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頭馬面是……

其實在這萬樹桃花月滿天的山莊，作一頭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節假日還可喘息的耕牛也沒有什麼不好。

只是黑夜彌散開來，在此起彼伏的牛鼾聲里，總有什麼，時時刺破我安適的夢鄉，令我驚起，瞪大圓眼，獃獃地熬到天亮。

山外的世界五彩繽紛？還是驚濤巨浪？我根本擋不住那欲探尋的願望。我有了想飛出去的理想。

結果，你們都看到了，我長出了翅膀，變成了自在逍遙的風神，可以隨時出現在我想到達的任何地方。

飛廉紋六曲銀盤，六曲葵花形，窄平折沿，淺腹平底，盤心模壓一隻鼓翼揚尾、偶蹄雙足、牛首獨角、鳥身鳳尾的動物形象，其器型規整，紋飾精美。

這件銀盤的紋飾非常獨特。由於盤底的動物形象為牛首鳥身，並有雙翼，因此有的學者稱其為翼牛紋。孫機先生考證認為所謂的翼牛應即中國神話中的飛廉。

飛廉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風神。屈原《離騷》中有「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王逸註解「飛廉，風伯也」。

它的具體形象有二說：一說是獸身鳥頭，另一說是鳥身獸頭。鳥身的飛廉最早見於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出土的一件彩繪漆格盤上，它的前半身類獸，後半身類鳥，頭部像小鹿。再晚一些，在遼寧朝陽袁檯子一座十六國後燕墓的壁畫中也繪有飛廉，它仍是鳥身，但頭生雙角，頜下有須，像牛也像羊。可見飛廉其頭部有牛、鹿、羊等幾種形式，形象不一。

關於唐代飛廉的形象，有日本正倉院所藏唐螺鈿紫檀琵琶的紅牙鏤撥子上所繪的異獸，這個所謂的飛廉，是馬頭獨角，無獨有偶，何家村窖藏還出土有一件鎏金銀盒，其上飛廉形象也是馬首獨角的異獸。可見飛廉形象在唐人心目中也沒有統一的定式，但獸頭、有角、鳥身大尾的基本形象是被承傳下來了。

《太平御覽》卷179引魏文帝歌：「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三輔黃圖》講述：建章宮玉堂上的銅鳥「下有轉樞，向風若翔」，可以看出，安裝在屋頂上的銅鳥，應是司職風神的飛廉了。

不論這翼牛及翼馬是不是飛廉，但它們與西方有聯繫是可以肯定的。在盤心裝飾單點動物紋，周圍留出空白。這種構圖方法並非我國金銀器傳統裝飾手法，而盛行於薩珊、粟特地區。

薩珊銀盤

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器紋飾中，有一種前半身像狗，後半身像鳥的神獸——塞穆魯（senmurv），這種神獸象徵帝王的權威和國力的昌盛；而在粟特銀器中，塞穆魯則由本地的一種與之相似的有翼駱駝取代，這種有翼駱駝在粟特地區是神話傳說中的勝利之神。

飾有翼駱駝紋的粟特銀瓶

在唐代的金銀器中，唐朝工匠不僅以中國的神獸飛廉取代了有翼駱駝，而且還突破了粟特銀盤單一的圓形平面，將盤口作成唐代流行的六曲葵花形，使之既具有異域色彩，又有著明顯的本土風格。從這件鎏金飛廉紋六曲銀盤可以看出，唐人對外來文化並不是一味地模仿和照抄照搬，而是在模仿中時有創新，使器物的造型、紋飾變得更適合中國人的使用和欣賞習慣。

附錄 何家村唐代窖藏及出土文物欣賞

1970年10月5日，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省公安廳下屬的某收容所內，基建施工現場一片忙碌，當地基下挖到距地表深約0.8米時，露出一個高0.65米，腹徑0.6米的陶瓮。打開一看，裡面竟是一堆閃耀奪目的金銀器。

緊挨陶瓮西側，是一個高0.3米，腹徑0.25米的銀罐，裡面也有一堆器物。收容所負責人立即將這一發現報告給陝西省文化局，文化局指示陝西省文管會進行處理。文管會派韓偉、雒忠如、杭德州、戴應新等前往清理。經調查得知，陶瓮和銀罐均埋藏在活土中，而從出土文物看，部分器物不能成套，很可能還有文物埋藏，於是決定由此向四周普探。

幾天後，在陶瓮北側約1米處，當探鏟在仔細的鑽探中突然接觸到金屬器物，不僅有金屬的鏗鏘之聲，而且探鏟上下顫動，考古人員心知有重大發現，時已接近黃昏，悄悄地掩蓋了探口，回到了機關。

第二天恰是周日，考古人員顧不得休息，坐在當時省文管會一輛二戰時的吉普，奔赴工地。因為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擔心文物被搶，匆忙進行發掘，結果又發掘出另一瓮金銀等器物，總數達1000多件。

這些器物按類可以分為金銀器皿270件。

另有銀鋌、銀餅、銀板、錢幣、水晶、玉器、金箔、麩金、寶石及硃砂、石英、琥珀、石乳等藥物。器物造型和紋樣，主要代表了盛唐時期北方中央官府作坊金銀器風格。

何家村窖藏位於唐長安城內，對於其所有者,簡報提出發現地點是在「興化坊的坊街以南，北距坊街五十五米，西距清明渠遺迹約二百四十米，在興化坊中部偏西南部位。唐人韋述《西京新記》興化坊條有『西門之北，今邠王府』的記載，因此我們初步認為這批文物出土地點在唐長安城興化坊邠王府的部位上」。

後來段鵬琦先生認為何家村窖藏的位置不在邠王府，其埋藏時代應在唐德宗時，但他仍認為窖藏主人是達官貴族。認為屬私人財物的還有榮新江先生。

第二種觀點由北京大學齊東方先生提出，他認為何家村窖藏與租庸使劉震有關，埋藏時間應在唐德宗建中四年，但遺寶性質卻是官府財物。

我們認為何家村窖藏10副玉帶胯中,形制較為特殊的是九環蹀躞帶胯，五代後唐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上：「唐革隋政，天子用九環帶，百官士庶皆同。」可認為符合最高等級。其餘九副玉帶胯除去頭、尾兩塊玉帶板及帶扣外，總數均為十三塊。

十三胯是唐代革帶最高胯數，為御用帶。所以僅從何家村窖藏十副玉帶銙可知，何家村窖藏不但是為官府所有，而且可確定是皇家財物,具體由中尚署管理。

鑲金 獸首瑪瑙杯

高6.5厘米，長15.6厘米，口徑5.6厘米。

杯的造型與西方「來通」相似。「來通」起源於西方，希臘的克里特島在公元前1500年已出現此種器物，它像一隻漏斗，可用於注神酒。當時人們相信來通角杯是聖物，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如果舉起來通將酒一飲而盡，則是向酒神致敬的表示。傳到亞洲以後，來通廣泛流行於美索不達米亞至外阿姆河地帶的廣大區域。該杯產地或認為來自西方，或認為出自唐工匠的仿製。

鎏金 線刻飛廉紋銀盒

高2.9厘米，直徑8.3厘米，壁厚0.22厘米，重182克。

外表通體鎏金。盒面正中為一異獸，余白填以雲紋，盒底飾兩隻鴻雁和折枝花草。蓋面、盒底紋樣刻劃淺而草率，應是紋飾尚未完工的金銀器，從中可見唐代金花銀器的製作工序是先用極細的鏨子點擊出紋飾輪廓，再鎏金，下面的工序應是再鏨刻，使花紋顯現，然後再鎏金再鏨刻，如此反覆多次才能完成。盒面正中鼓翼揚尾、偶蹄雙足、馬首獨角的異獸可能就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鳳神飛廉。

鎏金 雙獅紋銀碗

高3.4-3.7厘米，口徑12.6厘米，壁厚約0.2厘米 ，重201克。

外腹壁錘出十朵相連的三出雲曲紋，並透映到內腹壁上。碗底焊一圓片，這種技法公元三世紀時流行於西亞地區。圓片邊緣由繩索紋、波浪紋構成圓框，為薩珊銀器慣用的「徽章式紋樣」。中心一對雙獅。這件銀碗既借鑒了西方銀器的製作技法和裝飾紋樣，又有著已經本土化的獅形圖案和中國傳統圖案中常用的成對布局方法。

伎樂 紋八棱銀杯

高6.7厘米，口徑6.9—7.4厘米，足徑4.4厘米,重285克。

八棱形杯體、環形連珠紋把、指墊及足底所飾一周連珠紋是明顯的西方風格，胡人採用浮雕式的做法更是西方銀器的裝飾特點。因此，這件銀杯很有可能是一件外國輸入的器物或外國工匠在中國製造的仿製品。杯身內外有多處綠銹，據分析是以銅為主要成分的焊葯日久腐蝕後出現的綠銹痕迹。

赤 金盆

高6.7厘米，口徑24厘米，重2075克。

《太平御覽》卷731《方術部》記載這樣一個故事，隋尚食奉御郭弘道善於相面，當時李淵任隋殿內少監，兩人關係甚好，有一天郭弘道對李淵說：「公天中伏犀，下相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李淵就取弘道銀盆，放在地上，引弓射之，對弘道說：「向言有驗，當一發中之。」結果是應弦而中。弘道就說：「願公事驗之後賜償金盆。」李淵大笑。

王建《宮詞一百首》「叢叢洗手繞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眾里遙拋新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描寫的就是皇宮裡嬪妃們使用金盆的情景。

《太平廣記》卷48記載：唐宣宗時有位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唐宣宗召入內廷，談論長生之道，宣宗曾遣嬪妃取金盆，下扣白鵲，準備考考他，未及召問，軒轅先生已猜出盆下為白鵲。金盆不僅用於皇宮裡的嬪妃洗手洗面，同時也是為新出生的皇子洗身使用的器具。唐代宗出生三天，唐玄宗就賜給他一個金盆。

元人駱天驤《類編長安志》引《天寶遺事》講，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在長安城永昌坊內構築一座合歡堂，工成後，以二十萬錢支付工匠，工匠不願意，又加紅羅五千段，還是不願意，最後給了兩件金盆以及其他一些東西，才算了事。

白玉 忍冬紋八曲長杯

高3.8厘米，長徑10.1厘米，短徑5.5厘米，壁厚0.05厘米。

白玉杯為八個橫向分層式的曲瓣，橢圓形矮圈足，外腹壁裝飾有尖葉忍冬卷草紋。伊朗馬贊德蘭州出土的五曲銀杯是3世紀的製品，恰為八曲長杯之半爿，日本奈良天理參考館所藏銀鎏金八曲長杯，其上之女神像與多數薩珊器物上見到的一樣，具有相同的程式化特點，純屬薩珊作風。這種平面呈八曲橢圓形，杯體較淺，曲瓣對稱，曲線處向器內凹入，兩側曲瓣的曲線不及底，為橫向分層式的曲瓣，有橢圓形短圓足的銀長杯，流行於7世紀後半葉,白玉杯時代當與之同時,但其紋飾則是直接繼承了南北朝時期流行的忍冬紋。所以器型雖為薩珊式，但仍為唐代工匠所作。

金筐 寶鈿團花紋金杯

高5.9厘米，口徑6.8 厘米,重230克。

此杯運用了掐絲編結、鑲嵌、金珠焊綴等特殊工藝，體現了唐代金銀器製作的高超水平。

鎏金 銅獸首鉸鏈玉臂環

外徑8.2厘米，內徑6.6厘米，寬2.2厘米。

金獸 首鉸鏈玉臂環

外徑8.4厘米，內徑6.5厘米，寬2.1厘米。

唐代文獻中又將這種臂環稱為「玉臂支」。唐鄭處誨《明皇雜錄·逸文》：「我祖破高麗，獲紫金帶、紅玉支二寶，朕以……紅玉支賜妃子，後以賜阿蠻」。《格物鏡致》「玉支」作「玉臂支」。這兩件玉臂環構思巧妙，製作精湛，它充分利用黃金、白玉不同的質地、色彩、光澤，互相襯托，交相輝映，使玉臂環更顯華貴富麗。

金 梳背

高1.5厘米，長7.9厘米，厚0.34厘米,重3.2克。

唐代婦女頭上插梳為社會時尚。此件金梳在厚僅0.04厘米的金箔上，採用掐絲編壘、金珠焊綴等工藝裝飾出花紋，金絲直徑0.08厘米，且粗細均勻，金珠直徑0.05厘米，密密麻麻，至今幾無開裂或脫落，是唐代金銀細工的傑作。

鎏金 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

通高14.8厘米，口徑2.3厘米，底足長徑8.9厘米，短徑7.2厘米，重549克。

壺的形制模仿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壺而設計，壺腹兩面以模壓的方法分別捶擊出兩匹奮首鼓尾、銜杯匐拜的舞馬形象。據文獻記載每年八月五日玄宗生日這一天，唐朝廷都在興慶宮勤政務本樓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玄宗接見並宴請群臣，訓練有素裝扮華麗的宮廷舞馬也進行祝壽表演，時任宰相張說在《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中這樣描繪到：「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銀壺上的舞馬形象正與詩文描繪相符。

鎏金 雙狐紋雙桃形銀盤

高1.9厘米，最大徑22.5厘米,重322克。

何家村窖藏與這件銀盤同時出土的還有：鎏金飛廉紋六曲形銀盤、鎏金鳳鳥紋六曲形銀盤、鎏金龜紋桃形銀盤、鎏金熊紋六曲形銀盤。它們工藝風格相同，自成一組。這種在盤心裝飾單點動物紋構圖方法盛行於薩珊、粟特地區，這組銀盤，雖然構圖方式上接受了外來的藝術手法，但在裝飾題材的選擇上卻是中國化的。白狐、玄狐在唐代屬上瑞。

《太平廣記》卷447引《朝野僉載》：「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也有學者認為雙狐紋應是雙獾紋。取雙狐或雙獾紋作裝飾題材正是迎合了中國所特有的壓邪喜慶的民族心理和審美情趣。

鎏金 海獸水波紋銀碗

高3.6厘米，口徑11.2厘米，足徑5.3厘米,重152克。

碗壁所飾的十四道水波紋在中國傳統器型裝飾中極為罕見，這種風格類似於6至7世紀時的粟特銀碗。碗內底飾海獸紋，海獸兩旁有兩隻極具中國本土特色的鴛鴦相伴。碗外壁所飾的鹿、羊、狐、兔、戴勝鳥等及圈足底面所飾由石榴、蓮葉、忍冬連接而成的團花圖案，更是中國傳統的祥瑞題材。

雙獅 紋金鐺

高3.5厘米，口徑9.2厘米，柄2.9厘米,重268克。

在器物上分區構圖，是西方金銀器中常見的構圖方式，金鐺內底部雙獅周圍環繞麥穗紋圓框的作法也是薩珊金銀器中常見的「徽章式紋樣」。南朝宋人黃休復在《茅亭客話》卷4《王太廟》中記載：「以鐵茶鐺盛水銀，投丹煎之，須臾水銀化為黃金。因是將丹與金呈蜀主，云：『此金為器皿，可以辟毒；為玩物，可以卻邪。若將服餌，可以度世』」。從何家村窖藏所出的藥物分析，此鐺當為煉丹器具。

鎏金 飛獅紋銀盒

高5.6厘米，口徑12.9厘米，重425克。

這件銀盒的裝飾還有「徽章式紋樣」的遺風，但繁密的團花、折枝花則表明，它是唐代工匠的作品,大約在七世紀中期。

狩獵 紋高足銀杯

通高7.3厘米，口徑6 厘米，壁厚0.9厘米，重100.8克。

高足杯的造型具有羅馬風格，狩獵紋樣在粟特、珊薩藝術中佔據重要地位，此杯所表現的狩獵場景完全中國化，應出自中國工匠之手。

鎏金 仕女狩獵紋八瓣銀杯

高5.4厘米，口徑9.2厘米，足徑4.2厘米，圈足高1.3厘米,重209克。

銀杯呈八曲葵口，口沿鏨刻一周聯珠，杯腹上部以柳葉條作界分為八瓣，下腹捶揲出內凹外凸的八瓣仰蓮以承托杯身，每瓣內飾一朵忍冬花，近圈足處飾一周荷花。杯底焊接八棱形圈足，其上飾四組兩兩相應的蓮瓣紋，足邊鏨刻一周連珠紋。在口沿下一側焊接有多曲三角形指墊，指墊凸起的圓片上鏨刻有一隻鹿，圓片周圍飾有簡單的花枝。指墊下焊接環柄，環柄僅能容一手指，下端還有勾尾。銀杯的主體紋飾，分布在外壁的八瓣內。四幅男子狩獵圖與四幅仕女遊樂圖相間排列。仕女狩獵紋八瓣銀杯造型體現出典型的粟特金銀器特徵，仕女遊樂與狩獵裝飾圖案卻是典型的唐代本土題材。

開元 通寶金銀錢

開元通寶金錢

直徑2.14—2.5厘米，重6.60—8.36克，共30枚。

開元通寶銀錢

直徑2.5—2.6厘米，重5—8克，共421枚。

開元通寶金銀錢，不是流通貨幣，而是用於宮廷賞賜、喜慶活動。《舊唐書·玄宗本紀》記載，先天二年（713年）九月乙卯，玄宗「宴王公百僚於承天門，令左右於樓下撒金錢，許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官及諸司三品以上官爭拾之。」於鵠《江南曲》有：「眾中不取分別語，暗擲金錢卜遠人」之句，說明民間也有金錢流傳。唐人韓偓《金鑾密記》記載，天復二年（902年）昭宗在岐州時，皇女誕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銀葉坐、金銀錠子。」

參考文獻:

(1) 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革委會寫作小組：《西安南郊何家村發現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2) 段鵬琦：《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銀器小議》，《考古》1980年第6期。

(3)耿鑒庭：《西安南郊唐代窖藏里的醫藥文物》，《文物》1972年第6期。

(4)齊東方：《何家村遺寶的埋藏地點和年代》，《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2期。

(5)陝西歷史博物館等編：《花舞大唐春》，文物出版社，2003年。

(6)孫機：《中國聖火——中國古文物與東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問題》，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

(7)韓建武：《關於何家村窖藏的幾個問題》，《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十三輯，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

(8)冀東山主編：《神韻與輝煌—陝西歷史博物館國寶鑒賞》，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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