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鳳雅之死：中國慈善之路的十字路口

來自專欄散人陳傑

2017年9月，河南太康縣兩歲半的女童小鳳雅不幸患上了視網膜母細胞瘤，貧窮的家庭選擇網路募捐。到了今年4月，有網友稱孩子的目前選擇籌款後放棄治療。5月4日，小鳳雅不幸去世，網路的質疑隨著《王鳳雅小朋友之死》的文章達到頂峰，並持續發酵。

在該文章的助推下，網路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道德批判，甚至道德宣判。其中就有作家陳嵐的帶頭與表率作用。在落井下石這樣的問題上，中國人的想像力總是豐富的，有些網友甚至呼籲「腦補小鳳雅被弟弟欺負、被爺爺嫌棄、被媽媽暴打的畫面……」。然而，這一切都是在事實澄清與調查之前，好事者將自己置於道德制高點的位勢上，俯瞰道德低下的眾生，發出毫無善意的調侃。

在一些涉及道德的是非面前，中國人總是著急進行道德判斷，誰最先做出的判斷，誰就站到了一個有利的位置上。原本崇尚中庸精神的中國人，似乎曾經被連根拔起過，現在總是遊走在盲目而極端的惡與盲目而極端的善兩端。兩個極端的結果都是傷害，傷害的不僅是所謂的慈善受益者，還有整個社會人性中善的一面。

2008年汶川地震，牽動了每一個中國人的神經。在之後的奧運會更是將國人凝聚了起來，在空前的大團結之下，慈善事業似乎迎來了一個高峰。之後的發展又有些讓人感覺匪夷所思。

現實官方慈善平台紅十字會因為信息不透明，引起輿論的質疑。汶川地震期間1300萬買了1000多頂天價帳篷，之後的郭美美事件，引起了紅十字商業的爭議，紅十字會的慈善口碑一落千丈。官方不行了，於是慈善的焦點轉移到了民間的企業家和明星身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陳游標，他身上有諸多標籤，這些標籤成了他的光環。但是，他的高調似乎同中國企業家的形象不符，在「世界首善」的鬧劇之後，陳游標逐漸消失在視野中。

明星們大多具有輿論影響力和粉絲號召力，他們的生存嚴格依賴於曝光度和流量，但是在一次又一次詐捐與道德綁架之後，明星的慈善活動也開始低調起來。

對於企業家和明星而言，個人慈善活動似乎成了一個充滿道德陷阱的雷區，不敢越雷池。從此，慈善必須是有組織的群體性活動了。

但是，龐大的人口基數、財富分配不均及保險體系不完善等為慈善提供了廣闊的成長空間，在互聯網時代，這當然是不能錯過的機會。互聯網慈善事業開始嶄露頭角，其中的代表是水滴籌和輕鬆籌。這些企業本質上可以看做互聯網金融平台，藉助網路上數量龐大的客戶資源，他們整合了參與者的愛心和零花錢，還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一個保障承諾。其線下則主要依靠志願者的活動，監督善款的流向，當然這些志願者大多是不專業的。

經濟學第一原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對於慈善事業來說，也是如此。對於紅十字會，他們需要活動來表現政績，當然也可能有不可言說的東西。對於陳游標之類的企業家來說，慈善需要的是一個頭銜，一種光環。對於明星們而言，慈善可以換來曝光率，也可能得不到曝光率。但是只要別人參加慈善，你不參加，道德綁架的負面曝光率是他們不能承受的。

現在的互聯網慈善平台，有著三方參與者，分別是平台運營者、志願者及受捐者。平台的目的其實很簡單，作為企業的第一目的是盈利，平台的盈利需要流浪和沉澱資金。志願者們大多是不專業而充滿激情的人，這些人在釋放愛心的同時，也在釋放著熱情的道德暴力。所謂的受捐者也並不能完全的收益，小鳳雅的家長們在籌款之初可能不會想到，他們將要面對的是什麼。深處病痛中的受捐者和他們的家人，實際上是拿一些非生命權與生命的權利進行交換，他們很不情願的要在媒體面前曝光，接受志願者們的審查，甚至還有不明是非的網路暴力。

慈善，是自願的將財富或時間向弱勢、貧窮的群體進行轉移，是基於社會互助的「第三次分配」。只要一個社會不是「動態平均主義」的，就會有慈善的需求和可能。慈善的根本是社會互助，從最小範圍的家庭向熟人社會的擴展，這裡的擴展有穩定的血緣紐帶和地緣紐帶進行連接，最終向陌生人組成的整個社會擴展，慈善這時候會變得脆弱。

對於參與慈善事業的團體和個人來說，它也是一種樹立形象的權利，只是這種權利歸政府所有還是個人所有，這需要法律的界定和保護。

《鄉村愛情》中，象牙山村成立了好人好事理事會，劉能作為理事會會長沒有慈善可做。終於，村支書老徐腳扭了，於是劉能抓住機會買了兩箱熟食前去探望，一進門拉住老徐就拍照。在這裡慈善與拍照畫上了等號，在現實中，慈善也是如此。

從官方到民間，從民間到網路，慈善事業打一槍換個地方，但始終沒有走出質疑。基人性與道德的慈善行為是脆弱的，一旦形成也是堅韌的。但是，我們的慈善之路會走向何方？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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