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宅快樂水普及了，肥宅快樂稅還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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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在紐約市長任上只拿1美元薪水，資產卻增長了上百億的企業家指出，通過對窮人增稅，可以促使窮人們改變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這樣對他們是有好處的，比如對含糖飲料加稅就有助於減少肥胖，從而提高窮人的生活質量。

布隆伯格的觀點得到了IMF主席拉加德的贊同，後者表示如果能用繳稅推遲死亡，那是一個不錯的主意。

簡而言之，布隆伯格將他的觀點概括成這樣一道選擇題，拋給了公眾：

「你是要迎合窮人們，還是想延長他們的壽命？」

網友們立刻炸鍋了，紛紛表示：憑什麼由你這傢伙來決定什麼對我們更好？肥宅們招誰惹誰了，連這麼點快樂都要被剝奪？

不過，對含糖飲料和食品徵收糖稅，並不是布隆伯格自己一時突發奇想，拍腦袋開出的社會藥方，而是一個早已在美國乃至當今世界醞釀許久的話題。稍微了解一下糖稅（Sugar Tax）的歷史脈絡，更加會讓人覺得糖稅的到來恐怕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世界各國的糖稅

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曾簽署法案，規定美國對軟飲料，啤酒和專利藥品徵收額外的稅收，導致進口下降和關稅收入的相應減少。然而，這一稅收措施雖然涉及含糖飲料，但並非以國民健康為主要目標。

1994年，耶魯大學食物政策與肥胖研究中心主任凱利·D·布勞內爾最早提出了關於對含糖飲料進行定向徵稅的想法，並將其與國民健康的可預期改善聯繫起來。

2009年，奧巴馬政府嘗試對加糖飲料徵收消費稅，作為醫療改革方案的一部分，但該提議在飲料行業的大力遊說後被放棄。目前，美國並未普征糖稅，僅有少數地區制定了針對含糖飲料的稅收政策。

2016年，英國政府為了減少兒童蛀牙和肥胖的比例，決定開徵糖稅。這項措施將於2018年4月開始實行，100ml含糖量在5g及以上飲料，每升徵收18便士（約1.6人民幣）的稅款。若是每100ml含糖量在8g及以上, 則每升徵收24便士（約2.16人民幣）稅款。

墨西哥是世界上肥胖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根據墨西哥政府的數據，2011年，每名糖尿病患者每年花費了墨西哥公共衛生保健系統708美元左右的治療費用（拉丁美洲最高），2010年總費用為778,427,475美元，而每名患者只為此支付了約2.31美元。

2013年9月，墨西哥總統Enrique Pe?a Nieto提出了其財政法案計劃，對所有軟飲料，特別是碳酸飲料徵收10％的稅收，墨西哥政府稱此舉旨在減少糖尿病患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人數。對於這樣的法案，蘇打水公司當然立刻發起媒體宣傳活動，力圖阻止其在墨西哥參眾兩院通過。他們主張：這樣的措施無助於減少墨西哥的肥胖問題，只會造成相關行業成百上千的墨西哥人失業。他們還公開指責紐約市市長布隆伯格是這一法案的策劃者（這反過來說明了，布隆伯格的主張確實是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上，在徵收糖稅的具體操作和實際效果問題等方面，墨西哥成了美國人的實驗品。）。在2013年10月下旬，墨西哥參議院批准了對汽水飲料徵收每升1墨西哥比索（約合0.08美元）的稅，並對垃圾食品徵稅5％。

統計表明，墨西哥的含糖飲料稅的確減少了軟飲料消費。根據英國醫學雜誌發布的2016年研究報告，在蘇打稅實行後，2014年墨西哥蘇打水的年銷售額下降了6％。 2014年12月的月銷售數字比前兩年下降了12％。最貧困家庭2014年的購買量平均下降9％，12月下降了17％。此外，作為替代品，水和非汽水軟飲料的購買量平均增長了約4％。

2016年在PLoS Medicine上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在10年當中，含糖飲料稅可以減少189,300例II型糖尿病新發病例，20400例中風和心臟病發作，以及35至94歲成年人中的18,900人死亡。該研究還指出，僅糖尿病的減少可以節省預計的醫療費用9.83億美元。該研究的作者敦促墨西哥當局將稅率翻倍，以進一步減少可樂等高糖分飲料的消費。

「營養學雜誌」201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軟飲料消費量減少了6.3％，其中「低收入家庭，居住在城市地區的居民和有孩子的家庭的飲用量減少幅度最大」，同時，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購水量增加了16.2％，在城市地區以及無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中的這一比例更高，可見，含糖飲料稅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墨西哥人的生活習慣。

法國、丹麥、挪威、匈牙利、愛爾蘭、哥倫比亞、南非、菲律賓、阿聯酋、斐濟等國也制定了糖稅，總的來說，徵收糖稅的國家和地區今年來呈不斷上升的趨勢。

除了真金白銀的收稅，政策制定者們也在考慮借鑒香煙的包裝，把無節制狂飲可樂會導致的健康問題在飲料包裝上呈現出來，藉以警示消費者減少對含糖飲料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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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一天，所有的可樂和其他含糖飲料的包裝都會印上這樣提神醒腦的畫面。

「糖稅」的支持者們認為，這些向高含糖飲料、食品增收的稅款是一種「庇古稅」（Pigovian Tax），可以有效地解決經濟行為本身存在負外部性的條件下，因行為主體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不相一致而導致的導致市場配置資源失效問題

庇古稅的基本思路是：對於行為具有負外部性的主體，例如對於會產生污染排放的企業，真正行之有效的辦法並不是勒令這些企業不準排污或者自行解決污染問題，而是對其徵收排放稅，再以稅收治理環境，或投資於污染物處理的技術。同時（從理論上來說）排放稅制度的設立，也相當於設立了行業門檻，可以從一開始就把那些技術落後，污染嚴重，不具備環保資質的企業排除在外。

在糖稅的支持者們看來，肥胖也是具有負外部性的，那些因為無節制的攝取糖分，導致肥胖和其他健康問題的人，者的健康問題增加的。有必要通過對食糖，以及含糖量高的加工食品及飲料，因為，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糖稅」也可以說是「肥胖稅」或者「肥宅快樂稅」。

快速凸顯的中國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問題

兩張圖表的數據有些出入，但反映出了以下幾個共同點：

1. 中國超重率和肥胖率總體態勢已經十分嚴峻，

2. 中國超重率和肥胖率的分布整體呈北高南低，尤以東北和華北地區最為嚴重。

隨著體重的增加，中國人的糖尿病發病率也在爆炸性的增長。中國目前已經成為全球糖尿病人數最多的國家，2017年全球患糖尿病病人數約為4.25億，預計到2045年將達到6.29億。2017年中國糖尿病人數為1.14億，預計到2045年將達到 1.5億左右，其中大多數為II型糖尿病。世界人口70億，中國佔14億，恰好1/5，顯然中國糖尿病人比例超過了人口比例。這些病人的治病費用，相當一部分將體現為醫保虧空和勞動人口的下降，全民都將為此買單。

II型糖尿病（T2DM）是因胰島素抵抗和胰島素分泌不足而呈現出以持續高血糖為基本生化特徵的慢性全身性代謝性疾病，較另外3種糖尿病（I型糖尿病、特殊類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發病率更高，並且具有多基因介入性、家族遺產傾向性，以及與機體環境因素交互作用影響的特點，是目前醫學和生物遺傳學的前沿性課題，尚未形成可靠的系統性結論。

一種猜想是，中國人、美洲印第安人、還有一些太平洋海島民族，天生就是肥胖和糖尿病的高發人群。這三類人的基因結構中含有一種「節約機制」，能夠將攝入的多餘碳水化合物以脂肪的形式貯存起來，這種機制讓人在食物不足、顛沛流離時有更強的耐受飢餓的能力，從而能適應環境生存下來。但在食物豐富的環境中，特別是今天這樣存在著各種精加工的高糖高脂肪食品的環境，這種「節約機制」就變成了「肥胖機制」，因此中國人應該格外注意遠離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當前中國的食糖消費佔全世界食糖消費的10%，人均消費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應該說橫向比較來看，中國人吃糖吃得並不算多。但中國糖尿病人佔世界糖尿病人總數的比重卻大大超過了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比重。由此看來，「節約機制」的說法，可能還真的有些道理。

大家不妨設想一下，如果你是當今中國的決策者，面對這樣的形勢，你會如何選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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