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論文綜述（1911—1949；1950—1976；1977—1985） - 文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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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研究論文綜述（1911—1949；1950—1976；1977—1985） 杜甫研究論文綜述*（1911—1949年）焦裕銀 晚清以前，學者治杜，主要是對杜詩的搜集、校勘、杜集的整理、編訂、注釋與評點，尚無所謂研究論文，而真正以論文形式研究杜甫蔚為風氣者，則是辛亥革命以後的事。自1911到1949年建國前夕，據不完全統計，這期間發表於各種報刊的論文共一百二十二篇。下面就這一時期論文所涉及到的內容歸納幾個問題作一簡括綜述。 一、杜詩版本 自北宋王洙搜集杜詩諸本，精審慎取，編定二十卷本《杜工部集》，經王琪刻印之後，注杜評杜之風盛起，宋時已有「千家注杜」之稱。因此，杜詩版本也隨之廣為流布，迄於清末，已逾二百種之多。在這眾多的版本、注本中，有的因互相抄襲、輾轉翻刻而不標明所自出，致使源流不清；有的偽撰事實，假託名公才子，或坊估圖利拼集諸注、刻印粗劣，致使真偽莫辨，紕繆百出。因此，研究杜詩版本，便成為治杜的一項重要內容。本時期這類論文共四篇，其中以洪業的《杜詩引得序》⑴、程千帆的《杜詩偽書考》⑵最有代表性。洪氏《杜詩引得序》，是一篇比較系統、全面的關於杜詩版本源流考證與注本評介的長篇論文。作者廣徵博引，以富贍的資料和自己所經眼的版本為主要依據，條貫清晰、考辨詳明地論述了杜集由成書，到注釋、評點、批選的發展階段及諸本間的源流關係；對宋至清末數十種杜詩注本作了較詳細的評介。作者指出，自王洙參酌諸本，定取杜詩一千四百有五篇，編定二十卷本《杜工部集》，經王琪刻印傳世，「自是以後，學者之於《杜集》，或補遺焉，或增校焉，或注釋焉，……溯其源，無不受二王所輯刻《杜工部集》之賜者」，指明王洙本是諸本之祖本。作者認為，註解杜詩，始於南北宋之交；集注之起，當在紹興中葉。謂「宋人之於杜詩，所尚在輯校、集注，迨南宋之末，蔡、黃二本⑶已造其極。元人別開生面，一轉而為批選。」劉辰翁「首倡鑒賞，於是選雋解律之風大起。」「明人之作，大略步元人之後塵，以領會篇意、評論工拙為多。」「清代為杜詩之學者，鮮不受錢謙益《杜詩箋注》之影響。」謂清代之解杜注杜者，大略周旋於錢、朱⑷二家之間，「故清代杜詩之學當以二書為首，而錢氏實開其端，功尤不可沒也。」「錢、朱二書既出，遂大啟注杜之風。康熙一代，作者如林」。謂乾隆中葉自楊倫《杜詩鏡銓》之後，注杜之風漸衰，「嘉慶以後，注杜而善者，更無聞焉」。洪氏此文幾成定論，後之論杜詩版本者，每每稱引。 程千帆的《杜詩偽書考》，對王洙《杜工部集注》、蘇軾《老杜事實》、黃庭堅《杜詩箋》、虞集《杜律注》、杜舉《杜陵詩律》進行了考辨，徵引了不少有說服力的新資料，補足了前人辨偽論證之無力。 二、生平 思想 論述杜甫生平的文章，大致分兩類。一是評傳性質的，論述杜甫一生的經歷與創作，以馮至的《杜甫傳》為代表。此文始撰於四十年代，曾分題成篇先後發表在《文史雜誌》等刊物上。一是就杜甫生活的某一時期或某個方面介紹論述，這類文章較多，如易君左的《杜甫居蜀》⑸、郭祝崧的《杜工部浣花草堂生活》⑹等。 關於杜甫的思想，大致有三種意見。一是認為杜甫有儒家思想；一是認為杜甫有大同思想；一是認為杜甫有佛、道、景等宗教思想。黃芝岡《論杜甫詩的儒家精神》⑺指出，杜甫求仕心切，他求仕為的是致君澤民，為的是施展他的儒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即杜甫儒家思想的內容。杜甫自比稷契，欲安民，但儒家安民必從得君入手，得君必由恩相結托，所謂「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里」，所以杜甫的忠君正是儒家思想的體現。本文從忠君、愛民、愛妻兒弟妹、愛朋友及至雞、鳥、魚、蟲等物類幾個方面論述了杜甫詩中所體現的儒家思想。同時又指出，杜甫由人而及於物的仁愛之心，與佛理憫生戒殺不同，而是儒家仁民愛物思想的體現。墨僧《杜工部的社會思想》⑻一文，認為杜甫窮困流離的生活境遇與孔子過陳、蔡絕糧的痛苦境遇相似，所以有「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思想。「與其說他是個詩人，無寧說他是個社會思想家。」這種說法最早是梁啟超提出的。他在1922年的講演錄《情聖杜甫》⑼一文中，不贊成「詩聖」之說，而別開生面立意新奇地稱杜甫為「情聖」，說「他是個最富於同情心的人」。他在列舉了杜甫「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詩句之後說：「這種詩幾乎純是現代社會黨的口吻。」話雖說得過激，然卻非常深刻。志喻《杜甫詩中之宗教》⑽一文，認為杜甫以儒家思想為基本思想，景仰佛教，與道教亦有因緣，與景教（基督教的一支）亦有淵源，而未專主一宗，篤信一教。 三、杜詩的思想內容與藝術成就 這類文章近四十篇。 關於思想內容。多數文章強調了杜詩作為「詩史」的意義與價值。如翦伯贊的《杜甫研究》⑾，認為「杜甫的詩是詩也是史，是一部用詩歌體裁寫出來的天寶前後的唐代歷史。在我看來，沒有一部唐代的歷史著作象杜甫的詩一樣真實、深刻而又生動地寫出了天寶前後的唐代社會的各個側面。因此，杜甫的詩不僅在文學的造詣上前無古人，而且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有的雖未用「詩史」這一概念，但強調杜甫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如李廣田《杜甫的創作態度》⑿一文，說杜甫忠於人生、忠於藝術，而終以藝術服務於人生。耕南的《杜甫詩中的唐代社會》⒀，說杜甫是寫實主義的開山祖。認為杜甫的作品之所以值得後人崇拜和讚賞，就是由於他將當時社會上種種變亂情況，詳細地加以記載。 有一部分文章聯繫抗日戰爭的現實，論述了杜甫描寫戰亂、渴望收復失地這類作品的現實意義。如馮至的《杜甫與我們的時代》⒁，指出身受日寇侵略戰爭苦難的人們，讀「三吏」、「三別」之類作品，感到句句真實，說《悲陳陶》、《悲青坂》、《春望》諸作，「這正是淪陷區里人民的血淚。」「我們讀這些名詩與名句，覺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並且好象也是我們現代人民的喉舌。」這裡需要順便指出的是，有少數文章，如許惕生的《杜甫的反戰文學》⒂、一鳴的《杜甫反戰詩歌的研討》⒃，強調了杜甫詩中所謂的反戰思想，空談結束戰爭希望和平，卻不加區別地反對一切戰爭，竟連「抗戰到底」的政策和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也一概予以反對，說什麼「痛恨蔣共抗戰到底的失策」。這是非常錯誤的。 關於杜甫詩的藝術成就。有的專論杜詩的章法結構，如玄修的《說杜》⒄、邵祖平的《杜甫詩法十講》⒅。有的專論杜詩的用韻、用字，如張世祿的《杜甫詩的韻系》⒆，把杜詩的用韻分作古體和近體兩部分，依照《廣韻》部目，編成杜詩韻系譜。馮鍾芸的《論杜詩的用字》⒇，指出古人所說之古文陽剛與陰柔之美，即今所說的壯美與幽美。認為杜詩是兼而有之的，並且都是上乘。本文專就遣詞造句這一因素造成幽美與壯美之別， 論述了杜詩中的這兩種風格。吳經熊的《杜甫論 》(21)，從杜甫寫實主義藝術成就方面高度評價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並進一步論述了杜詩中的真、善、美。認為杜甫有尖銳細密的觀察力與驚人的寫實手腕，即詩中「真」的表現；他有豐富的感情與同情心和由同情心而產生的非戰思想與社會思想，即「善」的表現；謂杜甫詩中的美，並非指詞藻、聲律等外在的美，而是屬於他性格的美。此論確有藝術眼光。 四、杜甫的詩論 這類文章十餘篇。多數專論《戲為六絕句》，其中最早的一篇是李辰冬的《杜甫〈戲為六絕句〉研究大綱》(22)。作者對前人汪師韓、翁方綱等及今人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關於此組詩的意旨與解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另一些文章則是通論杜甫的詩歌理論，其中以羅庸的《少陵詩論》(23)、程千帆的《少陵先生文心論》(24)較有代表性。羅文著重論述了杜甫詩論中「神」的含義及「神」與「發興」、「感興」的關係；詩歌遣興的作用與風格諸問題。程文論述了杜甫詩論與儒家政治思想、文學觀的淵源關係。此外，金啟華的《杜甫詩論》(25)，將杜甫與李白兩人的詩論作了比較，認為李白主張復古，以《大雅》為極則；杜則不然，不厚古薄今，以今人比美古人，多師兼取。 五、李杜比較論 此類文章共十二篇，大體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以胡小石《李杜詩之比較》(26)為代表，認為李白與杜甫在詩歌創作上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李白是一個復古主義的健將，其詩歌理論是主張復古的，其全部詩作古詩佔十之九以上；杜甫作詩，師古而又創新，「是詩國中一位狂熱的革命家」，進而從內容、用字、聲調諸方面論述了杜甫在詩歌創作上的繼承與革新成就。這是辛亥革命以來第一篇李杜比較論的文章，雖表面不加軒輊，實則抑李揚杜。第二種是旗幟鮮明地抑李揚杜。如由毓淼《杜甫及其詩的研究》(27)，認為杜甫詩反映的是平民思想，李白詩反映的是貴族思想。墨僧的《杜工部的社會思想》，認為就李杜兩人的價值來說，本不應軒輊，各有千秋，但從人生觀而言，杜甫念念不忘人民，則為李白所不及。「李是出發於個人主義的，只想到自己的苦樂，絕不關心到他人的苦樂；杜甫則近於社會主義，以社會大眾的苦樂為苦樂，從自己的苦樂推想到他人的苦樂，甚至忘了自己的苦樂，專門關心他人的苦樂。」傅庚生的《評李杜詩》(28)，是揚杜抑李的典型。認為杜甫「稱霸古今詩壇」是由於「沉鬱」，而沉鬱是基於性情的，杜甫在文學情思上的成就是李白所不及的。就詩歌的內容而言，李也遠遜於杜。認為杜甫的感情既深又廣，由五倫之愛而及於元元之民。李白把一切人的關係都看得冷淡了。太白集中，與國家朝廷有關的詩絕少；杜甫則無意於自己飛黃騰達，唯思報主。第三種意見是不加軒輊，認為雙璧交輝，各有千秋。 六、其它問題 除以上幾方面內容外，還有許多文章是對某些具體問題的考證。其中較有創見的是張德鈞《杜詩用招提本起》(29)，考證了《游龍門奉先寺》詩中「招提」一詞最早出處及意義之演變，材料翔實，論證有力，發前人所未發。另一類文章是關於杜詩某些注釋的辨正。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劉禹昌的《「香稻」「碧梧」句法引類及溯源》(30)，解釋《秋興八首》之八中「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二句，精闢深透，一洗前人異解歧說。 在這一時期的文章中，特別值得提到的是，發表於1946年11月延安《解放日報》的煥南《案頭雜記》(31)和錢來蘇的《關於杜甫》(32)兩篇文章。《案頭雜記》轉引了胡喬木同志所寫的關於紀念杜甫的指示信；介紹了延安杜公祠、少陵川，談到延安紀念杜甫將修葺杜公祠，開紀念會。錢文高度評價了杜甫及其作品，強調了杜甫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氣節，指出紀念杜甫的重大現實意義。胡喬木同志的信與這兩篇文章，反映了解放區對杜甫的重視，也是迄今所見到的解放區關於紀念杜甫的最早資料，彌足珍貴。 標題注釋： * 此文是即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杜甫研究論文選編》第一輯綜述的縮寫。 正文注釋： ⑴見《洪業論學集》及《杜詩引得》。 ⑵見程千帆《古詩考索》。 ⑶蔡夢弼《草堂詩箋》、黃鶴《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 ⑷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 ⑸《文藝月刊》1939年3卷1—2期。 ⑹《旅行雜誌》1946年20卷8期。 ⑺、⑻、⑾、⑿、⒁、⒄、⒇、(23)、(25)、(26)、(28)、(31)、(32)均見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之《杜甫研究論文集》一輯。 ⑻《文友》1944年3卷6期。 ⑽《逸經》1937年28期。 ⒀《珞珈》1934年1卷6期。 ⒂《中日文化月刊》1941年1卷1期。 ⒃《更生周刊》1940年5卷6期。 ⒅《文史雜誌》1945年5卷1—2期。 ⒆《文史哲季刊》1944年2卷1期。 (21)《中央文化教育館季刊》1936年3卷3期。 (22)《燕大月刊》1930年5卷1—2期。 (24)《文史雜誌》1945年5卷1—2期。 (27)《文學年報》1937年3期。 (29)《中國文化》1946年6卷2期。 (30)《龍門雜誌》1947年1卷1—2期。[ Last edited by 木客清吟 on 2005-8-24 at 02:17 ] 蘇東坡《虔州八境圖》：「回峰亂嶂郁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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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樓 大 中 小 發表於 2005-8-24 02:14 只看該作者 杜甫研究論文綜述（1950——1976年）鄭慶篤 自建國之初的1950年至1976年，全國報刊發表有關杜甫研究文章約六百餘篇。其中，五十年代約一百四十篇；1960年至1966年上半年約四百六十篇；1966年下半年至1972年，七年當中無一篇文章；1973年至1976年不足二十篇。僅就此不盡完全的統計數字，即可表明這二十七年間，經歷了幾次升沉反覆。從杜甫研究論文的一角，當可窺見整個古典文學研究，乃至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發展變遷的一斑。 從五十年代初，許多專家學者開始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文藝思想作指導，嘗試著以新的觀點新的方法對杜甫及其詩歌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局面，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在關於杜甫的生平思想、創作道路，杜詩的產生和當時社會現實的關係問題上，在對杜詩反映現實的深度和廣度的挖掘分析上，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都大大超越了前人。馮至先生五十年代初期在《新觀察》上連續發表的《杜甫傳》和蕭滌非先生五十年代後期在《文史哲》上連續刊載的《杜甫研究》，當是這一時期學術成果的代表。另外一些老一代的學者如俞平伯、夏承燾、譚丕模、劉大傑、程千帆諸先生都寫出了極有學術見地的佳作。但見諸報刊的更多文章，卻只是對杜詩名篇，特別是入選為中學語文教材的篇目，作字釋句析、篇章結構的評解，這對輔助中學語文教學，啟發學生加深對杜詩的理解，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這一階段，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掌握還不夠深入辯證，不少文章缺乏細緻具體地考察我國古典文學本身所具有的特徵和規律，生硬地搬套俄國和蘇聯文學理論上某些概念和名詞術語，對研究的對象缺乏歷史的全面的剖析，因之，往往以點代面，造成形而上學庸俗社會學和簡單化的弊端。階級分析的方法固然是馬克思主義認識和分析社會的基本原則，但要分析錯綜複雜的文學現象，首先要考慮到文學藝術自身的特徵規律，否則便會違背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 這一階段中，特別值得提及和肯定的是劉大傑先生1953年4 月發表的《杜甫的道路》一文，文章實事求是全面深入地評價了詩人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以及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和兩者與當時歷史背景的關係。文章指出：「杜甫在社會實際生活的體驗中，逐步地從個人的小天地里解放出來，走向人民，走向現實主義道路。」無疑，此文代表了作者對杜甫評價的最基本的觀點。 從1956年開始，學術界特別是高等學校，展開了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逐漸形成了學術討論中的極左思潮，出現了一些批判文章，批判杜甫研究中的資產階級觀點。其中不少是適應形勢而臨時作文，由於片面強調階級分析，佔有資料較少，對討論的問題欠缺深入研究和客觀求實的科學態度，因而得出的多是武斷的預先定好的結論。這是當時整個思想領域極左路線在杜甫研究當中的表現。除此而外，還有許多評介性知識性的短文，學術價值不高。在極左思潮泛濫的1958年前後，值得稱道的是夏承燾先生連續發表了《杜詩札叢》、《杜詩札記》幾篇讀杜隨筆。文章避開了當時作家思想立場創作道路諸問題的紛爭，而是就事論事，一事一論，文簡意賅，涉獵極廣，輒發前人所未發，頗具獨見，對了解詩人，詮釋杜詩，極富參考價值。 1961年以後，極左思潮逐漸減弱，學術討論又開始步入正軌。1960年有關杜詩論文約十五篇，而1961年達五十篇以上，但據內容而言，尚缺乏有創見的學術論著。是年雖然就杜詩的人道主義問題展開過討論，亦未見比較深入而自成體系的佳作。見之於報刊者，多為名篇賞析，間有詮釋字句、讀杜偶感之類的短篇。 1962年是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杜甫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崇敬，成了中國人的驕傲。這一年我國首都及各地都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其他國家有的也集會紀念。文化界名流學者紛紛撰寫紀念文章，氣氛甚是熱烈。杜甫這年所受到的推崇和禮遇，恐怕是我國任何一位古代詩人所未得到的，詩人生前一世坎坷，一千二百年以後，卻受到舉世人們的愛戴，這正是因為他給人間留下了一千四百多首好詩，因而得到後世人們給他應得的最公正的評價。 杜甫誕生的一千二百五十周年，恰在1962年，也真是詩人的運氣，假如早五年，或晚五年，那是無法設想了。 這一年當中報刊文章達三百多篇，而三、四兩個月份各佔百篇以上，數量如是之多，內容更是豐富多采洋洋大觀，涉及到杜甫有關的各個方面。諸如杜甫的生平、思想、信仰、行蹤、流寓、交遊、為人、喜好，以及創作態度、詩歌主張、繼承借鑒、讀書嗜學、藝術鑒賞、醫藥知識等應有盡有；杜詩的內容、藝術、風格、意境、語言、用典、章法、格律、聲韻，以及詩作系年、詞語考釋、鳥獸蟲魚等靡不具備；還有杜甫對後世的影響，前人對杜甫的評論，杜集版本目錄，成都草堂、鞏縣故里的介紹，杜墓真偽考辨等等。數百篇文章從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對杜甫及其詩歌作了極為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和評價。杜甫的本身形象給我們展示得更加清晰準確鮮明生動了。在眾多的文章中，胡小石、朱東潤、夏承燾、蕭滌非、馬茂元、安旗、馮鍾芸諸先生的作品都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這一年，許多著名詩人學者也發表了一些紀念性文章，郭沫若發表了在紀念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大會上的開幕詞《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一文，文中稱杜甫是「偉大的詩人」、「愛國詩人」。說杜甫在現實生活中「接近了人民，和人民打成了一片」，「他和人民同命運，共甘苦」。譽稱「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響徹千古的名句」。說：「李白和杜甫是像親兄弟一樣的好朋友，他們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雙子星座一樣，永遠並列著發出不減的光輝。」郭沫若先生的這種評價，和他十年前即1953年給成都杜甫草堂題書的楹聯「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完全一致的，實事求是的。 1966年開始，十年期間，整個古典文學研究被迫中輟了，杜甫研究當然不能例外，前六年竟沒有一篇文章。1972年《李白與杜甫》一書問世，這是整個十年動亂中出版的唯一的古典文學專著。書中雖多駭世驚俗的論點，但在當時思想禁錮的勢態下，學術界保持沉默，全國報刊上杳無反響，至1973年的幾家學報上才有兩三篇應景的短文。偉大詩人杜甫彷彿已被判定是一個「完全站在統治階級、地主階級一邊的」封建衛道士了。 1975年開展的所謂「批儒評法」活動，已滲透到社會科學各學科。「四人幫」曲解了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觀點，以「儒法鬥爭」來劃線，認定整個歷史上的矛盾鬥爭，都是儒法兩家的對立，並把一切歷史和歷史人物完全納入這一模式之中。梁效《杜甫的再評論》，就是按照這個模式來給杜甫劃線定性的。文章首先斷定杜甫生活的時代，正值唐玄宗拋棄法家路線，推行儒家路線的大轉變大倒退時期。因之，把杜甫的生平也據此劃為前後兩期；並把詩人所揭露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現實，說成正是唐朝開始推行儒家路線所造成的惡果。因此確認「他的詩是政治詩」，應予以肯定。說這才是杜甫詩歌的真正價值所在。於是杜甫又被定為一個不自覺的「法家詩人」了。緊接著以梁效文章為中心議題，展開了一場規模並不太大的為杜甫劃線定性的爭論，各執一端的文章作者拿著不同的彩筆，隨心所欲地往古人臉上塗抹，或給杜甫加以法家桂冠，或扣上儒家帽子。表面上似乎針鋒相對，實質上都囿於「儒法鬥爭」的圈套之中，結果只能是違背歷史，歪曲詩人。這一場爭執一直持續到「四人幫」倒台伊始的1976年底反駁梁效文章的出現。這類文章不多，雖意在批判，但由於當時並沒有擺脫政治思想上的桎梏，依然堅持批判所謂修正主義路線，堅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堅持所謂「尊李抑杜」。因此這類批判與被批判，也只能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分了。 動亂十年，文章約二十篇，多依附於一時政治需要，學術價值無多，除了政治運動的影子以外，漫長十年只是一個空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糾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傾錯誤，學術思想得到解放，對杜詩的探討研究，也隨之迅速出現了一個全新的可喜局面。 蘇東坡《虔州八境圖》：「回峰亂嶂郁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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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樓 大 中 小 發表於 2005-8-24 02:16 只看該作者 杜甫研究論文綜述（1977——1985年）張忠綱/馮建國 粉碎「四人幫」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又出現了研究杜甫的熱潮。據不完全統計，自1977至1985的九年間，各種報刊發表的杜甫研究論文多達一千二百餘篇。這些數量眾多的論文，涉及到杜甫研究的各個方面，現分七個問題，作一簡要綜述。 一、杜甫研究的重新興起 杜甫研究的重新興起，是從批判梁效的《杜甫的再評論》開始的。這方面的文章有二十篇左右。大家主要是從政治上進行批判，著重揭露了「四人幫」操縱御用寫作班子炮製反動文章的政治目的。 這個階段杜甫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對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二冊杜甫部分和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一書的批評。前者，文章只有三篇，可以陸侃如《與劉大傑論杜甫信》為代表。陸文集中就所謂杜甫後期「輕儒重法」問題，提出商榷。指出在杜詩提到的三百三十多個歷史人物中，被「四人幫」封為「法家」代表人物的秦始皇，只提到過一次；「大法家」曹操，只被提到兩次；真正的法家人物管仲，也只提到兩次；而對「更堅決地執行了法家路線」的武則天，杜甫不僅不怎麼「景慕」，反而多所批評。杜甫的詩證明，他不是「輕儒重法」的，而是「尊儒尊孔」的。後者，文章有近三十篇，絕大多數是批評郭老抑杜揚李、曲解誤解杜詩的，這可以蕭滌非《關於〈李白與杜甫〉》一文為代表。文章指出：「揚李抑杜是《李白與杜甫》一書的基調。」對於郭老曲解、誤解杜詩之處，一一作了駁正。對如何對待李、杜兩位大詩人的問題，蕭文認為：李白和杜甫，「一個是浪漫主義，一個是現實主義。……我們既需要杜甫，也需要李白。」文章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他如匡扶《杜甫政治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張德鴻《對〈李白與杜甫〉中幾個問題的管見》、劉世南《對〈李白與杜甫〉的幾點意見》、胡守仁《〈杜甫的階級意識〉析疑》、蕭文苑《讀〈李白與杜甫〉》、韓培基《郭沫若與杜甫》、鍾來因《「杜甫的地主生活」異議》等文，各從不同方面就不同問題提出了商榷意見。有的同志對批評《李白與杜甫》提出不同看法，這可以李保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寧業高《杜甫過的不是地主生活嗎》兩文為代表。李文認為：「郭老基本上是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李杜進行了再評價。」「不少見解，很有獨到之處，是杜甫研究、李白研究的新的進展。」寧文認為：「杜甫不僅是地主，還是小官僚！」杜甫過的是「小官僚地主的生活」。 二、杜甫的生平、思想 對杜甫生平、思想的研究，這階段有新的進展。王重九在《杜甫弱冠西遊考》中，認為杜甫開元十九年即作西遊。郁賢皓在《李杜交遊新考》中，認為李、杜初次相會的地點不是舊說的洛陽，而是在梁宋間。對杜甫的被罷左拾遺，一般認為是因疏救房ｇｕǎｎ＠⑴，龐石帚在《杜甫的政治生活與當時的黨派鬥爭》一文中，認為杜甫罷拾遺是因為屬於房ｇｕǎｎ＠⑴一黨的緣故。鍾來因的《杜甫左拾遺罷官原因新考》，不同意這種說法，而以元鎮《杜君墓系銘》「以直言失官」之說為是。對杜甫華州棄官、流寓隴蜀之原因，易朝志《試論杜甫的棄官及其他》不同意「關輔饑饉」說和「寇亂」說，而贊成「政治原因」說，即杜甫屬於「房黨」，同李亨集團存在著政治分歧。對杜甫退出嚴武幕府的原因，過去有人認為是因為二人有矛盾，曾棗莊在《杜甫退出嚴武幕府的原因》中，不同意這種說法，而認為真正的原因是杜甫本人不願入幕和杜與同僚意見不合。至於杜甫的離蜀，陳尚君《杜甫為郎離蜀考》，認為不是因嚴武卒，無所依而離蜀，而是因為嚴武奏請朝廷任命他為檢校工部員外郎，並召他赴京，而於永泰元年春夏間離開成都的，杜甫的被任命檢校工部員外郎，是在退出嚴幕之後，杜甫的離蜀是在嚴武生前。 對於杜甫政治態度、世界觀的探討，仍然存在著分歧。賴長揚的《略論杜甫對待人民的態度》，認為「詩人對帝王的愚忠，簡直達到了狂熱的程度」，「杜甫頑固地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千方百計地維護瀕於危機的封建制度」，「是極端反動的」，所以，「應當對他持基本否定的態度」。許多同志都不同意這種看法。廖仲安的《漫談杜詩中的忠君思想》，對杜甫的忠君思想作了分析和評論，肯定了杜甫的憂國憂民和直言敢諫。張忠綱在《應該正確評價杜甫的忠君思想》中，認為杜甫對玄、肅、代三朝皇帝都有諷諭和批判，而疏救房ｇｕǎｎ＠⑴尤為一生大節，與李白、鄭虔的友誼也不迎合上峰旨意，足可證明杜甫雖然忠君，但決不是愚忠。王啟興《試論杜甫的世界觀》，認為杜甫的世界觀「是複雜而矛盾的，既有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落後陳腐思想觀念，也有佛、道宗教唯心主義，但也還有值得肯定的政治思想和突破傳統、階級偏見的進步方面。」呂ｃｈéｎｇ＠⑵的《杜甫的佛教信仰》和鍾來因的《論杜詩與佛教》，著重探討了佛教對杜甫及其創作的影響。毛炳漢在《試論杜甫的晚年思想》中，不同意杜甫以道家思想終結的說法，而認為儒家思想仍是杜甫晚年的主導思想。 三、杜詩的思想內容與藝術成就 這方面的論文數量較多，但對杜詩思想內容的探討，沒有什麼大的突破，而對其藝術成就的分析卻較前深入了。張志岳在《試論關於杜甫的評價問題》中，認為杜甫「最有資格代表唐詩全面發展的最高峰。和前代的詩人相比，固然可以顯著地看出許多前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新因素來；就是和同時代的詩人相比，從多方面所取得的業績的總和來說，也應該說沒有一個作家能趕上他的。」鄧魁英《杜詩中的反誅求及其社會意義》，著重揭示了杜詩反誅求的重要意義，「正在於它深刻地揭露了當時社會兩個階級的尖銳矛盾；廣泛地反映了廣大人民在封建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下的悲慘遭遇和反抗情緒；表現了作者對於下層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對於統治集團的憎恨。」朱安群的《漫談杜詩的現實主義》，從題材的多樣化、典型性格的豐富性、細節描寫的真實性、批判現實的深刻性和抒情的真摯性等五個方面比較深入地論述了杜詩現實主義的特點和形成這種特點的原因。對於杜詩「沉鬱頓挫」的風格，王雙啟的《「沉鬱頓挫」辨析》認為，內容上憂憤深廣，形式上波瀾老成，反映客觀現實真實深刻，反映主觀世界披肝瀝膽，就是杜詩「沉鬱頓挫」的具體內涵。周裕鍇的《試論杜甫詩中的時空觀念》，認為盛唐詩歌常流露出一種帶有漫長歷史和遼闊宇宙意味的時空觀念，晚唐詩歌則常常體現出一種帶有個人意味的時空觀念，而杜甫卻把歷史的、宇宙的、個人的觀念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特有的沉鬱頓挫、蒼涼悲壯的風格。而周詒谷的《說杜詩的含蓄》，則認為杜甫運用寄人於物、寄實於虛、寄哀於樂、寄恨於怡、寄此於彼、寄厚於輕、寄深於淺、寄急於閑、寄喜於怨、寄鋒芒於婉麗、寄直於曲等含蓄的藝術手法，達到了「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藝術效果，不愧為運用含蓄這一藝術手段的大師。還有一些文章，如廖柏昂等的《試論杜甫詩歌的浪漫主義色彩》、李汝倫的《杜詩的浪漫主義》、郭維森的《且去發現一個浪漫主義的杜甫》、彭靖的《試論杜甫詩的浪漫主義特色》等，對於杜詩的浪漫主義特色，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和論析。 杜甫詩歌所以能取得那樣高的成就，是與他批判地繼承前代的文學遺產分不開的。許多文章比較深入地探討了這方面的問題。劉知漸的《論杜甫成為「詩聖」的內因和外因》、王友懷的《論杜甫對樂府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張志岳的《略論杜甫對魏晉南北朝詩歌的繼承和發展》、張明非的《杜甫與六朝文學》、徐有富的《杜甫學習陶詩風格問題》、陶道恕的《「庾信文章老更成」——杜甫學習庾信藝術經驗淺談》、日本加藤安國的《論杜甫的創作與庾信的關係》、吳明賢的《論杜甫與陳子昂》等文章，從不同的方面論述了杜甫對遺產廣學博取、轉益多師的學習態度和前代作家作品對杜甫創作的影響。 對杜詩的語言藝術，一些文章提出了很好的見解。劉地生在《杜詩韻字在形成風格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中認為，杜甫慣用入聲韻，慣用i母音造成韻母， 或用閉塞音P、t、k收尾入韻，這些韻字的發音特點與作品的思想因素一道參與作用， 構成了杜詩沉鬱頓挫的整體風格。呂福田在《試論杜詩中對動詞模糊性的運用》中認為，杜詩含蓄蘊藉的意境往往是藉助於彈性較大的語言，即語言的模糊性實現的。如杜詩寫水常用的「動」，寫鳥常用的「度」和「過」，就是一些隸屬度較寬的動詞，構成了模糊含蓄的意境。 四、杜詩分期、分類、分體研究 在分期研究方面，許多同志分別對杜甫的早期詩歌（指安史亂前）、秦隴詩、夔州詩、荊湘詩等，進行了專門的探討。成都杜甫研究學會還於1984年4 月專門召開了「杜甫夔州詩學術討論會」，《草堂》雜誌還出了「杜甫夔州詩專輯」，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在分類研究方面，許多同志對杜甫的詠物詩、山水詩、紀行詩、詠馬詩、題畫詩、戲題詩等分別進行了研究，探討了各類詩的不同特色。 在分體研究方面，專論杜詩古體的，有金啟華的《論杜甫的七古》、西魯的《淺談杜詩七古押韻藝術》、王錫臣的《論杜甫七言歌行的特點》等。杜甫律詩，除少數文章專論五律和五排外，絕大多數是論七律的。加拿大籍華裔學者葉嘉瑩的《杜甫七律詩演進的幾個階段》，將杜甫七律的演進分為天寶之亂以前、收京以後重返長安時期、定居成都草堂時期、去蜀入夔以後時期這四個階段。作者特別對第四階段杜甫七律的正格與變體，作了精細入微的闡釋，認為：「杜甫此一階段之七律，對格律的運用，已經達到完全從心所欲的化境，不過，一種從心所欲是表現於格律之內的騰擲跳躍，另一種從心所欲則是表現於格律之外的橫放傑出而已。」對杜甫的絕句，向來毀譽參半。李誼等的《關於杜詩絕句的評價問題》，一一批駁了前人對杜詩絕句的誤解，認為「杜詩絕句在唐人絕句中是獨樹一幟，別具一格，光彩照人的。且為後世絕句詩的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唐異明的《別開異徑的杜甫七絕》，認為杜甫七絕「別開異徑」的地方主要表現在兩類作品上：「一類是接近民歌，以寫景詠懷為主，看去象是隨意吟成的絕句；另一類是以作古風之法作絕句，以敘事議論為主，採取組詩的形式。」而陳邦炎的《試論杜甫絕句的得失》，則認為杜甫對絕句的創新，有得有失。從藝術性強的絕句所佔比例看，似乎失大於得。「但從文學史角度、從絕句發展演進的角度看，具有特別重要意義。」 對杜甫的文賦創作，向來很少注意。劉開揚首先在1981年《草堂》創刊號上發表了《杜文窺管》，繼而又發表了《杜文窺管續篇》，對杜甫存世的所有文章進行了梳理評介。許總的《杜甫「以詩為文」論》，則著重論述了杜甫文賦創作中「以詩為文」的特點：一是遵循形象思維的規律，運用比興的表現方式，創造、開拓和深化意境；二是以深醇的詩情融入文賦之中。 五、杜詩版本研究 這方面的文章有三十多篇。內容包括宋、元、明、清四代的杜詩刊本、抄本、稿本、批本，其中有對名家名本的研究，也有對一些罕見版本的評介。楊銘慶的《南宋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評介》，對這一海內孤本的內容、版式、價值作了詳細的介紹。雷履平的《趙次公的杜詩注》和《記成都杜甫草堂所藏趙次公杜詩注殘帙》，前文對趙次公其人其書作了考證，並分析了趙注在箋釋字句、匡謬正俗等方面的優缺點；後文確信草堂所藏趙注抄本決非贗品，而很可能是趙次公注杜詩的初稿。鄧紹基的《關於錢箋吳若本杜集》，認為錢謙益注杜詩時所用的底本，為南宋初年吳若本無疑。王學泰的《評杜甫詩集的〈黃氏補註〉》，指出《黃氏補註》的特點在征史編年，而且能提出編年的根據。俞潤泉的《關於〈重雕老杜詩史押韻〉》，對這一元刊海內孤本作了評介。佛雛、李坦的《〈杜詩言志〉點校本前言》，認為這一新發現的稿本大約寫定於康熙年間，作者為一泰州佚名文人。周采泉《〈杜詩言志〉的評價和作者的探索》，則「傾向於該書為陳遠新作」。對南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詩箋》、明正德本《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殘本）、明嘉靖本《集千家注批點補遺杜工部詩集》、金聖嘆《杜詩解》、《傅青主批杜詩》、康熙本《苦竹軒杜詩評律》、《錢注杜詩》、《杜詩詳註》、吳見思《杜詩論文》等，都有專文評介論析。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成都杜甫紀念館所編《館藏杜集目錄》，自1981至1984年，在《草堂》雜誌連載七期，對館藏古今中外的眾多杜集版本逐一作了介紹，為杜甫研究提供了極大方便。還應提及的，是陳尚君的《杜詩早期流傳考》，作者對王洙《杜工部集記》所載的九種杜詩版本，逐一加以考證，並對北宋之前以各種形式流布世間的杜詩作了探討，認為樊晃《杜工部小集序》所載的「杜甫文集六十卷」，是杜甫生前整理成帙，死後由其子結集傳世的。許多意見頗有參考價值。 六、杜甫行蹤遺迹考辨 這方面的文章約有五、六十篇。諸如杜甫在山東、中州、長安、延安、羌村、鳳翔、靈武、秦州、同谷、成都草堂、川北各地、夔州、湖北、湖南等地的行蹤遺迹，都有專文進行考辨。王帆《土婁庄及陸渾庄考》，認為土婁庄在洛陽東偃師縣首陽山下，而陸渾庄則在洛陽南陸渾縣陸渾山下，糾正了前人誤為一地的說法。張忠綱《杜甫在山東行蹤遺迹考辨》，認為杜詩《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中的「石門」，在今山東曲阜縣東北的石門山，糾正了黃鶴、錢謙益、邵寶、仇兆鰲等人的說法。陳貽ｘīｎ＠⑶《杜甫秦州行止探》，對杜甫在秦州的前後行蹤爬梳清理，認為「很難斷定杜甫曾在東柯山麓西枝村居住過。」林家英等人的《評跡辨蹤學杜詩——杜甫由秦州赴同谷紀行詩實地考察散記》，對杜詩中的赤谷、鐵堂峽、鹽井、青陽峽、積草嶺、泥功山等地名進行了研究，認為「赤谷在今天水市西南七里處，赤峪河流經的暖河灣一帶」。關於杜甫寓夔故居，一說有西閣、＠⑷西和東屯三處；一說除前三處外，還有白帝和赤甲等處。袁仁林的《杜甫寓夔故居考》，通過實地考察，認為「白帝就是西閣」，「赤甲就是＠⑷西，赤甲和＠⑷西都是今奉節的別稱。」 近年來，還出現了杜甫墓研究熱，發表文章有六七篇。丘菊賢《杜甫墓地淺說》主偃師說，傅永魁《關於鞏縣杜甫墓問題》主鞏縣說，毛炳漢《杜甫卒地在平江》、張中一《鞏縣與偃師杜甫墓辨析》均主平江說，熊治祁《杜甫之死及平江墓》，則論證平江杜墓純系偽托。這場杜墓官司，迄今尚無定論。順便談到關於杜甫的死因，近年來也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有的認為死於腐肉中毒，有的認為死於醉飽後的急性胰腺炎，有的認為死於心肌梗塞，有的認為死於中風，還有的認為死於因肺疾感染所引起的糖尿病合併症。 七、杜詩賞析、詞語訓釋 這一時期，有關杜詩賞析的文章約佔全部論文的三分之一。這類文章多是為了配合中學語文教學而寫，其中有的文章雖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見解，但總的看來，內容上大同小異。蕭滌非的《談杜甫的〈垂老別〉》，既分析作品的思想成就，又研究作品的藝術特色；既有對詩中具體問題的考證，又有對詩中人物形象問題的探討。對待有爭議的問題，態度鮮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最後還提出了一個「從未有人觸及」的問題——這首詩寫於乾元二年三月三日鄴城潰敗之後，時在「春暮」，為什麼詩中卻有「歲暮衣裳單」的話呢？這個問題與作者所提出的答案，也很值得大家思考研究。一篇賞析文章，有分析，有鑒賞，有考證，有評述，寫得跌宕起伏，很見功力，堪稱這類文章的上乘之作。程千帆的《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杜甫〈飲中八仙歌〉札記》、王仲鏞的《在夔州精心結撰的一組史詩——杜甫〈洞房〉八首淺說》、傅子玖的《畢象盡理，溶情會意——杜甫五言詠物詩的鑒賞》，也是寫得很好的。對於具體作品的爭論，如《洗兵馬》系年問題，徐樹儀和廖仲安先後各發表了兩篇爭鳴文章，徐主乾元元年春說，廖主乾元二年春說，各有所據，均可成說。 關於杜詩詞語的訓釋、考證，文章也相當多，如鄧紹基近年來在國內許多刊物上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杜詩別解」的文章，不乏新見，頗有影響。這方面的例證太多，恕不一一列舉了。【外字】字型檔未存字注釋： ＠⑴原字為王右加官字 ＠⑵原字為江左半部右加徵字右半部 ＠⑶原字為火右加欣 ＠⑷原字為江左半部右加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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