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說留洋記

繼《活著》之後，余華的另一部久負盛名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終於也要搬上大銀幕。

這中間隔了20年。

6月3日，電影版《許三觀賣血記》開機。面對這個消息，大家的心情其實有點複雜，因為，這是一部韓國片。

除了「改編自余華的小說」這一中國元素，其它都已變成韓國血統。從導演到演員到投資到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以及許三觀的基因等，無一例外都是韓國的。

早在2000年，韓國某影視公司老闆安東圭在與一位義大利導演的競爭中贏得了電影的改編權。安東圭當時就想將它改編成韓國電影，因為在上世紀60年代，韓國也賣血成風，所以許三觀的故事很容易嫁接過去。

後因為要加大投資，遂改為合拍方式，採用中國導演和演員，余華找到姜文，三人簽了合作意向，但這一方案因為種種原因最終被放棄。

直到前年，又傳出韓國著名導演李在容要接手，但依然不了了之。

如今，「韓國觀眾最信賴演員」河正宇要自導自演這部影片，這一波好幾折的浪終於到了岸邊。據聞此片配置的演員陣容為韓國影史上規模最大，而且已在今年戛納電影節上做過推廣。無論它將來能不能獲得戛納的青睞，至少可以肯定，它不會成為「禁片」。這算是唯一的安慰吧。

軍功章里有張藝謀的一半

韓國人對《許三觀賣血記》的執念已持續14年，期間韓文版熱賣，被搬上話劇舞台，韓國《中央日報》更將它列入「100部必讀書」。這個程度雖然比不上中國網友對都教授的追捧，但對於中國小說來說，這已是它在海外的高待遇。

今年中國小說在海外獲得的高待遇其實不只這一樁。3月，「諜戰小說」大戶麥家十多年前的舊作《解密》的英文版被英美兩國的豪門出版社出版，創造了中國作品在海外的最高銷售紀錄，15%的版稅也可以與歐美暢銷書作家比肩。它還被英國企鵝出版社的「企鵝經典」文庫收入，此前被收入的中國作品有《紅樓夢》、《阿Q正傳》、《圍城》和《色戒》。

與這種晚來的蜚聲海外相比，當下更熱的劉慈欣科幻小說《三體》的英文版也將在美國發售，更具有讓人期待的特質，揚眉吐氣的中國科幻粉們已經在展望：離好萊塢也不遠了。

還有閻連科最近獲得了中國首個卡夫卡文學獎，只是風頭不及魯迅文學獎的「跑獎」風波。

（閻連科）

到目前為止，最高待遇當然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雖然人們對此的解讀紛繁複雜，甚至已經偏離文學意義，但這次獲獎是毋庸置疑的里程碑，它帶來的影響力也是顯而易見。

與莫言獲獎同一時間段舉行的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莫言作品的海外版權成了搶手貨，多部小說在美國熱銷三個月，西方主流媒體對其作品的提及率也陡然上升……

雖然這只是一個短暫的小高峰，但至少又多了一些人知道中國作家莫言和他的那些東方色彩濃郁的小說。

莫言最早走向海外，張藝謀的《紅高粱》有很大功勞。這部被普遍認為是「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起點和成功之路」的電影，實際上也帶動起西方對中國文學的關注。《紅高粱》拿下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兩年後，莫言《紅高粱家族》的法譯本、日譯本就分別出現在了這兩國的書店裡。此後，莫言作品變成各國文字時，《紅高粱家族》幾乎都是首選。

莫言自然而然成為了中國文學在國際舞台上的台柱子，後來余華、蘇童、閻連科、王安憶等人也加入了這支小隊伍。

余華和蘇童走出國門的方式與莫言有相似之處，軍功章里也有張藝謀的一半。余華的《活著》被改編成同名電影，獲得過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蘇童的《妻妾成群》改編而成的《大紅燈籠高高掛》，獲得過威尼斯電影節銀熊獎。

莫言曾直言：「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張藝謀、陳凱歌的電影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

「禁書」最好賣

（2009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雖為主賓國，但明顯還沒融入版權交易的大潮）

而現在，電影的開路作用也不是特別靈了。如今向海外讀者推介中國作品的最主要陣地是一些大型的國際書展，比如法蘭克福書展和倫敦書展兩大巨頭。

2009年和2012年，中國分別作為兩大書展的主賓國（國際書展的主辦方都會以某一國家，尤其是某一國家的文化為主題進行宣傳）。2009年那一次，中國簽署2417項版權輸出合同；2012年，中國展團輸出版權1859項，同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這個數量是2409項。

戰績似乎不錯，但在世界範圍內的版權貿易中，這些數字尤其是中國原創文學的版權輸出，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它們跟全國家庭住房平均面積一樣並無多大的實際意義。

據統計，目前英國一年出版的文學類書籍中，翻譯的外國作品加起來只有2%，在美國也只是3%，這其中中國作品能分得的份額更是微乎其微。

2012年倫敦書展時，《人民文學》編輯、作家徐則臣在倫敦最大的連鎖書店「水石」的幾家分店找中國作家的書，走到腳疼也沒有找到一本。

美國漢學家、莫言作品的英文譯者葛浩文，也經常去書店找找中國作家的書，在莫言獲獎之前，偶爾能找到一兩本他的書。

即便是在最關注中國文學的法國，人們可以人手一本《包法利夫人》，但中國文學還在可讀可不讀那一類里。真正熟悉幾個中國作家名字的還是一些漢學家、研究者、作家的外國友人以及版權交易機構等。

在一些外國研究者眼中，中國的文學作品更多是作為研究中國現狀的材料，社會意義、政治意義遠比文學意義來得重要，其中或許還夾雜著一點擁有強勢話語權的優越感。

外國出版社很快就抓住了這種獵奇心理，哪個作家、哪本小說在中國爭議大，或被貼上「禁書」標籤，就翻譯出版哪個。

姜戎的《狼圖騰》就是典型一例，它引發的爭議也隨著外文版的出版而擴展到海外。德國漢學家顧彬認為此書對德國人來說是法西斯主義，「這本書讓中國丟臉」。法國導演讓-雅克·阿諾則偏愛這本書，據此改編的同名電影已經定檔今年聖誕節。

莫言也曾遇到這種境況，他的《生死疲勞》在德國尋求出版時，吃了不少閉門羹，因為太厚怕沒人看。但以計劃生育為題材的《蛙》，很快就有大出版社願意出。

更有外國出版社因出版「禁書」而挽救了中國文學出版項目。PhilippePicquier是法國推介當代中國文學規模最大的出版社，有人稱其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窗口。但在2000年前，它所出版的中國小說一直是賠錢貨，國內非常受歡迎的作品到法國根本賣不動。

最後卻是衛慧的那本「腐朽墮落和受西方文化毒害」的《上海寶貝》成了大救星，三個月賣出兩萬冊，靠著這些錢嚴肅文學才得以做下去。目前它出得最全的是閻連科的書，也許他的「禁書作家」名號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國小說不好看

很多中國文學作品對社會現實對政治的折射，一方面成為研究者們看中國的渠道，一方面也成為了外國普通讀者的閱讀障礙，太過陌生，理解無能。

這是閱讀終端的苦惱，但在到達終端之前，中文難翻譯也是一個逃不掉的命題。

不少當代作家都寫過鄉土氣息非常濃厚的小說，德國漢學家高立希翻譯閻連科的《受活》時，他說最難的地方就是「河南方言」。

遇到這種情況時，很有可能會產生吃力不討好的效果。葛浩文翻譯過賈平凹的《浮躁》，因為不懂西安土話，他一一向賈平凹請教，但據說後者因此認為「葛浩文不懂中文」，甚至還得出「只有中國人能翻中國書」的看法。

（翻譯者葛浩文）

現當代小說或許不是最難，中國古典小說才是讓人望而生畏的大工程。去年11月，美國漢學家芮效衛終於完成了《金瓶梅》的翻譯，這一過程長達30年，是《金瓶梅》第一次用西方語言完整翻譯，共3000多頁，有4400個詳細註解。

但對高立希和葛浩文來說，他們或許更欣賞《金瓶梅》的語言。高立希曾直言新中國以後的中國作家對於語言都不太講究。葛浩文也表示「現代的中文遠遠不如過去的中文」，用成語用得太多。

在中國文學的譯介方面，葛浩文是當之無愧的功臣。他翻譯過蕭紅、楊絳、賈平凹、王朔、莫言、虹影、阿來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對於「中國文學很邊緣化」這一事實，他有一個更簡單粗暴的結論：中國小說不好看。

「小說要好看，才有人買！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很多，可能因為中國作家一般必須藉助翻譯來閱讀其他國家的文學，也可能是傳統的文以載道思想作祟。」

這些刺耳言論經常被葛浩文用來為自己的翻譯辯護，學術界對他的批評也沒有斷過。但一些已經走出國門多年的作家卻越來越淡定，作家畢飛宇認為，「中國文學所謂走出去，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需要耐心，可能需要幾十年時間。」

但作家不急政府急，它不想等幾十年。根據2011年頒布的《「十二五」時期新聞出版業發展的主要目標》，到「十二五」期末，版權輸出品種數將達到7000種。

按照慣例，這個數據成了一些官員追求的光鮮政績。至於出版後的市場效應如何，則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近幾年中國頻繁到各大書展砸錢做排場，一方面也是基於這種抓不住重點的需求。

2011年法蘭克福書展上，詩人于堅看到中國的展廳遼闊，出版社雲集，書卻大多是關於中國風光、旅遊或者看圖識字的，冷清到連個作者肖像海報都沒有。

喜歡中國文化的德國人皮特無可奈何地聳聳肩，對於堅說，每年都這樣。

（文章原載《明周刊》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