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蘇魯神話、洛氏恐怖、魯迅與狂人的知識

娛樂性文章，當同人看就好。

之所以使用「洛氏恐怖」，是因為筆者只看過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比如《印斯茅斯的陰影》、《敦威治恐怖事件》、《瘋狂山脈》。克蘇魯神話發展到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類似於馬克思主義的龐大文化簇，各種二設、三設層出不窮。另一方面，由於核心人物洛夫克拉夫特和德雷斯在世界觀架構上存在巨大分歧（不可言說的恐怖和四元素論），我們又很難從中溯源出一個最「克蘇魯」的原教旨內核。筆者認為，克蘇魯神話和洛氏恐怖應當分開來看，「洛氏恐怖」（不可言說的恐怖）很好指代了洛氏克蘇魯神話中獨特的寫作風格，但這種風格在克蘇魯作家群中並沒有成為一種共識，兩者並不等價。對於前者，最具代表性的符號自然是「克總發糖」這一經典形象；而對於後者，則更適合拿出這句話——

我認為，人的思維缺乏將已知事物聯繫起來的能力，這是世上最仁慈的事了。人類居住在幽暗的海洋中一個名為無知的小島上，這海洋浩淼無垠、蘊藏無窮秘密，但我們並不應該航行過遠，探究太深。

「將事物聯繫起來的能力」，即弗雷澤在《金枝》中描述的「交感巫術」、用感官為標尺來測度我們所處的「現象世界」，也就是古代思想中的神秘主義傳統。過去，人們常常將一些表面上相似的事物聯繫起來，以此為認識框架來解釋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世界，比如蛤蟆喜歡在下雨天鳴叫，人們就將蛤蟆與下雨聯繫起來，在世界各地興起了大量蛤神崇拜（我是說邪神撒托古亞、「蟾之神」）。與之相反，理性主義傳統，即海德格爾筆下的「邏格斯中心主義」，則鄙視感官和感官經驗，認為存在比「現象世界」更真實的「理念世界」。這個「理念世界」蘊含了世界的本質和一般規律，不能被經驗地認識，只能通過語言、邏輯表達出來。In the begining was the Word，and the Word with God，the Word was God，神與言同在，神就是言。於是，語言、邏輯就獲得了比真實更「真實」的地位，這種符號化的真實，便是鮑德里亞所說的「超真實」。

如此觀之，古希臘以降的理性哲學中始終存在著兩個「世界」（the Word and the World），理念與現象、彼岸與此岸，研究兩個「世界」關係的學問則被稱為「ontology」。在理性主義的視角下，巫術、魔法將自己封閉在「無知的小島」上，科學則航行於無垠的邏格斯之海上。現時代所取得的絕大多數知識都是科學知識，科學幾乎已經成為了真理的同義詞。但是，在洛氏這裡，兩個「世界」的關係卻經歷了一次倒置：被言語分割出來的「the Word」反而成為了「無知的小島」，真相漂浮於幽暗的「無光之海」上、處於不可知論的陰影下。理性是一道屏障，也是一道枷鎖。然而，當真正的恐怖降臨時，為了對抗這個不可言說、不可符號化的非邏格斯的恐怖，我們又必須取回太古的魔法——「交感巫術」，也就是狂人的知識。

「瘋狂」是克蘇魯神話的核心機制。之所以使用「狂人」而不是「瘋狂」，倒不是因為我看了饅饅來妖夢或者日版規則書，「狂人」是指魯迅的《狂人日記》。在福柯那裡，言語具有分割現實的能力，通過製造對立的概念將一者保留、一者驅離，建立起只屬於自己的符號真實，是一種異化了的統治工具。被言語包裹起來的「the Word」是我能理解的、唯一「真實」的世界，被言語驅離的則是我無法理解、只會感到噁心不適的「the World」，言語之外埋藏著「禁忌」的知識，是相對於我所處的符號真實的「異物」，「瘋狂」則在其中蔓延滋長。然而，這裡的「瘋狂」真的是指一種官能失調、心智喪失的心理狀態嗎？對教會來說，獵巫女運動中捕獲的德魯伊、薩滿祭司、蒙古大夫們無疑是「瘋狂」的，他們掌握了不能融入創世記宇宙（the Word）的「禁忌」知識，但這種「瘋狂」卻是相對於他們自身所處的「真理傳統」而言的，是基於信仰的無由來的篤定。一旦我們所處的「真理傳統」不能被確定為有效，那麼在面對那個被斷言不存在或已經被驅離的「異世界」中的威脅時，我們就只能跨越言語的邊界，去取回「狂人的知識」。

這便是魯迅的「打破鐵屋」和《狂人日記》。作為最廣義的克蘇魯作家群的一員，魯迅是與洛夫克拉夫特、德雷斯同時代的人。只是由於長期的中西交流阻隔，我們不曾察覺到中國第一部白話文小說其實寫作於克蘇魯神話世界觀下。魯迅的《狂人日記》寫於1918年，差不多同一時間，洛夫克拉夫特也開始了自己的恐怖小說創作。是什麼讓兩位遠隔重洋的寫作者同時間開始了相同的創作？或許是一次群星位移，某個不可言說的存在從沉睡中蘇醒，就如同1925年2月28日至4月2日，拉萊耶之城從大洋下升起時所引發的群體性瘋狂事件一樣。畢竟，先鋒作家總是敏感和神經質的。近日，筆者一次前往馬薩諸塞州密斯卡托尼克大學圖書館的旅行，就試圖揭開這層秘辛——

某位魯鎮調查員由於獲得了「禁忌」的知識而窺見了世界的真相：原以為寫滿仁義道德的孔孟真言竟是滿紙「吃人」的魔法書，原以為淳樸善良的鄉民鄰里則是渴望「人肉」的食屍鬼，村口耷拉著的老黃狗，怎麼看怎麼像是捕捉穿越者的廷達羅斯獵犬。陷入絕望、被視作「瘋狂」的調查員受到了村民的監視、拘束、凌辱、調教，最後知曉了正在魯鎮舉行的將人類的孩子轉化為「食屍鬼」的儀式，而以儒學為本的中華帝國正是立國超過五千年的龐大食屍鬼帝國，「吃人」的傳統早已滲透到了上上下下每一個角落。目睹了這一切的調查員的結局如何？我們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筆記結尾寫下了「救救孩子」，而從書前的序言看，他好像在那晚的轉化儀式上也覺醒了自己「食屍鬼」的血脈。魯迅又是如何得到這份筆記的？筆者在以收集奇聞怪談著稱的密大圖書館沒有查詢到記錄，但有理由相信，作為仙台大學的醫學肄業生，魯迅很可能是那次魯鎮探索的調查員之一。至於我們是誰、又身處何地，就需要我們自己去親身確認的事了。（筆者：這不是東方版的《印斯茅斯的陰影》嗎？）

在魯迅這裡，「鐵屋」是一個等同於「小島」的關於邊界的隱喻。作為統治工具的文言文，是一種脫胎於孔孟真言、與儒學意識形態相結合的中華帝國的「真理傳統」。但是，在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這個本土傳統卻誕生不出一個作為回應的現代意識。文言文中找不到能與「nation」、「state」、「science」、「democracy」互譯的辭彙，墨子和大同書也不是原生的socialism，生活在這種「真理傳統」下的人看不到「鐵屋子」，而「爆燃者」克格圖亞卻已闖了進來。身處「無知小島」上的人們，在海洋的侵害來臨前是幸福的，而當侵害來臨後卻又是不幸的。當康有為、章太炎證明，新的問題已經無法再從傳統經學中找到出路，這個時候就必須有人跨越「邊界」去取回「狂人的知識」，也就是譯讀西語寫作的「魔法書」——即使是要忍受大腦發顫的恐懼、雙眼流膿的痛苦，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驅離那些不屬於儒家傳統的、非邏格斯的恐怖。於是，新文化運動從文學改良開始、從白話文的推廣開始。之後，我們就有了第一批日語辭彙，比如「瘋狂」。

在這個意義上，洛氏恐怖中的「瘋狂」與魯迅的「瘋狂」是同構的。只是洛夫克拉夫特所要跨越的是西方傳統下科學主義對人類心智領域的遮蔽，而魯迅所要跨越的則是東方傳統下政治倫理對人類心智領域的遮蔽。如此，便形成了迥異於美國傳統的東方克蘇魯。（笑）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