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東亞模式：以東西文化為視角

　　作者：山東社會科學院儒學研究所研究員　劉宗賢

　　儒學與現代化的關係，儒學在東西方文化中的定位，是近代就提出的問題。對此，當代新儒學從理論上做出了回應，而東亞各國向著現代化摸索前進的歷史則從實踐上給予了回答。20世紀70年代後，由於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探索自己的適合國際新環境又適合國情的新路子的過程中，創造了成長和發展的奇蹟，「東亞模式」便作為東西方現代化比較的課題提了出來。而這一問題所包含的不僅是社會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戰略問題，還涉及到更深層次的東西方關係與東西文化關係的問題。

　　東亞模式的提法起於西方，而最早西方人士在關注「東亞模式」的時候，首先注意到的是東亞的發展對於西方所產生的衝擊力。例如1981年由霍夫亨茲（Hofheinz）和柯德爾（Calder）兩位美國經濟學家合著的《東亞之鋒》在開篇的第一章便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提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來自東亞的挑戰。他們不僅看到東亞國家的高速現代化已經在商戰中對他們自己的國家構成了威脅，而且把這一事件提高到改變近代以來東西方力量對比的高度。書中說：「歐洲與美國如日中天的霸主地位已成明日黃花，它們在亞洲，特別是在東亞曾經紅紅火火過的近百年的短時期已經結束了，它們已不能在這個世界處於主導位置了。……這裡的含義與地震對於陸地的形狀的含義一樣明白：地震改變了世界地圖……」當然，他們也注意到了東亞現代化所依託的深厚文化背景：「我們潛在的對手來自一個與我們如此不同的世界，他們的歷史之根如此深邃、如此古老，以致於忽視它們今天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實在是太愚蠢了。」

　　也有一些西方人士並沒有局限於單純西方的立場和眼界，而是從東西方文化互動的大視角，從促進整個人類發展進步的眼光來看待亞洲的崛起。曾以著作《大趨勢》系列叢書在全球不斷引起轟動的美國作家約翰·奈斯比特就曾在《亞洲大趨勢》中指出，「這個世界正朝東方化的方向發展」，「亞洲正以其特有的『亞洲模式』運行，使經濟步入一個鼎盛時期」。「當代亞洲將重塑現代人類靈魂，在喚醒個性意識、樹立堅定信念和倡導苦幹與獻身精神方面，他們將以先驅者的姿態出現」。

　　約翰·奈斯比特就此主張，在現代化的觀點上西方應承認並正視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他的觀點啟示我們，東亞作為非西方式現代化的典型，其所提供的經驗直接關乎文化與社會價值觀，即文化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因問題。

　　從價值觀以及社會歷史發展的各個方面看，東亞文化與西方文化確實存在巨大的差異。一個最生動的例子是，韓國教授金日坤在他的《儒教文化圈的倫理秩序與經濟》著作中曾舉一部反映二戰時期題材的電影，名為《第十七號俘虜收容所》，講的是一個被德軍俘虜的美軍，在俘虜收容所里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如何賺錢的故事。作者通過這個故事說明，「即便在俘虜收容所里，西歐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的三大經濟原理——私有、營利、自由，也依然作為一種社會秩序，為人們所承認」。而這種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西歐資本主義秩序與東方自古以來就保持的集團主義社會秩序是截然不同的。

　　當今，從國際上爭論不休的民主、人權問題，也可以看出東、西文化的差異。以往在國際論壇上，總是西方的民主、人權概念佔主導地位。隨著東亞經濟的崛起，亞洲國家地位和自主意識的提高，他們對西方的人權觀念越來越不買賬。1992年5月亞洲國家在曼谷開會時為人權所下的定義，更強調社會和經濟發展，而不是個人自由。韓國漢城松崗大學教授尚任瑞博士（Dr.Sang-WroRhee）說：「和諧是我們現代化追求的目標。」

　　東亞經濟騰飛以後，人們在探究東亞奇蹟的奧秘時，提出了「儒教資本主義」的概念，更突出了東亞國家特有的文化背景——具有幾千年歷史的儒家文化的影響，及這種背景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1982年，在美國人弗蘭克·吉布尼出版的名為《日本經濟奇蹟的奧秘》一書中，第一章《21世紀的資本主義》就有一個小標題是以《儒家的資本主義》命名的。文中把儒家學說概括為「一種感化人心的哲學」，「對孔子的信仰是與對社會的信仰分不開的」，「衡量事物的尺度是相互關係，而不是個人」。認為這種思維方式滲透在日本的企業中，因而提出：「應該從總體上來考察我們稱之為儒家資本主義、公社制資本主義或以人為中心的企業的日本企業社會，……它調整了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還調整了隨之出現的民主主義），使之適應各種壓力、需求和當前以及可預見的未來的挑戰。」

　　「儒教資本主義」是歐美學者在儒教的基礎上對東亞經濟發展的文化解釋。事實上，它也意味著西方正不得不改變著以往對東方文化、東方社會的偏見。至今，「儒教倫理」或「儒教資本主義」已經被廣泛地用於解釋東亞經濟發展的文化動因。是東亞奇蹟用事實說明了，現代化不僅有西方的一種途徑，東方傳統文化、儒學價值觀在東亞現代化過程中同樣表現出非凡的潛力。

　　但是這種潛力是否具有並如何具有普遍的性能？換句話說，東亞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過程是後發於西方社會的，這種時間和過程上的滯後是否是使得他們在價值觀上與西方表現不同的主要原因？另外，早期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是原生型的、漸進式的，其動力來自內部，是一個內在的經濟社會的自發過程；而東亞國家的現代化是後髮型或誘髮型的，是在西方衝擊和現代國際環境影響下導致的社會激變，其發展動力根源於社會外部環境的逼迫和挑戰。據此，有的西方學者從文化的共時性，即時代特性出發，認為所有致力於工業化的國家都具有現代價值傾向，例如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在這些觀念上的差異往往是由於東西方文化歷時不同所造成的，這些差異也會隨著東亞現代化過程的進展而減弱或不存在。

　　面對這一切，在東西文化中重新審視東亞模式及其發展趨勢是十分必要的。而筆者認為，第一，一切偉大的傳統都具有類似的潛力，儒學作為東方文化的一種傳統，其中也存在著適應社會發展的普遍化潛力；第二，儒學的潛力是在歷史發展中以適應——不適應——再適應為規律進行的，東方文化、東方儒學正是在這種歷時性發展中表現出活力的；第三，東西文化的差異不是絕對的，之間存在著共時性的價值取向，因此，即使我們否定了「現代化即西化」的觀點，也不等於否定現代化作為一個時代，包含著全人類共同追求的理想和共享的文明。但是，東西文化之間的差異又是會長久保持的，這種差異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東西方之間的交流，其不同性會減弱，趨同性會增加，而多元化的局面是不會改變的。鑒於此，我們在「當代東方儒學」課題研究中，是注重文化的歷時性，注重內在於每一個特殊社會形態中的，儒學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普遍化的潛力。誠然，在不同國別，東亞模式有不同的表現。因此我們嘗試從多元性與共同性結合的角度，來說明東西文化背景下東亞國家的文化選擇及文化開放與傳統的關係，且認為，這是東亞模式中一條基本經驗。

[責任編輯:孫天龍（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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