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周易》與《內經》的關係(一)張其成

2004年12月29日 14:35
論《周易》與《內經》的關係 ——兼論帛書《周易》五行說 張其成 關於《周易》與中醫的關係問題,歷史上有「醫易同源」、「醫源於易」之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大陸更是掀起了一場「醫易熱」,在短短的十幾年中,研究「醫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幾本,有關「醫易」的專門學術會議開了八九次,論文竟高達數百篇之多。在醫與易關係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態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醫學理論與《易》無關」。「《易經》、《易傳》都不是中醫學的直接理論淵源,自《易經》產生後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長達一千六百多年的時間內,它對醫學幾無影響」。「將醫理放入《周易》之中,認為醫生必須通曉《周易》,是從明末才開始的思潮,是一部分醫家的認識和主張」。由上述可見兩派在對待隋唐以後「醫易會通」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點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黃帝內經》與《周易》有沒有關係的問題上,肯定派承認兩者有密切關係,《周易》對《內經》有影響;否定派不承認兩者之間有關係。本文試對此問題作一探討。 一、從實踐活動層面考察「醫易」是否同源 對易醫是否同源的問題,筆者認為只有從實踐活動、文字載體、思維方式等層面進行橫向的比較,才能作出相對客觀的判斷。從實踐活動層面看,「醫」是一種醫療活動,「易」是一種占卜活動,兩者都來源於原始宗教巫術。漢字「醫」古為「 」或「 」,許慎《說文解字》說「酉」即「酒」,「酒所以治病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從酉」。酒有治病的作用,醫與酒的關係,自不待言。「醫」與「巫」有什麼關係呢?按照正統說法醫來源於人類的社會勞動實踐,怎麼與巫術迷信相提並論?其實醫術與巫術都是原始人類的實踐活動,古代即有「醫巫不分」之說。原始社會生產力極為低下,原始人類在千變萬化的自然現象面前,驚恐不安,於是產生了萬物皆有靈的自然觀,出現了祖先崇拜、自然萬物崇拜,以及原始宗教。原始人類企圖找出於己有益的溝通神靈的途徑,如某一患者通過祈禱鬼神而減輕了癥狀或者痊癒,那麼這種祈禱做法就會被更多的人接受,成為初步的巫術。漸漸地,巫術承擔起祭祀、占卜、祈禳、祛鬼等各項活動,自然也包括診斷(找出作祟的鬼神)、治療(用歌舞、占卜、祭祀、祝由、咒禁等方法來驅趕作祟的鬼神)。可見原始巫術中包含著醫術。據《山海經》、《尚書》、《史記》、《說文》等古籍記載,中國最早的醫人皆為巫,如巫彭、巫抵、巫相、巫咸皆為神醫。《汲冢周書·大聚》說:「立巫醫,具百葯,以備疾病」。將半巫半醫之人稱為「巫醫」。《論語·子路》也有「巫醫」一詞。醫與巫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共存並稱狀態,大約在春秋時期已開始分離。西周前期還多稱治病者為「巫」,春秋時已稱治病者為「醫」了,如《左傳》記載的醫和、醫緩。其實這種巫醫並存現象是人類共有現象,在古代埃及、波斯、印度、希臘醫學史上均不同程度地經歷過這一階段。  「易」為卜筮。據《周禮》記載,周代設有「太卜」之官,依據「三易」,職掌占卜。鄭玄《周禮·春官·太卜》註:「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也。」《管子·山權》:「易者,所以守成敗吉凶者也。」《賈子·道德說》:「易者,察人之情、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由此《易經》被人們稱為「占筮之書」。「易」作為一種占卜、占筮活動,本身即是巫術的一種,與「醫」自然是同源的。  人類文化經歷了從巫術文化到人文文化的發展過程,換句話說人文文化來源於巫術文化。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醫」來源於「易」(占卜活動)。 二、兩書的成書年代  從文字載體層面看,「醫」指中醫學理論的奠基之作《內經》;「易」指包括《經》和《傳》的《周易》。在該層面上,有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在兩者的成書年代上有沒有先後之分,即有沒有先後發生影響的可能性;二是在文字上有沒有引用與被引用的情況,即有沒有前者對後者發生影響的實然性。 讓我們首先看一看這兩本書在成書年代上有沒有先後之分。在兩書成書年代問題上,學術界觀點不盡相同。《周易》一書分為經文和傳文。經文(即狹義的《易經》)由卦爻象、卦爻辭組成;傳文由《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十篇七種組成,故又稱「十翼」。兩書的成書時代並不相同。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周易》的成書是「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即上古伏羲畫八卦;中古周文王演為六十四卦,並作卦辭和爻辭;下古孔子作《易傳》。東漢經師又提出周公作爻辭說,被宋代朱熹概括為「人更四聖」。認為經文作於上古、中古,傳文作於下古。此觀點宋以後有人提出異議,「五四」以後,學術界更是較普遍提出反對,理由是卦爻辭中講到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有的出於文王、周公之後。顧頡剛認為《易經》是西周初葉掌卜筮之官所作。陳夢家認為是殷之後遺民所作,郭沫若認為是楚人 臂子弓所作,日本人本田成之亦認為是楚人所作,李鏡池認為是周王室太卜、筮人所作。對成書時間,顧頡剛、余永梁認為是西周初期或前期;李鏡池始認為是西周初期,後認為是西周晚期;陳夢家認為是西周;郭沫若認為是戰國初期;本田成之認為是戰國晚期。近代大多數學者認為:《周易》卦爻辭的基本素材是西周初期或前期的產物,因所提到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均不晚於西周初期,因而成書當不晚於西周前期。 關於《易傳》的作者和年代,《史記》、《漢書》等均認為是春秋時代的孔子所作,宋代歐陽修《易童子問》始懷疑《繫辭》為孔子作,清代崔述進而懷疑《彖》、《象》為孔子作。近現代大多數學者以為「十翼」均非孔子所作。但也有人以為《易傳》確為孔子所作。隨著馬王堆帛書本《周易》的出土與考釋,當代學者中贊成《易傳》為孔子所述、門人整理者已有所增加。其成書年代有戰國說、戰國初年說、戰國末年說、秦漢之際說幾種。郭沫若認為:《說卦》、《序卦》、《雜卦》是秦以前作品;《彖》、《繫辭》、《文言》是秦時荀子門徒所作。《象》又在《彖》之後。(《周易之製作時代》)李鏡池認為:《彖》、《象》在秦漢間,《繫辭》、《文言》在漢昭、宣之間,《說卦》、《序卦》、《雜卦》在昭、宣之後,宣、元之間。(《周易探源》)張岱年認為:《易大傳》的年代應在老子之後,莊子以前,其中《繫辭》是戰國中後期作品,《象》較《彖》稍晚。(《論〈易大傳〉的著作年代與哲學思想》)多數學者雖然對各篇形成的具體年代有不同意見,但卻認為《易傳》從整體上看成書於戰國時代。 關於《黃帝內經》的成書年代,主要有戰國說、西漢說、東漢說等。主戰國說者如北宋程顥《二程全書》、明代方以智《通雅》、清代魏荔彤《傷寒論本義》等,均否定《黃帝內經》為上古黃帝手筆,而主張為戰國時期成書,現代學者任應秋將《內經》的內容與戰國時代的《周禮》相比較,將《素問》的韻文文體與先秦的韻文文體相比較,認為《內經》為戰國時成書。主西漢說者,大多從《內經》的語言風格上進行推斷。如宋代聶吉甫認為是西漢初淮南王劉安所作,明代呂復認為《內經》的學術思想雖出自先秦戰國,但其文字成書則為西漢學者所為。現代有學者認為《素問·上古天真論》中「昔在黃帝……成而登天」一段文字,為引用自《史記·五帝本紀》及《大戴禮·五常德》,故其成書當在司馬遷之後。也有學者根據字義進行推斷,如「豆」字在先秦為盛物工具,而《內經》「豆」字均為「豆子」義,故《內經》成書年代主要在漢代。主東漢說者,主要依據1973年出土的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和《足臂十一脈灸經》,認為《內經》晚於這兩篇西漢的帛書,故形成於東漢。筆者贊同西漢說,並認為《黃帝內經》可能成書於漢武帝之後。雖然《黃帝內經》非一人一時所作,是戰國先秦至西漢的醫學總匯,但最後的成書是在西漢,有的篇目如「七篇大論」可能出現在東漢甚至更晚。  由此可見,《易經》的成書早於《黃帝內經》數百年,《易傳》也早於《黃帝內經》,從時間上看,《易經》、《易傳》對《黃帝內經》產生影響是可能的。 三、文字引用情況 再來看看這兩本書在文字上有沒有引用與被引用的情況,即兩者有沒有發生關係的實然性。否定派的基本依據為,《內經》沒有一處提到《易經》、《周易》或《易傳》,沒有一處引用《易經》的卦爻符號、卦爻辭,亦沒有一處明顯的、完整的《易傳》引語。誠然,現存《內經》中沒有卦爻象、卦爻辭,但《內經》八十一篇中卻有至少兩篇相對完整地引用了《易傳》。一篇是《素問·天元紀大論》,另一篇是《靈樞·九宮八風篇》。 《素問·天元紀大論》中有一段鬼臾區回答黃帝的話:「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馳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文中「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乃化用《周易》乾、坤二卦《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曰陰曰陽,曰柔曰剛」,語出《周易·說卦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化用《周易·咸·彖傳》和《周易·繫辭傳》「萬物化生」以及乾、坤、《彖傳》「品物流形」、「品物咸亨」、「品物咸章」。《天元紀大論》在解釋陰陽變化時說:「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也是引用化裁《周易·繫辭傳》「陰陽不測之謂神」,「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靈樞·九宮八風篇》記述「太一」以冬至之日,居葉蟄(坎)宮,然後依次是立春居天留(艮)宮、春分居倉門(震)宮,立夏居陰洛(巽)宮、夏至居上天(離)宮,立秋居玄委(坤)宮,秋分居倉果(兌)宮,立冬居新洛(乾)宮,每居一宮均為四十六日。將九宮(中宮為招搖,不用)與八方、八卦、八風、九數(中數為五)相配,其中九數的排列就是宋人阮逸、朱熹、蔡元定所謂的「洛書」。九宮、九數的排列至遲在西漢初年就已定型。 在戰國後期成書的《周易·說卦傳》中,已有八卦配八方的記載,即震東、巽東南、離南、坤西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北(這就是北宋邵雍所謂的「後天文王八卦」方位)。由此可見,《靈樞·九宮八風篇》關於八卦九宮的位序是受《周易·說卦傳》的影響。 誠然,在《內經》八十一篇中,《天元紀大論》為後出者,《九宮八風篇》又並不重要,以此兩篇的引文情況實難以證明《內經》與《周易》的關係。然而,如果從《內經》採用的基本範疇以及思維方式上考察,那麼理由就充分了。 四、象數思維方式  考察《內經》與《周易》在思維方式上是否一致,是判斷兩者有無關係的重要依據。筆者認為《內經》與《周易》都是採用了 「象數思維方式」。 象數思維方式的特點是:以陰陽「卦象」為思維出發點和思維模型,以取象、運數為思維方法,以具有轉換性能的「象數」、「義理」兩種信息系統為思維的形式和內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類」概念對指謂對象及其發展趨勢作動態的、整體的把握和綜合的、多值的判斷。從本質上說,象數思維方式是一種模型的思維方式。所謂「模型」,是人們按照某種特定的目的而對認識對象所作的一種簡化的描述,用物質或思維的形式對原型進行模擬所形成的特定樣態,模型可以分為物質模型與思維模型兩大類。陰陽象數是一種思維模型,而不是物質模型。《周易》用卦爻作為思維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號是陽爻—和陰爻--,陰陽爻的三次組合構成八卦(23=8),陰陽爻的六次組合構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兩兩相重構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礎模型,這個模型不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號,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辭及《易傳》則可看成是對這個模型的文字解說或內涵闡發。陰陽卦爻既有生成論意義,也有結構論意義,是象數思維的基點。其餘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與展開。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變化規律的完整的符號系統,也是理想的符號模型。  《黃帝內經》雖然不是採用卦爻模型,但卻採用陰陽象數思維模型。在《內經》中,無論是作為生理學、病理學基礎的藏象學說、經絡學說,還是作為診斷學、治療學基礎的四診、八綱、證候、本標、正邪等學說,均是陰陽象數思維方式的反映。中醫說到底就是「法於陰陽,和於術數」,13象數陰陽思維模型體現以下特徵:重整體、輕個體,重類比、輕分析,重動態功能、輕實體結構,重直覺體悟、輕實證量化,重程式循環、輕創造求異。《黃帝內經》遵循這個思維模型,一開始就沒有走向機械、分析之路。《黃帝內經》將人看成一個有機的、開放的系統,而不看成是個不斷分割的機體。在人體這個系統中小時空對應天地大時空,對應天時、物候、方位及萬事萬物,這種對應是由象數模型決定的。因此人體和整個宇宙在中醫看來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這個模型去推測、比擬就可以了。 象數思維模型還包括取象運數的方法,取象運數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也是《黃帝內經》建構中醫理論體系的基本方法。《黃帝內經》採用取象運數的方法,創立了藏象、脈象、證象以及治則治法學說。14 在象數思維方式支配下,《黃帝內經》以橫向、有機、整合的方法認知生命,這無疑是生命科學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醫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維取嚮導致對生理病理的細節認識不清,診斷辨證的較大「藝術性」、「模糊性」,理論框架的萬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醫發展的緩慢,造成了中醫與現代科學的隔閡,可見「易」的思維方式給中醫帶來的正負面影響都是巨大的。14《黃帝內經》與《周易》的關係是深層次的、是思維方式層面的,這種思維方式層面的關係,還可以從兩書的基本範疇上得到具體的體現。 五、「陰陽」範疇與陰陽思維方式  任何一個理論體系都是由基本概念、範疇組成的。要考察《周易》和《內經》這兩本書的理論體系究竟有沒有關係,必須首先對其基本範疇作一分析。兩者共同採用的基本範疇主要有陰陽、五行、氣、神、象、數,等等。這些基本範疇構成了《周易》和《內經》的理論基礎。至於兩者各自特有的範疇如《周易》的「卦爻」、「乾坤」,《內經》的「藏象」、「經絡」、「證候」等,從本質上看,均可以從上述共同範疇中找到思維基礎或同質內涵,如「卦爻」、「乾坤」與「陰陽」同質,「藏象」、「經絡」、「證候」等中醫範疇雖然有醫學的特定內涵,但其理論基礎正是陰陽、五行、象、數。本節分析「陰陽」基本範疇及其思維方式。  「陰陽」是《周易》的最基本範疇和理論精髓。雖然《周易》經文沒有出現「陰陽」二字。15但《周易》經文中卦爻的基本符號「—」、「--」卻反映了上古先民的陰陽觀念。這與古人仰觀天象、俯察地理以及農業耕作生產有一定關係。上古時代人們觀察日月之象,晝夜、陰睛、寒暑變化,發現大量相反相對現象,又在農業生產中發現向陽者豐收、背陰者減產等現象,殷、周時期,人們就總結出「相其陰陽」的生產經驗。《易經》除了系統記錄下陰陽卦爻符號外,還提出了乾坤、泰否、剝復、損益等陰陽對立的卦名,在卦爻辭中也有吉凶、上下、大小、往來等對立的詞語。可見至遲在殷、周時期,陰陽的觀念已相當成熟。  到了西周末年,已明確提出「陰陽」二字,「陰陽」已被上升為解釋事物運動變化的哲學範疇。如據《國語·周語上》記載,周宣王卿士虢文公以陰陽二氣解釋自然現象,認為土地解凍是陽氣上升,春雷震動是由於陰陽二氣處於「分布」狀態。周幽王太史伯陽父以陰陽二氣解釋地震,認為「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這是現存文獻中「陰陽」概念的最早記載。春秋時期,史官亦以陰陽二氣說明氣候變化16,越國大夫范蠡將「陰陽」用於兵法,提出「陽至而陰,陰至而陽」,「後則用陰,先則用陽」(17)的策略。 春秋、戰國時期,《老子》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認為任何事物都存在「陰陽」兩面,「陰陽」二氣相互包容在一起,處在一種統一衝和狀態之中。戰國中期,《管子》的《幼官》、《四時》、《五行》、《輕重己》等篇標誌著陰陽與五行合流的實現。18戰國晚期的鄒衍進一步將陰陽五行結合在一起,提出五行相勝、陰陽消息的學說。 當然將「陰陽」思想更加系統化、理論化,並達到空前水平的是《易傳》。「易以道陰陽」19,《易傳》第一次系統地將「—」、「--」解讀為陽爻、陰爻,並提出「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命題。無論是「--」、「—」符號還是「陰陽」文字,其基本內涵都是一致的。「陰陽」和「--」、「—」,是對宇宙生命的功能、屬性、關係所作的歸納和分類,表示宇宙生命的一體兩儀,既是對不同事物的歸類,又是對同一事物不同方面的歸類。體現了一分為二的宇宙生命發生論、結構論、功能論觀點。《周易·繫辭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在《易傳》作者看來,天地、尊卑、貴賤、動靜、剛柔、日月、寒暑、男女都是「陰陽」的顯現。《易傳》把「陰陽」提升到形而上的「道」的層面,陰陽不僅是宇宙生命的本元(「乾元」與「坤元」),而且還是宇宙生命的運動過程。  《黃帝內經》同樣把「陰陽」視為天地萬物的本原和主宰。《素問·陰陽應象論》:「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四氣調神論》:「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素問·天元紀論》:「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無論是「四時陰陽」(或「陰陽四時」)還是「五運陰陽」,都歸結為「陰陽」,「陰陽」才是天地萬物的根本。《黃帝內經》正是將「陰陽」視為解釋人體生命的最高範疇,人體生理、病理等一切器官、功能、活動、病變都可用「陰陽」加以描述。《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使也。」認為天地、上下、男女、左右、水火都不過是「陰陽」的代稱。《內經》還從人體生命現象出發,認為「陽化氣,陰化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陽出上竅,濁陰走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府。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不僅將藏府、氣形、氣味、上竅下竅、腠理五藏、四肢六府等作了「陰陽」分類,而且說明了陰陽之間可以互相轉換。《黃帝內經》的治療觀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20「平」就是人體陰陽的和諧平衡。 《周易》和《內經》對「陰陽」的基本屬性、功用,「陰陽」之間的對立對待、和諧統一、運轉變化的關係作了十分精詳的說明。從某種意義上說,《周易》就是關於宇宙「陰陽」的哲學,《內經》就是關於人體「陰陽」的科學。明代張介賓對醫與易的關係作了概括:「欲該醫易,理只陰陽」。21可謂透闢!  當然,《內經》的「陰陽」除基本特質與《周易》相同外,還有自己特殊的醫學涵義。此外,在「陰陽」的進一層分析上,《內經》與《周易》也有所不同,《周易》是「一分為二」,在「陰陽」基礎上分出「四象」(即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再分出「八卦」;而《內經》是「一分為三」,即在「陰陽」基礎上分出「三陰三陽」。《黃帝內經》有系統的「三陰三陽」記載,三陰三陽的名稱是:「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與「二陰二陽」相比,在「太陽」、「少陽」中增加了「陽明」,在「太陰」、「少陰」中增加了「厥陰」。三陰三陽劃分的依據是陰陽之氣的多少盛衰。《素問·至真要大論》指出「陰陽之三者,何謂?曰:氣有多少,異用也。」氣的多少盛衰的不同,對生命的作用也不同,所以就用三陰三陽來表示。可見三陰三陽是標記「氣」的數量、層次的符號,而「氣」又是宇宙生命的本質和精神實在,因而「三陰三陽」實際上與「一陰一陽」、「二陰二陽」一樣,都是生命的符號。在《內經》等幾部經典中,三陰三陽共有二十九種排序,按其內涵可分為九大類,即經脈生理特定性及其層次類、經脈長短淺深和血氣盛衰類、病理反映類、脈診部位類、日周期類、旬周期類、年周期類、六年至十二年周期類、其他類22。如果說以「二」為基數的「陰陽」範疇更適用於表現天道的話,那麼以「三」為基數的「陰陽」範疇則更適用於表現人道、表示人的生命活動、生命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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