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諾獎得主塞勒的學生:他一度被認為是「庸碌者」|塞勒|理查德|諾獎得主

  理查德·塞勒:從差點輟學到諾獎得主

  理查德·塞勒獲得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關注行為經濟學;其弟子稱他希望將學術成就用於普通人投資

  【名詞解釋】

  行為經濟學作為一種實用的經濟學,是金融學、心理學、行為學、社會學等學科相交叉的邊緣學科。意在通過行為分析理論、經濟學、心理學、經濟規律的結合,將身份、社會地位、人格、情緒、個性等因素引入經濟分析之中。

  諾貝爾官網資料中舉的一個例子是,某位消費者發現她想買的手錶在另一家商店便宜100瑞士克朗。如果這隻手錶售價1000克朗,她會選擇去價錢便宜的商店購買;如果手錶售價10000克朗則不會,即使同樣能省下100克朗。行為經濟學對此給出的解釋是,消費者更關注省下的錢在總花銷中的佔比,而非實際省下的錢。

  【生平】

  ●1945年,塞勒出生於美國新澤西州。

  ●1967年,塞勒畢業於凱斯西儲大學。

  ●1970年,塞勒獲得羅徹斯特大學碩士學位,1974年獲得該校博士學位。

  ●1974年—1995年間,塞勒任教於羅徹斯特大學和康奈爾大學。

  ●1995年,加入芝加哥大學,現擔任芝加哥大學決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行為金融項目的共同負責人

  瑞典皇家科學院北京時間10月9日宣布,將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以表彰他在行為經濟學領域做出的貢獻。

  理查德·塞勒於1945年9月12日出生於新澤西州東奧蘭治,他是行為經濟學的最知名的理論家之一,曾獲得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1995年開始在芝加哥大學任教,主要研究領域是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與決策心理學。塞勒還曾客串出演獲得2016年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的電影《大空頭》。

  將獨得735萬元獎金

  從2017年開始,諾貝爾經濟學的獎金由原來的800萬瑞典克朗(約619萬元人民幣)上升為900萬瑞典克朗(約735萬元人民幣),塞勒成為獎金提升後的第一位經濟學獎得主。

  諾貝爾官網提供的信息顯示,塞勒將心理學洞察融入經濟分析的嘗試最早見於1980年。他在此後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持續記錄和分析了人類心理的三方面特性——有限理性、社會偏好和缺乏自控是如何影響經濟決策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當天發表聲明說,塞勒將心理學上的現實假設融入了對經濟學決策的分析中,通過探索有限理性、社會偏好和缺乏自控所導致的後果,他的研究展示了以上人類特性是如何對個人決策和市場結果造成系統性影響的。

  聲明表示,理查德·塞勒的成就將經濟學和心理學兩個領域中對個人決策的分析聯結起來,他的基於經驗的發現和理論洞察力在開拓行為金融學這一嶄新而快速發展的領域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同時行為金融學對多方面的經濟學研究和政策有著重要影響。

  諾獎評委會評論稱,塞勒的研究奠定了行為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並為經濟學家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分析和實驗工具以理解、預測人類行為。塞勒的發現吸引了大量研究者,他們的共同努力讓行為經濟學成為了當代經濟學研究中的主流領域之一。

  芝加哥大學「貢獻」三成經濟學諾獎得主

  芝加哥大學官網信息顯示,塞勒是芝加哥大學決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行為金融項目的共同負責人,另一負責人為美國經濟學家,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席勒。

  據統計,從1969年第一屆諾貝爾獎開始算起,歷史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的79位得主中,有29人來自芝加哥大學,所佔比例達到37%,超過其他任何一個機構。

  著作方面,塞勒是2008年暢銷書《助推》(Nudge)的共同作者。這本書嘗試運用行為金融學的原理解決社會重大問題。他的其他著作包括2015年出版的《「錯誤」的行為》,這兩本作品均已有中文版面世。此外,塞勒還在《美國經濟評論》、《政治經濟學雜誌》等多本著名刊物上發表過大量文章。

  對話

  塞勒的學生:塞勒一度被認為是「庸碌者」

  昨晚,新京報記者採訪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學副教授余方,他於2000年開始在芝加哥大學師從塞勒攻讀金融學博士。

  余方表示,塞勒是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者,他最希望自己的學術成就能夠應用在普通人的日常決策方面,比如個人投資和退休金管理。

  新京報:塞勒獲得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作為他的學生,你的心情如何?

  余方:為他感到高興。他是一個非常坎坷的經濟學家。上世紀70年代,他在羅徹斯特大學就讀哲學博士期間,他的導師一度認為他是一個庸庸碌碌的學生,天性也比較疏懶,論文也沒法發表,差點輟學,剛畢業時也找不到工作。不過,最後他去了該校商學院找到了一份講師的工作,從此踏上了學術研究之路。

  新京報:你何時選擇他做導師的呢?

  余方:2000年秋季入學,我就選塞勒成為導師。

  新京報:師從塞勒這麼多年,你對他的學術風格如何評價?

  余方:總結來說,他的學術研究有點「非主流」,總跟別人做的研究不太一樣。

  新京報:為什麼?

  余方:2000年以前,主流的金融研究是市場有效理論,尤金·法瑪曾於1970年提出有效市場假說,該理論認為,只要市場充分競爭,金融資產價格就是有效的。但在塞勒看來,市場定價有很多問題,比如,人有很多偏見,這對於經濟學研究有很大影響。他對於經濟和金融的研究是挑戰者狀態。

  塞勒剛剛「出道」的時候,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還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概念,甚至還沒有行為金融學這個詞。但是,過去三十多年來。他一直在推進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的概念,並逐步產生影響力,同時,他是行為經濟學的創始人。

  新京報:這促使了你選擇他作為博士生導師?

  余方:我覺得他很有意思。因為我個人也對「市場是有效的」並不完全認同,塞勒的研究也挑戰這一理論。

  新京報:你認為行為經濟學與行為金融學是什麼關係?

  余方:行為金融學是行為經濟學裡面的一個主要的應用,2013年的羅伯特·席勒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其主要研究貢獻就在金融市場、行為經濟學領域。而今年塞勒獲獎也主要是他對於行為經濟學的貢獻。

  新京報:你認為他最希望自己的學術理論成就能夠應用在哪些方面?

  余方:普通人的日常決策,比如個人投資和退休金管理。

  新京報:你畢業後是否仍與塞勒進行研究?

  余方:今年夏天我和他做一個關於瑞典退休金體系改革項目。今年瑞典被爆出幾個關於養老金體系的醜聞,所以,瑞典政府正在考慮怎麼改革退休金體系的結構,他們把20年來700多萬人的交易記錄給了我們,我們的任務是做分析,並給出改革建議。這或許對他的獲獎也產生了微妙的影響。

  解讀

  塞勒分析了「為何有人股票大跌仍不肯割肉」

  對於理查德·塞勒的獲獎,北京大學市場與網路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永偉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來形容。「說情理之中,是因為他在行為經濟學領域的貢獻確實非常突出,夠諾獎的分量。說意料之外,是因為他的很多重要工作都是和丹尼爾·卡勒曼一起完成的,而卡勒曼已經在2002年得過了諾獎,所以我先前認為再給塞勒的可能性不會太大。沒想到,今年諾獎委員會還是垂青了塞勒,並且還是獨得,這點確實令我有些意外。」

  陳永偉說,相對於很多學院派的經濟學家,塞勒對於政策的關注更多,更致力於用理論去影響和改變政策。

  在1980年的論文《論消費者選擇的實證理論》中,塞勒首次提出了「稟賦效應」的概念,就是指當個人一旦擁有某項物品,其對該物品價值的評價要比沒有擁有它之前大大增加。陳永偉表示,它直接挑戰了著名的「科斯定理」。根據科斯定理,當交易成本為零的時候,初始產權的劃分並不會影響物品的最終配置狀態,因為人們可以通過交換來讓物品配置到對其評價最高的那個人手裡。但是如果「稟賦效應」是存在的,那麼初始產權的配置就很關鍵了。

  此外「心理賬戶」的思想也出現於塞勒的《論消費者選擇的實證理論》。在1985年的論文《心理賬戶和消費者選擇》中,他又對其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

  「所謂心理賬戶,指的是我們在思考一些問題時,並不會去進行統一的成本收益核算,而會在心裡構建很多個分門別類的賬戶,分頭進行計算。比如,我們可能擁有十隻不同的股票,按照經典的經濟學理論,我們關注的應該是這十隻股票所構成的這個組合的整體漲跌。但在現實中,我們除了關注整體的漲跌外,還會關心每隻股票的漲跌狀況。當某些股票跌得很慘時,我們也不肯「割肉」,把資金放到業績更好的股票上,而寧願繼續持有它,等著回本。」陳永偉說。

  放大鏡

  諾貝爾經濟學獎與中國:十年4獲獎者關注樓市

  北京時間10月9日,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出,來自美國的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獲得這一殊榮。

  儘管目前為止,中國乃至亞洲的經濟學家尚無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的經歷,但這絲毫不妨礙諾貝爾經濟學獎引發國人的熱議。

  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哪些層面影響著中國?諾獎得主如何看待中國的經濟?獲獎的理論在中國究竟在哪些層面得到了應用?

  從2007年開始,共有21名經濟學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些獲獎者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談起中國經濟,其中,樓市、消費、創新和全球化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最關心的中國經濟話題。此外,2016年的獲獎者奧利弗·哈特更是在20多年前參與到中國經濟改革的探索中。

  十年4位獲獎者談及中國樓市

  新京報記者梳理髮現,從2007年至2017年,共有21名經濟學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其中不少獲獎者都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印象深刻。其中,樓市、消費、創新和全球化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最關心的中國經濟話題。

  在過去十年間,樓市是中國最受關注的熱點之一,關於中國房地產是否存在泡沫的爭議長久沒有定論。中國的樓市同樣吸引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的關注。至少有四位諾獎得主對此作出評論。

  2007年諾獎得主羅傑·梅爾森和2013年諾獎得主羅伯特·席勒都提出過中國房地產存在泡沫,席勒多次談及,中國房地產下跌風險較大。2015年諾獎得主安格斯·迪頓曾詼諧地表示「我們知道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是一個丈母娘市場」;而2013年諾獎另一得主拉爾斯·彼得·漢森則直言中國的房地產情況非常複雜,自己也很難讀懂其中的奧秘。

  伴隨著中國產業的升級,以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雙創」計劃的提出,「創新」成為過去十年間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到中國時的另一個高頻詞。有三位獲獎者在談到中國經濟問題時提到了創新和研發投入。

  「在這一時代,要看哪個國家會成功,哪個會失敗,看誰在做研發就知道了。」2010年諾獎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曾表示。他肯定了中國於2015年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綱領,認為從長期來看,中國加大研發投入將有助於增強競爭力。2011年諾獎獲獎者托馬斯·薩金特曾表示「中國在創新方面所做的工作將會對整個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

  除了對中國的創新表示肯定之外,2014年諾獎獲獎者讓·梯若爾則建議,中國要想在全球有更大的影響不僅需要科技創新還需要思維創新,「有時候很小的改變就會對市場產生顛覆性的影響」。

  此外,全球化和消費轉型也是諾獎獲獎者關心的話題,2015年諾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就在去年的中國行中表示,「中國已經進入了家庭消費時代,提高消費率有助中國經濟發展」。2010年諾獎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表示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在全球化過程中很重要。

  去年獲獎者哈特曾參加京倫會議

  自上世紀末起,就有獲獎者參與到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探索中。

  2016年諾獎得主奧利弗·哈特曾在1994年赴華參加了著名的京倫會議,講解了自己與菲利普·阿吉翁、約翰·穆爾共同提出的對現行破產程序進行改革的建議,即所謂「阿吉翁-哈特-穆爾破產程序」關於破產改革的研究。京倫會議後來被中國經濟學家錢穎一視作經濟政策研究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三個案例之一。

  「哈特的現代企業理論,如激勵合約,不完全契約理論,對我們當前的國企改革有很大的影響。」北京大學市場與網路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永偉分析,根據哈特產權理論,在一個企業里誰擁有資產、誰擁有的資產多,就更有話語權,就能擁有「剩餘控制權」,或者更確切地說,能更無爭議地擁有「剩餘控制權」。因此,從哈特的產權理論看,企業就是一種(非人力)物質資產的組合。正是用物質資產作為黏合劑,將人聚合到一起,才產生了大家看到的企業。

  更多的諾獎得主往來於中國學界。包括讓·梯若爾、戴爾·莫滕森、埃里克·馬斯金和奧利弗·威廉姆森等先後來到中國的大學,進行學術講座,同時也嘗試與中國高校開展諸多學術方面的合作。

  另外一個有趣的數據是,過去十年間的21位諾獎得主中,共有兩位「中國女婿」,分別是2010年諾獎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以及2013年諾獎得主拉爾斯·彼得·漢森。

  B04—B05版采寫/新京報記者朱玥怡金彧任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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