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與權利：中美女性主義運動與性別平等觀念比較研究

獨立與權利：中美女性主義運動與性別平等觀念比較研究

朱 斌 李路路

摘 要：本文利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比較了20世紀末中美兩國性別平等觀念的差異後發現，兩國性別平等觀念的差異並不表現為平等化程度的高低，而是觀念模式的不同，中國社會的分工平等意識強於美國，但權利平等意識弱於美國。本文認為，20世紀中後期的女性主義運動以性別平等為目標，對人們的性別平等觀念有重要影響。中美性別平等觀念模式的差異與兩國女性主義運動所提出的共識框架不同有關。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比較了二者在動員機制上的差異及其對性別平等觀念形成的影響。結果發現，那些在美國能夠影響性別平等觀念形成的微觀機制在中國卻難以發揮作用，這是因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能夠藉助於國家社會主義體制，將性別平等觀念滲透到整個社會，而美國女權運動的動員卻沒有這樣的優勢，人們因此有較多的選擇空間。

關鍵詞：女性主義運動 性別平等觀念 共識動員

「在任何社會，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恩格斯《反杜林論》

一、問題的提出

在現代社會，性別平等既是社會進步的標誌，也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性別平等的基礎在於人們的性別平等觀念(gender egalitarianism)。因為性別平等觀念能夠直接影響兩性在家庭、勞動力市場和社會生活中的行為和關係(Davis and Greenstein，2009)，所以，只有人們普遍認識到性別平等是應當的，性別不平等的現實才能得到實質性改善。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討論影響性別平等觀念的因素(Davis and Greenstein，2009)，包括微觀的個人社會經濟特徵和宏觀的社會經濟結構。從微觀層面來看，研究一般把影響性別平等觀念的機制分為兩種：內在利益驅動(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s)和外在環境決定(exposure-based explanations)(Bolzendahl and Myers，2004)。前者認為性別平等觀念根源於主體的利益考慮，只有當性別平等有利於自己時，個體才會選擇支持兩性平等，否則就表現出傳統的性別觀念，最典型的就是男女之間在性別平等觀念上的差異(Davis and Robinson，1991；Shu and Zhu，2012)。後者則認為，性別平等觀念的形成與認知主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和自身經歷密切相關，直接或間接接觸非傳統的觀點、人物和事件，將使行為主體趨向於現代的性別平等觀念。也就是說，性別平等觀念是一種社會化的結果，故而家庭(Myers and Booth，2002；Sutfin，et al.，2008；左志香，2007)、學校與工作(Bryant，2003；Bolzendahl and Myers，2004；Shu，2004；余秀蘭，2013；劉愛玉、佟新，2014)這些重要的社會化媒介對人們性別平等觀念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

就宏觀社會經濟結構而言，現代化理論認為，性別平等觀念會隨著社會結構的現代化發展而轉變，這是因為現代化發展通常會引起生育率下降，從而使女性有更多機會獲得教育並進入勞動力市場，進而減小兩性間的權利不平等，並最終促使人們的性別平等觀念現代化和平等化(Shu and Zhu，2012)，這得到美國一系列經驗研究的支持(Thornton and Freedman，1979；Mason and Lu，1988；Brooks and Bolzendahl，2004)。但一些跨國比較研究發現，雖然西方工業化國家之間的現代化程度相似，性別平等觀念卻不相同，這些差異因此難以用現代化發展程度來解釋，而更可能源於各國特定的文化傳統以及影響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福利制度設置(Davis and Robinson，1991；Alwin，et al.，1992)。例如，有研究發現，在那些對勞動力市場中的女性給予充分照顧的社會中，如果幼兒照顧機構很普遍，那麼女性對男性的依賴程度將大大下降，人們的性別平等觀念將會趨於平等化(Baxter and Kane，1995)。此外，越來越多的研究注意到性別平等觀念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特殊表現，這些學者相信，特殊的社會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會給性別平等觀念帶來重要影響(Panayotova and Brayfield，1997；Treas and Widmer，2000)。關於東德與西德的比較研究顯示，由於計劃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東德人更支持女性外出工作(Adler and Brayfield，1996)，這一差異即使在德國統一後仍很明顯(Bauernschuster and Rainer，2012)。

儘管目前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研究，但仍存在很多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內容。首先，大部分研究都將性別平等觀念聚焦於女性在家庭與工作之間的角色選擇，並在此單一維度上比較不同國家或者同一國家不同時期的性別平等觀念。事實上，性別平等觀念的內涵更為豐富。舒曉玲(Shu，2004)指出，根據涉及的對象的不同，性別平等觀念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即就業、婚姻、性自由和生育的觀念。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舒曉玲等(Shu and Zhu，2012)通過數據的擬合進一步發現性別平等觀念至少包含兩個維度：一個維度強調男女之間在就業、教育與政治等方面的權利平等；另一個維度則強調男女在家庭與工作之間的角色分工平等。本文把前者稱為性別權利平等觀念，把後者稱為性別分工平等觀念。如果考慮到性別平等觀念的多元維度，那麼進行跨國比較就不僅僅是哪國性別平等觀念更加現代和更加平等的問題，更基本的問題還有，不同國家的性別平等觀念模式有何不同。

其次，很少有研究將宏觀社會背景與微觀形成機制結合起來考察。目前的研究認為，性別平等觀念的形成受到內在利益驅動和外在環境的影響，也就是說，人們的性別平等觀念具有異質性，會隨著個人的內在利益和所處環境的改變發生變化。這裡存在一個潛在假設，即社會存在多元價值觀念的競爭，而且個人能夠根據個人偏好進行自由選擇。但這個假設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的，對於中國，尤其是對改革前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的社會來說，該假設是否成立值得懷疑。若不成立，那些在西方社會背景下有效的微觀形成機制在中國是否也有效就需要做進一步研究了。

最後，雖然有不少研究討論了中國性別平等觀念的變遷及其影響因素，但很少有人把中國納入跨國比較研究。通過與他國進行比較，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性別平等觀念的特點及其反映的社會基礎，並對未來可能發生的變遷做出預測。

基於上述考慮，本文首先利用「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對中美兩國的性別平等觀念進行初步比較後發現，兩國性別平等觀念的差異不是表現為平等化程度上的差異，而是觀念模式的不同。本文從女性主義運動入手對此提供了一個解釋框架，即女性主義運動構成了宏觀社會背景與性別平等觀念模式之間的中間過程。在不同歷史與社會背景下，兩國女性主義運動形成不同的共識框架，進而影響兩國各自的性別平等觀念模式。接著，本文從該解釋出發，進一步討論兩國女性主義運動的共識動員過程與性別平等觀念形成的關係。我們預測，中國女性主義運動藉助社會主義再分配體制，能夠將性別平等觀念滲透到整個社會，從而使個體的選擇空間被大大壓縮，那些在美國能夠影響性別平等觀念形成的微觀機制將不再有效，結果是人們的性別平等觀念趨於一致。最後，本文繼續使用世界價值觀數據對該預測進行了檢驗。

需要說明的是，之所以選擇美國作為比較對象，是因為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在社會經濟體制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美國都與中國有顯著差異，而且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女性主義運動是西方女性主義運動的典型代表，發展成熟，對社會也產生了深遠影響(Maclean，2009：19-33)。

二、中美性別平等觀念比較

本文採用的數據來自「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中的美國和中國部分。該調查由瑞典的非營利組織「世界價值觀研究協會」( 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WVSA) 主持，主要是描述世界社會文化和政治變遷等問題。調查從20世紀80年代起，以4—5年為一個周期，通過委派組織成員進行調查督導，委託當地研究機構以隨機抽樣訪談的方式來完成數據採集。目前，該調查項目已發展到六大洲97個社會群體中，覆蓋了世界上88%的人口，被廣泛用來研究不同社會的價值觀變遷(張宇、王冰，2012;英格爾哈特，2013)。

到目前為止，「世界價值觀調查」分別在美國和中國收集了五波數據，其中美國的調查時點分別為1981年、1995年、1999年、2006年和2011年，中國的調查時點分別為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和2012年。本文將其中的第二波(1995年)和第三波(1999年和2001年)數據作為分析對象。這主要是考慮到兩國第一波數據的調查時點相差太遠，而在第二波和第三波調查中關於性別平等觀念的問題設置類似，隨後的第四、五波調查則發生了較大變化。在這兩波調查中，中國的樣本量分別是1 500個和1 542個，美國的樣本量分別是1 000個和1 200個。

在這兩波調查中，有六個相同的關於性別平等觀念的問題，分別為：A1，「當工作機會少時，男性應比女性有更大的就業權利」；A2，「總體上來說，男人比女人更能成為好的政治領袖」； A3，「大學教育對男孩比對女孩更重要」；A4，「有工作的母親可以像家庭主婦一樣同孩子建立一種溫暖而牢固的關係」；A5，「丈夫與妻子應該共同承擔家庭的經濟收入」；A6，「做家庭主婦與在外工作同樣使人充實」。但A6隱含的意向不明確，而且納入該題後，因子擬合效度在兩國不一樣，因此不採用該題。表1顯示的是其餘五個問題的因子擬合結果，五個題累積方差貢獻率接近60%，可以擬合成兩個公共因子，其中A1—A3主要負載於公共因子1上，A4與A5主要負載於公共因子2上，這與舒曉玲等(Shu and Zhu，2012)的研究相一致。我們將公共因子1命名為「性別權利平等觀念」，分值越高，代表越認同性別權利平等；公共因子2被命名為「性別分工平等觀念」，分值越高，代表越認同女性外出工作。

1． 本文未顯示加入A6的擬合結果，有需要者可向作者聯繫。

表1：旋轉後的因子分析結果

公共因子1公共因子2A10.710-0.050A20.785-0.043A30.7030.174A40.1730.772A5-0.1230.809特徵值1.661.29累積方差貢獻率(%)58.89

權利平等與分工平等都是性別平等的重要表現，前者主要強調男女在政治權利和生活機會上的平等,後者更強調男女在家庭與工作等方面的分工是平等的，沒有所謂「男主外,女主內」之別。事實上，社會平等包括了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從這個意義上說，性別權利平等側重於性別之間的機會平等，即女性具有與男性相同的機會去爭取令人滿意的社會經濟地位。性別分工平等則側重於性別之間的結果平等，即男女具有平等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女性工作為例，前者認為女性應該被賦予與男性相同的工作權利，僱主在招工時不能存在性別歧視。至於女性是否外出工作是女性自己的選擇，女性工作後能否取得與男性相同的社會經濟地位則與個人能力有關。而後者認為女性必須同男性一樣外出工作，而且僱主必須保證男女同工同酬，只有這樣,女性才能獲得平等經濟地位，才是真正實現性別平等。

按照現代化理論，美國的現代化程度高於中國，美國的性別平等觀念應該比中國更趨於平等化，但WVS的數據表明，中美兩國在性別平等觀念的不同維度上表現各異，即中美性別平等觀念的模式不同。從圖1和圖2 可以看到，在兩波調查中，美國被訪者在性別權利平等觀念上的得分高於中國，這說明美國人的性別權利平等意識比中國人強。但中國人的性別分工平等觀念得分更高，這表示中國人更贊成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社會生產活動。因此，比中美兩國性別平等觀念平等化程度更有意思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中美兩國在性別平等觀念模式上如此不同。

註：圖中兩國得分差異均在0.001顯著水平上統計顯著。圖1：中美兩國性別權利平等觀念比較

註：圖中兩國得分差異均在0.001顯著水平上統計顯著。圖2：中美兩國性別分工平等觀念比較

就分析層次而言，各國性別平等觀念模式是性別平等觀念在宏觀層次上的體現，所以應該從國家宏觀背景方面予以解釋，而許多研究也是這麼做的(Panayotova and Brayfield，1997；Bauernschuster and Rainer，2012)。但宏觀背景與具體的性別平等觀念之間是通過很多中間過程聯繫起來的，對這些中間過程目前還鮮有研究討論。本文想強調的一個重要中間過程是女性主義運動，一方面，女性主義運動的根本目標就是性別平等，而且許多國家的女性主義運動都不是局限於一個區域，因此，女性主義運動將能在全社會的範圍內直接影響人們的性別平等觀念，從而形塑一個國家的性別平等觀念模式。有研究利用巴勒斯坦工作女性的追蹤數據發現，那些參與女性主義運動組織的女性通常具有更強的性別平等意識(Hasso，2001)。另一方面，由於在政治體制、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不同國家的女性主義運動在運動形態、動員策略和組織形式等方面都表現得非常不同(Ray and Korteweg，1999；Margolis，1993)，這又會折射到人們的性別平等觀念上。基於此，本文將女性主義運動看做連接國家宏觀背景與性別平等觀念模式的中間過程，下文將從此入手，對中美兩國性別平等觀念模式的差異予以解釋。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比較的女性主義運動主要是指二戰後的女性主義運動，中美兩國女性主義運動在這個時段很少有交集，但時間比較吻合，基本上都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高峰，而在80年代開始進入低潮期，或者說，運動形態出現了新的變化。這個時段兩國的女性主義運動都非常劇烈，對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儘管進入80年代以後，兩國的社會和女性主義運動都發生了變化，但這些社會變遷都是漸進式變遷。80年代以後的女性主義運動無論從規模、動員力量，還是運動效果上，也都遠遠不如從前。考慮到價值觀念的變遷通常落後於物質文化的變遷，我們認為，雖然社會變遷對性別平等觀念會產生影響(顧輝，2013，2014)，但還不至於徹底顛覆在女性主義運動高峰期下形成的性別平等觀念模式。

三、女性主義運動「共識」框架與性別平等觀念模式

考慮到中美兩國女性主義運動的複雜性，本文將藉助社會運動研究中的框架建構視角比較它們的不同。所謂「框架」(frame)，是指「個體能夠定位、感知、識別和標記在生活空間和更廣泛的世界中所發生事件的理解圖式」，它「賦予事件和事情以意義，從而發揮著將體驗組織化並引領行動的功能」(馮仕政，2013：209)。社會運動的框架建構的核心任務包括共識動員與行動動員，前者的主要任務在於診斷社會問題和提供解決方案，目的在於說服人們支持該運動的立場和觀念；後者則是要將這種精神上的支持轉化成實際行動(馮仕政，2013：217)。任何框架建構都是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發生的，例如，由於美國與德國社會背景的差異，兩國女性主義運動在墮胎問題上發展出兩種言說框架：美國女性主義運動強調墮胎作為一項隱私權，不受政府的干涉，德國女性主義運動則強調政府對懷孕婦女的保護作用(Ferree，2003)。事實上，為了能夠引起運動對象的共鳴，使社會運動得以成功，許多運動框架在建構過程中都會考慮與現有意識形態與社會政治機會結構相適應(Benford and Snow，2000)。

由於本文想討論的是女性主義運動對性別平等觀念的影響，而不是對人們參與女性主義運動的影響，下面將重點分析的是，在特定的宏觀背景下，中美女性主義運動在共識動員上的差異及其對性別平等觀念的影響。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共識」框架的差異，包括關於男女不平等的原因診斷及其解決方案，這種共識差異既體現在女性主義思想中，又體現在女性主義運動的實踐過程中，它可能導致兩國性別平等觀念表現出不同的模式；二是動員上的差異，即中美女性主義運動使用何種方法讓人們認同關於男女不平等的「共識」，從而接受女性主義運動所提倡的性別平等觀念。這種動員差異可能導致影響性別平等觀念形成的微觀機制有所不同。

(一)美國女性主義運動

美國女性主義思想本身流派紛呈，但對女性主義運動實踐影響較大的是自由女性主義和激進女性主義，美國最大的兩個婦女組織——全國婦女組織和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組織分別是二者的代表。自由女性主義認為，男女不平等是根植於男性氣質之上的。經典的政治理論家和哲學家，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和洛克，都認為女性沒有男性那麼理性，因此，女性更適合家庭的情感生活，而不能享有與男性一樣的政治權利和公共生活機會(弗里德曼，2007：33)。激進女性主義則批評自由女性主義只關注公共領域中的權利問題，卻對存在於家庭和私人生活中的權力關係不加評論。她們認為，男性權力無處不在,無論是在公共領域還是在私人領域，男性都在規範與控制女性生活。事實上，私人領域的男性控制——即對生育和性行為的控制更為根本(布賴森，2007：45)。

儘管二者的側重點不同，但都是將性別不平等置於性別本身的差異之上。這種差異都是以男性為標準的。無論是在氣質上,還是在身體上，男性都被劃在好的一方，從而使得男性支配理所當然(李銀河，2005：6)。而且，這種差異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由生理特徵決定的，而是由男權社會刻意建構的(盧賓，2007：40-41)。正如波伏瓦(2011：9)那句名言所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即使是身體差異也是如此，所謂的「性感」「美麗」，都是按照男性的眼光來塑造的。對於女性主義者而言，首先要改變的是關於性別差異的刻板印象。她們強調，女性在氣質和身體上的特徵同男性的一樣重要，甚至更有價值，因此，女性應該獲得與男性相同的機會和權利，無論是在公共領域還是在私人領域(李銀河，2005：125)。

在上述思想影響下，美國女性主義運動的主軸一直就是追求男女之間的平等權利。早在1848年於紐約召開的第一屆婦女權利大會就仿效《獨立宣言》通過了《婦女權利宣言》。該宣言開宗明義地指出，「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他們都被造物主賦予了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裔昭印，2009：406)具體來說，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一次浪潮主要是以爭取婦女政治選舉權為中心目標，同時涉及女性受教育權、自由工作和擁有財產的權利等各種基本權利(李銀河，2005：40)。而第二次運動浪潮的主要目標則是追求更加廣泛的男女平等權利，其中爭取通過平等權利的憲法修正案和獲得合法墮胎權是兩項重要目標。但可惜的是，前者最終以失敗告終(裔昭印，2009：475)。雖然1973年的「羅伊訴韋德案」的勝訴使美國女性獲得了合法墮胎權，但該案引發的爭議並未結束，而且，此後美國最高法院的幾項相關判決對婦女墮胎權都予以限制(任東來等，2004：320)。

雖然美國女性主義運動內部都存在分歧，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權利框架」仍是其中的核心框架。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女性主義運動通常被稱為「女權運動」。美國女性主義運動之所以圍繞「權利框架」展開，是與它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密切聯繫的。首先，美國的女性主義運動是民權運動歷史的一部分。此前，在以種族為對象的民權運動中，「權利框架」因為獲得更多政治和財政支持而在眾多框架中脫穎而出，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Valocchi，1996)，這一主框架後來就被婦女、老年人和殘疾人等社會群體發起的社會運動所採用(馮仕政，2013：231)。其次，「權利框架」嵌入美國社會主流價值觀——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只有在與主流社會價值觀對話的基礎上才能引起社會最大限度的共鳴，從而實現男女實質性平等(Terkildsen and Schnell，1997)。自由主義認為，所有的個體都有相同的理性能力，因此應該享有機會公平獲得現有資源，並能夠憑藉這些資源自由地追求自我發展。如果在這個過程中受到其他人的干涉，那麼國家就有義務保護個人權利，以確保個人能夠最大限度地遠離他人干涉(賈格爾，2009：46-47)。女性主義則著重批判了自由主義的兩個局限：其一，傳統自由主義將「人是理性的」這一前提限制在男性群體，而自由女性主義者對此給予強烈批判，並在此基礎上要求女性與男性獲得平等的法律權利；其二，自由主義強調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區分，而且國家不能干預私人領域中的權利與機會分配。在這一點上，自由女性主義的異議較少，但激進女性主義者對家庭個人生活是政治外圍的傳統觀點提出質疑，認為「個人的問題即是政治問題」，只有政治手段和政治行動才能解決「個人」問題，也只有在公領域和私領域都獲得了平等權利，才能真正實現男女平等(弗里德曼，2007：36-37)。

(二)中國女性主義運動

中國女性主義運動長期以來是在馬克思主義關於婦女解放的思想下開展的。不同於自由主義認定人的本質在於理性能力，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區別於動物的本質特徵在於生產勞動而不是純粹的理性思維(賈格爾，2009：77)，女性備受壓迫的根源在於勞動分工上的差異。具體來說，女性遭受兩種形式的壓迫。首先，在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試圖不斷積累作為私有財產的剩餘產品。由於剩餘產品來自生產勞動生產的產品與再生產勞動所消耗的產品的差，因此，為了實現剩餘產品的最大化，統治階級必須儘可能貶低再生產勞動的價值，其中家庭勞動是最主要的部分(盧賓，2007：38)。也就是說，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下，家庭勞動不再被視為一種生產性勞動，而是一種無償的私人服務(麥金農，2007：24-25)，而生理結構決定了女性往往要承擔主要甚至全部的家庭勞動。其次，即使女性能夠參與社會生產，也會與男性無產階級一樣受到統治階級的剝削，甚至更糟糕，因為女性常常被限制在初級勞動力市場中。相比於男性，女性只擁有少量私有財產，甚至沒有私有財產，所以只能在生活中依賴男性。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為了解放女性，就必須消滅私有制與階級關係，讓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確立相對獨立的經濟地位。正如恩格斯(1999:76)曾指出的，「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中去；而要達到這一點，又要求消除個體家庭作為社會的經濟單位的屬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女性主義運動一般被稱為「婦女解放運動」。

在新中國成立前，共產黨領導的婦女運動的主要形式是發動婦女參加到革命鬥爭中去，尤其是當因為大量男性參加作戰引起勞動力短缺時，農業生產就必須依靠婦女，這反過來又提高了婦女的經濟地位(蘇奎，2012：19-26)。新中國成立以後，隨著私有財產所有制和階級關係的瓦解，婦女解放運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把鼓勵家庭婦女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作為主要任務(李靜之，1999)。金一虹(2006)通過對歷年《人民日報》「三八」社論的分析發現，在改革前的絕大多數年份中，社論的主題都是如何動員婦女參與社會主義建設和各種政治運動，為此國家還創造了大量具有鮮明特色的婦女解放話語，如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婦女翻身」「當家做主人」，「大躍進」時期的「走出家門」，「文革」期間的「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金一虹，2006)。而傳統的性別分工觀念，如「男耕女織」「男主外，女主內」等被認為是落後、封建，甚至是「反革命」的(韓啟瀾，2005：251-254)。婦女解放運動不僅鼓勵婦女參與社會生產，有時還進一步鼓勵她們突破生理結構限制，證明能與男人做同樣的事，並做得同樣出色，也就是要實現「去性別化」的勞動分工，例如有名的「銀花賽」活動(高小賢，2005)、「鐵姑娘」運動(金一虹，2006)等。經過持續的動員，到20世紀70年代末，城市中勞動年齡內的婦女就業比例已達90%以上，而且女性就業領域也在持續拓寬，行業、職業的性別結構呈現去性別化趨勢(蔣永萍，2001：153-158)。即使在改革開放初期，國家仍然延續了改革前婦女解放運動的思路，努力動員婦女投入現代化建設，如「雙學雙比」活動、「巾幗建功」活動、「三八紅旗手」評比活動等(李靜之，1997)。

同美國的女權運動一樣，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也是在特定背景下才形成以「分工平等」為核心的共識框架，可以稱之為「獨立框架」。一方面，婦女解放運動是整個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民族解放運動承諾解放所有受壓迫的人，當然也包括受壓迫的婦女，因此，實現婦女解放是社會主義國家合法性的一個重要來源。而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導下，實現婦女解放的方法是使婦女參與社會生產，實現經濟獨立。另一方面，婦女解放運動同時也是為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帶有強烈的工具性色彩(左際平，2005)，正如金一虹(2006)指出的，工業化過程需要補充大批勞動力，而婦女作為一種使用代價相對較小的人力資源，就成為工業化需要的後備軍。

(三)小結

綜上所述，美國女權運動與中國婦女解放運動關於男女不平等的「共識框架」存在較大差異。美國女權運動強調社會建構的性別差異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因為這種差異使女性不能獲得同男性一樣的機會和權利。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認為，女性在勞動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導致其在經濟上依賴男性，並由此衍生出廣泛的性別不平等。不可否認的是，美國女權運動也會討論性別分工問題，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也會涉及權利平等問題，即便如此，也通常是置於主流共識話語之下。例如，在美國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中，性別分工平等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在他們看來，性別分工不平等的原因還是在於法律沒有充分保障婦女就業的各項權利，包括同工同酬、享受產假、控制生育等等，因此，性別分工不平等只不過是更廣泛的性別權利不平等的一部分。而在中國，我們一般認為，國家已經提供了各種法律保障，所以，婦女是否出去工作和是否努力工作事實上是個人是否積極和意識是否解放的問題。

另一方面，與美國女權運動相比，新中國一建立就從法律上賦予了婦女廣泛的平等權利。無論是推進的速度，還是婦女平等權利確認的徹底性，在世界各國的婦女解放過程中都相當罕見(李小江，2000)。也正因為這種「立法超前」的性質，使中國婦女難以形成爭取權利的自我意識。尤其是當女權意識與資產階級聯繫上後，權利平等話語就逐漸消弭於日後的婦女解放運動了。有學者指出，婦女組織通常只是婦女福利和娛樂活動的組織者，或者僅僅滿足於一般形式上男女平等的宣傳，以及道義上的為受虐待婦女告狀申冤的工作，很少有婦女爭取權利的政治活動成分。相當多的婦女幹部甚至害怕談女性主義，以免與現行的政治體制衝突(夏國美，1998：140)。

如表2顯示，在兩國各自歷史與社會背景下，中美女性主義運動分別走出了追求經濟獨立與追求權利平等的道路，並在運動過程中形成兩種不同的共識框架——「獨立框架」與「權利框架」。這種共識框架隨著女性主義運動的擴散，逐漸形塑了人們的性別平等觀念，從而使兩國性別平等觀念模式呈現明顯差異。進一步的問題在於，兩國女性主義運動如何將這種共識框架傳遞給人們，從而使人們接受女性主義運動所倡導的性別平等觀念，這可以看做一個共識動員過程。事實上，中美兩國在這個過程上也存在很大差異，下文將從動員主體和動員方式兩方面來進行比較。

表2：中美兩國女性主義運動比較

美國中國影響背景 歷史背景民權運動民族解放運動 社會背景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社會主義再分配體制共識框架「權利框架」「獨立框架」性別平等觀念模式的差異:性別權利平等VS性別分工平等 性別不平等 的理論歸因男性氣質—權利不平等生理特徵—分工不平等 實踐上的 回應意識自覺的平權運動:平權修正案、「羅伊訴韋德」案「去性別化」的社會生產:「鐵姑娘」「銀花賽」共識動員性別平等觀念形成的差異:個體意識覺醒VS整體解放 動員主體婦女組織國家 動員方式自下而上:制度性(遊說立法)與非制度性(遊行示威)自上而下:國家立法、社會組織、政治運動

四、女性主義運動共識動員與性別平等觀念的形成

(一)女性主義運動動員的比較

總體來說，美國的女權運動是自下而上,由女性個體意識覺醒所引發的，因此運動一向是以女性本身為主體，以形形色色的婦女組織為依託，通過開展各種活動來宣揚女權主義思想和爭取女性權益的。以全國婦女組織和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組織為例，前者受自由女性主義影響，運動相對溫和，主要通過制度性運動方式達到男女平權的運動目標，如國會立法遊說、參加公職競選、法院訴訟、媒體宣傳等等；後者受激進女性主義影響，更傾向於大規模的靜坐和遊行示威等非制度性運動方式，最引人矚目的一次活動是1968年對美國選美比賽的衝擊(裔昭印等，2009：475-477)。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人們對於民權運動引起的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厭倦和保守主義開始回潮，大規模女權運動逐漸平息。此時,兩種派別在運動目標、運動策略和組織形式上出現融合的趨勢，主要表現為，二者都在認同現有政治體制的前提下，通過立法遊說、司法訴訟等制度性方式影響公共政策制定，從而改善女性在社會中的不利地位。為了更好地達成這一目標，二者都逐漸建立起來適應聯邦制的科層組織(Boles，1991)。

與美國女權運動不同的是，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並不是一項純粹由婦女自己領導的獨立的解放運動，而是由共產黨領導，以政治化形式自上而下推行的(左際平，2005；吳小英，2009)，有學者稱之為「國家女性主義」(State Feminism)，它強調了女性主義運動中的國家自主性及其對婦女解放實踐的全面控制和塑造(Wang，2005)。這種「國家女性主義」的基礎是一個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高度集中的「總體性社會」(孫立平等，1994)。在這種體制背景下，一旦共產黨將婦女解放作為體現國家制度優越性的重要標誌，並確立為國家意志，就能藉助一整套自上而下的社會組織體系，將其貫徹到社會各個領域和每個社會成員。

首先，由於黨控制國家權力，可以通過立法或制訂公共政策的方式直接賦予婦女平等權利，比如，新中國成立伊始，具有臨時憲法地位的《共同綱領》即賦予婦女包括經濟權利在內的各項平等權利(揭愛花，2012：147-154)。其次，通過單位和人民公社等社會基本組織，黨能夠促使社會絕大多數人參與婦女解放運動的日常實踐，如在單位內組織的周期性政治學習中宣傳婦女解放思想。最後，藉助於國家的政治動員體制，黨可以通過開展各種政治運動突擊實施婦女解放的某一重要目標，從而為抵制傳統性別秩序對婦女走出家門的束縛建構一種政治壓力機制(揭愛花，2012：11)。在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對於男女平等的價值認同就成為衡量每個社會成員政治正確和政治覺悟水平的重要標誌，成為新社會公民的基本政治義務。

(二)共識動員的差異與性別平等觀念的形成

上文比較了中美兩國女性主義運動在動員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對人們性別平等觀念的形成有何影響？目前研究顯示，兩種微觀機制——內在利益驅動和外在環境的影響(Davis and Greenstein，2009)影響性別平等觀念的形成，但這些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是社會存在多元價值觀念和個人具有自主選擇性。美國女權運動是自下而上，由社會自發組織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它所倡導的女權思想並不能壟斷美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市場；另一方面，它也不具有強制性手段迫使人們接受性別平等觀念。在這種條件下，當人們在那些不同乃至對立的性別話語間自由選擇時，人們的內在利益和所處的外在環境就得以對他們的選擇產生影響。正如上文所述，那些受惠於男女平等的人(如女性)和生活在現代性更強的社會環境中的人更可能具有現代化的性別平等觀念。一般而言，學校和工作組織是人們接觸非傳統的觀念、人和事件的主要渠道，因此，那些有過教育和工作經歷的人會趨向於現代的性別平等觀念(Bolzendahl and Myers，2004)，而年輕的世代更可能接受教育和參加工作，他們的性別平等觀念因此會更加平等化(Cotter，et al.，2011)。

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與之不同。首先，婦女解放思想被黨看做國家意識形態之一，具有壟斷話語權的地位；其次，中國婦女解放實踐不是建立在個體意識覺醒的基礎上，而是黨通過高度整合的社會組織體系自上而下地全面控制，所以，婦女事實上是「解放婦女」的客體，婦女解放實踐是中國婦女「整體性地被解放、被塑造」的過程(李小江，2000；王金玲，2003)。在這種情況下，個人自主選擇的空間被大大壓縮，個人主體意識的發育也被民族、社會、國家的整體意識所阻礙。劉勝枝(2006)對《中國婦女》雜誌發表的文章所做的文本分析發現，國家意識形態所宣揚的是以國家為本位，以生產勞動為實現形式的理想女性，對於那些具有較強的自我意識和女性意識的知識婦女則採取排斥的態度。因此，我們可以預測，相比於美國，影響性別平等觀念形成的微觀機制在中國的作用更不明顯，人們的性別平等觀念趨於一致。接下來，本文將繼續使用「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對此予以檢驗。

五、變數與結果

(一)變數

本文的因變數是前文通過因子分析獲得的性別平等觀念的因子得分。核心自變數包括三類：一類是測量內在利益驅動機制的變數，即性別。一類是衡量外在環境影響機制的變數，主要是教育與工作。其中，被訪者的教育水平分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個水平，以初等教育為參照項；工作則主要考慮目前是否在職，分為在職和非在職，為虛擬變數，以非在職為參照項。第三，本文還將探討不同世代之間性別觀念的差異，一般說來，不同世代成長過程的社會背景不同，其形成的價值觀念也可能具有系統性差異。本文將設置五個世代，根據出生年份，以十年為一個世代，分別為「1939及以前」「1940—1949」「1950—1959」「1960—1969」和「1970及以後」。最後，「世界價值觀調查」中關於被訪者的背景變數並不多，本文僅能控制婚姻、被訪者主觀認同的家庭收入等級、調查時點三個變數，其中，婚姻分為已婚、單身和其他(離婚/喪偶/分居)，以「已婚」為參照項；家庭收入等級共分為十個等級，1是最低級，10是最高級。

表3：各變數統計描述

中國美國中國美國因變數自變數 性別權利平等-0.370(0.882)0.326(0.985) 家庭收入等級5.24(2.00)6.07(2.58) 觀念因子值 教育水平(%) 性別角色分工0.204(0.880)-0.180(1.063) 初等教育40.4613.88 觀念因子值 中等教育52.9641.21自變數 高等教育6.5744.91 世代(%) 工作(目前工作,%)84.0364.52 1939及以前9.8027.09 性別(男性,%)51.7246.46 1940—194914.7614.33 婚姻狀況(%) 1950—195925.0021.76 已婚83.7461.29 1960—196929.2020.07 單身12.7419.76 1970及以後21.2416.76 其他3.5218.96

表3是各變數的簡單統計描述。從人口特徵來看，中國被訪者中男性比例略高。被訪者更加年輕，超過一半的人生於1960年之後，而美國同一比例不到五分之二。從社會經濟特徵來看，中國被訪者的教育水平更低，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只佔6.57%，而美國高達44.91%。因為被訪者更年輕，所以中國被訪者中目前在職的比例高於美國，但主觀認同的家庭收入等級平均水平低於美國。最後，中國被訪者的婚姻狀態更為穩定，美國被訪者中離婚或分居的比例遠遠高於中國。

就因變數而言，美國被訪者性別權利平等觀念的平均得分要高於中國，性別分工平等觀念得分卻相反。無論是性別權利平等觀念，還是性別分工平等觀念，中國被訪者得分的標準差均低於美國，這說明中國被訪者性別觀念之間的差異要小於美國被訪者，這與我們的預測一致。下面將使用一般多元回歸模型來進一步檢驗。

(二)結果分析

表4給出了中美兩國關於性別平等觀念的回歸分析結果。首先，中國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世代之間幾乎不存在差異，最年輕的世代僅僅是在性別權利平等觀念上強於最年老的世代，不過顯著性也很弱，其他世代之間的差異均不顯著。另一個特點就是其他因素的影響也很微弱，尤其對性別分工平等觀念來說，所有因素的影響都不顯著。事實上，模型1.2擬合優度非常小，而且整體不顯著(p=0.336)。就性別權利平等觀念而言，教育與性別的影響較為顯著，教育水平較高的人的性別權利平等觀念更強。與自利理論相一致的是，女性在該維度的得分高於男性，可見女性的性別權利平等意識更強。這一結果符合上文的預測，性別分工平等觀念作為一種國家意識形態，通過社會主義體制自上而下滲透到整個社會，基於個人自主選擇的微觀形成機制此時不再有效。權利平等觀念在改革前往往被作為資產階級思想而禁止，這反而給微觀形成機制創造了空間，那些教育水平更高的人可能會因此發展出較強的權利平等觀念。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總體性社會逐漸鬆動，那些成長於改革開放時期的「70後」較少受到國家意識形態的束縛，同時也接受了更多的正式教育，受西方文化影響更多，因此，他們的性別權利平等觀念會強於以往的世代。

其次，美國性別平等觀念的形成與中國有很大不同。第一，世代之間的差異非常明顯，年老世代的性別平等觀念大體上要比年輕世代更傳統。第二，對於性別平等觀念的不同維度，女性的平等觀念都要強於男性，這說明內在利益都是重要驅動，但影響人們性別平等觀念的外在環境有所不同，教育主要影響性別權利平等觀念，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認同性別權利平等。而教育對性別分工平等觀念的影響並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美國教育傳播的是以清教徒價值觀為核心的精英價值觀，這種觀念雖然認同女性擁有與男性一樣的公民權，但仍然強調婚姻與家庭的價值，以及女性對於家庭和諧的積極作用，因此並不贊成女性真的為了工作而放棄家庭責任。另一方面，參加工作會改變人們對性別分工的認識，從而提高人們的性別分工平等意識，美國年輕世代性別分工平等觀念的平等化趨勢因此更有可能與更廣泛地參與工作有關。

相較而言，中國婦女解放實踐藉助於國家體制力量融入教育、工作、政治活動乃至於日常生活，人們沒有更多選擇的空間，只能接受國家賦予的性別平等觀念。而美國女權運動卻沒有這樣的動員優勢，這使得各種微觀機製得以發揮作用，最終體現為美國被訪者之間的異質性大於中國。

表4：關於性別觀念的最小二乘估計(OLS)

中國模型1.1模型1.2(權利平等觀念)(分工平等觀念)美國模型2.1模型2.2(權利平等觀念)(分工平等觀念)世代 1940—19490.030(0.086)0.048(0.087)0.235***(0.068)0.089(0.079) 1950—1959-0.049(0.082)0.072(0.084)0.382***(0.063)0.172*(0.073) 1960—1969-0.030(0.083)0.006(0.085)0.453***(0.065)0.136+(0.075) 1970及以後0.165+(0.094)-0.098(0.096)0.430***(0.076)0.433***(0.088)教育 中等教育0.208***(0.044)0.031(0.045)0.140*(0.062)-0.036(0.072) 高等教育0.166*(0.079)-0.011(0.080)0.399***(0.064)-0.074(0.074)工作經驗(1=有)-0.021(0.057)0.078(0.058)0.022(0.048)0.264***(0.056)性別(1=男)-0.126**(0.040)-0.054(0.041)-0.389***(0.040)-0.275***(0.047)婚姻 單身0.061(0.073)0.054(0.075)0.167**(0.059)0.073(0.068) 其他-0.002(0.111)0.029(0.113)0.047(0.056)0.071(0.065)主觀家庭階層-0.011(0.010)-0.010(0.011)0.038***(0.009)-0.011(0.010)調查時點0.174***(0.043)0.071(0.044)0.328***(0.041)-0.129**(0.048)常數項-0.438***(0.089)0.156+(0.091)-0.459***(0.082)-0.249**(0.095)N2019201921502150R20.0400.0070.1780.053

註：1.顯著性水平：+p<><><><>

2.世代、教育、婚姻和調查時點的參照項分別是「1939及以前」「初等教育及以下」「已婚」和「1995」。

六、結論與討論

本文利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比較了中美兩國性別平等觀念的差異，並從兩國女性主義運動的共識框架及動員機制的差異進行了解釋。首先，雖然美國的現代化程度高於中國，但並不意味著美國性別平等觀念的平等化程度一定高於中國。兩國性別平等觀念差異主要體現為觀念模式的不同，中國人的性別分工平等意識強於美國，但性別權利平等意識弱於美國。本文認為，這種觀念模式上的差異與兩國女性主義運動塑造的共識框架密切相關。在西方啟蒙運動的自由與平等旗幟下，美國女權運動將性別不平等定位於社會建構的性別差異，由此導致兩性之間在政治權利和生活機會方面的不平等。因此，美國女權運動一直以男女權利平等為主要訴求，這種權利從公共領域的參政權、就業權、教育權，逐漸延伸到私人領域的性權利和生育權。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始終認為，婦女受壓迫是因為勞動分工的不平等使女性不得不在經濟上依賴男性，因此，要實現男女平等，就必須推動婦女走出家庭，參與社會生產，實現經濟獨立。

其次，兩國女性主義運動的共識動員機制也存在明顯差異。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話語權同樣需要競爭，女性主義思想能否被接受往往取決於個人自身的意識覺醒。但在中國，婦女解放思想作為一種國家意識形態，能夠藉助社會主義體制灌輸給每一個人，從而使個體的行為自主性被最大限度地壓縮，那些在美國能夠影響性別平等觀念形成的微觀機制也不再有效，最終表現為人們的性別平等觀念趨於一致。

本文的研究顯示，不同國家的性別平等觀念差異並不能簡單地以平等化程度來衡量，更基本的應是觀念模式的比較。本文僅僅從兩個維度來比較可能還不夠全面，但已經能夠反映中美兩國觀念模式的不同。進一步來說，決定這種觀念模式差異的也不僅僅是各國的現代化程度，更重要的還有各國的歷史與社會背景。本文集中討論了中美兩國女性主義運動的共識框架和動員機制對於性別平等觀念的影響，但女性主義運動形態本身集中體現了各國歷史文化傳統與政治經濟體制特點。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女性主義運動是宏觀歷史社會背景影響個體微觀性別平等觀念的重要中間過程。

儘管本文研究集中於性別平等觀念，但一些結論也可以超越性別擴展到各種價值觀念上，尤其是觀念形成的微觀機制在不同宏觀社會背景下的效用差異可能也在其他價值觀念上有所體現。如果將美國這種基於個體主義的社會化作為參照，那麼，社會主義體制下的社會化或許可以稱為集體社會化，這種集體社會化是建立在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壟斷和高度整合的社會組織制度基礎上的，其結果是人們在社會化過程中缺少選擇空間，進而形成非常一致的價值觀念。

最後，本文在比較中美兩國女性主義運動與性別平等觀念的關係時，主要考慮的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因為無論中國還是美國，女性主義運動的高峰都在這個時期，這種劇烈的社會運動對兩個社會都產生了深遠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比較中美兩國時更容易凸顯。為了突出研究重點，本文並沒有涉及社會變遷帶來的變化，但我們並不否認存在這種變化，尤其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意識形態控制的削弱，以及高度整合的社會組織體制的鬆動，人們價值觀念的多元化似乎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這當然也包括性別平等觀念。隨著西方的價值觀念進入中國，以及越來越多的自下而上、獨立自發的女性主義運動的產生，我們可以預測人們的性別權利平等意識將會逐漸增強，並形成多元化和更具包容性的性別平等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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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軍

Independence and Righ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Feminist Movements and Gender Equality

ZHU Bin LI Lulu

Abstract：This study compares the difference of views on gender equality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Interestingly， the difference in opinions does not necessarily correspond to the difference in reality. China displays a much stronger sense of gender equality in labor division while America shows a stronger commitment to gender equality in rights. In our view， two countries have their own unique history and social conditions， which led to the two feminist movements with own different emphasis—China on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America on equal gender rights. Both the 「independence」 framework and the 「right」 framework helped shaping two diverse concepts of gender equality.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the paper makes a further comparison on the different mobiliz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feminist movements and its impact on gender equality. The micro-mobilization mechanism that worked well in influencing gender equality in America would not have the same effectiveness in China. This is because in China feminist ideology was sponsored and diffused through the state system in people』s everyday activities. Thus， the official interpret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replaced individual initiatives. This is not the situation in America where feminist movements had the space to develop their more individualized views on gender equality.

Keywords：feminist movement，gender egalitarianism，consensus mobilization

*作者1：朱 斌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Author 1：ZHU Bin，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zhubin2015@ruc.edu.cn；作者2：李路路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Author 2：LI Lulu，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ology Theory & Method，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本文得到「中國人民大學2014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資助。[The paper was supported by the Outstanding Innovative Talents Cultivation Funded Programs 2014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感謝《社會》匿名審稿人的修改意見。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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