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悅 行走在繁囂與清凈之間
06-07
行走在繁囂與清凈之間 ——從《重立清凈寺碑》看元代泉州穆斯林的興衰 （文君悅） 清凈寺，擠在泉州塗門商業街的中段，在繁囂中獨守了一份千年的靜寂…… 1 「偏安於一隅！」好友指著一組照片中的一張悻然嘆道。這組照片都是他從泉州清凈寺拍攝回來的。泉州清凈寺，中國現存最早的清真寺，音譯為「艾蘇哈卜大寺」，又名「聖友寺」，始建於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即公元1009年。元至大二年，即公元1309年由伊朗人艾哈默德重修。我對千年古寺的這些概念性的認知，透過他照相機的鏡頭逐步立體了起來—— 一座仿照敘利亞大馬士革伊斯蘭禮拜堂建築形式建造的門樓突兀在照片的中央。三層穹形頂的尖拱門，全由巨大的青白花崗岩條石砌疊而成。在條石的紋理里，21世紀的陽光卻不時閃現歷史的冰肌。「真主秉公作證，除他外，絕無應受崇拜的；眾天神和一般學者，也這樣作證，除他外，絕無應受崇拜的，他是萬能的，是至睿的，真主所喜悅的宗教，確是伊斯蘭教」，門樓正額的浮雕石刻上橫嵌的這段阿拉伯文，我想，同樣嵌在每一個中國穆斯林的心底。 翻開另一張照片，茵茵的草地上裸著數根石質圓柱和四圍的石牆。它們是清凈寺大殿「奉天壇」的存骸。「堂以西為尊，疊疊重重，規制異人間之廟字，昂昂噲噲，翚天上之樓台」的「奉天壇」，在公元1607年泉州的一次8．1級大地震中轟然坍圮，迄今未能恢復。惟有這些石柱和石牆矗立在時光的波流中，執拗地張揚著彼時的鼎盛。 令好友悻然的不是這些斷垣殘壁，而是蟄居在一隅的、僅能容納三十人禮拜的「明善堂」大殿。朱紅的門窗，灰白的牆壁，歲月在其上如鏤如刻。她典型的中國四合院民居風格精巧素雅，依傍在門樓和奉天壇這些巋巍的純阿拉伯風格建築側旁，顯得有些孤獨。可我們怎能咎錯於她呢？她只是真實地反射了從元到明，伊斯蘭在中國這片沃土上，由阿拉伯化到本土化的一種漸變。建築元素的變革，不正是「回回」這個民族形成的側影嗎？ 在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些照片一直糾結著我的思緒。終於，一夜，在深沉的夜空中，我的目光與一雙藍瞳不期而遇——泉州在元帝國時代的盛極一時，全然倒影在了義大利商人雅閣德安科納的藍瞳里：市聲沉澱在了元朝溫煦的暮色里。阿拉伯香料的香氣似乎還在留戀白天的喧鬧，久久不肯弭散。漸漸的，夜色垂臨，泉州城萬戶的燈火次第點亮。通身熒亮的清凈寺宣禮塔，與其他清真寺的宣禮塔遙相呼應，擎起了泉州港「東方第一大港」的金字招牌。 百年後，另一位冒險家馬可波羅慕著東方的神秘和瑰麗站在了泉州港岸的礁石上：海天相接的地方，過盡的千帆皆是穆斯林商舶。暑來寒往，穆斯林的商舶滿載著中國的絲、瓷、茶，阿拉伯的香料、藥材穿綴起了一條溝通東西方的貿易通道，同時它們也肩起了文化交流使者的重任，為東方「海洋文明」撰寫了最璀璨的一頁。東方，也惟有東方的「海洋文明」，正因沒有血腥的屠戮和暴虐的掠奪，才會被冠以一個香氣盈逸的名字——「香料之路」。 正是這些「他者」的筆觸，為今天的我們構建了一個「漲海聲中萬國商」古泉州城的文本—— 自唐朝開始，泉州的海外交通日趨發達，至宋元時期發展為與當時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齊名的「東方第一大港」——刺桐港。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特別是來自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商人聚集在泉州。為什麼在商人中，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人為眾呢？因為那時「中東地區的伊斯蘭教在高峰時代，是傲視群倫地氣派——在許多方面，它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當時的最高點……穆斯林是頭一個為完成這個目標而作出巨大進步的群體，他們締造出一個宗教文明，它超出了單一種族、或是單一地區、或是單一文化的界限。中古盛期的伊斯蘭教世界是國際化的、種族多元的、民族多樣的，甚至可以洲際連結的。」[1]因此這些阿拉伯商人在異域的土地上，以開放曠達的自信，艱辛求存的鋼性，與泉州人一起造就了歷史上最為開放、包容和發達的泉州城。 繁華，書不盡的繁華背後是什麼？ 清凈寺的樓門悄然洞開，一方堅挺的石碑佇立在了盡頭…… 2 有明一代，隨著一場中國「伊斯蘭文化復興」運動的蓬勃而起，一批伊斯蘭宗教文化的漢文譯著問世了。此之前，在中國瀚瀚文海里，穆斯林修立的文字很難找得到。歷史上雖然不乏蒲壽晟、李贄等融入大傳統社會的仕宦，但從他們的作品中也很難找到穆斯林的蹤跡。站在華夏「中央天朝」的自傲和驕矜上，這種現象就不難解釋——前來中國朝貢貿易的小國遠人本身就沒有什麼可記錄的榮耀。因此現存的泉州艾蘇哈卜寺的《重立清凈寺碑》，在對於研究早期阿拉伯與中國宗教文化交流史，伊斯蘭在中國東南沿海港口的傳播，以及清真寺的建置、組織機構等史料價值上，有了「迄於今日，實尚未見一文足以當之」[2]的地位。 這方《重立清凈寺碑》刻於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花崗岩石琢成，由許清、丁儀篆書。碑高260厘米，寬110厘米，陰刻22豎行文字。 碑文包含兩部分：一部分為元代外教人吳鑒所撰《清凈寺記》全文，其首段記載了大食國，也就是今天的阿拉伯半島的山川地理、風俗民情、物產文化、伊斯蘭教義、教規，以及該教首先傳入廣州，並建懷聖寺等事項。這段記載被認為是唐宋元悠悠六百九十年里，繼唐代杜環的《經行記》之後，在所有描述伊斯蘭教的漢文文獻里「略為可觀，亦足珍矣」[3]的鉅篇。 碑文第二段記載：「宋紹興元年，有納只卜·穆茲喜魯丁者，自撒冉威從商舶來泉。剙茲寺於泉州之南城。造銀燈、香爐以供天，買土田、房屋」[4]等作為寺產。元至正初，由於「以沒塔完里阿哈味不任，寺壞不治」，，寺產被侵佔，寺院荒蕪。至正九年，「閩海憲僉赫德爾行部至泉」[5]。在路達魯花赤契玉立的幫助下，「里人金阿里以己貲一新其寺」[6]，泉州伊斯蘭教長布爾罕丁率領穆斯林重修該寺。 碑文第三段敘述了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後在廣東、福建的傳播情況。提及在泉州建築的禮拜寺達六七座。「自禮拜寺先入閩廣，□其兆□已遠矣。今泉之禮拜寺增至六七，而茲寺之復興，雖遭時數年，名公大人碩力襄贊」[7]。 第四段記載泉州穆斯林教職人員的情況，泉州穆斯林首領稱為「攝思廉」，即教長。在各清真寺內設「益綿」，即伊瑪目，亦稱「阿訇」；「沒塔完里」，負責日常寺務，俗稱「掌教」，「謨阿津」，即宣禮員。這是關於中國清真寺實行三掌教制最早的漢文記載。 《重立清凈寺碑》另一部分記載了其所翻錄的《清凈寺記》的來源和對寺業有卓然貢獻者：「按舊碑年久朽敝無征。掌教夏彥高……等錄諸郡志全文，募眾以重立石。」 細心的讀者一定發現了，此段行文伊始，我用了「泉州艾蘇哈卜寺」，而非「泉州清凈寺」。因為在撥開歷史五百年的蔓草尋訪《重立清凈寺碑》時，無意覷見了碑後堙藏的秘密——為什麼一座清真寺會有公元1010年和1131年兩個相差百年的始建日期，兩個捐貲的修葺者？它不是歷史記憶的混淆，而是一種歷史的誤讀——泉州清凈寺和艾蘇哈卜寺是標註了元帝國時代，泉州穆斯林社會巔頂的兩座不同的清真寺。 造成這種誤讀的原因，是明正德二年，掌教夏彥高募款重刻吳鑒碑記立於艾蘇哈卜寺內，誤以為清凈寺即艾蘇哈卜寺。《重立清凈寺碑》的碑文曾記載了：「如尚書趙公榮立匾清凈寺三大金字以輝壯之」[8]。趙榮為艾蘇哈卜寺題匾據推斷是在1449年至1475年之間。趙榮所題「清凈寺」匾顯然是使艾蘇哈卜寺被稱為清凈寺的依據之一。此誤讀經過學者孜孜不倦的考證得到澄清，但數百年來艾蘇哈卜寺在漢文中被稱為清凈寺已約定俗成地延襲下來。 而真正的清凈寺只能將歷史對它的記憶，附麗在他人的碑文里。因為它與吳鑒所撰《清凈寺記》碑，還有《重立清凈寺碑》中提及的六七座清真寺都毀於元末…… 3 「毀於元末」…… 對於幾座雄偉、堂皇的清真寺從極盛到滅跡的敘述，過於簡單、過於淺陋，也過於輕率了。 再次翻開好友拍攝的艾蘇哈卜寺「奉天壇」存骸的照片。也許咎於一種思維的慣性，總覺得歷史遺迹需要一寸殘陽的鋪陳，方能顯出歷史的冗重。而照片里，裸呈的大殿殘柱上方，午後的碧空，寧謐、澄澈。元末的天空是否也沉澱著這麼一抹寧謐和澄澈的藍呢？ 「元末，始於泉州，漫延至福州、仙游、莆田，歷時十年，公元1357至1366年的戰亂。……」[9]文獻為我們卷開了一帙黑雲頃軋的元末泉州城圖景—— 「公元1357至1366年的戰亂，影響最大者為僑居泉州的穆斯林商人。其前五年以賽甫丁和阿迷里丁為首，後五年以那兀納為首，所率軍隊之核心稱為『亦思巴奚』」。亦思巴奚即Ispahan譯音，是以僑居泉州的穆斯林為主力的軍隊號稱，也是元帝國除蒙古人的軍隊為最上等的正規軍。亦思巴奚是元帝國軍隊構成中一個普遍的，卻又是奇異的現象。 十三世紀末，一個瀰漫著血與火，充斥著征服與摧潰的東方帝國——元帝國，用中國歷代帝國瞠目的大筆，勾畫了一個「在北方，西起今額爾齊斯河，東至鄂霍次克海。在東部，擁有朝鮮半島東北部。在西南，包括今克什米爾地區以及喜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錫金等地，今緬甸東北部和泰國北部」[10]空前遼闊的疆域，真可謂「輿圖之廣，歷古所無」。就連顛覆了元帝國根基的明帝國都不得不惘然喟嘆：「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並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11] 三千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大元的鐵蹄震天撼地，大元的黃旗迎風獵獵。同時，元帝國的戰車在中華文明的自尊心上，碾出了一道淵壑的傷痕——一個馬背上的「蠻族」統治了擁有四千年恢宏「文明」的中國整整一個世紀。 事實上，蒙古鐵騎橫行天下，稱霸歐亞時，自己的蒙古軍隊只有十來萬人。成吉思汗攻滅諸國最盛時，手下蒙古軍隊也不過十來萬。成吉思汗歸西時，整個蒙古民族的總人數不超過一百萬。忽必烈獲取汗位後，手下真正的蒙古族兵將也只有六七萬人。可以覷見，蒙古人的西征東討，衝殺奮戰的多是被征服各族的「僱傭兵」。尤其是同樣以驍勇善征著稱的色目人。他們跨著元帝國彪悍的戰馬，為元帝國征服了大片大片的疆域。泉州「亦思巴奚」就是這樣一支由色目人組成的軍隊。 我們還是將馳縱的思緒從元帝國三千萬平方公里的大地，固定到泉州港吧！ 公元1357年的春天，滿載著阿拉伯香料和藥材的商舶白帆，還沒有被泉州港的海風鼓蓬，一場兵燹就以摧枯之勢聒碎了泉州的繁華夢。 「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春，義兵萬戶賽甫丁及阿迷里丁叛據泉州」[12]。《元史》里對於亦思巴奚事件性質的判定，顯然是保藏了話語霸權者的私心。 「叛」，「外族叛亂」，「反元，叛元」都有推翻元帝國統治的意味。在元帝國時代，其國策是聯色目人控制漢人。「色目人，也就是西亞人，他們的社會地位很高，在行政管理上受到充分任用；蒙古人信任他們，知道他們為了保住在中國的地位就要完全依賴他們的主人」[13]。作為「在元代社會法律上享有精英地位的色目人」[14]，享有「一族之下，眾族之上」的榮耀。而亦思巴奚完全是由色目人組成，他們反元似乎不符合邏輯。因此亦思巴奚事件被判定為「叛元」就無法成立。 亦思巴奚事件的肇始者賽甫丁及阿迷里丁，皆是波斯德黑蘭城南294公里的亦思法杭人。善於泛海行商，足跡遍及印度和中國，因鎮壓農民起義而官升萬戶。1357年，他們統率的亦思巴奚軍隊割據泉州城是實。但不是「叛」，而是「保」，是為了捍衛元帝國的政權，用武力奪取了泉州的財政大權。 1279年，元軍把南宋送進墳墓的同時，它自身千瘡百孔的財政問題，就凸現了出來。它駭人的軍事行動終令財源枯竭、國庫窖罄。因為它擴張的每一寸土地，無不是大量黃金白銀鋪就而出的。元帝國不得不用一雙泛紅的眼睛追逐黃金白銀的反光。譬如被忽必烈大為讚譽：「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阿里海涯、麥術丁等，亦未可為相。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15]斂財收賦成績斐然的阿合馬拜居相位，很顯然是元帝國畸形政策的折射——誰能為帝國搜刮更多的金錢，誰就是真正的「忠臣」。泉州，財富的聚散之地，自然成為了元帝國大員權利角逐的戰場。 在亦思巴奚事件之前，商賈蒲壽庚派系霸掌泉州政治、經濟的命脈。蒲壽庚亦官亦商，官商合一，於宋末壟斷泉州香料海外貿易近30年，「以善賈往來海上，致產巨萬，家僮數千。」在宋元鼎革之際，棄宋降元，使泉州港免遭戰火毀滅，使中國的海外貿易得以繼續發展並蒸蒸日上，在元帝國時代達及鼎盛。1357年，亦思巴奚的賽阿二酋正是從蒲壽庚派系手中搶取了泉州的財政大權。 1358年，他們又奉福州普化帖木兒之命，進兵福州。1360年，因興化分省右丞苫思丁派遣，出兵興化剿陳從仁。這些為亦思巴奚事件的性質定位為「保元」，做了歷史的雄辯。賽甫丁從1359年到1362年駐守福州，一直是協助行省平章普化帖木兒的地方政權，是為了鞏固元帝國的地方統治。 1362年，泉州政治風雲突變。燕只不花繼任行省平章之職。以阿迷里丁黨羽「扶信自稱元帥，珙自稱總管。為暴幾無虛日」[16]的罪名，命令諸軍剿滅賽甫丁勢力。其意旨在為自己的仕途肅清障礙，剷除掉前任普化帖木兒的殘餘勢力。 與燕只不花軍事行動遙相呼應的是，亦思巴奚繼任者那兀納圍剿阿迷里丁的行動。那兀納協助鞏固了燕只不花的新任地位後，得到了燕只不花的重用，成為了燕只不花與其他蒙古地方官政治逐鹿場上的馬前卒。例如遵從行省平章燕只不花之命，屢拒元帝國派遣的新命之官。不斷派兵圍剿興化、仙游的土豪惡霸武裝，為元地方政府保了泉州的「平安」。 正當那兀納恃功傲物，以為在燕只不花，這碩大的樹蔭下可以無所忌憚地斂財肥私，並張張揚揚在「喬平章宅建番佛寺，極其壯麗，掠金帛佇積其中」[17]時。握有三萬兵權，敗明軍入閩的陳友定已經「拜福建行省參知政事，盡收郡縣倉庫所積……」[18]。「擁虛位而已」[19]的平章燕只不花為求自保，只能眼睜睜看著陳友定的屠刀斬向自己的臂膀——那兀納的亦思巴奚軍。四月，在興化郡城下「亦思巴奚軍皆倉促無所施。大敗，僵死數千。追擒博拜、馬合謀、金阿里等殺之」[20]。五月，密約穆斯林千戶金吉開西門，擒那兀納，風雲十年的亦思巴奚軍徹底覆滅了。 而陳友定「八月進福建平章政事，悉有閩中郡縣勝兵數萬，威福赫然」[21]，福建暫時收在了他的囊中。陳友定的「威福」，蘸飽了亦思巴奚軍的鮮血載進了泉州史。 決意從洞開的泉州艾蘇哈卜寺門樓去追訪清凈寺碑時，就料定這條路修遠而坎坷。果然，櫛著元末亦思巴奚兵亂的腥風，沐著元末亦思巴奚兵亂的血雨，一路的行走艱辛、倉促而且愴痛。幾榮幾廢的清凈寺及清凈寺碑終於佇立在了眼前，而我卻停下了腳步。不敢伸手去觸摸它，怕它毀滅的真相過於冰冷、過於尖利。但，手還是怯怯地伸向了它…… 清凈寺的毀滅直接肇於亦思巴奚兵亂。 走出元末歷史的繁囂，我們得出了結論：亦思巴奚是蒙古貴族爭權奪利的棋子，同時它也是泉州穆斯林派系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反覆爭奪中的犧牲品。 中世紀航海來泉州的穆斯林，西起馬格里布，東至印度恆河流域，北居土耳其、西班牙，南濱波斯灣、印度洋，可以說是整個伊斯蘭世界的縮景，自然伊斯蘭的各種教派在這裡也是錯綜林立。如此眾多的穆斯林派系雍塞在同一個泉州城，你碰我撞，矛盾的頻繁和激烈程度不言而喻。 在南宋末，以蒲壽庚為代表的遜尼派形成勢力集團之前，泉州的兩大伊斯蘭教派——遜尼派和什葉派都未形成大的氣候，又因寄居在異國，尚能和平相處。在蒲壽庚為代表的遜尼派壟斷了泉州的政治、經濟後，就逐步排斥起了什葉派。這時泉州的海外貿易達至鼎盛，經營額巨大。這杯羹，什葉派豈甘遜尼派一家獨餮。「公元1282年，揚州合必軍三千人被調入鎮守泉州，來者多自波斯，屬什葉派」[22]。什葉派勢力大增，但仍無法與掌實權的蒲派匹敵。至正十七年時機成熟，什葉派以賽甫丁及阿迷里丁為首的亦思巴奚軍武力奪了以蒲壽庚為代表的遜尼派的權，掌控了泉州，包括市舶司。至正二十二年，《麗史》中記錄曾是蒲壽庚之婿的那兀納反攻，殺阿迷里丁，剿其黨徒無數。至正二十六年，什葉派以金吉為首，投靠陳友定，殺那兀納。這對狼狽組合在狠毒方面，比賽、那二者有過之。陳友定入泉州，「是役也，凡西域人盡殲之。胡發高鼻有悟殺者。歲蒲賊諸塚」[23]。亦思巴奚兵亂就這樣畫上了一個血淋淋的句號。 伊斯蘭曆710年，公元1310年由波斯設拉子著名的魯克伯哈只艾哈瑪德·本·穆罕默德·賈德斯重修艾蘇哈卜寺的碑文之末提及：「此舉為贏得至高無上的真主的喜悅，願真主寬恕他，寬恕阿里派者，寬恕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屬」。這段碑文確鑿無誤地揭示了泉州艾蘇哈卜寺能遺存至今的秘密，因為它系什葉派教寺。最後一役的勝者是金吉，他不光剿殺盡了那兀納派系，還夷了遜尼派教寺及所有住宅。清凈寺等其餘六七座清真寺是夷於那場派系之役，我們無法考證。也許這種考證已不具任何意義了吧？ 手，在歷史真相上划過。 冰冷，砭如骨髓； 尖利，劌痛心扉。 蒙古貴族的相互傾軋，泉州穆斯林派系的爭鬥，最終都指向同一方向——利益。 利益障目之下，慾望和野心可以恣意妄為，人性的卑劣可以演繹到極致。詭計、陰謀、屠戮……同朝的官員可以操戈，同族的兄弟可以鬩牆。鬧哄哄，你方征罷我再戰。呼啦啦，只落得華廈俱傾——強大的亦思巴奚軍傾頹了，鼎盛的泉州穆斯林社會傾頹了，煌煌的元帝國傾頹了……歷史的塵埃早已落定，而孟子給每段歷史做的章節附註猶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4 又是一夜。 現代文明的好處就是城市越來越明亮，夜空越來越暝黯；眼前的事物越來越清晰，繁星和皓月越來越模糊。燈光、音樂鈍了人們的感官，想像和思考在絳紅色的夜空激不起一絲漣漪。 惟有夜空的深處，闃然無聲。 忽而，無聲處驚雷乍響，且漸響漸近。仔細聆聽…… 是鐵鑿的錚響。中世紀，西班牙最後一個穆斯林王國，格拉納達王國的國王穆罕默德·伊本·艾哈麥爾，於1248年在阿拉貢王國國王費迪南脅迫下，出兵討伐基督徒包圍之中的塞維利亞穆斯林。於是塞維利亞陷落於基督徒之手。回到格拉納達之後，他躲開興高采烈慶祝勝利的人群，在愛爾罕布拉宮的牆壁上一遍又一遍地鑿下他的憬悟和對後人的忠告——「真主之外別無勝者」。 是喑啞的詰問。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城，以色列戰機發聵的轟鳴聲送走了2008年，迎來了2009年。和平、公正、寬容統統被以色列的重型坦克碾碎。眼看著同胞被屠殺、國家被蹂躪、尊嚴被踐踏，每個人的耳畔都會迴響已故偉大的巴勒斯坦詩人馬哈穆德·達威什發出的最後詰問：「在最後的國境之後，我們應當去往哪裡？在最後的天空之後，鳥兒應當飛向何方？」 只是，在現實的繁囂和冷漠中，這憤懣的詰問，沉重、無奈而又微弱…… 據說，泉州艾蘇哈卜寺大殿殘存的石牆上，有一些典雅方朴的阿拉伯文石刻，全部是《古蘭經》經文。如果有幸能親自訪探她的真容，不知在這些石刻里能否找到這段天啟經文：「你們當全體堅持真主的繩索，不要自己分裂。」[24] 10 全部回復 只看樓主 倒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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