謝英俊擁有「災難建築師」、「人道主義建築師」、「民眾參與」等「美譽」，然而這些稱號有點誤讀了謝英俊建築工作的含意。

如何論述謝英俊的建築是很困難的。首先我們要評斷其建築工作的邏輯構成以及實踐方法，其次我們要將之置放在一個脈絡性的理解架構中，最後，我們則要認真對待其建築實踐與欲解決問題的關係性構成。亦即我們需要對謝英俊建築意識形態所召喚的內容作政治分析。總結來說，我認為社會性建築（Architecture of sociality）是比較合適的說法。分析謝英俊在台灣展開的一系列工作，也必得從此角度理解，這是一個空間生產計劃，而非僅是建築計劃。

謝英俊的工作正如他所說，「災區的問題不是解決災後的問題，而是解決過去的積累。」那台灣過去的問題為何？必得回到台灣特殊的脈絡下理解。對我來說，評論其建築工作與特殊性，若非在特定的語境下便無能更深刻地看出他開創的道路，容易淪為某些速讀「社會建築」（social architecture）的人所把持，特別是那些具民粹傾向與參與式民主（平等式）的一種工具，或人道主義式的理解。

一如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言：「每一個社會都會產生其支持自身的空間。」亦即，每一個空間都瀰漫著社會關係。[3]在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辯證中，對於謝英俊工作的批評與讚賞都必須歷史地以及社會地理解，並且將之連結到台灣空間生產，視其工作為當前的政治計劃，往前推進。

第一種脈絡：Trauma of DevelopmentalState (發展取向國家的創傷)

九二一大地震、莫拉克八八風災等與其說是天災，不如理解為自然對台灣發展取向邏輯下長期的空間治理政策的一次性報復。其呈顯的是台灣對於自然環境的剝削、區域規劃的失策、以及長期忽略的社會成本的索償。此災難，在台灣南投地區，是農業單一品種（檳榔）種植的後果；在中央山脈兩側，特別是谷關一帶，則是同一休閑旅遊形式大量複製導致水土穩定系統破壞的報應。在其他地區，則是對建築產業廉價快速生產，以及非正式營建系統的警告。而整個來說，是台灣土地管理最簡單原則「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破壞之故意縱容。這是國家為了發展而忽略社會成本與環境成本的債務，是發展國家機器美滿經濟措詞後的真實內容，最終被天災所揭露。

莫拉克八八風災，則是國土計劃的失敗。一方面是南水北引，越域引水的水壩計劃造成，一方面是農業土地荒廢，水資源的供給平衡破壞，與各種開發計劃（特別是高科技產業和休閑觀光園區）企圖以空間作為生產資料的二次資本循環所造成的。[4]空間本身成為生產數據，而非載體，透過空間的使用目的的轉換，資本主義得以空間修補的方式解決內部循環的困滯，如農轉工，農轉住，工轉住，工轉商，住轉商等等，這些計劃僅用「使用目的變更」便可以在無需具體的勞力與資金投入之前，帶動資本運轉，利用土地變更後的競標價值帶動土地金融商品成長，以及背後賴以為生、以案養案的建築營造業。在土地還未變成真正商品之前，就已經賣出多次。於是，資本透過空間的差異製造了自身的成長。資本主義透過空間的生產得以倖存。

這種創傷對於民眾來說苦不堪言。對於一般人來說，這是家園的傾頹；對於農人與經營自然資源的人（如谷關溫泉與高雄寶萊溫泉）來說，這是失去生產工具；對於原住民來說，則是歷史、家園與生產工具的一次性毀壞。

人民面對巨變後的震驚，往往很容易接受「白紙般的開始」與妥協的方案。這是台灣救災建築工作的起點。無論是世界展望會、紅十字會或者慈濟，不同的NGO組織與政府會帶著不同的建築方案與團隊介入安置計劃，每個建築團隊與組織都會有自己的方案來介入居民安置過程。居民多半無奈地接受「安排」，在安排下，抱怨與不滿都針對安排的操作，而不是反對安排的計劃。

資本透過空間差異得以快速累積循環，而此差異地理的後果則不平均地由弱勢地理與社會位置的人們承擔大部分，原住民的部落與生存空間則是受害最嚴重者。承受災難的過程中，「中繼」的房舍計劃莫名成為永居屋，而臨時農場變成家鄉，新的永久屋以失去「原有永久屋」為條件，而新家鄉卻沒有舊家鄉所有的一切，包含工作、教育與社會網路。對於失去獵場與傳統領域的原住民來說，這不僅是「安置」（relocate）而已，而是重新寓所╱遷村（rehabilitation）的問題。對原住民來說，由於發展取向國家機器造成災難，留給他們的創傷，不均衡地理髮展在台灣原住民身上更顯得嚴重。這些創傷將以不同的形式展現在後來的安置問題與謝英俊建築工作上。這是我們首先必須理解的脈絡之一。

第二種脈絡：都市過程與意識都市化

從經濟的角度看來，大台北泛指以台北市金融中心為主的區域分工，包含新竹科學園區、桃園倉儲與工業區、台北縣提供的住宅與集體消費服務，甚至，中南部的農產運輸；從國際的政治現實來看，中華台北更是台灣最普遍而可以被接受的代稱。台北邊界是一個變動的疆界，等待跨越，等待政治與經濟與文化象徵的搏鬥，等待市民意識與國族國家交心的結果。

著名的法國社會學家卡斯特爾（Castells, Manuel）對於「都市化」有個提議，亦即沒有什麼都市化，有的是「都市過程」。傳統的都市社會學會認為，都市化具有一定的特徵，可以數據化以及質性描述來捕捉特定區域的變化，例如人口、服務金融業的比例、公共性服務的充備，生活形態乃至都市計劃的規範等等。這種規範性理論的缺點乃是見林不見樹，無法解釋區域間動態形成的過程，並且排除無法歸類的選項，將空間作為研究的客體將其鎖定在固定範圍內然後竭儘可能的去歸納與演繹。卡斯特爾強調的則是都市過程，而都市之形成乃在一個更大區域範圍內的都市過程中所產生。日據時代結束之後，1949年戰敗的國民黨來台，為了滿足當時龐大的軍人眷屬的住宅需求，除了透過娛樂捐與慈善募款作為經費來源加緊興建眷村外，睜隻眼閉隻眼容許違章建築，以維繫統治權的正當性。在五零年代第一波城鄉移民後，透過各式的姻親關係，台北的外地人首次超過本地人，形成名符其實的移民城市。台北是一個由「非台北人」為多數所組成的城市。之後，區域分工造就更明顯的空間區隔。七、八零年代，城市本身作為經濟建設的發動機，亦即靠著販賣地皮帶動本土建設相關產業，形成一個內需導向的經濟成長。此刻為台北房地產的黃金時期，造就了第一波台灣經濟起飛，同時也是台北居大不易的開始。空間成為交換價值，至此沒有回頭路，它支撐台灣的成長也毀滅台灣的環境與人文。台北正是此一巨變的發動機，空間生產也符合此時需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空間分工逐漸完善。如仿照英國花園之城規劃的中永和成為台北卧房城，供給大量於台北工作但住不起台北市的人們；新莊、三重、五股成為販厝的提供地，滿足低廉次等的住宅需求，並且工業化與衛星化；蘆洲、樹林與泰山則是第二外緣的卧房與工業區，並且作為桃園新竹地區發展的通道，北投與新店則由觀光產業與公務人員分食。淡水作為台北的前庭，而宜蘭、礁溪、石碇、深坑則是台北的後花園。這樣，現代意義的台北方才誕生。台北是整個台灣經濟資本累積的過程，而不僅是一個地點或區域。正由於台北市是整個台灣經濟資本累積的過程，是整個台灣都市過程的龍頭，台北必須藉由自我的地皮增長術來完成加值。理論上來說，是都市資本主義的二次循環，第一次靠物資交通買賣，第二次靠販賣地皮與土地融資。進入八零年代末期後，台北軸線明顯由西向東擴張。翻轉地皮最好的方式不是都市更新，不是舊城重建，沒有人願意碰觸到抗爭或者高額賠償費，最好的前沿先鋒，無論是政治還是資本的，就是「大西部」。歷史中的台北市（以及引發的台灣都市過程），出現過兩種相反的發展，一是違建化，因為政權所提供之集體消費不足，人民使用自己的方式在都市中自謀生活，展現一種空間的窮困，社會網路的豐盛。另一種前沿則是曼哈頓化，資本帶動土地開發並且象徵性地形塑市民舉目可及的全球景觀，展現一種空間的盈餘，社會網路的虛空。都市過程中反應的不只是石頭與金錢與人口移動的遊戲。在文化上，意識的都市化（urbanized consciousness）成為文明與現代性意識的標誌，這包含對現代性房舍形式與物質的想像，以及對於現代文化之初對於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田園城市（Garden City）的變形回歸。

在新世紀，都市過程形成一種辯證的，交叉卻矛盾的流動過程。退休的中產階級流行到農村買地蓋起農舍，「萬畝良田種農舍」[5]不僅是羅東小區大學的一部影像學習的成品，而是敏銳指出宜蘭羅東成為大台北有錢人的後花園。自李登輝時代「農地開放買賣」政策下，台灣最優良的農地碎裂化了，同時水泥化了，而農民知道一旦水田挖下地基，蓋上水泥，良田就一去不復返了。這片土地清楚地由當地農民的角度體現此「雙向流動」之矛盾，與「農地開放買賣」與「富麗農村」計劃之荒謬。知識分子下鄉搞有機農業成為環保前衛的生活姿態，真正的老農則休耕放棄土地，或者將農地賣掉，農村的子弟則向城市湧進成為「市民」。中產階級夢想有庭院的豪華農舍，而鄉下人則希望爬上樓，成為「大廈管理條例」轄下的大樓居民。

意識都市化是都市過程中的產物，是都市生活作為一種「未曾謀面」的都市經驗而普遍化的成果。作為意識形態主體化的過程，既有其物質條件，也有被召喚的。此種意識都市化包含人們對日常生活及文明的渴求，如現代樓房、房舍空間形式與材料，便利的日常生活等等。這是理解謝英俊工作的第二個重要脈絡。

第三種脈絡：非正式營造系統（informalbuilding system)

對台灣非正式營造系統的理解可分為兩個部分。

首先，房舍現代化以及第三世界自我更新是同步的過程。在台灣五、六零年代，「販厝」是大都市周邊以及接鄰鄉鎮主要的建築形式，以非正式的營造方式與材料，延續了傳統生活中自己動手增修改建的習慣，每個人都可以自主動手修房子，視需要與現金「持續」改動。無需建築師，透過熟識的工匠，講述自己的想法後，一起蓋房或委交工匠操作。這原本在鄉村是很常見的，每個人都會蓋房子，也參與其中，但在都市過程中逐漸被剝奪，卻又在第三世界都市延遲的現代性缺乏下被延續，因為專業教育、執照與認證系統跟不上都市人口住宅需求的快速增加，這是發展中國家非常特有的現象。「貨櫃屋」更取代了樓鋪，鐵皮屋成為地下工廠的主要形式，以及每次災後的重建，非正式營造系統都是主要空間生產模式。

台灣早期在國家無法提供足夠的住宅下，刻意容許人民的營建系統，這個修修補補的過程是台灣自己干（DIY）的現代性以及對於「建築專業」匱乏且昂貴的因應。用謝英俊的說法，這是全世界長期以來百分之七十的人解決自己居住問題的方法。

到了1995年，因為房價飆升，土地與住房問題越來越嚴重，同時阻礙了都市更新（空間再生產）之現代地景想像與土地金融資本再發展，台灣政府才嚴格回溯「違建」法規，來確保推動資本生產便利無阻。每個地方政府處理違建的法規並不一致，以台北市為例，1946年都市計劃公布前，老舊房屋的拆遷會給予土地與房舍、遷移的補償；1994年之前為既存違建，拆遷時只賠償地上物與遷移補助；1995年一月一日之後，為新違建，只能獲得遷移補償。這是台灣都市計劃的歷史債務，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發展國家機器的獨特經驗。國民黨政府於1946年才開始修改日本所擬定的都市計劃，決定「生根」台灣，作了第一次全盤的都市計劃更新。前期由於徵收計劃中的「公共空間」經費不足，住宅提供嚴重不足，政府機構、黨營機構以及公立銀行「佔用」公共空間如公園綠地等，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居民（特別是隨國民黨來台的老兵）「借用」公共地。但公共空間的徵收期效只有二十五年，一旦超過年限政府於法無據徵收。在九零年代初，歷史債務爆發的危機在中產階級興起要求更高的生活質量中，都市政權便以綠色修辭為由，強大的綠色推土機清理了公園預定地中所有的弱勢違建，卻保留了公家機構所佔用的土地，這一波的空間戰爭，也引發了1997年台灣都市史上第一個都市社會運動──「反對市府推土機聯盟」[6]。非正式營造系統在地景寫就的獨特空間形式與脈絡，如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雞南山、艋舺剝皮寮、寶藏岩等，有的被清理成城中公園，有的經過強烈的都市社會運動抗爭，暫時成為「文化地景」保留地。

與此同時，城裡的建築仍有許多違建，從陽台外推到頂樓加蓋、佔據防火巷與夾層屋等等，都是非正式營造系統長期銘刻於空間的結果。這成為台灣都市非常獨特的景觀，由人民在空間表徵控制下之城市寫作系列[7]，一個關於日常生活住所之變巧（making-do）戰術。

非正式營造系統另一個重要的面向，則是培育出許多「准專業」的建築工人。在台灣六、七零年代經濟起飛之際，許多底層工人與城鄉移民、原住民進城尋求生機，最先投入的便是城市的營建工作（後來由外勞取代）。營建業在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是台灣GDP的主要貢獻者，是台灣經濟最重要的角色。因為這兩個因素，城市違建農村自建與底層人民的工作，為台灣創造了許多「准專業」的工匠，這在後來謝英俊的計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1]本文原為2011在中國杭州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由王家浩、許雅築共同策劃的「社會更新論壇」之講稿，後經修改刊於中國北京《獨立評論》2012年1月號，以及《新建築》2014年1月「在地建造」專題。

[2]BachelardG. (1969) The Poetics of Space.Boston: Beacon Press.

[3]見Henri Lefebvre(1984) The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4]這可從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1982),The New Imperialism (2003)的著作加以理解。

[5]影片可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ohptMGW0LA

[6]可見黃孫權《綠色推土機-九零年代台北的違建、公園、自然房地產與制度化地景》。台北：獨立媒體，2012。

[7]這裡可以借用Michelde Certeau所談的概念，特別是其「Walking in the city」中談的「城市書寫」概念，以及「戰術」「戰略」以及變巧（making-do）的概念。Michel de Certeau.(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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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孫權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博士。研究專長包含建築與空間理論、文化與媒體、社會動員、跨領域藝術，現為高師大跨藝所教授。曾於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所(2005,6)與中國美院跨媒體學院客座(2013)，兼任台北藝術大學藝跨所，南藝大建築藝術研究所教授。

1994年創立《破報》任破報總編輯。1997年擔任反對市政府推土機─14、15號公園反拆遷運動總召，並拍攝《我們家在康樂里》紀錄片。親身參與多項社會運動。2004年創立台灣部落格（twblog.net）為全台灣最具有影響力的部落格媒體，同年並開始台灣獨立媒體中心（tw.indymedia.org）成為全球120個城市的全球獨立媒體中心網路（indymedia.org）之一。

近年開始從事策展與藝術創作等工作，在台灣高雄經營「搗蛋藝術基地」為南台灣重要的實驗社區藝術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