吶喊與追悔——對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的簡短分析

來自專欄孤高之頌讚——波蘭歷史

本文修改版首刊於第一批認定學術期刊《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

現代的歷史爭議之一是非猶太人口對納粹最終解決方案的回應與做法。一些猶太作家，不論是學者還是小說家，例如萊昂·烏里斯，都在傳播波蘭人對猶太人的命運感到高興或充其量只是漠不關心的「旁觀者」的觀點。而波蘭的辯護士們則竭盡全力宣傳猶太人被勇敢的平民幫助，甚至從納粹手中救出的事例。歷史學家正確地指出了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Zegota)那英雄般的事迹，但是，如果他們認為Zegota是常態，那麼他們顯然是錯誤的。爭議雙方都忽視了納粹恐怖之下的生活現實，這種現實在波蘭比歐洲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激烈和曠日持久。如果要問為什麼波蘭人沒有幫助猶太人，這就好比在問猶太人為什麼沒有幫助波蘭人一樣。雙方不僅受德國法令的隔離，而且受到磚牆與高高的籬笆這樣的物理隔絕。我們也不能忘記納粹所修建的隔都周圍的武裝衛兵的存在，這種隔絕阻礙了大規模的援助。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 2: 1795 to the Present[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 2005:193-194.

　　我曾經在其他地方簡要的介紹過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的英勇事迹，而此次這篇文章主要是較為詳盡的介紹一下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該委員會可以被認為是被佔領國家中唯一一個官方性質的專門援助猶太人的組織，且被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專門設碑紀念。

　　正如開頭的引文所屬，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所展現出的絕對不是常態，一個數千萬人口的國家，其中大多數人在納粹的殘酷統治下對猶太人進行援助本就不太現實。我過去曾經主張過「大多數波蘭人對猶太人是持友好態度」這一觀點，現在我為我過去的表述不當而道歉——正確的表述方式應該是「對猶太人採取行動的波蘭人當中，持友好態度的占多數」。我們絕不能忘記，在這種情況下，冷眼旁觀的基本都會是多數。而迫害的呢？藉機敲詐勒索猶太人，參加到屠殺猶太人的行動當中的波蘭人難道一個都沒有嗎？不，當然有，而且絕非個例。但是與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相比較的話，他們並不能算是多數。這些問題我在後文還會繼續反覆強調，但是因為其重要性，我決定先寫在開頭。

一、二戰前期的波蘭人-猶太人關係

　　1939年，納粹德國與蘇聯入侵了波蘭。雖然同為亡國奴，波蘭人和猶太人的處境都算不上好，但是相比之下，猶太人的處境更為困難。應該指出的是，在納粹佔領之初，針對波蘭人精英的殺害行為相對更為常見，被殺害的波蘭人早在戰前就被納粹收集到了姓名，他們是波蘭人社會中的「精英階層」。而在此時，針對猶太人的殺害行為相對之後的大屠殺並沒有那麼頻繁。當然，這裡很值得注意的一點在於納粹需要利用猶太人中較有聲望的人來控制其他猶太人，這也是猶太精英並未在一開始被趕盡殺絕的原因之一。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猶太人的處境比波蘭人更好。納粹習慣於將猶太人集中在城市的特定街區，原本生活在鄉村的猶太人也被強制遷徙到這些地方，而這些地方則被稱為「隔都」(ghetto)。①這些隔都往往是一個城市最為貧窮和混亂的地方，而人口密度往往也很大。無論衛生條件還是物資供給，這些地方通常都是一座城市中最差的。早在1939年10月，納粹就在波蘭羅茲省的彼特庫夫-特雷布納爾斯基市建立起了第一個隔都。[1]納粹宣稱建立隔都的目的是「防治疾病傳播」，但是這根本不過是謊言。隔都的建立與疾病沒有任何必然的聯繫，因為被隔離的並非是部分患病者，而是全體猶太人。

　　早在二戰爆發之前，波蘭人與猶太人的關係就並不十分融洽。從政黨角度出發，以反猶主義聞名的波蘭國家民主黨在戰前一直擁有強大的民意支持。以波蘭1922年眾議院選舉為例，國家民主黨所主導的基督教民族團結聯盟贏得了29.1%的選票，為無可爭議的第一大黨。而在參議院選舉中，該聯盟更是贏得了39.1%的選票。[2]國家民主黨主張將猶太人徹底排除在波蘭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之外，更是認為將猶太人逐出波蘭是「唯一的解決方法」。而戰前的波蘭的「薩納奇」政府對猶太人雖然並無納粹那樣極端的打壓，但是也稱不上友好。雖然波蘭「薩納奇」政府在1929年強力干預了利沃夫發生的反猶暴亂，但是在畢蘇斯基死後，波蘭政府開始放任種種反猶行為。

　　波蘭本土淪陷之後，波蘭流亡政府中的原波蘭「薩納奇」政府一派失勢，反對者們佔據了主導地位。相比原本的波蘭政府，這些前反對者們對猶太人的態度更加溫和。在這些反對者中，波蘭社會黨人對猶太人的態度最為友好，他們在戰前就反對種種反猶暴行。而在波蘭國內，一部分波蘭人也開始轉而對猶太人進行救助。雖然由於戰前反猶勢力的猖獗使一些人不願意幫助猶太人，納粹的宣傳與鼓勵也讓一些波蘭人對猶太人進行敲詐勒索甚至直接實施屠殺暴行；但是援助猶太人的波蘭人還是相對多數。[3]但是也應該承認的是，對猶太人所遭受的苦難冷眼旁觀的波蘭人，也絕非少數。

二、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的形成與活動

　　1942年9月27日，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的前身——援助猶太人臨時委員會形成。該組織由一些天主教民主人士與波蘭社會黨推動成立，並且接受波蘭流亡政府社會服務部與內務部的資助。該組織由波蘭人與猶太人共同領導，其副主席為著名的猶太「崩得」分子萊昂·費納。1942年12月，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正式形成，取代了該臨時委員會。在臨時委員會存在的短短兩個月期間，其幫助了180名猶太人。這一數字與後來猶太人援助委員會的援助數量相比的確相當之少，而根本原因則在於臨時委員會的能力實在是太過有限。無論是組織架構還是資金，臨時委員會都無力進行更大規模的籌集與規劃，這也是臨時委員會最終被取代的原因。

　　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下文簡稱委員會）的主導者是波蘭國家軍上校亨里克·沃林斯基。早在1942年秋天，沃林斯基就開始籌劃建立一個正式的幫助猶太人的組織。在該組織取代了臨時委員會之後，波蘭地下國家開始成為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的後盾。但是波蘭地下國家對該援助委員會的活動範圍做出了限制，讓該委員會的活動範圍僅限於幫助猶太人逃離納粹的屠殺，而非幫助猶太人在武力上對抗納粹。[4]雖然委員會在這之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1943年的華沙猶太人居住區起義，但是其所起到的作用並不大。

　　猶太人在委員會中的代表除了早已在臨時委員會時期就已經加入的萊昂·費納之外，還有左翼猶太進步人士阿道夫·貝爾曼，他在委員會中擔任總書記。同時，猶太人全國委員會和全波蘭猶太人工會也參加了委員會的運作。波蘭方面主要有波蘭社會黨，波蘭民主主義聯盟和一些非政黨派別參加委員會的運作，委員會的主席為波蘭社會黨人朱利安·格羅貝爾尼。值得注意的是，波蘭流亡政府中的波蘭國家黨（其前身為國家民主黨）拒絕參加委員會的運作。考慮到其一貫的反猶主義主張，這也並不令人意外。但是國家黨在波蘭國內的影響力仍然不小，而這反而成為了委員會對猶太人進行救助的阻力。忠於國家黨的波蘭人不但不會幫助猶太人，反而會出於利益與私心將猶太人出賣給納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一點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負責救助猶太人的服務人員在幫助猶太人的過程中需要冒極大的風險。納粹在被佔領的波蘭頒布了法令，宣布一切幫助猶太人的波蘭人都會被處以死刑。[5]也正因此，該委員會的活動必須保證高度的機密。而這也大大限制了該委員會能夠援助的猶太人的數量，更使得該委員會難以深入「隔都」之內進行援助。而另一方面，「隔都」之外的猶太人更傾向於隱藏自己的身份，這也使委員會難以找到他們並且進行針對性的援助。

　　委員會的救助手段並不單一，因為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為猶太人提供一切能夠幫助他們逃離屠殺的援助。他們為猶太人提供偽造的證件，逃跑所必要的資金與避難所。如果被救助的猶太人外表有過於明顯的猶太人象徵，委員會還會有專人為其提供小幅度的整容，以隱藏其猶太人的身份。這些幫助未必會十分有效，事實上在很多時候接受了幫助的猶太人也難以倖存。以假證件為例，假證件必須使用一個非猶太人的新名字，而接受了假證件的猶太人在接受納粹盤問的時候如果表現出遲疑，他們將會遭遇的就很可能會是滅頂之災。同時，德國人也會向孩童提供糖果等誘惑，然後詢問他們家中是否有陌生人寄住。如果孩子不小心說出了事實，那麼猶太人和提供庇護的波蘭人也都會被送往集中營。[6]

　　如前文所述，委員會繼承自臨時委員會，而臨時委員會有著較為濃厚的天主教色彩。這一點最終隨著天主教民主運動人士克拉舍爾·斯菲利波維奇的退出而終結。斯菲利波維奇希望委員會能夠成為一個「純粹的基督教慈善」的榜樣，但是這一希望是不切實際的。雖然斯菲利波維奇退出了委員會的運作，她仍然在對猶太人提供援助。但是委員會的天主教色彩已經隨著她的退出而漸漸消退，並且逐漸變為一個純粹的波蘭人-猶太人救助組織。

委員會有一個專門負責兒童的部門，該部門由著名的波蘭社會黨人伊雷娜·森德勒領導。超過2500名猶太兒童通過該部門獲救。[7] 伊雷娜·森德勒於1943年被捕並且遭受酷刑，她的腿也在酷刑中被打斷。最終，她被判處死刑，但是波蘭地下國家通過賄賂守衛使她獲救，這也體現出了委員會運作時負責救助的人可能遭遇的危險。被救出的兒童大多被安排在可以信任的寄宿家庭，這些家庭都已經被告知這些孩子是猶太人，並且要做一些必要的措施來隱瞞這些孩子的猶太人身份。該部門專門保存了每個兒童的父母信息以便在戰後幫他們重新尋找父母，但是這一舉措最終基本上是失敗的——他們的父母絕大多數都已經被納粹處死。

三、功績與問題

　　依靠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直接救助並且獲救的猶太人數量高達4.5萬，應該承認這是一項偉大的功績。[8]同時，正如前文所述，相當多的波蘭人實際上是在冒著生命危險救助猶太人。超過700名波蘭人因為幫助猶太人而慘遭納粹毒手，他們被以色列追認為「國際義人」。這個數字並非幫助猶太人而遇害的波蘭人的全部，最高的估計可以達到五萬人。當然，應該指出這個數字並非準確的統計，有據可查的數字將會在後文進行闡述。參與援助的波蘭人數量也是不能確定的，有數十萬到一百萬的波蘭人直接參与了援助，而算上間接的之後，這個數字可能會高達三百萬。[9]

　　同時也應該指出，相比委員會的統一行動，更多的猶太人是被獨自行動的波蘭人所救助。合計二十萬的猶太人在波蘭人的幫助下免遭毒手，而有據可查的因此而不幸殞命的波蘭人則為2500人。[10]這一切都說明了相當之多的波蘭人願意對猶太人伸出援手，同時也見證了人性的光輝。

　　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儘管有援助的存在，絕大多數波蘭猶太人依然慘遭納粹屠殺。因為我們應該意識到一點，就是納粹的殘忍與手段都是前所未有——而且超乎想像的。「隔都」的建立使得猶太人與波蘭人的生活被直接的高牆與武裝衛兵所隔開，援助也變得十分困難。與此同時，波蘭人自身的處境也相當艱難，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之下，我們不能苛求波蘭人能夠對大多數猶太人進行有效的救助與保護。[11]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忘了戰前在波蘭就十分猖獗的反猶主義。這些反猶主義的思潮在納粹的宣傳下不斷被加強，最終使得一些波蘭人不但拒絕對猶太人伸出援手，反而趁機對猶太人實施暴行。除此以外，波蘭農民的迷信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在1939年，波蘭的文盲率依然高達15%，他們主要聚集在農村地區。在1941年，農民們仍然願意對猶太人伸出援手。但是到了1942年以及之後，農民們開始思考猶太人為何會遭受這種殘酷的命運，甚至開始懷疑猶太人是否遭到了「詛咒」，進而不再對猶太人進行幫助。[12]

　　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在如此一個複雜的情況之下誕生，雖然其後有波蘭官方的背書，但是仍然難以進行更大規模的活動。納粹對猶太隔都與集中營的嚴加管控，波蘭人內部的反猶力量，都是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行動的阻力，更是制約其援助規模的原因。

四、總結與反思

　　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是被佔領國家中唯一一個專門援助猶太人的組織，其作用不可忽視，其功績也不可磨滅。我們應該注意到其所處的境地與西歐國家有很大不同，這也使其運作更加困難。納粹在波蘭並沒有建立傀儡政府，對波蘭人的打壓也是遠甚於西歐國家。更不能忽視的是，大量的集中營與隔都都修建在波蘭，這就更加增加了委員會在大屠殺歷史上的分量。

　　我們應該注意到不可忽視的一點，那就是獲得以色列頒發的「國際義人」的波蘭人有六千多名，這個數字是世界上最多的。波蘭人的援助雖然相比西歐國家更加困難，但是在數量上卻異常突出。而在反猶暴行上，東中歐、波羅的海和巴爾幹的其他幾個民族，以及法國和低地國家(指荷蘭、比利時、盧斯堡)，都比波蘭要大，波蘭的反猶太人的歷史絕對不是最糟糕的。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波蘭沒有污點，但是我們也應該認清孰輕孰重。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委員會所處的波蘭情況相當複雜，反猶主義與迷信大大制約了其發展，地下國家對其援助活動的限制也使其活動受到拘束。如果地下國家允許其對猶太人進行直接的武器援助以幫助猶太人對抗納粹，效果也許會更加好。同時，委員會在早期的天主教性質也使其進步性略顯不足，功利性也顯得較強。在資金方面，流亡政府對委員會的援助也相當有限。在早期，流亡政府僅僅為委員會提供了25萬美元的援助，這一數字顯著少於其他猶太人團體所提供的金額。[13]這也造成了援助力度的有限，一些本可能獲得救助的猶太人也因此慘遭納粹殺戮。

更為關鍵的是，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形成的時間太晚——直到1942年底才正式成立。德國人早在這之前就修建了大量的隔都，而波蘭人對此並沒有阻止。雖然考慮到雙方的實力差距，波蘭人實際上並無能力阻止納粹修建隔都；但是如果搶在這之前就開始對猶太人進行有組織的救助，獲救者也毫無疑問會更加多。而在1942年，接近一百萬的猶太人已經被納粹折磨致死——他們的死因有飢餓，疾病與隨機的屠殺。「隔都」的修建不但隔絕了外部援助他們逃離的途徑，更是隔絕了外部對其進行物資援助的可能。

　　綜上，我們應該承認委員會的局限性，更應該反思委員會在援助力度上的不足。但是無論如何，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的歷史功績是不可否認的，其歷史地位也是不可磨滅的。正所謂「瑕不掩瑜」，波蘭猶太人援助委員會所體現出的人性光輝將永遠在歷史長河中閃爍。

注釋：

①「隔都」為ghetto的音譯，該詞在不同的語境下有不同的含義，一般用來代指少數民族（大部分情況下是猶太人）聚集區。在本文以及其它相關研究中，該詞特指納粹所建立的猶太人隔都。

參考文獻：

[1]Michal Grynberg. Words to Outlive Us: Eyewitness Accounts from the Warsaw Ghetto[M]. 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2:10.

[2]D. Nohlen; P. St?ver. Elections in Europe : a data handbook[M].Baden:Nomos Verlag, 2010:1491.

[3]略

[4]Israel Gutman. Resistance: The Warsaw Ghetto Uprising[M]. New York:Houghton

[5]Donald L. Niewyk;Francis R. Nicosia. The Columbia Guide to the Holocaust[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114.

[6]Irene Tomaszewski. Zegota: The rescue of Jews in wartime Poland[M]. Montreal:Price-Patterson, 1994:53,59,123.

[7]Dennis Hevesi. Irena Sendler, Lifeline to Young Jews, Is Dead at 98[N]. The New York Times, 2008-5-13(B7).

[8]耶日·盧科瓦斯基；赫伯特·扎瓦德斯基. 波蘭史[M].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1:251.

[9]Richard C. Lukas. Out of the Inferno: Poles Remember the Holocaust[M].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9:201.

[10]Peter Stachura. Poland, 1918-1945: An Interpretiv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econd Republic[M]. London:Routledge, 2004:81.

[11]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 2: 1795 to the Present[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 2005:193-194.

[12]Irene Tomaszewski. Code Name: Zegota: Rescuing Jews in Occupied Poland, 1942-1945[M]. Santa Barbara:Praeger Publishing, 2010:84.

[13]Dan Kurzman. The Bravest Battle: The Twenty-eight Days Of The Warsaw Ghetto Uprising [M]. Boston:Da Capo Press, 199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