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現代主義建築大師王大閎逝世，享年101歲

台灣現代主義建築大師王大閎逝世，享年101歲

據台灣中央通訊社的消息，台灣現代主義建築師王大閎於2018年5月28日下午5時5分，在自宅安詳離世，享年101歲。

我們幾乎有了建築師，卻忘了在前面早就有過了王大閎。

——夏鑄九

1917 年， 王大閎出生於北京。 他是廣東東莞人， 父親王寵惠（1881—1958）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外交總長， 歷任司法院院長及駐荷蘭海牙國際法庭法官， 與宋、 蔣及孫家皆有深誼。「一歲多母親就過世……寄居外婆家」 ，「蘇州景海小學畢業後， 在東吳及金陵初中僅讀了一年半， 初二沒有讀完， 就隨著魏道明夫婦及孔祥熙夫人等同到巴黎居住， 補了一年法文， 父親就將我送往瑞士一所著名的學校讀書……1930年， 因父王寵惠外派至海牙工作， 於是進入瑞士栗子林寄宿中學就讀。 七八十名學生，就在二十幾位老師的照料下， 過著軍事化的生活， 同時打下了法、 英與義大利語的基礎」。

1927年左右，九歲的王大閎

王大閎遠離了混亂的中國， 來到非戰國瑞士， 在宜人的日內瓦湖畔的一所寄宿學校就讀。 這所學校採用軍事化的嚴格管理， 同學多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官宦或富家子弟。 在此他除接受歐洲精緻文化的滋養外， 也養成了日後極為自律的生活節奏， 譬如每天適度的運動、 準時上下班、 上床不看書、 走路打直腰桿， 所以視力、 體力直到晚年都保持得很好。 就如同自述 ：「夏天規定大清晨起來游泳， 來回遊一趟正好五十公尺！可是那個游泳池的水全是山上冰雪融化下來的， 一大早水還沒被太陽曬熱， 游起來可比冬天跑步更受不了呢！」， 或是「自小愛看武俠小說， 以為會打架， 就是俠客作風。 大概是屢打屢勝， 同學們送了一個『中國運動員』的綽號。」

王大閎 1936 年考上了英國劍橋大學的機械工程系， 來年轉建築系。 在學期間曾獲得建築學會舉辦的不分年級的餐廳設計競賽第一名。 今天不太看得出這段時間專業學科對他的影響， 或在設計上有哪位老師明顯影響了他， 倒是整個劍橋的人文氛圍提供了養分，就如同他自己所說 ：「我在瑞士求學時， 不很用功。 後來考入英國劍橋大學後， 也很少讀書。 課外書本看得也不多……儘管如此， 環境才是培養他完整人格的主因 ：「英國劍橋姣美迷人的風光， 也不是一個讀死書或死讀書的環境。 進劍橋大學似乎另有一個和求學一樣的重要目的─追求富廣的生活」， 或是「我朋友名學者漢寶德先生說得一點也不錯 ：『在這些院落里， 可以追溯歷代偉大學者和政治家的往事……找尋自己， 探究真理。 那些校園固然非常古老而動人， 但真正不能取代的， 是那種全人教育的理想，那種自由的學術氣息』。」

1935年左右，與父親王寵惠合照

1941 年 12 月， 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 美國對日宣戰。 國民政府向日、 德、 意宣戰。歐洲戰場混亂， 中國更是陷入苦戰。 王大閎 1939 年取得劍橋大學建築系文憑，1941 年進哈佛大學隨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學習， 班上同學有貝聿銘與約翰遜（Philip Johnson）， 並於 1942 年 10 月取得建築設計碩士學位。

王大閎在哈佛期間亦曾熟讀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著作， 他說道 ：「影響我最深的是他一篇論文《社會公約》（Le Contrat Social）， 述說一個理想的社會。 主題是 ： 神是善良的，人性是善良的， 自然是完美的， 社會上一切罪惡是人類違反自然的結果， 因此一個理想的社會必須符合自然。 盧梭認為自然是完美的， 人破壞了美好的自然， 人的反常造成了種種不良的後果。 兩百多年前， 他已說過這話。 這話的意義， 今天更加明顯。 人類不但污染了河流和空氣， 破壞了山林， 而且也污濁了自給的人性， 以物質代替了精神。 我們為了追求粗陋的物質生活而輕忽了精神上的生活。」很顯然這段話亦成為他日後創作的哲學觀。

1937 年在巴黎，王大閎與他的 VOISIN 轎車。

大閎先生是一位兼具西方的自信與東方的謙沖的建築師。他在西方受建築教育，當時正值現代主義興起，從他的建築中可以感受到，他對於自己的生命觀、建築觀有著精確而且堅定不移的信仰。他同時又有東方的謙沖，待人處世如此優雅，卻也嚴以律己。他是一位真正的君子。

——吳清友/誠品書店董事長

1942 年王大閎自哈佛畢業後， 拒絕了普林斯頓大學彈道學研究所與布勞耶（Marcel Breuer）事務所的邀約， 接受當時的駐美大使魏道明邀請， 在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館任隨員， 滯留美國五年有餘。

在美國哈佛是王大閎真正建築探求的開始， 因為當時在歐洲， 建築論戰始終在歐洲大陸而不在英國， 王大閎在劍橋就讀期間， 感受到的是一種人文氛圍， 而不是時代所呈現的建築議題。 1941 年至美國時， 適逢德國幾位重要建築大師因納粹迫害至美， 因此親嘗現代主義的另一波高潮。

1947 年， 王大閎回到上海， 與四位友人共同成立「五聯營建計劃所」 ， 同時在上海市政府都市計劃委員會負責「大上海都市計劃」。 1952 年， 在香港停留約三年的王大閎， 在台灣逐漸穩定後移居台北。 王大閎職業生涯真正的開始， 其實面對著台灣都市結構性的自我放逐， 台灣戰後城市的臨時性、隨機成長。 面對這一切， 這位完整接受過現代性教育的建築師， 不知作何感想？ 或許這也強化了他有關住宅類型的創作觀， 一種隱逸、 化身世外的住居空間躍然紙上。

1960 年代，王大閎在事務所

1945 年到 1947 年間， 28 歲前後的王大閎在駐美大使館工作期間完成的三個紙上建築 ,明顯成為他日後住宅建築的創作原型， 也是他對自身文化思索的現代性嘗試。

1952 年底王大閎來台， 隨後 1953 年的建國南路自宅、 日本駐台灣地區長官官邸都可以看成是他對在美時期作品的進一步思索。 相對於城市中庭住宅， 建國南路自宅自然更成熟、 更有自信， 是一個經過淬鍊的結晶。 同樣是「遠離塵世」與「沉思冥想」， 卻不再拘泥於三合院或古希臘、 羅馬的中庭形式， 而是自在地吸納傳統的氛圍， 以更自由、 流暢的現代方式呈現。

上世紀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王大閎在建國南路自宅接受記者訪問

1953 建國南路自宅

1953 日本駐台灣地區長官官邸

1964 年， 另一高潮虹廬完成， 王大閎已 47 歲了， 並結束了第一段婚姻。 此時台灣經濟成長， 城鄉快速移動， 城市正面臨都會化， 四層公寓式建築已開始零星出現， 虹廬就是此刻王大閎得面對的新議題。

1964 濟南路虹廬

1979 年， 62 歲的王大閎為自己設計了最後一個自宅 ： 弘英別墅。 不過 1964 年虹廬完工後， 在弘英別墅之前， 還有幾個住宅值得一提， 譬如說 1965 年的台灣銀行台北宿舍（已拆）、 1970 年的良士大廈， 以及 1973 年的淡水假日住宅計劃案。 前兩者是集合住宅，後者仍是王大閎個人未實現的私人別墅。 前兩者都在以奇妙的方式碰觸合院的層進明暗， 或者處理一種都會裡即將逝去的鄰里關係， 而後者以飛碟樣貌停靠大地， 一則封閉，再者可「遠離」， 猜測是國父紀念館案後的補償式創作， 在意義上與 1965 年開始構思的登陸月球紀念碑類同。

1979 弘英別墅

從 1953 年建國南路自宅完工到 1995 年搬離弘英別墅， 王大閎在自己設計的房子里住了 42 年， 大概很少人有類似的機會與條件， 而且這三個作品先後都成為台灣建築界的談論焦點， 有多少影響， 不易評估。 或者我們可以推斷說， 王大閎可能走得過於超前， 雖然讓人耳目一新， 至今卻沒留下影響。

王大閎無疑是中國現代建築的先驅，他是中國建築師中最早對現代性感興趣的人之一，同時，他又把中國傳統的空間格局帶到現代建築里來。

——張永和

20 世紀 60 年代中葉以後的王大閎， 1964 年蓋完了「重門疊院垂直化轉譯」的虹廬，1965 年贏得國父紀念館競圖後經歷妥協與受挫， 從 1966 年開始， 用近十年時間， 根據王爾德《道連 ? 格雷的畫像》譯寫而成《杜連魁（》 言心出版社 1977 年初版）， 1970 年以後從事了大量雜文或文學翻譯， 隨後更是在完成《杜連魁》的壯舉後， 繼續書寫並最終完成了他前後用時近一甲子的英文科幻小說。

這種種都說明了王大閎的另一出路與隱逸。而 1965 年的登陸月球紀念碑則是排除業主， 試圖在意念上獲得自由的巔峰之作， 但建築作為政治或商業機制的圖騰表徵， 在 70 年代的台灣顯然已鋪天蓋地而來， 感受到氣氛的王大閎不只在他圍砌的高牆或搭建的城堡中隱逸， 寄情於「他種」藝術， 還藉由一座完全純粹、 永恆、 無需作文化形式投射的登陸月球紀念碑來完成他個人形而上的救贖。

1961 台北故宮博物院競圖計劃案

1965—1969 登陸月球紀念碑計劃案

1965—1972 國父紀念館競圖計劃案

1977 慶齡工業研究中心

1985 台灣 「 中央研究院 」 分子生物研究所

1950 年代的王大閎仍躊躇滿志， 一系列的住宅設計讓我們看到他蓬勃的創造力， 就像建國南路自宅可以解讀為王大閎建築語言文化「身份」（identity）的開始， 日本駐台灣地區長官官邸則是更進一步的嘗試與深化。 不過日本駐台灣地區長官官邸的「三合院抽象化的層進」， 倒可以看成是 1964 年虹廬「重門疊院垂直化轉譯」的前奏， 只是虹廬是不得不面對的都市化議題， 結果卻以反都市化的高牆作為終結。

在公共建築方面， 我們仍可以 1961 年台北故宮競圖作為重要起始點， 因為在此仍然能看到一個不斷創新、 永不受挫的王大閎， 他知道中國傳統的幽靈只有藉由密斯現代性語言的再詮釋才能重回 20 世紀， 就像安藤忠雄的日本現代性是包裹在柯布西耶的意念中。 而且台北故宮出局後的受挫並沒有立即讓王大閎灰心喪志， 1965 年國父紀念館競圖的重新再來就是明證， 然而事實的結果是， 意念擲棄與行動妥協似乎成為時代宿命。 此後， 王大閎就像所有中國文人一樣， 決定「隱退」， 寄情於「詩書」， 直到社會淡忘他。

寄情

我十七歲的時候，

有位老人對我說，

「寧可賜舍你的金銀，

而不要送掉你的心；

你盡可將珠寶給人，

不過要留下你的愛情。」

但是我年紀還輕，

這些話像對牛彈琴。

我十七歲的時候，

又聽見他說，

「你心裡的愛慕，

決不會白白地付出。

它的代價是無窮的悔恨，

和訴不盡的痛苦。」

現在我想起這話，

才知是多麼真啊。

——《十七歲》

豪斯曼（A.E.Housman）

王大閎譯

*全文節選自《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導讀：靜默、 原鄉與隱逸（徐明松著，同濟大學出版社·光明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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