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化人類學觀點解讀《詩經》

《詩經》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中國古老文明的代表性典籍，更是全人類重要的文化遺產。誠如西方漢學家們的評價一樣，它與荷馬史詩、莎士比亞戲劇鼎足而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難以估量的偉大價值。正是因為《詩經》在古代文化上的這一特殊地位，各個時代的學者都對《詩經》倍加關注，闡釋和研究《詩經》在學術史上也始終處於顯學的地位。但是，從漢代開始的歷代對《詩經》的研究來看，受到當時主流思想的影響，學者們的關注點幾乎都集中在《詩經》之後的文化延續的層面上，沒有把《詩經》這座「寶島」下的深層「礎石」打開來，看一看它的文化根基的基本形態。進入20世紀以來，《詩經》研究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學者們清除了歷代經學家堆積在《詩經》之上的層層「瓦礫」和「葛藤」，恢復了《詩經》文化的本來面貌，尤其是在文化人類學觀點下對《詩經》進行研究，使《詩經》研究一步步走出了以往的儒家教化的研究觀念。王政教授的新著《〈詩經〉文化人類學》（黃山書社2010年版），就是運用這一全新研究方法對這部古代典籍進行文化人類學解讀的力作。

作為中國上古文化的淵藪，《詩經》匯聚了傳說、神話、巫術、禮儀、祭典、信仰、藝術原型、語言表象、名物制度、生活習俗、社會家庭組織形態等，是一部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可以說十分開闊和繁雜，憑藉研究者一人一時之力確實難以洞察全部，亦非一部研究著作所能涵蓋。為此，《〈詩經〉文化人類學》緊緊抓住《詩經》所反映的上古文化的基本要核，從原型喻象、習俗巫術、祭典三個方面，對《詩經》展開文化人類學的重要視點的釋讀。在探究的命題上，力求把內涵描述清楚，使延循遺蛻之跡得到明晰的梳理。

《原型論》部分所論及的主要有鳥與婚愛、虹文化、船與婚媾、琴瑟之喻、「纏附」意象、梧桐、狐、其他喻象叢等，對於《詩經》多處涉及的這些看似平常的文化意象，給出了不同於傳統的人類學詮釋。如該書第二章《〈詩經〉中〈螮蝀〉〈候人〉與虹文化背景》，著者說「從具體描寫看，兩篇中的虹潛含著一種男女歡愛、兩性婚媾的象徵意義，以及虹不能用手去指的禁忌觀念」。（P44）接下來，作者運用豐富的文化知識，多幅考古圖像，說明了以虹象喻男女愛媾的三個出發點：一是先秦人迷信意識里，天上出虹是蛇類動物的交配；二是古人認為虹乃陰陽二「氣」之交合；三是彩虹在雨止之後的出現，恰如兩性間媾合使彼此憂思渴愁的積雲隨風化雨，飄灑飛散，亦和「雲雨」一樣粘連著男女相合之義。這種多角度的解讀有助於正確地復原此期各地區人類群體的生產活動、社會結構以及精神生活的全貌。《民俗論》部分論及婚期、約會之期及「生命律動」、古醫俗、古代的「誓」、神靈的聽覺、視覺及眼睛巫術、秦漢以前的生態觀念、風俗及巫術事象等文化群像。從民俗學的角度看，《詩經》可謂反映古代民俗的精美畫卷，是我國最古老的一部民俗史料總集。上自遠古神話傳說時代，下至春秋的社會生活內容，在《詩經》文本中都得到了廣泛的描繪和反映。特別是周代奴隸制社會時期各個階級、階層以及社會生活各個角落的狀況，諸如生活民俗、生產民俗、禮儀民俗、婚姻民俗、歲時節日與信仰民俗等都可以從中得到較為全面的展示。著者對於《詩經》民俗學的解釋時有新見，如根據《陳風·東門之枌》一詩，提出古代男女約會在「朝」而非「人約黃昏後」的觀點，並說：「由於古之男女喜在旦明後一段時間私會幽媾，古人又有以飲食喻男女的習慣，故『吃早飯』的語義就成了男女私合的『代言』。」（P217）《國語·魯語上》說：「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國典即國家的正式法規，可見，祭典在上古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詩經》中專門關於祭典及祭祀的詩篇多達17篇，數量上固然比不上怨刺詩和愛情、婚俗詩，但卻遠比農事詩、史詩和宴飲詩為多，因而可以說它是《詩經》中的一個大類，是研究上古文化人類學的一個重要參考。此前學者研究這類詩作時，往往注意到祖先崇拜的高度發展及其在周人的宗教觀念中佔有的重要地位等問題，而這本書《祭典論》部分則另闢蹊徑，從路神祭奉、植物祭、軍旅祭典、禋祭、女子參祭與禁忌、人神交流、瘞祭以及祭雜考等，廣角度地考察了《詩經》祭典的各個方面，讀者藉此可以窺知上古祭典文明的各種特徵。

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為跨文化比較分析，一為實物調查。這本書在這兩方面都做足了功夫，可以稱之為典範性之作。著者對跨文化比較分析駕輕就熟，書中設有專門的章節，如第十八章《〈詩經〉禋祭與〈舊約〉燔祭》，對於中國上古禋祭與《舊約》希伯來人燔祭，從祭壇、祭品、祭品處理方式等方面逐一比較，兩種生活方式和信仰完全不同的民族，居然在某種具體的文化上具有如此多的相似性，這就不僅是祭祀本身的問題了，而是人類文化相向發展的最好說明。該書在每個文化論題的研究中，時刻貫徹跨文化比較分析的思路，在多層次的比較中展示力求較準確地勾畫出上古時期的社會文化圖景。如在論述「娶妻與耕作」的文化寓意時，作者解讀的是《齊風·南山》一詩，首先運用古文字學知識，引用了毛《傳》、《韓詩》、鄭《箋》、孔《疏》等對相關文字的訓詁，又聯繫蒙古紅學家哈斯寶批點《紅樓夢》之語，闡述「『種麻耕地』以喻婚媾在以後的文學觀念中存留演播了下去」（P164）的觀點。著者並不止於此，為了進一步說明「耕種婚媾之喻，是文化人類學中的常見表象」，接下來作者從中國本土文化、中華文化圈、近東文化圈及地中海文明等全球性文化視野逐一舉例分析。其中中國傳統文化方面，作者分析了北朝民歌《紫騮馬》、敦煌變文《維摩詰經講文》、道家文獻《洞玄子》、明代洪基的《攝生總要》、明人庄履嚴《婦科百辨》、《聊齋志異》「林氏」篇、關漢卿散曲《翠裙腰·上京馬》及雜劇《金線池》、《西廂記》、明郭勛編《雍熙樂府》、明佚名《女貞觀》、清烏有先生《繡鞋記》、《肉蒲團》等著作中的相關描寫；中華文化圈則引用了日本《古事記》、《萬葉集》、柬埔寨諺語中的耕種與愛媾的文字；近東文化圈及地中海文明則引用了《古蘭經》、古希臘傳說、《聖經後典》、弗洛伊德《夢的解析》、印度傳說、黎巴嫩詩人紀·哈·紀伯倫的詩歌等有關作品。多種文化比較之後，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絕不是簡單的一種文化解構，而是多重層面上的文化研究，是文化的全球化視野解讀。作者努力在貫通中西學術傳統的基礎上，開闢文學人類學研究的新局面，既突出跨文化視野下對中國古典的解構功效，又嘗試中西之間的互闡和匯通，提倡把本國本民族的東西放置在人類文化的總格局中加以探討。

早期的文化人類學家大都依據航海者、探險家、傳教士記述的民族志材料，進行跨文化比較研究，至19世紀末，文化人類學家開始注重深入細緻的實地調查，在這方面，美國的F.博厄斯、英國的B.K.馬林諾夫斯基等曾做出重要貢獻，實地調查已成了文化人類學獲取資料的基本途徑。時光進入新世紀，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積累眾多的實物資料，大大方便了研究者的使用。《〈詩經〉文化人類學》一書非常注重對前代文化人類學研究成果的利用，注重對最新考古資料的使用，書中所用的各種實物資料，諸如圖片、瓦當、織錦、飾品、陶器、石刻、殉葬品、古籍中的插圖、壁畫、岩畫、畫像石、其他各種出土文物等，其中有的是見於載籍的，也有的是作者從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院、徐州中國漢畫像石藝術館、安徽博物院等地查訪之後親自或拍攝照片、或描摹得來的，用在書中既加深了讀者對於某種文化的深刻理解，又使全書圖文並舉，增強了直觀感受。

文化人類學對《詩經》研究的介入使《詩經》成為一個被解釋的文化化石，將其中的許多文化現象儘可能地還原到初始面貌，對於糾正唐以前的《詩經》研究一成不變地停留在「美」、「刺」的儒家教化模式有功甚夥。《〈詩經〉文化人類學》一書將《詩經》研究推回了人類早期社會的文化本原，作者通過實地調查材料，並與考古文物、歷史文獻、域外典籍等相印證，更能了解當時的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較準確地勾畫出《詩經》時代先民們所生活的社會圖景。

作者單位：淮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本文編輯謝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