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托克維爾到中國*

耶子按：這是許知遠為重版的《極權的誘惑》所增加的一篇文章。如作者所言：【它是對新領導人當政一年半來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它確認了我的悲觀情緒，它正如托克維爾對一個長期專制社會的心理描述——與其說人們熱愛自由，不如說他們痛恨主子。】

言下之意長期生活在專制極權社會的人之心理要能夠建立對真正的"自由」精神的理解以及踐行是非常難的。這也由此文最後一段給予了進一步的說明：【而當人們為變革爭執不休時，也必須意識到所有變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尋求個人的豐富性和崇高性、獨立意識與自由精神。每當個人喪失主體性，被視為某種工具時，即使用這種工具來追求的是自由與民主，它帶來的也不過是新的悲劇。】

托克維爾當時看到的是中國皇朝的獨裁專制，卻無緣看到之後獨裁東方專制何以會演變為人類歷史上獨特的一個政治歷史階段，即：極權主義獨一無二的意識形態催生的政權政治形態，以及這種極權主義政權政治形態造就的一個完全去人性化的社會所產生的反人類意識形態下的千奇百怪。

最近的例子就是關於「楊絳」一生是非的爭議，顯示的依然是極權意識形態思想資源的黃金市場，即：以共產主義的大公無私對個人私利的道德審判，以共產主義信念式英雄楷模標準對獨善其身平常人價值觀的所謂匹夫有責的道義審判，還有去人性化的抹殺個體多樣性維度的人權選擇給予價值觀強制性逼迫認知等等……使用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符號，還有大而無當的「正能量」的自我感覺這一系列……其實歸根結底依據的依然是我們的經驗生活範疇（就是極權政治社會（監獄））賦予或主宰我們主體意識的極權意識形態的那一切。身處極權政治社會大環境而又無法脫離極權生存境況的人，最好先清晰地知道和懂得自己是在什麼樣的生存環境下求生命的氣息和活出自己，怎麼樣在生活中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後再考慮議論他人或同胞。所以讓人感到荒誕不經其典型的就是羽談飛關於楊絳是非闡述的兩篇文章，我將會另外辟文而單獨批判之。

許知遠：托克維爾到中國

托克維爾如果能活到現在，必定感到某種欣慰。生前，他感到個人氣質與時代精神間的根本性衝突，他迷戀那些「重大的事物與崇高的情感」，而他生活的時代盛行庸俗的功利主義，人人沉浸於狹隘的私利。他還始終被強烈的焦慮折磨，這焦慮既與這些挫敗相關，更是現代人的普遍困境——上帝已死，他們靠什麼賦予生活以穩定的意義。

離他去世已一個半世紀，他的同代人大多被歷史遺忘，他反而歷久彌新。美國人承認，他在30歲時寫的《論美國的民主》仍是了解這個國家的最佳指南；他預言俄國與美國是未來世界的主宰，它們果然左右了20世紀；他說民主浪潮將不可避免地席捲世界，如今連阿拉伯世界都在響應這股浪潮。在19世紀諸多的預言家一個接一個被扔進歷史的垃圾桶後，人們發現他的動見仍有啟發，他對民主弊端的憂慮，他對公共精神失落的哀嘆，彷彿是針對這個時代而設。

或許讓他真正吃驚的是，他在中國人中也流行起來。在一些關心國事的圈子裡，甚至一些最高層權力決策者中，他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激起了熱烈探討。人們被這位死去多年的法國人的穿透力深深吸引，他對於大革命前法國社會的片段描述，像是穿越了時空，直接抵達此刻的中國，比如政權與社會的關係：「當人們讀到18世紀大臣和總督們的來往信函時，就會十分驚異地看到一個怪現象，臣民百依百順，這個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專制特徵，但當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輕微的批評也會使它惶惶不安，簡直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他對於長期缺乏政治自由的社會心理所進行的分析：「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真正）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們所憎恨的是依附性本身。」

他在歷史發展中發現的悖論則引人遐想。他說，革命不是在人民所受苛政之害最深的地方爆發，而是在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出現。他還說，當專制者試圖變革時，它帶來的不是穩定，反而是動蕩的浪潮，加速埋葬舊制度。而當人們以為已經告別舊時代，卻發現他們創造的新現實不過是舊制度的延續。他的一生見證了這種悖論。在他出生的1805年，法國，甚至整個歐洲都陷入拿破崙狂熱，1789年的革命聲稱要推翻專制的國王，卻熱情地擁抱了一個更為強大的獨裁者，恰如他所說，「激動不已地親吻枷鎖」。在他去世的1859年，法國則經過了幾次革命和復辟，虛驕的拿破崙三世執掌權力，而整個法國社會則被物質俘虜了，「股票的上漲與工業的成功」是唯一主題。政治理想徹底讓位於現實利益。他試圖通過《舊制度與大革命》來探討這一切變化的原因，對他來說，大革命並非在1789年結束，它的浪潮一直貫穿了他的一生，是一場長波段革命。

托克維爾從未對中國真正產生興趣。19世紀後，歐洲對中國的甜蜜想像情緒已然過去，中國反而變成了黑暗的形象，是一個停滯的帝國，被歷史的新浪潮拋棄。在《論美國的民主》中，他把中國政體視作高度中央集權的制度，它用一套官僚系統來管理遼闊疆域，並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日常行為。他相信這種機制會吞噬社會的創造力與能量，它帶來的一個「平靜卻不幸福，勤勞卻沒有進步，穩定卻沒有力量，有物質觀念卻沒有公共道德」的狀態。聽到鴉片戰爭的消息時，他感到興奮，因為「歐洲的活躍和中國的停滯交鋒了」。

但中國並未停滯。在與歐洲人交鋒後，它經歷了無窮的革命與動蕩，並在1949年後達到高潮。在很多方面，它是法國式革命在東方的回應。它們都發生在富裕、政治完備的農業國家，它們的舊制度都是官僚獨裁製，而革命的結果都是一個更為中央集權、官僚制、並將大眾結為一體的民族國家。

倘若托克維爾此刻來到中國，他會為當初的忽略而意外：北京、上海隨時在崛起的高樓；聯結廣袤土地的鐵路與公路網；東南沿海無數夜以繼日的工廠……中國不僅不是停滯的，而且被視為歷史的新動力。人們驚嘆於中國制度將政治專制和經濟增長如此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它似乎完全置身於托克維爾所預言的民主浪潮之外，既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理論框架，早已容納不下它的成長。中國正在創造一種全新的體系嗎？美國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完美地表達了這種情緒：「如果像今天的中國這樣被一群理性開明的人領導，一黨制也很有優勢，可以執行那些政治上困難，卻至關重要的政策。」

但同時，他也會吃驚於自己的預見性。它會看到在這繁榮中，庸俗的市儈精神在蔓延，公共精神與道德普遍性衰敗。在城市裡和鄉村中，沒有供人們進行公共生活、展開辯論的空間。相反，一切與感官享樂有關的設施，隨處可見。他是多麼清楚，這種腐化式的縱樂，是一個社會閉塞的標誌。他也會看到整個社會被焦慮左右，每個人都生活在與他人的無窮比較中。當年，他在美國人身上發現的這種因身份不平等而帶來的焦慮，在此刻的中國加倍呈現出來，這個社會似乎將兩者矛盾特徵結合到一起——它充滿特權與等級，但又有無窮的流動性，人人都覺得自己有可能進入其中，它帶來了普遍性的心理失衡，人類歷史上很少有這樣的時期，慾望被如此加倍地激發出來。

而這很大程度上緣於中央集權的過分強大，它似乎摧毀了人們的精神獨立性。青年人想進入官僚機構，商人們忙於與政府締結關係，倘若他在地方城市旅行，一定會看到最豪華與龐大的建築一定是政府大樓，很多酷肖他見過的白宮。與18世紀的法國相似的是，這個政治權力也不知如何應對大眾的參與熱情。越來越多的群體變得更富有，卻缺少對應的表達機會和利益申訴渠道。一些經濟學家甚至不惜引用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作類比，來表達自己的憤恨，倘若他們代表著資產階級的憤怒，那麼下一步是什麼？倘若托克維爾學會用微博，一定也會感到某種似曾相識：一種越來越激烈的情緒開始主導人們，人民渴望變化，而且是立刻。但至於變化的目標與方向到底是什麼，人民卻並不真的關心。而且，人們的注意力完全被短暫的物質利益佔據了，以為所有的政治不過是利益的劃分，卻忘記了有某種道德精神與政治原則的存在。倘若沒有道德精神與政治原則，政治權利會迅速墮落。人們也習慣以群體的口吻來談論問題，而很少涉及個人的維度。

倘若說美俄支配了20世紀，21世紀可能是美國與中國的時代，托克維爾可能為中國的轉變提供新的啟發嗎？

托克維爾在法國不斷的革命與復辟中，看到了政治與社會變革的複雜性。它既是理性設計的結果，同時又需要基本的原則，更和富有遠見與道德的精英群體有關。他也確信，一個優良的政治社會不是法律創造出來的，而是情感、信仰、觀念以及心靈的習慣產物。任何國家都可能制定出優良的法律，編定出色的憲法，創造民主的形式，但只有當政治參與、自立、合作和講求道德的習慣深入公民的日常思考和行動時，自由才會繁榮。而我們面臨的現實是，經過這麼多次革命，中國的各種社會組織都被摧毀殆盡，它們的重生壓力重重。

倘若我們都感到了變化的迫切性，而且意識到不可控的變革浪潮的吞噬性，那麼首要挑戰就是如何讓這些社會組織再度生長起來，它們像是沙地中的植被，是防止塵暴的最佳方式。而當人們為變革爭執不休時，也必須意識到所有變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尋求個人的豐富性和崇高性、獨立意識與自由精神。每當個人喪失主體性，被視為某種工具時，即使用這種工具來追求自由與民主，它帶來的也不過是新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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