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新解

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新解

陳蘇鎮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他作《史記》的主旨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1]《史記》在後人眼中是一部史書，司馬遷之「家」自然就是史家了。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2]。南朝裴駰贊同此說，認為《史記》一書「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唐張守節釋「勒成一家」曰：「編勒成一家之書矣。」^[3]唐劉知幾《史通》正史篇以《史記》為首，又有「《史記》家」，以司馬遷為創始者。可見，後世學者皆以司馬遷所言「一家」為史家。近代治史學史的學者更認為司馬遷「成一家之言」主要表現為創立紀傳體，史學稱「家」亦始於司馬遷^[4]。

司馬遷和《史記》在史學領域的貢獻是不容質疑的，但司馬遷所謂「成一家之言」的本意似不在史學方面。細讀《報任安書》之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是《史記》全書即「百三十篇」的主要內容，「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則是基於前者的又一項任務。對這一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較詳細的表述：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觀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5]

前引《報任安書》之文顯然是對這段文字的簡化。前者之「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至「凡百三十篇」，大致對應後者之「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至「為《太史公書》」，前者之「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大致對應後者之「序略」至「整齊百家雜語」。如此看來，「成一家之言」是司馬遷為「序略」安排的任務。「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在《自序》中作「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是司馬遷賦予「八書」的任務。

對照八書，「禮樂損益」顯然是《禮書》和《樂書》的內容，「律曆改易」顯然是《曆書》的內容。「兵權，山川，鬼神」一句，司馬貞《索隱》曰：「兵權，即《律書》也。遷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封禪書》也」。同樣，「天人之際」和「承敝通變」也不是泛泛之言，而是各有所指。正如王先謙所說：「『天人之際』謂《天官書》，『承敝通變』謂《平準書》也。」^[6]

《天官書》的內容主要是占星術。司馬遷認為日月五星等天體的運行與禍福吉凶、治亂興衰等人事高度相關，「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他還總結說：「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統治者明此「天人之際」則是為了指導現實政治，「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7]。這套說辭顯然與《春秋》公羊家的災異學說有關，但基本思路更接近民間流行的方術。

《平準書》主要講漢初以來農商本末之事。大意是說，漢初經濟凋敝，故重農抑商，輕徭薄賦，經六七十年休養生息，積累了大量財富，故武帝時「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富足的生活使得「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然而「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負面現象很快出現。「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並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其後，武帝開邊改制，大事更張，耗盡了漢初積累的財富，使「縣官大空」。為了支持對外戰爭，武帝又對商賈下手，白金、皮幣、鹽鐵、算緡、均輸、平準等相繼出臺，又賣官鬻爵，加之嚴刑峻法，長吏慘急，致使風俗日壞，「百姓抏弊以巧法」。武帝雖「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

《平準書》後半部內容，以卜式和桑弘羊的對立為中心線索，描述了武帝一朝的基本政策。桑弘羊「言利事析秋毫」，積極推進武帝開邊改制的事業，卜式則是位「樸忠」的「長者」，反對鹽鐵、算緡等制度。最終，武帝「不悅卜式」而重用桑弘羊。司馬遷的立場顯然在卜式一邊，故於《平準書》結尾處寫道：「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卜式說出了司馬遷的觀點。最後司馬遷總結說：

《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敝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8]

司馬遷認為商湯和周武王都曾「承敝易變，使民不倦」，而其後世皆「陵遲衰微」。漢朝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太史公曰：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以《平準書》的內容為背景，所謂「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應理解為僅指漢初而言，武帝時期的政策則是「物盛則衰」、「陵遲衰微」的表現。

漢魏人盛傳司馬遷曾批評武帝。如東漢衛宏說：「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9]東漢明帝說司馬遷「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漢末王允也有「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之語^[10]。曹魏明帝說：「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因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王肅則述其事曰：「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11]由於景、武二紀原文早已不存，司馬遷在其中是如何批評武帝的，今已不得而知。《太史公自序》「孝景本紀」條曰「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今上本紀」條曰「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12]；都未見批評之語。司馬遷未必會因受刑而「非貶」武帝，但他對武帝的政策有所不滿也是事實。《平準書》的上述內容為我們認識這一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

司馬遷用來「成一家之言」的序略，系指《自序》後半部的內容，即《史記》百三十篇的內容提要。這些提要集中表達了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是非褒貶。如《五帝本紀》條稱讚五帝「厥美帝功，萬世載之」；《夏本紀》條稱讚「維禹之功……德流苗裔」，又批評「夏桀淫驕，乃放鳴條」；《始皇本紀》條稱讚始皇「並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幹革，尊號稱帝」，又批評他「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高祖本紀》條稱讚劉邦「子羽暴虐，漢行功德……天下惟寧，改制易俗」。《孝文本紀》條稱讚文帝「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世家》部分則每每言及「嘉」其某事，明確表達褒揚之意。

班固批評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13]。此說是否確切，暫且不論。司馬遷的思想以儒家為主，應是不可否認的^[14]。司馬遷明言，他「成一家之言」的方法是「拾遺補藝」，目的則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對「拾遺補藝」的「藝」，《集解》引李奇曰：「六藝也。」《索隱》曰：「謂補六藝之闕也。」觀下文所言「六經」云云，這種解釋是符合司馬遷原意的。祝總斌先生指出：「證以司馬遷慣用『六藝』指『六經』，李奇之說極是。」^[15]毫無疑問，司馬遷所謂「一家之言」與儒術高度相關。其實，司馬遷在《自序》中已經闡明了這一點。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索隱》曰：「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談也。」^[16]司馬談在這裡提到的《易》《春秋》《詩》《書》《禮》《樂》，正是司馬遷所謂「六藝」。司馬談所謂「明世」當然是指漢朝。這表明，司馬遷的「拾遺補藝」就是通過「紹明世」來「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而「紹明世」和「繼《春秋》」又更為重要，故司馬遷在上引文後接著寫道：

上大夫壼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其中「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是《春秋公羊傳》語，「董生」則是《公羊》大師董仲舒。可見，司馬遷深受當時盛行的《春秋》公羊學影響，他對歷史人物進行褒貶的依據，便是《公羊》家所闡釋的用以「別嫌疑，明是非」的「《春秋》之義」。

根據漢代《公羊》家的解釋，《春秋》是孔子為漢製法之作，其主要內容是為漢朝制定的撥亂反正之法。那麼，司馬遷「繼《春秋》」又是什麼目的呢？壼遂恰好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司馬遷答道：

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我們不知道壼遂是真的提出過上述問題，還是司馬遷借壼遂之口給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司馬遷希望闡明這一問題。但這個問題十分敏感，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顯然很危險。我們不知道司馬遷作《史記》是否處處「實錄」，也不知道武帝「削」《史記》是否及於《自序》，但上引文字中對武帝的評價似乎言不由衷，未體現出「不虛美，不隱惡」的原則。以司馬遷在《平準書》中表達的觀點為基礎，我們可對司馬遷的這段話做進一步解讀。

首先，「先人曰」提到的《易》、《書》、《禮》、《樂》、《詩》、《春秋》，即所謂「六藝」，都是和某家王朝對應的，是該王朝留給後世的精神遺產。司馬遷所謂「拾遺補藝」是想在「六藝」之外再增一藝，即用《史記》對應漢家王朝。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想法並不是司馬遷獨有的。當時的人們都將漢朝看作五帝三王之後的一家王朝。如竇太后欲以景帝之弟梁王為嗣，群臣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方今漢家法周」，故「不得立弟，當立子」^[17]。武帝封禪、改正朔時說：「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18]司馬相如臨死留遺書，勸武帝舉行封禪大典，「而後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文穎注曰：「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其事業也」。又曰：「六經加一為七也」。孟康注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也。言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19]司馬相如不僅認為漢朝是繼五帝三王之後的一家，還認為漢朝應繼「六經」之後再「作《春秋》一藝」，使六經增為七經，而這部漢家《春秋》應是「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之作。這同司馬遷所謂「拾遺補藝」如出一轍，正可用作司馬遷之說的注腳。

其次，司馬遷強調《春秋》既「采善」，也「貶惡」，「非獨刺譏而已」。言下之意，《史記》亦非僅「力誦聖德」，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同時也有所「刺譏」，只是後者不便明言。事實上，司馬遷反對以桑弘羊為代表的「興利之臣」的主張，對武帝的許多政策持批評態度，而這正是當時深受《公羊》學影響的多數儒生的共同立場。董仲舒反對國家「與民爭利」，明確提出「鹽鐵皆歸於民」。在稍晚的鹽鐵會議中，賢良文學與桑弘羊等人的爭論，更對武帝一朝以對外戰爭為中心的內外政策提出激烈批評。儒生階層的這種看法，絕非武帝死後才形成的，只是武帝死後才能公開表達出來。司馬遷在《平準書》中表達的觀點與之類似，只是迫於政治壓力，採取了比較隱晦的表達方式。

第三，司馬遷強調他作《史記》只是「述故事」，與孔子「作《春秋》」不同。這不是自謙。孔子在漢武帝時已經被塑造成聖人了，司馬遷不會自比孔子。但《史記》又確有比附《春秋》之處。例如孔子曾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作《史記》也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又如：孔子作《春秋》至「獲麟」絕筆，而《太史公自序》說《史記》亦「止於麟止」。《集解》引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再如：《春秋公羊傳》末尾曰：「君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20]董仲舒也說：「仲尼之作《春秋》也……以待後聖。」^[21]而《太史公自序》末尾也說要將《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22]不過，孔子的《春秋》之道是用來糾正周道之弊的。董仲舒所說，「周道衰廢」，孔子作《春秋》「以達王事」，就是這個意思。^[23]司馬遷說得更明白：「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24]這是漢代普遍流行的說法，劉向《說苑》：「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25]王充《論衡》：「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26]然而司馬遷作《史記》卻不是因為漢道已亡，也不是要為下一代王朝製法，他通過「述故事」或「紹明世」而論證和揭示的還是孔子的「《春秋》之義」。因而他所期待的「後世聖人君子」絕不是下一代「新王」，而是武帝以後的漢家君臣。他希望日後的漢朝統治者能接受儒生們的主張，糾正武帝的錯誤，使漢家政治真正走上孔子指引的道路。

綜上所述，司馬遷所謂「一家之言」，本意應指以「《春秋》之義」為核心的漢家之言，亦即由孔子制定、經公羊家闡釋、又經《史記》進一步論述的漢家治國理民之道。這樣理解司馬遷的抱負，更符合他的性格、學識和時代。不過，也正因如此，司馬遷的「一家之言」在理論上新意不多，既不如董仲舒的學說系統深刻，也不如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們的論述明確清晰。因而司馬遷自己極為看重的《史記》的這一價值，沒有得到後世學人的重視，相反，作為揭示上述思想之手段的史實敘述，卻得到後人的高度讚揚。失之東隅，得之桑榆。司馬遷意外地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學家。

[1]《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2]《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第2738頁。

[3]《史記·集解序》，中華書局，1959年，第1、3頁。

[4]參白壽彝：《說「成一家之言」》，見氏著《中國史學史論集》，中華書局，1999年，第99頁。

[5]《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319頁。

[6]《漢書補注》卷六二《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83年，第1236頁。

[7]《史記》卷二七《天官書》，第1349、1344、1351頁。

[8]《史記》卷三○《平準書》，第1442頁。

[9]《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集解》引衛宏《漢書舊儀注》，第3321頁。

[10]《後漢書》卷六○下《蔡邕傳》，第2006頁。

[11]《三國志》卷一三《王朗傳附子肅傳》，第418頁。

[12]《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303頁。

[13]《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第2737頁。

[14]參閱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司馬氏父子異尚」條，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第42頁。

[15]參閱祝總斌：《有關〈史記〉崇儒的幾個問題》，見氏著：《材不材齋文集》上編《中國古代史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7頁。

[16]《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296頁。

[17]《史記》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91頁。

[18]《史記》卷二三《禮書》，第1161頁。

[19]《漢書》卷五七下《司馬相如傳》，第2605-2606頁。

[20]《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2354頁。

[21]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58頁。

[22]《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320頁。

[23]《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297頁。

[24]《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310頁。

[25]向宗魯：《說苑校證》，第31頁。

[26]黃暉：《論衡校釋》，第1177頁。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